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莫为己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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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近二十年前在美国学习时，曾读过一本王力雄的预言小说，二十年过去了，大致情节、故事依然记得。 　　记得近二十年前在美国学习时，曾读过一本王力雄的预言小说，二十年过去了，大致情节、故事依然记得。那本书对未来中国的假想极为恐怖，看得我心惊肉跳，好在以后的发展并未让那恐怖的假说成为现实。不过，那本书中有一个设想，我极为赞同：人死后不要留骨灰之类，而是留下每个人写的一生回忆。让后人看看前人的回忆录，比祭奠亡灵要有意义得多。
　　其实这种设想已经部分实现了。当下层出迭现的大人物回忆录，不就是作者所希望的吗？当然，写回忆录能出版且让我们读到的，都不是凡夫俗子。小说作者强调的，也不是这一类回忆录，而是普通人对自己一生如实的记录。这一类回忆录看多了，又有一个担心。几乎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只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败走麦城”则很少去提。初看时对这些伟人崇拜至极，看多了，就生出了疑问：难道每个人都如此辉煌、伟大吗？如果真的如此，历史为何有如此多的曲折？如果这样来写历史，不就都成了伪史吗？历史不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吗？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文革”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文革”固然有许多原因，也的确造就了许多冤假错案，但也应该承认，左派能利用群众打倒干部，部分原因还在于“文革”前的体制导致的干群对立。一些干部利用左的路线伤害了不少好人，甚至借劲吹的左风把自己仇视的人置于死地。一些受害者则利用“文革”造反的机会报复。报复固然不对，但被报复者当年整人难道就对吗？但绝少见到哪个“文革”受害者讲自己当年整人的事。我总觉得，中国发生“文革”，应该全民忏悔。红卫兵害人应该忏悔，受害者也应该忏悔。只有全民忏悔，反思“文革”的起因，才能避免这种人间悲剧重现。光谈自己如何受害，不说为什么，这种回忆，至少不够完全。
　　我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还是因为何炳棣先生那本《读史阅世六十年》。何先生在去年去世，有许多回忆文章，这本书也再版了。书2005年出版时我就买来读了。何先生是史学大家，他治学的严谨、勤奋以及成就之卓著，我都极为敬佩。但我对何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返国后吹捧“文革”的文章，印象极深。所以，拿到这本书后，我最想看的，是这一段回忆。如果他对这一段历史有翔实的记载，并深刻反思，我会更敬佩他的人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在于是否悔过。但读完此书之后，我极为失望，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何先生回避了这段历史，甚至想把它抹去。
　　何先生在序言中说：“本书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承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唯有如此做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本书的其他部分我没有去考证，但起码关于七十年代返国的回忆，是没有兑现序言中的承诺的。
　　1971年，中国的“文革”如火如荼，这种自我制造动乱的行为，已遭到国内外的一致反对。国际上，中国形象受到严重破坏，甚至许多左翼人士对此也不敢苟同。当权者为了挽回颜面，邀请部分海外著名华裔学者组团回国观光，何先生亦在其中。结束访问后，何先生写了一些文章，还发表演说，盛赞“文革”。其中最著名的，是1974年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的长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全文两万余字，由《参考消息》分五次连载，在当年海内外影响相当大。
　　在这篇文章中，何先生从商周一直讲到“文革”，论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在理论上，他从斯密、边沁一直讲到罗尔斯，来论证新中国尤其是“文革”之伟大。他说：“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领导，自1927年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定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在他的笔下，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远远超过，中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文化水平提高，真正成为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这真正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类史上崭新一页”（转引自雷颐《读史阅世何炳棣》，《读书》2012年第8期）。
　　在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何先生是如何对待他这一段历史的呢？他还坚持“有史实与感情”，无非“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在他看来，他写的繁荣、民主都是现实，不承认自己捏造历史，无非没有“底层真正的动机”罢了。他还强调自己对祖国有“感情”。当年还是“四人帮”践踏中国之时，他的爱国，是爱的这个祖国和人民吗？当时人民还在受难，他爱的，显然是付费请他回国旅游、奉他为上宾的“四人帮”当权者。这种“史实”和“感情”现在还值得去提它吗？
　　在“文革”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饱经磨难，许多何先生念念不忘的师友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甚至被直接迫害致死。这些事情，当年海外报刊多有披露，何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尤其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师友众多，他应该是关注他们的命运的。但面对这些师友的痛苦，何先生却赞扬“四人帮”横行下的中国民主、繁荣，这岂不是违背了史学家最起码的良知？
　　如果何先生一直支持、拥护共产党，这样说也不为过。但从回忆录来看，并不是这样。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极高的情况下，他反对中共地下组织民先队的抗日活动，反对民先队组织的学生运动，主张复课并解散这些组织。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的反蒋运动，他也未参与。我认为，在日寇入侵、民族罹难的情况下，中共在清华的民先队要求抗日是完全正当的。何先生反对这些抗日活动，其爱国心何在？我不是要给何先生扣帽子，但起码可以看出他对作为中共成员或支持者的左翼学生是不赞成的，决不是中共的盟友。在抗日时不支持中共，而在“四人帮”当权的极“左”时期，却充当当权者的吹鼓手，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仅仅以爱国来解释，是不够的。
　　当然，许多海外华人都吹捧过“文革”，这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海内外都有影响的史学大家，何先生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这件事。如果何先生能认真总结这个失误，在回忆录中将犯下错误的来龙去脉、原委先后讲清楚，他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学者——“伟大”不是事事正确，而是错了知道反思。这一点错误，无损于他的光辉形象。但何先生在回忆录中的态度，并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在回忆录第十九章第二小节“新中国的号召”中，何先生仅用不到三页的篇幅记载了他人生历程中重要的一段，而且绝大部分是讲过程，讲组团经过，讲与毛泽东握手，问起给尼克松总统写信，讲1977年全美华人协会筹建等，并没有讲他自己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那些吹捧“文革”的文章与演讲的写作背景。真正涉及这些的内容，仅有一小段，两百来字。这两百来字中，还坚持自己写这篇文章是有“史实与感情”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瞎写的，而是由于爱国情怀，真正检讨的只有一句“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而且他还企图抹杀这一段历史，“同样愿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写的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看来，让何先生念念不忘的光辉历史是要大谈特谈的，而他做的错事，最好彻底忘掉，从历史上一笔抹去，这是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吗？
　　我讲这一段历史，并不是要否定何先生，在我看来，何先生不愧为中国一代史学大家，他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不容否定。读了何先生的著作，我也受到许多启发，比如他关于徽商的论述，证明了徽商的生活腐化与官商勾结的需要相关，这就对我极有启发。他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文革”中的这点失误，无非白璧微瑕。如果自己把错误认真当回事，别人就不去注意“微瑕”了；如果自己竭力掩盖“微瑕”，别人就会想方设法把“微瑕”看个清楚。这点道理，相信何先生也是明白的，但就是没做到。
　　我之所以关注这件事，就在于在华人学者中，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可以说，几乎所有华人写回忆录都是这种风格。为伟人作传者，也常常是这个路数，甚至你讲了某人祖上（不知是多少代，也不知真假）的缺点，尽管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其后人也要没完没了地讨个说法，甚至向法院起诉。尊者为己讳，旁人又为尊者讳。这种风习延续下去，我们还有真历史可言吗？当然，这为后人考证回忆录及传记的真伪提供了机会，促进了就业，大学也有相关课程讲授。但这不是资源浪费吗？
　　何先生已经仙逝，他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了。但愿以后这样的回忆录和传记能尽量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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