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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逃港与《北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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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8 13:02: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引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4898b01017tkb.html


听说文革时代香港有过一份“红卫兵杂志”《北斗》,参与者都是偷渡来港的红卫兵。究竟真相如何?毕竟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如何追寻?在编辑部的安排下,从本刊作者、资深的新闻人许行先生、梁冬先生等朋友那里找到线索,终于联络到《北斗》的主要成员,现居纽约的蔡可风先生,他向本刊回顾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动荡年代,展现文革时期青年一代激越反叛、挣扎求存的一页。那是今天享受出国自由的中国年轻人完全陌生甚至不可思议的故事。
七○年起珠三角偷渡香港成风
蔡可风文革初是华南工学院在校学生,广东顺德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时代的小军官,六二年高考政审放宽一点,才进了工科大学。六八年知青上山下乡,大学生送到云南军垦农场,七○年因病回广东,七十年代中期经三次艰险偷渡,才逃到香港。
逃港是广东人的“特权”,香港和广东毗邻,那是宝安县(今深圳)的外延部份。自从一八九八年新界租给英国后,边界部份农地相连,边民可随时来去新界耕地,无所谓边防。后来拉起铁丝网,是英国人防范中国人潜入香港,而不是中国政府不准人民进入香港。老一辈人对香港的印象是,那边太辛苦,华人没有安全感。加以中国社会传统的封闭,去外国人的地方有“寄人篱下”“连根拔起”的困扰与担忧,据说在五十年代初,还有香港工人返回广州谋生的现象。
因此,蔡可风七○年在广州最初听到偷渡香港这回事时,还很抗拒,受过红卫兵运动洗礼的他,对毛主席还存有幻想,觉得逃到资本主义香港去,对国家名声不好。对一些逃港的熟人则有同情。但是,在广州待下来,逐渐了解的真相,改变了他的看法。
他说:“当时文革高潮已过去,富饶的珠江三角洲,从斗门、中山到东莞、惠阳,却是穷得可怜,农民太苦了,生产队一天的收入,富裕的七八角钱,穷的才七分钱!而那些跑去香港的人,起码一个月可以赚七、八百元。一个月寄回家乡二、三百元。那时一百港币兑四十元二角二分人民币,二百港元就是八十元人民币,已是一个大学教师的工资,大学毕业生才五十一元五角,偷渡简直是发了财!谁不动心?香港成为我们唯一的出路。”
蔡可风说,七○年起,跑香港就在广东成了风气,尤其在珠三角地区。虽然那时林彪事件发生,文革的牛皮已吹破了,但大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没有政治原因。因政治迫害逃亡的,有,但很少,在红卫兵这一代中反叛意识还不到那一层。
关山难越,三次偷渡澳门终于成功
文革后,描写知青下乡上山的文学作品不少。二○○九年在香港出版的法国汉学潘明啸的著作《失落的一代》,是研究一千八百万知青整体命运的一部重要专著(编按:本刊二○○九年十月号有专文评介)。书中透露,香港政府统计,非法入境者,七○年七千人起,至七四年三万人,五年共九万四千人,实际人数则超过此数不少。那时偷渡逃港已是一种地下集体行为。主要成员是年轻人。红卫兵逃港(他们把香港叫做K城)。早在六七、六八年出现,但高潮是七二年,广东青年掀起的。逃港被捕者,只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关押收容所顶多数月,就放人。但是偷渡逃亡苏联、朝鲜、台湾者,便当作叛国处理,判以重刑。
蔡可风详细介绍他逃港的经过。
原来,六八年下乡支农的老三届在惠阳、东莞、中山一带的,已有半数人跑去香港,每月不止几百人。边界的农村青年本来很老实,后来都被这些当过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城市知青带“坏”了。他们联合起来逃跑,本地人熟悉路线,更易成功。七二年蔡可风妹妹偷渡成功,在香港荃湾电子厂、制衣厂打工,后去澳门姐姐教书的学校读书,再进澳门山顶护士学校直到毕业。
当年广州逃香港以铁路为界,分东线、西线两条路。东线从打鼓岭、沙头角、盐田、梅沙、大鹏湾一线,有大山阻隔,且海深、鲨鱼出没,风险大。西线文锦渡、福田、流浮山一线是陆路(现在已是高楼林立)。六二年大饥荒陶铸将矛盾转交港英当局,趁英女皇生日之机开放边境,放走二十万饥民,走的就是西线(后来英方吃不消,三天后关门,遣返逃港者)。蔡可风打算从此突围偷渡,但火车到石龙站就要证明,进宝安就要带照片的特种边防证,才能进入边界。他没有证件,只得另找出路。
决定偷渡澳门,再转香港。澳门也以公路分东西线,他七四年初试东线,在中山县下水,那里顺流而下,一次退潮便可达澳门。中途被截而失败。第二次在中山故居附近出发,准备在金鼎附近的吉大湾,用自制橡皮艇下水,又被抓回来,关在珠海山场收容所。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病逝,人们都去开会了,他和关在一个祠堂中的六个伙伴,从挖了三天的一个出口,爬出来,翻山越岭,来到珠海澳门边界──渡过五十公尺的小河就是澳门。他们在夜间伺机寻找岗哨的空隙,四个同伴被发现抓走,他终于和一个农民一道游过界河,到了澳门境内。当时天已亮,还可以听到对面高音喇叭播放“东方红”。
“上岸处是一个垃圾岗,翻过去是一片菜园,菜农赵老伯收留了我,待我很好。”蔡可风沉入回忆中,“我住在他家中。竟发现他孙女是我六二年去澳门的姐姐的学生。我还认了老伯做干爹,可惜一年多后,老人家去世。我在澳门待了几个月,搭帆船来到香港,当天就见到在香港接应我的兄长和妹妹。”
到香港和林志毅等办北斗杂志
“你到香港,是不是就打算办杂志?”
“没有。我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瑞士人开的冷气公司上班。《北斗》的创办人是林志毅。他是北京人民大学六二年入学的红卫兵,原广州二中学生,比我大一岁,三十一,他逃港后当时在新亚研究所读书,文章写得好。那年他去台湾,当了反共义士,拿到一万多港元的基金,决心回香港办杂志。邀约刘子川(原广州红卫兵司令部兵团司令)和我一道做编辑,我因为编过红卫兵小报,工余时间多,便答应了和他们一起做。”
“吴甿、梁冬参加了吗?”
“吴甿,我们在广州就认识,他父亲右派,进不了大学,自学成材。他是几个月之后,才加入编辑工作,做兼职。还有一位新亚研究所的女生翁文娴,也是编辑部一员,‘不系舟’是她的笔名。梁冬当时没有参加。”
《北斗》这份满含红卫兵激情的刊物(“抬头望见北斗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流行歌词。来自周恩来主导的大型歌舞“东方红”),就在几位三十岁上下的逃港青年的热情之下,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创刊了。内容有大陆政治、文革回忆和文艺作品。林志毅主写评论、刘子川写文革、蔡可风负责文艺副刊。第三期后,原广州红卫兵首脑人物宋颖加入编委、全职。第五期以后又有余源宇、蔡志诚(广州十中红卫兵)、吴甿加入编辑工作。
以上人员,只有翁文娴不是偷渡来港,她已在新亚研究所拿到硕士学位。工作投入、热情,创刊的编辑部宣言,由她撰写。
《北斗》是月刊,篇幅不大,六十四页。最初反应不错,创刊号印八千本,卖了五千本。零售二元。吴兴记发行。可是,杂志的成员,有热情而缺乏经验,遭遇不少困难,出版九期后,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停刊。
停刊一年后,林志毅意欲复刊,他请来梁冬合作,决定组织出版社。梁冬以“冬冬”笔名发表的小说《反修楼》,那时很出名,备受好评,可视为海外伤痕文学的先声。他们便以冬冬为主编出版一册文集,名叫《反修楼》,由陈若曦作序,获台湾中国时报第三届文学推荐奖。中时副刊选载了冬冬的《反修楼》、虞雪的《广阔天地》和蔡可风的《垒寨子》。时任中时副刊主编的高信疆,很欣赏这些脱颖于文革洪流的青年作家,说没有想到他们在那种环境中还能保持那种纯洁的浪漫情义。出版社也后继无力,出了一两本书后结业。
旧友常相聚,忆往事感慨万千
三十馀年的风雨岁月,飘然而逝。往日的热血青年今何在?林志毅后来曾去大陆,被捕,判五年徒刑,刑满返港后消声匿迹。梁冬和宋颖都移民美国,活跃于新闻界。留在香港的吴甿,学术上专攻中国哲学,成就斐然,曾参与编辑国学大师唐君毅全集,现任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其他成员也有从商致富者。
蔡可风因感于香港迟早要落入中共掌中,自由堪虞,乃于一九八○年告别香港这个他逃亡生涯的中途站,作难民移民美国定居。曾在纽约NYCC读硕士,在《中国之春》帮过忙。也任船公司绘图员,木行公司总经理,从政府福利署办事员退休。他说,美国生活安定,发达不易,但丰衣足食、有房有车不成问题。他最感欣慰的是,一家合乐,两个孩子都成年,女儿做律师,儿子为飞机师。
“他们再不会经历我们那样的青春苦难。当年偷渡出来,现居美国的朋友,我们每年都有一两次大聚会,谈起往事,都感慨万千。”
他说,人越老,越痛惜过去的逝水流年。他们每个人都忘不了早年一些凄美的故事。不少人的偷渡都和爱情相连。可风最后出发偷渡那次,是女朋友送别,她坚持留下来照顾家人,要他先走,她一定会来澳门和他见面。可是几个月后,她再出发,就一直下落不明──大海怒涛吞噬过多少响往自由的年轻生命!吴甿是幸运儿,他和女朋友携手偷渡,在海中晕死几次,都得女友体贴救助才上了岸......
蔡可风已着手写他的回忆录,他是国际笔会下属的海外华人作家笔会的本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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