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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霍英东,三十六计走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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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5 15:38: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霍英东:三十六计走为上
                           丁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高层决定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直到199771日正式收回。由于控制香港的英国政府在1950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长期保持代办级半外交关系,直到19723月升格为大使级完全的外交关系。历史证明,在全球处于冷战状态,中国遭受封锁的情况下,保持香港现状的方针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出口管道。而且,香港本身获得了经济腾飞的机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为日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储备了宝贵的资源。
然而,这种未定之局本身就隐含着脆弱的一面,曾经遇到风暴的袭击。1967年的中国大陆,是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一年,也是香港遭遇剧烈动荡的一年。动荡的起因是劳资纠纷。是年5月,由于香港一家人造花厂解雇工人,引起连锁反映,工会组织罢工,走上街头示威,风潮骤起,警方出动,拘捕了数百人。面对这一事态,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政府“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法西斯暴行”,在北京举行十万人集会和百万人大游行。实际上是由中共领导的香港左派,紧急动员,走上街头,发动罢工、罢课、罢市,对港英当局施加最强大的压力。港英当局也逮捕了一批左派新闻工作者。这场席卷香港,震惊世界的风暴,从5月持续到8月底,共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使中英关系处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资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822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此后北京的基调开始降温,纠正极左思潮。英国方面也开始修复和中国的关系,陆续释放关押人员。港府也出台缓和劳资关系,加强官民沟通,改善社会经济等多方面新政,使香港重归正常生活。
在这场风暴中,霍英东的应对最有意思。他本来是一个亲大陆的商人,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对中国大陆实施全面禁运,他就向中国大陆秘密运送过大量急需物资。为此遭受过港英当局的打压。此时他身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对于“反英抗暴”的种种过激行为并不赞成。他后来回忆:“一连串的工潮,我虽然不尽明白个中详情,但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香港将会像大陆一样,时局动荡不定,出现大的混乱。这个时候的我,心情很复杂,虽然无从预测香港出现大动荡将会给市民带来什么影响,但我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生意、事业是否受到冲击而顾虑,更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眼见香港时局动荡不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动摇;我这时又联想到港英当局向来对自己的歧视,对事业、对香港真是有些意兴阑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动荡的时局中彷徨、迷茫的我,于是决定暂且告别香港,远走高飞,避避已经咆哮而来的风头。196757日一大早,我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非常神秘和迅速。我连钱都没有准备,只带了几万港币在身上。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前往加拿大、美国等地,周游列国半年之久。现在看来,我那时选择‘远走高飞’,寓居海外半年之久,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其一,我若留在香港,处境将会是十分尴尬。虽然我从不介入‘六七风暴’之中是,但态度是明确的,反对港府暴力镇压工人,但也不赞成工人采用‘文革’式的那种激进的方法处理劳资纠纷。那时,几乎香港所有的亲中人士都站出来,支持左派工人,反对港英当局。我当时的亲中色彩已经比较明显,社会上已把我视为亲中阵营的重要人物。此时,我若人在香港,而不介入其中,不支持左派势力,自必招致亲中力量的不满;但倘若加入反抗港英当局的左派阵营,那必然会招致港府的敌视,双方的对立更加大。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选择离开香港,无疑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其二,当时,我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由于不知道时局怎样发展下去,故而远走高飞,其策略是仍在香港投资,但人在他方,可百分之百保住性命,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财在香港,人在他国,才是处变不惊的最稳妥的保障。”
霍英东离开了香港,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香港事态的变化,他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香港,给家里人、给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工程进度,部署工作,在电话里解决一些问题。他还要求公司每周特快寄给他有关业务的资料和文件,向他提交工作报告。所有地产生意,都在他的遥控之下进行。直到当年的12月底,香港的动荡基本平息下来,他才结束长达半年的旅游,返回香港继续打理公司。
霍英东回避矛盾,明哲保身,并没有损害他和北京的关系。相反,日后中国政府反省了极左思潮,调整了对港政策,他倒避免了转弯的尴尬。改革开放后,霍英东率先到内地投资,取得双赢效果,影响越来越大。1984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1993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香港商界跻身国家政层最高层的代表人物。
    这段微妙而复杂的历史,多年来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或者按照习惯,把极左的罪责归到林彪、江青头上了事。直到2012年,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出版了《香港1967》一书,才使其得到了全面而清晰的梳理,使读者有机会比较真切地了解这场风潮的来龙去脉。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a5a2a01017lh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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