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墓群的记忆

叶曙明

1969年1月，坐落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民众自建的武斗死难者墓群，结束了最后一批墓茔的修建。

据对这个墓群进行了长期专门研究的陈晓文（重庆出版社编辑）统计，从1967年夏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113座墓茔（据另一位墓群研究者、退休中学教师曾钟继陈晓文之后的调查，墓茔数量已经超出这个数字，有130余座）。其中，除去个别没有立碑或碑文已经风化湮灭的以外，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仍有碑文资料可考的92座墓中，安葬了345人，加上那不可考的墓中的死者，估计整个墓群共埋葬有约400名死难者（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这些死难者多为重庆大武斗的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196人中，最多者是20岁以下，占69人，其次是21—30岁，占66人。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者60岁。（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166页）

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299位死者中，最多的是工人，占176人，其次是学生，占104人（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占82人）。（出处同上）

在这片墓群中，埋葬死者最多的合葬墓茔，主要是工厂企业的，如生产枪支的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31位死者（其中有部分是该厂子弟校的中、小学生），生产坦克、装甲车的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37位死者，生产国防钢材的一○二钢厂（后更名特殊钢厂）二三○七革命工人造反团的墓茔埋葬有15位死者，生产炮弹的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10位死者，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的墓茔埋葬有16位死者，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金属兵团的墓茔埋葬有8位死者……（陈晓文收集整理的《重庆红卫兵墓园一览表》，2005年5月4日在凯迪社区网站贴出，华夏知青论坛等网站转贴。2006年2月6日被封）因此，将这片以产业工人及其他行业职工造反派死者为主体的墓群称之为“红卫兵墓园”，显然是不准确的。因红卫兵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而且，“红卫兵”又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它既指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主要在北京），又可指各地党政领导仿效北京模式闻风而动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指各地向党政领导造反、夺权，后来有代表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红卫兵，甚至还指群众组织解散之后，在各中学一度取代原共青团组织的红卫兵（在小学则由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所以，笔者一直主张将这个地方称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简称“文革墓群”。

重庆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从1967年初即分裂为两大派，以后分别称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宣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为“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卖命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按照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所形成的社会气氛、思维习惯、行事方式，“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给反动派，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于是就向对方进行压制、打击，先是不准对方发表意见（“不准放毒”），撕毁对方贴出的标语、大字报，砸对方的宣传车、广播站，这样势必引起冲突，发生斗殴，于是就从动拳头、扔石块，发展到用匕首、棍棒、钢钎厮杀，最后就发展到使用现代化武器。重庆作为“三线建设”中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分部在主城区及周边的几个大型国防企业生产和储存了大量常规兵器，其中有的是连当时的正规军都还没有配备，准备送到越南去支援打美国的。再加上当时的“支左”部队普遍对自己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抢夺武器采取“明抢暗送”的态度，于是两派各显神通，竞相抢夺国防企业成品库或部队军火库中的武器，有的还将国防企业的半成品武器组装、加工为成品，甚至自己生产武器（如重大八一五自制八一五式冲锋枪、手榴弹）。大量武器流散到群众组织手里，使得重庆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升级，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不过这场“内战”双方都是为着同一个领袖，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在面对死亡时念着同样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呼喊着同样的“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因此这又是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奇特内战。

因重庆大武斗时期沙坪坝区为八一五派控制区，沙坪公园这片墓群中安葬的死难者多为八一五派成员或其亲属，因此在这片墓群的许多墓碑上都塑有象征“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的火炬——火炬的手柄由“815”三个数字组成。这个图案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周孜仁在办报时设计的，因其简洁明快，便于绘制，后来就成为八一五派通用的象征图案。

这片墓群中的墓碑的样式，有的是模仿古代墓碑，有的则是模仿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墓碑上那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当年的造反派与文革前革命传统教育的思想渊源。不少墓碑上除了刻有文革口号（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之外，一般都刻有毛泽东为死于抗日战争或国、共两党内战中的革命烈士的题词，以及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如“死难烈士万岁”、“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之类，套用的毛泽东题词，一般都是模仿的毛氏手迹。

（左图：一些墓碑上的革命口号在九十年代前期还清晰可辨。刘庆丰摄）

墓群中，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的那座墓碑显得十分突出，这座多人合墓建成于大规模武斗暂时告一段落后的1967年10月，其碑文很有时代特色，全文如下：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春华。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

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经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

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看环宇火样红。

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这大旗啊，我们高高举；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十月



这座墓中埋葬着的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八位学生，均死于1967年武斗战火最炽烈的8月间，“八三”、“八四”、“八二二”三次武斗中。他们分别是——

张光耀，二十九中高三学生，该校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勤务员，1967年8月3日，因两派在二十九中校内武斗，石油学校的八一五派有人中弹受伤躺在操场上，无人敢前去营救，石油校的几个女生跑到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团部求救，张光耀听了她们的哭求，转身就走，用他同学的话说，“活像到大操场去捡个篮球转来一样”（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1995年第一期），走去就被对方射杀。

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这六位学生，是1967年8月4日帮财贸八一五总部搬家时，在财贸俱乐部门口遭遇反到底派武斗队突袭被枪杀的，当时几个女生嘴里还在吮吸冰糕。女生中14岁的杨武惠，就是这片墓群全部死难者中年龄最小的两人之一，死难时只有14岁。

孙渝楼，二十九中高一学生，时任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驻南岸区革联会代表，1967年8月22日在反到底派攻打南岸上新街八一五派据点时，为掩护其它人撤退，只身断后，中弹身亡。

另一座单人墓，其墓碑上的文字是：

江丕嘉同志简历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这篇墓文中，“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一语有些耸人听闻。其实这只是写碑文时的夸张、溢美之词。据知情者回忆，江丕嘉是重庆第四十一中学（今巴蜀中学）高三学生，其父在重庆大学任教。1967年8月21日晨，江丕嘉正奉命驻守在重庆市市中区的制高点枇杷山公园上。晨6时许，江北区的反到底派向这边开炮，其时，江丕嘉正背倚一棵树睡觉，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而同倚此树的另一同学却毫发无伤。因江丕嘉出身名门，长得又十分英俊（私下有“美男子”之称），因此在他的追悼会上，班上的女同学们哭得最伤心。（《读者来信》，载《龙门阵》2006年第七期）

中央调查组一行是在1967年8月21日18时抵达重庆的（从成都飞渝）。这时离江丕嘉身亡已经有约12个小时了。何况，中央调查组到重庆后一直住在鹅岭下边的五十四军军部，哪里需要你几个中学生跑到枇杷山公园上边去“保卫”？其实，无论是“保卫中央调查组”还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死难者都不过是文革祭坛上毫无意义的牺牲。

墓群中，有一座重庆第三中学高中学生艾淑全的墓，艾淑全是当时三中抗大兵团勤务组成员和武斗队负责人。墓碑上的文字是：

艾淑全烈士，男，河北天津人，工人家庭出身，优秀共青团员，重庆三中抗大兵团优秀战士，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英勇牺牲，享年二十一岁。



艾淑全的一位女同学徐若丹（1968年7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而带头下嘉陵江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在日记中记下了艾淑全死后她的心情和他们在沙坪公园墓地埋葬艾淑全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

下午睡觉起来，刚到红专楼门口就听见说艾淑全死了。我根本没往那儿想，还以为是别人骗我的。一会儿后，“打渔船”回来了，抬下了艾淑全的尸体，一个个悲愤已极，向天连鸣数枪以致哀。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天晚上还好好地和我们谈天，谈论当前形势……

烈士遗体抬到会议室，人们都悲愤地低着头，站在旁边为他默哀。有的低低地哭泣，有轻轻的叹息声……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天在呼啸，地在动摇。大自然和战士的心灵正唱着一支悲壮的乐曲。我们冒着细雨在街上分头刷大标语：向李任死党讨还血债！

艾淑全烈士遗体躺在会议室桌上，他已换上了军装，手里拿着语录，还戴上了主席像章、胸章和袖章。他眼睁着，嘴微张着，像在说：我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不把李任死党斗垮斗臭，就是死不暝目。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昨晚一两点才睡。今早听说烈士家长来了，忙起身到兵团，才走拢，一阵悲愤的哭声传来，那是艾淑全烈士的妈妈、妹妹、爸爸、弟弟在哭。听到这凄悲的哭声，谁不动心流泪呀。艾淑全是我兵团负责人之一，又是革联会的专政委员会的常委，平常和同学玩得来，脸上总挂一丝笑容，同学都知道他工作踏实，认真积极负责。死了他，谁都觉得可惜。听说还要等他哥哥来才埋，这是最后一面哪！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艾淑全烈士的哥哥来了，他是天津大学的学生。他见了艾淑全烈士的遗体后，默哀了好久，摸了他，把自己的纪念章、袖章给他戴上了。这时，他爸爸再也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哥哥为了不让老人伤心，只背着老人流泪。看着这场面，谁不陪着掉泪呀！化悲痛为力量，一定得向李任死党讨还这笔血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昨天开了追悼会，烈士全家讲了话。烈士生前好友介绍了他生平。他很早就造反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打成反革命、暴徒、牛鬼蛇神，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压，那时他没屈服，为革命，四处奔波，他曾说过：“为了党，我愿献出一切。”现在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今天，我们都怀着沉痛的心，埋葬了烈士。烈士埋在沙坪公园，烈士墓里，我们向他发誓，要继承他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每人捧了一把泥沙，埋葬了烈士……

一个英雄倒下去，万杆红旗冲天起。英雄的死更多的唤起了受蒙蔽的群众，烈士的血不会白流，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愿将青春献给党。

（根据徐若丹日记原件录入，由徐若丹的妹妹、作家徐军提供）



当年可歌可泣，如今可悲可叹。这片墓群中的每一座墓里，都埋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这是全国至今保存完好、颇具规模的唯一的武斗死难者墓群。

当年在重庆的许多学校、工厂，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园或花圃（如市体育馆、朝天门码头、上清寺转盘、杨家坪转盘、嘉陵江大桥头等地），都曾修建有武斗“烈士墓”。但是后来都被平毁了。

（右图：重大机械系67级机造四班部分同学1968年11月在重大“烈士陵园”碑下留影。黄肇炎提供）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当年的大规模武斗中共死亡24人，24个风华正茂、热情单纯的大学生。1967年大规模武斗结束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校园内的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墓前立了纪念碑，纪念碑上刻了24位“烈士”的名字，刻了仿毛泽东手书的“死难烈士万岁”。陵园进口处还竖了很大一面诗屏，上刻毛泽东悼念亡妻杨开慧和故友柳直荀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当年许多八一五派的同学毕业离校时都会来到这“烈士陵园”凭吊并合影留念，表达对死难同学的缅怀之情，并相许今后要经常回到这里来祭奠不幸早夭的同学。然而，文革结束后不久，这座陵园就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被平毁了。那些年轻的“烈士”或曰“冤士”，曾经满怀豪情地“为毛主席而战”，最终却死无葬身之地。

值得庆幸的是，沙坪公园内的这一处“烈士”墓群没有被毁。尽管多年来不时会有它将被拆毁的消息引起舆论的关注，但是它毕竟远离闹市，所处地段实在偏僻，在一波又一波的城市开发热潮中也很难让人看到开发价值，再加上墓群数量大（上百座），安葬死者多（数百人），涉及家属亲友更多（其中既有事业成功人士也有下岗困难人群），因此开发商一般都不会去打这块地方的主意，免得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在这片墓群的最后一批墓茔建成四十年之后，在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此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虽然用了个不甚准确的“红卫兵墓园”的名称，但总算是将它正式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巴金老人呼吁多年而未能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实体性的“分馆”。

如今。这片墓群中的不少墓碑已经风化剥蚀，碑文字迹已经难于辨认。作为文物加以保护和抢救已经刻不容缓。但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需要抢救的，还有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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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按：本文作者郑志胜，1943年1月生，四川省达县人。1962年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67级1班。文革前为该校学生中有名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文革武斗中受学校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指派，负责处理武斗中该派死难者尸体，被同学们戏称“尸长”。1968年底分配至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采油三厂工作。1969年7月由工宣队领回重庆大学交待反省文革中武斗死人等问题。1970年6月26日被正式逮捕。1979年11月由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以“指挥、参与、枪杀、打死”俘虏等罪名判刑13年。1983年6月25日刑满释放后留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教育科工作。1998年1月提前离岗。2003年正式退休。前些年重庆电视台曾播出专题片《好人郑志胜》，介绍其退休后经常在公交车上不怕威胁见义勇为制止小偷扒窃乘客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