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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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负荷的接待

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大中学生大批涌向北京，北京红卫兵则去向全国各地，形成全国性大串联。毛泽东支持大串联，认为有利于将文革推向全国，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 上海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又地处北上南下交通枢纽。大串联的学生，第一目的地北京，第二便是上海，此外，还有“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韶山。上海和全国一样，经受着大串联的超负荷接待压力。到1967年3月，上海全市共接待全国各地来沪串联人员109万人次。
据上海接待首都和各地学生办公室统计，仅1966年8月15日至10月9日止，全市接待北京及外地来沪师生37.48万余人，其中北京4.7万余人，江苏8万余人，浙江5万余人，辽宁3.5万余人，广东3万余人；仅9月17日一天，就接待1.35万余人。 而10月29日，上海站—昼夜上下车的串连师生达1.62万余人。 1966年12月12日统计，上海全市接待外地师生总量已达403.5825万人次。 市委接待人员平均每天接待上百人，这批刚走那批又来，一天只能休息二三小时，实在疲惫不堪。市委一再增加接待人员，仍是人手紧张。
来上海最多的除北京外，更多来自上海附近华东六省，尤其是与上海接壤的江浙两省。不少学校的中学生几乎倾巢而出，整个班整个班地来上海：上海周边城市江苏南通第三中学，学生们几乎全部来过上海；浙江平湖中学一次就来上海200多人， 这相当于四至六个班级。
最初来沪的红卫兵被安排分住在各大专院校。9月初开始，市委又腾出4个大旅馆，作为串连者临时休息处。10月以后，来沪串连者骤增，只好再利用一些机关办公用房，例如将市粮食局机关迁至上海面粉厂办公，原址东海大楼作为红卫兵接待站；将各县委党校作为接待站，等等；最高峰时，市人委办公大楼也被用作接待。但这样仍然无法安置越来越多的串连者。
在上海各高等院校住宿的外地学生，最少也占本校学生三分之一，最多时超过本校学生两倍以上。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多人，串连入住外地学生却有5,000多人，最多时达7,000多人；上海戏剧学院原有师生400多人，却住进外地串连学生1,000多人。接待站只能将部分中学校舍，也安排作为外来学生住宿处，仍然无法缓和住宿紧张状况。
为解决来沪串连红卫兵食宿，10月18日，市委成立“上海接待首都和各地学生办公室”，副市长李干成为组长，共青团市委书记张浩波等为副组长；各区、县也相应成立接待站。此外还有设立在延安西路200号市委办公大楼内的文教系统接待站，设立在中苏友好大厦的外地学生接待站，设立在静安区文化馆的工业、交通、财贸系统接待站，等等。全市为接待全国来沪串联者设立的各类接待站，最多时达1500多个。
10月下旬以后，北方冷空气一次又一次南下，天气越来越冷，棉被不足成为接待工作最大困难，市委只好向机关、企业和医院借调；卢湾、南市等区还向居民商借；加上各大、中专院校自筹，共筹得棉被20多万条，才算勉强保证每两个学生合盖一条棉被。11月，气温更急剧下降。许多来沪学生没带御寒衣物，市委只得设法将发放给工厂工人的劳动防护棉衣，更替下来借给学生，还向公安局借用去年更新的旧棉制服，向民政局调用救济棉衣，这样共发放5000多件防寒棉衣。 总算勉强解决燃眉之急。
一般学生来上海主要是好奇，看看就走。但有些学生带着使命感来上海，说上海问题很大，“不革命到底不回去！”还要发动更多同学来上海。这些学生中以北京的学生对上海局势影响最大。例如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从1966年9月来上海，参与了文革初期上海一系列大事件，直到1967年初才回北京。 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北航）、清华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北京体育学院等外地大学的学生，都参与了上海一月1967年一月夺权的全过程。

上海学生外出串联

早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前，上海已有少部分学生上北京串联。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一经报纸和广播传开，上海学生马上也要求去北京见毛主席。8月22日晚，近二千中学红卫兵聚集在上海最主要火车站——北站，要求去北京串连。上海铁路局请示铁道部，铁道部又请示国务院，最终同意让学生派代表，免费加开一趟列车。这是上海第一次大批学生免费外出串联。
第二天，8月23日，市委又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向各有关部门发出电话通知，主要内容：（1）尽量说服初中学生不去北京，因年纪小，不好照顾；若不能说服，可推少数代表有组织地去。（2）高中生原则上每10人推选1人。（3）各区委组织召开家长座谈会，要求家长作子女工作。（4）半工半读学生因有生产任务，可推少数代表去北京。（5）组织去北京由单位出介绍信，向铁路局登记。（6）车上吃饭自理，自带粮票和伙食费，碗筷被子也要自带。 还规定，中学按每10人派1个代表上报人数，根据这个数字分期分批发放火车票。按要求，他们去北京被毛主席接见后即回上海，然后再安排下一批同学去北京。在严格讲究出身的“红八月”，这些名额下派到各学校，实际成为只有“红五类子女”学生才能享受的特权。许多学生去北京后，又去其他城市串联，根本就不回沪；加上后来串联只要出示学生证即可，所以只组织了两批就无形停止。
而实际上，上海铁路客运严重超载现状，市委不可能真正赞成大批人员免费乘火车串联，市委一直试图说服学生“先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说服不是由市委出面，而是通过上海二医、化工、交大等院校部分红卫兵之口，向全市高校发《呼吁书》，还往北站劝告和阻挡持有车票准备外出学生。
上海市委的努力随即被中央决策否定。8月31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中央正式宣布全国各地全部大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代表可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外出串联洪流再也无法阻拦。9月中旬以后，串联学生由每日五千人遽升至万人以上。上海站上不了车，就去南翔、松江等市郊火车站爬车、拦车，由此出现伤亡事故。 最初被选出串联的中学生代表，都是“出身成分好”的学生。但没多久，除了部分家庭出身特别“不好”怕出去挨打者，上海中学生大都出去串联。大学更是几乎倾巢而出，据统计，至9月7日，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全部去了北京，交通大学5千多名学生走了4千多。至11日，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二医学院、外贸学院、同济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也分批走完。 10月以后，随着对“血统论”的批判，即使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大都出去了。到1966年10月底，外地来沪串联者总数40多万，上海有组织的外出串联者12万人，连同自行外出串联者，共41万人。
上海学生外出，外地学生来沪；各大学校园内挤满外地学生，而本校学生则没有几个。这是1966年9月至11月底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城市学校的风景线。许多外出串联学生既不带多少钱，也不带足当时就餐所必需的粮票，走到哪里借到那里。大串联结束后，据上海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报告：由各省市转来上海方面外出串联所借粮款单据，粮票500万斤，现金400余万元。截至1971年底，除“查无此人”的疑难单据计粮票90余万斤和现金70余万元外，共收回粮票300余万斤，现金240余万元，各种物品2万余件，占应清理数的80%。

首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

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有三次较大规模，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北京红卫兵三下江南”。
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北京的各大中学的校长老师被打倒，党团组织全部瘫痪，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无政府状态，很多学生在学校没多少事情可干。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全国学生涌向北京，铁路客运对火车票无法管理，乘火车成为“蹭”火车。加上来北京见毛主席的全国各地学生不断将外地消息传入北京，于是许多学生也想去外地串联。从1966年8月15日开始，开始有少量的北京红卫兵陆续来上海。到8月20日以后，来上海的学生渐渐多了。
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自己称为“南下”。
8月24日，20多个北京红卫兵乘火车来到上海，这是自8月中旬以来人数比较多的一次，都是北京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没有人派他们来上海，他们是想来上海看看，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上海人，去北京念大学的，也有人小时候曾经在上海生活过。这些红卫兵主要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学院，还有一些北京的中学生。他们在火车上认识，商量后，起了个共同的组织名字：“北京红卫兵南下造反队”。同车的有一个上海船舶专科学校的老师，说你们去上海后，可以住在复兴中路上的上海机器制造学校；那是一个中等专科学校，学校里有学生因为反对校党组织被压制，你们去了可以支持他们。这批北京红卫兵到了上海，住进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其中，中国科大的几个学生，仍沿用他们在科大时就用的“齐卫东”战斗小组名称。“齐卫东”后来参加了上海文革初期的大多数事件，在上海当时的文革运动中有一定影响，核心人物是中科大的学生许小昆和欣鼎亮。
8月26日，又一批北京红卫兵170多人坐着一列火车往上海进发，上海市委得知后，派出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席郭醒民，前往车站迎接。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报道欢迎会情景：北京红卫兵一下火车，前往迎接的数百名上海红卫兵便敲起锣打起鼓，上前同他们热烈握手，高呼“热烈欢迎首都红卫兵”，“向首都革命师生致敬”等口号。在车站候车室，李干成副市长代表上海市委向“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革命小将”表示热烈欢迎，热忱地希望他们“将文革的好经验传给上海师生”；北京红卫兵代表也讲了话，表示要“同上海革命师生一起夺取文革胜利”。北京红卫兵向上海赠送毛主席石膏像，最后共同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但是，北京红卫兵方面对市委组织的这个欢迎会却一点也不领情。据北京红卫兵以后散发的传单说，当时是镇江车站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说一批北京市委派出的红卫兵正在去往上海，市委于是“匆匆组织”了欢迎会，“根本不是真心”。
就在欢迎会召开的第二天，8月28日一早，市委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全市负责干部会议，参加者共100多人，都是市委各部委、局负责人以及“四清”工作团长和文化革命工作队长。曹荻秋在会上说：北京红卫兵“绝大部分是革命的，好的，少数人有偏激情绪，也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说上海从市委到基层组织都烂掉了，要罢我曹荻秋的官。市委有缺点错误应该揭发，但就这样下结论不正确。”“还有人片面强调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武斗，不要文斗”。曹荻秋要求各级领导“对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展开辩论”，要“大胆领导，敢于辩论”。
曹荻秋的这些话是他对大串联的真实想法。他在以后讲话中承认，自己始终想早点结束大串联，认为革命靠自己，这样下去文革搞不好，交通运输搞不好，要影响生产。 曹荻秋对中央放纵北京红卫兵的暴戾行为也有看法，曾私下对人埋怨说：“北京红卫兵打死那么多人，中央也不管管！”
8月30日，又一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他们一抵达沪，就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市委负责人当即分几次接见他们。因要求接见的人多，曹荻秋经与陈丕显商量，8月30日下午3时，在当时上海最大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开大会欢迎来沪串连的北京红卫兵。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除不在上海的张春桥外，所有书记：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王少庸，全部出席欢迎会。110名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担任大会纠察。参加大会的北京红卫兵约3000多人。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表示热烈欢迎北京红卫兵到上海革命串连。曹荻秋向他们介绍上海文革情况，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提问多，曹荻秋建议将意见集中，推派代表与市委座谈，一次不行，可以多次。8月24日来上海的那批学生也参加了这个见面会。
从曹荻秋的讲话以及6个市委书记全部出席大会的规格，可以看出上海市委对这批小将的重视。但这些在北京受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接见的红卫兵，要求的不是接见，甚至也不是对话，而是批评甚至批判上海市委。许多红卫兵要求上台发言，马天水将他们的条子递给曹荻秋，曹即宣布同学发言。红卫兵上台发言诉说在上海串连遭到阻力：一些大中学校门房间传达室说他们拿不出介绍信不让他们进，乘公共汽车售票员要他们买票，到处被上海人围住要和他们辩论，他们想见市委领导十分困难，等等。他们质问：“中央撤销工作队的决定，上海为什么不像北京那样贴到街上去？”他们指责上海市委“为什么把上海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在此之前的文化革命不算数，重新开始”，说《十六条》在上海“只剩下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曹荻秋8月22日江湾体育场讲话是大毒草，他们要将其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等等。北京红卫兵对上海文革运动的指责，是以北京的运动为参照的。此时在北京的各个学校，各级党委权威不再，文革运动基本由学生掌控。而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文革运动仍为党委或党支部控制，由党委抛出运动对象，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这使他们觉得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认为这是偏离了《十六条》所提出的“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第二个发言起，红卫兵们蜂拥而上，挤满主席台，上百人手挽手；上海的工作人员一个个被赶下台，台上台下一片混乱。一些人围住曹荻秋等市委负责人，有人要曹荻秋对常溪萍问题表态；有人要上海市委立即收回“臭十条”，即市委8月24日连夜制定的“不要随便抄家”等十个“不要”；有人要在场6个市委书记依次报名字和家庭出身；还有人拿着纸要曹荻秋写出两个“上海最大的资本家”的名字，说“让我们北京红卫兵斗几个资本家给你们上海人看看！”
最后，红卫兵们宣布五项决议：
1．上海市委要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宣布取消修正主义的“臭十条”；
2.命令北京来的非“红五类”子弟滚蛋；
3.命令上海市委要允许上海“红五类”同学去外地串连；
4.组成大会临时筹委会和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总部；
5.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毛泽东主义万岁”等文章。
晚上8点半大会结束。“他们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等歌曲，乱哄哄地将6位书记拥出了会场。”
北京红卫兵初试锋芒，将上海市委对他们的欢迎会，开成了他们对上海市委的批判会。曹荻秋说：“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无这种思想准备”。曹荻秋马上于当晚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遭到冲击时如何开展工作，会议直开到次日凌晨。最后决定，为了防止因红卫兵冲击而无法工作的局面，将办公地点转移到别处，共三项措施：（1）今后接待红卫兵只接待少数代表；（2）将市委书记处搬到江南造船厂去办公；（3）市委的书记们都搬到市委的一个招待所去住。 曹荻秋还布置查一些北京红卫兵们的背景，“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 市委这次转移工作地点的措施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电话来联系工作的周恩来发觉。经周批评，市委书记处只好又在一个半夜搬回康平路。这些措施以后也被批判，说是市委为逃避红卫兵而转入地下，是抗拒文革。

北京红卫兵“炮轰、火烧”上海市委

市委没有料到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第二天，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101中学、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30多个学生来到延安西路200号大声呼喊，要见上海市委领导。
延安西路200号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大楼，但门口没有牌子。中共大多数机关都不对外挂牌，如同地下党，老百姓从来不知道共产党的机关在哪里。大多数上海市民过去只知道这里可能是大机关，但不知是何机关；直到北京红卫兵在这里引发事件后，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中共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说，昨天红卫兵在文化广场宣布的五条决议市委没有执行：“10分钟之内把曹荻秋找出来，否则要动武了！”在一旁围观的上海市民上千。中午12时左右，北京红卫兵冲进机关大院。由于受到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这就是后来被称为“8•31事件”的冲突。从市委一些工作人员撰写的一份传单中，我们可以生动地感受当时情景：

曹荻秋正在接见另一批北京来的学生，于是就让两名自报“我们是代表”的学生进去。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和市委常委、监委副书记秦昆立即接见他们，问有什么要求。两人不回答，只是要求门外的同学一起进来，还用拳头打宋季文。一会儿，他们退了出去，向门外喊叫：“市委不肯接见你们！”于是一部分学生向大门里面冲。在旁围观的一些上海人拦住他们不让进去，让他们有话到一边的接待室去说。争执了半个多小时，中午11时左右，天上下起了雨，市委同志十分关心他们的健康，要他们进大楼避雨。没等玻璃大门全部打开，几十个红卫兵一拥而上，一个佩戴“北京机械学院”校徽的女同学冲在最前面，用拳头击碎大门玻璃。他们冲进大楼，遇到阻拦他们的工作人员，便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那个打碎大门玻璃的女红卫兵还举着被玻璃划破的手高喊：“上海市委干部打人！”

北京红卫兵也撰写了传单，现场描绘稍有不同：

我们先派了一人进市委大楼联系，一去不返。我们见中央领导同志，见毛主席都没这么难。8•18的大会上，我们红卫兵齐喊“我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出来见我们了。上海架子为什么这么大，门槛这么高？我们要求派两个代表，不行！最后还是上海的革命群众使了好大劲，硬给推了进去。见到宋季文，要求接见全体代表，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有那么大房子，不能接见”。难道这么大一个市委大楼装不下我们30多人？两个代表哭着出来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正下着大雨，我们下决心不见市委不回去，淋着雨齐喊：“我们要见市委！我们要见市委！”许多市委的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往下看，但没人出来。门口守卫的上海红卫兵挽着胳膊，使劲推我们，想把我们挤走。

市委工作人员的传单，起草执笔者是市委机关党委秘书室吴姓副主任。“8•31”冲击上海市委办公大楼事件后第二天，市委办公厅秘书长兼市委直属机关刘姓党委书记，让吴起草“8•31”事件真相大字报，成稿后，副市长宋季文以及市委办公厅领导看过，立即抄写成大字报贴出，并连夜印成传单，第二天由市委办公厅机要交通科送往各部委、各区县局党委以及各大学。 这张传单在当时影响极大，许多大学生和工厂工人就是看了这份传单后，赶往延安西路“保卫市委”。这张传单后来被作为市委反对北京红卫兵的铁证。
30多个冲击市委办公大楼的北京学生中，绝大多数只是刚上初一、初二的14至15岁少年。他们与上海市民辩论话题是：“真理是否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以及“怀疑一切”口号是否革命，“红色恐怖”和“血统论”是否正确。他们对上海运动最大不满就是“上海运动冷冷清清”。就在几天前，8月23日，毛泽东还在中央会议上主张再乱他几个月。毛对各省市委无法招架红卫兵的情况不以为然，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8月以后的北京，一片抄家打人之风，一派“炮打”、“火烧”之势，各大中学校领导层基本瘫痪，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也运行艰难，但毛在这个讲话中说：“我看北京还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
其实，尽管都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有看法，但相比中学生，北京一些南下大学生的观点和批判方向有所不同。来上海的中学生，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他们不满意的是上海对“牛鬼蛇神”太客气，“文斗”变成“温斗”
但是，一些北京的大学红卫兵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对血统论并不热衷，他们不满的是上海运动“没有真正开展”。前面提到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齐卫东”，他们住进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后，曾去附近的学校和工厂串联，如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海关学校、上海第二女子中学，等等。他们去这些学校支持和鼓励因造党委反而受到压制的学生或派别。他们还去一些文艺单位串联， 例如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舞蹈学校等。这些单位都有因提意见而受领导压制的情况。他们支持受领导压制者，向社会呼吁。他们人数少，能量大，活动能力强，早期上海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就是他们放大至社会引起关注的。例如青年话剧团的“刘贵琴事件”，黄浦京剧团的“孟庆钊事件”，舞蹈学校对芭蕾舞剧《白毛女》评价的“毒草”、“香花”之争，上海海关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的两派之争；被单位压制的青年报社记者游雪涛的平反，也与他们的奔走有关。
和那些中学生不同，许多来上海的北京大学生的批判矛头对着上海市委。他们认为，上海的文革运动落后许多，还是在各级党委掌控之下，文革就是要打乱这种秩序。因为《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上海的各级党委包括市委，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基层党委不敢引火烧身，是因为市委对运动的导向有问题，这使上海运动冷冷清清。他们认为，各级当权派都应接受文革考验，所有干部都应接受群众的火烧和炮轰，是真金不怕火烧。一个当初参加冲击上海市委的北京红卫兵，20多年后回忆说，他们那时其实只是想“炮轰”一下上海市委，看看上海市委反应，有问题没问题先“炮轰、火烧”一下，“是革命的炮轰不倒，不革命的会炮轰出问题”。

“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上海市民对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行为的最初了解，大概就是通过上海市委工作人员的那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前面已引用。9月1日，这张题为《关于8月31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的大字报，被连夜印刷成传单贴遍上海。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楼消息传开，越来越多人涌往延安西路。许多人是来支持北京红卫兵的，其中既包括陆续来到上海的北京红卫兵，也包括与北京红卫兵持同一观点的上海学生和工厂工人，如以后工人造反派的领袖王洪文、潘国平等人。
更多人则是来与北京红卫兵辩论的。辩论核心是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上海市委对上海文革运动的领导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许多上海市民认为上海市委过去在柯庆施领导下，取得很大成绩；这次姚文元文章又在上海撰写和发表，证明上海市委紧跟毛主席。北京红卫兵指责上海运动冷冷清清，指责上海市委对他们不热情。上海市民反驳说：“我们的副市长亲自去火车站接你们，难道不算热情吗？”
延安西路市委大楼门前拥挤着上万人，这条宽敞的马路如今水泄不通，成了上海的政治中心。有单位还在市委门前搭起辩论台，大楼不远的南京延安西路华山路附近的静安公园也被辟为辩论场所，贴满了大字报，从早到晚人头攒动。上海市民拉住每一个说普通话穿军装的学生模样的年青人，把他们认作北京红卫兵，要和他们辩论。以后成为工人造反派副司令的潘国平去看热闹时，曾因为说普通话，被认为是北京学生而遭围攻。
这场辩论实际是上海市委默许甚至引导的。曹荻秋以后承认：

当上海工人、学生同北京学生开展辩论时，我们很赞成这种辩论，还布置过一部分干部参加辩论。这种所谓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围攻，有些地方围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红卫兵不放，有的要他们检查了他们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后才放走。

市委办公大楼附近马路两旁大字报栏上，贴满支持上海市委的巨幅标语：“上海市委挺起腰杆坚强地战斗吧，我们信得过您”；“上海市委是马列主义的”，“上海市委是坚定正确的”；“誓死保卫上海市委”，等等。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与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特乱”的大标语大字报针锋相对。保卫上海市委的大字报中，最有影响是国棉二厂署名“退休工人和老工人”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以及国棉一厂工人杨富珍 等《给毛主席的急电》。杨富珍当时是上海国棉一厂纺织工人，上海市委1966年4月树立的4个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之一，另外3标兵是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的工人工程师蔡祖泉、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红雷青年小组，以及上海海运局客轮服务员杨怀远。当时正值林彪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上海市委也跟着树立上海地区的典型。
《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反对北京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

过去帝国主义炮轰过我们，蒋介石反动派炮轰过我们，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炮轰越南兄弟，现在竟然有人要炮轰起上海市委来，他们算是什么人？只有阶级敌人才这样干！我们对党有深厚感情，我们坚决不答应。炮轰市委是十足的反动口号。

杨富珍等《给毛主席的急电》中则为上海市委评功摆好：

我们上海工人对上海市委最了解、最清楚，上海市委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市委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发动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黑帮黑线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这两张大字报都用工整的大字抄写，贴在市委大楼门前。为防止被雨水打湿，特地蒙上透明塑料布。大字报还被印成传单，不但在上海广为散发，全国其他城市也都有传抄翻印。此类“急电”当时很多，王洪文所在国棉17厂几个老工人也给中央发过电报，抗议学生冲市委。
1966年9月上海市委门前的大辩论，表面上是上海市民与北京红卫兵辩论，实际上是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的辩论。上海市委不同意北京红卫兵对自己的指责，但又不便正面辩驳，便希望上海市民尤其是工人出面。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曹荻秋8月底至9月初在各种会上曾多次表示：

各级领导，如工作队要大胆领导，敢于领导辩论，要组织力量；
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
共产党员要挺身而出，敢于讲话；
要加强领导，把左派力量组织起来。先把好的党员、支部书记、教师组织起来，要形成一股强大的抵抗力量；
不能崩溃下来，要顶住这个浪头，如果市委跨了，你们也不好受。

基层工厂的党委或工作队，组织了许多党员和老工人，去市委门前保卫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辩论。王洪文所在的国棉17厂，驻厂文化革命工作队先后组织4批共700多工人，由工作队干部领队去延安西路，被组织前往的工人一律算公假；去前还关照这些工人，若有人问起，就说是自发去的，不是被组织去的；为防止被问及所在工作单位和职务，有的人连工作证都不带。 当时的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文革结束后，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曾经“通知沪西几个大厂的工人前往保卫市委”。 曹荻秋以后承认，那些去市委门前保卫市委的工人确实有不少是市委让下面组织去的：

大约有三四千人及红卫兵，主观上恰恰想防止冲突防止意外，这样做实际上把工人与红卫兵处于对立地位。
他们要进入旧市委机关，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保持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理由，采取了“堵”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保卫”。因而使在旧市委门外的革命群众几天几夜不能进入市委机关，淋了雨，有的同学生了病，有的在冲旧市委机关时受了伤。我们在“堵”的时间内，乘机搬走了档案，怕群众将它损害。我们这些行为，十足说明我们害怕群众，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实行防御抵制。

9月1日，负责教育口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向市委报告，说复旦大学支持北京红卫兵观点的学生，要组织一万人，包围市委在延安西路33号办公大楼和康平路的办公处。市委闻讯立即从各工厂调来上万工人，守住通往附近道路，防止学生再次冲入市委办公大楼，甚至还调动了部队和公安人员。不过，后来证实所谓万人将包围市委消息是误传。 为此，曹荻秋不久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查，回上海后也多次在干部会议上或群众中承认错误，说市委当时的这些做法是因为害怕群众。
市委门前反击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大都是基层工厂或主管局、公司的干部组织撰写或暗示撰写。而那两张广为人知的大字报：《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和杨富珍《给毛主席的急电》，更是由市委的一些干部，直接出面组织。《我们老工人要讲话》是国棉二厂的党委组织的，由党委秘书起草； 杨富珍《给毛主席的急电》是驻厂工作队向在厂蹲点的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请示，张承宗又请示市委书记陈丕显，得到陈同意后组织撰写，经陈丕显同意后发出。 对此，杨富珍后来揭发说：

我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两个大坏蛋利用我们工人的名义欺骗毛主席的罪行。去年九月底，北京红卫兵小将来上海造旧上海市委的反。陈丕显、曹荻秋等怕得要死，就通过当时在各个工厂里的原市委工作组要我们劳动模范、五好工人打电报给毛主席。电报稿子是工作组起草的，要我们工人签字。
黑市委抓住了我奴隶主义的这个弱点，一手炮制了欺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给北京红卫兵小将们施加政治压力的《急电》。这封《急电》起了保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这封《急电》是黑市委推行刘、邓路线的产物，它流毒全国害人极深！对毛主席、党中央及北京红卫兵小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王洪文所在国棉17厂的电报，是驻厂工作的队秘书，组织几个老工人撰写。 笔者前文所引的一张市委51个工作人员写的《关于8月31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提议，市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励敏之和党委宣传部的干部执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亲笔修改的。 上海市委虽没有直接布置要求下面撰写大字报，但市委领导干部的一些讲话，却有意无意暗示或鼓动下面的干部去组织这类文章。下面干部以为是在支持市委，但不久以后，这些大字报大标语让曹荻秋们检讨了无数遍。
那些最初在市委门口“保卫市委”的工人，是以后上海工人保守派雏形。

上海市委大楼门前的工人造反派

在上海市委门前的人山人海中，除了去保卫市委的工人们，还有不少同情北京红卫兵的上海工人。这些人中，许多成为以后的工人造反派，最著名的有王洪文、潘国平。不过，他们那时还是旁观旁听者。
另一些同情红卫兵的工人们则在市委门前结识。9月4日上午9时，复旦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爱国女中等十几个上海学校的红卫兵，以及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良工阀门厂和上海一家麻纺厂的工人，21个单位40多人，在地处西区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召开“革命造反派大串联会议”，那里是市委最早安排的北京红卫兵住宿地。会议由复旦大学红卫兵周谷声主持，他向工人们介绍了市委大楼门口的冲突情况。周谷声不久后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三大红卫兵组织之一“炮司”的负责人。周谷声这是第一次组织红卫兵与工人的联席会议，以后他还将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初期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包括推动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第一个自己的全市性组织“工总司”。
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的工人邝三腾，在会上提出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要求联合起来的最初呼声。会议开到中午，突然，一个复旦大学红卫兵带来紧急消息，说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市委大楼门前被打，发生流血事件。会议被中断，一部分人回原单位搬援兵，大部分人急忙赶往市委大楼。到了市委大楼门口，只见人山人海，怎么也挤不进去。他们便退到市委附近一幢小洋房里，草拟一份给曹荻秋的最后通牒，提出六条要求：

最后通牒

(一)要曹荻秋公开接见全体革命学生和群众，对拒不接见北京红卫兵一事公开向他们道歉。
（二）公开承认北京红卫兵昨天到今天的静坐行动是革命行动，公开向北京红卫兵，特别是被打的红卫兵道歉，并给与治疗和保护。
（三）开动上海所有宣传机器，公开为一系列有关北京红卫兵“闹事”之事辟谣，并大力宣传当前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公开承认“火烧市委”、“炮打市委”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保卫市委”是极端错误的，“曹荻秋万岁”的口号是反动的口号。
（五）迅速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欢迎北京红卫兵，会场由我们革命造反派组织掌握，票子由我们分发。
（六）要求曹荻秋在今晚九点以前给与答复。
不达目的，我们誓不甘休！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尽管这份《最后通牒》内容全都围绕着红卫兵，没有一句提到工人造反派，但它是有文字记载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学生红卫兵的第一次联合行动。马上，有人在钢板上刻写油印纸，有人用滚筒油墨手工印刷，墨迹未干，就在市委门口人群中散发。
参加北京红卫兵行动的几个上海铁路装卸机修厂工人，都是刚从技校毕业分配进工厂的青年，当时也只20岁左右，除了邝三腾，还有两个青年工人周国庭和陆云龙。他们是在市委门前看热闹时与北京红卫兵熟悉的，北京红卫兵要往市委大楼门里冲，邝三腾说，市委在门口设了六道防线，进不去，自告奋勇要带他们“到一个比市委还要大的机关去”。邝说的，是高安路19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处，从来不对外挂牌，所以一般人不知道。邝带领一百五六十个北京红卫兵来到高安路，冲破门卫阻拦，进入大院，要求用电话与北京中央文革小组联系。电话接通后，红卫兵与北京足足通话了两小时。晚上九点，有人来告诉北京红卫兵，曹荻秋马上在市委大楼接见，要他们立即赶去，华东局专门准备了三辆汽车送他们。邝又站出来大声说：“同学们，不要去!这是欺骗，华东局不可信，进去就出不来了!”
华东局办公厅一个干部对北京红卫兵说：“你们中可能混有不是学生的上海人，有政治扒手”。他可能是从邝等人普通话中露出的上海口音产生怀疑的。150多个北京红卫兵来自不同学校，相互之间不太熟悉，便马上按各自的学校站队，邝等人于是被剔别出来。红卫兵问邝出身成份，邝说自己是受压制工人，在工厂是反对工作组的。一个华东局干部挤进围观人群大声宣布，他刚才已经打电话去这3人工作的上海铁路装卸机修厂党支部了解过了，这3人平时表现就不好，有的还偷过东西。 红卫兵当即从邝身上搜出一份邝自己写的关于在中央商场偷尼龙袜子，和在41路公共汽车上偷女乘客皮夹子的第四次检讨。这下红卫兵相信这些人果然是“扒手”。
北京红卫兵把这3人交给了在场的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后，乘车赶到市委大楼去见曹荻秋。3人被南模的红卫兵直打到深夜；第二天，又把他们押回厂，继续殴打，接着关押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给上海市委三点指示

曹荻秋第一次接见北京红卫兵遭到围攻后，便决定只接见代表。9月3日深夜至9月4日4日凌晨，曹荻秋在延安西路200号市委办公大楼附近的静安区文化馆，与6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见面。代表们提出3项要求：曹接见在市委门前的所有北京红卫兵；上海市委借给广播器材，提供印刷传单的条件；帮助接通给中央文革的电话。
曹荻秋没答应前两条，解释说不开大会但开小会接见；广播印刷器材各单位都想要，给了北京红卫兵不给其他人摆不平；对最后一条，市委马上提供方便，让红卫兵用红色保密直线电话和中央文革通话。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市委书记陈丕显正在病假中，市长曹荻秋主持工作。曹每天都向陈汇报，多时一天汇报几次。据说，这是陈丕显的主张，他要曹不再出去接见北京红卫兵；让工人来保卫市委也是陈丕显的意思。 而就在9月2日，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毛泽东针对全国各省市都出现的围攻去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现象发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陈丕显和曹荻秋看样子没有料到毛泽东这样的讲话，其实就是针对他们这些省市干部的。
曹荻秋不愿再成批接见北京红卫兵，引起北京红卫兵愤怒，他们一定要曹荻秋接见全体人员。上午，聚集在市委门前的红卫兵增至近千人，其中还有不少上海学生。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设立广播台，几次发出“最后通牒”，要曹荻秋“滚出来！”红卫兵们一次又一次向市委办公大楼冲击，和门口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中午，他们踏着人梯，打碎市委大楼临街玻璃，爬进二楼。最后在大楼楼顶插上大旗，欢呼“我们胜利了！”
就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之际，传来消息：中央接到北京红卫兵从上海打去的电话，立即给曹荻秋接连打了两个电话，要他马上接见北京红卫兵。 9月4日晚上9点半，曹荻秋会见在市委内的全体北京红卫兵，发表讲话：“市委如果是修正主义，完全可以造它的反。但是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长时间起哄）。因此，上海工人、农民、革命师生你们大胆地揭发上海市委的问题，北京的同学你们对上海市委有意见，我们也表示欢迎。北京来的同学来上海后曾经对文化革命产生若干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并产生了辩论，这个不同意见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
9月5日凌晨3时20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从北京来电话传达周恩来三点指示：（1）同意给广播器材；（2）已告诉曹要他接见北京红卫兵；（3）周总理已给曹打电话，要求他将包围北京红卫兵的工人、学生全部撤走。
曹荻秋遵照周恩来要求办了。9月5日上午，市委劝说拥簇在市委大楼门口的上海市民退开，让红卫兵们进入大楼。下午近6时，进入市委大楼的红卫兵开会，要曹荻秋到场。曹荻秋到会并讲话，再一次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问题，并呼吁团结。此时，聚集在大楼外的上海市民要求收听会议实况，否则也要强行进入大楼和学生辩论。经学生同意，在门外临时架起了几个大喇叭，将会议实况向外广播。天上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几万市民，大多数都没有带雨具，黑压压一大片人群，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在雨中站立着，静静地、关切地听着头顶上喇叭中传出的每句话。
晚上8点，会议结束，市委用20辆大客车将北京学生送回住地。9月6日，市委在办公大楼门口张贴出“市委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再一次要求全市干部和群众不要再贴“保卫市委”、“市委是正确的”一类大字报；并要求各基层组织代抄成大字报，在工厂、学校、机关中张贴。市委还检讨自己组织工人保卫市委机关大楼的做法，“实际上是使工人介入了学生运动，是错误的”。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一开始，上海市委还十分有底气，因为周恩来支持上海市委。据陈丕显以后回忆：“此时，周恩来来电指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上海市委表示了明确支持。心直口快的宋季文副市长很快把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北京学生”。“曹荻秋也将这话对上海许多干部说过。” 曹荻秋还多次对红卫兵们说：“总理是打电话给我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
但是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的冲突升级后，红卫兵传单中说：“总理曾明确回答来问此事的北京红卫兵：‘我怎么会讲这种话？宋季文歪曲我的意思，你们可以驳他’”。周恩来说他当时说的是：“上海过去是革命的，现在也要革命的”。显然，周恩来改了口。 而据张春桥文革中的一次讲话，周恩来对上海市委的做法十分生气：

那天5号早上，我到这里，总理一见到我就对我说，你看上海怎么搞的！总理很不满意。很多北京红卫兵一见总理就问，总理不知解释了多少遍。对一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因为运动以前，上海是做了一些成绩，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中央是有一定评价的。总理是因为北京学生不了解情况，给他们讲一讲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要他们调查一下。但是怎么能够吹呢？是革命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既然是革命的，人家红卫兵来了为什么连见一见都怕得要死呢，特别是宋季文讲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我和姚文元听了都气死了！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成绩、有错误与宋季文一点都没有关系，他有什么可吹的？只要粘一点边，好像就和他们关系密切得不得了，就吹起来了。
上海市委以周恩来的话保自己，效果适得其反，周恩来发火。曹荻秋只能被迫检讨：“总理来了电话，讲了一些话，我作为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是不便讲的，宋季文讲了，是错误的，不对”。

上海市委贴出“市委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这个引火烧身的举动并没有取得主动。更对上海市委乃至全国各地省市委不利的是，9月7日，毛泽东转批文件，明确规定“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还要报社写社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转述了这一意思。不过，上海市委显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意思。就在这篇社论出来的前两天，9月9日，市委召开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五好工人和老工人、青年工人五千人代表大会。曹荻秋在会上还说，北京红卫兵“里面混进了一些坏人，上海一些坏人也混进去了”，“如果承认他们冲进市委是革命的，那他们反过来就讲我们是反革命”。对于上海市民与北京红卫兵在市委门前的辩论，曹荻秋表示：“工人贴保卫市委的大字报，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你们对市委是了解的，你们是最清楚的”，“有的说市委有问题，有的说没有问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只许他们这样讲，不许我这样讲，那也不行”。不过，曹荻秋也知道自己这种情绪，会被说成是对文革的抵制，所以他在大会一开始，就要求到会者会上不要做记录，会后不要以市委名义向下传达，但可以“用自己的口气往下讲”。
市委希望中央能够出面，将这些搅得上海不宁的红卫兵召回北京。就在贴出欢迎炮轰大字报同时，曹荻秋以及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一再与国务院副总理陶铸通电话：“现在形势很紧张，再搞下去实在顶不住了”。市委被打倒以后，有干部揭发说，陶铸当时回答：“你们再顶5天行不行？至多再顶7天到10天，以后就要转了。”曹荻秋表示：“再顶7天，已经非常吃力了！”曹荻秋后来对一些干部说：“北京传来消息，国庆后运动要转了，要抓整改，抓生产了。国庆以后中央各部的司、局以上干部，一律停止斗争，不然工作和生产就没有人抓了。”
曹荻秋可能是从陶铸那里听来消息，因为那一时期他与陶铸联系最多，从上下级关系说，他也应该同陶铸联系。而陶铸为什么会这样预测形势，估计因为中央决定在10月初召开工作会议。但是，形势发展并不如陶铸所料。曹荻秋被打倒后，被迫为他对待大串联和北京红卫兵的态度作检讨：

去年8月下旬首都红卫兵陆续到上海进行革命大串联，当他们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和各种串联活动的时候，我就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反感，认为他们言论偏激，行动粗暴，怀疑他们当中有别有用心的人作怪，我并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整他们……
我对大串联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怀疑大串联究竟有多大好处……错误地认为大串联影响了本市各单位的斗、批、改，影响了交通运输，影响了生产，把上海搞乱了，发展下去会天下大乱。因而总想早点结束大串联，不断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停止省市之间的大串联。

这些话应该是曹荻秋的心里话。

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南下，遭到上海市民抵制。他们宣扬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论”，尤其引起一向温良的上海市民反感，甚至同样拥护“阶级路线”的上海的干部子女们，也大多数不赞成他们的极端观点。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民最初的辩论，就是从那副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而起。他们给上海市民留下印象是满口“他妈的”，无视规则权威。
对于上海市民的对立情绪，这批红卫兵很想不通：“在上海人民中遭到这样的孤立原来没想到”。 清华、北大等校学生干部讨论“今后怎么办?”，多数人主张立即回北京，少数人主张继续干下去。北京红卫兵中，有一部分家在上海考到北京的学生，家长怕他们冲击上海市委惹祸，也劝说他们回北京。
到9月中旬，第一批来沪红卫兵中大多数已往其他城市串联，留在上海的不多。虽然他们“9•4”后曾经在华东纺织工学院成立过一个“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也选出过负责人，但没多久因人员都去其他城市串联而实际解散。留下者大都态度坚决地反对上海市委，表示要“坚持到底”， 如北京中国科技大学驻沪红卫兵组织“齐卫东”，参加过“9•4”对上海市委冲击，以后一直没离开上海，参加了1967年初上海“一月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和那些将“地富反坏右”作为斗争对象的中学红卫兵不同，他们主张牢牢掌握文革的斗争大方向，将批判和斗争的矛头对着各级党内走资派。他们写的系列文章《九评上海市委》，在当时有很大影响。
就在第一次南下北京红卫兵大多离开上海之际，又有一大批红卫兵出发前往上海。还是在第一批来沪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陈丕显多次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怎么办？周说可以派二千名红卫兵来帮助你们。这批红卫兵临行前，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妻子郭惠明，打电话给陈丕显的妻子谢志诚说，他们这次去上海，经周总理同意，是有组织的，是保上海市委的。还说她儿子是南下兵团的带队。
这次南下红卫兵的主体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首都一司”），到上海统一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下兵团”，共二千名大学生；另有一百名中学生，也一起参加南下。南下兵团的总指挥，是空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儿子章盾之，副总指挥是谭震林儿子谭怀远。文革后，当年参加者回忆，也说是周恩来让他们去上海，还说是交大和复旦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通过周荣鑫同志和“一司”商量，能不能派一部分红卫兵南下，宣传党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学生还是要在校园里闹革命。
“一司”立即组织了由北大、人大、矿院等院校组成的精干的先遣队南下，为南下兵团大部队打前站，重点安排好大队人马的接待、吃、住等问题，并为大部队南下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了解上海地区的运动形势。先遣队得到叶帅（叶剑英）的支持，叶帅的小女儿叶小英参加了先遣队。周总理还特别指示，先遣队到上海后可先找东海舰队接待，弄清情况后再找上海市委。
1966年8月下旬，上海的大学生关注点还在校园而不在市委，上海发生的比较大的事件，是复旦大学学生去上海戏剧学院串联的“8•25”事件。说周恩来因为上海大学生冲击上海市委而派人去上海，可能就是前文所提及的9月1日误传复旦大学一万学生要包围市委的空穴来风；也可能是第一批南下红卫兵将“8•30”文化广场欢迎会开成对市委的批判会，第二天“8•31”又冲击上海市委后，市委向国务院告急。
大批人员出发之前，9月9日下午，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司令部”负责人，全面了解他们的准备情况。 第二天，9月10日，周恩来又出席“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周恩来说：

到上海去的这个南下兵团，人数最多，将近两千人（可能已经超过了）。你们组成了十六个纵队（加上中学），是很大一个队伍了，超过两千人了，那么你们就要带着刚才说过的战斗精神、学习精神、宣传精神，又要很谦虚、很谨慎。要看出，这个任务不是一件很容易实现的任务。因为上海比北京大，那个地方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队伍，那个地方的领导在过去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进行得比较好。

周恩来对上海市委明确肯定，与此同时也为出发者指明革命对象：

当然上海有另外一种复杂的现象，并不是说北京不复杂，而上海是另外一种复杂的情形，我说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如果说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上海就是买办资产阶级影响要大，也不是说没有封建的影响。

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大规模南下。这次南下是周恩来派遣，或者说，受到周恩来关照。
9月11日，南下兵团总部人员乘专门列车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进入市中心。上海市委将他们安排在黄陂南路上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住在看台下的屋子里。后来他们自己又在一些区以及静安区第一师范、杨浦区市东中学、徐汇区上海第五十一中学等，设联络点。
市委要求各级党委为北京红卫兵活动提供方便，上海负责接待这批红卫兵的部门，特地为他们安排许多活动，例如与著名全国或上海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座谈，参观象征上海工业成就的上海重型机器厂万吨水压机，等等。总之，尽量向这批小将显示上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指望这第二批红卫兵多少能对前批北京红卫兵的偏激行为有所制约。9月19日，曹荻秋在刚被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的文化广场，向这批红卫兵介绍上海情况。
但事与愿违。第一和第二批到上海的红卫兵大都是最早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女为多。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中学生。第二批红卫兵虽然以大学生为主，但仍有上百个中学生，组成第16纵队。这些中学生在北京时就将殴打运动对象或“四类分子”当乐趣，赴上海又将血腥暴力一起带来，没有丝毫收敛。他们感兴趣的是上海如何“破四旧”，如何批斗“黑六类”，如何贯彻阶级路线。他们还沉醉在北京“红八月”的功勋中，打算在上海再重演一场“红色恐怖”。这从他们在座谈会上所提问题可以看出。在国棉二厂，南下先遣队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著名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等共40多个工人座谈。他们的问题是：
1．“8•30”及“9•4”事件的经过；
2．上海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报复，如何处理，抄家物资如何保管？
3．上海如何贯彻阶级路线，如何对待“黑六类”？
4．上海如何“破四旧”？
5．上海的红卫兵如何组织，是否执行阶级路线？
他们特别关心和了解上海街道里弄的“黑六类”情况，抄了多少家，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遗漏。他们得出的调查结论是：上海市委手太软，对“黑六类”太讲政策，文斗成了“温斗”，实际文而不斗，“目前上海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文斗武斗的问题，而是斗不斗的问题，是‘温斗’还是‘狠斗’的问题”。他们主张“加温”，“狠斗”，“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江山”。
他们热衷宣传“血统论”，到处张贴“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发《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还有此类大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自来红们站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老前辈降群魔大砍大杀，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谁敢翻天”，“阶级路线万岁”，等等。
他们认为上海对抄家对象“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过着剥削生活”。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还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更是在上海大街上散发《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一律从高级公寓、别墅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待；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等，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据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3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者达100人以上。他们亲自动手抄家，对抄家对象接连几天地肆意殴打侮辱，打成重伤，打至昏迷；打得大小便失禁，还不许送医院。这种情景当时在徐汇、卢湾、南市、静安等区时时发生。
在上海音乐学院，9月19日，南下兵团第7纵队的北京红卫兵，与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8•18”红卫兵，用皮带毒打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及妻子，打得贺绿汀在地上翻滚，拳打脚踢之后又剪去头发；音乐学院钱琦副教授等另外5位教师也遭毒打。在上海外语学院附中，9月15日至17日，南下兵团第16纵队北京外语学校学生11人，强令教师集中，按成份列队，将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和花头，男教师全剃成光头，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强令他们相互骂，相互打，谁稍有不从，就用脚踢，用木棍铁器殴打，连怀孕女教师也不放过。9月17日，在长宁区群联中学，北京第7和第57中学红卫兵开大会批斗学校半数教师共31人，将其中一名教师剃“阴阳头”，用铅丝系着脖子游街。在徐汇区斜土路第一小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第15中学20多名红卫兵将学校支部书记殴打至重伤，副校长和另7名教师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西藏中路沐恩堂（基督教堂），9月14日至18日，南下兵团9纵队2支队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殴打教堂6名牧师，扬言“打死人国务院不管”，还将9个过路人也抓进来；两天后，南下兵团16纵队1一百多名红卫兵接着以特地用钢丝制成的鞭子，继续毒打这6名牧师，打得他们无法行走，还将他们剃光头，用白漆和墨水涂脸部和衣服，临走又席卷了教堂的资料和物资。在上海最大天主教堂佘山大教堂，9月22日，一百多各北京红卫兵将神父马风祥从市区押去，边斗争边挖地三尺，说是追查藏匿枪支。枪支没找到，马神父被殴打至死。这样的暴行还有许多，数不胜数。
其他地区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也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草菅人命。11月，在漕溪北路，几个山东军队干部子女在3个上海军队干部子弟带领下，到漕溪北路一户人家抄家，名单是居委会提供的。他们砸光所有家具、门窗，打死这家的老太太。为了证明老太是否真死，还拎了壶滚烫开水往躺在地上的老太身上浇。如此残忍的行为引起众怒，死者儿子是天马电影制片厂的照明工，叫来上万居民包围打人者。市委只得赶紧派人疏解，最后不了了之。
北京红卫兵仍意犹未尽，还想策划更大规模的血腥批斗：“让我们批斗给你们上海人看看，该怎样对待那些资本家和黑帮！”他们打电报给周恩来，说要在上海揪一万个资本家游街，被周发电报制止。
如果说，第一批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留下的是自以为是的张扬形象，那么，这第二批北京红卫兵留下的则是惨无人道和灭绝人性的嗜血残忍，引起上海市民的强烈不满。上海市委疲于处理频频发生的事端，陈丕显让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往中央打电话向陶铸求救，并建议国庆节后停止大串联；曹荻秋也给周恩来打电话，一面让人收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为向中央报告。 市委办公厅原来编有《文化革命简报》，专门反映上海文革情况，并报中央。9月份的前20，只编印了4期。陈丕显听说烟台市委每天一份电报，向中央反映情况，便要求上海的简报，最好也能每天一份报中央。 于是，之后的10天中，一连编印了17期，内容都是反映上海的混乱：《最近武斗又有发展》、《少数人煽动学生捣乱》、《学生冲进XX机关的经过》，等等，希望能够引起中央决策层重视。9月，曹荻秋和魏文伯向中央发电报，呼吁为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正常运行，希望中央能在国庆后，停止大串联。而当时还没有造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一些人，对北京红卫兵任意打人的行为也非常看不惯。写作班成员王知常和朱维铮，还曾经在一个晚上去南下兵团下榻的黄陂南路体育宫贴大标语：“要文斗不要武斗”。
北京红卫兵不但加剧上海混乱，也在全国各地造成混乱。9月下旬，周恩来亲自起草和批发电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告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其他“红卫兵”组织，迅速结束在上海活动。 9月25日，上海市委也向北京红卫兵传达了中央的这个指示：（1）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2）迅速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参加国庆节组织和维持秩序的工作。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遂于28日返回北京。据说他们回京后，受到周恩来接见。
周恩来打电话召回全部北京红卫兵，令上海市委以为这是中央打算停止大串联的信号：

国庆节前，中央打电报要北京红卫兵回京参加国庆工作，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大串连，内心非常高兴。并且打电报请华东各省动员上海同学在国庆节前回到上海。在九月下旬，我还布置收集北京有哪些学生从八月下旬来上海还没回去，并由马天水打电话给吴德同志，希望能催促他们回去。

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

市委没想到，前面这两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带来的麻烦只不过是前奏，更大的动乱还在后面。
就在第一第二批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之际，北京红卫兵运动正经历一场大分化。9月6日，以平民子女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首都三司”）成立。“三司”与之前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一司”和“二司”不同，斗争锋芒直指“党内走资派”，他们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
第二批南下红卫兵回北京没多久，10月，“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大批来到上海。这次人数更多，时间更长。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他们到上海后，组成“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一些参加过“9•4”冲击上海的第一批南下红卫兵也加入他们。而此时，上海各大学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崛起，将斗争矛头从校园和工厂,转向了市委。
第一批和第二批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甚至上海红卫兵的印象不佳，甚至非常恶劣。上海市民和学生不喜欢他们目中无人的张狂以及居高临下的霸气，更反感他们以打人取乐的血腥和丧失人性的暴力，他们始终没有和上海市民或学生甚至造反派融合。直到第三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上海的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才真正与北京红卫兵联合起来。也只有到这时候，上海的文革发展才真正切入毛泽东想达到的正题。
全国性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是毛泽东文革初期的又一着胜棋。用文革专家王年一教授的话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后第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错误。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让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毛泽东通过全国性的大串联，打破封闭人事制度所形成的批评本地区本单位领导的高风险，让一批地方党组织奈何不得的外来力量，去冲击本地区本单位老百姓不敢对抗的当权派。所以，曹荻秋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8月底，虽然曾布置人打长途电话往北京，查问闹得厉害的北京七中红卫兵的情况，但充其量也只能查问而已，无法像对待上海地区的学生那样，通过学校对他们施加影响。上海市委对这帮外来的造反者，除了向周恩来、陶铸告急，束手无策。
上海局势越来越乱，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已经没法正常办公，只能转入“地下”或“游击”办公。面对这场真正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有干部都心中无底，不知如何应对。过去领导运动只要紧跟中央文件；此时中央下达的文件根本无法执行。例如中共中央9月2日《关于保护档案及机密资料的通知》，10月15日《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串连的通知》，10月30日《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等等，没有一个能贯彻下去。曹荻秋在1966年9月18日党员干部大会上做关于文化革命问题报告时，道出心中的困惑：

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非常被动……这种被动，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动来自何处？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主动权全在中央，我们还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有的地方还要严重……看来今后我们还是要被动的。

上海市委派人去北京摸情况

张春桥就在北京，而且就在文革运动决策的核心，上海市委认为他完全可以提供些信息和建议，更可以向毛泽东反映上海市委面临的困局。陈丕显认为张春桥是从上海市委调去中央文革小组的，理应给上海市委通点消息。还是在8月25日，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去上海戏剧学院串联，之后，市委便几次打电话给张春桥，希望他能回上海。张春桥后来对人说：他们催我同姚文元回去，企图拿我当挡箭牌，我才不干。到后来，陈丕显等打电话给他，他干脆不予答复。
9月初，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那几天，陈丕显让秘书打电话给张春桥，说“上海最近情况很紧张”，希望张春桥经常给曹荻秋打电话”，“同上海通通气，多了解一点上海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但陈丕显几次和张春桥通电话，都很不愉快。陈丕显对人说，“我都懒得和张春桥通电话”，“春桥同志是我们推荐给江青同志的，现在他取得了江青同志的信任，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啦”，“春桥同志不愿回上海，他在北京舒服，只是参加大会，也不解决具体问题，住的地方什么人又不敢去”。 陈丕显对张春桥的抱怨，显示出上海市委与中央文革的尴尬关系。据说，陈丕显与张春桥的关系原来还可以，而且江青最初对张春桥并不了解，是陈丕显在江青面前说了张春桥很多好话。 但文革开始后陈丕显和张春桥两人关系逐渐疏远。
就在大串联的红卫兵将整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当各地党委最迫切需要了解中央决策层意向的时候，地方与中央的信息交流却越来越梗阻。在开口闭口中央首长如何讲话指示的北京红卫兵面前，上海市委的信息似乎显得那样滞后。市委决定派人去北京摸动态，及时了解决策层的真实意图。9月下旬，市委派出三人去北京。一个是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个是解放日报社的实习记者，还有一个是朱永嘉。派朱永嘉，是因为他曾经为姚文元当过助手，关系比较熟悉，如今姚文元进中央文革小组，如果要问什么事，朱应该比别人容易说得上话。
市委办公厅主任方扬找朱永嘉谈话，要他去北京后，注意收集北京主要院校的红卫兵大字报，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的讲话，北京文化革命开展情况，等等，及时反映给上海市委。三人到北京后，住在上海市人委北京办事处。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上海《文汇报》记者，给他们配了记者证，可以去北京各大学采访。朱永嘉的记者证标号276，名字是“朱卫东”，一个颇有文革色彩的名字。

小 结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批判，作为执政党工作机构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名存实亡。5月底建立的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8月以后成为事实上的中央决策机构；只有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系统，还在艰难地运转。于是，中央实际存在两套系统：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以及以周恩来和陶铸为首的国务院系统。
各省市党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上下级关系，依照以往的正常工作渠道，他们应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或国务院汇报下面的工作和情况。书记处名存实亡，他们只能向国务院汇报；但即使是周恩来和陶铸，也无法将下面反映的艰难和混乱状况，再向文革的实际决策中心传递，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想听取下面对文革的种种抱怨。各省市的反馈失去以往的程序性渠道，信息被中央文革小组有选择地传递。这是下情上陈的梗阻。而且，即使信息能够到达毛泽东处，也影响不了他的决心和决策。
而毛另立“中央文革小组”作为自己开展文革的工作班子，抛开常规的严密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员会—各省市党委—各级党委，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书记处制定文件然后层层下达，而是直接向学生讲话发号召，或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个权威报刊发社论，“战略部署直接与群众见面”。虽然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下达，但因讲话人江青、康生等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具有了非常的权威性。这些讲话使红卫兵总是得风气之先，无形减弱了各级党委对中央决策信息的先知权和解释权。这是上情下达的梗阻。
在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威望超越于政府、法律、执政党之上时，毛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评判、每一个决定，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中央文革小组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是毛的思想的最先知晓者。谁能够揣摩到毛泽东思路，谁就掌握话语主动权。本来，干部阶层长期拥有对真理的解释权，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垄断信息就能垄断真理。而这一次，毛泽东的整肃对象却正是整个中央决策层和干部阶层。信息传递过程的颠倒，使以往处于信息被动状况的底层群众在许多时候能够比以往直接了解文革决策层的意图，这使群众参与文革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干部阶层以往靠着垄断信息所形成的强势被改变，他们有时得到的运动信息还没有红卫兵们及时。这是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造成话语权的转换。而这场话语权的转换，正在为即将于1967年1月开始的权力转换进行铺垫。
文革的对象，在文革初期有着数次转换。在聂元梓大字报之前，批判对象是与《海瑞罢官》有关的人和事，由各级党委组织批判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掀起批判本单位“牛鬼蛇神”高潮，由各级党委抛出本省市地区或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发动群众贴大字报。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一次转换，不过，转换的权力仍然掌控在各级党委手中。北京红卫兵运动兴起，学校领导和驻校工作队成为运动对象，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二次转换。这次转换，是对共产党政治运动形态的颠覆，标志着文革不但挣脱了各级党委的掌控，而且使各单位党委成为了批判对象。这样的颠覆，确实具有真正的造反意味。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和全国串联，又使运动对象发生第三次转换，从各单位领导，上升到各省市领导。
北京红卫兵对上海市委的指责非常鸡毛蒜皮，第一第二批来沪的红卫兵大都是干部子女，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批斗共产党执政17年来一贯打击压制的“阶级敌人”，所“炮轰”的内容也是市委“对阶级敌人批斗不力”等。他们来上海时，正是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崛起之时。他们如果还在北京，只能划入与毛泽东文革运动方向格格不入的“老保”阵营。但到上海，他们“炮轰”的对象是包庇“阶级敌人”的上海市委，换句话说，他们的话语虽然还是“血统论”、“红色恐怖”，但因为上海市委不同意这些观点，所以他们又将批判矛头指向上海市委，于是他们的斗争方向正与毛泽东所要批判的对象合拍。真正成为上海造反派的启蒙和先驱的，是那些一开始就认为上海各级党委必须将自己作为文革运动对象的北京红卫兵们。文革后再看这些当年的大学生，透过文革式“炮轰”、“火烧”的话语外壳，是对当政者的质疑，这是被毛泽东“大民主”催生的朦胧的权利意识。这种对当政者不断质疑的思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又成为反对文革主力，这是后话。
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1966年的9月至10月，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不是红卫兵对各省市委提出的罪名，而是各省市委对“炮轰”的反应。在《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不许当政者利用专政工具迫害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后，他们驾轻就熟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路径，便只有发动和组织他们所认为的“左派队伍”保卫自己。这个本能的反应使他们无一例外，全部入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之彀，向红卫兵提供自己坚实的罪名，在毛泽东紧接着10月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打倒。有罪推定式的“炮轰”百战百胜，不但上海，全国所有省市委都被这样的炮轰打败。
事实正如曹荻秋所感觉，运动主动权在中央，各级党组织正在一步一步丧失主动权。这是两套话语体系的冲突，即原来各级党领导干部所熟悉的那套整阶级敌人、整政治边缘分子的话语体系，与毛泽东的整走资派文革话语体系的冲突。虽然核心都是阶级斗争，虽然最终评判权仍归于毛泽东一人，但是斗争指向不同。北京红卫兵的到来，促成了这两套话语体系的转换。发生在上海市委门前的辩论，正是毛泽东所支持的北京红卫兵们，向上海市委争夺文革话语权。上海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的鼓舞下，正集聚力量，蓄而待发。这一时期——1966年的6月至8月，虽然在所有校园及工厂内，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原来的那套话语；但是这套话语正在转型，到了9月，在社会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运用的已经是毛泽东所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炮轰省市委”话语，而且很快就将发展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打倒走资派”的话语。
这也是政治身份评定权的争夺。北京红卫兵在“炮轰”上海市委时，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颠覆共产党执政以来各级干部将人划分政治等级的权力。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划分群众的等级身份，按“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等标准给群众排队。而对上海市委的“炮轰”，是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后，第一次自下而上由群众判定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是否“革命”。政治分层的评判权，正在开始向群众转移。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他们对上海市民的榜样意义，在于他们将市委作为造反对象。而在此之前，上海的学生或工人造反派，都还只是在反学校或工厂的党组织。上海市委门前的大辩论，以对上海市委评价为分水岭，在上海市民和学生中划分出“保”派和“反”派，也即是不久阵线分明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激励下，更在北京红卫兵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迅速崛起，不久更将组织起来，酿成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8•31是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失败。中央决策层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解构了上海市委一贯正确的权威形象，而且为以后造反派的进一步“炮轰”，铺垫了话语准备。从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开始，上海市委处境每况愈下，越来越被动，直至最后被打倒。

《记忆》第九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