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与墨毛泽东的湘学氛围求学经历对中国大陆重大社会实践、事件的影响

peter · 发表于 2013-2-4 12: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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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常存在忽视其青年时期思想的情况，认为那是非毛泽东的思想。其实不然，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1]研究党史如此，研究党史人物也是这样。青少年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建立的关键时期，虽然其思想青涩不一定成熟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对其未来发展的影响却异常深远。把少年、青年毛泽东的求学生活与其后来的社会实践及思想发展加以比对研究，我们惊奇地发现其学生时代对中国上世纪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建立了基础。”[2] “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在这时获得了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3] 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就明确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这一教育宗旨也凝结着湖湘文化注重现实实际的传统，这些浓郁的湖湘文化校园氛围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研究发现，这些“思想”与“初步经验”确实深深地烙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并贯穿到社会实践中。

　　一、私塾《咏井》、一师求学与中国大陆的教育方针

　　少年毛泽东在私塾读四书五经时，曾在毛宇居的私塾里以《诗经》做掩护，偷看《水浒传》，被老师发现后罚站和以“天井”为题作诗。毛泽东绕井而思，见天井清澈见底，卵石颗颗，几条游鱼在有限空间游来游去，联系被罚站原因，诵道：“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中水，永远长不长。”[4]该《赞井》诗隐蔽地批评了毛宇居的教学方法：学习内容不能局限于教材，学生成才不能局限于教室。这是毛泽东无意识思考中国教育教学问题的肇始。
　　后来他进入湖南一师求学，接受了当时社会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思潮，认为社会贫弊是“民智之不开”的根源，而“国民之愚”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教育为改造社会、变换民质的重中之重。1915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要求“中学校分为文科、实科，以期专精深造”。但湖南一师没有实行分科。1915年，在与黎锦熙通信时严厉批评当时张干当校长时学校课程太多、规章制度太繁，表示自己只专心于社会科学去探求社会“大本大源”。并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要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1917年，他在《体育之研究》里提出了新国民教育的目标是德智体“三育并重，身心并完”。[5]在有限的教育实践中，青年毛泽东贯彻教育与实际相结合。例如创办“工人夜学”并任教历史，普及工人历史、社会常识，要求物理科老师教授火车为什么能跑、电灯何以能发光等社会生活中的新兴科学技术知识和现象。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任实习教员时，十分注重让学生接触生活，注重教育与生活相联系，在他遗留至今的唯一一份国文教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大量采用学生身边的石料、雨伞、路程、各种毛织物等生活实际来辅助教学。毛泽东求学湖南一师时，学校学业成绩计算按平时成绩60%、临时成绩40%计算，而平时成绩又以课堂问答占40%、笔记占20%、临时成绩即各种考试占40%。可见以平时成绩为主，特别是课堂问答占了主要部分。由此可见湖南一师当时推行的是启发式教学。体格考查按平时和定期考查进行，考查项目有身长、体重、胸围、肺（活）量、视力、听力、脊柱、体格、牙齿，腕力，疾病（次数）等。[6]这就敦促了学生不断加强体育锻炼，重视健康教育。湖南一师“三育并重”的育人理念开始为“体、德、智”，后来才发展为“德、智、体”。
　　毛泽东学生时代的求学经历，对教育教学的思考和实践，影响了他后来教育思想和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课程太多是繁琐哲学，应该大幅削减教学内容；教育要培养学生德、智、体诸素质，使学生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不能过分看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实行开放式教育，学生以学习为主，但要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要改造文科大学，文科学生要到工、农、商去接受再教育，反对理科学生一味脱离社会实际的学习方法；反对注入式教学模式和教师出怪题、偏题整治学生的现象；建立讨论式教学方式，教师要把讲稿发给学生，与学生一起研究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对八股文考试制度，学生学习要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改造教师改卷制度，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反对把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他推行知识与能力并举的教育效果评价标准，认为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并不一定是全优，中国历史上中了状元的大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上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7]毛泽东这些教育思想可以说是自成体系，极富于创见，体现了培养真正人才的教育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高考按文理分科进行，使高中文理分科成为事实，有时还分三类、四类。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以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及其教育活动为实践依据，以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政策依据，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的方向，后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新中国的教育方针留下了毛泽东早年求学时代的鲜明胎记。

　　二、少年立志为农民写书对中共农运实践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农民家庭，生活在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切的感情，“三农”是他世界观的底色。少年毛泽东在读旧小说时，对一件事感到很不平。他说，“这些旧小说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都是文官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8]为此，他立志奋起读书，长大后写农民为主人公的书。1917年，在湖南一师的毛泽东，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行程900里，徒步游学考察了长沙、安化等五县，考察农村风俗和社会状况。毛泽东的农村生活和学生时代对农村的调查，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中共建立后，毛泽东按中央指示主要开展工人运动。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1923年参加中共三大时他提出了农民运动，并起草了《农民问题决议案》，毛泽东开始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工人运动受挫，如何为工人寻找同盟军，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的伟大成就和对中国历史农民运动的审视，毛泽东由重视工人运动转向专注农民运动。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经过和农民接触，他发现农民不仅是个受苦的阶级，而且“非常富有战斗性”，开始把农民看做革命的基本动力。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把学生按不同省籍，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组织学生到海丰、韶关等农村搞社会调查，并把学员的调查材料加以选编，收集在他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民的历史文献《农民问题丛刊》中。同年，毛泽东对江浙及长江流域农村进行了考察，于同年9月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为了回击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1926年底，毛泽东回湖南，步行1400里，走访了5个县，做了32天调查，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的科学论断。可见，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把部队转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并不是无路可走时的权宜之计。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是他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基础。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毛泽东紧紧抓住农民这个根本问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十年内战，毛泽东一边指挥武装斗争，一边深入研究农民问题。他先后搞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他说：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这一路线是保证土地革命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政权对于农村具体政策的基础。这标志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已经成熟和系统化。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融为一体，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武装斗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根据地建设必须依靠农民，土地革命是为了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进而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可见，这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则列为三大经济纲领之首。[9]建国后，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10]为了使农民走上富裕道路，毛泽东首先在农村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并确立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首先从农村入手，纠正“左”的错误。他亲自组织和指导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研究，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恰当地解决农民关心的若干问题，从而稳定了农村，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恢复了农业生产。
　　可见，学生时代毛泽东的一个大胆发问和立志写农民成主人公的书，导致了农民问题始终成为毛泽东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他也在穷其一生的精力为农民成为中国的主人公而奋斗。

　　三、阅评《新民学》与新中国五四宪法的制定

　　毛泽东16岁时读到了已停刊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反复阅读思考。对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看得非常用心，并写有批语。文中第六节“论国家思想”，解释国家与朝廷的区别。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是公司之事务所；……朝廷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朝廷即国家。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毛泽东对“正式而立”4字做了批注和发挥：“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11]梁启超用“正式成立”一词表示合法性。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只有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具有合法性。这一认识显然已超出梁启超并接近民主共和的宪政思想。
1912年的一篇中学学生习作《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流传下来最早的一篇论述法律的文章。文中“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12]在此，作为中学生的毛泽东鲜明地提出“良法”、“恶法”的观念，法律的运行与民众的关系，指出“良法”是民众的福祉，是为民众谋幸福的工具，民众必争相拥之；反之则反。到1916年，他却认为 “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13]他在此认为法律等社会制度是专为小人设立的，对君子是没必要的，因此君子为小人所累；表现了一定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和儒家公羊三世说的乌托邦思想，但也部分暗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道德高尚无法而治的理想图景。
　　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稳定后，党中央考虑要制定一部宪法。毛泽东说：治国要有一部大法，这是立国安邦的大事。毛泽东亲自率领的宪法起草小组从1953年 12月进驻杭州，至1954年3月离杭返京，历时两个多月。1954年1月9日起，宪法起草小组就投入到紧张的起草工作之中，尤其是毛泽东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对起草宪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3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四读稿”。3月中旬，起草小组圆满完成宪法草案的起草任务，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杭州初具雏形。宪法起草委员会从3月23日到9月12日一共举行了9次全体会议，历次会议的气氛非常民主，讨论极为深入。1954年6月11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一致通过宪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决定通过并公布宪法草案。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并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再作修改。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4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然后在第一届人大会议上讨论和审议。9月20日，一届人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制定经历了中央起草，北京五百多高级干部讨论，然后3个月的全国人民大讨论，收集对宪法草案的意见有52万多件，[14]再修改、公布、最后人大代表通过，体现了制宪的人民性。随后，毛泽东指出刑法要搞，民法也要搞，体现了他学生时代“法律为人民谋福利”的法律观。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他政治意识胜于法律意识，重政治而轻法律，在处理法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上产生了失误；在法制建设指导思想和法制实践上也发生了偏向，使党和国家的生活偏离了法制轨道，出现了法律虚无现象。青年毛泽东的法律观及其变化深刻地影响到了新中国前30年的法制建设之路。

　　四、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910年8月，毛泽东从萧三处借阅《世界英雄豪杰传》后，对里面人物极为佩服。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并以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取名“子任”。1912年秋，为不受学校约束，能读到自己想读的更多书籍，毛泽东从湖南高等中学退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己看书修学储能。在此他广泛涉猎了资产阶级革命启蒙书籍。1915年6月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在给湘生的信中就提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亲师而外，取友为急。9月，为了多结交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道，他用蜡板油印了两三百字、落款为“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启事》最后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诗，并指出，要结交的朋友是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在这次征友中，虽被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误会，但毛泽东还是结交了萧子升、蔡和森、陈章甫、罗学赞、罗章农这些青年才俊。他们团结在杨昌济老师的周围，探讨学问，砥砺品行，探讨改造社会。经过上百次的讨论，得出的共同结论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1918年4月4日，毛泽东、萧子升、何叔衡、萧三、陈绍休、罗章龙、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叶兆桢等13个热血青年（另有8人未到），一起在岳麓山下的周家台子蔡和森家，正式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会，萧子升修改了毛泽东起草的会章，认为不能带有党派气味，现在不能见诸行动的条文也不宜写上，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学会为一个学术团体，没有原稿中“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向政党发展的端倪。[15]学会成立后，除湖南一师外，长郡中学、周南女校、商业专科学校等长沙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相继入会，后来会员发展到80人。新民学会成立后不少会员参加了革命活动，如赴法勤工俭学、五四反帝爱国斗争，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等等，这些革命活动为学会的转变铺垫了基础。由于蔡和森、毛泽东的影响，1920年新民学会确定自己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成立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了全国6个发起组之一。当时全国6个发起小组有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山东，这6个发起组织的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84年出版的《谢觉哉日记》，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赴上海的时间。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1921年7月党成立后，由于当时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训党员干部和发展党团组织需要一所学校，毛泽东在参加中共“一大”返回湖南后，就开始创办自修大学，把他酝酿已久的“自修大学”付诸实践。1923年4月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的发刊词鲜明指出：“本刊确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选，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其革命救国论的观点昭然可见，这也就导致了半年后自修大学遭到当政者查封。[16]自修大学遭查封后，毛泽东等马上又创办了湘江学校，培养了300多名优秀农运骨干和革命积极分子。
　　今天，我们认为自修大学为中共党校教育的开始，然而这却离不开毛泽东图书馆的半年自修情结。由上可见，毛泽东缔造中共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却始于征友启事和组建新民学会的“建党先声”。

　　五、修学旅行与中共大兴调研之风

　　毛泽东求学湖南一师时，学校推行巡回讲演制度，注重社会调查，即学校派专人（教师和学生）到招生辖区范围的小学进行教育调研、社会调查，把调查结果作为完善、改良学校教育教学的依据。下派的巡回讲演人员，作风务实，自理食宿，不要基层接待。另学校还有假期修学和学期中修学旅行等制度，规定每学期学生要修学旅行一次，要求和鼓励学作社会调查，了解社会百态、察民德、民智、民力，培养学生的调查能力和分析能力。毛泽东十分重视向社会实际学习的良好习惯，他注重“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除了会读“有字之书”外还要会读“无字之书”。征友后，他和罗章龙等游览过长沙的禹王碑、贾谊祠、飞虎营和岳麓山、妙高峰的古迹及屈原、王夫之的故居和昭山等。1917年暑假，邀萧子升进行修学旅行，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城镇、农村，步行900余里。1917年寒假，又与陈绍休走访了浏阳市铁炉冲一带。1918年夏初，还同蔡和森游历了洞庭湖滨的岳阳、湘阴、沅江等地。
　　游学既锻炼了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能力，更增加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后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的完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观点、方法论的提出，特别是对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的准确定位都离不开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锻炼和养成的社会调查能力和习惯。[17]
“我在犯愁，没办法的时候，就会想到调查研究。”[18]这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总结的出的一条经验。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搞个实事求是年。“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19]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1930年毛泽东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指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3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中央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分别到农村调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一股浓烈的调查研究风气，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来成了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句著名口号。

　　六、《体育之研究》与新中国全民体育运动和全军游泳

　　湖南一师非常重视学生体育、健康和胆识，一度把体育放在“德智体”三育之首。学校设立学友会，下设武术、球类、游泳等多个体育部门。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后，遇到了一位道德、学问与体育并重的老师杨昌济，他常对毛泽东等学生说，一个人没有健壮的身体，就会缺乏坚强、勇敢的精神，没有抵抗力和坚韧性，学问事业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他还说，体弱多病的人，有志不能坚持，有理想不能实现。他自己坚持静坐、废朝食和冷水浴。毛泽东从他那里接受了冷水浴，并且风雪无阻，一个人一直坚持了4年半时间。他认为冷水浴除了可以锻炼体魄外，还可以磨炼意识，锻炼勇猛无畏的精神。另外，毛泽东喜欢登山、远行、风浴、雨浴，酷爱的是游泳。他常在学校附近靠近湘江的南湖港和桔子洲头游泳，每年都坚持到隆冬季节。游泳后来成了毛泽东一生至爱的体育运动，“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等就是他游泳有感而发的豪言壮语。
　　杨昌济还介绍毛泽东去拜访当时留学日本的体育武术名家柳午亭。1916年前后一年间学校病死了7个学生。毛泽东痛心疾首，作挽联呼吁“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1917年，毛泽东对体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对体育的功效、地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现在看来仍熠熠生辉的观点。他认为国民体质直接关系国家的强弱。“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在国民教育中”小学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中学与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 ”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心皆适，是为俱泰“。通过体育锻炼能增益其所不能，”（体育）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体者之大效盖尤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无畏，又足以练习敢为。“毛泽东总结体育的功效，认为体强心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他还创造了一套六段运动操作为《体育之研究》的结尾，讲究随时随地都能进行活动，使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得到均衡运动。[20]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刚刚成立，就组织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发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体育的号召。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为我国体育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决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广播体操节目，并在同年11月24日公布了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每天喇叭一响，千百万人随着广播乐曲做操，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新鲜事。继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之后，50年代又先后公布了七套广播体操。大众广播体操为8节徒手体操。每节体操对身体的主要关节、骨骼和大肌肉群等部位都具有合理性、专一性的刺激，整套体操动作幅度大，可较全面地促进人体各个运动部位的合理运动，到达提高机体运动系统机能的目的。有研究者比较广播体操后，发现其设计理念与动作基础就来源于毛泽东的六段运动操。
　　在湖南一师游泳部练习并爱上游泳后，这一运动成了毛泽东最爱好的体育运动。郭沫若曾说：”毛主席是少年游小塘，青年游湘江，老年游长江。“这句话概括了毛泽东一生游泳的历程。毛泽东于1956年在武汉3次横渡长江，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诗句。毛泽东以其雄伟的气魄曾13次横渡长江。时年81岁的毛泽东最后还在长沙新建的省体委游泳馆内游了泳。除了黄河，毛泽东一生在国内畅游过12条大河。他甚至畅想在不太老之前去国外游印度的恒河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1964年，毛泽东在检阅了部队大练兵大比武后，非常高兴，对贺龙说：部队要学会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先后发出了《全军迅速开展游泳训练》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把游泳训练开展更好》，从而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进一步向纵深推进。[21]神州大地相应也掀起了群众游泳高潮，如武汉出现了万人横渡长江的壮举，黑龙江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冬泳大赛盛况等。最近，据新华社消息，目前我国正在修订新的《全民健身游泳等级标准》并将在年内颁布实施。2008年，我国成功主办奥运会，并获金牌第一，中国彻底洗去了近代”东亚病夫“的民族心理阴霾，以体育大国强国自居。这一切离不开毛泽东对体育的重视，而这又离不开他学生时代对体育的爱好。

　　七、学生志愿军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侵入山东，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1915年，留学日本的校长孔昭绶在国耻日作了《中日交涉始末》的报告，揭露了袁世凯政府卖国的罪恶行径。师生异常愤怒。毛泽东在同班同学易永畦病逝后作的挽诗中忧心如焚地指出”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沙皇俄国对我国虎视眈眈，祖国处于危难之中。这年夏天，湖南一师师生集资刊印了一本由石广权老师主编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资料集《民耻篇》。毛泽东沉痛地阅读了这本书，圈出5篇最为重要者，并写了读后批语，并在封面上题诗铭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然后把书寄给好友湘生等。1916到1917年间，毛泽东广泛阅读报纸，通过分析日本的历史与现状，明确指出，日本政府不论谁执掌政权，其侵华政策不会改变。”思之思之，日本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而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22]这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能正确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湖南一师孔昭绶校长推行军国民教育，倡行尚武精神。1916年，学校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并在附小成立童子军研究会，毛泽东任第一连连部上士。学校大规模开展军事化训练，老师为讲武学堂毕业的专业军事教练。在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就有”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矛杀人，盾避敌，各用所当，此为器使人“，”兵者国之卫也“，”被征服民族不自由“和孙武的谋攻篇等大量军事记录。1917年11月20日，当长沙面临着一场兵祸，湖南一师首当其冲，学校主张集合师生退到城东5里的阿弥岭暂避军祸。毛泽东孤身一人到北洋败兵驻守的猴子石侦察之后，向学校提出组织200多学生志愿军联络警察所，乘敌人不知城中虚实主动出击的应急方案。志愿军利用夜晚的掩护，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护校战斗，智缴了北洋军阀王汝贤师3千余残兵的枪支，师生们称他”通身是胆“。学生娃娃兵缴了正规军的枪，前所未有，这为毛泽东日后面临强大的敌人，审时度势，从道义分析出发，提出”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积贮了豪气。
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部队到陕北，完成了长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在学生时代就对日本忧急如焚的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果然不出学生毛泽东20 年前的预言。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这些重要著作和文电成了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政治纲领和军事纲领。学生时代毛泽东”磨励以待日本“夙愿得尝。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军事支援下，以绝对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总结历史大势，提出了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虽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强大的沙皇、希特勒等都被打倒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经过战略防御、战略反攻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解放了（除台湾外）中国。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把战火燃烧到中国边境，并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究竟出不出兵朝鲜，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成了新中国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再次指出，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直接与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作战。以什么名义出兵呢？解放军吗？显然不合适。史料记载，征求意见后，民主人士黄炎培求见毛泽东、周恩来道：”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周恩来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黄认为不妥，师出无名，”支援军是谁派出去的呢？国家吗，那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认为有道理，中国是不能以国家名义去主动和美国宣战的。他用笔在”支援“上划了划，改为”志愿“，释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军，人民志愿组成的，去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周恩来马上兴奋地附和道：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很多各国来的志愿兵。黄炎培颔首：”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23]于是，后来世人看到的就是几十万人民志愿军部队都是穿着轧有多道线的”国际服“。几年后，人民志愿军战胜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毛泽东学生时代的学生志愿军经历，在几十年后，为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国际公法上的难题提供了灵感，为正义之师找到了正当理由。

　　八、人物互选、主持学友会与中共的群众路线

　　湖南一师的人物互选，是除了老师考查学生外，由学生考评优秀学生的评选方法，评考内容按德育、体育、智育排序。德育包括敦品、自治、好学、克已、俭朴、服务（公益活动），体育包括胆识、卫生、体操、国技、竞技，智育包括文学、科学、美感、职业、才具、言语，3大类17项。评选办法为每人投三票，每票限选1人，被选者不以本班为限。投票用双投名法，被选人写在上端之右，选举人写在左下方。人物互选是学校推行民主教育的重要体现，贯彻着学生自治等群众路线的民主精神，其所考评的17项是相当全面的，推动着学生不断修学储能，全面发展。1917年的人物互选，毛泽东以49票当选，获全校第一，显示了毛泽东的全面才能，特别是不畏艰险的胆识、雄辩的语言天赋、果断机敏的办事能力得到同学们的一致赞赏，同学叫他”毛奇“。
　　湖南一师1913年创设的技能会，几经改名，到1916年9月正式定名为”学友会“。该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专为补助学校教育而设“。学友会设有教育研究部、演讲部、文学部、书法部、图画部、手工部、音乐部以及各项体育运动部，各部都围绕各科教学展开一系列课外活动。这些学生组织的自学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对培养学生能力，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技能会到后来发展成为了学友会，学生都为普通会员，教师为赞助会员，学友会是师生的共同组织，而非单纯的学生组织，便于师生在课外加强联系，便于师生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毛泽东担任学友会1915年到1917年的文牍。1917年10月，毛泽东当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毛泽东与兼会长的校长孔昭绶商议，把各部部长由教师担任改为放手由优秀学生担任，推进了学生自治的深入。在毛泽东等一帮优秀学生的组织下，学友会各部活动开展很好，学友会的教育研究部成功主办了学校的工人夜学，学友会成果展览展还获的省长谭延闿的嘉奖。[24]通过主持校友会，毛泽东在学生自治民主氛围中成长，他的许多组织才能、办事能力得到了锻炼，群众路线观初步树立。1920年到湖南一师一附小任主事时，他写的校训就是：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后曾明确地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先锋队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需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群众路线。作为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的标志，是1943年毛泽东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 “、”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群众路线不断发展：民主法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共识。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其缘起可追溯到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人物互选、主持学友会等学生生活。

　　九、主办工人夜学与全民扫盲运动

　　工人夜学是湖南一师推行教育平民化的一项措施。民国初年，中国的教育水平很落后，老百姓绝大部分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孔昭绶校长出于一个教育家的教育救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希望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让”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都能接受教育，所以，在他的主持下，湖南一师为上不起学的城市贫民开办了公益性的免费培训学校。湖南一师地处长沙城南，当时那一带是长沙的工业区，学校附近办了造币厂、黑铅厂、电灯公司、铁路公司等等，大大小小有十几二十家企业，好几千工人。所以，湖南一师的平民教育就从家门口的特色入手，面向工人，办”工人夜学“。开始由老师办，由于老师很忙又住校外，顾不过来，办得不成功，声誉未传开。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后主动请缨，要求由教育研究部的学生来办工人夜学。毛泽东主办工人夜学的缘起，从他在《夜学日志首卷》中的记载可以看到：一是为了开启民智；二是为了推行国民教育，保障受教育权的基本人权；三是为了教育”扬善止恶“；四是便于湖南一师同学们教育实习，培养学生自治自动能力；五是促进教育走入社会，学校与社会相洽相融相哺。毛泽东陈述上述理由，得到了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赞成。[25]
　　另从《夜学招学广告》中亦可见，1917年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浅处说是出于同情工人”写不得、认不得、算不得“”的窘迫困境，更深层次的动机则是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通过提高文化素质育成国民人格意识。人格主义教育的着力点是将人们从泯灭个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当时认为教育进步，政治也进步；教育落后，文盲多，政治也落后。他曾以地方自治为例，哪个农村读书人多，则发起和推动地方自治的工作就做得好。现代议会制，实行“民主选举”，需要民众有文化。民国初年两次选举，尽劣绅恶棍武举投票，乡民多数竟不知选举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改造社会，须从办教育入手，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文化，提高群众觉悟，才能消除社会进步的阻力。毛泽东后来虽然由教育救国论者转变为革命救国论者，教育发达与社会进步关系密切的观点并没改变。这体现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扫盲运动和新中国全民扫盲运动上。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4次扫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特别是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从1952年9月起，党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并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对农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到告别了文盲才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1955年12月1日，青年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而且现在我们所说的扫盲运动，已经不是一种随便的扫盲运动了。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农民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农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迈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初的步伐。[26]

　　十、实业劳动教育与“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

　　孔昭绶推行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和实业教育。学校除组建学生志愿军外还为学生开展农工商实习，设有贩买部（商店）和储蓄部（内部商业银行）供学生经济和商业实习。这两个实业实行股份制，学生可以参股、并可以参入高级管理层，学生与教师地位平等。还设有农业实习场和工业实习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湖南一师在增设职业教育课程的同时，要求学生按自己的志愿，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的农场、工场和商场进行农工商实习。为什么要学生学工、学农、学商？孔昭绶在一师校志中留有记载：按他的原话，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锻炼身体，养成劳动习惯”，第二个是“混合职教员、学生共同劳动，无阶级之别”。就是说，既要养成劳动的好习惯，也要通过劳动，消除等级差别，培养平等意识。还有就是为了学生掌握各种生产技能，熟悉各行业管理方式，以便毕业后到全省各地、各行业扎根基层、生活自立、从事基础教育；还有着眼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未来提高经济竞争力做准备。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社会被分成了高低贵贱的等级，劳心者，就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劳力者，体力劳动者是被管理、被统治对象，是下等人。这种鄙视劳动、鄙视底层劳动者的观念，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更不用说民国初年，那个年代刚刚告别了旧科举，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全社会根深蒂固。毛泽东在新军当兵时就不屑于自己打水挑水这类体力劳动活而买水喝，但其鄙视劳动的观念在湖南一师的实业劳动教育中被彻底改造了，如他带头组织学生修建后山操坪；当附小主事时，关心穷苦学生，实行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学校养猪种菜，带头自己衣服自己洗等。
　　在湖南一师接受的劳动实业教育也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对新中国教育实践的开展。毛泽东首先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学农学工学军。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他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有过这样的指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5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城市就业困难，而农村农业合作化需要能写会算的人才，广阔的边疆地区也需要开发建设。因此，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述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随即，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城市过度膨胀就业压力大，失业下岗人口多，矛盾突出；另一方面却是农村广大的土地被荒芜，留守农村的基本是老弱病残，城乡二元结构不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问题，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思考。
　　对于中国的党员干部教育，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6年 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 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1968年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防止重新出现等级差别。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 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党的干部教育被党校代替。但今天我们的干群关系、党员干部腐败影响中共执政能力的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积极求索解决之道。
　　轰烈一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进五七干校劳动轮训，前者主要因经济原因后者主要因政治原因而发动，但无不隐显着毛泽东接受孔昭绶的实业劳动教育消除等级差别、培养平等意识的思想痕迹。

　　朱与墨，单位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注释】
[1]毛泽东.如何研究党史.1942年3月30. 转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49-2003）,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3][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124、109页,
[4][11][15]唐振南,周秀仁;学生时代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4、66、96-98页.
[5][12][13][22]毛泽东.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7-70、1、89、51页.
[6][20].刘鸿翔,朱与墨.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求学和成长,求索,2008年第6期.
[7][17]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6页.
[9]崔振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 1991年版第26页.
[14]萧心力.毛泽东与共和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16]朱与墨,巢卫平.论青年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嬗变,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6期.
[18][19][21]萧心力.毛泽东与共和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292、361-362页.
[23]权延赤.领袖泪,权延赤文集（8）,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24]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志，1918版,大事记,第36页.
[25]朱与墨,巢卫平.论青年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嬗变,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6期.
[26]宋洁.建国初期农村扫盲运动的特点,党史文苑,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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