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追求生命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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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以小说写作步入文坛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某种机缘，我得以结识了被逐出京门，下放太原钢铁公司“劳动改造”的文艺批评家唐达成。我的家族一直是希望我成为一个“造船工程师”，大概也是一种向往“蓝色海洋文明”之梦吧。但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破灭的这一梦幻。恰逢其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在唐达成的指导下，我开始了早期的小说创作：写出短篇《新上任的检验员》、《拜师》、《胖蔫糊和常有理》、《孟晶玉》、《蓦然回首》，中篇《老中医和他的女婿》、《新松恨不高千尺》等等。以现在的眼光回首看，这些小说都可谓是“时代的产物”，不仅有着“文革”主题先行图解政策的痕迹，而且十分浅薄幼稚。如今看来令人汗颜面赭。
应该说，文学待我不薄。我简直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就是这些摆不到台面的“文学上的成就”，竟然使我尝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甜头。且不说因为看重我的“文学才华”，娶到一个美丽贤惠的夫人；而且还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坛的后起之秀”，捷足先登，在1977年就被马烽等老一辈作家作为工人作家的代表，推荐为山西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紧随其后，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常委、太原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太原工人文化宫主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一顶顶桂冠如鲜花般落下，文学成了我仕途的敲门砖。但也因此而疏离了写作，成为一个文化官员。得便宜处失便宜，这就是生存之辩证法。从1980年代初到新世纪之初，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我几乎封笔。直至2001年底，我才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摆脱开繁杂行政事务，开始重操笔业。
一开始当然还是恢复小说写作，写出了反映警民间“猫鼠之戏”的长篇小说《赌博》和反映官场潜规则的长篇小说《弦断有谁听》；以及《审判现实》、《不要电话拜年》、《匿名信风波》、《凡人歌》等。由小说创作转身传记写作，缘起于唐达成传的撰写。
自唐达成1999年10月去世，文坛诸多名家的怀念文章汇成了一本煌煌30万言的纪念文集《南窗外集》。我作为唐达成的“患难之交”“忘年之交”，可以说是唐达成落难时节的“见证人”。然而三年过去，我竟没有只言片语写出。朋友们颇有微言非议，连唐达成的妻子马中行也话中有话地说：“不写就不写吧，可能还是觉得感情不到吧。”
我深知唐达成对中国文学史而言的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英名。他们或以自己文学上的成就，或以自己对不公正命运的抗争，为历史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个史”，更多揭示的是个人的拼搏史、抗争史。然而，鲜有人如唐达成，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他从一个因“丁、陈反党小集团”事件被清理出文坛的“文化异端”，直至攀援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成为中国文坛代表党的领导的第一人，可谓大落大起。历史的戏剧性形成了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其间所经历的1957年反右运动；1962年大连会议；以及新时期以来，为文艺正名；批《苦恋》；周扬、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之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极端评价的第四次作代会；富有中国特色的京西宾馆会议风波和中顾委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直至那场风波中是辞职还是罢官的谜团等等不一而足，一部个传，超越了个人的本身涵盖，上升为一部国家的文学史，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唐达成逝世，我惊悚中心有千言万语，竟一下子堵塞于喉。直到2002年第六期《黄河》上，才发了一篇《唐达成三周年祭》。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作家文摘》作了摘要转载。山西省作协主席焦祖尧看后激动不已，对人说，我老婆从来没有这样称赞过一篇文章，连她看后也激动地说，想不到还能这样写人的回忆文章，能把一个人写得这样活灵活现。与唐达成同时期的《文艺报》主编谢永旺看后说，我与唐达成从五十年代起就一起共事，唐达成性格含蓄，喜怒很少形诸于人。文章让我看到了唐达成不示于人的一面。丁玲早期的秘书、后《中国作家》执行主编张凤珠在看过文章后说，原来总觉得又是同事又是邻居，对老唐算得上了解，但看到这篇文章后，浅了，肤皮潦草了。真需要刮目相看，重新认识。著名作家从维熙看后，赞不绝口：文中有文，言外有意，真正写出了一个活生生唐达成。文艺评论家《巴金全传》的撰写者陈丹晨看后说，写得很深入。真正在着力刻画一个灵魂。众多文坛朋友都对唐达成的遗孀马中行说，写唐达成传，恐怕非此人莫属。
马中行在看过文章后，当即激动地打来电话说：“感到了一种心灵的震撼”。
当时，我正在写作一部以女儿艺术生涯为原形的长篇小说《明月几时有》，由于朋友们的建议，我放下手中的活，开始投身到这项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2002年12月中旬，我专程赴京与唐达成家人商议为唐达成作传的事。我向马中行表明自己的态度：让我承担唐达成传的写作我“谊”不容辞，但有一条，如果让我写，一定要允许我写一个真实的唐达成。写出他人性的弱点和历史的局限，我认为这样才有价值。如果仅仅为了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我人轻言微无法胜任，那还是找一个一言九鼎之人来说颂扬的话，这种评价才有份量。
然而，我低估了“真实”二字的历史学份量。

2、
唐达成是1985年中国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始担任党组书记，侯敏泽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唐达成是表面上的一把手，实际是‘一仆三主’。”我有些纳闷：因为我知道，唐达成确实是“一仆二主”：他身处张光年、贺敬之两大板块的冲撞之中，两头都得紧招呼。访谈中，束沛德代唐达成而言：“我们就处在，这面，作协党组书记是张光年，我们作为他的助手，当然要听从他的意见；那一面，贺敬之是中宣部分管抓作协工作的副部长，所以我们呢，也得不断地到贺敬之那里去汇报工作，要求我们作协这个事那个事应该怎么怎么办。”可怎么就冒出个“三主”来呢？侯敏泽狡黠的眨巴着眼睛说：“你仔细去琢磨嘛。”……
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充斥的时代环境，在整个唐达成传的采访过程中，我饱尝了探究真相的“酸甜苦辣”。整个采访过程，让我经历了世相的万花筒，真正是一言难尽。
丁东的一句话一直铭刻在心：“反思历史不宜迟”。趁着当事人见证人还在世，一定要“抢救材料”，不然随着一代人的去世，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就永远灭失了。
然而要“抢救材料”谈何容易。不必说个人的传记，就是民族的历史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改写。一切具有了“时代特色”，然而原貌却变得面目全非或扑朔迷离。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成为当代人思想观念中的历史。每一代人都只能根据他们自己特定的生存环境来解释和理解历史。唐达成对撰写历史，曾说过一段话：“对于一部历史，你说是当代人撰写得真实呢？还是后代人撰写得更真实？当代人撰写的历史，出于某种功利或迫于某种压力，必然多了一些禁忌、避讳和遮掩；而后代人撰写历史，隔岸观火的身份，又使他们失去了身临其境的切肤之感。更不要说时代变了，时代精神也会有差异。甚至对许多使前人曾经梦萦魂绕的问题，觉得很难理解。真正恍如隔世。”唐达成的疑惑中透出的是洞察的深刻。
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存在的距离不仅是时间性的，更是空间性的。更重要的是生存状况发生了变化。
为了写出一个真实的唐达成，我三下上海，四上北京，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采访，既访问那些唐达成的友人，也访问那些与唐达成有过冲突的人，采访人数达７０多人，收集了近二百个小时的录音。
我力图通过一个个“过来人”的叙说，获得重建被遗忘时光的源泉。我从他人的语言里找到了认识历史的镜子。我在整理众人的采访录音时，曾写下这样一段感悟：
我不愿用揣摩、估计、推断、想象去填补历史空白。勤能补拙，我只能以百倍的辛苦、万分的努力，遍寻唐达成渐已消失的脚印，去填补他人生历程中的空白；用文坛诸多故旧老友的记忆碎片，去拼凑一个日益模糊的人物形象。
每一块片断的记忆是模糊的，然而无数模糊的记忆碎片叠加在一起，在人们审视的眼睛中却变得愈益清晰。犹如看一幅三维图像，瞳仁的功能，能从那些零乱的色彩图块中，看到清晰的图像。
每一个人的回忆片断可能是失真的，因为它必然受到视角的局限和情感色彩的支配。然而，无数可能失真的记忆碎片的相互印证，却能还原出一个无比鲜活的真实。这里面不仅有“比较是鉴别的最好办法”，而且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情感倾向，组合成的是一个多棱角多层面的“原生态”立体人。

3、
陈丹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部人物传记写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属是否配合。”陈丹晨对我说，他写《巴金全传》，家属连巴金文革中的检查也不拿出来让他看，怕影响了巴老的公众形象。你说，这样怎么能写好一个人物？
对于唐达成传的撰写，唐达成的遗孀马中行是全力以赴予以支持。2003年初有二十多天的时间，我干脆住在唐达成安定门外东河沿的寓所，翻箱倒柜搜寻着唐达成可能遗留下的一切材料。马中行和唐大年（唐达成的小儿子），甚至把他们的私人日记也提供给我作参考。
然而，当我写出初稿请马中行过目时，她却有些反悔了。我在前言中，对唐达成作出这样的评价：“客观地说，作为批评家，唐达成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作为文学界一任领导人，唐达成也无力对中华文化的‘进步’做出多么巨大的自觉贡献”。马中行看后，以质疑的口气问：“你前一句话否认了老唐作为批评家的地位，后一句话又否定了老唐作为领导人的作用。那你的传记要写他什么呢？”
马中行可能没有思想准备，写出“真实”竟会这样令人尴尬难堪……
与马中行发生争执的一个焦点是关于尾声。
我把尾声定名为“病中吟”是有寓意的：
契诃夫写过《第六病室》；索尔仁尼琴写过《癌病房》；美国的夏利.哈利森写过《病房》；山西诗人潞潞，也颇有感概地写过一篇散文《病房》，其中有这样的字句：“你看到太多患病的人群，悲伤无助的眼睛嵌在天空，他们在春天播下种子，秋天却丧失了收获的力量；疾病是一种被剥夺的事物，是灰烬、煤渣、骨骸，是残酷的另一张面孔。”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获诺贝尔奖的名著《魔山》，题目似乎与“病房”没有关系，然而通篇描述了主人公汉斯去瑞士阿尔卑斯山一所疗养院看望患肺结核病的表兄，没料想一住就是七年。病房成为哲学和社会学的载体，成为一座“魔山”，你如同在病床上进行着一次漫长的死亡阅读。贾平凹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病相报告》：顾名思义，它是对病态病相的分析报告；又不能望文生义，它不是一部医学的研究著作。贾平凹在作品的出版后记中写道：“我曾写过《人病》一文，疑惑着到底是我病了，还是人们都在病中？以此也想着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病呢？嗜好是不是一种病，偏激是不是一种病，还有吝啬、嫉妒、贪婪、爱情……与其说我在写老头的人生经历，不如说我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老头病了，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
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外作家，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病房”？那个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卡夫卡认为：纷繁庞杂的世界是一个病态的存在。他说：“疾病是世界的隐喻。
老子有言：“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回首望唐达成的人生经历，就是一种病中的苦吟。
由于种种原因，唐达成弥留之际，我未能赶到北京见他最后一面。听说他走得很是悲怆，很是凄凉。不少亲朋好友与他在病房最后诀别，他频繁使用得一个词是“相对凄然”。听唐大年说，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刻，这个终身文字为伴的人，使用人类语言的最后一个词，是“悲从中来”。
唐达成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瞬间，回顾自己的人生，竟是“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怆和痛苦。马中行对我说过：“唐达成回来跟我说过，他去看丁玲，丁玲对他说，想不到死还这么痛苦。”

看了尾声，马中行和唐大年都觉得不忍卒读。

马中行对我说：“我不能看了。看着，我就觉得一阵热，一阵冷。一会热的出汗了，一会又冷得浑身抖……”

马中行还对我说：“你说，你把人临终的痛苦，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都写上去，怎么让人受得了呢？”
马中行在12月7日又对张凤珠说：“他们男人的心就是硬，就是残酷。多痛苦的情景，血淋糊茬的也都能写上去。”
我对马中行说：“如果写唐师傅的痛苦，连你看了也能泰然自若，无关痛痒，无动于衷。那样别人看了还会有感触吗？”

马中行在谈到《尾声》时还说：“我不愿意看。我看不下去。血淋淋的。太让人痛苦了。怎么能这样原封不动地把牛牛的日记（唐大年记述唐达成弥留之际的情形）也搬上去，怎么能这样写？我不同意。我说牛牛，你怎么能把这些也让人看？牛牛说，不是你让我给他看的。”说到这些，马中行举了两个例子：“电视台在病房拍巴金，李晓林让护士往这边点，往这边点。自始至终也没在屏幕上露出巴金的脸。为什么？巴金一定病的面容很不雅观。所以不愿意破坏人们心目中的巴金形象，这就是一种尊重。周艾若在周扬病到后来，吃饭都要护士一口一口喂，像哄孩子一样哄着吃。周艾若对我说，我看着痛苦极了，都不忍心看。这些都说明什么？”

我说：“我理解这种做法的心情。为什么人们向遗体告别时，对遗体还要整容化妆；为什么在选择遗照时，不会用生命最后历程的病容照，而要选精神面貌好的照？这是人之常情。但我坚持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你们的一辈子活得并不轻松，这是沉重的生存现状！难道不应该把这一段沉重的民族苦难历史警示后人吗？人面对太多的痛苦，总想找一些轻松以减缓心灵的重负。但应该把这份重负留给历史。”

马中行说：“我不知道你的《病中吟》我接受得了接受不了。昨天我还跟牛牛说，牛牛说，那你就甭看了。就让他删掉得了。”

我：“尾声我是要坚持的。这个必须写。我原来还准备把《从唐挚到唐达成》（《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原名）的副标题定为：一个痛苦灵魂的心路历程。这是上个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文人的生存现状，怎么能一触及痛苦，就都止笔不写了呢？”

唐达成跟我讲过：“克尔恺郭尔有一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我是两种痛苦都在经受。”唐达因为要做唐挚而痛苦，因为不要做唐达成也痛苦。这种两重人格的分裂在唐达成身上来得特别惨烈。

马中行：“你觉得，这样血淋淋地展示痛苦，有什么意义呢？”

我：“太有意义了。整部书稿只有归结到病中吟才是完整的。从内容上、结构上。关于路的意念：从引子中的盘山道，到东总布胡同至协和医院的柏油大道，这是唐达成人生之路的一个哲学意蕴。从1949到1999，生命历程恰好与共和国同步。是现实本身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如果回避了这些，我不知道如何能找到一个取代的情节，能作如此贴切而又意味深长的表达。”

马中行：“别人会怎么看？”

我：“我已写出来，至于别人怎么感受，已经不是应该由我来臆测。”

马中行：“别人从这些凄凄惨惨中，能感受到什么呢？”

我：“至少能感受到生存环境的恶劣。”

为了决定这段尾声《病中吟》是删除还是保留，马中行—会儿说要听听丁东的意见，一会儿又说要让崔卫平帮助她把把关。结果，丁东与崔卫平两人的意见就明显矛盾，只好又请张凤珠给予“审定”。最后，马中行还是拿不定主意，说等赵赵(马中行的儿媳妇，作家)回来帮她拿主意。

赵赵关在房间里读三万多字的尾声，读了大约一个小时还多。赵赵读时，我就守候在客厅，这一个多小时，让人难挨的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赵赵把马中行叫到房间里，关起房门说了很久。

出来后，马中行是满脸笑容，说：“陈为人，来听候宣读末日审判！”

赵赵说：“阿姨和牛牛看了会很痛苦，这可以理解。但旁人看了会同情，悲哀，不会有损叔叔形象。我觉得挺好。”

马中行终于为尾声和全书发放了“通行证”。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完稿后，国内多家出版社都曾表示了出书的意向，最终都功亏一篑，只好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了简体中文版，2007年又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了繁体中文版。两种版本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出版后，由于是国外境外发行，看到的人并不很多，但因其真实地展现了中国文坛的五十年风风雨雨，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丁东在文章《陈为人与他的作家传记》一文中说：“陈为人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想重新拿起笔。先是动手写长篇小说，后又决定放下未完的小说，写唐达成传。”丁东说：“自此，陈为人由一个小说家踏上了传记写作的‘快车道’。”
对于我的这次转型“变身”，许多文友们称之为“亮丽的转身”。

4、
自2004年完成《唐传》之后，我开始把目光投向“晋军人物”系列。我认为，山西文坛对共和国文学史而言，具有非常典型之意义。山西作为老延安们的根据地，自始至终实践了一种文学体制。从建国初始在“讲话”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山药蛋派”到新时期的“晋军崛起”，无不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潜意识。解剖一个麻雀，可以窥一斑以见全豹，看清整个体制的肌理。近些年来，不断有人发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唤，当代文学史已让主流话语的“春秋笔法”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每个人只能根椐自己的生存环境认识当代史、当代文学史。山西文坛是我三十年生命体验的地方，是我熟悉的一块资源。我无法忘怀也无法轻言放弃。文学史无疑是由文学家构成。正是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文学家的文学活动，才构成一部鲜活的文学史。基于上述考虑，我撰写了老中青三代山西作家：赵树理、马烽、胡正、孙谦、焦祖尧、李国涛、田东照、周宗奇、韩石山、钟道新、赵瑜、潞潞等十二人。
撰写人物传记，似乎已形成一个固定模式，经常听到这样的指教：你撰写的人物格局不够大，人物不够典型。
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大人物大事件的“宏大叙事”，崇尚“春秋笔法”，认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何足挂齿。其实这也是一种“英雄史观”的折光反映。这一正统主流史学观，早就引起胡适的质疑。他在1930年写的《上海小志序》中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提出“大”与“小”的历史辩证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朝代的兴替、君主的废立、革命的道义等等都在我们的眼中小化，而《史记》中偶然提到的一笔“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蹑利屣”，这些闲笔却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管中窥豹，从中我们了解到诸如汉代奴隶如何生活，妇女缠足由何而起等有关一个时代生存状况的问题。这种有关人类生命进程，一个时代的文明性质的问题，才是人类文化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史料。这可否算是“小中见大”的另一层含义？
别林斯基在评述到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为给她表哥咖啡中加一小勺糖所经历的心理斗争时说，欧也妮此时下决心的勇气并不弱于拿破仑越过阿尔比斯山时的决心，小人物也有一颗七巧灵珑之心。一滴水可见太阳，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诸多复杂人际关系的总和。真实地写出一个人的生存状况，也就写出了他赖以生存的全部复杂时代背景和社会风貌。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也许将来的史学家还得靠那些“识小”的不贤者们所记录下的小人物身上，去寻找已经逝去的时代的特征。
与着意于历史中杰出人物和惊心动魄的事件研究的传统史学观不同，现代人的史学观越来越注重普通人的日常习俗和由生存环境形成的社会集体潜意识。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成为研究历史的珍贵史料，都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获得意义。我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大概终有一天会由“稗史”成为“正史”。这种转变，是历史观的重大变化。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我写了一个个晋军“个案”，我想，正是在同一体制同一生存环境下，这些极具个性特色的生旦净末丑的脸谱，为将来文学史的撰写，留一份原始资料。

丁东先生在为《山西文坛十张脸谱》一书所撰写的序言中，对我十年来的传记写作做出这样的总结：

以回忆唐达成的长篇散文为发端，为人兄进入作家传记写作，一晃已有十年。十年来，他坚持鸡鸣即起，笔耕不缀，已经完成了十余部沉甸甸的书稿。国内许多期刊选登其中的段落，颇受读者的青睐；《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在海外付梓，得到行家的激赏。但在内地出书一直不顺。直到2011年入夏，局面顿开，先是《插错搭子的一张牌》和《马烽无刺》两书在广东和北京的出版社分别面世，接着又有两部书稿签约，将在近期出版，他的十部作家传记的精华又结集为《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像是一个辛勤的老农，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和《马烽无剌——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两书，正是我作家系列中的两本。
相对于虚构性的小说而言，传记的生命力无疑在于真实性。在我们这样的特定生存语境中，作家的想象力可以说是苍白的。只有你想象力难以企及的真实，而绝无超越真实的想象。那些富于想象力的小说家们，过分自信自己能够构造出一个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历史进程的方向，从来不会以任何天才的精心构想而转轨，它是以无数人的聪明才智（这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而由本能所激发出来的能量），无数用力方向，相辅相成，抵触消解，阴错阳差，最后由合力所综合形成的一个生存真实。它不是任何个人的“一厢情愿”，这个“真实”到最后一刻仍充满变数，仍使任何天才始料不及，大跌眼镜。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深层潜意识。我想，大概这也正是写出“真实”的价值所在。写出了某种社会形态下一个人的“真实”，也就写出了这个“真实”的人赖以发生并生存的所有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

“真实性”不言而喻根本不应成为问题，但对于什么也可以造假，谎言说得满天飞的现状而言，就不仅成为问题而且形势颇为严峻。真实是有生命的。因为一个人的真实，总是与他周边的人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写出一个人的真实，必然会拉出藤蔓带出瓢。说出真话就有了巨大风险。在传记文学创作史上，由于披露了某些真相而引起的麻烦，足以使传记作家如履如临望而却步。《约翰逊传》的出版，使鲍斯威尔被指控诽谤他的传主；莫伦写出《温斯顿·丘吉尔：为生存而斗争》一个真实的人物却遭到非难；曼彻斯特关于约翰·肯尼迪的《总统之死》，也惹出一场风波；而莫洛亚的《伟大的叛逆者——雨果》，则更是使得莫洛亚的名声几乎毁于一旦。至今为止，我已写了十二位作家评论家诗人的传记，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为此，知晓其中内情的胡发云才说出这样的评语：“真实！真实！真实！没有真实的支撑，所有的说辞都是可疑的。没有真实的支撑，所有的华丽都是纸糊的。愿陈为人在探寻真实的路上艰难、悲壮而不屈地前行。”我曾说，可能撰写传记所经历的波折和冲击，比传记本身更精彩，更具有时代特色。但是，你一个传记作者，一旦不能秉笔直书，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也就失去了作品的生命。

然而，“真实”是有生命的，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环境，它很难生存。为了说出“皇帝的新衣”，我尝尽了苦头。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一位老作家开始反思后来又反悔的过程。他反复强调了这样一句话：“我是反思，但是我不反党。”
我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反思能和反党发生链接？在一个思想者的脑海里，这是怎样一个思维逻辑？
我脑海里鬼使神差地猛然就又冒出了那个成语：叶公好龙。怎么中国人就都成了“龙的传人”。
郑义在给我的信中讲了《圣经》中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故事。郑义说，摩西受上帝之托，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苦海。艰苦卓绝地跋涉期间，经历了“杖劈红海”、“走出死亡沙漠”等等劫难。每逢遇到磨难，就有人抱怨摩西：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受苦，留在埃及做奴隶，至少可以吃饱喝足，总比在这儿饿死强。摩西听了这些话，感到十分痛苦：他的同胞受了多年的奴役，精神上已经成为奴隶了。他们宁肯过着屈辱的生活，也不愿意以冒险精神去换取自由。以色列人的辗转跋涉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上帝告诉摩西，必须等那些奴性已经渗入骨髓的人都死光后，你才可引领心性自由的新人，进入迦南那个流着蜜的“人间乐园”。
郑义还说，“在与奴隶主对应的位置上，还有个奴隶。正是这相辅相成的两极，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奴隶社会。”
鲁迅先生曾感叹于中国人“不悟自己之为奴”。他说：在革命以前，他是做奴隶；革命以后，受了奴隶的骗，变成“革命者”的奴隶了。加入“左联”以后的情况如何呢？他仍然觉得自己在做奴隶。在晚年书信中，他是不时以“奴隶”、“苦工”自况的。
我们的国歌中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了半个多世纪，还没唱醒梦中人。我心中涌起鲁迅式对国民的悲哀。我把写胡正先生的题名改为《最美不过夕阳红》。老一代作家的真正价值，在于“两头真”的晚年反思。
采访中所经历的各种人物，各种变化使我经常夜晚彻夜难眠。
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因职务而带来的一系列待遇。然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有趣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已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界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都属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将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这个主意就其实质而言是极为精妙的。某个人或叫伊万诺夫，或叫彼得罗夫，这都无关紧要。他沿着官阶上升，最初的时候，这个制度特供给他一定规格的财富；他爬上了一级，就再给他另一类的财富；你爬得越高，你所得到的、专门的生活享受就越多。这样一来，这个叫伊万诺夫的大脑里便充满了一种想法：这一切并不是专门恩赐给他本人的，只是恩赐给他占据的职位的。一旦他不再忠心耿耿、死心塌地为这一制度效劳，它就会将他废黜。取代他的将是彼得罗夫或是别的随便什么人。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私人财产。
叶利钦的人生经历，就演绎了一出“赋予和剥夺”的红色苏维埃之剧。
陈丹晨写过一篇堪称深刻的文章：《生存的歧路——中国作家的生存状况漫记》。他里面写到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吃官饭”而造成的窘迫与困境。他称之为“公家的人”。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49年革命胜利，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根本的改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变成了公家的人。或者说，都变成国家的人，党绝对领导下的国家的人，也即常说的“党的人”。无论工农商学兵，概莫能外。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大发现，就是指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也正是在这样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有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常识。鲁迅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目下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可见生存、吃饭是个关键问题，首要问题。现在出现的新变化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人，都无可逃避地被要求绝对服从那个给你工作给你饭吃的领导，做“驯服工具”、做一颗“齿轮和螺丝钉”。用商业社会里的基本关系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的话，给你吃饭的是大雇主、大老板，听命于他的，也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雇工雇员而已。
一种体制最厉害之处，就是把所有臣民，全部变成“打工者”。全部得看主家的眼色讨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选举中有一条规定：“无资产者不得竞选总统”。其中大概蕴涵着一个深刻的真理：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意志。孟子在《梁惠王上》一文中，也提出了“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观点。
被苏维埃政权称之为“红色音乐家”的肖斯塔科维奇，临终前口授了一本回忆录《见证》，说出了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感受。他说：“见风使舵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特性。正如马雅可夫斯基在剧本《澡堂》中的一个角色说的：‘阁下，请下命令，我马上就转。’我确信马雅可夫斯基这是在写他自己。”肖斯塔科维奇还说：“在那些日子里，人人都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你总得活下去，而且谁都挨着边缘在走。”
李慎之在论述哈维尔时说：“一个人为什么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李慎之更进一步明确说，与其号召大家去做海燕，不如承认大多数人是家雀的现实，并维护做家雀应有的权利。
我解读了这些老作家，也充分理解了他们。也许有人终究没能把难能可贵的反思精神进行下去。一种深刻的思维在恐惧前止步！
在马烽、焦祖尧、韩石山等人的传记写作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难怪有人说，将来你陈为人写一本你写传记的撰后纪，恐怕是更为精彩的一本书。

评论家毕星星感概于我传记写作的坎坷波折，曾说了这样一番话：“陈为人选择山西作家做传，让我震撼。已经有学者指出作者之所以如此，出于对描写对象比较熟悉。熟悉有便捷的一面，熟悉也有重负在身。山西近年张扬‘后赵树理写作’，赵树理已经去世40年，文革甫一结束，后赵树理时代理应开启，为何延宕至今？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这是一个叛逆群体的起事信号。他们之所以迟迟尚未作为，是因为老一代山药蛋派作家群依然健在，这种反省多了顾忌。赵树理马烽，都是我们这一代山西作家的前辈。世人谁没有凡俗的情面因素？上一代的人事牵扯，宗派掣肘，合盘端出真相当然需要正义力量。在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清理山药蛋派思想谱系，追根溯源，条分缕析，也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陈为人当年置身作协权力中心，和老一辈作家多有私交，上一代人对他，可说恩惠有加。此时冷眼平心说大家，绝不是简单地喊一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能起步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科学入口就是地狱门口。大步跨进去需要非凡的勇气，你要承受撕裂师承的阵痛。支撑陈为人如此作为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意识的嬗变成长。在中国人传统思维里，恋祖表现出文化自足心理，审父表现出文化反叛精神。两条思维路线的较量思想解放运动以后愈演愈烈，从恋祖到审父再到自省，是每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行走路线。”

大概正因为此，作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一书的推介人邵燕祥、钱理群、胡发云、丁东、谢泳才会异口同声地强调了“真实性”是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而作为赵树理儿子的赵二湖才说了这样的话：“出过很多种赵树理的评传了，因此有了很多个面目各异的赵树理。我不是专家，无从评论这些专著的好坏，作为儿子我只能评判像与不像。感谢陈为人先生写了这么一本好书，还原了一个我熟悉的父亲形象。”
结尾处一句：“本文收录时有部分删节”，把我从喜悦中投入到莫名的悲苦。轻飘飘几个字，对我却是伤筋动骨椎心失魂。它把对王蒙和胡正的访谈删节了，这恰恰是本文中最重要的部分。我能够理解出版编辑者的困境和难处，但是失去了这两部分内容的自述，还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出“追求生命的真实”吗？当我拿到这本期盼已久的书时，真正是五味杂陈：一半是喜悦，一半是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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