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转折还是选择——重估1956-1957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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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这两年的反差极大。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领导人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

　　所谓希望，是说1956年初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以后，中共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动员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目标是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提出的宏伟理想和奋斗目标，国人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所谓思考，是说当中国宣布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针对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判，特别是揭露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在创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时所犯的种种错误。苏共中央的创举令很多共产党人深思：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是不是正确的或唯一的社会主义样板？苏共提出的问题更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选择，是说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掀起的震动社会主义阵营的风浪刚刚停息，1957年夏季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又把整个中国社会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共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使人们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其结果，“百花齐放”变成一花独放，“长期共存”变得名存实亡。知识分子消极了，民主党派沉默了，肯于思考、热心报国的人群失望了，全国上下万马齐喑。为了巩固政权，中共最后决定还是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并以此作为执政党今后的行动纲领，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由此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本书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笔者的思考和写作，追寻了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作为一个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这是中共在1956—1957年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

　　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原本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境界的一个大体设想，后来经列宁和斯大林的实践，逐步形成了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有共产党人便以此为奋斗目标。因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按照共产主义的理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败落的思考，以及同黄炎培关于国家兴亡周期律的讨论，充分表明他对政权得而复失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高级干部内心考虑问题的思路，根本上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和“打天下、坐天下”一套理念的支配。革命具有惯性。中共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这种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必然采取革命的方式巩固政权，改造社会。借助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通过武力镇压和群众运动的手段，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改造社会及国民的思想。

　　到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制性质变了——官僚买办经济、地主经济和资本家经济已不复存在，社会成分变了——暗藏的特务和反革命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富农正在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也就是说，国内的敌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这时，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大多数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也对共产党人心悦诚服，认为他们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连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针，甚至考虑采取某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中共的现时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即取得执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认识。

　　然而，这种认识似乎还是下意识的和模糊的。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看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是有可能丧失的。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相呼应，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其国内根源则在于执政党沾染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及其所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政策，由此引发了人民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其中，最令毛泽东和中共感到震撼的是后者。在中国，经过镇反、肃反和一系列改造运动，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还有一些残余力量，也不会翻起大浪。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同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采用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祛除一些共产党干部执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风和旧弊陋习。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反动势力已经基本清除，原有的剥削阶级正在被改造为新人，广大知识分子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就不会再有人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但与此同时，在中共的干部中，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正在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现象日益严重，而对这一切，仅靠党内思想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亲自在党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当时，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一批热心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确实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大胆地说出了许多过去不敢讲的话。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评的矛头竟然指向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方式提出质疑。看来，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想要翻天的还大有人在。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击，而这个决定又恰恰迎合了党内基层干部对整风运动中诸多言论和做法的不满情绪。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革命的暴风骤雨再次降临中国大地。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遭到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最后解决。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做到。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本来就是中共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反右派”斗争很快取得了完全胜利。此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并且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不过，这次开始的经济建设高潮，借助“反右派”的东风，继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至于阶级斗争，到“大跃进”失败之后便转入了党内，后来就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及中苏关系的估计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和内在的联系。

　　中国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以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意义，对于苏联来说，主要是一个安全问题，斯大林考虑的是利用中国作屏障，解除来自东方的美国威胁。而对于共产党的中国来说，巩固政权，组织社会，发展经济，这一切都需要依靠苏联的帮助。况且，就长期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在主观意识中，中共除了向苏联“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外，没有别的选择。

　　毛泽东做出与苏联结盟的决定，还有一个逻辑——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个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俄为师”。中共长期在农村和山沟里坚持武装斗争，没有管理城市和国家的经验，更不知道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所以，只能学习苏联。1952年底，国内外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便主张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提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不过，斯大林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立即走上苏联的道路。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差得很远。你那里刚刚把土地分给农民，怎么实行全盘集体化？你连起码的工业基础都没有，怎么实行计划经济？斯大林一再告诫毛泽东，不要急于学习苏联的榜样，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慢慢来。
斯大林去世以后，莫斯科新领导层一方面开始着手处理在斯大林时代积重难返的种种社会危机，一方面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调整对华方针，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援助。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得中国从国家机构的设置、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种管理制度的形成，直到各大城市的规划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量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是，正在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大厦的时候，苏共召开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同时，毛泽东也感觉到苏联模式存在着弊病，提出“十大关系”问题，开始考虑走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思考都没有触及到当时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的根本问题，但这种思考无疑已经蕴含了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基础。

　　1956—1957年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互支持，取长补短。总体说来，苏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从“一五”计划的执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直到核武器的研制，赫鲁晓夫向中国提供了巨大帮助；中国在政治上支持苏联：从平息苏共二十大给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带来的冲击，消除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震动，直到在六月事件和朱可夫事件中坚定地支持赫鲁晓夫，毛泽东也为苏联提供了巨大支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毛泽东不满意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做法，不同意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而赫鲁晓夫则认为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有不妥，对中共带头指责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也暗中不满。但这些都是枝节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以共同对付和战胜美帝国主义，这是他们一致的和首要的目标。莫斯科会议就是中苏合作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经典之作。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却逐步出现了一种隐患，即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正悄悄发生变化。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敢于出兵朝鲜与美国对阵，又在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的国际风波中镇定自若，指挥有方，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及各国共产党对中共刮目相看，由衷钦佩。更何况斯大林去世以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无论讲革命资历和理论水平，还是讲政治经验和领袖魅力，毛泽东都越来越显示出其超人的优势地位，远非赫鲁晓夫之辈所能相比。于是，随着赫鲁晓夫和苏共屡次陷入在两代领导人交替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危机，在中国党内和社会上渐渐形成了一种中共应取代苏共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毛泽东本人也在言行举止中流露出这种情绪。这一点，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表露得十分明显。

　　不过，恰恰在1957年底，苏共的劣势已经走出低谷。赫鲁晓夫本人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国内的绝对权力，东欧危机的解除使苏联恢复了传统上对那个地区的影响和控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也在这时显示出辉煌的成就：农业获得战后少有的连年丰收，先后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这一切都让赫鲁晓夫感到骄傲，使他更坚信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集中精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也使他看到了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的光明前途。为此，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洋洋得意地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然而，毛泽东在此看到的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是社会主义将要很快埋葬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潮流。因此，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激进的革命路线，鼓励和支持世界各国进步力量，与帝国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显然，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形势需要，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及时修改苏共的指导思想，那么中共就必须站出来，挑起领导世界革命的重担。

　　毛泽东感到，中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经济实力，他早就憋着劲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不过，毛泽东对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的认识，并没有超出苏共二十大文件指出的范围，所谓避免或少走苏联的弯路，也不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所质疑。毛泽东所要求的只是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苏联，其方法就是中共所熟悉的大搞群众运动。这种单靠高指标、高速度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搞经济建设的方针，在1956年下半年遭到周恩来等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抵制，也受到苏联专家意见的制约，被作为“冒进”反下去了。到1957年情况就不同了，“反右派”运动以后没有谁还敢站出来唱对台戏，苏联专家的意见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泽东就要大张旗鼓地开始经济跃进了。超英赶美变成了赶超苏联，以后的事情就是要看，到底是中国学习苏联，还是苏共服从中共了。

　　这就是本书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如今，站在21世纪的角度来看1956—1957年这段历史，令人不胜感慨。在中国，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及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国家栋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的社会精英。他们有善良的愿望和伟大的抱负，一心想把中国领上一条走向理想王国的康庄大道。然而，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刚刚迈出第一步便停止了，或者说当时他们进行了一次不彻底、不成功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包括自身思想认识的限制和客观环境的制约，由暴风骤雨般革命时代造就的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习惯于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很难否定自我，很难放弃传统的斗争思维和革命方式，很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过去研究者常用“转折”这个概念给1957年的中国历史定位，似乎1956年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57年又转向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笔者以为，这个定位不够准确。首先，1956年中共主要还是在思考，八大所确定的路线也只是展示了一个前景，至多是刚刚开始起步。其次，1957年中共的选择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与1956年以前的传统思维和习惯以及1956年的思考有着内在的联系。应该说，到1956年初，中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苏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针，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历史确实提供了一个机会。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走向何方，这时需要并有可能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比较，中共领导人也确实开始了探索。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国社会的骚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真心参与共产党整风而提出的尖锐意见，使中共难以承受，终于在1957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所以，这里不是转折，而是稍有停顿和观望，便沿着中共传统的和熟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就共和国的发展道路而言，真正的转折出现在80年代。说句史学研究者一般不大讲的话，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招贤纳士，改弦更张，那么——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世界看到各国独立自主多元发展、不同模式竞争前进的局面，就有可能在50年代的中国出现人们在80年代才看到的“转折”。


(本文系《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序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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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本书所使用的文献和史料。

    第一，广泛引用已出版的档案文献。

    从目前中国的档案管理制度看，一般学者是无法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因此，也就很难通过查阅和疏理高层档案文件，特别是各种会议记录，了解中共的决策过程。不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大量文献及年谱、大事记等史料集，其来源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这是研究共和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笔者在引用这些文献时注意到以下几点：（1）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献中，注释特别重要，其中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极有价值。有的文献本身只有几个字，注释却长达几页；（2）不少文献在发表前进行过修改，在编辑时又做了删节，有的有说明，有的没有说明，稍不小心就可能误入歧途。因此，笔者尽量找到原始文件进行比较；（3）在引用重要文献时，需要对比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因其中不仅注释，甚至正文都可能有差别；（4）笔者能够看到的中共文献并不完全，需要时必须靠其他史料补充之。

    第二，尽量挖掘地方档案馆的有用资料。

    过去，学者对中国的档案开放政策多有抱怨，感到难以进行历史研究。目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例如，有外交部档案馆引领，部委一级的档案正在考虑解密。特别是近几年，各省市档案馆均已开放，原则上可以任研究者查阅。地方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社会生活各方各面、各行各业，虽缺乏中央决策的内容，但是从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互动的角度观察，对于决策的结果及执行情况，却有十分详细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各级党政机构贯彻中央决策的方式和办法，社会基层对国家各项政策方针的反应，不同群体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在这里是应有尽有。只要研究者肯花时间，肯下功夫，就能够观察到整个社会乃至每个细胞的动向。
第三，大量转引过去公开的和内部的报刊资料。

    转引当年报刊杂志资料的重要作用无需赘言，笔者在疏理史料时就是逐日对照《人民日报》，从而解决了大量问题。这里主要谈一个极有史料价值的内部刊物——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辑发行的《内部参考》。这个刊物当年是仅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其中报道的国内外重要新闻，一般都是公开报纸甚至《参考消息》上都不予刊载的。除了对国外情况的报道外，《内部参考》还大量刊登了国内各地区的民情，既有各级党政军和社会团体的工作情况，也有社会各阶层的情绪和反应。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这个刊物提供的信息不仅数量极大，而且内容真实，是了解社会基层活动的绝佳材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所幸《内部参考》现在已经成为公开史料，在海外一些图书馆或资料室都有收藏，并可以大量复印。

    第四，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

    目前中国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是当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本人找到对历史的感觉，而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气氛和当事人的感受，却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的白纸黑字。所以，这种感觉在呆板的档案文献中是很难找到的，这就需要依赖当事人的叙述进行弥补。毛泽东过去还有个习惯，他本人召集的一些重要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不允许做记录。所幸是为工作需要有时与会者可以做个人记录，这些材料也是查阅档案无法替代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吴冷西的回忆录。但是，回忆和口述史料也有一个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有些人写回忆录，有条件核对档案记载，又具平常心态，这比较让人放心。但也有很多人是单凭自己的记忆或好恶，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时特别谨慎，办法就是尽量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比较和鉴别。

    第五，充分利用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

    近年来俄国档案解密和利用的情况已为众所周知，其重要性对于研究50-60年代中国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这不仅在于中国此期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受苏联影响甚大，而且在于中国档案资料的缺憾往往可以从俄国档案中得到弥补。且不说斯大林在世时，中苏两党会谈时，不许中方当场做记录，就是后来有了记录，中国目前公布的也是极少数。例如，在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1949-1952年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电报共17件，而目前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卷本只收入了2-3件。再有，对比中苏双方的记录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时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大量使用俄国档案研究中国史，或许也可以看作笔者在史料引用方面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