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研究室 1976年天安门事件始末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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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第三编 第二十七章 二、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

　　随着“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后果的不断暴露，党内外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江青集团的力量不断发展。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强烈不满，通过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公开表现出来。

　　在1976年1月间人民群众痛悼周恩来逝世时，“四人帮”等人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作出种种规定压制和阻挠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除了禁止自发的悼念活动外，还控制舆论工具不准报道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1]，加紧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

1月14日，是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却在头版头条刊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专题报道，开头一句便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 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并提出“清华大学这场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这篇文章的发表，公然强奸民意，破坏悼念的气氛，激起群众的强烈 义愤，有些读者把报纸撕得粉碎。质问、抗议的电话、电报纷纷打向报社。

2月13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又在《光明日报》发表《孔丘之忧》一文，说什么“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把 攻击的矛头直指悼念周恩来的广大群众。人民群众怒不可遏。3月5日，一些群众发现，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删去了稿中原 有的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于是，责问的电话不断打向文汇报社。3月25日，一些群众注意到，《文汇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 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愤怒的群众认为，受“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再次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是存心反对周恩来和邓小平。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使人们胸中积蓄已久的爱与恨终于像火山熔岩一样迸发出来。3月28日，南京大学的400多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遗像和花圈，前往周 恩来曾经居住过的梅园新村举行悼念活动。接着，来自工厂、机关、学校的成千上万的人抬着花圈，走向梅园新村和雨花台。连续几日，人民群众自发举行悼念周恩 来的游行、集会，贴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强烈要求清查《文汇报》‘三五’‘三二五’恶毒攻击周恩来事件”、“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 大幅标语，并将标语刷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把南京人民已经起来公开斗争的信息传向四方。

　　南京群众的抗议行动引起“四人帮”的警觉和不安。3月30日，王洪文对他们的帮派骨干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姚文元说：“南京事件会很快影响到北京，你们要注意一下北京的情况。”

　　南京群众的抗议行动被强制压了下去。但是，人们并没有屈服。南京街头再次出现了“同打着白旗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等大标语。3月下旬起，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也冲破“四人帮”的阻力，利用清明节的祭祀习俗，广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在北京，首都群众对于“四人帮”的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从3月底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放满了花圈、花篮，张贴着数不清的诗词、悼文和传单。成千 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人们高唱《国际歌》，高声朗诵诗文，发表演说。这些诗文的作者绝大多数 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干部和学生，尽管素不相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是，他们共同表达出了鲜明的爱憎和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精神。

　　人民群众在清明节前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引起“四人帮”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利用舆论工具极力歪曲事实，阻挠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4月1日，中央政 治局召开会议，认为南京有人借故闹事，干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同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说：“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 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通知要求各地领导机关“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 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同时，北京市各单位普遍传达姚文元的话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不让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 来。

　　这些压制群众正义行动的措施受到人民群众的抵制。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北京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一再重申的禁令， 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丙辰清明，泪雨悲风。英雄碑前，万众云涌。”[2]送花圈的队伍绵延不断，声势浩大。整个广场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花山诗海”。人们在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中慷慨陈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3]这首有代表性的诗矛头直指江 青、张春桥等人。人们高喊“打倒野心家、阴谋家”等口号，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的震天动地的场面。

　　人民群众在痛悼周恩来、怒斥“四人帮”的同时，还喊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最强音。有一首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诗写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总理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实现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 祭。”[4]这篇檄文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把思想从“四人帮”实行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心 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近十年的时候，这呼声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将要来临。

4月4日这一天，南京的梅园新村和雨花台、郑州的二七纪念塔、杭州的西子湖边、西安古城的钟楼下……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高潮。各地群众表达着一个共同的心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事态的发展。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 下，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定为反革命事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会议决定：清明已过，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民兵和公安 人员围住人民英雄纪念碑，阻止群众再去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准备”。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 份报告。

4月5日凌晨，广大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可是，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都已不见踪影，一些自愿彻夜守卫花圈的群众也已被带走，人民英雄 纪念碑周围布上了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人们看到这种情形，异常气愤。上午，数万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 总理就打倒谁！”一部分人同民兵、警察、部队战士发生严重冲突。下午，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起火，群众和民兵、警察都有受伤者。 当晚6时25分，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广播讲话，称：“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 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这个讲话在天安门广场反复播送，多数群众逐渐离开。晚上9时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进入广 场，驱赶和逮捕滞留在广场的群众。从3月底到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人民群众大规模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事件，被称作天安 门事件。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发生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活动，被统称为四五运动。

4月1日至6日，“四人帮”通过其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以掐头去尾、歪曲真相等手法，编写情况反映，千方百计地把天安门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4月6日 凌晨，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后，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指示公安部门“要揪出司令部”。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 报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严重。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这篇由姚文元组织 编写的“现场报道”，诬陷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 方向”。毛泽东据此提议，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待十届三中全会审议批准。这一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认定和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是 完全错误的。不过，在撤销邓小平的职务时，毛泽东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并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两个决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 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天，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抗议运动，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它的实质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在这次抗议运动中，人民 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拥护以及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憎恶集中地爆发出来。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鲜明地表 现了人心的向背。尽管当时的报刊广播竭力宣传“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人们不仅不理会这种宣传，反而对这种舆论进行尖锐抨击。
    [table=100%][tr][td]这次抗议运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是 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市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经过近十年社会现实的教育，他们开始对许多重大 政治问题的是非有所醒悟，把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联系在一起，表达出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强烈愿望。这 次抗议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了，但是，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注：

[1]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新华社从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会召开前的6天中，发表的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代表吊唁周恩来的消息只有两条，而全世界的报刊却在大量地、连续地刊载怀念、赞颂周恩来的文章。

[2]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

[3]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页。

[4]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283页。

责任编辑：凌绝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