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步兵学校史话—晋察冀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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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晋州市的市志办，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一个当地史料的收集部门。有关赵再生、李青川部队驻在当地一年的记录，有关华北步兵学校在当地成立的历史记载，居然是只字全无。总共4948人的一支部队，连同随军家属五千多人，在当地吃菜、吃粮、雇工，居然什么历史痕迹都没有留下，令人痛心。

晋县土改复查，赵再生、李青川部队都住在与老百姓一起的村子里，具体位置是原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开会时的周家庄。这里在晋县县城以东，小樵镇以南，是整个晋县的中心地区。与涞水县李各庄与老百姓分别居住的情形大不相同。晋县的土改复查，在1947年11月开始土改，原本与赵再生、李青川部队无关。但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周村事件”和“枣园事件”，因为原来的驻军干部搅了进去，一直围绕着这支部队。周村就是华北步兵学校的几个驻村之一。

1948年1月，即晋察冀各部队开始“三查三整”运动的时候，晋县并不安定。土改，是一场利益之争。土改中没有各色人的表演是不可能的。这中间，处在被打击对象的地主、富农不会有大的动作，只能对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听之任之。老实巴交的农民习惯的是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对平白无故取之于他人的财富不是马上就能接受的。只有农村中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城市里称之为“流氓”，农村称之为“痞子”，整日游手好闲，有点钱就吃喝嫖赌，土改时一律定为“贫农”），在土改运动中是最大的受益者，最先起来成为土改运动的领导者，但随后就会走上邪路。

果然，1948年1月9日，晋县公开处决了土改复查中破坏枣园土改的反革命分子几个人；11日，周村的假贫农团又害死当地的完小校长陈华国。1月17日，晋县县委发出通报，对贫农团彻底整顿，解散假贫农团，对破坏土改的坏分子坚决打击和镇压。

老人们后来对我讲，杨浩因为出身不好（当时叫“成分”不好），也因为对土改中的一些过火行为有看法，比如把地主关押起来，吊打、折磨、侮辱，他公开表示不满，向众人表达了出来。所以很长时间，杨浩在军校内被撤职，在会上受到指责、批判，处境艰难，被整得灰头灰脸。当年就是这么个形势：你或者去作铁锤，去敲打别人；或者去作铁砧，被别人敲打。

其实，晋察冀土改开始，杨浩最初和许多人一样，都想不通：解放区，就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一直在共产党领导下。既然那些地富和村干部们一直在你的领导下，为你捐钱捐物，响应你减租减息，支持你抗战胜利，那么在土改运动中，你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直接分给农民。你用暴力手段对付那些抗战期间曾经当过汉奸、依附于日寇政权的地富分子，尚说得过去。对付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土豪劣绅，完全合适。可你为什么还要用暴力的手段，用吊打、批斗、侮辱、关押、甚至杀害的手段，对付那些曾经积极依附于你，子女也在你的队伍中患难与共的地富分子。从道理上、人情上都说不过去。你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土改运动开始后，许多参加到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土改运动的同时，在革命队伍中开展“三查三整”运动，其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土改运动的认识问题。其实，细究起来，这有点逻辑学上偷换概念的问题。人家并不是对你发动的土改运动有不同看法，任何人，只要稍有社会进步意识和平等意识的头脑，都会积极支持你发动土改运动。人家有看法的，是你在土改运动中主张对一切地富人员施加暴力手段的问题。是对你的随意打人、杀人、关押看不过去。你有意歪曲了这一点，凡对此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手段有看法者，便是反对土改，反对中共政策，要受到组织处理。

如果说，几十年前，人们分不清这个区别，被你的偷换概念所蒙蔽，受批判、受处理也就罢了。几十年后，仍有人稀里糊涂，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两三年来，凡我一提晋察冀当年土改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有好心人站出来说：“土改运动成绩是主要的。没有土改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的解放全中国……”

中国大陆思想僵化到这个地步：一提到某个运动好，就不能说有一点不好；一提到某个人不好，就不能说这个人曾有过历史贡献和优点。

没有人反对土改，他们反对的只是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手段。或者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他们反对的，只是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

因为，当年中共提出的对地主富农残酷斗争方式的土改政策，严重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

中国数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在农村，其代表人就是地主阶级。像任何群体中都有坏人一样，地主阶级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群体，是由各种具体的人组成的。地主中也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其中相当多数的地主，受到中国上千年来传统礼仪文化的影响，“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都受着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儒家教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载体和道德文化的载体。每当国破、民族危亡受难之际，地主阶级并不能独善其身得以幸免，他们也会像整个中华民族一样成为受难者中的一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出于夺取全国政权和掌握全国政权的需要，在文学上塑造了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这些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这种“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文学创造，只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集所有坏地主之大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恶霸地主不是没有，但是极其少见的。那时候，农村中的地主大多是世代农耕的“土财主”，他们家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在城镇开“大买卖”的，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因为在大部分文盲的中国农村中有文化，有更多的经济谋生手段，所以累积下来的土地财产会多一些，生活过的比一般贫穷的农民要好一些。

上千年来，由于家传或家学渊源，这些地主们的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文化基础教育，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道德素质也较高的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地主讲忠孝廉洁、礼仪廉耻，他们怜贫恤老、济困扶危、助教兴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他们维护乡里、热心公益、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灾年，他们救灾赈灾，办粥场，免费供穷人吃；逢外敌入侵，他们甚至会宁为玉碎、举家兴兵，以气节自律终身而无退悔之意。

自1921年中共诞生的那一天起，有文化的地主阶级为这个当时还号称“无产阶级的党”贡献了不知多少自己的儿女。中国工农红军中最高领导阶层的绝大部分，都是由这个地主阶级的子女所聚成的。日本侵华，无数中国南北的地主阶级变卖土地财产，支援抗战。并且为保卫民族利益的抗日战争送去了无数宝贵的儿女。他们有多少人投笔从戎，走向抗日前线……，你数都数不清。

所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中国农村的地主阶级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牺牲者之一，那些站在共产党一边、居住在过去的抗日根据地、现在的解放区中的无数地主阶层，也是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坚决要打击的敌人之一，是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军队入侵解放区的受害者。这个原因不难理喻：因为他们用财力支持了共产党一方，还将自己的大批子女送到共产党的队伍里与国民党作对。

现在，解放战争，为了你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需要，就要对这些一贯支持过你的农村富裕阶层下毒手，来换取那些相对贫穷阶层的兵源支持。这样做，于理于道义都说不通。说不通也要实行，于是，只能以“党性来灭绝人性”。中共半个多世纪以来讲党性，批人性，其目的就在这里。

抗战胜利之后，中共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发动的土改运动，原打算是用缓和的手段来实行土地平分的政策的。为什么后来改变了，改用激烈暴力的手段来完成土改？这是由于国共内战爆发后的激烈军事冲突所决定的。共产党需要大量兵员和财力的支持，只有土改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受到上千年来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抬头三尺有神灵”在时刻注视着你，绝大多数农民都老实本分，不愿获取不义之财。对自己多年来的“东家”、对自己比较富裕的“乡邻”，现在要骤然翻脸夺人家家产，人家活好好的，你凭什么当人家面，多人家财产？不怕老天报复你吗？所以理念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下不去手。

现在，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暴力场面，就是帮助一向老实巴交的农民“下去手的”。杀了你人，灭了你口，我拿你的财产就心安理得，不怕有报复一说了。土改暴力，杀地主，相当林教头上水泊梁山后要交纳的“投名状”，先杀掉一个无辜的路人，好绝去你的后路。死心塌地为山寨效力。现在，无数地富的鲜血性命，成为土改翻身农民走进中共军队的“投名状”。

土改运动中暴力现象的出现，是人性中善良一面被消灭的开始。以后在中共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之中，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在不断被践踏消灭，让位给某些人鼓吹的“党性”。

但事实证明：没有人性，剩下的是什么？是党性吗？不是，剩下的只能是兽性。你仔细看看中共内的腐败现实就知道了。这个号称讲“党性”的党，竟然贪腐到了一点廉耻都不讲的地步，迫使这个党的总书记出来，像小学生守则一样讲“八荣八耻”。讲到今天许多年过去，竟然不起丝毫作用，丢不丢人？

当年，心里明白了这一点，但不能把自己的“明白”表现出来。这是从宣化到李各庄，王志廉屡屡给杨浩上的私下政治课的主要内容。当年，四方面军几次“屠党屠军”，内部清理，杀掉的都是表现出“明白”的那些人。不“明白”的糊涂人反倒都活了下来。所以王志廉的经验，党内历次政治斗争，“装傻”，比“明白人”有着更大的生存余地。

杨浩，因为他的地主家庭，也由于他一向大大咧咧、无需遮掩的性格，所以作为铁砧，在“三查三整”中被别人敲打是理所当然之事。幸亏当年在战争年代，“斗”为上的只是一部分人，“和”为上的还是多数人。从道德层面上讲，也幸亏当年的人没有堕落到像今天这样的坏，那时人们还习惯受到传统道德的约束，“抬头三尺有神灵”，敲打敲打你，上纲上线批一下也就算了。换成像今天这样，人的道德变得日益低下，会非害你个倾家荡产不肯罢休。你看看今天的种种现实就知道了。

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六十多年，大陆民众的道德观（当然以各级党政官员为主）堕落到历史的最低点，这是当年的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

后来看到南京大学历史学者高华的书，他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札记中写道：“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比起来，根据当时“所有出身不好的干部都被整肃、停职（停止党籍）和调离”的做法，杨浩因为李青川、王志廉这些知根知底，共患难过的领导的袒护，只是被撤销了所有的行政职务，但是还给了个“政治教员”的身份，团级干部的待遇也保留着，所受到的打击还算是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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