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冷：我公公和他的三个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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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2-06 来源:宜春新闻网
　　本网讯 日前记者获悉，宜春作家聂冷创作的网络小说《我公公和他的三个逆子》被日本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德川佳信先生翻译成日文，连载在 2011年秋、冬季号的两期《火锅子》文学杂志上。聂冷的这部小说约 9万字，以中国革命史为背景，以赣西地区社会和民生为主线，通过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亲情和矛盾纠结，反映了中国最近100多年来的社会政治风貌。（曾若水 记者 方晓）】


　 破题

　　旧时京城人称太监为“公公”，把我们赣西人弄得很尴尬；就像现今一些人把妓女叫做“小姐”，弄得普天下真正的小姐都非常狼狈一样。在我们赣西，公公就是祖父，乃是一个很受尊崇的称呼，也就是北方人所称的“爷爷”；而北方人所谓的“爷爷”，在我们赣西人口里叫出来，就是对父亲的称呼了。我们赣西没有“爹爹”的叫法，“爸爸”也是推广普通话的年代才兴起的新叫法。因此，我们赣西人叫“爷爷”，实际上是叫父亲。只有当我们叫“公公”时，那才是叫祖父。


　　我公公之死

　　1960年重阳节这天，我公公死了。他翘着一撮干茅草般杂乱而又焦黄的山羊胡子，好像痛苦万分似的紧绷着一张皱褶斑驳的老脸，仰卧在一口薄薄的黑棺材里，整个身子干瘦成了一根柴禾棍，只有那肿得鼓鼓的肚皮，像一只大气球似的在一件破长袍底下隆起老高。实在地说，他的整个形容，就像是一条饿死沟壑的野狗。恕我罪过，我当年在我公公的棺材旁走过，一眼看到我公公的遗容时，心里就是这么联想的；而这么一联想，我的胸中便充满了惊惧和恐怖，致使我本想尽快离他远一点，却偏偏脚下打了一个趔趄，脑袋“咚”的一下重重地碰在我公公的棺材上，棺材“嘎吧”响了一声，还好没有散架；又好在我当时个子矮小，否则，恐怕准得一头栽进棺材爬到我公公的遗体上去了。当我惊恐万状地跳离我公公的棺材时，却又不料从棺材上蹭下了一身一脸的黑灰，我下意识地抬手揉了几下碰痛的额头，又顺手拍了几下衣衫，这一来，就把自己整个地抹成一个黑白相间的“花人”了。我二伯父看到我这个糊里糊涂的样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叫我姑姑把我拉到屋后水塘里洗刷去了。我姑姑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公公已经穷得一无所有，他的棺材是我二伯父临时找来几块破木板钉成的。我二伯父看着一口白棺材不雅观，可又买不起油漆，只好在棺材外涂了一层锅底灰；没想到这锅底灰接着又把我给涂黑了……

　　我就是这样愣头愣脑地看到我公公凄风惨雨地躺在他82个春秋的人生终点上的。

　　恕我罪过，坦率地说，我当时对我的公公和我老家所有的人，并没有多深的感情。因为我打自出生以来，就从未在老家人和公公婆婆身边生活过。据说我父亲少小离家外出读书，1949年起就当上了共产党的干部，1951年他娶了我母亲；1952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就一直跟随父母在他们工作的外乡生活；而且我从小就发现我父母对我公公婆婆和老家人态度非常冷淡，常常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我也就对他们毫无热情。到我公公去世时，我父亲早已经当了几年我们明月山区的区委书记，听说还是县委委员；我母亲就在本区的中心小学里当校长。我是受我父母的强行派遣去给我公公送葬的，因为我父母说他们工作太忙，一时走不开，所以就让我去当了他们的全权代表。而我父母不去，我当然也就不肯去，直到我父亲在我头上敲了几个“栗壳”，我才不得不跟着前来我家报丧的表哥一道徒步20华里，来到了死去的公公身边。

　　我在我家的祖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家，首先见到了我二伯父。可叫我不明白的是，我二伯父不仅没有欢迎我，反而一见到我就铁下脸来，当着众多亲戚和乡邻的面，恶声恶气地对我吼道，你那当了个鸡毛官的爷娘呢？你公公死了，难道连他们也死了吗？！他们差你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屁孩来应个景就算是尽了孝心吗？你爷娘的良心都叫狗吃掉了！！！

　　虽说在我的印象里，我二伯父似乎历来就是一个很赖皮的人，但他过去对我倒是一直都还算和蔼的，所以他今天忽然对我发起这样大的无明火，实在大出我的意料。因此我一下就被他吓哭了。好在我姑姑连忙牵了我离开我二伯父，把我带到了我婆婆的面前。

　　我婆婆却一见到我，就一把把我搂进了她的怀里，一面涕泪交流，一面哭喊着说，我的好孙孙，我的心肝宝贝呀！还是你有孝心啊，还亏了你敢来送你的死鬼公公上路啊！你公公前世造了孽呀，今生操出了三个逆子，一个跟着个大流氓跑到台湾去啦，一个绑了他的票呀，一个给他戴上了“反革命”的高帽子呀！如今闭了眼，三个畜生两个不来尽孝啊！天呀，我的死鬼老头哟，可怜你一世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啊！……

　　说来也怪，虽然我对我婆婆向来并不亲近，而且她老人家数落我公公“前世造了孽”的那些哭诉，照我听来也是莫名其妙；尤其是她满口粗话，使我听着也有点不习惯，但此时此刻，她老人家对我的亲情抚慰，却不能不叫我感到亲切和动容。我竟然不由自主地贴紧了我婆婆干瘪的胸怀，一股难以言喻的祖孙亲情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的血液，在我的心中乃至周身荡漾，使我感到讶然不已。

　　而更叫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二伯父听到我婆婆的数落后，竟又气呼呼地来到我婆婆跟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接着抗议说，母亲大人啊，您老人家要骂就骂骂他们那两个畜生吧，不孝儿我虽然绑过我父亲的票，但是最终还是我在陪伴着您二老过日子呀！我就求求您不要再在晚辈面前揭我的伤疤了。

　　我二伯父说完，不等我婆婆表态，就自己爬起来忙他的事务去了。我二伯父这个做派倒是很合符我对他历来的印象――他一向就是这样神经兮兮的。我二伯父走后，我姑姑就领我去向我公公的遗体告别。我就是在这时候看到了我公公的遗容，并且受到惊吓，一个趔趄，脑袋险些磕破了我公公的棺材……

　　我公公的遗体在家里停灵三天后，由我二伯父做主，把他安葬在村前一座高山的顶峰上，说是我公公历来喜欢登高望远，忧国忧民，志在万里；现在就把他送到一个离天国最近的地方，让他一步登上天国，去实现他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吧。

　　我听了我二伯父的奇谈怪论，心里不由得暗暗怀疑，像我公公这样潦倒落魄的一个人，难道也会有“伟大理想”吗？我的父母和老师都说，我们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什么我公公却偏偏要想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难道也称得上是“伟大理想”吗？可见，我二伯父又是在胡说八道了。

　　我二伯父和我老家的乡亲们还说，我公公他老人家其实完全是饿死的；他因营养缺乏而得了当时遍及全国的水肿病（学名叫肝硬化腹水），他不仅得不到治疗，而且把一切能吃的东西都省给了他身边的“孙子孙女”（也就是我二伯父收养人家的“儿女”）吃，所以他就饿死了。

　　而当我回到父母身边把这传闻告诉我父母时，我父母则说，老家的乡亲们全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幸福无比，虽然一时遭遇天灾，出现暂时困难，但绝不可能饿死人，公公82岁高寿，他是老死的。我父母还特别叮嘱我千万不要相信村里人瞎说，更不能到外面去乱传，否则，将会成为反革命，要坐班房，甚至被枪毙……

　　由于当年我还才8岁，刚上小学二年级，基本上还是一个蒙童，因此，关于我公公的死因问题，我原本并没有深究的兴趣。但由于我父母特别郑重其事地谆谆教导我不要相信村里人瞎说，反倒叫我不得不想一想村里人是否真是瞎说了。

　　照我想来，虽然从感情上说，我应该更容易接受我父母的说教；但当我看过我公公的遗容之后，我却无论如何难以否认我公公是饿死的事实；况且，虽说我自己从来没有饿过肚子，但对饿肚子会饿死人这件事情却并不是一无所知。就在上个星期，我的同桌同学张小华，在课堂上听着听着课，忽然就两脸煞白，满头大汗滚滚而下，脑袋一歪就伏倒在课桌上不能动弹了；老师以为他得了急病，把他背到区卫生院；医生看了他一眼，就跑到伙房给端来一碗稀粥；一勺一勺地喂进我同学的口里去；我同学浑身瘫软不能动弹，但还能吞咽，等到把一碗稀粥灌下肚去，他的身体竟霍然而愈――原来他是饿晕的。所以我想，我同学那天要不是喝了那碗稀粥，不同样也会饿死吗？所以，我父母硬说是社会主义绝对不会饿死人，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而且，鉴于我父母说话时那种带着几分焦虑几分惶恐的诡秘神情，我还隐隐地觉得，他们对于我公公是饿死的这件事其实心里也是有数的，只不过是由于某种利害关系，他们偏偏故意要表示不信，并且尤其不允许我相信罢了。

　　而且，通过给我公公送葬这几天的观察和感受，还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公公虽然穷困潦倒，但他在村里却仍然很有人缘；甚至可以说，什么呢，好像叫什么什么威望吧？对啦，甚至可以说，他还很有威望！别的不说，仅在我公公停灵的三天内，全村500多户乡亲，就差不多全都到灵前作了揖、上了香，真诚地表达了悼念之情；出殡之日，800多人参加了送葬，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庞大的送葬人群，虽然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的村民，但毕竟都是人啊。而与此相反的是，村里人对我父母拒不回老家给我公公送葬，却充满了非议、谴责，甚至有如我二伯父一样，对我的父母充满了强烈的义愤。

　　因此，我想，我父母的名誉，在老家乡亲们的眼里，算是基本上完蛋了。这不禁使我为我的父母暗暗地感到了几分忧虑和惋惜。

　　我当时实在不明白，我父母为什么甘冒这种被乡亲们唾弃的风险，而硬要逃避回来给我公公送葬。直到后来长大懂事之后，我才弄清原来我公公是一个老反革命大地主分子，所以我父母必须跟他划清界线，保持距离；否则将难免要影响他们的政治前程。


　　我公公的反动出身和反动政治立场

　　原来我们聂氏“河东堂”在赣西地区曾经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在我公公主修的光绪版《赣西聂氏宗谱》上记载着，我们聂氏的初祖乃是炎帝；炎帝长于姜水，故姓姜，传了若干代到商朝末年，出了个姜尚，又叫姜子牙，先后辅佐周文王、武王灭了商纣，建立起强大的西周王朝，因功封于齐，称为齐太公，又叫姜太公，是为齐国的始祖。姜太公死后，他的长子齐丁公继位。齐丁公把他的一名支子（也就是老二以下的众儿子中的一个）封在聂邑（据说就是现今山东的茌平县一带）做个小奴隶主。后来，齐丁公这名支子的后代便以地为氏而演化出了聂氏。到秦汉时期，聂氏在河东郡（即华北的黄河以东地区）发展为望族；因而嗣后凡是发脉于河东的聂氏子孙，无论播迁到哪里，祠堂的堂号一律都叫做“河东堂”。

　　到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叫师道的聂氏先人最先自河东来到江南，起初在南岳衡山隐居，后被东吴孙权延聘为“国师”，并成为周瑜的挚友，随即择居在属于周瑜治理的赣西地区之樟树镇，成了我们江南聂氏的始祖。师道的儿子聂友自小爱好骑射，常在樟树的赣江之滨射鹿，后来成为东吴大将、丹阳太守；师道公还有几个儿子也在东吴政权内为官，只是知名度没有聂友高而已。而自聂友以下，史有名传的本族人杰就有50几名，其中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考中进士的更有60多位。其中自然也包括我的公公。因为我公公本人就是光绪二十九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科考的殿试第三名--也就是中国的最后一名探花。可见我的祖上全是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而我公公本身也是其中之一。

　　我公公出生于光绪五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正值中秋月圆之际。因此，我那大财主兼国子监监生又叫“太学生”的曾祖认为他这个生逢佳期的麟儿的降生，定当是一个家国祥瑞的好征兆，将来好好教导这孩子读书明理，科举出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定会给举家举国和普天下的百姓带来无边的祥瑞和福祉；于是，为他取名祥宇，字铸石，号安然。“祥宇”当然就是要使寰宇祥和的意思，颇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和谐社会；“铸石”则是取了女娲炼五色之石以补苍天的典故，表明我的曾祖希望我公公能够成为女娲手中的补天之石那样的擎天之材，这是暗喻我公公将来所要达到寰宇祥和目标的途径；“安然”则是进一步说明家国祥瑞的具体情状。所以说，这一套名、字、号，就充分表明了我曾祖对我公公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我公公自小谨遵父训，勤奋好学，穷经烂典，博古通今，把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研究得无比精熟而又透彻，随时准备着登上仕途，治国安邦，大展才华，而且果然在24岁那年，就获得了进士及第和翰林院编修的头衔，从而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最高统治阶层的后备队。可是，偏偏他一进入朝廷，就发现满清皇朝已经腐败透顶，到了穷途末路，分崩离析，不可救药的地步。尤其是当他在翰林院呆过半年又被派遣到日本游学，亲眼看到西方工业文明的辉煌成果之后，他就更明确地认识到清皇朝非灭亡不可了。因此，我公公便知道了，自己已经不可能在中国现有的封建秩序中建功立业，要想达到他父亲所期望他达到的人生境界，就必须投身新的政治运动，而最终能否如愿获得成功，也还在未定之天。这就注定了自己的人生必将是一路坎坷，而不可能一帆风顺了。

　　就像当年举国上下所有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一样，我公公不仅最最关注中国的政治前程，并且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盛衰兴亡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当时中国朝野的政治改革呼声正风起云涌，而最主要的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发起的保皇改良运动和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发动的民主革命运动。

　　我公公认真审视了康、梁诸辈和孙文诸辈两大对立阵营的政治主张和作为，觉得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可取，但死保清室则已属不识时务，过于勉强；而孙文的三民主义可取，但不以君命相号召即肆行暴动，则难以凝聚民心。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苦苦的思索，我公公终于想出了一套他自己认为完美无缺而且绝妙无比的政改方案。这方案，简而言之就是“保皇而不保清、民主而不废帝。”

　　我公公的具体的思路是：中国人民有着几千年天授皇权的观念，难以一日破除，况且世界上也还有着英国、日本这样尊崇皇室的工业文明和政治民主国家，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参照日本或英国的样子，实行“君主立宪”或“议会君主制”的民主政治。但是，鉴于满清王朝已经腐败透顶，不可救药，那就应该顺应自然，让它灭亡；而满清皇室和贵族也已经民望丧尽，不堪敬重，因此也就应该把他们彻底废黜，而重新选择一位天赋隆德，众望所归的汉人来充当一个不掌政权的国民精神领袖，并由他的家庭组成新的皇室，以后世代承袭。至于具体由谁来担当这位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我公公则认为非当时的孔子第七十六世孙、衍圣公孔令贻莫属。

　　推举第七十六世衍圣公孔令贻为未来新中国的首任精神领袖和名誉皇帝的理由，我公公认为是再充分不过的。首先，中华民族号称炎黄子孙，而孔子是轩辕黄帝的惟一世系明确的第四十八世孙，那么，孔令贻就是黄帝的第一百二十四世孙，是中华人文始祖及其领袖地位的理所当然的正统传人。炎黄子孙虽然不止孔氏一家，但却没有其他任何一家能够拿出孔氏世系这样明确的传承依据（尤其是能令人公认的历史佐证）来，因此让孔氏来担当未来新中国的皇帝大任，不会产生大的争执，乃至造成社会动乱。其次，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政治思想和道德标尺，它实际上早已成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现在让他实至名归，实乃天成自然。其三，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崇高地位，作为国民的万世师表，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崇敬和爱戴，世代享受人民的顶礼膜拜。尊孔崇圣已经成为人民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不需要强迫灌注，一切顺理成章。因此，号召全国人民确立衍圣公孔令贻为未来新中国皇帝人选，是中国政治变革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要联络满朝大臣和全国士人，一齐上书敦请清帝禅让。可以开列一些优待条件，确保清帝退位后其本人及家庭成员生活无忧，以解除他们的顾虑。如果清帝拒不退位，甚至以武力相拒，那就可以由衍圣公以天命的名义，号召全国人民以武力推翻之。推翻之后，清帝成为罪人，可黜可杀；而孙文之类暴力革命领导者皆为功臣，可以成为未来民选政府首脑的候选人。

　　第三步就是请衍圣公登基即新中国皇帝大位，为国家元首。主持第一届议院和政府首脑选举筹备事宜；以全国现有武装力量暂时维持社会秩序。

　　第四步，首届议院及政府经全民选举成立。议长和政府首脑就位，政府首脑组阁，议长领导议员参照中国国情和万国宪法，吸各方之所长，制定国家宪法和法律；以皇家名义组建正式的国防军；地方政府组建各地方警署；中央和地方各级检察官、法官就位。

　　第五步，以新皇帝的名义颁行宪法，以政府首脑名义颁布法律法令。皇帝退出权力运作层面，专为国民精神领袖和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国家进入民主法治轨道，一切开始正常运转。

　　我公公在日本东京设想出这套政改方案的时候，正好北京城里的光绪皇帝和他的“老佛爷”几乎同时去见了上帝，大清皇朝的鼻孔里已只剩下奄奄一息。因此我公公认为这正是他的方案付诸实施的大好时机；看看自己竟能想出一套如此稳妥的政治改革方案，我公公当即就兴奋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一个人在寓所里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呵呵地笑出了声。

　　可是，我公公本人乃是一介书生，既没有政治实力，又缺乏社会影响力，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因此他想到了现有的朝野各种政治势力；他必须说服现有的政治势力接受自己的政改方案，并通过他们的运动才有可能将其付诸实施。于是，他首先便去找到了当时正在东京策划保皇运动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满怀希望地对他们说：“二位仁兄，鄙人无任赞成尊兄的保皇改良和君主立宪主张；希望能加入尊兄的运动，并就便向尊兄提供一些浅陋之见。未知二位意下如何？”

　　康有为、梁启超当时正亟待扩充保皇派的人气和力量，一听我公公主动要投奔他们的阵营，当即大喜，以为毫不费力就捡来了一名廉价的马前卒；于是表示热烈欢迎。可是，正当他们准备向我公公交待活动方法和布置有关任务时，我公公却又说：“不过，我不赞成二位尊兄死保清朝皇帝的主张。”接着，我公公便给他们讲出了自己对满清皇朝必然覆灭和必须灭亡的道理，并且给他们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政改方案，希望康、梁采纳。

　　康有为一边听着我公公的真实思想表述，一边脸上就变了颜色；等到听完我公公的全部陈述，他已经气得脸色铁青，嘴唇发抖，伸出一只指头点着我公公的鼻子说：“你，你，你身为大清朝的臣子，食着大清皇上的恩禄，竟公然主张造反。这种乱臣贼子的主张，亏你怎样子讲得出口？！”

　　梁启超则比较和缓地说：“安然兄，你那套方案，实在不过是书生之见，绝对是行不通的。你也不想想，自古以来，皇家的天下都是马背上得来的。那衍圣公有史以来从没有领导群雄打过天下，至今手中也没有武力，纵使大清皇上答应禅让，方今天下那些武夫枭雄，又有谁会听他的号令呢？”

　　“我就是希望在中国结束自古以来凭武力夺取政权和霸占天下的历史。今后要规范国家武力只能用于防备外敌侵略，不能用来对内镇压人民，以杜绝独夫民贼凭借武力强迫人民接受其统治的问题发生。所以，我才主张扶持一位德高望重而不凭武力统治国家的文皇帝来主持制宪，以便今后靠民主宪政治理国家。今后军队名义上要属于皇家，指挥权交给民选政府，用兵决定权归于议会；军队不得干预政治。这样多方牵制，可保军队不再落入独夫民贼之手。”我公公辩解说。

　　“你，你，你这岂不是要弄得皇帝一点实权都没有吗？那还要皇帝做什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天皇还有很大的权力。你这搞法，与孙文乱党要彻底消灭帝制有何区别？！”康有为继续愤愤地斥责说。

　　“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我的想法跟孙文是一样的。但是，跟孙文不同的是，我主张还是要有一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和文化象征，这就是一个精神和文化的皇帝。他处于崇高而超脱的地位，既不建功业，也不犯错误；他谦虚清静，无为而治，由着人民的意志和宪政的规范自然运行，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无须人力干预而却井然有序。这样，皇帝就可以确保永远正确、平和可亲而受到人民的永世爱戴；万一国家政治发生重大问题，不可开交之际，他就可以出面调停和排解。这就是皇帝的作用。”我公公进一步阐述说。

　　“哈哈，安然兄，请恕我不恭啊，照我看来，你这全是在痴人说梦。不信你就去试试吧。”梁启超哂笑着拍了拍我公公的肩膀，便无望地和康有为一同端起茶杯，示意送客了。

　　由于康、梁不肯接受我公公的政改方案，我公公便又趁着一次孙文路过日本的机会，赶紧去找到了这位绰号“孙大炮”而一直被清廷追杀的著名革命党人，并向他详述了自己设想的中国政改方案，希望能获得采纳。最后，我公公还诚恳地说：“鄙人向来听闻中山先生所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颇有反清复明之意味；觉得其实亦颇与鄙人之政改方案相合；故此不揣鄙陋，前来就教于足下。如先生能呼吁全国革命党人，赞同鄙人之方案，则先生发动革命之合法性将大为增加，而先生所期望之民主政治亦有望更快在中国实现。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孙文听后，却踌躇良久，才诚恳地说：“安然先生的政改方案可谓洋洋大观，确实颇有创举之意，而且其中百分之九十合我心意。先生出身翰林，能有如此见解，真正可感可佩！不过，鄙人发动革命，历来志在彻底铲除罪恶的封建帝制，建立议会、司法和政府责有悠归、各司其职、相互协调而又相互制约的民主政治。鄙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及不时表露尊崇朱明之意，不过是广泛凝聚民心的一项策略而已；并非真想恢复一个汉族皇朝。因此，先生之言，百般皆可，唯有保留君主一条，鄙人不敢苟同。”

　　孙文对待我公公及其提案的态度，使我公公感到碰了一个软钉子。因此，告别孙文之后，我公公感到满腹惆怅。他的政改方案保皇派也不赏识，革命党也不采纳，不要说付诸实施，就连公开发表的园地都没有；因为当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凡是中国人办的报刊，不是保皇派的，就是革命党的，谁也不会答应发表他这种非驴非马的另类言论。

　　百般无奈之下，我公公只好在一份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上买下一个版面，把他的中国政改理论和方案完完整整地登了出来，痛痛快快地表现了一番。结果这一来，却弄得所有的保皇派人士都把他看成了一个叛逆作乱的革命党人；而几乎所有的革命党人，又都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另类的保皇分子；致使他不是受到斥责，就是遭致嘲笑，而受到我公公言论威胁的满清皇朝闻讯后，更立即革去了他的翰林院编修职俸，并取消了他的游学资格。我公公即刻就变成了东京街头的一个流亡者和一个政治上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由于我公公在日本落入了流亡状态，且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者；而清政府虽然革了他的官职，却因穷于对付革命党的攻击而没顾得上下令通缉他，所以他便得以悄然潜回了他的赣西老家。

　　我公公虽然在政治上失意，但他的精神却并不沮丧；相反，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智者，理当大义凛然，宠辱不惊，进退自如，勇处孤独，坚守自己的信念而不为个人的得失和荣辱毁誉所动摇。况且他当时家里还有良田千亩，美宅一大所，县城里还有好几爿商铺，虽非邑之首富，家道却也殷实宽裕。于是，自从跌落草野之日起，他便在自家的宅院里开了一所义塾，一边课起了蒙童，为乡亲尽点心意，一边静观时势的进展。他还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个名号叫做“守愚斋”，他后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就用了“守愚”二字作笔名；这是借用了老子“大智若愚”的说法，来勉励自己坚守主见，矢志不移的意思。

　　翰林老爷回乡亲课子侄，一时使得本村聂氏全族无不感激涕零，各家争相把适龄童子送来，拜了孔子，跟着我公公念起了“子曰诗云”。因此，满村子侄辈适龄童子，无论家境贫富，差不多全都成了我公公的入室弟子。以至于后来共产党发动群众批斗他的反动思想时，都得不到村民的响应。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两年后，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党领袖孙文宣布推翻帝制，成立中华民国，并担任临时大总统。接着袁世凯又篡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大位，并试图当专制皇帝，引起孙文革命党的讨伐。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系又连年混战。再接着国民党又发起北伐战争，以武力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可是紧接着国共两党又发生长期内战，中间还插入8年反侵略的抗日战争。最后，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可国家却又重新陷入了分裂……

　　这一系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在政治上彻底打破了我公公的中国政改构想。我公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深谙老子自然之道的“大智者”，因此当他看到在中国保留皇朝名义已经绝无可能时，他便不再坚持“保皇”主张了，转而一想，如果真的能够以孙文的“三民主义”来统一并建设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皇帝又有什么不好呢？可仍然叫他难以释怀的是，在他看来，孙文的“三民主义”革命虽然在名义上把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给推翻了，可是一个大一统的民主政治新局面却并没有在中国实现；那些手握兵权，志在骑马弯弓夺取天下的纠纠武夫，仍然是一个个视天下为私有的专制强人，并先后当上了不叫皇帝的皇帝；结果中国人民不仅仍然没有摆脱遭受武力镇压的命运，而且落入了一个军阀混战，国家分裂，领土丧失，民意禁锢，民智扼杀，民生凋敝，生民涂炭的大火坑……

　　而更使我公公忧患深重的是，这时期，在思想文化上，也出现了一系列“西学”试图全面摧毁“中学”的危险局面。我公公并不一概反对引进“西学”；相反，他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理念还相当推崇。但他却历来主张在引进“西学”时，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在他看来，中国的先民们也有着许多独特的、西方人所不可企及的先进思想。例如《易经》上记载的阴阳八卦图，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先于世界各民族描绘出来的一个形象而又生动的宇宙本质模型；宇宙本身及其所包含的一切，都是由阴阳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方面构成的，阴阳两极此消彼长，互相转化，形成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等等物事，各种物事又搭配组合成了森罗万象、丰富多彩的世界；而阴阳调和又是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安定和谐的基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基本，也是最精辟的世界观，最集中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高度的聪明智慧和高超的知识水平。又如老子的“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的观念，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思想创举……这些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都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的“精神本钱”，毁了这些根基和“本钱”，就将无以立国。因此，我公公希望中国能跟日本一样，“既乐于创新，又忠于守旧”，既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又保守自身的思想文化根基。

　　然而，遗憾的是，自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城里偏偏冒出了一批以全面彻底地摧毁中国一切历史文化为快意的西式文人，其中尤以大肆宣扬“全盘西化”的胡适等亲美派，和极力主张“马列化”的陈独秀等亲苏派为甚。在我公公看来，这两大看似对立的“野蛮西崽”，实质上却是完全一致地要彻底铲除中国的“一切旧文化”，并用外国的思想文化全面取而代之。尤其是后来，马列主义还被陈独秀等人宣布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不仅要指导他们的党，而且要指导全国。于是，我公公更加感到这实际上已经是“西学”全面专了“中学”的政，从此，中国失去了自己的思想灵魂，文化根基也已彻底动摇，不折不扣地成了西方人的“思想殖民地”；他完全无法理解，一个以外国思想为行动指南的国家，如何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因此，当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载歌载舞地欢呼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之际，我公公却一点也没有感到欣喜。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曾邀请我公公去国民议会当议员；后来蒋介石于1948年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当时正在蒋介石手下当军官的我大伯父也运动我公公当选了“国大代表”，然而我公公一概嗤之以鼻，拒不出席。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进程整个的就是一败涂地，思想文化则更是全面地没落了。因此他不能不为之感到无限的悲哀、无比的伤感和无边的失落。

　　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公公便解散了他的义塾，把所有弟子分别送进了国民中、小学去读新书；他本身则闭门谢客，开始撰写他的平生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中国政治理念之重构》，广泛而深入地阐述了他历来坚持的中国必须由一个清净无为的精神文化领袖来凝聚民心，再加一个宣示民权的议会和一个民主透明的民选政府以及独立的司法、自由的舆论来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理想－－他把它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同时，他还给北京、上海、南京、重庆、香港等地的各大、小报馆当起了自由撰稿人，义愤填膺地撰文又是骂北洋军阀，又是骂“日本新倭寇”，又是骂“狗屁博士胡适之”，又是骂“苏俄走狗陈独秀”，又是骂“叛国贼子汪兆铭”，又是骂“独夫民贼蒋介石”，又是骂“乱世枭雄毛泽东”……他愤世嫉俗，把中国政治台面上除孙文之外的所有头面人物都一锅烹。他说他不骂孙文，是因为孙文虽然连根铲除天命皇威有些过激，且事实上给中国带来了乱局，但他的人格高尚，胸襟广，气量大，情怀真诚，不虚伪，不诡诈，既真心追求民主，而又尊重中国传统文明，颇有精神领袖的风度；他能够在必要时顾全民命和国家一统之大局，毅然逊让总统大位，就是证明。

　　由于我公公投稿时用的是“守愚”的笔名，没人知道他就是过去那个在日本大发政改谬论的“保皇派官僚”聂宇祥，加之他的文章又文笔生动，语言幽默，讽刺辛辣，结构严密，还符合了一些报纸的政治斗争之需，因而常能被报馆采用，有时甚至同一天，同情国民党的报纸和同情共产党的报纸同时登出他的文章，自然一篇是骂共产党的，一篇是骂国民党的。有明眼人看出了他这一“自相矛盾”的怪现象，于是撰文称这“守愚”先生要么是个“精神昏聩的神经病人”，要么就是个“穷极无聊的搅屎文人”。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大陆政权的时候，县里的政审干部还在他那部尚未来得及出版的《中国政治理念之重构》的手稿中发现，他竟然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一对不分伯仲的为了争夺独裁统治权而分裂国家、引狼入室、丧权辱国、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

　　…………

　　这就是我公公的政治思想概略。由此可见，在当时那个年代，我父母要跟他划清界线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当我第一回了解到我公公的这些政治历史情况时，我还是被他惊呆了。我一时真的无法把那个饿得像一根干柴禾棍一样瘦骨嶙峋地躺在一副破木板钉成的棺材里的可怜的老者，与一个曾经博学中外，意气风发，广交名流，侧身庙堂，呼啸江湖，胸怀天下，忧国忧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试图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政治理论构建者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的处境是那样的孤独，他的结局是那样的悲惨，他的理论又是那样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我公公和我大伯二伯的恩恩怨怨

　　当然，我公公的故事并不仅此而已，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不可避免地也要经历一些几乎人人都得遇到的人类情感和家庭生活之类的波折。例如，我婆婆曾经哭诉过的他“操出了三个逆子。一个跟着个大流氓跑到台湾去了，一个绑了他的票，一个给他戴上了‘反革命’的高帽子”云云，就全都是事实。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说说这些关于我公公和他“操出的”三个逆子之间的应该说是十分有趣而又异常苦涩的故事吧。

　　我公公是我曾祖的独根苗，而他自己倒有了四个女儿和三个儿子。我公公是18岁那年娶亲的，可是我婆婆先头连生三胎都是女儿。当时我婆婆感到很内疚，以为自己不能生儿子，难以担负好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历史重任，有负夫家的殷切期望，于是主动劝我公公纳妾；我曾祖和曾祖母也向我公公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我公公恰巧这时受朝廷派遣要去日本游学，这一去就是四年多，所以纳妾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等到宣统元年他从日本丢官回家和我婆婆久别重逢时，却一碰头就碰出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的大伯父。五年之后，又有了我的二伯父；再过五年，又有了我的四姑姑，再过五年，又有了我父亲。这样，我公公就把纳妾的主意彻底打消了；我婆婆也就顺当地接了我曾祖母的班，在书香门第的“河东堂”聂老财主家当起了内当家，并且腰杆梆硬，理直气壮了。

　　尽管到我公公的三个儿子先后出生时，中国的斯文业已扫地，一场军阀割据，群雄逐鹿，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乱世闹剧正在血与火的飞溅中和民众尸骨的堆积中残酷地演绎，但我公公还是坚信一个崇尚文章道德，讲求科学民主，社会文明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文治时代必将到来。因此，他对三个儿子的文明教养一点也没有忽略。

　　如前所述，我公公并不藐视“西学”，相反，他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还非常推崇，认为它们对改进和创新产业，富民强国非常有用。但是，在铸造人的灵魂和气质的精神学养方面，我公公则认为“西学”远远不如“中学”；因为“西学”只讲学问，而“中学”除了讲学问，还要讲修养。一个有学养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学养的中国人走在一块，从相貌上就能很容易把他们分别出来；但一个有学问的美国人和一个没有学问的美国人走在一块，却不容易分辨。所以我公公认为曾国藩所谓“读书能改变人的骨相”的说法大有道理，不过他还要加上一条注解，那就是“读中国书才能改变人的骨相”。因此，我公公教育培养他三个儿子的办法，就是用“中学”（那时还没有“国学”的说法，所谓“中学”，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国学”）来铸造他们的灵魂和气质，奠定他们的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八方协调，虚怀若谷，顺应自然，蓄势待发，因时而动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而同时用“西学”来丰富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格物技能，激发他们的奇思妙想和创新欲望。他知道自己与这个人斗人、人吃人的强梁世界已是格格不入，而自身是否能等到那个文物昌盛，政治清明的文治时代的到来则毫无把握，因此，他便只好期望着他的三个儿子能够既修养成一副深厚的中华文明本色，而又掌握一套鲜活的科学民主理念，以备在未来那个文明和谐的文治时代，有所发挥，有所作为。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人背时，盐钵里都会生蛆；我公公碰上了那个斯文扫地的倒霉的时代，硬是一事不顺，事事不顺；一事无成，事事无成；最后连他的三个儿子都不听他的教诲，一个个先后走上了背叛他的道路。由于他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出生很晚，所以关于我父亲背叛他的情形，我就暂且不说了；我这里先来说说我大伯二伯跟他扯蛋的大体经过。

　　对于我公公来说，现实真是够残酷的了。在那个武夫当道、暴力横行的时代，一般人家出了个头戴大盖帽，腰挎驳壳枪的丘八连长，就比出了个博士、教授还更令人羡慕。因为一个丘八连长就足以保证他的家势雄壮，不受侵扰，而三个博士也保不住他自己及其家人不受人欺负。这种荒谬的利益导向，比我公公的尚文说教要现实一百倍；因此我公公的一万句谆谆教导也抵不住一个丘八连长威风凛凛的一声口令。于是，崇尚枪杆子成了社会的普遍取向；弃文从武，投笔从戎更被一般青年学子视为寻求出路的上佳选择。

　　我大伯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于民国15年背着我公公抛弃了他即将进入的大学学业，偷偷跑到广州去考取了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第三期的。这年他正好18岁。

　　我公公早在我大伯父12岁之前，就督促他读熟读烂了四书五经，14岁之前就粗通了24史和诸子百家，14岁之后才兼学英文和科学。按照我公公的意愿，我大伯父应当在读完大学之后再去英国留学，专攻法政，同时深入考察英国的议会立宪君主制度；即使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君主存续的可能，也还可以借鉴英国人保守他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国民精神的经验；然后，他就可以回国参加中国的再造了。尤其是当我公公后来发现我二伯父性情旷野，顽皮捣蛋，在学业上实在难以精进之时，他对我大伯父就更是厚望有加了。

　　可是我公公通过拼命的灌注，虽然使我大伯父小小年岁就装满了一肚子诗书文章，但却无法使他不受世俗社会的影响。我大伯父稍稍长大后，就发现我公公天天写些个四处骂人的烂文章，不仅不能为自己争得权力地位，或赢得崇高声誉，反而常常招来各权势门第的雇用文人们在各种报刊上发出的一顿顿臭骂，谁也不为他那自以为“爱国至诚”的一腔热血而有所谅解、有所感动。因此我大伯父觉得我公公的终日笔耕简直迂腐之至，毫无意义；如果继续跟着我公公的指挥棒、沿着我公公的思路发展下去，最终难免把自己也塑造成一个与自己的父亲一样百无一用的“守愚先生第二”。于是，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武装革命浪潮的鼓动下，我大伯父再也耐不住那旷日持久的、我公公所谓的“读书救国”生涯，而断然决定投笔从戎，跟随革命领袖用武力去扫除各地军阀，迅速结束割据动乱，统一国家，并在这过程中建功立业，捷足登上风光无限的权力地位。

　　由于我大伯父聪慧过人，学养突出，很快就在同届学员中崭露了头角，第二年结业时，竟然被直接选入北伐军总司令部蒋总司令的侍从室担任了见习副官。北伐途中，我大伯父在他“敬爱的校长”鞍前马后竭诚侍候，进一步得到了蒋的信任，到北伐军司令部驻跸南昌时，他已成了正式的少校副官；当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建立政权时，他已经成为“委座”侍从室的上校组长了，而这时，他还才20岁。

　　我大伯父为此感到非常荣耀，觉得自己的路才真正走对了。为了向父母乡亲炫耀一下自己的辉煌地位和美好前程，他还特意来了一趟衣锦还乡之行，在当地县长和十数骑随从的策马陪同下，威风八面地回到了离县城50多里的聂家村。却没料到我公公一见面就赏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把他那顶风风光光的大盖帽都给打歪了；同时骂道：“你这个不学无术、急功近利的东西，靠着披上一身虎皮就能治理国家吗？治国要有海一样深的涵养，天一样阔的胸怀，佛一样宏大的慈悲，道一样玄妙的智慧，圣人一样的至诚，上帝一样的威信。否则，如何赢得人民的敬佩和信服？他蒋介石能及此高尚道德之万一吗？不说他原本上海滩上一介瘪三，就算他今番修成了正果，带兵北伐统一中国有功，他也理当像当年美国的华盛顿打赢南北战争后一样，先释去军权，退归田园，让人民自由推举精神领袖，选举议会和政府；等人民选到了他，他再去履行人民赋予的职责。可他却拥兵自重，攫取政权，党同伐异，专制独裁，连孙文夫人都看不惯他。你跟着这样一个无德无才的独夫民贼，能把国家弄成个什么好样子？你要是有种，就赶快给我扒下这身虎皮，重新读书去。等融通了古今中外政治智慧和强国之道之后，你再来给我光耀门楣。否则，不许进我这家门。”

　　我大伯父满心的自豪和喜悦被我公公一巴掌就给打没了。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大的屈辱，况且身边还跟着一名陪同的县长和众多的随从，叫他把脸面往哪里搁？他一手摸着那面挨了巴掌的火辣辣的脸颊，一手下意识地正了正头上的大盖帽，听着我公公的呵斥，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一时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大伯父是个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的人，一般看来比较温顺，但他的内心里却很有定见，而且要是一时把他弄毛了，他那刚强、执拗的一面也会随即表现出来。因而，心中慌乱一阵之后，他终于气呼呼地揭下头上的大盖帽往地上一摔，一边解着上校制服扣子，一边不服地抗辩说：“您素常总是唠叨要‘顺应自然，因时而动’。我追随蒋委员长投身北伐，一统民国，就是顺应自然，因时而动；可您又横加反对！照您的主意，我就追随您到家里来白吃干饭，穷发牢骚得啦。只可惜您终年穷写瞎论，却怕是写干一鄱阳湖的墨水，全天下也没有几个人信服您！您是桃花源里作酣梦，于国于民毫无意义。”

　　“呵呵，你小子真长大了，竟敢骂老子白吃干饭，穷发牢骚，于国于民毫无意义？你这岂不是咒老子去死吗！老子告诉你，老子还没有活够。你小子懂得什么叫‘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吗？你懂得什么叫‘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吗？告诉你，这就是由于‘我独异於人，而贵食母’，也就是说，老子是以民为本，把生民的命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百年之后，就会有人懂得我的政治理念之正确。你小子短见浅视，利欲熏心，连‘老子’都没有读懂就轻举妄动，如若真的登上高位，不把国家搞糟才怪！像你这种不肖之子，不如把你先行开除族籍为是！你扒了虎皮，也不得进家门！”我公公仍然不依不饶地训斥说。

　　这当口，我大伯父已经解散了衣扣，正要扯下他的上校制服往地上摔。还好在那县长是个机敏人，且素知我公公的身世和声名，见此尴尬场面，连忙一头捉住我大伯父的手，止住了他继续往下扒衣的动作，一头代我伯父“扑通”一声跪在我公公跟前，连磕了三个响头，接着故意撇开矛盾焦点替我大伯父受过说：“老前辈在上，晚辈素仰老伯高行隆德，今日得以随侍谷虚（我大伯父的字）钧座仰见尊颜，不胜荣幸之至。然晚辈身为本地县长，昏聩糊涂，办事无方，未及将谷虚钧座荣归之喜讯及早拜闻老伯，以致唐突冒失，多有得罪，惹老伯动怒。这一切全是晚辈之过。谷虚我兄北伐征战劳苦功高，前程远大未可限量，这都是老伯素来家训严格的好处。谷虚兄一定会谨遵教诲，拓展眼界，洞察微妙，勘破玄奥，效法圣贤，为党国再建奇勋，以不负老伯厚望。晚辈谨替谷虚兄恭请老伯息怒，一切当容商量。”

　　我公公见县长谦恭有礼，言辞恳切，脸上这才有了一丝暖意，忙说：“县官请起，犬子无知，劳你受累，十分抱歉！”

　　县长见我公公的态度已有转圜，于是连忙从地下爬起来，给众随从使了一个眼色，随从们便抬起几个礼盒就往屋里送；这边县长亲自替我大伯父捡起地上的帽子，又拉了我大伯父的胳膊随后也往屋里走。可偏偏这时我婆婆又闻讯从后屋颠着两只小脚跑了出来，一边哭骂我公公教子无方，不是打就是骂，儿子好不容易回家一趟，还不许进门；一边怨我大伯不该不辞而别，一去数年不归，竟不想想父母终日悬念之苦……

　　我大伯见我婆婆哭喊连天迎出门来，一时触发了伤感，不由得鼻头一酸，眼泪顿时也在眶里打转，连忙双膝跪地，一声“母亲――”，便泣不成声了……

　　我公公平日就最脑我婆婆娇惯儿女，这正在气头上情绪刚刚好转一点点，又被我婆婆一番数落，且见我大伯和他母亲哭成一团，竟是一副小女子态，全无一点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豪迈之慨，不由得一股怒火又直窜脑门，原本准备收回的不许我大伯进家门的狠话，竟又脱口而出：“亲情可尽。然不悔前衍，家不可入！”说罢，拂袖而去。

　　我大伯知道我公公发了狠劲，我婆婆也难以违拗，因此这个家门眼看是进不去了。于是，他不得不又给我婆婆磕了几个响头，哽咽说：“不孝儿向母亲请罪！孩儿忠孝不能两全。望母亲善自珍重！”说毕，起身上马，也不跟随行人员打声招呼，便策马掉头而去。县长见局面已再也无法挽回，只得接着温慰了我婆婆几句，就招呼随从人员上马，追随我大伯去了。

　　我婆婆于是哭得昏天黑地，一连三天粒米未得进口……

　　这还不算，更叫我公公挠头的是仅仅过了一年，也就是到得民国十九年，还才16岁的我的二伯父又带着我们家长工李积福14岁的晚崽狗伢子跑到井冈山上当红军去了。我二伯小时候的情态，总括地说来，就是一个“二百五”。他凡事率性而为，不计后果。他敢于爬到我们村后一棵千年古樟最顶端的老鸹窝里去睡觉，还能够潜入村前大河的百尺桃花潭底去摸鱼；他烧稻草煨番薯烧掉了人家两间牛棚，他把点着引线的爆竹塞进人家口袋里，炸穿了人家好几件衣服；至于骑牛列阵，飞石打仗，更是英勇无比，常常不是别人头破血流，就是他自己满头大包。他也不是不会读书，相反，他的记性很好，读书过目不忘，也被我公公用竹板逼着读了不少书，而且一手毛笔字也写得满有看相；他只是好动贪玩，兴趣太多，而不能安静和专一，学什么都是接受特快，但又总是浅尝辄止。而更糟糕的是，到了十四五岁，他又学会了打牌赌博。他16岁那年去当红军，就是因为他从正在就读的县城中学里溜出去跟几个专业赌棍打麻将，一夜功夫就输了8000块大洋，他身上没钱，只好给人家写下了欠条。人家说，要是三天内不清账，就要收了他的小命。他知道祸闯大了，心里想，呆在城里也是死，回家告诉父母要钱，说不定也要被父亲打死，而逃到南京去投靠哥哥，也难免要受管束；听说离此不远的吉安井冈山一带有红军，不如干脆上山当红军去，倒还可以满山乱跑，好玩得很。于是，他便于次日夜半回村，邀了往日跟他玩得最铁的小兄弟、我们老家长工李积福的儿子狗伢子，一道逃上了井冈山。他一走，那帮赌棍就拿了欠条来向我公公讨债，我公公只好卖了县城的一爿药铺，才替他偿清了那笔赌债。当时我公公他们并不知道我二伯到哪去了，还打了电报给我大伯父，询问是否在南京见到；结果一无所获。

　　且说我二伯入了红军，人家问他为什么而来，他就把赌钱赌输了，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前来当兵吃粮的缘由竹筒倒豆子，一粒不留地说了出来；弄得人家哄堂大笑。不过接待他们的长官觉得他能说真话，不是个奸猾之人，比较诚实可信，况且还有个长工出身的狗伢子可资证明，更是因红军队伍急需扩大，只要不是奸细，有兵就要招，因此就把他们收留下来了。过了个把月，红军要筹办军饷。当时办军饷的最常用办法之一就是打土豪。但井冈山核心地区的土豪都打得差不多了，剩下一些，也都躲进了吉安府城里，不容易打。因此就派出一些小分队到井冈山外围我们家乡的明月山一带去绑架勒索当地的财主。我二伯所在的红三军某团团长听说他下属的二营六连有两个新兵来自赣西明月山区，其中一个家有万贯财富，于是就交待连营干部找这两个新兵带路回家去搞钱。

　　而这两个新兵，其实就是我二伯和狗伢子。由于狗伢子年纪太小，连营干部就找我二伯父谈话，但他们不好一开口就直说要绑架我公公勒索钱财，只说是如果我二伯能回家给部队搞到五六千银洋的军饷，就表明政治觉悟高，可以记功。我二伯本身是非常慷慨大度，仗义疏财的，但他知道我公公决不会同意主动拿出这么多钱来资助红军。因此，他干脆自己提出，只要不杀害我公公，他愿意带几个兄弟去把我公公绑架到山里来；然后，教狗伢子去通知我婆婆交钱赎人。

　　我二伯父的慷慨大义立即赢得了连营干部的表扬，并且说一旦成功，同样可以记功。结果，我二伯父就真的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战士潜行到我们老家的村子边，趁我公公傍晚到村边散步之机，突然蹿出用一块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把他绑架到了明月山的一所破庙里。我公公在这座破庙里被解除蒙眼布之后，终于看到了我二伯，这才知道我二伯原来竟上山当了“共匪”，并且亲身操办了这场绑架勒索亲爷老子的“罪恶”勾当。我公公当时就气得两眼翻白，胡须倒竖。照他的脾气，就是把他杀了，他也不会屈服于这种阴谋绑架。但是，我婆婆在家里听说老伴遭了绑架，只要即刻往山里送去六千银元，就可以安然归来，否则，性命难保；她当即就吓得哭哭啼啼，连忙着人到县城的银庄去兑出六千银洋，送到明月山深处的接头地点，把我公公赎了回家；而这笔存款，正是我公公卖药铺给我二伯还赌债所剩下的部分。

　　我二伯父两锤子买卖，就把家里一爿药铺彻底“败”光了。好在后头这一部分用于充实了红军的军饷，我二伯父因此而真正获得了组织的信任。又由于他有文化，不久就被调到团机关里当了宣传队员，接着又被派下连队当了排长。到1934年，刚满20岁的我二伯经过5年游击战的摔打，不仅当上了连长，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还才18岁的狗伢子都当上了排长。就在这年9月，我二伯父带着他的一连兵，在赣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被我大伯父一枪撂倒，差一点就见了阎王。

　　原来也就在这一年，我大伯已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名少将师长，被派到赣南对红军实行第五次大围剿。我大伯为报答“校长”的赏识和隆恩，在“剿匪”战斗中常常身先士卒，亲临战壕指挥与“共匪”对决，给他属下的官兵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加上这次“共匪”自己又屡犯错误，所以他的部队步步唱凯，节节胜利。就在一次追击战中，我大伯发现一名高个头“匪徒”一边逃跑，还一边回头开枪射击，一时怒不可遏，即从身边一名士兵手中抓过一支步枪，朝那高个“匪徒”“砰”地开了一枪，便见那“匪徒”应声倒地。打扫战场时，我大伯忍不住走上前去踢了那被他亲手击倒的“匪徒”一脚，以为他已经死了。却不料那“匪徒”“哎哟”一声翻过身来，竟然连肠子都从肚子里流出来了人还没有死，而且紧接着就嘶声喊道：“哎哟――哪位兄弟快补我一枪吧！妈个屄的，快补一枪呀！补呀！补呀！哎哟――拜托了，让我速死……”

　　我大伯父一听到喊声，顿时就惊呆了，这不明明是自己弟弟的声音吗？天啦，事情难道真会有如此凑巧吗？我大伯虽然早已从家书中得知我二伯“落草”参加了“共匪”，还绑架了父亲，但又怎能想得到兄弟俩竟会这样当面在战斗中相遇呢？而更麻烦的是，他跟我二伯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二伯还才15岁，经过5年多的阔别，我二伯已经长高了将近一尺，加上当红军伙食粗劣，还成天劳苦奔波，直长得粗皮寡糙，又高又黑，与我大伯印象中的顽皮老弟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了，在这战火纷飞中，一时怎么能认得出他来？可现在从这濒死的家伙的口音听来，他极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弟弟！这可叫我大伯父犯愁了――这家伙极可能很快死去，但如果将来证明死在自己手中的真是自己的同胞骨肉，那别说自己将难免终生的悔恨，就是日后面对父母，也无法交待啊！想到这里，我大伯不禁有点不寒而栗，他大喊一声：“军医官在哪？”立即就有几个军医和护士跑步前来了。我大伯父于是命令军医给这个似是他亲弟弟的家伙进行紧急包扎和救护，并立即安排车辆把他送进赣州城里最好的“国军医院”进行全力抢救。

　　我二伯父在赣州“国军医院”的病床上重新睁开眼睛时，站在他床前的不仅有他的哥哥，还有他的父亲。这时，他的身份已经被完全调查明确了，因此我公公得到讯息也急急租了一条木船，日夜兼程赶到了赣州。对于我公公来说，不管儿子孝也好，不孝也好，终归是自己的亲骨肉；骂也好，打也好，终归还是为了他们好。所以，尽管平日里他对我大伯、二伯这两个“不肖之子”多有不满甚至愤恨，但一旦听说我二伯中枪落难，他又不免心痛了。而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来到赣州之后，发现我大伯对我二伯的救治安排得非常周到妥贴，“国军医院”使用了将官病房和最好的医官来安顿和照管他，用最优的方案和最好的进口药物为他进行了手术治疗；更幸运的是，那颗在穿透他小腹时发生爆裂的步枪子弹，虽然把他的肠子和男根都炸断了，但却没有伤及重要血管。因此，医生给他切去了那断裂的阴茎，把流出肚子的大肠小肠洗洗抹抹，重新接好放回腹腔，再把他的肚皮缝上，用昂贵的进口抗生素给他滴注消炎，结果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就脱离了生命危险。

　　由于我大伯未敢向我公公透露我二伯是他亲手击伤的，而一向稀里糊涂的我二伯也并不知道是谁把他撂倒又救活的；因此，我公公只道是我大伯冒着枪林弹雨从烽烟惨烈的战场上把他的亲弟弟抢救回来，而且还照料得如此无微不至的，于是便对我大伯这次珍重骨肉情分的良好表现颇有了几分赞许。而更使他欣慰的是，他由此还看到了人性向善，骨肉亲善的希望。

　　然而，我公公那片晴空朗日的好心情没几天又被残酷的事实给搅暗了。这天，我大伯派来照顾我公公的一个副官，兴兴头头地给我公公奉上了一份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并指着头版头条向我公公报喜。我公公一看，原来这条消息报道的是，蒋委员长特令嘉奖我大伯父的战场英勇和“剿匪”功劳，号召全军将士向我大伯父学习；其中还特别提到我大伯大义灭亲，亲手举枪射击，将“误入共匪”的亲弟弟一枪撂倒云云……原来我大伯千虑一失，他本已小心翼翼并且成功地向我公公隐瞒了十几天的战场实况，却偏偏忘了向这个副官交待有关事宜；结果他亲手枪击弟弟几至于死地的真情就这样给暴露出来了。

　　于是，我公公又把我大伯召到我二伯的病床前，当着他们兄弟两个的面大骂了一通。虽然我大伯向他说明了当时并不认识我二伯等种种情由，但是我公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两个儿子战场火拼的问题，而是由此牵起的他的内心里更为广泛和深重的焦虑和危机之感的问题，他痛心疾首地斥责说：“你们两个畜生，倭寇都把东三省踏平了，华北亦已危在旦夕，你们还在为了党派争权夺利而长年同室操戈，兄弟相煎！多少财富毁于兵燹，多少民命丧于战火，多少国土面临侵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用民主文明的方式商讨国是？你们的党派有没有能力领导全体炎黄子孙亿众一心，开创一个统一、富强、安全、文明的新中国？你们一个个靠杀人升官，靠升官发财，自以为风光得志，其实你们都是以野蛮精神和野蛮手段戕害国家和民众的罪人！尤其你一个读书人，竟然亲手持枪杀人，还有脸登上报纸向全国炫耀武功和宠幸！你，你，你分明是一个罪恶的刽子手！你既然要杀人，还要装模作样救人做什么？你把你兄弟，把一切反对你们的人统统杀光了事呀！唉――我再也管不了你们了，我立刻就走，你们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去吧……”

　　我公公说罢，真的就转身拂袖而去。我大伯手下的两个副官一路跟随劝说，恳请他留步。他却铁青着两脸一言不发，头也不回，径直走到章、贡两江汇合的八境台码头，管自雇了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回家去了。

　　6个月后，我二伯父身体康复，也回到了老家。原来，我二伯父伤愈出院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彻底失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也已全部丧失，红军主力已被迫撤离江西，正在开始艰难的长征，我二伯就是插上翅膀，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归队了；更何况这时他已经没有了归队的欲望。于是，我大伯就想利用这个机会规劝我二伯向“国军”投诚，跟着他升官发财前程似锦自不在话下；意义更大的是，他还可以在亲手擒获误入歧途的弟弟而荣获“委座”嘉奖的基础上，继续演绎出一段训弟归正和携弟荣升的人间佳话。

　　然而，我二伯却断然拒绝了。据我二伯说，他那天躺在病床上听我公公训斥的时候，就被我公公的言辞强烈地震惊了。尽管我公公的斥责似乎多是对着我大伯的，但是，他觉得在我公公深恶痛绝的杀人邀功的问题上，他和我大伯的思想行为其实是一样的。尽管他当年参加红军的初衷不过是为了逃债和好玩，但他却很明白，自己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其实已经深受了许多人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杀敌立功，将来跟着领袖坐江山的封建思想影响；也就是说，自已已经从一个懵懵懂懂的顽童成长为一个和哥哥一样带有政治权利欲望的功利之人了。他过去并不知道这种成长有什么不对，但是，自从听了我公公的斥责之后，他就被我公公所讲的道理深深地折服了。他觉得国民党和共产党说穿了不就是一对因权利分配不平而反目阋墙的兄弟吗？兄弟相残，遭殃的必然是家人；政党兴兵厮杀，受难的自然是国家和民众。自己积极参与其中，纵使将来确能从中分到一杯羹，坐上一片江山，那又要老百姓付出多少血泪的代价呢？光是自己手中那杆“汉阳造”所射出的子弹，就夺去了多少条人命啊！更何况面对着真正凶恶的敌人――倭寇的侵略，自家兄弟还在不依不饶地继续火拼，这是何等的不智和不义啊！

　　而通过这样一番反省，我二伯父还好像忽然发现我公公也就是他的父亲原来并不仅仅是他小时候印象中那样的一个除了死读滥写，就是手执竹板专打屁股（有时还打到大腿上）不讲道理的长衫魔王。其实，他的心里并不乏温情，且不说他对普天大众的那份深挚的博爱之情，单说此番自己负伤吧，父亲就不计自己曾经绑架他的前嫌，千里迢迢赶来看望，而且在自己身边一守就是十几天。尽管他仍然是不给好脸色，但他心中的那份舐犊深情是不难看出的。如此想来，父亲就更是可亲可敬了。

　　于是，我二伯断然决定退出曾经由不自觉到自觉且积极参与的被我公公斥之为“祸国殃民”的党派战争，追随我公公回乡为民；不仅决心要做我公公的孝顺儿子，而且誓为我公公思想的忠实信徒，坚决捍卫我公公的崇高理想。他还反劝我大伯听从我公公的教导，速速弃武从文，重新去读书，以加深学养，为今后实现父亲的“中华文明＋民主政治＋法治制度＋和谐社会＝民富国强”的伟大理想而发挥更大的作为。可是，我大伯无论如何放不下他的高官厚禄和锦绣前程，更何况他也不相信一个政党不用枪杆子镇压反对党和“刁民”，能够领导一个国家。于是，我二伯就只好独自打道回乡了。


　　我公公最得意的日子

　　民国24年初，我二伯归顺我公公回乡时还才21岁。因此，我公公的意思是还要他去读书。可是我二伯觉得他是初中阶段弃的学，现在荒废5年多再去续读，就要跟一群十四五岁的孩子坐在一块了，那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因此，他决定“西学”就不再学了，“中学”他有相当的基础，可以接着自己学，也就不用再进学堂了；而同时，他还表示乐意替我公公婆婆分担点家业管理方面的事务。

　　我公公原本就是个只热衷于政治理论构想而不懂经济的老书生，自从我曾祖和曾祖母过世之后，他管着祖上遗留给他的这一大批产业就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家业已经呈现缩水甚至衰微的迹象；还好在我婆婆很是精明，凡事亲自过问，杀伐专断，替我公公担当了大量的经营管理责任，才使得整个家庭经济的运行还没有完全失去条理。所以我公公婆婆早就希望三个儿子中能有一个学会产业经营，以便重振聂家的兴旺财势，这回听我二伯表示有此兴趣，他们正是巴不得；于是一致表示赞许。我婆婆还具体提议，城里的几爿药店过去都是向她请示汇报经营情况，而她是个小脚女人，出门不便，许多关节无法深入把握，不如就由我二伯先接手去管管这些药店。我公公也觉得可以让他试试，不过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地对我二伯说：“你已经败掉一爿药铺了，这回浪子回头，但愿你莫再叫我赔了儿子又折兵。”

　　我二伯便大大咧咧地拍着胸脯说：“嗐――您老人家就别再记儿子的过了！我那时年岁还小，没有思想，可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崇拜您老人家的圣明伟大，反正我在大道理上再学习也赶不上您了；所以我一定要在具体琐事上替您分忧，让您从家业经营上逐步解放出来，专心去著书立说得了；我保证给您当好‘后勤部长’。您就放心吧！”

　　我公公难得一回地被我二伯惹笑了，而且还笑得前所未有的开心。于是，我二伯就一边自修中国古典，一边兼管店铺去了。

　　我二伯既不懂药性药理，又不懂市场行情，更不懂经营管理，根本就连我公公还不如，更不用说比我婆婆了；他凭什么能管得了赣西县城兼府城里的聂记四个大药店？可他偏就觉得那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他心想自己当的是大老板、总后台，要懂那么些细枝末节干什么？因此他的管法就是把四个掌柜的叫来，规定他们每年年底给东家交上比上一年递增百分之五的总利润；平日里凡是有掌柜的前来请示某些需要东家决策的重大问题，他就把大手一挥说，嗐，这样的具体事务也要我来管？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一开始，那些掌柜的还有些害怕，心想这小子利害啊，看样子跑上山去当几年“共匪”还当出出息来了，看这副大东家的派头比他爷老子那股书生意气硬是强到天上去了！但久而久之，便渐渐发现他原来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这些掌柜的心里都有数，按常规，每年利润递增百分之五，对于我们家这样一个在一方占有垄断地位的老牌商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指标，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这些年兵荒马乱，赣西一带人口锐减，民不聊生，而且还不知道今后情况会如何糟糕。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保证每年递增利润百分之五就难说了。但是，他们都担心如果不接受我二伯的指令性指标会被我二伯撸了饭碗，因此他们首先就都默默地把指标接受了下来。而当后来他们发现我二伯并不怎么精明时，他们便大都开始变着法子糊弄起我二伯来了。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赣西小城的经济随着国势的衰落而日益崩溃，几个不老实的掌柜看看完成指标无望，而对我二伯的粗疏豪放特性则掌握得更加清楚，因此，他们就更加大胆起来。他们糊弄我二伯的通常办法是，故意弄一些回扣丰厚而盈利则毫无保障的大宗生意去请示我二伯做与不做。我二伯父就肯定会说：“嗐，这样的具体事务也要我来管？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他们其实早已不怕我二伯了，心里还直笑他这稀里糊涂还拿腔拿调的样子，但是他们却总是装出诚惶诚恐的模样说：“哎呀，少东家，这样大宗的生意，不请示您我们怎么敢做主呀？”于是，我二伯就准定会把大手一挥说：“那就干吧。要赚钱总得干才行啊！”于是，他们就恭顺地说着“遵命！遵命！”，回头就去一面收受客商的大把回扣，一面把某月某日经我二伯指示购进某某药材某某斤的“事实”纪录在案，而把从客商手里买进的那些大宗昂贵药材往仓库里一塞，最后能销多少算多少；销不掉就折库存抵账；所以他们的账目也清清白白，看不出什么毛病。到了年底，他们就把拖欠某些客户的货款节约下来的流动资金甚至出卖部分不起眼的固定资产得来的收入，拿来给东家交上按规定必须完成的利润。

　　这样，我二伯一面每年都能收到预期的商业利润，一面却在不知不觉中哗哗地流失着比所得多得多的商业资产。等到四五年后，这些掌柜的私囊已经中饱，再也不怕被东家炒鱿鱼的时候，四爿药店已经有三家流动资金枯竭，欠下大量债务，积压大量库存药材药品，再也运转不动了。这些掌柜的就主动前来向我二伯请辞。我二伯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就拿出我二伯瞎指示他们历次购进滞销货物的纪录，带我二伯到仓库里去一件一件查对，我二伯一看，果然件件属实；要论起责任，全都得由自己担当。我二伯父纵然知道上了这些奸人的当，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后只得贱价清仓还债；还不清，就卖店；直到又卖去两爿店铺，才总算勉强支撑着所剩的两爿继续艰难地维持下去。

　　这时候，已经到了民国30年，侵占江西中北部的日寇正欲西进打通南昌与长沙之间的公路交通线，进而威胁贵州、重庆。我们家乡正处在日寇进军路线的中点上，如果这条通道被日寇占领，我们家乡可就遭殃了。由于时势紧急，赣西城里的政府部门和文化教育等等机构全都撤到了我老家明月山一带，城里的居民也一批批下乡“躲反”；乡下的农民则进一步躲进深山。我公公此时虽然不过一介乡绅，什么官职也没有，谁也不把他当个人物，但他仍然对国事时局充满了忧虑。

　　当时赣西地区被“国府”划在“国军”薛岳将军统领的中国第九战区范围内。驻守当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第九战区副司令兼“国军”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而时已升任国军中将军长的我大伯，也恰巧率军回到故乡，在罗卓英麾下为国效命。罗卓英当时率领的部队有来自两个集团军的共7个军近10万将士。为了保住赣西地区不落敌手，罗卓英决定投入全部兵力，于我们赣西的上高县设伏歼击试图自南昌西进的日军。

　　这是一场宏大的战役，他的胜败不仅决定着我们乡土的存亡，而且关系到“陪都”重庆的安危。为了鼓舞抗敌将士的士气，支持抗敌将士英勇杀敌，我公公竟毅然叫我二伯干脆把剩下的两个大药店连同仓库和全部库存一顿功夫全给卖了，把所得10万大洋全数捐给罗卓英补充军需；致使罗总司令非常感动，全军将士大受鼓舞。

　　最终，这场伏击战取得了毙敌两万四千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辉煌胜利，把侵赣日军压缩到南昌以北，确保了整个赣西地区不落敌手。它所动用的兵力和所获得的战果远远高于台儿庄大捷和平型关大捷的总和，并被冠以“上高大会战”的名称记入了国史和抗日战史。

　　我公公得到消息，兴奋得就像当年杜甫老夫子“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样，“漫卷诗书喜欲狂”，又送牛酒犒兵将。他虽然为此付出了将近一半的家产，但他觉得非常值得。

　　这是我公公除当年考中探花之外，最开心的一段日子。自从抗日战争开展以来，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我大伯第一次以“国军”而不是“党军”的身份参加了抗击倭寇，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伟大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使父老乡亲避免了遭受倭寇铁蹄的蹂躏，这本身就足以使我公公感到真正的荣耀；而罗卓英还把我公公“毁家犒军”的事迹上报了中央，除国民政府特颁荣誉状予以表彰之外，各大新闻媒体还大加宣扬。这也是我公公第一回在报纸上获得举国一致的赞佩。我公公倒并不在乎别人的褒贬，他最高兴的就是中国真正出现了人们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党派利益的局面；自相残杀祸国殃民的“党军”终于统统变成了一致对外保国安民的“国军”。这就向着他的政治理想迈出了一大步。

　　战胜后，我大伯也非常荣耀地陪同罗卓英亲临我老家。罗卓英对我公公的慷慨大义表示感谢，并代表上峰向我公公颁发了荣誉状。十几名记者随行，又是访谈，又是拍照，忙得不亦乐乎。我公公是当过翰林、进过朝廷、出过东洋、见过孙逸仙的人，对罗卓英这样一名年轻“国军”将领的来访和获得一张国府荣誉状当然不会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因此他以长辈身份对罗卓英一行不卑不亢的接待，以及他的庄重矜持而不失常礼的态度，一下就把那些见多识广的记者们都给镇住了。谁也没有料到一名赣西山野之中的“土乡绅”能有这样超然高致的风度，直到闻知他就是前时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骂遍全国政要的“守愚先生”，才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于是大家对他愈加肃然起敬。这也是我大伯第一回发现我公公的人格魅力；他一开始心情颇为紧张，生怕我公公再当众给他一个什么想象不到的难堪；但见我公公一开始就对他笑逐颜开，前嫌尽释，还多有温慰，他那颗一直悬在嗓子眼里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及到又看见罗总司令高兴，众多记者对我祖父恭敬有加，他也就第一回为我公公感到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于是，这一天就成了我公公婆婆和三个儿子多年来的第一回不落一人的胜利会师。这年，我父亲17岁，正在全省有名的赣西中学就读，也俨然一个大小伙子了。我公公婆婆看着三个儿子一个个出落得“贼样高”、“贼样壮”，心里直感到一股股说不出的高兴。可是我婆婆忽然想到我大伯父都32岁了，我二伯也已27岁，却竟然还没有成亲，不免乐极生悲，眼皮忽闪了几下，就有几滴酸泪滴了下来。她见掩饰不了，干脆就对罗卓英直说了：“罗总司令啊，我们山野之人，儿女大了，就全都管不了了。他们一个个就知道在外面打打杀杀，竟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不挂在心上了。要在别人家，像他们这般年纪早该儿孙绕膝了，可您看看他们还是个啥样子！我家这老大就在您部下，您可得替我们多管管他呀！”

　　“对，他要是不听话，就关他禁闭，用军棍揍他！”这当口，我二伯的顽皮劲头又忍不住发作了，他忽然就接口来上了这么一句玩笑。弄得大家哄堂大笑，连我婆婆也眼泪都还没擦干又被他逗笑了。

　　我婆婆心里喜欢我二伯父及时逗乐调节了气氛，但口里却怨责说：“你还有脸说别人？你要是听话，也不至于现在还打光棍了！”

　　大家又是一阵欢笑。罗卓英便也笑呵呵地说：“老太太，您就别愁您的儿子娶不上媳妇啦。他们只怕是在成千上万的美女阵中挑花了眼呢！您老人家要是信得过我，我就来为您大儿子担起这个月老的责任，保证不出半年，就让他带上个天仙般的媳妇来拜见您。”

　　说话间，罗卓英有意瞟了一眼众记者中一名中央日报的漂亮女记者。那漂亮小姐心有灵犀，见罗总司令这道善意的眼光一闪，她便不由自主地脸红了。但是，她心里却对罗总司令那道属意的眼光充满了感激，因为她不仅对我大伯早已心仪，而且，这时更被这一家人亲情团聚的欢乐气氛深深地感动了；她的内心里正在为未来能够有幸成为这个有趣家庭的一员而祈祷呢。后来果然不出两个月，她就在罗卓英的作合下成了我的大伯母。当然，那时还没有我。


　　我父亲把我公公逼上了绝境

　　我公公的好心情一直保持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国军”又分裂成了两支“党军”，国共两党之间烽烟又起，直到两党在大陆的决战结束，我祖父始终连国家统一的最低政治愿望都没有看到一点实现的迹象。这局面不能不叫他感到痛心疾首，所以他不仅断然拒绝了就任民国三十七年由我大伯策划当选的所谓“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接着，他又拒绝了我大伯父要他携全家赴台湾避难的劝告，而且又写了大量咒骂国共两党“同室操戈”“分裂国家”之类的言论。可是，他的文章越来越难以发表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到最终完全消失；他成了国共两党都不再需要的“废物”。

　　大陆公元1949年，台湾民国三十八年，我公公政治生命的大限终于不期而至了。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建立，我公公成了赣西地区的重点政治审查对象。尽管政审组发现我公公虽然写了不少骂共产党的文章，但他也写了许多骂国民党的文章，是一个在“政治上很复杂的人物”，而且社会声望很高，但他们拿我公公和那些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一比较，就明显的见出我公公的“落后”和“反动”了。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将他排除在可以团结利用的民主人士范围之外，把他定为“历史反革命”，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鉴于他从没有过投靠国民党的劣迹，因此也决定留下他“一条狗命”，只予以专政而不予枪毙。

　　接着，在20世纪50年代初，赣西又进行了土改和资产清查。尽管这时我公公一家的商业资本早已化为乌有，田地也在我二伯的豪放管理和一家人的坐吃山空之下逐年卖去了不少。如果我祖上是个小地主的话，那么经我公公和我二伯父子俩天女散花般地一番挥霍，早就该变成贫农了。但是，由于我祖上财产实在过多，所以我二伯还没来得及把家产向各方面需要者散发净尽，把自己搞成个贫下中农，土改运动就不期而至了。经过土改工作队的丈量，我公公一家还是有500多亩水田，此外，还有上万亩山林。在我们赣西，当年一般拥有百来亩水田就可以划为地主，所以，我公公接着又当上了“反动大地主分子”，成了发动群众重点斗争的对象。

　　关于土改斗地主的经典场面，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了相当生动的描绘，我就不再重复了。我这里要补充的主要是若干涉及我公公的特殊情节。

　　最特殊的情况是，当驻我们乡的土改工作队要求乡农会召开斗争我公公的群众大会时，当时的乡农会主席李积福竟然提议免斗。李积福是我公公家的长工，他儿子狗伢子被我二伯带上井冈山去当红军，到我二伯负伤离开红军队伍后，就再也没有了音信。土改工作队以为他苦大仇深，又是红军亲属，就选拔他当了乡农会主席，想让他带领全乡贫下中农把我公公这个历史反革命兼反动大地主分子斗他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没料到李积福竟说：“这聂老地主和他儿子德性都蛮好，开义塾，散钱财，保乡土，施棺施药，济贫救困，大多数财产早就在穷人身上花销掉了，所以，现在把人家的土地山林房屋家什全部分光，已经够难为人家了，还要斗争，怎么使得？”

　　工作队便责备李积福“阶级觉悟不高”，一定要李积福定下时间，通知各家各户贫下中农按时到会斗地主。李积福没有办法，只好私下来跟我公公和我二伯商量，声明不捆绑我公公，不戴高帽子，不敲锣游乡，请我公公到斗争会上走走过场。我二伯当即就把眼一瞪，坚决反对说：“我爷老子为国为民呼号一生，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凭什么要斗争他！”

　　但我公公怕弄得李积福犯难，便喝住我二伯，爽快地表示愿意上台让乡亲们斗一斗。于是，李积福便在当时全乡最大的室内场所――河东堂赣西聂氏祠堂里搭了一个简陋的台子，又叫乡农会的文书猪伢子拿了一个洋铁皮喇叭筒子满乡里呼叫全体贫下中农到祠堂开会斗争地主分子聂宇祥。可是，直到猪牙子叫了半天，把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一个人到会。

　　面对这种情况，连土改工作队也没了办法，只好赶紧把问题反映到区里县里。区县领导便一致认为这聂家乡是我公公的一个反革命大堡垒。既然该乡贫下中农一时觉悟不够，那就把我公公先拉到外乡去斗，外乡人虽然可能对我公公没有直接仇恨，但也没有受我公公“小恩小惠”的影响，因此不会对斗争我公公心存什么思想顾虑。

　　而更为叫绝的是，当时赣西县委的张书记，忽然想起县土改工作大队新吸收的队员中，有一个能力水平都很突出的小伙子，正是这老反革命分子聂宇祥的儿子；何不这场斗争就让他来带个头，一方面可以考验一下这年轻人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他带动起整个聂家乡的阶级斗争热潮。如果成功，他就可以在全地区甚至全省首创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革命青年大义灭亲，带头突破阶级敌人反动堡垒的先进典型；说不定来日凭着这个典型经验，自己还可以当上地区行署的副专员呢！于是，张书记立即一个电话，把当时正在另一个区担任土改工作队员的这位革命青年召来，叫他准备迎接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考验。

　　当然，不消我说，读者诸君也已知道，这位被县委书记寄予厚望的革命青年，就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当年26岁，他是民国三十七年从蒋经国创办的中正大学毕业的，原准备大学毕业后再报考一所美国大学去读研究学位，却没想到又遇上了国共两党内战的大混乱，整个的国家机器全都乱了套，还有谁去给学生办理出国留学事宜？于是，我父亲只好回到赣西中学谋了个临时教职，准备等时势明朗后再作打算。恰好这时，刚刚组建的中共赣西县委公开招收土改工作预备队培训班学员。我父亲看到共产党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和撼天动地、无所不能的政治气魄，深为敬佩，于是决然投身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立即报名参加了土改工作预备队的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政策法规学习培训。

　　当时虽然要求报名参加学习的人员要有一定文化，但实际上来报名的人员中连具有中学毕业学历的都不多，有的就只认得几百个字；因此我父亲作为培训班里惟一的一个大学生，一下子就在同学中显得鹤立鸡群，十分突出，受到了亲自主持培训的县委张书记的特别喜爱。没几天，张书记就任命他担任了学习班的文化辅导教员。这期间，我公公正在接受县里的政治审查，结论出来后，兼任县土改工作大队政委的张书记亲自找我父亲谈话，要求我父亲必须明确声明跟我公公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彻底决裂。否则，就不能成为土改工作队员。我父亲审时度势，明确认识到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出国深造，另谋高就已绝无可能，唯有积极跟定共产党从社会的最基层工作干起，才是自己的惟一出路，便当即毫不含糊地声明了跟我公公在政治思想上彻底决裂。最后，由于张书记爱才惜才，同时也是因为当时工作的需要，我父亲终于得以成了正式的土改工作队员。

　　应该说，张书记没有看错，我父亲对于任何愿意任用他的政治集团来说，都可说是一个水平不俗的有用之才。他秀外慧中，头脑精明，办事踏实，沉着稳重，谨言慎行，喜怒不形于色；遇事能冷静判断，察言观色，相机而动；没有什么难题能把他难住。因此，当张书记把要他带头斗争反动父亲的想法说出后，他立即就领会了这件事对他来说，既是一个多么艰巨的考验，而又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机遇。他紧张地思考了大约一分钟，就做出了一个使张书记满心欢喜的回答。

　　第二天，我父亲就亲自带着外乡的一个民兵班回到了老家，又恰巧碰上我二伯去县城我一个姑姑家帮忙办事去了，于是得以顺利地把我公公绑了，并亲手给我公公戴上了一顶马粪纸糊成的、上面写着“反革命地主分子聂祥宇”的高帽子，牵到外乡开展异地斗争。那些外乡人不认识我公公，听说工作队押来了一个反革命地主分子要斗争，果然一个个义愤填膺，群情激昂，我父亲带领群众高呼“坚决打倒反革命地主分子聂祥宇”的口号，使整个斗争会开得酣畅淋漓。我公公虽然见多识广，却也从未见过这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场面，当即被外乡群众斗得灰头土脸，威仪扫地；加上他已经70多岁，身心两疲，因而几次两腿发抖，站立不稳，身子一歪就跌倒在地，接着又被革命群众提溜起来继续批斗……

　　而我父亲却因为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勇于大义灭亲而受到了组织的高度赞赏。一名记者还把我父亲的事迹写成新闻发表在省级党报上。同时，由赣西县委张书记发明的鼓励出身不好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反动家庭决裂，努力追求进步和对某些在本地斗不起来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实行异地斗争的经验，也在全省得到推广。不久后张书记果然因此而被提拔担任了地委常委兼地委组织部部长，比他原本想当的副专员权力还大。我父亲也因此而被党组织选作了出身不好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追求进步的先进典型而吸收入了党，并得到了提拔重用。

　　然而，我父亲的反叛，却给了我公公比挨斗本身更致命的一击。由于我父亲是我公公婆婆的晚崽，年纪比我两位伯父小很多，因此从小受尽了父母兄姐的百般宠爱。又由于我公公认真检讨了前头两个儿子相继背叛他的原因，初步认识到强制灌输，打骂逼迫的教育方式容易导致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此，他转而对我父亲采取了更多的怀柔政策，致使我父亲读书学习的环境也变得比他的两位兄长宽松了许多，不用说也少挨了很多的竹板。于是我公公便估计他的心理状况应该比两个大的更为健全，对父母亲人的感情应该更为深厚，对父亲的追随应该更为贴紧；却没有想到，强悍的政治现实会把一个好好的年轻人扭曲得如此疯狂！时势再清楚不过地使他感觉到，自己最后一个寄予厚望的孝顺儿子，也已经随风而去了；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急功近利、文明堕落、无法无天的非常时代。中国人崇尚和传承了几千年的对于个人品格、社会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忠贞和坚持已经难以为继；一切清高、孤傲、卓越和超拔的思想都将被全面绞杀；几个“大胡子外国人”成了四万万中国人的精神领袖；中国别具一格的思想文化已面临着真正的毁灭……

　　我公公觉得他顽强地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一切理想都彻底破灭了。

　　于是，他想到了死。

　　就在挨斗回家后的第三天，他用一根综绳把自己悬在了屋梁上……


　　我二伯成了个“难剃的癞痢头”

　　我公公这次没有死成。他在进入鬼门关的前一秒钟，被我婆婆首先发现，恰又赶上我二伯刚好从我姑姑家回来。于是经我婆婆一声惊叫，我二伯就紧急上前把他解救下来了。

　　我二伯听说是我父亲亲自把我公公斗垮的，当即气得暴跳如雷。第二天一早，他就趁我公公婆婆还没起床无从阻拦他的时机，管自拿了一根打狗棍，奔突30里路，来到我父亲所在的那个乡公所，准备狠揍我父亲一顿；却不料我父亲当天恰巧进城去给县委张书记撰写他培养我父亲“大义灭亲”的经验材料去了。我二伯没有见到我父亲，就把火气发泄到该乡土改工作队身上，他一头闯进该乡土改工作队办公室，挥起打狗棍，把办公桌上的纸笔墨砚浆糊茶缸日历本等等一顿功夫悉数扫荡下地，还打碎两把茶壶，摔破三张竹交椅。

　　然而，外乡的土改工作队可不是那么好惹的。我二伯还没来得及把办公室的东西扫荡完毕，就被闻讯而来的当地民兵给逮住用一根综绳捆了个结结实实，一路押送到了区公所。还好这区委书记听说他是我父亲的哥哥，而我父亲正被县委树为阶级斗争大义灭亲先进典型，他怕万一对我二伯处理不当发生什么节外生枝的事，便摇通县委张书记的电话汇报请示了一下。恰巧我父亲就在张书记面前修改材料，张书记便当面把情况告诉了我父亲，并征求我父亲对这事的处理意见。我父亲刚想说“他是个坏分子，应该严惩不贷”，脑筋却急剧地转了一个弯，心想，张书记既然征求我的意见，说明他给了我很大的情面；既然如此，我为什么硬要把一家人全都抹得漆黑呢？还不如给这个不争气的哥哥，同时也给自己留个余地，今后看情况发展再说。于是，他把舌头一转，出口的话便变成了“我二哥当红军的时候负过重伤，伤愈后还留有残疾，所以他特别暴躁”云云。

　　于是，张书记便指示区里把我二伯放了。

　　我二伯临走时，还到区公所的伙房里去要了一顿饭吃，并要管理员把饭账记到我父亲头上。这就是我二伯的作风，他就是要让我父亲受点损失，以泄泄他的愤恨；但是，他恨谁都恨不到骨子里；就如他此刻正恨我父亲，可是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和我父亲却仍然是骨肉兄弟，所以我父亲必须为他的消费买账，而怒气一泄，他的恨也就一风吹了。于是，他吃饱肚子，就大摇大摆地回家去了。

　　尽管我父亲试探着给县委张书记说出了我二伯当过红军，负过重伤的情况，但当时这事并没有引起张书记的特别重视，他命令区里放掉我二伯，更多的还是从照顾我父亲的面子出发的。不久他被提拔到地委当了常委、组织部长，赣西县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二伯曾经当过红军的事了。

　　没想到一年后，却发生了一个奇迹。原来早年被我二伯带去参加红军的狗伢子，后来跟随中央红军主力参加长征到了陕北，又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成了彭老总手下的爱将，这阵子已经当上了西北野战军的一位纵队司令。因思乡心切，西北战事一结束，他便抽个空子回到故乡探望父母乡亲。

　　一位纵队司令到了赣西这小地方，那可了不得了！当地地委、县委的书记都是刚从部队转到地方任职的，因此都还是军人作风，尊敬和服从首长的意识都还特别强。见了首长全都双腿一并，脚跟一磕，立正敬礼，然后全程相陪。当然，首长自己还带了秘书班子和一个班的贴身警卫。

　　一队人马来到明月山下聂家乡聂家村，刚在村口下马，就听到一个人高叫了一声“狗伢子！”纵队司令一看，就认出了那人正是当年带他去当红军的我二伯。我二伯当年的乳名叫“牛伢子”，所以，纵队司令也就兴奋无比地高声问候说：“哈哈，牛伢子！原来你还没死啊？”接着，他就紧紧握着我二伯的手不住的摇晃，那股亲热劲头真是赛过同胞兄弟了。

　　陪同而来的地委、县委书记一看傻眼了。首长对他们的态度还远远没有对我二伯这样一个农民不像农民，工人不像工人，军人不像军人，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的“四不像”人物热情亲切；首长对他们是明显的居高临下，而对这名荒村野地里忽然冒出来的粗鄙村夫却是完全的平等相向。更令人惊骇的是这村野匹夫居然把尊敬的首长叫成“狗伢子”，而首长不仅不恼，反而热情有加。这怎能不叫他们感到莫名其妙？

　　纵队司令见两位地方领导眼露惊讶之色，便当场把我二伯带他上井冈山，以及之后我二伯一直带领着他身经百战的故事大略地介绍了一遍，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当年他在匆忙后撤中隐约看到那把我二伯一枪撂倒的敌军将官好像是我大伯。我二伯当即证实了当年狗伢子所见不虚，并且也坦率地把我大伯如何救活他，以及他如何拒绝我大伯劝降，毅然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协助我公公管理家业的经过大略地说了一遍。纵队司令对我二伯的离队当即表示非常理解，对他不慕高官厚禄毅然拒绝投身国民党军队表示高度赞赏；并称我二伯是红军战斗英雄，说要不是当年负伤离队，他肯定至今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接着，他就指示两位地方领导，要按红军老革命的标准落实我二伯的生活待遇。军队是最讲资历的，陪同司令回乡的地、县委书记都是抗战干部，比起我二伯来资历浅了十几年，因此一听首长介绍，就已对我二伯起了敬意，等听到首长指示落实待遇，更是连忙唯唯领命，保证回去立即办理。

　　接着，首长在我二伯的带领下一一看望了他的父母和各位认识的老乡亲；更为令人吃惊的是，他还丝毫不避嫌疑，一道看望了已被划为地主反革命的我公公婆婆。原来，连当年上不起学的“狗伢子”，竟然也得我公公指教在家读了不少的书。“狗伢子”今天能够当上纵队司令，与他读过四书五经，能写会算不无关系，而且，连他至今还在使用的大名――李建勋都是我公公给他取的呢！我公公居然就像早已知道他日后要屡建奇勋似的，真是神了！事后，他对地、县委书记说，搞土改，分财产，批判我公公的错误思想是应该的，但是老人家还是爱国的，过去做了不少好事，没有民愤，要把他与其他地主反革命分子区别对待。

　　李建勋司令员的指示很快就得到了全面落实。我二伯由县民政局报地、省民政部门批准，被确定为“红军特级特等革命残废军人”，享受每月60元优抚金。这比当时我父亲的工资还高出了一倍多。县、区政审部门还根据首长的指示精神，创造性地把我公公的“历史反革命、反动大地主分子”的头衔修改成了“历史上有反动言论，地主分子，无民愤”作为最终政审结论建档存案。我公公婆婆一家原本已被土改工作组赶到了过去自家的牛栏屋里居住；这时，已经正式成立的区、乡公所又决定让他们搬回老宅的几间厢房里安居；不过，原来由我公公他们一家人独住的一所大院，现在已经分给六户人家居住了。李建勋司令员的父亲，现任乡长李积福的一家就是其中的住户之一。

　　我二伯落实红军残废军人身份和待遇，对于我父亲来说，不啻是个大好消息。它还充分表明了我父亲一年前在县委张书记面前为我二伯说情预留回旋空间的先见之明。现在，我父亲的亲属中总算真的透出一点红色来了，他使我父亲的心里融进了一片艳丽的阳光。过去，父兄一团漆黑的“反革命”背景，使他不得不以人伦叛逆这种惟一的方式来争取组织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无疑过于单薄而且难以持续。但现在，他还有一个与解放军高层指挥员拉得上关系的响当当的老革命二哥，这就足以使党组织看到他家庭背景中的可靠性因素了。这正是我父亲早在一年前就有心求之而不得的境界。而且后来果然组织上每次议及对我父亲的任用时，我二伯的革命因素都多少发生了一点作用。可以说，自从我二伯落实红军老革命身份之后，我父亲就一直在悄无声息地享用着我二伯的这份红色革命资源。虽然我二伯本人对此毫不知晓，但我父亲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我父亲便不能不始终对我二伯抱着几分无奈，几分怜悯和几分歉疚。

　　只有我二伯始终如一，他原本就一点也没有指望得到这些待遇，因此也就对得到这一切令人眼馋的崇高荣耀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能跟纵队司令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他觉得无所谓；能获得一个老革命的头衔，他也无所谓；因为在他看来，“狗伢子”是一个跟他性情投合玩得很好的人，而纵队司令也还是这个人；他自己是一个“牛伢子”，老红军老革命还是那个“牛伢子”；他只根据人的本性善恶和品行良莠来区分人的高下，而对附加在人身上的那些身外之物，他则一概不予计较。因此他的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又重蹈了我公公的覆辙，总是跟世俗社会的定理和规则很不合拍。例如，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在当年尽享富贵的时候，就应该成为一个欺压穷人残害良民的大恶少，然而，他却和自己家长工的儿子玩成了莫逆之交，还去参加了“为穷人打天下”的战争；而当他今天成为“老革命”的时候，他就应该把一切已被新社会划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视为仇敌，可是他却仍然对已被确定为地主分子的我公公崇拜不已。

　　这时，我公公婆婆已经落入了人生最大的困厄之中；他们年事已高失去劳动能力，却偏偏田地财产被分个精光，管家、厨役、丫头、婆姨等一干佣人全离去了，惟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子女的赡养；一日三餐、浆洗缝补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虽说得了“狗伢子”的眷顾，减轻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毕竟还在“另册”之中，而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的自由。尤其令我公公难以接受的是，他不仅完全失去了对世事发言的权力和阵地，而且连接受中国大陆之外媒体信息的权力都被彻底剥夺了。他过去一直用一只大大的美国造电子管收音机收听国共两党和美国的无线电新闻广播，订阅多份中、英、日文报刊，以便了解世界大势，保持思想观念与时俱进。而现在，这种“待遇”连当了纵队司令的“狗伢子”都不一定享受得到。这对狗伢子也许无关紧要；但对于我公公来说，却无异于生生地叫他做了瞎子、聋子和哑巴；纵是活着，也等于死了。

　　好在我二伯坚贞不渝的衷心拥戴和一年365天全天候的悉心关照，鼓舞了我公公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自从土改之后，我的老家就只剩下我公公婆婆和我二伯三个人朝夕相伴，相濡以沫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二伯用每月60块钱的优抚金养活我公公婆婆和他自己，完全不成问题。我二伯还学会了种菜、养猪、养鸡，并用当年当红军时学会的粗糙厨艺，亲自下厨为一家三口做饭。我婆婆在家洗洗刷刷，缝缝补补。我公公则由我二伯提议，每天默写他那部还没来得及出版，手稿就已被土改工作组收缴的长篇巨著《中国政治理念之重构》。我二伯竟然非常哲学地对我公公说：“认识真理需要时间，圣人往往一生多难。此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爷老子啊，您别灰心，将来总有一日世界会承认您的。”

　　不仅如此，我二伯甚至反过来像当年我公公监管他读书似的监管起了我公公。只要看到我公公在身体没病的情况下连着有几天没有握笔，他就督促说：“爷老子啊，您老人家可得勤奋努力哟！”于是，我公公就被他逗得忍不住会心地一笑，果然就坐到他那张破书桌前磨墨挥毫去了。

　　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县委先后当着一个股级和副科级干部，我母亲当小学教师，两人工资都不高，我也来到这个世界了，一家三口，除了吃穿就没有多少余钱了。而我大伯去了台湾，自然更是承担不上赡养父母的责任。于是我二伯就这样一个人独自侍候着我公公婆婆，竟然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好几年的沧桑岁月。

　　却不料到了1958年，全国忽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运动。首先是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田地山林耕牛农具等等生产资料和全部生产活动一律集体化；接着人民公社吃起了“共产主义大食堂”，连生活也集体化了；接着社社队队种起了亩产稻谷十万斤的试验田；接着全民大炼钢铁，万千土高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我二伯也就在这时候，开始连连出事了。

　　首先，我二伯对人民公社集体化就非常不满。我们聂家人民公社成立时，他竟在庆祝大会的彩棚上贴了一张公开署名的顺口溜，说是：“人民公社好个屁，强迫命令奸民意。开工上路一条龙，做起事来磨洋工。多吃多占干部笑，争这争那社员哭。共产主义猪尿泡，一吹就破不足奇……”

　　当时，我父亲已经当上了我们老家所在的明月山区的区委书记。聂家人民公社就归明月山区管辖。公社召开成立庆祝大会，把我父亲和县委书记都作为上级贵宾请来以壮威势。却不料贵宾刚一登台，我二伯就贴出了这张大字报。弄得现场群众争相诵读，哄堂大笑；纷纷赞叹我二伯写得好，有胆量，真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然而，台上干部看了却不禁皱起了眉头。新任的公社书记一看大字报署名是我二伯，只得无可奈何地把眼光投向了县委书记和我父亲。而偏偏这位县委书记也不仅知道我二伯的大名和故事，而且，就在一年前，他还通过我二伯跟当时已经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在中央人民政府当上了一名工业部长的“狗伢子”李建勋取得联系，请求李部长给县里拨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和５台洛阳产“东方红牌”拖拉机。这在当时，可是为县里立下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功啊！而且这回，他和我父亲就是坐着我二伯向李建勋部长要来的那部“华沙牌”小轿车来的，而当时别的县委书记下乡都只有自行车可骑。因此，对于如何处理我二伯，他一时也颇为作难了。

　　我父亲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争取主动，于是，不等县委书记发话，他当即大喝一声：把胆敢攻击人民公社的破坏分子聂定坤捆起来，押上台来斗争。

　　聂定坤，自然就是我二伯了。顺便说一下，我公公给他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定乾”、“定坤”和“定寰”，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所以我大伯叫聂定乾，我二伯叫聂定坤，我父亲就叫聂定寰；一个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可见我公公的气魄之非凡了。

　　现在区委书记聂定寰一声令下，公社武装部长便当即指挥几个民兵，先把大字报赶紧撕了，接着把正在台下得意洋洋地接受着群众悄悄赞美的我二伯聂定坤捆了起来，就往台上拉。我二伯既不喊叫，也不挣扎；他坦然束手就绑，昂然上台，竟是一副心定神闲，悠哉悠哉的神气。

　　就在我父亲正要进一步下达斗争口令的时候，县委书记摆了摆手，把我父亲止住了。接着，他指示公社武装部长先把我二伯带到公社会客室去，然后面对参加庆祝大会的群众说：“社员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聂家人民公社成立的大喜日子，我们就不临时安插斗争人的内容了。但是你们要知道攻击人民公社的言行是犯法的；聂定坤是老红军老革命，他攻击人民公社，我们尚且要把他捆起来，等一下还要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如果你们普通社员胆敢再乱说人民公社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就不仅仅是批评教育的问题了，那非得判刑坐牢不可！好了，现在我们开庆祝大会吧。”

　　于是，接着，庆祝大会就在公社书记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开始了……

　　会后，县委书记带我父亲和公社书记来到公社会客室，先叫民兵给我二伯松了绑，接着叫我父亲和公社书记之外的所有人员统统出去，把门一关。然后，他请我二伯和他们县、区、公社三级书记一同落座，笑着对我二伯说：“哈哈，对不起啊，老革命同志。你弟弟也是没有办法，不得不绑你一绑，以便过过群众的眼目。否则，我们都没办法向上向下交待啊！不过，以后你老革命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们在座三个中的任何一人个别交谈，也可以写信给李部长反映，可千万别到大庭广众之中去随意散布啊！我们的党纪国法是很严厉的，你老革命犯上了，我们处理你不好，不处理你又过不了关，真是左右为难啊。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人面，所以呀，我就求你多给我们，尤其是多给你弟弟一点面子；今后凡事注意个影响，你看怎么样？”

　　县委书记巧妙地给我二伯和我父亲双方解套，使我父亲非常感激。但我二伯却嬉皮笑脸地说：“你们要我给面子，那还不好办？你们把人民公社解散了，我就什么面子都不会损你们的了。怎么样？你们要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我还要回家给我爷娘做中饭呢！”

　　我二伯说完，就真的起身走了。县委书记看着他的背影，也只有无可奈何地直摇头。这事就这样对付过去了。

　　这年夏天，地、县农业部门领导来到聂家公社搞亩产万斤早稻试验田的测产验收。验收前夜，公社干部就命令社员把几十亩田里的稻子割下堆到一亩田里去，等验收组的领导来了再现打现称。我二伯看不惯这种弄虚作假吹牛皮的风气，为了发泄不满，他牵了一头大水牛，在预计干部们将要站立的田头空地边上拉了一堆牛屎，等到验收的领导们一到，他就点着一只大爆竹往牛屎糊糊里一丢，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一堆牛屎被炸得漫天飞溅，落得各级干部们满脸满身都是。带队前来验收的地区农业局局长一面抹着满脸的牛屎，一面呵斥同样满面牛屎的当地公社书记工作失职，乱弹琴；一面当即宣布聂家公社早稻亩产万斤试验田验收不过关，只有“8000斤”。而聂家公社又是代表明月山区接受抽检的，因此，当年全地区水稻产量排队，我父亲领导的明月山区以单季亩产“8000斤”排在最后一名，别说得红旗，连白旗都得不到一面。而人家产量高的地方单季亩产就达到了10万零5000斤。好在县委书记得知又是因为我二伯捣乱的经过，充分谅解我父亲的难处，才没有撤了我父亲的职。

　　令人奇怪的是，夏天上级那么重视粮食产量，可是到了秋天，全部劳力都被赶去炼钢铁了，竟然连成熟了的晚稻都没人收割，眼看就要烂在田里。我二伯看着本来心里就急，偏偏就在这时，公社还派两名干部来到村里，命令各家各户交出家里的铁锅，让他们押运到炼钢工地上去砸碎了当炼铁原料。我二伯一听怒气不打一处来，他又操起一根打狗棍找上那两个公社干部，二话不说就往屁股上打。两个公社干部见老革命来势凶猛，抱着脑袋就往公社炼钢工地上逃。我二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顿功夫追到公社炼钢工地，丢开那两个收锅的干部，扯住正担任炼钢总指挥长的公社书记说：“你他妈的赶快给我把劳动力都放回家收禾去，粮食烂掉了，明年大家吃什么？”

　　公社书记说：“可是上级要求炼钢铁，我有什么办法？”

　　我二伯说：“炼个屌！一伙农民砣古能炼出什么钢铁？农民作好田，解决吃饭问题才是正经。”

　　公社书记说：“不能说农民不能炼钢铁。有几个炉子都炼出铁水来了。”

　　我二伯说：“你他妈的骗得鬼相信也骗不到我！你那都是敲得各家各户的铁锅去烧出来的。来日食堂一解散，各家各户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了！你们他妈的都发疯了，还叫搞什么共产主义！”

　　公社书记说：“哎呀，老革命。您可别乱讲，共产主义，大跃进，大食堂，大炼钢铁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布置要搞的啊！”

　　我二伯说：“毛主席他不要吃饭吗？我在井冈山亲眼看到毛委员吃饭！废话少说，你倒是放不放人回家收禾去？”

　　公社书记说：“我不能放人走呀！你弟弟刚来电话说，明天地委书记要亲自来视察我们的炼铁成果，我刚叫敲了几万斤锅铁进各个炉子去烧，这人一走，炉子凉了，出不了铁，明天怎么向上级交待？”

　　我二伯说：“我不管你怎么交待。你不放人，我就先把你们伙房的锅灶全他妈的砸了，等你们都没了饭吃，看你们还炼什么屌钢铁！”

　　于是，我二伯就真的要去伙房砸锅灶。公社书记知道我二伯敢说敢做，敢做敢当，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和混乱，他只好拉住我二伯哀求道：“我的老革命，我的老祖宗呀！锅灶您就别砸了。等我炼出今天这一炉铁，就叫大家都回家去收7天禾得啦！”

　　我二伯这才笑着说：“呵呵，你他妈的这还算懂了点事。保障民生比什么都重要啊！”

　　可是，我二伯刚一离开，公社书记就赶紧骑个脚踏车跑到区里，在我父亲面前哭着鼻子把我二伯殴打收锅干部，逼他放人回家收禾的事情报告了一遍，最后发狠说：“您那个聂家公社的书记我是当不下去了。您就叫您哥哥去当算了，我他妈的不干了！”

　　结果我父亲不得不紧急调了另一个公社的炼钢民工去顶替聂家公社炼钢工地的空缺，以应付第二天地委书记的视察。不久，我父亲又把那在聂家公社吃了大苦的书记提拔到区里当了副区长，才总算平息了那书记心头的愤懑。

　　而我二伯则就这样子成了一个各级干部个个感到“难剃的癞痢头”。尤其是我父亲，一项项工作部署被他打乱，一次次先进红旗被他砍倒，就只差没有被他折腾得呕血。于是，我父亲也就去向县委请求离开明月山区，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以逃避我二伯的干扰。可是，县委书记却笑着说，连你都不肯在明月山区工作，别人谁还肯去？这事别再提了，还是你们兄弟之间关系更好协调些。我父亲百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回到明月山区公干下去。

　　1958年一过，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就开始显现了。人民公社各大大小小的食堂一个个相继没米下锅。首先是干饭变成了稀饭，接着稀饭变成了菜粥，最后连菜粥也吃不上了，就只好光吃草；有些地方连草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

　　更奇怪的是，物资一匮乏，就连钱也变得没用了。我二伯原本每月用60块优抚金养着我公公婆婆和他自己还活得好好的；因此尽管他老在工作上给我父亲制造麻烦，却从来没有干扰过我们小家子的经济生活。可是，到了1959年，他每月的60元优抚金就只能买得到一担白萝卜，连他自己一个人吃用也不够了。于是，他就开始频频来追索我父母赡养我公公婆婆的费用和粮食物资。

　　我父母对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异议，加上我父亲当着区委书记，叫区粮管所、食品站、供销社之类管粮食物资的单位帮助搜索点赡养父母的东西并不十分为难。但使我父母非常不满的是，偏偏在这种缺吃少穿，人人自顾不暇的时候，我二伯竟忽然决定娶了一个来自安徽的逃荒女做老婆，还连带收养了这女人带在身边的三个孩子做养子养女（俗称“拖油瓶”）。这一来，我公公婆婆和我二伯一家一下子就增加了四张吃饭的嘴巴。这岂是儿戏？

　　这件事，不光是我父母反对，连周围的村邻也不由得一时议论纷纷，都说我二伯是典型的“没屌找个秤砣吊”，还拖了三个空“油瓶”。可是我二伯说，这女人家乡又是闹饥荒又遭洪水，其他亲属全都死光了，她只得拖着三个孩子出来乞讨逃命，怪可怜的。于是，我二伯给他们每人吃了一碗菜饭；这女人看到我二伯没有老婆，就总缠着要给我二伯做老婆。我二伯明确告诉她，自己当红军打仗负了伤，鸡巴被炸掉了，因此不能娶老婆；他甚至还把自己那只剩下两个光蛋蛋的私处亮给这逃荒女查验过。但这女人却表示那她不计较，她只认准我二伯和我公公婆婆都是大善大德的大好人，她一到这个屋檐下就感到了安全和温暖，所以她死也不走了，如果我二伯不愿跟她睡觉，那她就在这屋里做佣人睡狗窝也行。偏偏我公公婆婆对这事还特别支持，他们认为我二伯为人一生，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自从伤残回家后，就一直守着两个老人过日子，什么农活家务都干遍了，实在可怜。现在有一个自动上门不计一切愿意跟随终生的女人，足以使他的下半生不再孤单；况且，我二伯有足够的能力带领这女人一起养活养大这几个可怜的孩子。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我二伯就不顾一切非议，跟这女人结了婚。

　　而不久，就传来我公公老把我父母救济他们二老的食物省给新收养的“孙子女”吃，结果自己反而饿得得了水肿病的消息。于是，我父母便把这“罪责”归结在我二伯身上。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也就从单纯的工作层面延伸到生活层面上来了。结果就在我公公死后不久，我二伯终于来到我家里大打出手，跟我父母狠干了一仗。


　　我父亲挨了我二伯一个耳光

　　我父亲出生于民国十三年，我公公去世这年他36岁，正是英姿勃发，才华横溢的大好年华；恰好他又站在一个区级主要领导岗位上，也可以算是一个展现才华的大好舞台了。因此他在本区的干部群众面前，不仅能够指点山溪，激扬口号，挥斥方猷，而且还可以说一不二，所向披靡。我父亲非常珍惜他的这一人生际遇和发展机会，总是夙兴夜寐，勤奋工作，以不负党的殷切期望和领导的重托。自从我能够运用脑子想事以来，就发现我父亲天天不是开会，就是踩着自行车下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甚至生产小队，指挥下属各级干部，统一带领社员群众要么大搞万斤高产试验田，要么砍光树木烧炭大炼钢铁，要么砸破农家锅灶推行共产主义大锅饭；他还严令各大小生产队长像带兵打仗一样，每天按时吹响哨子或敲响铁轨，督促社员集体列队出门干活，同时批准下级干部随时召开批斗大会，坚决斗争那些胆敢不满现实、说三道四，甚至违抗命令的“流氓痞子”或“破坏生产”、“梦想变天”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我父亲还派人用颜料或石灰水在各处显眼的墙面上，全部刷上了气壮山河的巨幅标语，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有“一定要实现粮食亩产十万斤！”，有“反右倾，鼓干劲，十五年超英赶美实现共产主义！”，还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等等，总之是带领全区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把全区上下斗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我前头说过，我出生于1952年。到我父亲1957年底开始当区委书记时，我也开始记得一些世事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当时在我的眼里，我的威风八面的父亲不啻为一员英勇无比地率领着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沙场骁将；他的风度和气派常常使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却好像偏偏就怕我的二伯父；或者说他对我二伯父是既厌恶而又有几分畏惧。

　　我二伯父比我父亲整整大了10岁，他生得牛高马大，气力过人，但却生性随意，不修边幅，近年来又且缺吃少穿，饥寒交迫，因而总是显得邋邋遢遢，吊儿郎当，一副痞相；与我父亲的儒雅、疏朗、舒展、俊逸、严谨、勤奋的外貌和气质相比，真的很难看出他们竟是一乳同胞。我是在他第一回来我家索要我公公婆婆的“保命粮”时，才认识他的。从那回起，我便记得他凡是来到我家，便不是要钱，就是要粮；而且他还不是以求助的态度来要，而是蛮横、猖狂地要，好像我们欠他的、该他的似的。而我父亲总是一听说他来了，便脚板底下抹猪油，能躲则躲，能溜就溜，留下我母亲跟他周旋。我二伯父虽然蛮横，但碰上我母亲一个女人家，他却不愿跟她一般见识。因而我母亲总能以最少的给予打发他出门。而一旦我父亲被他逮住，则不被他整个臭死便不算完。这就是当年我对我父亲和我二伯父以及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认识。

　　而就在我公公死去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我二伯父又铁青着一张脸到我家里来了。这是一个星期天，我父亲这一回不仅没有躲避，却反而像是专门等候着他的到来似的，安坐在家里没有动窝。

　　“王八蛋！你爷老子饿死了，你晓不晓得？！”我二伯父一见我父亲，便在我家的饭桌上重重地拍了一掌，震得桌上的碗筷哗啦叮当一阵乱响，接着火冒三丈地质问说。

　　“我知道你要来声讨我的，所以我正等着你。可我听说他老人家是因为把吃的都省给你的子女们吃了才饿死的。”我父亲语调平静，却凶狠有力地反击他说。

　　我二伯父果然一听就伤了要害，只见他气得满脸紫涨，浑身发抖，搓着两只手在我家的厅屋里团团乱转而却张口结舌，久久说不出话来。

　　我父亲却仍然纹丝不动地端坐在一张据说是明朝年间流传下来的太师椅上，故意不动声色，只在嘴角流露出了一丝常人难以觉察的击溃对手后的快意微笑和对对手不堪一击的嘲讽；就像一位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端坐在他的军师大帐中藐视着一个莽莽撞撞的孟获。

　　然而，我父亲的得意还没来得及尽兴，就被我二伯父突然挥起的一记迅雷不及掩耳的大耳光给扫荡得一干二净了。我二伯父出其不意地狠狠扇过我父亲一个耳光之后，才好像终于疏通了自己堵塞的喉头，口里也就终于发出声来说：“好你个王八蛋啊，你还嘲讽起我来了！没错，父亲是把他的保命粮都给我的儿女吃了。可他老人家是故意绝食而死的，他是以死来无声地抗议你们不顾人民死活的瞎鸡巴折腾的！你们搞了多少伤天害理、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愚蠢勾当？你们口口声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可现在满世界都是水肿病人，天天都有人饿死，难道广大人民应该得到的最高利益就是饥饿和死亡吗？你们天天欺骗不懂事的孩子去‘忆苦思甜’，可是，在所谓‘旧社会’，光我们聂家村就有两口肉枮、三家豆腐坊，而现在被你们搞得连影都不见了，全体乡亲都在吃糠吃草，你们还‘忆苦思甜’，这岂不是颠倒黑白吗？你们的害民政策害苦了百姓，还推说是自然灾害惹的祸；别处有没有自然灾害我不晓得，可我们这里有自然灾害吗？我们这里接连三年来都风调雨顺还饿死人，你们竟然睁眼说瞎话！你以为我仅仅是为了自家爷老子的死来声讨你的吗？你给我好好听着，我是为了全体乡亲面临的死亡威胁来声讨你个王八蛋的！你以为你时不时偷偷接济了爷娘一点吃食，就洗刷得了你为了升官而亲手给父亲戴上所谓‘反革命’高帽子的罪行，就对得起爷娘的养育之恩吗？你要有种，就应该把所谓‘地主反革命’的爷娘接到身边亲自供养！你弄得我像讨饭一样来你的‘府上’求取娘爷的保命粮，以维护你一个与‘反动父母’划清了界线的好党员好干部的‘光辉形象’。你现在竟然还居高临下得意洋洋地以为你给予了父母兄长侄儿侄女多么大的恩赐？你为了自己的所谓政治前途，连娘爷都不要了，爷老子死了你都不敢去看一眼，你还是一个人吗？你完全是一条忘眼狗！你为官是一个虎狼之官，为人是一个宵小卑鄙之人！……”

　　“得啦！你还有完没完！！”我父亲结结实实地挨了我二伯父一巴掌，脸上还亮着五根通红的指印，接着又受到他胡言乱语的“狂轰滥炸”，终于也气得跳了起来，“咚”的一拳砸响了自家的桌子，接着一声断喝，打断了我二伯父没完没了的数落，奋起反击说，“你一个把父亲绑架到深山里去勒索钱财的恶棍，还有什么权力来谴责我的不孝不义？！你一个猪脑袋，懂得什么人生进退之策？当年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逼迫刘邦投降，说若不投降，就把你父亲烹了做肉羹吃；可刘邦说，你我曾经结拜兄弟，你烹了老爷子最好不要独享，也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这就是刘邦的大智慧，看似不孝不义，实际是不因小节葬送大局。我给父亲戴反革命高帽子，就是顺应时代潮流，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高度的人生智慧和艺术，不像你瞎打胡闹，伤身害命，贻害全家。你还有脸来指责我！”

　　“王八蛋！你这是什么狗屁智慧？你分明是趋炎附势，不惜生民涂炭，来换取个人的前程！这是典型的小人之志。老子要是像你一样，早就当上了将军！老子是不忍心叫父亲绝望，而主动幡然悔悟，放弃了自己的前程，回家操持家计，供你上学读书，让父亲专心著书立说。老子男子汉大丈夫光明磊落，绑架了父亲，做错了就向父亲认罪，从不文过饰非，摆什么人生智慧的谱子。老子归顺了父亲就归顺了父亲，更不为因此失去了前程，以致身陷泥淖而戚戚自悔！不错，老子一常反对你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招魂旛，是给你带来了一点麻烦，但老子是为民请命！老子活得大义凛然，正气浩然！！”我二伯父梗着青筋暴涨的脖子继续反驳我父亲说。

　　“得了吧！你这个死不长进的猪脑袋！你懂得什么叫政治风云？连彭德怀反对大跃进都被撤职了，‘狗伢子’部长也受到牵连，现在你已经没有靠山了，再要‘大义凛然’下去，不光你自个身败名裂，自找灭亡，而且连你弟弟这个家都要给你毁了！你他妈的如果再不听劝告，硬要走到这一步，老子就要再度大义灭亲，先把你送进去！！！”我父亲似乎最怕的就是我二伯父扯出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他一听我二伯父又公然在他的家里把三面红旗叫成了“三面招魂旛”，当即就紧张得差点尿了裤子，于是也就顾不得什么斯文，竟张口就冒出了一句“国骂”，还跟着我二伯父自称起了“老子”；同时向我二伯父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

　　“好啊！你个王八蛋竟然骂起了我‘他妈的’，你还想用监狱来威胁我！你以为彭德怀、‘狗伢子’下了台，我就不敢说话了？彭德怀、‘狗伢子’下了台也是英雄！我他妈的死都不怕，还怕你再次大义灭亲？有种的你现在就灭吧！你身上不是有枪吗？老子敞开胸膛，你拔出枪来干呀！！！”看来我二伯父是一个最不服硬的家伙，所以，我父亲的几句硬话反而更把他激毛了。只见他怒目圆睁，睚眦俱裂，怒发冲冠，连使几个扫荡腿踢翻了我家大厅里所有的凳子椅子，又掀翻了我家的饭桌，接着上前一把抓住我父亲的上衣前襟，举起巴掌又要往我父亲脸上扇。

　　但是，这一回我父亲已有了准备，于是抬起胳膊挡掉了我二伯父的巴掌，接着，也伸手扭住了我二伯父的衣领；他们兄弟两个便扭打成了一团。

　　我当时正在房间里写作业，听到吵闹声才出来观望，及到发现这样凶险的场面，我当即就被吓呆了。好在我母亲及时从另一间房里冲出，见我发呆，忙喝了我一声“还不快去派出所叫民警”，接着便大声哭喊着蹿上前去帮我父亲厮打我二伯父。

　　我们家住在区公所的侧院里，区派出所就在区公所对面，我不出5分钟，就带着所长和两个民警赶到了我家里，但见我父亲和母亲已经双双被我二伯父撂倒在地。可见我二伯父的功夫好生了得！而且我二伯父讲起蛮道理来，也是一套一套的，词汇丰富，语意明确，逻辑性还相当强。

　　我母亲一见民警来到，立即像见了救星似的，人还没有爬起来，就坐在地下气急败坏地指着我二伯父对派出所长说：“快把他铐起来！他是个反革命！他、他、他……”

　　可是我父亲不等民警动手，就像一只受惊的青蛙般敏捷地从地上蹦了起来，瞪着眼睛冲派出所长喝道：“住手！！谁叫你们来的？瞎扯蛋！他是我哥哥……”

　　“不！他是反革命！他污蔑三面红旗……”我母亲见我父亲有意淡化事件，急忙打断我父亲的排解，不依不饶地指着我二伯父高声叫喊起来。

　　“你他妈的神经病啊！”我父亲见我母亲披头散发坐在地上声嘶力竭乱喊乱叫，连忙一声断喝把她喝住，同时朝她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接着转向派出所长解释说：“我二哥是个老红军，老革命，资格老，脾气大。但没什么事，你们走吧。”

　　于是，派出所长就说：“书记没事就好。有什么事保证随叫随到！”说罢，带着两个民警转身就走。我听得出，派出所长说这话，是特意在我二伯父面前给刚刚打了败仗的我父亲长面子，我真佩服他们这些场面上的人拍领导马屁拍得恰到好处的神奇功夫。

　　可是，民警刚一转身还没出屋，我二伯父就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说：“哈哈，我当你们还真有本事把我送进班房呢！进班房好啊，听说班房里还每天有二两米干饭吃呢，可是当泥腿子农民，每天连他妈的二两南瓜汤都喝不上！你这个区委书记还当得有脸吗？”

　　几个民警听了都忍不住捂着嘴巴哧哧偷笑，但他们都知道在这种场合我父亲当是何等的尴尬，而作为下属，他们是不宜窥见领导尴尬的，于是便都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就加快脚步溜了。

　　等民警走了，我父亲终于不得不软下火来，向我二伯父揖了一揖说：“得了，得了。二哥，我算是服了你了！你不就是怪我没有亲自赡养父母吗？我过去没有亲自奉养父母，是我的罪过，但我明天就去把母亲接来共同生活，以解除你的负担，这你该满意了吧？可是，你今后要是还在外面胡说八道，触到了红线，可别怪我不来救你！现在‘狗伢子’部长倒了，你那个半拉子红军牌牌恐怕也救不了你！至于我们全家受你连累，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谁叫我是你的老弟呢？你走吧！”

　　“呵呵，你这几句话，我听起来倒觉得还有点像是人话。第一，你能承认自己有罪，算你还有点良知。第二，你敢于决定把一个‘老地主婆’接到家里共同生活，说明你还有点做人的勇气。你能够这样表示，我就对你还有一点点希望。不过，你还是以为我来大闹你家，只是想甩脱奉养父母的包袱，这就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让我再一次告诉你，我只是希望你当个真正说实话，办实事，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官；而不要再威风八面地逼着老百姓往死路上走。你要是能为老百姓谋得福利，我也不会让你把老母亲接来拖累你奔前程。相反，你要是继续当个虎狼之官祸害百姓，我就是你身边的一颗‘人肉炸弹’，必定要趁早拉了你一块完蛋，省得老百姓指着你的脊梁骨操我们老聂家的祖宗八代，弄得我们的祖宗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这些。你不是说你有智慧吗？把你的高度智慧用到为老百姓谋福利上去吧！我走了。”我二伯父说完这一席话，果然衣袖一甩，转身扬长而去。

　　这时，我母亲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她气鼓鼓地点着我父亲的额头怨责说：“你这个窝囊废，没用的东西！一个堂堂的区委书记、县委委员，被一个流氓哥哥强打强骂，肆意羞辱，不仅不敢严加惩罚，竟然还庇护他，向他低头请罪！你简直丢尽了祖宗八辈子的脸！！！”

　　“我的祖宗八辈子都是地主，能有脸吗？我大哥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还逃到台湾去了，自然也没脸；只有我二哥当过半拉子红军，给了我一点点脸。你要是再把他打成反革命，我不就更没脸了吗？唉――我真是活得没脸啊！”我父亲一边用脚尖勾起一张凳子，一屁股坐下去，一边有气无力地哀叹说。

　　“依了我，就是要让他们统统成为反革命！我们大义灭亲，跟他们统统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争取组织信任，自己给自己长脸！”我母亲仍然气咻咻地发狠说。

　　“我已经大义灭亲给我父亲戴过一回高帽子了，结果虽然获得了组织的赞赏和信任，可是却失去了乡亲。我二哥比我父亲还更切实地代表了民意，我要是再灭了他，那就是完全彻底地站到广大群众的对立面去了！我现在是一只风箱里的老鼠，热锅上的蚂蚁。除了忍辱负重，我还能怎么样？”我父亲无可奈何地说。

　　“群众群众，乌合之众；你把群众伺候得再好了，他们能给你什么？只有组织上才能给你官职、权力、地位和相应的待遇；所以我们只能眼睛向上，往组织领导一头靠。对群众，就要像对牛马一样地看管着他们，役使着他们，像你二哥那样不听招呼的，就斗争他，镇压他，不怕他们不服服帖帖！”我母亲慷慨激昂地说。

　　“你他妈的这是武则天的思想啊！共产党要是按你的观点执政，不出50年就得垮台。连封建皇帝都知道，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你的猪脑子比慈禧太后还不开窍……”

　　…………

　　这一天，我父母还接着争吵了很久，不过我大多似懂非懂。但是，通过这一天的见识，我终于好像发现我父亲虽然身居权力地位，俨然一方诸侯，表面看起来吆三喝四，风风光光；可是，他实际上活得并不自在，他的心里充满着矛盾，似乎总有某种拂之不去的隐忧；致使他时刻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精神郁闭而无从开解。而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的二伯父虽然穷困潦倒；但他却是想说就说，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想闹就闹，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比起我父亲来，反倒是活得潇洒得多了。

　　我当时实在无法理解我父亲在家里的表现何以会与他在外界的表现形成那样大的一种反差。我更不知道我父亲的内心里到底有着一些什么忧思。直到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才从我母亲的检举揭发中，了解到了一点其中的缘由。


　　我二伯救了我父亲

　　我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家世，是在1966年。这年我14岁，已经在全省著名的赣西第一中学读到了初中三年级。而我父亲这时则已经当上了我们赣西县的县长；我母亲则当上了我们赣西一中的副校长。我是我父母的独生子，这年月虽然还是民穷财匮，物资奇缺，几乎一切全凭计划供应，我们学校许多来自农村的同学都缺衣少鞋，连饭钱都交不起；但我父母两个人拿工资，养着我这样一个宝贝儿子，日子还是过得相当宽裕；甚至可以说，我是真正感到了“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的“无比幸福”。因此，我对自己的复杂无比的家世及其将要带来的严重后果根本没有任何意识。初中毕业之前，我从来没有填写过什么阶级成分、家庭情况之类的表格，一切都是由我母亲给我打理。因此我只知道我的父母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革命干部，我也一向都是以革命干部的儿子自居，几乎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充满着重重隐患的什么阶级成分。我每天都快乐得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无忧无虑、欢蹦乱跳地在校园内外读书玩耍，准备着一路读完高中、大学、研究院，最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然而，不成想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开始燃遍全国之际，我父亲的阶级成分问题连同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系列其他问题，竟忽然一齐爆发出来，一下子就把我家的家庭格局和生活节奏整个地给打乱了。

　　首先是我父亲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革命群众勒令“靠边站”；许多大字报揭露我公公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保皇派”、一个“试图开历史倒车的跳梁小丑”和一个“罪恶的封建地主兼资本家”；而我父亲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偏偏就没有人提起他曾经“大义灭亲”，亲自给我公公戴上高帽子拉上台进行斗争的“先进事迹”。各大专院校回乡串联的大学生们发动各路革命群众，经常给我父亲戴上一顶四五尺高的纸糊高帽子，押着游街或上台批斗。

　　而更令人惊恐的是，接着我母亲也被学校里的高年级学生给揪出来了，而且她不仅在本校遭到批斗，还经常被革命群众揪到县里去给我父亲陪斗。而据大字报揭露，我母亲的主要罪行，就是她“为了升官发财而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死心塌地”嫁给一个一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当了“臭老婆”，并“积极配合反动校长在学校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云云……

　　我父亲遭到批斗倒似乎还有那么几分心安理得，因为他认为一方面这是大势所趋，全国各地像他这样的“走资派”全都享受到了同样的待遇，连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甚至相当多的中央政治局领导都概莫能外，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己确实出身于“反革命”地主家庭，虽然曾经“大义灭亲”，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赞赏和信任，但毕竟天生带有“原罪”，所以罪有应得。

　　而我母亲却感到受了天大的委屈，因为我外公解放前是一个粮油行里的伙计，所以我母亲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而且她在学校是分管后勤事务的副校长，与学校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关系并不很大；至于她一个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能够当上著名省立中学的副校长，她则认为那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才能拼上来的，并没有沾我父亲当县长的光。如此想来，我母亲便觉得自身原本十分清白，那么她的被揪被斗，自然完全是因为受到了我父亲及其“反动家世”的拖累所致了。

　　因此，我母亲每每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就要絮絮叨叨地向我父亲发泄她的怨愤和不平。于是，我父亲就说，既然你觉得我成了你的拖累，那我们就离婚吧！我母亲就说，离就离！结果他们就离了。

　　我母亲为了表明她的坚定无比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跟我父亲离婚后，还进一步检举揭发了我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许多罪状，其中就包括他纵容我二伯“反对三面红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具体内容。

　　原来，我父亲虽然一开始确实是非常积极地追求政治进步，并且获得组织信任职务一路提升。但他毕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本质上存在着“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难以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因此，自从“三年自然灾害”发生以来，他的思想就发生动摇了。他一方面鉴于上级的要求和自身政治上进取的野心，不得不表面上坚决高举“三面红旗”，大力强迫推行人民公社集体化和大跃进，大食堂，大炼钢铁，大反右倾等等伟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为这些伟大运动所产生的所谓“恶果”和对群众所造成的所谓“伤害”感到恐惧。于是，在对我二伯屡屡反对甚至蓄意破坏“三面红旗”的问题上，他也就同样表现出了一种既愤怒而又忍让的十分矛盾的态度。如果说一开始，由于我二伯在中央有‘狗伢子’部长这个硬后台，因而谁都拿他无可奈何，我父亲容忍他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自从彭德怀倒台，‘狗伢子’跟着赋闲之后，我父亲就完全是有意识地庇护我二伯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并且自觉而卖力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据我母亲揭露，就在我二伯到我家跟我父母大干一仗回到老家之后，他接着就把生产队大食堂的锅灶砸破了，同时逼着生产队长把仓库里已经少得可怜的一点粮食分到了各家各户，由各家各户自开小灶，分户吃饭。他还带头开了一块旱地自个种菜种麦，不许集体分享；他甚至还带头私养了一头猪和一群鸡；他那个逃难来的安徽婆娘跟着他欢呼雀跃，里里外外干得浑身是劲。村子里其他社员见了他这榜样，也都纷纷效法；结果弄得整个聂家公社的食堂人心思散，偷偷干私活，搞个体副业的情况屡禁不止。公社书记吃不住了，前来告状，我父亲竟然授意说，你不要慌，在抓好集体粮食大生产的基础上，暂时对那些搞小自由，小副业的人睁一眼闭一眼，不要鼓励，也不要制止，让下面去试试；如果老百姓的日子确实比现在吃大锅饭有所改善，那我们共产党何乐而不为呢？结果这公社书记心领神会，回去就把全公社的大食堂一顿功夫都解散了；整个聂家公社早在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前，就实际上把这一套都干起来了，大食堂也比全县全国早解散了半年多。

　　而更为恶劣的是，我父亲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跑到老家，把我二伯和聂家公社书记召到密室，交待他们对本社搞家庭经营和个体生产的情况只能偷偷地做，不能对任何人说。任何外地干部或上级领导来了，都要强调大家还在搞集体，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人民公社大集体生产的丰硕成果。我二伯对此还非常不满，当即高声要求，干脆把田都分了，全面实行单干算个毬！但是，在我父亲和公社书记的恳切说服下，他终于第一回给了我父亲一个天大的面子，顾全了“大局”，并从此跟我父亲实现了和解。1962年我婆婆死时，已升任为副县长的我父亲就撕下了他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的伪装，回到老家和我二伯一起办理了他们母亲的丧事，公开当上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1962年我父亲当上副县长之后，还立即建议县委提拔“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聂家公社书记接任了明月山区委书记。此时，由于刘少奇在中央明确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资产阶级反动政策”，因此，我父亲和赣西县委一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更加公开而成体系地在全县搞起了“破坏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反革命勾当”。直到1965年我父亲当上县长之后，听到上面传来毛主席反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风声，才又赶快做了一些收缩，但整个赣西县还是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发展最为猖獗的地方。

　　我母亲最后还揭发说，我父亲干着这些“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还自诩他是在苦心孤诣地发挥他的高超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在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和维护“三面红旗”的权威性的矛盾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努力寻求着平衡。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和阴谋家”。因此，我母亲“是可忍孰不可忍”，决心跟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彻底决裂，斗争到底。

　　我母亲的“反戈一击”，就像对已经落在井里的我父亲头上再扔了一块石头。造反派抓住了我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更多确凿证据，对我父亲批斗审讯，关押吊打，无所不用其极，使我父亲本已十分糟糕的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变得愈益凄惨了。

　　我父母的离异，也使我陷入了困境。按照父母离婚的惯例，当时已经14岁的我有权力自主选择跟随其中一方。但我对父母的感情历来就是平衡的，因此我不知道该选择跟谁是好。“幸亏”当时在县里当权的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采取群众专政措施，判处我父亲“无期徒刑”，“正式”把我父亲关进了看守所，使我无可选择地不得不依附了我母亲。但是，当有一天，我在一个看守监狱的同学哥哥的协助下，潜入我父亲的监室，看到我父亲已被打得遍体鳞伤，伤口溃烂，浑身发臭，且饿得瘦骨嶙峋，形近当年我公公的遗体之际，我回到家里不得不第一回强烈地谴责了我母亲。我母亲听了我的谴责，虽然面露了一丝恻隐和惭愧之色，但她却仍然认为她出卖我父亲完全是为了我好；而且事到如今，她也拿不出什么办法去解救我父亲，或帮助减轻他的痛苦。

　　然而，就在这时，冥冥之中，我忽然想起了我的二伯父。虽然我对我二伯父历来没有什么好印象，但在这四顾无助的危难时刻，我却莫名其妙地对他寄予了一线希望。也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我一想到这点希望，就立即跑道一个路口，爬上一辆进山拉竹木的大货车，赶到了我的老家明月山区聂家公社，把我父亲饱受折磨濒临死亡的情形告诉了我二伯父。

　　我二伯父果然好生了得。他忠于他的反动父亲，反对三面红旗，污蔑大好形势，破坏集体生产，要是在城里，不死也得脱三层皮；可是，他如今在乡下不仅没有受到丝毫惩罚，而且仍然能够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我把我父亲濒危的消息一向他报告，他当即就气得怒发冲冠，说我父亲虽然官当得窝囊，人也做得窝囊，但对百姓有恻隐之心，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有功于人民；造反派要整死他，“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不惜一战，把他抢救出来。紧接着，他就组织起800多乡亲，分成8个连队，白天先化整为零，分散进城，到夜晚突然在看守所门口集合，操起扁担棍棒，突袭看守所，从监狱里把被打得半死不活的我父亲一鼓作气抢回了老家。

　　我们县里的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曾酝酿下乡讨伐我二伯及其一干乡亲，捉拿我父亲归案。但鉴于明月山民风“凶悍”，况且公社民兵手里也有枪支弹药，加上当地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因而他们终于没敢采取实际行动。但是他们知道彭德怀和李建勋将军都已被打倒，我二伯在上层已经没有靠山了，因此他们现在完全有权任意处置他。于是，他们在一时无法捉拿到我二伯的情况下，只好先宣布我二伯为“反革命坏分子”，由县民政部门取消了他每月60元的优抚金。

　　我二伯失去了每月60元的优抚金却一点也不烦恼。他历来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多吃他也不特别兴奋，少吃他也不特别忧愁；一得一失永远不能动摇他那颗超然物外的心。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县里把优抚金一扣，我二伯就没有钱了；而且别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有很多东西买不到，从粮、棉、油、糖、猪肉、豆腐到肥皂、火柴，种种生活物资，无不凭票供应。因此，我二伯把我父亲抢到他家里来养着，就是增加了一个没有任何供应指标，只有徒添他们负担的“黑人”，况且还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濒死的“政治犯”。可是，我二伯一家丝毫不嫌累赘。他们宁肯自己勒紧裤带，也要省出最好的东西来给我父亲吃。我二伯还常常从公社武装部拿一支半自动步枪上山去打野味给我父亲补养身体。

　　尤其叫我父亲感动的是，我那逃难来的二伯母，除了每天帮助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护士给我父亲清洗伤口，换药打针之外，还要给我父亲送茶送水，喂汤喂饭，端屎端尿，照料得热情周到，无微不至，直到经过一个月的调养，我父亲能够下床生活自理为止。我父亲想起当年自己曾经因为不愿增加家庭累赘而恼恨我二伯娶她为妻的往事，心里不能不泛起一阵阵深深的愧疚。

　　在这段静心疗养的日子里，我父亲终于领悟了许多过去站在领导职位上所领悟不到的人生真谛。因此，他的思想观念和感情也不由得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转变。他原来常常对我二伯父的“捣蛋”而窝心不已；而现在，他却不能不为他的忠诚不二，表里如一，落拓不羁，超然物外，大公无私的高尚品格而暗暗发出由衷的敬佩。他原来曾经把我二伯母为了一口吃食而缠着我二伯这样一个失去性器官的残疾人强托终身的行为看成是无耻；可现在他却不能不对她的慧眼识人，勇投靠山，弃性保命，果敢求生的高超的生存智慧和决断能力而感到叹服。他过去曾经认为我二伯和二伯母的婚姻纯粹不过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笑话，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承认他们这场充满着相互关爱的无性婚姻的真诚和和美。尤其是自己以前曾经强迫命令，做过那么多伤害乡亲利益和感情的错事、混帐事，而我二伯一家和全体乡亲不仅在他稍有改进的情况下，就早已原谅了他，而且冒险劫狱把他抢救出来，并把他稳稳地安置于大家的悉心关照和有力保护之下，使自己得以在最危难的时刻，安静地躺在当年出生的这间屋子里体验了再生的滋味。这些可歌可泣的鲜活人事，每天都在草野之中生生不息地演绎着，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充满了生气、正气和活力。于是，我父亲终于有生以来第一回切身感受到了草根的伟蕴和魅力。

　　顶狼狈的是我的母亲。她试图以与我父亲离婚和揭露我父亲“罪行”的优良表现来表明她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之坚定，以便获得造反派的青睐，争取优越的社会地位。可是，造反派们虽然开始时给了她一阵鼓励和赞扬，但随后就把她撇过一边了。后来城里干部下放农村，我母亲成了第一批下放对象，不得不黯然带着我下放到了一个叫做西岭的苦旱区。这时候，我母亲为了使我的前途不致受到我父系家族的反动成份的影响，已经让我跟了她姓，毕竟她还有一分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优越感啊！

　　然而，遗憾的是，她的这项措施对于我后来的前途，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这一点，我在1969年入伍当兵之后，很快就发现了；因为我不能在那些翻查祖上三代的政审表格中把我父系亲属的所有栏目都空着；而只要一填写，我的政审表上就必然要出现一个“地主”的印迹。结果，不管我姓什么，都摆脱不了一个如影随形的“地主”鬼魅的紧逼和压迫；而且，“文革”一开场，我祖父的头衔又升格加码，重新成了“历史反革命”兼“反动大地主分子”，而这时候连狗伢子将军都进了“牛棚”，自然再也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见证人站出来为我那已经死去的公公说话了；致使我纵然改随了母姓，却仍然是入不了党，提不了干，什么好事都没有我的份。

　　我远离家乡和亲人在部队独立生活的三年中，终于看穿了某些政治人物把我们当猴耍的秘密，并且清醒地认识到了我母亲这只特别浅薄浮躁的“猴子”的瞎折腾对她自己和我们全家所造成的严重祸害。因此，我当完三年兵退伍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我的父母破镜重圆。这时，我父母都还在农村当“五七大军”。我母亲其实对她自己的行为早就有了悔意，因此对于我的“命令”，她不仅特别恭顺，甚至还带有几分感激；她最主要的心理障碍，是觉得有点无颜见我父亲。而我父亲却多有抵制，他不仅认为我母亲浅薄浮躁，而且比我还更深刻地认为她为人刻薄寡恩，自私钻营不择手段，缺乏社会同情心，因此，他不情愿再和这样一个可怕的女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子里。但是，为了不使我这个儿子伤心，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在我的强迫命令之下，十分勉强地接受了我母亲。我估摸他当时的感受，大概跟当年农民不得不接受他的强迫命令去吃大食堂差不太多。

　　但是，我才不管他呢，我所需要的是一个既有母亲又有父亲的完整而体面的家，我尤其不能容忍我父母的关系受到政治的挑拨；况且，即使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父亲也必须服从我和我母亲在一个家庭中所构成的多数。

　　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我当年强行撮合我父母的第二度婚姻，对于我父母的情感生活来说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我只能表扬他们终于还是像绝大多数规规矩矩的中国人一样，相携相随地从多事的中年一路走到了平静安详的晚年。


　　我公公的三个逆子一块学习我公公的著作

　　基督耶稣1989年，轩辕黄帝四千六百八十六年中秋，我公公冥寿110周岁之日，他的三个逆子终于第一回齐集到他的墓前祭奠他的在天之灵来了。

　　这一年，我大伯父80岁，我二伯父75岁，连我父亲都已经65岁正式进入老年了。

　　我大伯父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后，继续在军队一直干到1974年65岁才退休；先后当过陆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和副总司令，军衔也升到了上将。退休之后，他无所事事地赋了两年闲，然后开始学习经商，并被赴台的江西众老兵推举当上了一个赴台江西同乡会的会长。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赴台人员回大陆探亲的禁令后，一些赴台老兵迫不及待地回到大陆探亲访友，受到大陆亲友和各地政府的热情欢迎。我大伯父得到多名老部下的平安报告后，终于耐不住深长的思乡之念，也于1989年带着他的老伴――当年中央日报年轻漂亮的女记者踏上了他的回乡探亲之旅。虽然他对回到大陆的安全和礼遇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然而，现实的场面还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和老伴在省城机场一下飞机，竟然就受到了省、地、县三级对台办领导的热烈欢迎。接着，从省城开始，各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接见慰问，流水宴席一直开到县、乡；一路鲜花美酒，处处欢声盈耳，倒好像他不是一介昔日曾被解放军的大炮轰出大陆的国民党败军之将回乡探亲，而是一位开疆拓土的大英雄从刚刚收入国家版图的新领地上光荣凯旋了。

　　更使他惊讶的是，地、县领导还表示要从他在本地的亲属中安排一名年龄相当的非中共人士担任县政协副主席甚至省政协驻地区联络处副主任；这可是一个相当于副县级甚至副地级的领导职位啊！我大伯父首先就想到了我，可惜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尚且我对政治也缺乏兴趣。于是，只好在我二伯父的养子女中选择一个了。我二伯父的两个养子也跟我一样，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在外地工作，只有年龄最小的养女师范毕业后在本地的一所“小学里教书，时年31岁，而且还是一名无党派的女士，号称”无知少女“，特别适合组织部门安排干部的年龄、性别、党派结构比例之需要。于是，我二伯父的这名养女，也就是我的堂妹，便成了我们家惟一的县政协副主席甚至地区政协副主任的适当人选了。

　　我大伯父虽然并不知道在大陆当官到底有多大好处，但他却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人当了政协领导，最起码他的身份地位将要得到很大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机会，却正是他给带来的。于是，他不无得意地拍着我二伯父和我父亲的肩膀说：“二位贤弟，看来你们干共产党还是不如我干国民党啊！你们看，毛泽东把大陆搞得民穷财尽，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些年，才算有了点起色，但人民所得毕竟还很有限，连你们自己也不过就是个温饱而已，也没见你们给儿孙留下个什么好处。可我一回来，就给你们的子女带来一个县级甚至地区级的政治职位了！”

　　我父亲便说：“唉--看来我们这个党还真是个天下最大的实用主义者呢！你们看看我这个县委书记，过去曾指挥千军万马为扎牢党的社会根基而艰苦奋斗，可现在一下台，就连一群鸭子都赶不动了。在我们党的眼里，我现在还真是连大哥你一个逃亡的国民党将领都不如了呢！你还可以为晚辈亲属带来一个地级领导职位，我可是连自己出门想用一趟车都用不上了。这就是因为你还有用，而我已经没用了啊！”

　　我父亲说这话时，神情难免有点凄凉。我父亲在“文革”结束后，就当上了赣西县的县委书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风风火火地搞了好几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应该说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当然，要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理论标准来衡量，他理当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不应该有什么牢骚可发的。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自从我父亲1984年年满60岁退休以后，他的后任领导干部们享受的待遇就节节攀高，相形之下，他就变得相当可怜了。而尤其倒霉的是，我父亲原本是1949年9月28日被中共赣西县委录用为正式工作人员的，但他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为了使自己参加工作的时间更具有纪念意义，竟自作聪明地把它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月1日。结果到退休时，上面出了一条政策，干部退休分两种待遇；凡是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的都算离休，工资待遇与在职干部完全一样，还可以享受全额公费医疗、用车、公费考察等种种特殊优待，而凡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则都算退休，不仅退休金比在职干部差一大截，而且只能享受不完全的普通医保，其他特殊待遇更是无从谈起。本县跟他同时下台的林副县长参加工作时间还比他晚两天，可人家老老实实填写成“1949年9月30日”，结果，人家林副县长就成了离休干部。离退休后两人同时出去钓鱼，我父亲就只能搭林副县长的车了。有一回，我父亲想单独出去办一件事，犹犹豫豫给老干部局打了个要车的电话，老干局的工作人员便说，哎呀，老领导，真是不巧呀，车刚刚被林副县长叫走了。

　　可是，我父亲出门一看，就看见那辆为老干部服务的北京吉普车还静静地停在老干局的车库里。我父亲以为林副县长要了车还没开走，便特意给林副县长打了个电话，问林副县长今天是否要了车。林副县长却说，没有呀，我今天在家“筑长城”，哪也不去，要车干吗？我父亲一听，便知道老干局工作人员故意扯谎欺骗他了。连一个普通局室的一般工作人员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我父亲怎能不感到人走茶凉的无比悲哀？

　　可我二伯父却说：“老哥老弟啊，你们二位一个得意，一个失落，看似心境迥异；其实都是因为你们心性浮躁，到老都没有把人生社会勘透啊！照我看，你们得意个屁，失落个屌！你们也不想想，是谁、为了什么把一个国家撕成了两块？如今蒋经国在台湾一死，冒出个台独分子李登辉，把国家统一的问题弄得更加复杂化了，可你们还在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一个地、县政协副主席的职位就把你们给闹糊涂了！我们的爷老子早就在他的《中国政治理念之重构》一书中指出，中国要统一，中华民族要振兴，有赖于中国所有的党派都抛弃独党专制和军为党用的政治理念，也不能各搞一套意识形态；而应该在各党各派都比较容易接受的孙先生‘三民主义’的政治基础之上，共同探讨建立起一个不挂外国招牌的独特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以共同促进国家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这才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根本大计。每一个政党和个人都必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为国为民拿出超越党派和个人利益的新思维和大气度，才能取得真正利国利民的大功效。老是靠耍一些你‘统战’我，我‘统战’你的小把戏，有何意义？因此，我决不会让我的女儿被人沐猴而冠，弄去当个什么政协副主席。老哥，你要得意你就自己去当吧！老弟呢，我就劝你莫再看着别人得利眼红、失落了，最起码你的生活比我还好，比其他群众就更不用说了，你还有什么好失落的？谁说当了几年官，就一定要永远活得比别人更好？”

　　我大伯父和我父亲被我二伯父这么一顿训斥，登时就傻眼了。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我二伯父竟能讲出这样一番深刻的政治道理来，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这些年我父亲先是当县委书记领导全县百万人民搞农村体制改革；后又退了休，和我二伯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和纠纷，我二伯父便再也没有去跟我父亲扯过蛋；所以我父亲就把我二伯父的存在给忽视了。而我大伯父远在台湾，更不知我二伯父有些什么进步。其实，我二伯父自“文革”结束，恢复以往的特级特等革命残废军人身份和待遇以来，就一直在认真奉读我公公撰写的《中国政治理念之重构》手抄本，所以他就得了我公公的真传，讲出一番道理来，就叫我大伯父和我父亲不能不暗暗叹服了。

　　于是，我大伯父和我父亲便一齐在我二伯父面前羞愧地低下了头。随即，他们便一致商定，他们三兄弟夫妇要住在我公公的老屋里，由我二伯父辅导，集中学习一个月我公公的著作。

　　结果通过学习，我父亲首先认识到我公公是一个真正完全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一心只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而且眼光远大、思虑深长、敢想敢言，无所畏惧的大圣人；而相形之下，自己则不过是一个被强大的政治威势和渺小的个人利益所禁锢而根本就不敢思想、没有灵魂的“套中人”；如果说我二伯父是身体残疾精神健全的话，那么，他觉得他自己则完全是身体健全而精神残疾了。因此他决心从此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灵魂健全的人。虽然这认识来得太晚，但按照古人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观点，也不失为人生的一大收获了。我父亲还断然决定要在老家盖几间砖瓦房，带我母亲离开那令人烦心的灯红酒绿、烟尘滚滚的城市，回到农村种菜养鸡，过完全的农家生活，静心修养，陶冶性情。我母亲虽然有点不愿，但她吸取了过去跟我父亲闹分裂的教训，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我父亲的真诚关爱，这回她终于表示准备屈从我父亲的意愿，跟随我父亲回乡当“农妇”。

　　而我大伯父作为一个失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则更多地检讨了两党武斗，造成国家分裂的沉痛教训。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气魄、胆略和艰苦奋斗作风，以及他们在振奋民族精神，强化社会组织，凝聚民众合力方面，确实比蒋介石国民党要强得多。但共产党不讲‘三民主义’而强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割断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传承，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和精神的独立；而且共产党禁锢思想，钳制舆论，不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政策，也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鉴于国民党已经元气大伤，一时难以振作为领导全中国的政治力量，而台独势力日益猖獗，祖国统一时不我待，我大伯父表示，如果中国共产党愿意放弃马列主义，实行‘三民主义’，继承民族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精神，开放舆论，解除禁锢，保障人权，鼓励思想创新的话，那么，他愿意公开号召国民党人拥护共产党来领导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和实现国家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一小撮台独分子试图分裂祖国的阴谋必将不攻自灭，连想玩火都玩不起来。因此，他认为我二伯父说得非常有理，在这国家前途命运交关的问题上，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其他一切中国党派和个人，都要勇于为国为民拿出超越一切党派和个人利益的新思维和大气度，来争取达到国家民主和统一的大功效。对于共产党来说，最大的新思维和大气度就是放弃马列主义，实行三民主义；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最大的新思维和大气度就是拥护改弦易辙后的共产党来领导中国的民主过渡和实现国家统一。这将是全国人民最伟大的统一战线，它比一个政党拿出几个无足轻重的官位来笼络另一些政党人士结成利益相关体要高超一百万倍。他认为，若果能如此，则我公公的终极愿望将得以实现，完全可以含笑于九泉了；所以他也转而赞成我二伯不让我堂妹去当政协副主席的决定。

　　结果我堂妹的一个美好前程就这样被他们的一场学习给学掉了。好在我堂妹特别感恩和敬重我二伯父，对于我二伯父不许她“沐猴而冠”的决定，她虽然难免感到有点惋惜，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

　　最后，他们三兄弟还特别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去尽可能找出我公公过去所发表过的所有文章，分门别类编辑成若干集，然后由我大伯父连同他们刚刚学习过的《中国政治理念之重构》手抄本一起，拿到台湾去给我公公出版一部《守愚斋文集》，以使我公公的思想操守和文章道德能够被后人发现而得以发扬光大。

　　遗憾的是，当我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历史文献保存较多的图书档案机构翻遍众多旧时报刊，终于找出我公公的数百篇共计100余万字的文章时，我大伯父和大伯母却先后去世了。而他们那些已移居美、英等国的子女，也就是我的堂兄姐们，则对出版我公公的著作毫无兴趣。于是，我二伯和我父亲只好凑了点钱，在一个个体印刷小作坊里把我公公的这些文章连同他的《中国政治理念之重构》印成了几百套非正式出版的《守愚斋文集》。由于不是正式的出版物，不能在市场上出售，所以他们又只好在小范围内分送给亲戚朋友们研习和批评，以使我公公的思想不致很快湮灭。

　　由于我不懂政治，所以，我不知道我公公过去的这三个逆子和后来变成的三个孝子的所思所想以及所作所为到底有着多大的意义；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愿望是否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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