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 四十年前的一张大字报(四)

buping

該年年底﹐農場第一次有了上調。前面一次﹐抽調過一些中學教師﹐基本條件是成份好﹐和廣大農場職工﹐和我沒有關係。這一次的上調﹐可是成千上萬農場職工翹首盼望﹐夢寐以求的。擺在我面前的問題是﹕我要不要爭取上調﹖如果我爭取的話﹐雖不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希望還是很大的。一是我在隊裡的印象﹑關係比較好。更主要的是我的家庭條件好﹕我的兩個弟弟都在一片紅的時候去了農村﹐家裡全農無工。
但是我怕上調。我是準備好去貼大字報﹐與當局較量的。市區與農場﹐哪一個對此比較有利呢﹖對於當局來說﹐市區的工人肯定比農場的職工對它更具威脅性﹐因而前者也就容易招來當局更嚴厲的報復。一個農場職工﹐本身已經和關監獄相差不是很遠的﹐而且當局也容易控制﹐使其不到市區來鬧事﹐太嚴厲的報復便顯得沒有必要了。考慮之下﹐我作出了決定﹕不報名參加上調。當時整個農場系統﹐除了當了官﹐走不掉﹐只能表態扎根農場的以外﹐沒有報名參加上調的﹐恐怕就只有我一個人。我還得對社會﹐對朋友﹐對家庭給出解釋﹕為什么不報名參加上調﹖不然我就會成為一個怪人﹐一個不正常的人。要是我說我熱愛農場﹐要扎根農場鬧革命﹐那是沒有人會相信的。當時上調還有一部分南京的名額。我便說﹐我怕萬一上調後到南京去﹐因為家裡需要我。說起來﹐我還真有點怕到南京去﹐我已經準備好了﹐要在上海與當局較量﹐到了南京﹐人生地不熟的﹐不方便。我雖然不怕報復﹐也準備承受報復﹐但我得考慮如何對自己有利﹐如何對自己發表思想有利。
72年5月12日﹐是我向當局宣戰的一天。事前﹐我採取了三窟政策。把自己的文稿存放在兩個朋友處。朋友說﹕“我勸你不要這樣干。你一定要干﹐我也沒辦法。這一點忙﹐我還是能幫的。”我不敢企求更多的了。一個朋友處存的是基本文稿﹐大致上是不準備去動的﹐主要是早期的一些稿子。一個朋友處放的是取用稿﹐也就是本書中的十幾篇文章。我自己處﹐只剩下一篇大字報底稿﹐它便被放在農場宿舍的衣箱裡。衣箱沒上鎖﹐底稿在最上面。前一日買好了該日上午回崇明的船票。當局肯定會來找我的﹐我希望當局能夠到農場來找我。給家裡帶來麻煩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給家裡的麻煩能減到最少﹐我希望盡量少一點驚動家裡和鄰居。事發之後﹐當局沒有來抄過我的家﹐倒是我的父親把能找到的有我筆跡的東西撕了個精光。
當日清晨﹐我給家裡留了一份告別父母書﹐或者﹐也可以說是遺書吧。大意是說﹐如果我不回來的話﹐就請弟妹照顧好父母。大字報的地點選在人民廣場﹐和平電影院的對面﹐科普畫廊的下面。大字報的末尾﹐署上了我的真實姓名和農場地址。大字報的中間﹐正好是馬克思的語錄﹕“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這是一種巧合﹐還是預言﹖我有點疑惑。大字報一共有二十二張。為了減少張貼的時間和張貼時被抓的可能性﹐事先﹐我已把大字報前後黏在一起﹐這樣可以大大節省張貼的時間﹐減少在貼的時候就被逮走的可能性。事後﹐一次碰到一個當日看過我大字報報的人。我問他有何感想。他說﹐大字報前後黏在一起﹐頁與頁都分不大清﹐看起來不方便。這使我增加了一點經驗﹐以後把大字報前後黏在一起的時候﹐頁與頁之間還應該再黏點白紙。而且﹐大字報貼得太低﹐只有前面的人看得見﹐效果不好﹐以後還要另辟戰場。
我五點多就出了門。當日天氣很好﹐有點霧﹐周圍人不太多。貼大字報很順利。有幾個人過來看﹐還有人好奇地問我問題﹐但只是好奇﹐並不尖銳。貼大字報之前﹐把大字報的一份抄稿﹐丟進了郵筒。這是寄往文匯報社作為投稿的。投稿當然是假的﹐根本就不寄希望于發表﹐不過是向當局提供一份材料﹐當局若要批判我的話﹐便可以以此為據了。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從未收到過文匯報只字片語的回應。這倒也不是意料之外的。我只是有點好奇﹕這份稿件當時就被扔進了廢紙簍麼﹖還是被保存在什麼地方呢﹖它現在還在世上麼﹖
我想象不到竟會這樣地順利﹐竟還會容我從容地走開﹐趕緊回家。家裡人尚未起身﹐“遺書”還在桌上﹐連忙把它扔了。得知有個朋友昨天來訪﹐未遇。很快出門。馬路上逛了一些時候﹐八九點鐘時﹐乘車經過貼大字報的地方﹐去遙觀了一下大字報。大字報還在那裡﹐也有不少看的人﹐心裡自然高興。然後去訪昨天未遇的朋友。原來我的計劃是貼好大字報直接回農場﹐不訪問任何人的﹐不想給朋友帶來連累﹐實際上這次回上海便沒有訪問過任何朋友。
我可以不去拜訪別人﹐但是我不能阻止別人來拜訪我。實際上﹐就在我貼大字報的前一天﹐就有同學兼隊友從農場回來來拜訪我。我們一起隨便聊聊﹐一起看了場電影。事後﹐隊裡向這位隊友問當時情況。這位隊友雙手一攤﹕“我一點都不知情﹐他和平時一模一樣。”這位隊友說的是事實。
家裡告訴我的這一位來訪而未遇的朋友在上海工作﹐也算是交情非淺的﹐儘管政治層面上的問題談得不多﹐而且也有多日未遇了。想想也應該去看他一次﹐這次不去的話﹐說不定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了。況且因為他在上海工作﹐當局不一定能查出我的往訪﹐不一定會給他帶來不便﹐便改變了計劃。朋友家裡﹐告訴了朋友大字報的事﹐朋友對時局也有同感﹐竟然感到比平時更為投機。正所謂﹕國事如晦﹐憂憤難言﹐寸心誰知﹐不禁涕淚。於是進一步改變計劃﹐多坐了一會﹐準備下午回農場。等我趕到碼頭﹐船已經開了。我從來沒有乘過下午的船﹐居然把開船的時間搞錯了。
這下實在是狼狽。現在是有家難歸了﹐到什麼地方去流浪﹐去過夜呢﹖百般無奈﹐我想起了火車站。不是有很多人火車票沒買到﹐走不了﹐在車站過夜的嗎﹖近午夜﹐到了北站﹐找了一個角落坐下來﹐想休息一會。我的裝束立刻引起了值勤公安的注意﹕年紀輕輕的上海人﹐身邊只有一個書包﹐而且沒有車票。雖然﹐我想﹐不一定把我當成一個犯罪分子。我對公安說﹐我是與家裡吵了架﹐到這裡來過夜的。公安問我家裡地址﹐我自然不肯說﹐要證件﹐也沒有﹐於是公安便把我帶到了樓上的一間大房間。裡面人很多很雜﹐大多是無身份者﹐也沒人管。我想這不是一個機會嗎﹖走了算了﹐便奔了下來。自然這是我犯傻的一個地方﹐立刻就有公安在樓梯上把我抓住了。這下﹐公安比剛才嚴厲多了。抄了我的身﹐問起話來也聲色俱厲。我也如實交代﹕我貼了大字報。
不多時﹐一輛吉普車把我送到了黃浦分局。三﹑四個人提審了我。為什么要貼大字報﹖有什麼動機﹖答道沒什麼動機﹐想不通。實在問不出什麼﹐便把我扔進了一間囚房。獄卒說﹕“他媽的﹐吃飽了飯不好好地幹活﹐專干壞事。”這時﹐大概已經是三﹑四點鐘了吧。囚房很小﹐裡面有七﹑八個人。一見有新的囚友進來﹐都起來爭着問﹕什麼事進來的﹖知道我是為貼大字報進來的﹐便說﹕這個人是生了腦膜炎的﹐也就不感興趣了。送來了一碗牢飯﹐好象也沒吃﹐胡亂地熬了幾個小時。也沒有什麼緊張﹐這些本來就是意料中事。不過就是想想家裡不知怎麼了﹐後悔白天沒能趕回農場﹐再就是一種新鮮感﹐當然也在想下一步怎麼辦。
早晨八﹑九點﹐我被轉移到一個單人小間。裡面有一塊板﹐可以睡覺。要上廁所的話﹐敲敲門﹐會有公安帶我去。也不再吃牢飯了﹐由公安到食堂去買了給我。記得開始時一個公安還問過我﹕“你要吃什麼﹖”我既不知道他們的菜單﹐況且也無所謂﹐以後也就不問我了﹐只隨便買一點給我。因為我沒有帶牙刷毛巾﹐故只能乘上廁所的時候漱漱口抹把臉。也沒有人再審我。感覺上看我的公安（當然不是專職的﹐也許隔壁就是值班室﹐記不清了。）還蠻和善的。一次一個公安還告訴我﹐為了我的事﹐我媽還趕到農場去了。這使我大為悲哀﹐沒想到﹐其實也應該想到﹐為了我的事﹐讓母親如此擔驚受怕﹐為我奔走。在裡面哭了一場﹐這是我一生中唯一記住的一次哭。
我呢﹐自然﹐既不提抗議﹐也沒有不滿﹐因為這不是公安的事﹐他們也得聽上面的﹐就他們給我的待遇來說﹐應該說是不錯的了。而且我這個人的一生就是這樣﹐既不喜歡作檢討﹐也不喜歡提抗議。
16日中午﹐農場的支部書記把我領了出來。也沒有什麼正規的手續﹐讓我把飯費交了。我注意到﹐我這次算是“留置”。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還有這麼回事﹐以前只知道有“拘留”。他們似乎忘了第一天的牢飯﹐我提醒了他們﹐“算了﹐算了。”他們把手一揮﹐也就算了。過了半年﹐我收到公安局的賬單﹐又讓我去交第一天的牢飯錢﹐我又去把它補交了。
支部書記把我帶到家中﹐讓我與家人小聚﹐然後就帶我直接回農場。路上說了一些以後要好好學習﹐有事找組織﹐不要亂來之類的話。農場裡﹐已經是謠言滿天﹐組織特務集團﹐叛國投敵之類的都有。這下﹐全因我的出現而平息了。表面上風平浪靜﹐甚至沒人找我談話。一回來﹐頭頭們問我要了大字報的底稿﹐以後便沒有下文了。而我則態度坦然﹐勞動依然。有些農友對我避而遠之﹐背後議論紛紛﹐也有一些﹐問問我當時經過﹐我也就隨便談談。事實上﹐誰都知道﹐事情沒有了結﹐當局不會這麼放過我的。誰都想知道﹐這件事的結果會是怎樣。有女生告訴我﹐出事當天﹐我母親以為我回農場了﹐到農場來找我﹐沒有找到﹐晚上就睡在她們宿舍。半夜我母親叫着我的名字警醒過來﹐把宿舍裡其他人都吵醒了。我母親對他們連聲說﹕“妹妹﹐對不起﹐對不起﹐把你們吵醒了。”這使我很悲哀。
當局不找我﹐我找當局。八月﹐正是農閑時光。我找到連隊﹐試探性地要求請假探親﹐當然被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