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1957》前言

yangharrylg

　前　言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55年。时间流逝，光阴不再。会上活跃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已经离世，当时年轻的参与者也都进入耄耋之年。环顾今天中国的哲学界，已经沧海桑田。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些问题，似已少有关注。如今，为什么还要重新端出这一段往事，将当时的历史资料（包括当时的报道，档案中保存的有关原始资料，参与讨论的论文和会上的发言稿以及在海外发现的资料）重新编纂并加以回顾和反思呢？
因为，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新中国成立早期30年中，实在是太难得、太重要了。然而现在几近被遗忘。我们觉得有一份责任，让这个如此重要的会议不致被岁月所湮没。
之所以说是难得，是因为，30年间，中国的学术（尤其是哲学）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批判连绵不断。高层定调，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而且都是紧密地与政治运动联结在一起。学术（尤其是哲学的批判）有的时候是运动的前奏，有的时候就是运动的主题，有的时候是一个外壳，有的时候则是政治运动的深化和延伸。那些学养丰厚的学术大家，或是缄默，或是成为批判的对象，或是被迫作出各种各样的违心的自我批判。讲真话，就真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彼此诘问，互相切磋，几乎绝迹。唯有这次座谈会，如当时主持哲学系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的汪子嵩先生所说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不仅会议的主角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一群原本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坦陈自己的见解，而且革命时代就开始学术生涯的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积极参与讨论。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的各个不同学科的许多资深学问家如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等都参与争辩，在此后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上，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也应邀与会并踊跃发言。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名家大多都在这次大讨论中现身，坦陈自己的见解。还有更多学养深厚的中青年学者，甚至一些在读学生也参与讨论并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各种见解。这是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一次学术会议。确属难得。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再也没能重现。
既是难得，就没有理由不去追问一下，这难得的机会是如何得来的？后来又为什么不能再现？翻翻历史就可以看到，这次座谈会是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仅有的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之一（另一次是自然科学界的遗传学座谈会）。两个会议的主旨都是要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高层力图向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执行这一方针的决心和诚意。学术界则将其作为“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次尝试。高层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重视，只要从《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10月到1957年的5月初之间，连续发表与会议论题相关的大块文章以及对于会议的非常密集的报道就可以说明。1957年3月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将这次座谈会作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例证，被《人民日报》用《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这样醒目的大标题全文刊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百家争鸣的试验，是高层用于向全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春天来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次会议在国际上也有影响，会后，汪子嵩先生应邀给在华的苏联专家介绍会议的情况，专家们都饶有兴趣。顾红亮先生在哈佛大学档案中发现的当时美国哲学家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也可视为一个佐证。
但是，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1958年初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挑头对这次会议进行大肆抨击，给座谈会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嗣后在各大学的“拔白旗”运动中，将这次会议以及会上活跃的一些学者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大张挞伐，如冯友兰的言论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在报刊上广为传布。这一大转折，不仅标志着整个学术生态的改变，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短暂的“春天”已经告终。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标志性的意义。 　　　
总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综观这三十年的学术史，更加难得的是，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春天”里，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活跃于会前、会上、会后的大学问家们，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么一个短暂的瞬间，展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会前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坦诚地说出了老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内心的困惑和对于学术自由的殷切期望。 1956年下半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多次讨论了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冯友兰、朱伯崑等还著文在报刊上发表。据当时筹办会务的方昕先生的回忆，正是在教师们群策群力的推动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北大哲学系领导决定向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相当于现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主管部门申请发起一次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得到了潘梓年、胡绳、于光远、李正文等负责干部的热情的支持。可见这次会议与完全由上层发起的遗传学会议不同，是知识界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主动争取到的一次机会。没有这种主动的争取，机会也许就转瞬即逝。
读读汇集了会上会后发表的文章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和有关的系列报道，我们就会领略到围绕当时的争论焦点所开展的“两论相订”中，学界的前辈是如何在这难得的有限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自由之思考和独立之人格，这一真正的学人不可或缺的风骨。如果再放到那个刚刚经历过多次严酷的批判运动的具体情境下，就会发现，这是何等的不凡不易。徐梵澄先生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先生时曾经说过，“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也许“守道”就是这次座谈会的精神的集中体现。固然，在当时的情境下，“守道”的方式如梵澄先生所示，会各不相同。此外，许多学者在急剧的社会转变面前，还有许多困惑还在苦苦地寻道、问道。也正因为这样，呈现出多种的色彩。我们编纂本书，不是想逐个重评当时与会者的发言，而是透过这个典型的学术案例，同大家一起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在当时一些人看来，坚守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就是“守道”，然而事实证明，其守的不过是教条主义的陈词滥调。相反，质疑、批驳这一戒律的言论倒是体现了为学之道。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之后，可以看出求实求真，独立思考，勇于探讨，敢于坚持，不畏权势，平等对话，以理服人，才是坚持“双百方针”的学术争鸣之道，为学之道。
已故哲学家冯契先生在其《近代中国哲学的革命进程》的“后记”中曾经谈到，自己与已经逝去的时代的思想家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非常亲切，非常亲密。正因为这样，对于他们就有一种同情的了解，而学术的“意蕴（意义和意味）正是因为有同情的了解才能充分揭示出来”。我们这一辈学人对于活跃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先贤，也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既有一份亲切，也有同情的了解。每每重读会议的材料都有新的感悟、发现和心得。所以在编纂和重刊会议的实录的同时，本书除了汇集已经发表的回忆和分析的文章之外，还邀集了一些学人写了一些回顾和反思的文稿，作为全书的第三部分。令我们格外兴奋的是，一批比我们年轻的学者也热情地回应了我们的邀请，撰写了研究这次会议的文章，不仅为我们了解这次会议情况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视角和新鲜的资料，而且也展示了新一代学者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感悟。相信具有不同阅历，不同学科背景和关注点的学界同仁，面对这座值得发掘的精神富矿，一定还会有许多新的感受和发现。
六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确系当代中国哲学演进历史中异乎寻常的一件大事。1949年之后，哲学一直处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不断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凡是被批判的对象（无论是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胡风、梁漱溟……）都统统被归结到“反动的唯心主义”。其理论的依据最直接最集中的就是从1940年代后期就从苏联迻译过来的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而这次会议尽管是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但是重点在方法论，聚焦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到底是否正确。会上冯友兰、贺麟等众多学者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对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无疑是一大突破。而1958年之后，这些质疑都被扣上了哲学“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整个哲学界又重新复归到以前的状态。嗣后尽管也有过一些讨论，但都是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进行，而且变本加厉，把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也都一一归结于唯心主义。可见这次会议的命运实际上预示了后来中国哲学的走向。
不过此次座谈会对于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尽管昙花一现，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就消极的方面来说，座谈会遭到的全面清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20年间中国哲学的命运。但是也不是说一点积极的东西也没有留下，1978年之后，日丹诺夫定义迅速失去市场，就得益于这次会议。此外，正像会议总结所指出的，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这就使得中外哲学史这两个分支学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培育了众多的专业人才。 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
本书汇集的回顾和反思的文章提供了一种视角。使我们感到，如果细细品味的话，其哲学意蕴还是相当丰富的。
一则，与会者在讨论那些今天已经被淡化的哲学问题的时候，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哲学学科的研究。如梁志学和陈霞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一文中所指出，会上贺麟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依据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就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问题提出的经过独立思考的看法，克服了苏联哲学界流行的观点，“这是新中国哲学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对中国近现代哲学有专门研究的郁振华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冯友兰、贺麟先生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论据，对于他们在40年代形成的哲学思想也有所推进。
另则，座谈会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尽管胡绳最后的发言，有点总结的味道，但终究是一次没有结论的会议。档案透露，会议的主持者之一，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先生在会后评价会议说，看起来日丹诺夫定义的拥护派好像是“以声势取胜”了，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说服谁。风云突变之后，官方下结论，把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论者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宣布一个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制服它。”会上激辩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许多至今未得澄明。
首先是哲学和政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郑昕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是学术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而会上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和学派如何做阶级分析的许多讨论，涉及的也是类似的问题。这一问题近30年来仍然十分纠结。
其次是如何对待教条主义？如何克服教条主义？这是当时会议的一个基调，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也是座谈会的一大收获。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就急转直下，后来干脆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教条主义是一大冲击。但是，环顾今日，教条主义的积习还是挥之不去，有的时候还十分的强势，其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本书刊载的晋荣东教授的文章从认识论上作了探索。
第三，怎样看待唯心主义？这一问题是当时会议的焦点之一。美国哲学家霍金给陆定一的信中提出的问题“你们如何定义唯心主义？”，当时并无回应。近30年来对西方哲学史的深入的学术研究，已经把这一问题深化。诸如，如何理解西方的本体论，解读“being”这个哲学范畴，古代的西方哲学有没有泾渭分明的唯心唯物之争等等问题都一一提出，并加以辨析。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成果丰硕，对于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评价和分析已经大有突破和进展。可惜，有些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还是在沿用195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论点，并当作标准答案灌输给青年学生。
第四，如何对待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座谈会上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后来以“抽象继承法”为名留存于世。尽管长时期中一直受到批判，但是冯先生在晚年还一直坚持，学界赞同之声也时常出现。这到底是一个创见还是一种错误，学界似乎还没有充分讨论。郁振华先生的文章提出，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应当视为一种创见。座谈会上，周辅成先生对于道德继承问题也做过精细的分析，可惜，迄今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当今的社会生活又把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继承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社会上歧见纷呈，好像兜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了半个世纪之前。
第五，与此相关的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更是价值论领域的问题，至今还困扰着国人。冯友兰、周辅成等就价值论作出的阐释，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和评析。
第六，座谈会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争辩，涉及辩证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如梁志学先生所指出，会上对日丹诺夫定义作出质疑的学者，实质上依据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颠覆了“斗争的绝对性”这一被苏联学界奉为经典的命题。然而，这一命题正是带来许多悲剧的“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可惜，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尽管也有过讨论，但是“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苏式教条，至今还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继续向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干部和学生灌输。 　　　
凡此等等，足以说明，这是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涉及哲学的学理也涉及公众非常关心的诸多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重要的会议，几近湮没。北大哲学系建系80周年之际，汪子嵩先生有过回忆文章。座谈会50周年之际北大哲学系曾经开过一个小型纪念会。近年来对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很少涉及他们在此次会议前后的学术思想。有鉴于此，我们才决定编纂此书，期望引起学界重视对此次会议所涉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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