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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浅论文革中的写作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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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30 16:42: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75年邓小平曾组织“写作班子”抗衡江青              ·丁 东·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受命主持中央工作,而此时,文革尚未
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为了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相抗衡,邓小平组织了
一个秀才班子”……

◇ 文革中发迹的写作组

20世纪70年代,写作组在中国大陆曾经领导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以
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
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
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中共中央的机关刊
物《红旗》杂志,几乎每期都有这些写作组的文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立于1973年,次年,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
的形式发出了该组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由此启动了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
动。该组也就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机构。据当事人范达人回忆:这一组织最初定
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
、景华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为什么取梁效呢?记得在此之
前的年初,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
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在一次会上
,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所学校
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用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
思。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前身叫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成立于1968年9月
,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徐景贤领头,实际上由朱永嘉负责。直到1971年五六
月间,由上海市委写了正式报告,7月,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过渡为上海市委
写作组。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除丁学雷、罗思鼎,还有康立、石一歌等。据记载,上
海市委写作组从1971年7月正式建立,到1976年10月停止活动,共发表
文章800篇左右。

◇ 邓小平组织秀才班子抗衡江青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最早、国际影响最大的写作班子,是成立于1963
年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是邓小平说的钓鱼台的班子

1975年,邓小平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也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和江
青、张春桥、姚文元抗衡,这就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据当事人于光远回忆:这年(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
考虑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当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
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他还出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
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

邓小平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胡
乔木说,听说写作班子比较有成绩的,大概数北大清华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
、北京市委写作组,是否从他们中间调一些人?邓小平听了,先是沉默不语,接着
转换了话题。

由此可见,邓小平组织这个写作班子时,想到的模本是九评的写作班子,
成立的公开理由是毛泽东认可的反修反帝。但胡乔木最初并不理解邓小平的真实意
图。

政治研究室的领导共有7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
、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
知道是康生的秘书。

邓小平将写作班子命名为政治研究室,表明他倾向于机构的正规化,和张春桥
、姚文元不赞成机构正规化的态度正好相反。

◇ 写作组成员的结局

1976年10月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
都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加以审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场,于1977年
12月29日召开了万人批判大会,范达人还一度入狱。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
中,梁效成员受到如下处分:

第一,李家宽、宋伯年、王世敏属三种人(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开除党籍;第二,范达人
、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第三,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
录在案;第四,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第五,一般成员不
予追究。

后来,一些曾经是梁效成员的学者,在北京大学还是获得了重新发展的空
间,有的成为著名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担任了系主任乃至副校长等领导职务。在上
海,徐景贤被判处徒刑15年,朱永嘉被判处徒刑14年,王知常被判处徒刑12
年。写作组的其他成员也受到不同的处理,总的来说,受到的处分较梁效严重


一种看法认为,写作组成员的教训是跟错了人。如果他们跟的人在政治上不倒
台,他们也不会倒霉。按照这种逻辑,似乎跟对了人就可以避免悲剧。其实,写作
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悲剧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跟对人,而在于
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丧失自身的独立性。

摘自《东楚晚报》2010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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