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命運，一個國家的命運：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與回憶”
國際研討會： 論文及發言
（第二辑）
刘小萌《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
刘小萌，52年生，68年赴内蒙插队。73年转回河北农村原籍，后上技校，当工人。78年考入大学。现为中国社会院近代史研究员、博导。著有《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知青史-大潮》、《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二、三版）、《爱新觉罗家族全史》、《满族的社会与生活》（论文集）、《清通鉴 前编》、《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胥吏》、《正说清朝十二王》、《八旗子弟》（插图本《清代八旗子弟》）、《中国民族文化史图典东北卷》。合著《中国知青事典》、《萨满教与东北民族》、《中国民族史概要》、《中国通史》第11册等。主编《世纪存疑——历史考古卷》。其中《中国知青史》算得上是国内全面研究知青历史的奠基性作品（分上下两册，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百度百科这样介绍《中国知青史-大潮》：“全书分为序论和上、中、下三篇。序论部分，扼要叙述“文革”前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历程，是展开全书线索的铺垫。上篇《大潮涌起》、中篇《再起高潮》，将“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衔接的两次高潮分别叙写，对“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极左影响的加剧、知青中的“政治冤案”、知青觉悟的历程等专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下篇《大潮跌落》，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速衰落的前因后果。对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和震撼全国的“返城风”是该篇阐述的重点。全书最后得出了关于这场运动的若干结论。本书既是一部内容翔实的知青上山下乡史，也是了解中国当代史、首先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必要参考书。”
刘先生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从“阶级路线”的提出、贯彻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阶级路线”的提出
和建政初期起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亢奋”相连，正是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笔者：似还应包括土改？）制造了大量的所谓敌人，“其子女的处境随之恶化”，在入团、升学和就业等方面开始出现政治歧视，但主要还是在就业方面，教育系统基本上还能维持“有教无类”的传统，直至到1956年，对考生政审力度虽然有所加强，“但并没有涉及家庭出身”。重大的变化是从57年反右前后开始的。毛泽东在57年初三个月的几次内部讲话中，“至少六次提到青年学生的家庭出身问题”，数月以后毛发动反右，右派学生的出身问题“已是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他们（按指右派分子）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则说：“目前我国知识青年大部分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知识青年中约有20%的人是家庭被斗争，或直系亲属被杀、关、管，或本人曾被斗或受过行政处分的”。胡克实还明确表示的：“要想一些办法使学生的成份有所调整。现在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占的比例太大了，这是不利的。”
二、“阶级路线”的贯彻
反右以后越来越严厉，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是四个“限制”——限制升学，限制申请助学金，限制入团和限制就业。
195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政治审查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在整风运动初期的鸣放中, 暴露出高等学校学生中有一些思想极端反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这一方面说明过去高等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历年来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不够严格，招收了一些政治上反动的分子。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招收学生的政治质量，对今年招收的学生在政治条件上应当有更高的要求”。政审完全没有具体尺度可以考量，原则的难以把握，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为政审人员发挥主观随意提供了巨大空间，结果必然是将政审重点落实到了各类出身不好子弟的头上。
限制这部分学生升学，具体表现为相辅相成的两项措施：一项是通过加强政审，不断压缩其在新生中的比例；一项是通过“开门办学”，为“工农子弟”进入大学打开方便之门。 （注：当时有部分称为“调干生”）
六十年代初，中共鼓吹“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拔越高，阶级路线在招生工作中的贯彻益发极端。
1961年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保证中小学师资质量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级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从今以后，凡学生家庭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
同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批示指出：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可以而且必须采取比以往严格的措施，保证招收政治、学业、健康条件较好的学生入学。这一年，高中考生成绩合格却被剥夺入学资格的现象相当普遍。
1963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和改进意见的报告》中提出：正确地掌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除应按1962年的规定进行审查外，对于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同时，许多高校在招生中任意扩大“保密”专业范围，以限制资产阶级子女的入学。 阶级路线在教育领域变本加厉的表现之一，是政审对象由当初的高等学校扩大到中等学校。
1964年重庆市的中学政审文件规定：学校应通过组织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有些学生生身父母是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即使已经随母后嫁，也要在政审表中写明。文件还规定，对家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学生要重点审查，不仅要将相关情况填入初中毕业生的政审表内，还要把对他们的政审前推到高小阶段。 对报考高等学校一般专业的考生，也明确要求“五不取”：即有反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不予录取；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考生，不得录取；品质十分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不予录取；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行被处死(包括畏罪自杀的)，或被判刑、管制的，不予录取；直系亲属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不予录取。文件特别规定：政审标准和作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理由是“防止造成紧张气氛。”这个理由显然难以成立，说明连政策的制定者们都深知，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政策是见不得阳光的，因此只能背着广大师生、家长，有极少数人采取暗箱操作的方式。
这样一来，每名中学毕业生尚未跨出校门，他们的档案上就已根据出身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招收单位主要参考这条决定弃取。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录取”，即使成绩优异，也只有落榜一途。“文革”初因撰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因此残遭杀害的遇罗克的经历，就很典型。 本来浑然一体的学生群体，就这样被人为制造的阶级畛域划分为“敌”、“我”两个阵营。两个阵营非红即白，非敌即友。学生原本享有的平等教育权利，随之被区分对待，或优先、或剥夺。 中共一方面表示对青年要“重在表现”，另一方面又制定一整套绵密制度，以确保“阶级路线”的贯彻。
1965年有关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报告明确规定：对于条件合格的考生，实施分段择优录取；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其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接近时，优先录取。一是实施分段录取，一是在每一分数段实行“政治优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关于“不搞唯成分论”的说法无异于掩耳盗铃。到1966年“文革”前夕，在大学招生中，“黑五类”子女基本不收。
当时所以在招生工作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有两个因素： 首先，六十年代初，升学压力急剧增大。“三年困难”，将国民经济推到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殃及教育事业。60年代初，各级学校进行调整精简工作，在校学生人数大量压缩，在升学竞争迅速升温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剥夺出身不好考生的教育权，就成为当政者顺理成章的选择。 其次，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风暴席卷下，对政治贱民及其子女的歧视也愈演愈烈。
三、阶级路线的影响
贯彻阶级路线从58年到79年，凡21年，文革前逐年升温，文革中“危害最烈”，文革后三年“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前的影响主要是三个方面：1、造就了世袭性贱民阶层 ；2、为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大批后备军；3、为“文革”浩劫准备了思想、政治、组织条件 。
结尾第3点关于阶级路线和文革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这条路线的最终归结：
阶级路线的贯彻，剥夺部分青年权利的同时，又给另一部分青年实行“优先”。不过，在享受“优先”的工农子弟中，政治特权的存在，使红色阵营内部的“工农优先权”逐渐转化为干部子弟的优先权。在大城市，干部子女集中在那些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血统论”意识在干部子弟中迅速发酵、膨胀。1966文革爆发后，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公开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并不是偶然的。首都北京成为“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也成为“西纠”、“联动”实施“红色恐怖”的重灾区。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文革”前阶级路线在学校中的贯彻，显然是分不开的。
时至今日，臭名昭著的“阶级路线”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变种却依旧猖獗。只要“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等级世袭现象依然故我，只要特权者在社会政治各领域依旧肆意妄为，认真回顾专制主义下“阶级路线”酿成的恶果，总结历史的教训，提升全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就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 *
经过文革的一代学子，无数人曾深受“阶级路线”之害，这篇论文把这条恶线“来龙”和“去脉”都理得清清楚楚，想必会引起许多过来人的关注。笔者注意到网上关于刘小萌的采访报道有这么一段：在草原的5年里，刘小萌放羊5年，“每天与狼群同行”，下乡前，他是否也曾有一段“与狼共舞”的经历，帮助他对狼性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参加这次会议不少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本身也是历史中人，他们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不仅有资料性、文本性的客观严谨，也带有体验性、思辨性的主观判断，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了。
笔者也是过来人人，读罢有感：
文章提到文革前夕招生工作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有两个原因，一是“三年困难”造成招生人数缩减，首先“剥夺出身不好考生的教育权”；二是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提出，对政治贱民的歧视加剧。这两点可以和文章最后的阐述连接起来：“阶级路线的贯彻，剥夺部分青年权利的同时，又给另一部分青年实行‘优先’。不过，在享受‘优先’的工农子弟中，政治特权的存在，使红色阵营内部的“工农优先权”逐渐转化为干部子弟的优先权。” 因此，笔者的理解，归结点还是在 “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需要。
打击一部分人目的是抬高一部分人，保证接班人——自己的子女享有教育特权，这就是贯彻阶级路线的根本原因。
现在通常说的“红二代”，主要是指49年前后出生的军干和革干子女（大部分是结束内战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婴儿潮”的产物），进入六十年代，正是这批青少年红色贵胄陆续面临升中、升大的时期 ，毛泽东一系列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毛甚至还具体列出培养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当时教育系统紧跟毛和中央的精神，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重点就是放在如何“培养革命接班人”——说白了就是如何保证红二代享受最好的教育，为接掌国家各级权力做好准备。
广州一中是当时是师资优良的重点中学，63年招入高中部的四个班中，有一个是特殊班，该班在招生录取线以外，另安插进了十几名省市军区司令员、参谋长等师级以上干部的子女。类似这种情况当时也发生在广州其他比较好的中学，只是各校安插的人数有差异而已。笔者的母校广州八中就有几位这样的军干、高干子弟。一中、八中、华附、广雅以及其他类似的学校，都专门安排成绩好的学生“一帮一”辅导这些破格录取的基础较差的学生。红二代在学校受到特殊的重视培养，一般都能入团，当学生干部，甚至有个别人入党，还未毕业就调去短期参加农村四清锻炼……完全作“干部苗子”栽培。据笔者所知，文革前的65、66年，广州各中学的校团委和学生会负责人，已经基本上由革干和军干子弟担任。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大城市应该也是大同小异的。
老子打江山坐江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普遍的根深蒂固的观念（57年反右得到他们一致认同，原因就出自于对知识分子“变天”的恐惧）。文革中著名血统论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江青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从六十年代至今，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们的子女，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接班”问题。对此笔者有两点疑问就教各方：
1、毛发动文革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反对“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但在教育方面用“阶级路线”取代行之两千年的“有教无类”传统后，所给予自己人子女的恰恰就是受教育和接班当官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培养“党内新生的无产阶级特权阶层。如果这就是毛的本意，那么该怎么解释其中的自相矛盾？
2、“阶级路线”至今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现在举国的财富和权力是不是掌握在原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手中？这些“接班人”最终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邓鹏：《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一位1964年初中毕业就下乡的知青，在四川大巴山区整整呆了十四年，现在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
邓鹏先生开宗明义表示，他的论文：研究对象为文革前，特别是64、65年下乡知青。他强调这些人绝大部分是“被放逐”的“贱民”。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不少专家学者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个人经历，但像邓先生下乡这么早，时间这么长，后来变化跨度这么大，不要说在会场上，就是摊在全中国，恐怕都不多见！
——这是一个老知青的现身说法？还是一位历史学教授的史海钩沉？读罢方知，都不是！邓先生是通过研究大量有关上山下乡的文献资料，其中特别是重庆出版社2006年及2009年先后出版的上下两集《无声的群落：大巴山重庆老知青回忆录》，“来考察文革前老知青的艰辛历程”。他有感于200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全国知青学术讨论会忽略了有关文革前老知青的专题研究，他要补上这个缺口。因为，“文革前老知青在中国知青总数里的比例固然较小，但其人生经历却足以揭示一些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关键问题，了解文革前老知青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心路历程，不仅有助于今天和明天的学人认识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貌，而且有助于他们认识中国大陆在1949至1978年三十年间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在极权制度下强行实施的空想社会主义由盛到衰的历史轨迹。”
该文的重点是研究文革前城市青年落户农村130万人中，1964、1965年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这个“最大的群体”，因为这批知青有别于前后其他知青的是“其绝大多数出生于所谓‘黑五类’家庭，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也由于他们本人的天分、知识以及理想抱负，这个群体注定要经历一段非同寻常的坎坷人生。概括起来，他们的精神炼狱始于迷信和蒙昧，经过痛苦的失落和彷徨，产生觉醒，最后逃离空洞的革命教义和虚假的崇高，浴火重生，在混沌的现实中探寻生活的真理，在理想的废墟上重建充实的人生。”
文章头两个部分的小标题借用了知青回忆录的生动语言：一、“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二、“胸前戴朵大红花。光是看标题，就可以想象这些被流放的殉道者之苦难和无奈，他们都是“在乌托邦口号蛊惑下实行政治殊连的”牺牲品。
文章指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株连至今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永无休止的趋势。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政府将长期地、亦步亦趋地、心安理得地在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执行阶级路线，对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进行歧视和排斥，最后达到让地主和资本家在文化上“断子绝孙”的目的。果真这样，那么绝大多数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老知青就将永无出头之日，那些老三届、新三届里的“黑五类”子女也同样会成为那个血腥的祭坛上的羔羊。”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主要是对所谓“理想主义”的剖析。当前在知青评价知青历史时，明显分为“苦难派”和“理想派”。现今还唱理想主义高调人，在文革前的老知青中已经极少看到了。作为一位走过炼狱的老知青，邓鹏教授感悟是深刻的：“在知识青年“乐于奉献”的背后，隐约可见的是一张遮天盖地的罗网。”“当年理想主义之所以风靡大陆，在青少年中影响深远，除了中共的宣传机器的高度效能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立面的缺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每一次运动都以舆论作为先导，每一次舆论攻势都能蛊惑大量的民众。这并非因为中共媒体掌握了真理，而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在一党独霸新闻、出版、甚至教育的情况下，人们尽管有不同意见，却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有人敢仗义执言，也被迅速专政。所以，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的理想主义不仅是单向思想灌输的结果，而且是专制对所有独立思想扼杀的结果。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仅缺乏理性的根基，而且有违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陈意新《“老知青”和安徽祁门县的农村文革》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意新先生，为什么作为69届知青，曾经在安徽定远县插队六年，但他研究的题目却是“老知青”和祁门县农村文革的关系？他在另外一篇文章谈到：“二哥陈意云 1965 年从合肥下放到祁门县大坦公社，直到 1978 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我对我二哥、高飞以及与他们同去祁门的一批合肥下放知青的经历有兴趣，想知道他们在偏远山区的农村里究竟怎样生活了近 15 年…… 文革开始时，我在蚌埠读小学六年级，看过无数的大字报，参加过一些盛大的游行，旁观过中学和大学红卫兵的各式造反活动，尔后的夺权、武斗事件等。对这一切，我只是似懂非懂，更谈不上对全省的文革有一幅完整的图景。”
“作为历史学者，个人经历的历史在今天当然不会是我兴趣的中心，我更关注普通人在巨大历史事件中所受到的影响……其实，造反者和搞武斗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我在中国的大学同学以及在美国的研究生同学中都有来自安徽一些城市的老三届高中生，他们曾生动地给我讲述过发生在芜湖、安庆和合肥的造反和武斗故事……在我的眼里，普通人比英雄距我更近，生活更可触摸，他们的故事纵然琐碎也能聚沙成塔地塑成人民的历史。”
他花了十年的时间调查和研究大坦这一个知青点的文革历史，并把它放在整个农村文革的大框架下加以对比，加上陈先生对大跃进以后安徽农村的情况有很深入的研究（和安徽社科院、安徽大学合作研究项目是“人民公社期间的安徽农村”），这篇论文有点有面，视野开阔，讲述了城市的知青如何在一个偏僻山区农村发动并投入文革的经历：
合肥重点中学（实验中学）的一批高材生，65年大部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无缘上大学，被下放到皖南山区祁门县大坦公社，文革中主要是出于政治热情，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以出身好的知青作为“政治战斗的盾牌”，成立造反组织，和城市运动相呼应，在农村发动文革。由于部分知青在文革初期曾被四清工作队利用参加批判农村干部结下怨恨，更卷入“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地方派系矛盾，知青造反组织“红革司”在和当地强大的政治对手“贫革司”争斗中溃败，活跃分子身陷囹圄，头头险被枪毙，最后众人历尽艰险逃出生天作鸟兽散，返城养息 。文革武斗高潮过后，他们在国家下乡政策压力下不得不回到农村，同时又在政策保护下基本上没被整肃，出身好的头头还当了干部，其他人继续漫长的知青生涯……
该文的结论提到农村文革的三种形态：1、回乡知青率先造反2、外来红卫兵推动造反3、知青引领农村文革发生。作者认为祁门大坦是属于第三种，并且“这一类型很可能也发生在全国其他有老知青的地方”。
作者认为——
大坦故事的复杂之处在于：“文革的地方化和国家化的互动关系。知青是按国家的革命意识形态发起造反，但他们虔诚的造反却威胁到了地方精英的权力，以致一场毛式的理想主义革命转化成了为了地方政治利益的斗争”。
大坦故事“历史的精彩”在于：他们的造反过程和广东陈村非常相似，多是出身不好才下农村，都被干部调查出身档案，都被四清工作队利用，文革初期都揭竿而起成立造反组织……不同的是广东陈村知青头头原来的红五类成分（继父为革命军人）因被揭发出生父是国民党而导致整个组织一夕之间溃散，他们的文革活动也嘎然中断。而大坦知青则因为头头出身好，能够有惊无险走完文革全程，也算善终。
陈意新先生提交会议的这篇论文与众不同，虽然他研究的也是知青，是知青和文革的关系，但其实他关注的更重大的议题是“文革在农村是怎样开展起来的”。
林升宝：“文革”时期上海知青业余函授教育述论
知青研究知青，多多少少总会带有一些主观色彩。这次参加研讨会几位新一代的知青学研究者，视野开阔，都能用一种更为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历史。复旦大学博士生林升宝选题：“上海知青业余函授教育”，就是知青研究的“偏门”。
文革期间，当局把面向知青的业余函授教育作为坚持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一环来抓，是发生在（1972年“李庆霖给毛主席一封信”以后）1973年的事，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当时知青运动陷入困境：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逐渐衰落，引发越来越多已下乡青年“走与留”的思考，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开始对这场运动产生怀疑的态度，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抵触这场运动。而已经下去的青年，是否还能真正做到 “扎根农村”，“缩小三大差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整个知青运动已经到了整场运动发展的瓶颈阶段。这不仅是知青运动的困境，更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所遇到的难题。一方面，如何安抚已经下去的青年，使他们安心农村生活， “扎根农村”，做新一代的农民；另一方面，如何才能动员更多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已经成为上至中央下到地方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继续推进上山下乡运动，是维护“文革”政治路线的表现。但是上山下乡运动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违反了广大青年人的意志，却又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随着1973年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开由华国锋主持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后，上海有关方面提出了在上海知青集中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的政策。”
为什么办函授教育要以上海为试点？
林声宝先生认为，这首先是上海在整个文革期间作为政治路线“示范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同时还因为上海知青数量大、分布广，“在知青运动的瓶颈期，上海知青运动所遇到的困难是全国知青运动困难的缩影，如何更好的解决上海在知青运动中所面临的困难，不仅可以对全国知青运动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而且能进一步增强上海在文革运动中的话语权。” 上海具有浓厚的函授教育传统和丰富的教育资源 ，当为知青开设业余函授教育时，其所需要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能够找到相应师资。这也为上海能够迅速而全面地进行业余函授教育提供了保障。
文章比较中肯地介绍了张春桥、姚文元和朱永嘉积极推动函授教育的情况，并对当时上海办函授教育的方方面面（参与高校、试办地区、招生情况、办学模式、教员组成、课程设置以及经费问题）都有一翻认真的调查。
那么，这位年轻作者的结论是什么？他是如何评价所谓“四人帮时期”函授教育的 ？
文章最后认为：
上海试办业余函授教育三年，招收学员179000余人，通过知识的传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知青对知识的渴望，提高了他们的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生活质量，也为部分知青后来恢复高考后顺利考上大学打下一定文化基础。作为当时的“新生事物“，一定程度上也很受知青和农民的欢迎，并引起其他省市的仿效。但是在实质上，主办者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函授教育“宣传‘扎根’思想，调和知青对上山下乡的消极看法”，在当时的既定政治路线规范下，“业余函授教育并不能解决知青运动所存在的根本性矛盾，知青‘返城’的思想依然存在，知青的困难依然无法根本解决，它所起的只是一种缓解的作用。”
（阿陀 2013年3月18日整理于芝加哥）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8v00.html | 
发表于 2013-3-25 17: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