陈子明：从九一三到四五：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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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三到四五：回顾与展望

陈子明

我曾经说过，现在中国的形势，有点像1971年“九一三”以后，但是还没有到1976年“四五”前夕。本文拟通过回顾从九一三到四五这段历史，对于上述的比喻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从思想的层面来说，现在类似于九一三以后；从政治的层面来说，现在还没有达到四五前夕。

（一）

按照“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由周扬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后来被官方接受）的说法，这个运动是以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国思想界的“非毛化”，要远早于真理标准讨论。对于民主墙人士如胡平、魏京生、笔者等人来说，思想的根本性转折发生在九一三前后；对于理论务虚会派来说，从王若水、李洪林等人的回忆录可以看出，与毛泽东思想的决裂是在四五的时候。这次思想运动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民主墙时达到高峰，几个月后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开始进入低谷。

从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乱”——社会失序、武斗盛行、经济停滞、几千万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迫害，换来的结果只是打倒刘少奇，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宣告了文革的彻底失败。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我能够接触到的青年思想者中间，已经没有了现行体制和官方政策的辩护士，大家都在思考，如何从当前的社会困境中解脱出来。在当时的民间思想中，主要包括三个流派：极左派、“四个现代化”派、民主派。

一部分前红卫兵和造反派，经过“清理阶级队伍”、“挖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运动，已经在政治上被清洗或边缘化，但他们仍坚持自己在文革初期的“革命造反”理想。他们认同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造反有理、社会平等以及直接选举理念，认为“文革”已经变质，军人官僚集团已经复辟，毛泽东本人已经向前者妥协。杨曦光（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性文献。杨小凯写道：“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着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杨曦光本人在1968年就被康生亲自下令逮捕，但“杨曦光思想”又延续了一个时期。1974年批林批孔反走后门“三箭齐发”，残存的极左派颇受鼓舞，并在行动上给予响应；当毛泽东为走后门辩护，制止“三箭齐发”的时候，他们对毛泽东彻底绝望了。随后邓小平主持“整顿”，这部分人在政治上受到没顶之灾，到四五运动前夕，已经基本上听不到这一派的声音了。

更多的人（既包括前红卫兵也包括前“走资派”），经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对于中国农村的苦难状况有了深切感受，也知道了“大跃进—大饥荒”饿死上千万人的真相，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后，又对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以及周边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有所了解。到四五运动前夕，他们已经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城市化（城市青年到农村落户）反工业化（亦工亦农的五七道路）反知识化（知识越多越愚蠢）的毛泽东晚年思想，而集结在“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下。当时，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尚未引进中国，“四个现代化”派的理论家，主要还是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张春桥指为“唯生产力论”）中寻找思想资源。这一流派成为四五运动的主要思想背景。天安门广场上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宣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紧接着又写道：“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他们是彻底否定文革即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但还没有明确的改革愿景。

我在1989年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记者采访时曾说：“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是这次（四五）运动的先锋，是七零年特别是林彪倒台以后在青年工人、知识青年这样的青年运动中，不断茁壮起来的，要求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社会思潮的体现。……这个百分之十的人，由于未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文化训练，他们的眼界也不够开阔，故其主导思想跟现在也不一样。他还没有跟西方的主流文明接上口，只是在边缘上，像包括卢梭的契约论或吉拉斯的新阶级思想，跟现在所说的西方主流文明有分别。”但“确实是追求新思想，不是还原论。”在从九一三到四五期间，民主派中既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萌芽，也有自由民主主义的萌芽，两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虽然相对于“四个现代化”派来说，民主派的人士尚少，思想也还稚嫩，但他们在四五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两年后，他们就成为民主墙与民刊运动的主力。如果不是有七八年时间的潜伏、传播和四五运动的催化，是不可能突然爆发一场蔚为壮观的公民权利运动的。魏京生在这个运动中提出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表明民主派的思想既有与“四个现代化”派吻合的一方面，又有超越于后者的一方面。

“四个现代化”派与民主派的联盟一直延续到1978年。叶剑英在1978年12月说过一句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是二者联盟关系的顶点。“四个现代化”派掌权后，镇压了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压制了党内理论务虚会派（周扬、王若水、李洪林、苏绍智等），废黜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个具有改革意识的一把手，经过六四屠杀、九二南巡，逐渐定型为阉割了现代性的现代化，或者叫作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长期奉行邓小平的“不争论”，这种官方理论已经完全丧失了理论活力，也不再具有群众基础。三十年一个轮回，昔日属于“非毛化”阵营的民间思想，现在成为庙堂上的“邓三科”，我把它定性为“专政右派”的御用理论；新的在野派是毛派（专政左派）、社会民主派（宪政左派）、自由民主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主要依靠金钱与暴力来维持政权，在理论上已经没有招架之力，现在真正具有思想竞争力、群众影响力的是在野三派。

毛派卷土重来，令许多人大跌眼镜。毛泽东说刘少奇、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是冤枉了他们。毛泽东与刘少奇决裂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的党内威望有凌驾于毛的苗头，而不是刘要搞资本主义。邓小平、王震这些人决心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在他们有机会深入访问西方发达国家之后。1979年王震访问英国时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事实上，后来他们搞的是共产党执政下的“原始资本主义”，而不是当代“西方那一套”。眼下，中国既有暴富的资本家，又有与之勾结的当权派，毛泽东昔日的话似乎是有一种先见之明，一部分底层群众皈依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不奇怪的。值得警惕的是专政右派的一个分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表面上吹捧毛泽东，实际上是投一部分群众所好，将其作为争夺最高权力的工具。我在《警惕“经典法西斯”》一文中指出：从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的历史教训来看，在野的法西斯运动都有其“形左”的一面，上台后才会彻底表现出“实右”的本质。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姿态“粉末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毛派阵营中正在进行内部的路线斗争。毛派理论家张宏良最近呼吁要抵制“左右合流”。他把宪政派称为“右派带路党”，把主张与前者联手集中力量打击“权贵资本主义”的毛派称为“左派带路党”。他说：“右派带路党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左派带路党则主张‘工人无祖国’；右派带路党主张‘实行多党制’，左派带路党则主张‘党外建党’；右派带路党主张‘实行私有制’，左派带路党则声称‘全民所有制是万恶之源’；右派带路党把爱国主义骂做是‘爱国贼’，左派带路党则把爱国主义骂做是‘散发着臭味的爱国主义破旗’；……右派带路党把毛派共产党人骂做是‘专制奴才’，左派带路党则同样把毛派共产党人骂做是‘专制帮凶’；右派带路党称赞左派带路党是‘清醒的左派’，左派带路党则赞扬右派带路党是‘革命的民主派’……总之，左右两派带路党已经如同兄弟般走到了一起，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完全一致，特别是在攻击乌有之乡和毛派共产党人的问题上，很难区分清楚双方之中哪一个更加疯狂。”在我看来，随着这场路线斗争愈演愈烈，毛派分裂，“左右合流”，是形成四五运动前夕那种“民众的大联合”的一个重要条件。

九一三以后，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潮就已经成为“地下的潜流”。在四五运动中，自由民主主义者没有亮出自己的理论旗帜，一方面是由于思想尚不成熟，一方面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为了结成最广泛的政治统一战线。在“北京之春”运动中，首次出现对于“人权”的呼唤，但是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反腐败，要民主”成为千百万群众的口号，可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运动的诉求还没有达到“普世价值”的层面。我们掌控的《经济学周报》，当时曾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提出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体制：“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但这种声音，在运动高潮中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甚至在我和王军涛获刑十三年的判决书中，也没有被列为罪状。

六四以后，自由民主主义在大陆媒体上重新“浮出水面”，应当归功于已经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朱学勤在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写道：“1997年春在北京见他时，他在为一本书作序，下决心说破顾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点，就是自由主义的突破。凡读过顾准者，都知道这一要穴所在，迫于形格势禁，却是众人心中皆有，笔下却无。……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李慎之指出：“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

我在悼念谢韬先生的文章中曾写道：“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人。”但是在“四五一代”思想者中，早在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的时候，王希哲、刘国凯等人就表现出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刘国凯流亡海外后还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在“一二九一代”的政治家中，胡耀邦在1980年代就曾指派理论界人士到北欧国家考察社会民主党，赵紫阳、安志文、杜润生、杜导正、宗凤鸣在1990年代就曾私下探讨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纲领路线”。赵紫阳在1993年对宗凤鸣说：“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比较实际的。……相反，第三国际的理论则是‘乌托邦’。”杜润生在1999年对宗凤鸣说：“在现今的世界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还是比较实际的。”2000年5月30日，安志文与赵紫阳谈话时说：“中国也应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党的自我更新，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赵紫阳对杜导正评价说：“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但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更值得看重。”

2007年，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先在网上披露，然后又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题在《炎黄春秋》的二月号上发表，引起社会的轰动。谢韬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民主派，首先都是宪政民主派。民主化与市场化这两个目标，他们在民主化上是没有分歧的，如果说有分歧，主要是在市场化的范围和强度方面。在当前，他们更关注的是二者的“共同底线”。有些人是从策略的角度，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空间更宽一些，更具有合法性。安志文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是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所谓‘均贫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国人民这些年来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直在反对资本主义，因此提资本主义化，在人们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对社会民主党就大不一样。”谢韬生前也向我表示过类似的意思。

三十年前，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作政治报告，秉承四五运动的思想遗产，提出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新时期总任务。现在的当权派已经完全抛弃了改革派的“路线纲领”，走进了只要富国强兵、不要现代性的现代化这条死胡同。过去的“德国模式”、“日本模式”、“苏联模式”碰了壁，今天的“中国模式”同样会在人类文明主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面对钱权交易、贪腐横行、两极分化、精神猥琐的社会现状，民间的不满和激愤正在积蓄，统治者的“软权力”丧失贻尽，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很像九一三以后的那个样子。区别在于，当年民间思想的主流是“四个现代化”，现在则是“宪政民主”、“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

（二）

九一三以后，已经抛弃了现行体制与毛泽东路线的思想者，准备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改变现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呢？大致上有两条路径：外部路径与内部路径。

外部路径就是重走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的老路——组织地下党，发动武装起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四五运动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中写道，为了打倒“秦皇的封建社会”，“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杨小凯坐牢期间，遇到了刘凤祥等一批因为组织“中国劳动党”而被执行死刑的政治犯。1977年经华国锋亲自批准，各地均枪杀了一批所谓地下“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内部路径就是争取成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走戈尔巴乔夫在体制内从上而下地瓦解苏共的道路。1975年，我在与友人通信交流思想时，表明自己有意充当中共肚子里的“孙悟空”，信件被公安机关截获，由此成为“反革命小集团”案犯。北京化工学院团委《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陈在插队期间与XX（内蒙锡盟师范学员）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

这两种路径都很艰巨和漫长，需要经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而后来事态的迅速发展则出乎人们的意料，历史的真正进程并不是上述的两种路径。我在1975年对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分析和态度是：毛泽东、江青是左派，周恩来是中派，邓小平是右派；我们哪一派都不是，哪一派都不支持；我们反对的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当时像我这样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人，还没有联合邓派、周派集中力量反对毛派的策略思想。然而，当我在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用扩音器带头呼喊口号的时候，第一个口号却是“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这说明形势比人强，政治运动自身会教育人们掌握统一战线的策略。

今天，当人们普遍对现状不满，强烈呼唤变革的时候，早年毛泽东式的“造反”和戈尔巴乔夫式的“政变”，再次成为政治的选项。由于有四五运动的历史经验，人们希望加快进程和减少牺牲，自然会把体制内外两种变革力量良性互动，里应外合，形成“历史的合力”，作为最佳选择。然而，最近的一二十年不同于毛泽东晚年时期，甚至也不同于1980年代，虽然有“北京帮”、“上海帮”、“团派”、“太子党”之类的朋党之争，却看不到明显的政治路线斗争。没有执政集团内部的路线斗争，就难以出现新的四五运动。

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期的执政集团，都是由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的。一种人是政治人（叫政治家带有褒义，叫政客带有贬义，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说法），另一种人是行政人（或者叫官僚）。在毛泽东时代，官僚绝对是一个坏词，在韦伯逐渐普及的今天，人们已经开始了解它的中性涵义。在多事之秋，通常是政治人当家，在平稳发展的时候，官僚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

在苏俄创建初期，苏共的领袖人物都是政治人，诸如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之类的。当斯大林取得独裁大权，而苏联早期计划经济成果与西方经济大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时候，斯大林模式基本成形，政治人不再具有容身之地，苏共领导集团成为官僚的乐园。毛泽东建政初期，本来是要全盘照搬斯大林模式的，但是这种“苏化”刚刚起步，斯大林就去世了，苏联人自己起来清算斯大林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进行体制的摸索和试验，都在与党内其他人进行路线斗争。他的两次改革尝试——“大跃进”和“文革”，结果都是失败的。他在临死的时候，对于未来很悲观，他心知肚明，历史将会像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自己。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政治人活跃的时期，在华国锋掌权的时候，人们呼唤邓小平出山，不是在呼唤一个安于现状的官僚，而是在期盼一个雷厉风行的变革者。但是到了邓小平南巡以后，尤其是中国入世以后，稳定成为官方的第一主题词。工程师掌权，在世界史上只有两个显例，一个是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就是中国的当下。

官僚执政，能够长久吗？应当说，日本东京大学出身的官僚掌权，比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罗帮”工程师掌权，要更为持久。在麦克阿瑟帮助日本奠定宪政民主制度，尤其是1955年体制形成后，政客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一种点缀和花瓶，实权掌握在官僚手中。但是，当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赶超”目标基本实现后，日本这艘航船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官僚的长处在于执行力，而不是选择方向和目标。选择方向和目标，也就是掌舵，这是政治家的使命。最近一、二十年，日本社会一直在呼唤政治家，日本民主党取代“一党独大”的自由民主党，就代表了这种新的潮流。日本在二战后的改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变革，因此昭和年代的日本人，得以坐享三四十年的改革红利。中国的邓小平改革，只是半截子改革，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的核心——“一党专政”。在这种体制下，连日本式的“赶超”任务都无法完成，更不用说“赶超”以后了。

拍马屁的文人把当下吹捧为“大唐盛世”、“康乾盛世”，但历史告诉我们，根本性的体制问题不解决，这种“盛世”不过是过眼云烟。下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因循守旧的官僚们能够解决的。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的改变，廉价劳动力逐渐枯竭，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拐点。钱权交易导致贪官、劣绅的大量涌现，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再度成为支配舆论的因素。已经获得自由民主的人民不肯重归专制政体治下，缺乏宪法爱国主义的多元一体国家受到民族主义的威胁，实现不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成为中华复兴的障碍。排斥人权、法治、宪政等“普世价值”，使中国当局与世界主流文明和国际秩序格格不入，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得不到长期稳定的保障，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思想控制、教育垄断、人才逆向淘汰，导致中国的学术凋敝与精神猥琐，无缘成为世界主要的知识与文化创新者。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比平成年代的日本要复杂得多。明眼人不难看到，中国当局再追加几千亿“维稳”费用、几百亿“外宣”费用，都无济于事。中国需要新一代的政治家。而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出现政治家和政治派系的迹象。但是，政治始终是有风险的，新政治家既可能是中国的林肯、罗斯福，也可能是中国的墨索里尼、希特勒。究竟是林、罗还是墨、希，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和志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意的走向。中国要复兴，这是过去一百多年不变的主题，是循序而进还是迎头赶上，是走英美路线还是德日路线、苏俄路线，是“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还是“中国模式”，则始终是一个问题。

未来的“四五运动”，需要有三个前提条件。首先，是出现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并不一定要达到饿死上千万人或者“全面内战”的程度，事实上，只要出现1980年代末期的通货膨胀和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停滞，现在的当局就会承受不了。其次，是出现普遍性的社会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要有大致相同的指向，不能像1920年代的德国，有些人指向凡尔赛体系，有些人指向共产国际，有些人指向犹太人，有些人指向垄断资本。第三，体制内出现与体制外相呼应的革新政治家集团。新“四五运动”依然是一种最理想的社会变革方式，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的社会变革方式。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迄今仍在半途。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令人不禁想起孙中山的一句老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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