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国际研讨会专题报道之三：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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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命運，一個國家的命運：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與回憶”
[align=-webkit-auto]   國際研討會： 背景
關於2012年12月6、7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知青問題國際研討會的宗旨，在會議散發的正式文件首頁是這樣表述的：
“上山下鄉運動期間持續組織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下鄉是毛時代的一大歷史事件，它的後果及影響在今日的中國依舊顯現……現在是時候來總結一下這場運動、它的前因後果，尤其是對那特殊的一代人所施加的影響，因為他們在當代中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還將繼續影響它的命運。這次會議的目的不僅僅是做一份歷史總結，同時也是告訴大家這一歷史事件在今天的中國仍然繼續通過文學電影繪畫各種方式進行……

但是會前筆者收到的電郵，原稿關於會議的宗旨還有更詳細的表述：
“上山下鄉運動期間持續組織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下鄉是毛時代的一大歷史事件，它的後果及影響在今日的中國依舊顯現……
對整整一代城市人來說，這是一場決定命運的重大事件。稱之爲“失落的一代”，是因爲他們中的絕大部分被剝奪了正常的受教育機會，而將許多原有的理想丟失了在農村。但是，這一代人也是“思考的一代”，他們學會懷疑充滿欺騙性的口號，而且對中國的窮鄉僻壤、邊境地區、少數民族原住地，都得到個人深切的體會，這是城市青年難得的經驗。
然而這一代人今天卻處於一種極爲反常的狀態中：他們之中的大部分已經退休，並且滿嘗經濟改革的苦果（失業、喪失社會地位，甚至被逐出城市中心），相反地，現在有少數一部分在“腦力勞動者”圈子裏爬上了事業頂峰，當上了幹部、企業領導、工程師、大學教授、作家、藝術家，等等，更有這一代的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正準備在2012年秋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進入中央政權的最高領導層。他們將接替在非常傳統的共產黨模子中培養出來的老一代，那麽人們不禁會問，這些精英基於他們的不平凡的人生經歷會不會採取另類的管治作風呢。
所以，現在是時候來總結一下這場運動、它的前因後果，尤其是對那特殊的一代人所施加的影響，因爲他們在當代中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還將繼續影響它的命運。這次會議的目的不僅僅是做一份歷史總結，同時也是告訴大家這一歷史事件在今天的中國仍然繼續通過文學電影繪畫各種方式進行……”

——顯然，原稿中被省略的這一段更明確地表達了舉辦這次會議的初衷：現實是歷史的延伸，由於中國當代政治社會出現的新情況，知青歷史研究的迫切性被提出來了。用句通俗的話說，就是知青問題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和出現“知青下崗”和“知青治國”都有很大關係。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正式文件省略了這一段，但這個意思也還是比較含蓄地體現出來了。
【順便提提，對原稿這句話：“他們之中的大部分已經退休，並且滿嘗經濟改革的苦果（失業、喪失社會地位，甚至被逐出城市中心）”筆者持保留態度。筆者的知青同學朋友確實大部分已經退休，他們之中，平實而論，大富大貧的幾乎都沒有，和一般廣州城市居民一樣，多數人還是享受到經濟改革的好處，晚年終於過上了以前難以想象的小康或准小康的安穩生活。原稿這一段對基層老知青現狀提法似不夠客觀，刪去也對。】

那麽，幾乎與“十八大”同時，在中國社會政治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有人在香港發起這麽一個敏感的會議，它的背景是什麽？相信一定會引起許多人的好奇。筆者作爲身居海外的一個獨立自由撰稿人，偶然從旁得知這次會議的消息，提交論文審查通過以後，有幸被邀請出席會議。在此，筆者願意把本人對此次會議的背景發掘和觀察分析如實報道，以饕讀者。

一、緣起：零九年初，中法兩位知青問題研究專家萌生開會念頭
中國知青歷史，跨度二、三十年，涉及將近兩千萬人，長期以來，研究者寥寥無幾。知青寫知青的文章多半是回憶性的，討論也往往帶有很大個人體驗的情緒成分，談不上深入，也許是本人孤陋寡聞，至今能找到的學界正式出版的知青歷史專著一共只有兩部，即定宜莊和劉小萌合著的《中國知青史》和潘鳴嘯的《失落的一代》
定宜莊和劉小萌同爲老三屆知青，皆下鄉內蒙，後來又都成爲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研究員。1998年兩人合作寫成《中國知青史》一書，實際上這是各自獨立的兩本，即定宜莊寫53年—68年部分《中國知青史-初瀾》和劉小萌寫的68年以後部分《中國知青史-大潮》。當時雖然由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多少關注，直到十年以後，紀念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周年時，中國青年出版社重新再版，鳳凰衛視及國內媒體全面報道，這部書的影響才逐漸擴散。筆者是因爲廣東知青作家朋友陸基民的推薦贈送，在2011年4月第一次讀到該書，閱後深感該書資料翔實，時段有序，敍述全面客觀，是目前國內最權威的知青史著作。
《失落的一代》作者潘鳴嘯是法國人。筆者2012年1月5日蒙廣州朋友黎服兵邀請和香港知青協會羅鈞、金虹等一起聚會時，宴席上第一次見到“老潘”——他喜歡別人這樣稱呼他。這位和中國紅衛兵知青同輩的法國人，66年中國文革風起雲湧之際，也在法國投身激進的學生運動，所以他戲稱自己曾是“法國紅衛兵”（1968年法國爆發“五月風暴”，其時中國的紅衛兵運動還未結束）。出於對“紅色中國”的好奇和向往，當時的小潘一度希望投奔“革命聖地”，但不得其門而入，滯留香港期間，因爲接觸到一些偷渡到香港的知青，對“鐵幕”背後的當代中國歷史産生濃厚的興趣，決定放棄原來哲學專業，改攻中國當代史，以研究知青歷史爲主。《失落的一代》研究範圍主要是68年以後的上山下鄉運動，作者不但大量查閱了國內各種出版物，官方公開或不公開的大量文獻資料，還做了長時間的田野調查。該書給人印象深刻的一個基本論點是：大量資料證明，文革後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並非人們通常以爲是爲瞭解決文革期間經濟滯後人口發展引起的就業矛盾。書中根據官方資料統計得出結論：“其實，在‘十年動亂’期間，被招工進城的農民數量是跟被下放農村的知青數量‘一樣那麽多’，或者是‘幾乎一樣那麽多’（《失落的一代》第53頁），經濟原因不是主要的，根本還是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需要。
上述兩部權威著作的作者，作爲召開一次知青問題研討會的發起人，顯然是再適合不過了。事實正是如此。
關於舉辦這次會議的緣由，老潘在電郵裏是這樣回答筆者詢問的：
“召開一次上山下鄉運動的國際研討會的想法，好像是某次和劉小萌談中國和外國知青研究狀況的時候才萌生出的。當時，上海2008年底的會已經開過，而《失落的一代》剛剛在香港出版了。我們覺得沒有很多人做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我想也許可以組織一個演講會促進這項研究。小萌很贊成，說我應該是組織這樣個會議的最佳人選。我們認爲最好在國外開，以免有太多限制。
一開始，小萌想在巴黎開。我請過他來巴黎訪問，他想和一幫學者朋友們在那兒聚會很好，很多人願意去。我也很願意，但後來發現在巴黎開的話，費用太龐雜，而且很難找到資助的機構。所以，最好選擇在香港開。對我來說知青和香港有密切的關係（因爲我是在香港開始關心和研究知青問題的），而且在香港我的“關係”比較多。我知道由我在1992年成立的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會鼎立支援幫忙，在中文大學也認識不少人，何況《失落的一代》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的中文翻譯，歐陽因，也是住在香港。她說我早多年前認識的金虹和其他香港知青協會的朋友們打算請我和她參加有關我書出版的會議。開會時，他們的熱情令我很感動。在會上也發現有不少“香港知青”是偷渡出來的，像我第一次在70年代認識的知青一樣。以後，和金虹與羅鈞談了開研討會計劃時，我們就覺得應該注重偷渡潮這個題目。
當時，我寫了一個初步的計劃，給幾個大陸朋友看，聽他們的意見。他們從一開始就答應參加……”

二、促成：得益香港中文大學等學術機構全力支援
這次會議安排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環山面海，景致優美；該校的歷史系、中文系教授親自主持會議的分段發言討論，十分認真，非常專業；該校許多教學研究人員和學生義務參加組織工作，還有部分在讀的各系博士生列席會議旁聽並熱烈參加討論……這些都給筆者留下很深印象。後來問過老潘，才知道這只是表面的情況，背後更重要的是：中文大學對促成這次會議起了關鍵作用，原因是它幫忙解決了的兩大難題——尋求資助和提供會場。
老潘這樣說：在和中國大陸一些學者達成開會的共識以後，“最大的問題是找資助。當時，我去見何佩然，她早年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念博士，當時我在那兒的‘中國中心’工作，經常見她來找資料及上課。我們談香港和大陸問題，很談得來。後來，她當了中文大學的歷史系教授。我一提及我的計劃，她就很支援，只是說要強調知青和香港歷史的關係，因爲她的研究所專門研究香港歷史。我說這不是問題，因爲我本來就打算強調這一點。後來，梁保全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和李和聲香港歷史資料中心的資助特別重要。大部分參與者的住宿由他們負責，還有會議室，複印，午餐等。
去年6月份，我到北京去當擔任清華大學中法研究中心主任一職，這給了我更多機會和研究知青問題的專家朋友們商量研討會的籌備工作。我也可以從這個中心得到一點資助。我也經常有機會和法國現代中國中心主任魏簡，商量資助和安排。我們三個人（魏，何與我）合作得很好，把具體問題都解決了。”
參與籌辦這次會議的香港知青協會金虹女士給筆者的電郵補充證實了老潘所說的情況：“發起單位五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法研究中心，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梁保全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以及香港知青協會。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法研究中心是老潘現在工作的單位，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是老潘以前工作過的單位，也是這次研討會的主要支持者，一大部分款子是他們出的。中文大學出地方、工作人員及接待的賓館和餐廳，出多少錢就不大清楚。”
需要補充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個相關資料收藏在亞洲首屈一指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有許多研究者（如高華、伯恩斯坦等）都曾得到過該中心的幫助，出了許多研究成果。這次主辦者老潘尋求該中心支援的努力曾一度受挫，但最後還是峰回路轉。老潘說：

“我本來很希望得到這個中心的幫助。但是，XXX當主任後，這個中心的方向完全改變了，XXX拒絕幫助我這個計劃……新主任陳建民上任後，我們終於能得到“服務中心”的資助。當時，我們已經把大部分的問題都解決了，但是我還是很珍惜他們最終的態度，因爲我覺得“服務中心”恢復了獨立的傳統，回到了原來的學術道路上，而他們對我們的認同支援就是一個象徵。在這方面，要特別感謝中心的兩個老朋友：熊景明女士和高琦先生。”

三、襄助：“香港知青協會”功不可沒
中文大學舉辦的一個高規格的學術研討會，一個“知青協會”參與其中，且非常活躍，不但上臺演講，會前還協同籌辦會議，這有點不同尋常。除了因爲會議的內容是研究知青，還和香港知青協會有很強的活動組織能力有關。
香港知青協會成立於二零零八年，是在香港政府註冊的獨立的群衆性社團，現在已成爲香港影響力最大的知青組織。這個協會除了擁有陣容龐大的藝術團，世上獨一無二的知青出版社，還特別熱衷文化和歷史的研究傳播，尤其是知青史的探討，近年已經獨力成功舉辦過兩次學術研討會。香港知青協會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協會主要的任務之一是傳承中國知青記憶，獨立表達自己的歷史”。該協會負責人之一駱少偉說，中國再也不能出現「極少數人擁有書寫歷史的權力，而普通民衆只能被動接受那些經過篩選和異化的資訊」。這次潘鳴嘯先生牽頭發起組織知青國際研討會，在籌備階段就頻頻和香港知青協會接觸，商討。
筆者從該協會負責人之一金虹女士處瞭解得知，他們在協助組織會議方面主要發揮了兩大作用：一是聯絡廣州和香港的知青，重點調查整理當年知青偷渡香港的歷史並提交會議，賦予這次在香港召開研討會一定的“本土特色”。這對豐富香港歷史記錄也是一大貢獻；二是幫老潘分擔聯絡與會者，催促提交論文，和本地媒體打交道……等許多事務性的工作。

從上述三方面看，這次在香港召開的國際知青研討會完全是學術性的，無論從發起組織，到論文觀點，都沒有統一的預定政治立場，也沒有任何政治背景。

            (阿陀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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