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所知道的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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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锋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从1966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他就是小组成员，1967年1月又兼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然而，1967年8月30日，他就以所谓“乱军”即“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和王力一起被打倒了。关被打倒也牵涉到我，我所在的单位红旗杂志社以及有关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等也贴了我不少大字报，内容之一是：“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为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强烈要求揪出埋在江青同志身边的定时炸弹！”我当时任江青机要秘书。我把有关这些大字报的材料拿给江青看（我不能不拿给她看，也不敢不拿给她看），她看后郑重地说：“跟关锋在一起的不一定都是坏人，都是反革命！”江青这样说，表明对我还信任。不仅如此，不久，她还提议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

一点不错，我确实是关的学生。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哲史。现在谈谈我所知道的关锋。

“文革”前的关锋：开始引起毛的注意

关在“文革”中成为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他从1950年代起，在哲学界特别是中哲史界，就是有相当名气的人物。关锋原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共产党。1937年9月任中共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1950年调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兼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行政十级。1956年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借调北京，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思想动态组组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关调任《红旗》杂志编委，但他除了参加编委会议，给《红旗》写些文章，不做具体编务，专做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哲史研究。

关在1950年代开始发表著作，如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对主观主义》。196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更重要的著作：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30万字），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求学集》，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秋哲学论集》（关锋、林聿时合著），等等。从1950年代后期起，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三人以“撒仁兴”（即“三人行”）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名噪一时。

关的文章和观点深得毛泽东赏识。我听关说，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提出“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必须 “学习毛泽东思想”，受到毛赞扬，还有批语。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简称《毛泽东文稿》）第9册出版后，我告诉他：上面载有毛对他《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的批语。他说知道，又说，他更看重毛对他写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的批语，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文稿》没有收录。毛为什么喜欢关的这篇文章？我想原因不是别的，也许是中共八大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之后，关在这篇文章中又明确提出 “毛泽东思想”，指出哲学史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需要指出，中共八大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根据毛的多次要求和指示做的。1961年2月11日《光明日报》上关以何明的笔名发表《框框乎？指导原则乎？》。2月15日，毛批示：“好文章。”并致信陈伯达，全文如下（见《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陈伯达同志：

何明是谁？1957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可能指《光明日报》1957年8月10日发表的《批判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来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关锋五人一起同来。以上请你即办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晨


为了一篇文章，让作者坐飞机去谈，还要数位专家、秀才陪同，足见毛对关文章的偏爱。

毛批示何明（即关锋，毛此时尚不知何明即关锋）的《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为“好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文稿》的注释如下：该文说，“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事前先定出个主观主义的框框。带着框框下去，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只看到、听到自己所要看、所要听的情况，把事情看走了样子。虚心是非常要紧的；框框，是害人害事的。可是，指导原则和框框却是两回事”。文章联系中国哲学史上宋尹学派和荀子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总路线为指导，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不是框框。这是从实际抽出来而又经过实际证明了的真理，是‘望远镜’，是‘显微镜’，是解剖‘麻雀’的解剖刀。但话还得说回来，不要只是记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往客观事物头上硬套，那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说，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而是自己造的框框。”“框框乎？指导原则乎？要分清；不要带着框框而要带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去进行调查研究。”

毛从1957年起多次召见关——当然都是和召见别人一起，单独召见关我还没听说过，也可能没有；即使和别人一起被毛召见，在当时也是“殊荣”。我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11月21日，毛在杭州召见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胡绳、关锋，说是要提倡读马、恩、列的著作， 因此要选择出版几本书，每本书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参见胡绳回忆文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龚育之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毛叫几位秀才每人负责给一本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哲学笔记》等）写序言和注释。关领的任务是给《哲学笔记》写序言和注释。他回京后，我们组的人就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后来由于“文革”的开展，这项任务没有继续下去。

从上面几件事情看，毛对关是很欣赏和重视的。其主要和根本原因，我认为，就是关紧跟毛的思想和行动。如在“反右派”斗争中，关积极配合写了多篇文章（如上所说，有的文章还受到毛的称赞，甚至“想找他谈谈”），并辑成《边鼓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在毛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关立即写了《雷锋是怎样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客观地说，关那一时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贯彻和实践党内正统文化的知识分子。



请冯友兰作报告，还要请关锋作“消毒报告”



关锋在“文革”前和冯友兰先生的论战，是最值得注意和记载的事情。

冯在旧中国、新中国都是哲学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冯任北大哲学系教授。1956年11月中旬，人大哲学系为了活跃学生学习生活，也为了开展百家争鸣，请冯作学术报告。冯讲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他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的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冯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吴传启把冯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意见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关认为这个概括“符合冯意见的本质”，冯本人也认同这个说法。（参见《哲学研究》1958年第2、3、5期吴、关、冯的文章）

关写了很多批判冯“抽象继承法”（及其哲学观点）的文章，认为冯的“抽象继承法”是在古代哲学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近、相同或没有的好东西，“现成地拿来”，是哲学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等等。在私下，关还说过冯的“抽象继承法”名义上是找“好东西”，实际上是“捡破烂”。与之对立，关提出所谓“扬弃三法”：一是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特殊意义，继承其一般意义；二是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一重意义，继承其另一重意义；三是否定命题的整体意义，继承其某些个别要素。关文章中有不少牵强附会和扣帽子的东西，但总的说来，他还是提倡和注重说理的。据一位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说：“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期）

关和冯针锋相对，阵线分明。在当时，冯被视为资产阶级教授，关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各代表资产阶级一家和无产阶级一家。经常有这样的怪现象：哪个单位请冯作报告，还要请关再去作“消毒”报告——这是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的一种反映。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两家”，在关和冯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在关和冯的争鸣中，关处于主导方面，冯处于被批判地位。我举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当时有四个搞中国哲学史的人，一个名叫汤一介（时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现为著名哲学家），一个名叫孙长江（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哲史教师，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文章的重要作者之一，现为学界名人），一个名叫方克立（时为人大哲学系中哲史教师，现为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一个名叫庄卬（北大1955级哲学系学生，时为冯的研究生，仿佛不到30岁就去世了。现在健在的三人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四位以司马文的笔名写了不少批判冯和中哲史的文章，当时他们常来请教关锋，或切磋问题，有时我也在场。这个情况表明了关当时在中哲史界（以及哲学界）的影响。

冯“抽象继承法”的观点在理论上和科学上究竟如何？先不说这个观点正确不正确，根据科学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原则，冯提出这个文化遗产继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贡献。应该说，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

再说这个观点本身。我作为关锋的学生，完全接受了他的观点，在文章中也批判过冯的“抽象继承法”；经过多年思考，现在我感到，冯的观点要比关的观点正确（关所谓“扬弃三法”，就其正确方面的意义，冯的“抽象继承法”是内在地包含了的）。遗产继承是解决现代和古代的关系即联系问题，即今天和昨天以及前天、大前天……的关系和联系问题，很复杂，若没“抽象”（指科学抽象）如何联系？“新陈代谢”是自然过程，“推陈出新”是人类行为。

忠、孝、仁、义，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毛泽东也承认忠、孝、仁、义。他说：“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转引自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2013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资中筠同志在讲到冯的“抽象继承法”时说：“冯友兰先生的道德抽象继承……我特别拥护这一点。因为我想不出来传统和现代怎么样连接起来，我觉得冯先生概括得非常好……怎么样把传统的道德和新的时代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一个道德抽象继承。比如说过去是忠君，忠总是好的，背叛总是坏的，你现在忠于国家也好，忠于职守也好，这是一个品质，类似这样一些都可以添进去，我觉得这是造了一条道路。但是后来他被批判……这样一来我们什么传统都坏了，外面的也不要，传统的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人类文明是几千年也好，一百年也好，多少年的文明就断掉了……”（资中筠2012年1月8日在“理想国文化沙龙”会议上的发言）



“文革”初期的关锋



要谈关在“文革”中的情况，应知道“文革”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毛的说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批判开始”；一种是人们普遍和通常的说法：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为叙述方便，我就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谈起。

《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学界物议纷起。关锋接受《文汇报》驻京记者站负责人艾玲的采访，表示赞成和支持姚的文章；据说，艾玲也采访了戚本禹，戚也是这个态度。艾玲把关、戚对姚文的反应作为北京左派的意见报给江青。不久，江青在上海秘密召见关、戚，分别向他们交了姚批判《海瑞罢官》的底，要他们写文章支持姚文元。这次关去上海接受江青召见，是打着回山东老家看望父母的旗号去的；对此我们哲史组的人都不清楚。关回来后，立即开会动员我们组的人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批判吴晗的斗争。当然，当时我们（恐怕也包括关）并没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由此要引发一场中华民族的10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简称《大事记》）记载：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指戚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笔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是毛关于“文革”的一句极有深意的话。从彭真、田家英起，几多高级（以及中级、一般）干部，在“文革”中遭殃多与此话有关。

关锋十分敏锐，他听懂了毛的这句话。大概他是为这句话呐喊得最起劲的人。毛谈“要害问题是‘罢官’”后不到一个月，1966年1月18日关就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文章粗暴地指责： “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个期间，吴晗同志宣扬所谓‘海瑞’精神，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其意图究竟是什么呢？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姚文元同志对他的政治批评，说他的《海瑞罢官》写于1960年，跟‘单干风’无关。然而弄巧反拙，本想掩护耳朵，却露出了屁股。吴晗同志把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跟1959年8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联系了起来；这一下子泄露了‘天机’。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者自称海瑞，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社会主义；庐山会议之后，我们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歪曲海瑞上疏，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之后，又煞费苦心地花了一年的时间，歪曲历史写了《海瑞罢官》。吴晗同志自己说：历史和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而是为活人服务；怎么为活人服务？答曰：‘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是的，在庐山会议之前，吴晗同志着眼于海瑞的，是骂皇帝；其意图就是给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擂鼓助威，好比旧戏出‘大将’以前乐队奏的‘急急风’。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着眼于海瑞的，是‘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不灰溜溜的；很显然，这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气、鼓干劲，要他们‘失败了再干’，而且还盼望着‘海瑞’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哩！”

应该说，关这篇文章比姚的文章还高调，还“出彩”！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是它更符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

林杰（时任《红旗》杂志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党支部书记）积极和精心撰写批判吴晗的大文章，题目叫做《〈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文经关修改于1966年1月中旬写成，署名关锋、林杰。该文指责吴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该文和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一月中旬送中宣部，《大事记》说：“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戚的文章到4月2日才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关、林的文章在4月5日出版的第5期《红旗》杂志上发表，同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影响很大。

顺便说说，这篇文章有涉及我的一个细节。文章结尾处有出自林的两句诗：“千里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千里”、“万里”重复似不好，“对仗”也不工，是否将“千里”改为“千钧”。关很赞赏，说改得好，还讲了历史上“一字师”的故事。这两句诗在6月6日北京四中一张大字报中加以传抄，“雷声”两个字被改为“霹雳”。林认为改得好。嗣后，林这两句经过北京四中学生改动的诗就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了，经常见诸各种红卫兵小报以及中央报刊，甚至被误认为毛泽东的作品。

可以看到，关、林、戚的文章根据毛“《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话，上纲很高。中宣部有关负责人觉得把握不准，请示中央又不复，所以“压着”没发，而且还找出关锋（以庆云笔名）1962年写的《从陈贾谈起》作为有问题的材料之一报送毛。陈贾是历史上替君主文过饰非的谄佞小人。战国时期，齐国吞并了燕国，各国准备起兵伐齐。孟子劝说齐宣王遣回燕国俘虏，退兵回国，以释危机。齐宣王拒绝孟子的建议，结果非常被动。齐宣王十分懊悔。但陈贾乘机讨好齐宣王，引经据典，称古代圣人都犯错误，齐宣王犯这点错误不算什么。齐宣王转而心安理得。关文称：“‘君子’同‘小人’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是‘过则勿惮改’、坚持真理呢，还是文过饰非、‘顺非以谄其上’。”“齐宣王犯了过错而感到惭愧，这是好的。然而，他终究是气魄太小了，不能勇于认错、改错。”关文发表在1962年5月5日《光明日报》上，当年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第88期作了转摘。那时“大跃进”失败不久，认定关文有“影射”之嫌。1966年2月彭真、许立群等人去武汉向毛作关于“二月提纲”的汇报，又带去了包括关这篇杂文在内的一些材料，潜台词是说这些左派过去也说过错话，也应该做一些自我批评；另外，对别人的批评也应该宽厚一点。不料毛说：那篇文章我看过，3年以后再说。左派过去也有不干净的地方，不用管他，3年以后再说。（参见《龚育之访谈录》）按照“文革”实际，用当时惯用的“影射史学”，仅凭关这篇杂文，把他打倒——和其他许多被打倒的人相比，也不为冤枉，而毛竟不认同彭、许的观点。关告诉我，“文革”前乃至“文革”中，一直有人想找他的问题和麻烦，都是毛保护了他。他对毛十分感激，终生都觉得毛对他有知遇之恩。


为“文革”制造大量有影响力的舆论


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一出来，就受到批判。打倒彭真被提上日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起草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这个通知就是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关参加了这个通知的起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关是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重要成员。自此，关更加积极地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该报记者处的笔名——笔者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的文章指责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污蔑《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 “反党工具”。关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两篇文章紧密配合，都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这是在宣布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即北京市委（包括彭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真正目标。

关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后究竟干了些什么？除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起到处煽风点火外，就是接见和支持一些造反组织和个人：如7月下旬，他和王力奉命到清华去见被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告诉他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关特别支持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吴传启、林聿时为首和北京师范大学以谭厚兰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即后来属于所谓“地派”的造反派组织，给他们很多指导。但关锋最重要的工作是和王力一起，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写作社论、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千方百计为“革命”制造舆论。仅就我知道的情况举例如下——

1.《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6月2日）。

所谓“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即聂元梓等人5月25日写的那张大字报。该文宣布：“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彭珮云他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间毛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不止一次地说，不能认为反对某单位、某地方党委就是反党。如果不为尊者讳的话，可以肯定和明确地认为“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盖源于此。

2.《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1966年10月1日）。

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该文提出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文革”后关告诉我，这一概念由毛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祝酒时提出的“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转化而来（参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13页注）。由此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

4.《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1967年1月16日）。

该文根据毛的意见，肯定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指出：上海“……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5.《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1967年2月3日）。

6.《红旗》杂志1967年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1967年3月1日）。

7.《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1967年3月30日）。

该文说：“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8.《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1967年5月8日）。

关于这篇文章，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

关锋和王力合写的文章很多，难以尽举。仅从这几个例子，即可看出，在陈伯达、康生直接领导下，关和王（在“文革”中他们两人密不可分——笔者注）不仅是“文革”初期舆论的总管（王是陶铸被打倒后的宣传组组长，关是主持《红旗》杂志常务工作的副总编辑），而且是亲自握笔的秀才，为“文革”制造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舆论——当然，他们对国家和人民是欠了账的。用实践标准检验，关（和王）制造的“文革”的种种“舆论”都是错误的，它曲解马克思主义、违背常识和人民意愿，祸国殃民，危害剧烈深重。

关除了写文章，制造“文革”舆论外，在反对彭德怀、刘少奇、陶铸的斗争中也十分积极。

关于关锋积极反对刘少奇，我们前面说的他和王力合作撰写的文章都主要指向刘少奇（及邓小平），他抛弃曾经对《修养》的肯定和赞誉，和王力一起撰写《〈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更是鲜明的证据。

1966年6月16日，关和戚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

1966年11月27日，关给江青写信，攻击陶铸。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陶铸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意，加以考察”。江青把这封信转给了毛。（《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


关、王为何忽然被打倒


关锋在“文革”期间活动时间不长，他和王力在1967年8月30日就被打倒了。关（和王）被打倒是“咎由自取”，还是“舍卒保车”、“挥泪斩马谡”？让我们看看关（以及王）究竟是怎样被打倒、为什么被打倒的。

关锋被打倒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他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搞乱了军队。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67年“七二0”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很多群众不满、抵制和反对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但被定性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0”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７月22日被救回北京。７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00多万人参加的欢迎他们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人民日报》７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７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社会上，铺天盖地传播开来。

“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时达到了顶峰。

其中《红旗》杂志（半月刊，“文革”中不定期出刊——编者按）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1967年7月，毛要随其南巡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回京参加建军40周年招待会并致词，杨忙说：“不行不行。致词应该是老帅。”毛说：“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见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总理当然同意和执行毛的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在致词中，只讲“党内一小撮”，没提“军内一小撮”——这不是偶然的。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达到顶峰时，他这样说，透露出毛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毛经过“七二0事件”，逐渐觉得军队不能再乱了。看来，利用“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做文章即整人，已经酝酿有日。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使军队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12月同斯诺谈话时说：“一九六七年的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底线。当毛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就是说，毛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但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


江青、康生、陈伯达急忙为自己开脱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是其灵魂。1967年5月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时，这两段话都是黑体字，即表明是毛亲自加写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说的还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说的还是“一些”，“一小撮”是后来确定和流行的——笔者注），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内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也是后来出现的。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可以说，距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1967年１月８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并责成关锋主管军报。说实在的，关是认认真真地管了军报的。1967年1月10日，关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唐平铸、胡痴，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当晚，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第二天批示“完全同意”，使这一口号合法化。（参见《百年潮》2005年第2期余焕椿文）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而关、王等人这里说的，无疑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

事实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成为《解放军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说：“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当毛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不策略时，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送林彪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却 “义正词严”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９月５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７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语，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再不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 “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只是说彭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值得说说。为“补救”受到毛批评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上发表则是近一个月后9月17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是《红旗》杂志总编辑，《红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发表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是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批评了，陈就说他没看过，显然不是实情。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文革”后我也问过关，他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关锋在“文革”中因为宣传和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而被打倒，1967年8月30日起被隔离审查，4个月后被关入秦城监狱，一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长达14年。昨日“功臣”，今朝祸首，实乃悲剧。然而悲剧的主人公另有看法。



“王、关、戚”还是“戚、关、王”？



王关戚三个字连在一起，很多人（特别是没经历过“文革”的中、青年人）以为这是一个人，其实这是三个人的“姓”，他们分别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姓氏所以连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最活跃的成员。他们的活动有时也在一起，仿佛密不可分。下面我谈谈关锋同王力和戚本禹的关系。

“文革”前，关锋和王力可能认识，但恐怕交往不多，在五六年的时间内，我没见过他们来往。从年龄说，关长王两岁；从级别说，王比关高，王是中联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他们都成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又都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熟悉了，交往也就多了起来。他们都管宣传，又都是“笔杆子”，其合作的基本方式就是给《红旗》、《人民日报》写社论、评论和编辑部文章——这一点前面已举过不少例子。他们合作的文章，毛多次给予很高评价。

——1966年6月2日，关和王合写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中大加称赞：“写得何等好啊！”

——1967年1月30日，毛对关和王合写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批给林彪：“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做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1967年2月28日，毛对关和王合写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1967年5月4、6、7日，毛对关和王写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三次作了批语和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应送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来中共中央还为此文发表向全党发了通知（已如上述）。这是一篇很有权威的文章，甚至可以说是致刘少奇于死命的利剑。

关和王因“揪军内一小撮”和其他一些问题一起被打倒。“文革”后，关曾不止一次跟我说，毛说过这样的话：我和王力的分歧是路线问题，关锋是个骄傲问题——具体什么分歧、什么骄傲，关没说，遗憾的是我也没问。

关锋和戚本禹的关系，比他和王力的关系还密切。

1963年戚所写李秀成向清朝投降叛变的文章，虽然反对声此起彼伏，却得到毛的肯定和赞扬。1964年陈伯达把戚调到《红旗》杂志任历史组组长，而还没开始工作戚就参加了《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这两个单位都归陈伯达领导）混合编成的“四清”工作队到通县参加“四清”。关和戚都分在宋庄公社翟里大队，分别任翟里一队和五队的工作组组长，他们都搞出了“成绩”。关在一队搞出了一个所谓“漏划反动富农分子”邓某某（原为翟里大队副大队长），并通过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戚在五队搞出了一个所谓“漏划富农”，这都获得翟里大队工作队总领队邓力群的认可和支持。当时北京市委对翟里大队，特别是关所领导的翟里一队不满，认为他们划邓某某为“漏划反动富农分子”材料不实，要进行复查，关在邓力群以及戚的支持下写了8万字的“邓某某罪行材料”（据知情人说，该材料结论为邓力群所写）。1966年春，当彭真得知毛认为关、戚都是左派后，他对整关等人的材料有些后悔，为缓和关系，他请关、戚吃饭。关、戚表面上和彭真的关系有所“改善”，但他们还是遵从“文革”战略部署，成为反对彭真与北京市委以及整个“文革”的干将和急先锋。

在“文革”中，关和戚进一步加深了在翟里“四清”中结成的亲密关系，两人常常一起活动。1966年秋冬的一天，在钓鱼台十六号楼戚本禹的办公室，我亲耳听到关跟戚说：“老戚，论生理年龄我比你大（关生于1919年，戚生于1931年），论政治经验我不如你丰富。”戚马上说：“哪里，哪里!”我认为，关说的是实情，在政治上和活动能力方面，戚确实比关强。这是因为戚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十五六年，对中央上层的情况相当熟悉，再加上戚态度比较随和，性格更果断，也正因为这样，人称“戚大帅”。

关对戚也有不满意的时候，我就遇到过很尖锐的一次。

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6日或7日，戚叫我给《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打电话，他口授我用电话传：你们可以给汪东兴打电话，要求把陶铸揪出中南海批斗。林聿时答：“好！”接着他跑到红旗杂志社找到周英（关锋的妻子），用红机子给汪东兴打电话，汪生气，把红旗杂志社的红机子给掐了。事后，关把我叫到他在钓鱼台十五号楼的办公室，严厉地批评我：“你看，你们（指我和戚）出这种馊主意，汪东兴把《红旗》的红机子给掐了，你看怎么办吧？！”我无言以对，只能静静地听他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关并不是不同意把陶铸揪出中南海批斗，而是戚的主意让汪东兴掐了《红旗》的红机子损害了《红旗》的利益……

“文革”初期，戚凭着他的地位，特别是仗着他与毛和江的特殊关系（1966年5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被宣布停职检查后，戚接替此职，主要为毛服务——笔者注），说话和行动比王、关还大胆、泼辣。1990年代，有一次我跟关说：一向提“王关戚”，我认为，从“文革”中的实际情况看，其顺序不是“王关戚”而是“戚关王”。当时，关还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告我：“不能这样说。”可是，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实际上是“戚关王”了。从“文革”后的处理讲，也是戚的罪名最多、最大。关和王 “免予起诉”，而戚被判了18年徒刑。至于是否公允，我们无法也无权评论。1986年戚刑满释放后，关锋为避嫌不愿再和他交往，但戚对关说：“我和你的关系总比王力和你的关系好吧！”此后，关和戚来往起来，除鱼雁传书，还多次会晤（都是戚来北京）。他们还合作写了好几部关于中哲史和思想史的书。关和戚在“文革”后又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1967年，按照毛的意见，王、关、戚是分别处理的，先处理王、关，戚再观察一段时间。8月30日，王、关被隔离审查，是戚实际执行、具体操办的。周总理宣布对王、关实行隔离审查后，戚把王和关送到被隔离的地方——钓鱼台二号楼，并告诉二号楼的服务人员，对待他们还要像过去对待首长一样。戚回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楼）又让办事组工作人员给王、关送去了《毛选》。

王、关被隔离审查，戚也感到尴尬。他曾跟我说：“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1967年9月4日戚就给毛写了表示检讨的信。他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严重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笔者按——我看到关当时写的检查也说：“我犯了小资产阶级盲动主义错误。”）（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戚检讨自己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1967年9月7日，毛在戚的检讨信上作了批示（见《毛泽东文稿》第12册）：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

九月七日


对戚这个检讨，关锋“文革”后看到很不以为然，认为效果不好，不同意戚说“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实际是指关（和王）“反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三个常委。在这里，姑且不谈关（和王）对周总理的态度，一句话，照我看来，他们至少有时对总理不够尊重。我着重说说所谓关锋反对陈伯达、康生的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1962年重新修改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是陈、康操办的，具体经办人是《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文革”中北大的造反派“勒令”《红旗》杂志“交代”“黑《修养》”出笼经过，由当时《红旗》杂志的“文革”小组成员林杰作了一个书面答复，讲到《修养》在《红旗》出笼即发表“是由邓力群等人……”（大意）——这个“等”字非同小可，实际上就把陈、康屏蔽掉了（陈、康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邓力群是被打倒的走资派，林杰不便说、不能说也不敢说陈和康的名字，所以就用了 “等”字含混过去——笔者注）但陈、康显然不会满意。当《红旗》杂志有人把这个“答复”报告陈时，陈非常生气，就对江青说了，江青立即找关谈话：“关锋同志，你不要反对陈伯达嘛！”关立即表示：“我反对陈伯达不成反革命了吗？”江青安慰关说：“也不必说那么重，陈伯达不过是个过渡式的人物。”康对这件事的态度，我没听说，肯定也不会满意。戚检讨信中所说“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就是指这件事情。

戚对毛的批复，也别有看法。“文革”后，他告诉我： 在9月7日毛对检讨信的批复上，毛明明称关、王为“同志”，怎么后来又成了敌人呢？！这个问题，他不能回答，我也不解。

关和王被隔离审查，对戚又是怎样处理的呢？1968年1月12日，对戚隔离审查，实际上立即送入秦城监狱。1983年11月，又判刑18年。

关于“王、关、戚”的兴起及其倒台，是“文革”中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一件事情。他们的倒台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及许多被打倒的党政领导人不同：刘、邓、陶等人都是因所谓“不贯彻执行革命路线”被打倒，而“王关戚”他们则是因积极（或过分积极）推行革命路线、极左路线被抛弃。这不是“文革”中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吗？



“文革”后的关锋



关锋1982年1月出狱后，经过两年的休养和恢复，重理旧业，继续”文革”前的中哲史研究。1999年，关在接受余汝信先生的采访时说：“我是1982年重获自由的。1983年休息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重新开始了笔墨生涯。80年代中期那几年，创作欲最为旺盛，我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是早晨六时起床，外出公园活动活动筋骨，吃过早饭后，上午写4个小时，下午写4个小时，晚上再写两个小时……前几年已发表的著述总计三百六十多万字，基本上都是脱稿于那一时期。”

从1990年代初起，关出版了好几部书。例如：

《法和法学发生学》，199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30万字，署名古棣（关锋）、周英（关锋妻子）。《老子通》上、下册，199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40万字，署名古棣、周英（关锋告诉我，台湾还出了《老子通》的繁体版——笔者注）。《孔子批判》，2001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50万字，署名古棣、戚文、周英。该书增订为《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80万字，2012年9月在香港出版，等等。

关为什么署名古棣？因为古棣是他“文革”前曾用过的一个笔名。而关在“文革”后的著作要使用笔名有时并非自愿。关还有不少未刊的书稿，如《孙子会通》（90万字）等。

关告诉余汝信，从1984年起，即他65岁后，还每天工作10小时，高峰期一天可手写18000字（他不会用电脑）。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关写作向来有个习惯，不论文章或书稿都是一次成形，虽然也有修改，但根本不用誊清。1962年11月济南召开孔子学术讨论会，邀请他参加，他不去，因此也没做什么准备。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副主任刘导生一定要《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去，林也不想去，并告诉刘说，关锋不去；刘斩钉截铁地说，关不去我管不了，但是你作为学部的人必须去。林要去，当然一定要拉着他的朋友关。友情难却，关不能不去，去就得发言。时间紧急，关就口述要我在稿纸上记录，苦战一天，我们搞了16000字的发言稿，累得我手和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对关这个本事，有人很称赞:“关锋这一手很厉害，很难学！”我亲眼看到，关和王力合作写文章，也基本采取这种方式——当然，王力记录和我记录不同，我是被动的，王力是主动的。他们两人在写某篇文章前肯定进行过讨论，在写的过程中，我看到王力也经常提出意见。他们两人合作很默契。

关告诉我，他“文革”后20年研究成果比他过去多半辈子的研究成果还多，甚感欣慰。他不止一次说，他要活到100岁，但天不假年，他2005年春因摔了一跤不久即去世，终年86岁。

很多人知道我和关锋的关系，经常问我：“关锋对‘文革’怎样看？”我确实也应该谈谈这个问题。

“文革”后，关基本不接受采访，而在接受某些人的采访时，经常说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对“文革”这段历史采取“四不主义”，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我认为，这不是他的实话，但他采取这种态度可以理解。就我和他的接触看，他是很关心“文革”的回忆和研究的，有这方面的书（包括盗版的）就买，就看。他能“不想”？至于“不谈”，那也不是实话，他和我就谈过不少。我在回忆 “文革”的文章中已经披露过一些，如，1967年夏的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样板戏”演出，林彪和毛泽东挨着坐，当报幕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毛扭脸对林说：“该你啦！”几乎同时“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喊声就传了过来，林一笑未说话。当晚，林就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写信，提出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要总理和文革小组帮他把这个关。还有“不写”，戚本禹肯定关锋是写了的，对此我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如果关不把他经历和知道的“文革”情况写出来，不论对他自己，还是对历史，都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和损失。

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关锋所谓对“文革”历史的“四不”，全面地讲，不是事实。应该说，他对人们关于“文革”的看法和评论，是很关注的。不过，关对“文革”总的态度和总的评论，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了。我觉得，关对“文革”的认识，总体说来就是，他经过“文革”，特别是还因“文革”而遭遇十四五年的牢狱之苦，但他没有成为“两头真”的人物。对“文革”的评价，关说过两句很值得注意的话。一句是，1980年代有位与他很熟的人去看他，在谈到“伴君如伴虎”时，关锋说“不能那样讲”；谈到“文革”时，关锋说：“他们胜利了！”事后，这位同志跟我说，她听关这样讲很震惊，印象也很深刻。她说，没想到，在“文革”过去一二十年后，关居然还这样看。十分明显，关有这样的潜台词：“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失败了。”其中“胜利了”的“他们”是谁？就是指从中央到地方这样或那样不同意、抵制以及反对“文革”的人。在关看来，毛发动的“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并不能说它不正确，或至少不能说它不必要。毛发动的“文革”为什么失败？值得注意的就是关说过的另一句话：“毛主席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和问题就是没掌握组织。”这句话是和我说的，当时我还不怎么理解，也不怎么相信。后来我才体会和认识到，关这句话是在说“文革”失败的原因，至少关认为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毛1966年7月18日从外地回到北京后，陶铸在一次小会上说主席最大的失误就是划分一线二线，当毛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一线二线的问题时，陶铸接着插上一句：主席“大权旁落”。这都是讲组织问题。连戚本禹也说， 196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人对刘少奇布置的事谁也不敢怠慢，而对毛的指示却往往不是这样。

对毛，我没听到关讲过什么“不敬”的话，并不是说他不承认毛有错误——这是他和“文革”前不同的。他对我说，毛也有错误，包括毛最看重的《实践论》。关锋认为，《实践论》虽然讲了理论的重要性，但更强调的还是经验，即关锋认为毛有经验主义倾向。对毛“文革”中有些决策和做法，关也有自己的观点。比如“九一三”事件前，毛的“南巡讲话”，关觉得太过分了，他说这不是“逼”林彪嘛！不过他又说：“不管怎样，林彪也不应该外逃。”又如毛发动的“评法批儒”，关觉得荒唐，说：历代统治者都是“内法外儒”，同时中国历史上也不止儒法两家，还有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都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评法批儒”不通啊！

至于对江青，关也没说过她有什么不对。“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冬，关有病住院，江青亲去探视，还弯腰摸摸他的头，关锋觉得很亲切，认为江青关心人。1967年夏，江青同意不要称她为“旗手”，要我告诉关锋“帮她把这个关”。我告诉关后，他答应：“好，请江青同志放心。”

2008年戚本禹来京时说，1967年8月30日关、王被“隔离审查”后，江青哭了。“文革”后戚本禹把这个情况告诉关锋时，关说：他“相信江青哭是真诚的”。还有一件事我也感到吃惊。1990年代，关有一次跟我说：“老阎，江青关了你七八年，没听到你说江青什么坏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论，而且出自关之口，实在使我惊讶。不消说，关是赞成和同意我对江青的这种态度的。当然，迄今为止，赞同我的“江青观点”（即对江青要历史地看待——笔者注）的人很多——但我觉得关与我谈这个问题时，其出发点和含义是不同的。



我和关锋的师生关系



从1961年9月，我成为关的学生，直到1966年4月，这种情况持续了6个年头。

应该指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就是关的学生了。1959～1960年我们1956级的同学不止一次听过关讲课。关虽然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并且不断地抽烟，但他擅言辞，讲课受到学生欢迎。关研究《论持久战》的辩证法问题，那是很有独到见地的。毛的《论持久战》我在秦城监狱读过上百遍，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论持久战》在毛的著作中水平最高，它是军事著作，也是哲学著作。尽管现在有人指出，“持久战”的观点不是毛第一个提出，但他的《论持久战》无疑深刻地阐明了中日战争的过程和规律，有力地指导了共产党的抗日战争，也受到蒋介石的注意和重视，并且早已被列为美国西点军校的必读书。

我在关锋指导下研究中哲史。一开始，他就布置我研究王阳明，要我在两年内写出一部《王阳明学谱》——“学谱”不同于“年谱”，更注重学术思想。布置林杰研究朱熹，吴建国研究先秦的逻辑思想。当时，我们在关的指导下，专做这种研究，不做《红旗》的编务。后来，《红旗》有人反映：“中国哲学史组的人，享受《红旗》的待遇，不做《红旗》的事。”《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兼秘书长邓力群听到后，一次在全社工作人员大会上郑重地说：“他们这几个人，我们还养活不起吗？你们看他们现在没用，到一定时候就看到他们的大用处了。”

当时，我和关的关系特别密切，我们组别人都有家，我是单身，经常去他那里聊天。若有几天不去，他就说你怎么不来了。我也常在他家吃饭，有时还陪他在公园散步、遛弯。我们聊天，三句不离本行，都是我们研究的问题，或当时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有时，他要发表的文章也让我看看，我都抱着学习的态度认真看。我在大学读书时，根据教学要求，注意读经典原著，对几本马恩著作较熟，对他的观点偶尔提供一条或几条语录让他做根据，他很高兴。关告诉我搞研究一定要学会写文章，这方面要认真向胡绳同志学习。他说，他来北京爬了几个“坡”，都得益于胡绳的帮助，胡很善于讲道理，注意全面分析，在 “九评”写作班子中他有一个绰号“胡两点”，就是说他很强调“两点论”，反对片面性和简单化。关看过我的几篇文章，他说我写文章不懂章法。这个批评很中肯。我当时写文章，什么地方该详，什么地方该略，把握不准，好像小孩走路一样，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1962年我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无题》漫画（刊于1962年8月4日《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永不走路 永不摔跤”》的短文，发表在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的“青春寄语”栏目。这篇短文被毛看上了， 9月24日他写了批语，把我这篇短文作为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印发。批语如下（见《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93页）：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四日

这篇短文发表后， 1962年秋冬和1963年春我遇到的一些事，让我如坠雾里烟中。邓力群碰到我，问我：怎么不给《红旗》写文章？当时在我看来，给《红旗》写文章和在《红旗》上发文章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中国青年报》编辑部邀请我参加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为写毕业论文采访我；在某新闻杂志上还有人撰文评论我这篇短文，等等，我都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关知道毛批示的事，但他没告诉我。待到“文革”初期，戚告诉我这件事后，关才对我说，当时之所以没告诉你，是怕你骄傲。

“文革”酝酿期间，或者说姚文元开始批判《海瑞罢官》后，关不时被毛召去，在一段时间内，我没到他那里去，他也没跟我说什么。《二月提纲》出来后，1966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小组开会讨论，我发言说：《二月提纲》不错，中央为学术讨论专门发一个文件，这恐怕还是第一次，表明中央对学术理论问题的重视，我们应好好学习和贯彻。关听了我的发言，很生气地说：你这样看待《二月提纲》，表明你认识糊涂，没有政治头脑！并问我：《二月提纲》上说的“学阀”指谁？关对“学阀”的称呼很敏感，也很反感。对他提的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来，不知说什么好，没有吱声；心里感到委屈，又说不出什么来，只表示要好好学习，提高政治觉悟。这次小组会后，好一段时间，关对我比较冷淡。1966年4月，《红旗》杂志调整组织机构，我被调到戚任组长的历史组。因而，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都在戚手下工作。关基本上没布置我做过什么事情。大概只有一次，即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关让我到林聿时家去过一次，转告他的意见（是否还有别人在场记不清了）：领导班子要注意团结，在派内不要内斗，以及要认真研究对付对立一派的斗争策略等。

1967年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推荐的。陈伯达说“可能是关锋介绍的”，事出有因 ，因为“文革”前我一直在关手下工作，是关的学生，但他所说属猜测；而且当时关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在我已经给江青当秘书后，一次他见了我，对我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当秘书。”——关说我政治上弱，指什么，他没具体说，我也没好意思问；我想，大概就是指前面说过的我对《二月提纲》的看法等。

关锋1967年8月被隔离审查，我感到不解。1982年1月他被释放时，我正回家奔丧。我回京后，组织告诉我：关出来了，你要少和他来往。对这个“警告”，我铭记在心，严格遵守。直到1988年，一个名叫林青山的人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江青和他的机要秘书》的纪实小说，这本所谓“纪实小说”是以我给江青当秘书的经历（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叫阎昌奎，显然是我名字的谐音）为线索编造的，我看后很生气，要起诉他。因为遇到这个问题，有些事情我必须询问和请教关，因此也顾不得组织的“警告”，就和关开始交往了。（顺便说一下，和林青山的官司我胜诉了。据说这是“文革”后第一例胜诉的写“文革”所谓“纪实”书的名誉侵权案。）从此我也就和关交往起来。在关生前十几年的交往中，他告诉了我很多“文革”中事情的真相——这是很多要采访他的人求之不得的。

关的思想“左”，越来越“左”，直到“文革”走到“左”的顶峰。同时，关虽然只念过几年私塾，读过初级师范，14岁参加革命，但靠着自学成长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不管思想观点是否完全正确，都对中国文化发展有参考作用。关的子女（或友好）如能系统整理他的著作，并公诸社会，恐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和许多同好都在期待着。或许有人问我：你不是合适做这件事吗？我想做，但垂垂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没有精力和能力了。我提出这个问题也算了却我的一个心愿。

“文革”前，我在关手下工作五六年，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左”的观点），我感谢他把我引上理论研究之路，也教给我一些做理论研究的方法。“文革”后，我又和他交往十多年，他认为我是信得过的学生。对他的去世，我是很悲痛的。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老干部、文史学者，曾任江青机要秘书）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