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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厂大院
——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点滴记忆 作者：刘南宁 2008年10月，我在西安由第四军医大学确诊为癌症，但这家医院却死活不肯做这例手术，原因是我刚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服用了大量的抗凝血剂，再上手术台，怕发生大出血止不住，就直奔火葬场了。迫于无奈，只好由海军大院一位老哥安排到北京治疗。 到北京的第二天，秦燕、芦小梅、王铁牛等老同学就来看我，小时候就喜欢捉弄人的小梅见面就说：刘南宁，你是不是快要死了？要是死了也就算了，要是还没死，就该好好活着。话说得开心、亲切，一下子驱散了我心头的郁闷。秦燕（我们叫她燕燕）颇有怀疑，说你那个四医大没搞错吧，这种事可经常会搞错的。还是让小梅的友谊医院再确认一下好。这时候我听到一个特别让人伤心的消息，说我那老同学罗毅（小名堤堤）刚刚在美国去世，他是肝癌，也曾在小梅的医院做过最终检测。 罗毅，是和我相处时间最长的八一厂子弟。他的聪慧过人和心地坦荡是同学们的骄傲。这样一个让人难以平静的消息让我不能成眠，一直在想，当年我们一起面对过那么多的苦辣酸甜，如今又要一起面对癌症，面对死亡，我对燕燕讲，癌症的治疗要经过九死一生的痛苦过程，我不想再治疗下去了，和罗毅一起走，也是个不错的伙伴。燕燕到过西安，去过我家，见过我的女儿和妻子，所以她叫我立即纠正这个不地道的念头，说你负点责任好不好，罗毅不会欢迎你的。 在北京海军总医院进行放射线治疗期间，我的大学同学36人为我捐款资助，宋昭、龚一华、孟白鸥、还有我的同学兼老乡常京芬不仅将在家煲好的营养汤热气腾腾地送了来，还居然把各种蔬菜买进了病房，连把这些蔬菜打浆的机器也搬了来。老同学张富贵还专门买了一部小影蝶机让我解闷，另外一位老同学，为人憨厚的宋福和他的夫人将专念阿弥陀佛的小收音机摆在我的床头祈福。在这浓浓的友情中，我享受着世上最纯最深的挚爱。京芬说过，你看天上有那么多的星星，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而我们个人简直小得像蚂蚁一样了。可是，我觉得当你有幸能得到这样一种纯净无私的爱时，你的个人世界就会被放大到一种非常满足的极限，重新燃起生命的火花。 我也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可我并不是八一厂的子弟。知道有八一厂大院，是1963年的一个夏天，我的父亲刘瑞福在红山口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教，那天，八一厂的史文帜叔叔和漂亮亲切的梁枢阿姨带了两个小女孩到家做客。一个叫史秦燕，一个叫史林燕，是他们的宝贝女儿。 原来， 1938年的陕西蒲城县，白色恐怖特别厉害。我的父亲因为参加了地下党让人家追了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在村边立了个假坟，称自己已死，连夜逃去延安。那时他个子高、力气大，身上背了个不满14岁的地下党小交通员，就是这位史文帜叔叔。 比我小几个月出生的燕燕那会儿不到8岁，大人们在一边说话，我和哥哥刘伯锋就带着两个小妹妹玩。燕燕又文气又有礼貌，只是特爱看书，好像不把我家的那些书翻一个遍的话就没功夫搭理我们一样。我的母亲也是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军人，才脱了军装不久，她特别喜欢小燕燕。那是因为我的姐姐，红山小学红领巾大队长刘文宇在301总院病故不久，妈妈特别伤心，老嫌家里没了女孩子，这下好，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而且是一对林妹妹，把她欢喜得一塌糊涂。 再一次见到史文帜叔叔，已是1968年的冬天。我父亲由兰州军区作战部调任公安部中央政法干校当军管组长，他所负责的专案由周恩来总理和康生的中央三办直接过问和领导。 那天，我刚骑车出门，一个没有领章帽徽却有军人步伐的叔叔迎面走来，我一眼就认出是老爸的生死至交史文帜叔叔，大吃一惊，连忙带他进了家门。史叔叔告诉我爸，他那个八一厂出了个什么“8.16”黑会，他和一些老同志已被赶出大院，住在莲花池边上的一片养鸡养鸭养猪的小黑屋里。他本人因为是电影《怒潮》的导演，又当过彭老总的兵，显然是“我持梭标望君还”的反动分子，被造反派打断了三根肋骨。这不，他还拿着刚从医院拍的X光片呢。我一听就想起梁枢阿姨和两个可爱的小妹妹，火直往脑门上冲，很夸张地表示要召集一帮小兄弟去八一厂找造反派练练。 那时候，我在西城区三里河的四十四中上初一，入学第一天就被一个小流氓同学用刀在屁股上戳了个血洞。不光我，全班不分男女，都要接受这个“见面礼”。所以，后来我上学的书包里总装着半截砖头和一把生锈的菜刀，很快混成了我们那一片打群架的主儿。书包里没有书，没有笔。妈妈也全当没看见，不知道。 我不清楚老爸当时用的什么招，反正没过多久就让史叔叔一家住进了三里河的公安部家属楼，八一厂竟然问都没敢问一声。 林燕和小三红泽很乖也很听话，燕燕却和他们不一样，她已长成超凡脱俗、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不仅聪慧过人，而且知识面又宽又杂，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叛逆。我很佩服她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1971年的9月，父亲安排我初三毕业去当兵。可9月13日林彪的飞机掉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全国突然停止征兵。这一下坏了，我刚把保送上高中的名额让给其他同学，男子汉大丈夫总不能出尔反尔再让学校把那个名额还给我，让我继续读书吧。 不得已当了几天街头混混，急坏了我的爸爸妈妈。就在全家六神无主之际，史叔叔却及时雨一样出了个主意：“让燕燕联系联系，叫南宁去她那当个插班生吧。” 我知道燕燕鬼机灵，但怎么也不相信这小丫头能办这么大的事，能决定我前途和命运。 至今也不知道燕燕烧了谁的香，怎么烧的香，烧了多少香，反正我到六里桥中学唯一的高中班当了插班生，同时，也走进了八一厂大院。 我见到的第一个同学是王素华，高中班的团支部书记，同学里最大的官儿。她可真像个大姐姐，举止优雅，衣着朴素，说话慢慢的。她带我认识老师和同学，印象最深的是龚一华和龚一燕，她俩又叫佳佳和又又，组合起来就是个“双”的繁体字，显然是双胞胎，很长时间我都分不清她俩谁是谁，只是惊奇不已。 我家住在西城区的木樨地，上学却在丰台区的六里桥，骑车要使劲儿蹬40多分钟。所以，史文帜叔叔一恢复军籍搬进厂里，我也就有了第二个家。 这个家可比我家热闹，燕燕的朋友多，宋昭、马冬丽常来聚会，三个女孩子叽叽咕咕喜欢研究表演啦、唱歌啦什么的，我这个男子汉可不敢跟着掺合，我更喜欢听梁枢阿姨讲她对《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三个火枪手》等世界名著的看法和分析。燕燕家的书多，特别是那些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书刊和罕见的中国古籍，读起来很有时代感和文明的神秘色彩。 有了住的地方，吃饭却很让人头痛，我得到处混，很像流浪儿。看我这副样子，王铁（那时叫铁牛）同学不免动了侧隐之心。这位大铁牛乐善好施，终生不改。他的一条腿小时候生病坏了。可自行车却骑得不比杂技演员差。于是，大家就经常看见他骑着自行车带我吃这吃那，吃得最多的就是学校门口那个炒饼铺子，而且，只要他还剩下一毛钱就不会叫我买单，好像我被这个家伙收养了一样。 那段时间，我在许多同学家混过饭，宋昭、小梅，滕易这些女孩子也从不把我当外人。我确实悄悄去过莲花池“黑邦”分子住的“黑帮大院”，那是又低又矮又湿又潮的砖木混合破工棚，里面有许多老鼠白天晚上都在闹，风一吹纸糊的顶就呼拉拉上下波动，随时都有腾空而去的感觉。真不知道八一厂造反派当时怎么想的，让我们军队那么多大文化人住在这儿，让我的同学小小年纪就自学成才居然一个个成为厨房里的高手。很多年，我都忘不掉那些养牛牛都会觉得恐怖的破工棚。 看见神气的大红旗车队在八一厂进进出出，也常听同学们议论，有一位大人物经常光顾。这个人原名蓝萍，改名江青，自比武则天。可是武则天才艺过人，雄才大略，江青却学不来，爱摆架子又爱骂人，与老朋友翻脸的本事举世无双。她在八一厂说当年在上海一起演过电影的大姐王萍是坏人，搞得王萍阿姨灾情惨重。王萍阿姨是同学宋昭的母亲，德高望重，当时已经银发如雪了。史文帜叔叔就对我说过：“王萍是世上难得一见的好人。”王萍如何，新中国的电影史上自有公论，不是什么东西“汪汪”两声就能改变的。可她的小女儿宋昭是我深为敬重的朋友。我喜欢她的善良和才华，更喜欢她的稳重成熟和大气。因此，我打心底没觉得那个爱吹牛皮的旗手有什么了不起。在我的读书笔记中，有了越来越多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气，读资本论觉得马克思不大善于深入浅出，读列宁觉得他那个《怎么办？》写得实在是令人犯困的好材料，读毛泽东《矛盾论》，觉得里面抄了许多列宁《哲学笔记》中的概念，而且也没全抄对。至于现实，那么多有才华的好人象关进笼子里老虎一样，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放他们出山。还有当时早就让批判过的“怀疑一切”的口号，我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如果当年我们的父辈连怀疑的勇气都没有，一心想着当顺民的话，还会跟着毛泽东当“共匪”吗？我的言行，我的笔记和日记充满了随处可见的“反动言论”。居然就被一个阶级斗争警惕性极高的同学告发了。那时候，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而且还要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这可让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逮着了。班里要开我的批判会，听说校领导也要参加。小易说这是项庄舞剑，是要教训一下她们八一厂的“黑五类”子女，宋昭，燕燕也帮我不停地分析敌情，商量对策。我私下里问过罗毅，这可怎么办？罗毅笑着告诉我和他坐同桌的郝继兵（又叫郝小凤）说得十分精辟：“放他娘的狗屁。”可我还是觉乎着学校这个狗屁一旦放出来，很可能要进个人档案，我可不太乐意让它臭我一辈子。于是，我破天荒地回家向老爸说惹了祸，搞不好还要连累史叔叔和燕燕。老爸这回真的动了怒，叫来他军管组最得力的助手，原沈阳军区某部坦克团的霍连英政委，让他立即去六里桥中学，不管用什么办法摆平这件事儿。天生大嗓门，脾气又暴燥的霍叔叔第二天就到学校找来一堆管事的，说小孩子懂什么？你们是不是要搞阶级报复？我看你们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不是让我给公安部打个报告抓几个人？那时的霍政委真牛，几句话就吹散了学校里的一天乌云。 滕易，大家叫她小易，是电影《林海雪原》里小白鸽的扮演者师伟阿姨的女儿，和她妈妈一样美丽，能歌善舞，阳光十足。但她的性格却天生不是循规蹈矩的那种。很讲义气的她，颇有豪侠风度。一次，全班去农村干活，星期六大部分同学回了家，剩下我，刘立本、董书君、冯维业等几个男生，好像还有杨立群。小易问我们听说过西边有个戒台寺吗？敢不敢去烧个香？姑娘叫板，谁能低头，都问：这个庙在哪儿？小易说她也不知道，再问：路怎么走？她还是说不知道。我真不明白这主意她怎么想出来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带上我们几个男生跑到几十里外大山去，恐怕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这么个后来让人累得半死的壮举了。 1973年9月，我们这个高中班毕了业，按当时的说法，要动员大部分同学到农村插队。说插队当知青是必由之路，金光大道，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却从来没人敢站起来问一句，既然如此，还拼命动员，逼着大家赌咒发誓表决心干什么，罗毅当时也觉得很好笑，说好像我们这个国家要拉开架势骗人上当一样。大家都很茫然之际，班里的曹小秋同学给全班同学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她因病和班里的几个同学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插队了，但她的心始终和同学们在一起。信写得真切感人，优美无比，字字句句都有令人心情激荡的力量。她的纯净真诚，是人民日报大块动员文章和我们听过的所有动员报告都不能相比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小秋是作家曹欣伯伯的女儿，几十年后又读到我这位同学的文章，才知道当年那封信绝不是一个偶然。 这时候燕燕突然从广州军区部队文工团回来了，参加我们的高中毕业典礼和联欢晚会。记得我们高中毕业班发生了一次大讨论，无非是直接升大学还是继续插队的前途和命运。 1974年5月，我们有16个同学一起来到南郊的红星公社插队落户。十个人在头号大队，有小易、宋昭、佳佳、京芬、小梅、张之川、刘志纯、罗毅、董书君和我，六个人在常庄子大队，有肖雪松、张富玲、董建兵、王金鹏、沈淑琴和张淑琴。 两个村子一河之隔，却很像组建了两个家庭，有来往也有各自的生活。我们插秧、收麦、扬粪、修河，有歌有舞，有苦有乐，特别是我们有著名的开心果芦小梅，有她，就永远有笑声，没寂寞。 比如有一次我们插秧，小梅和我抬了一筐秧苗往地里送，筐很沉，我们打着赤脚，裤腿挽得很高，小心翼翼地走在湿滑的田埂上。走在前边的她忽然歪起脑袋，一脸坏笑地说：“刘南宁，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那你知道世界上什么动物性子最倔吗？”我一步一滑，生怕掉到水田里去，哪顾得上想什么动物呀，我答：不知道。心里嘀咕：这种事儿也必须知道吗？小梅说：“我告诉你吧，是驴，就是你们陕西的那种毛驴。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是属羊的，就你一个是属驴的。”说完还加上一句：“你承认不承认？”问得我张嘴结舌，眼瞪多大没办法，让这鬼丫头捉弄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最好挂上免战牌，表示绝不和这个家伙一般见识为妙。 可惜，时间很短，1975年的秋天，知青返城，同学们一个个离去，董书君也被公社调整到另一个村子，头号只剩下我和罗毅一对难兄难弟。他被任命为那个村的革委会副主任，我被任命为那个村的党支部副书记。 罗毅最令人可恨的毛病就是严谨，规矩。吃饭、起床、工作、走路，全都恨不能象个大钟表那样准时准点，分秒不差。办事讲究有条有理不乱章法。那天，我俩被一起叫到分场党委书记王军的办公室。王书记立即宣布了我们担任村干部的任命，他本以为我们会高兴得蹦两下。可没想到罗毅傻乎乎地问他：我们还不是党员呀，怎么当干部？王书记说：这好办，入党日期就定在今天，一会儿你们在党旗下宣个誓就完了。我很理解这种“火箭式”的做法，可罗毅不干，比刚才还傻地问：那我们入党还要有半年的预备期呀，不然不合乎党章规定。王军书记挥挥手，有点儿不耐烦地说：你们两人的入党预备期从今天算起往前提6个月不就完了，补个手续嘛。 入党那一年，是1975年底的冬天，第二年，中国出了很多让人不高兴的事，唐山大地震、周总理去世等等。国家被搞得百孔千疮，也过早地让我们这一代部队子弟人人都具备狼犬般政治上的嗅觉。那一年的春天，罗毅和我从4月1日起就天天去天安门广场抄诗。那个几吨重的钢铁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白花如海，人声鼎沸，4月5日晚上8点10分，大喇叭里开始反复播送吴德市长的最后警告，罗毅警觉地把我拉出人群，不到10分钟，人群四周就围起三道封锁线，许出不许进。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叫张浩的16岁大男孩，原湖北省委副书记的小儿子，可惜，他一直不肯离开，从此人间蒸发，再也没了消息。 班里许多同学领教过罗毅的认真，他自己也常念叨：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1977年春耕刚过，村里有人揭发两个年轻人谈恋爱，男的是贫下中农子弟，姑娘却是地富子女，按道理这事要上报公社严肃处理，至少也要拆了这一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大队支委会上，我说这是个谈恋爱谈出来的错误，他俩给团支部写个保证书以后就别谈了就行。可是，罗毅不干，很认真地语惊四座：你当书记的定了性，是谈恋爱，不是别的，年轻人谁不谈恋爱，谈恋爱有什么对的错的，分得清吗？我也想谈呢！我深知这位老兄的性子，认准有理不会让你半分。只好转而支持他的意见，做了不予处理的决定。事后，罗毅没忘了警告那个揭发的人：少管闲事儿。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子，有3个自然村500余户2300多人，种了1950亩地，全名叫红星中朝人民友好公社鹿圈分场头号大队。最早是为康熙皇帝建的狩猎场。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叫李学仁，出身小手工业作坊，讲话比给我们上政治课的老师都有水平。他简直是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怎么处理农户人家的矛盾，怎么指挥管生产的领导班子，我学得十分卖力气，可罗毅没兴趣，不学。他认为能把知青大院里的事儿搞定就可以了，绝没我那么大的“官儿瘾”。所以李学仁调分场工作以后，大队由我主持全面工作，脱了产。罗毅却始终和知青们一起出工，一起下工，而且十分坚定地表示：绝不当“三脱离”干部。他说，城里的叔叔阿姨们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我们，就一定要把他们带好。新来的知青有薛民、张少秋、李占山、车全辉、李玉梅、李玉茹等54人。他一家一家走访了所有知青的家长，成了这些家长们十分信赖的朋友。 从小我就听说过朱德的扁担在井冈山很有名气，可我没见过。罗毅的铁锨在我们头号也很有名气，我可是亲眼所见。那铁锨原来是那种又厚又重又钝又沉的家什，连社员都不愿碰它。可在罗毅手里，却以最快的速度磨成又锋利又轻巧的头号第一锨，整整少了半个铁锨头。 好兄弟也难免闹别扭，记得有天深夜，全村白天下大雨停电，屋里点起煤油灯。罗毅拿了份北京市知青办发的文件不让我睡觉。说你知道这文件里讲的要照顾女知青生理特点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女知青有什么生理特点，需要特殊照顾。罗毅很生气，说你刘南宁上学一定没有好好听过生理卫生课。女孩子每月都要来例假，例假期间不能干重体力劳动，更不能沾冷水。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我让所有女知青撤回宿舍，还让厨房烧了一大锅开水。你却下令让她们在大雨中插完最后几亩秧，不完成任务不许收工。你不觉得应该给她们道歉吗？ 什么？党支部书记向几个女知青道歉，这种事儿一定会成为村里的头条新闻，我面子上怎么下得去？不干，绝不。结果好几天他都不理我，不和我说话，非说不可就写个纸条让别人递过来。好像我一下成了他的头号敌人。没办法，我四处求援，包括给我妈妈打电话，找妇女主任虚心求教等等。结果，我遭到大家一致的声讨，直到很乖很乖地向全体女知青做了颇为深刻的检讨之后，才算过了关。弄得那些初中刚毕业的小姑娘感动得直哭。 罗毅比我小几个月，照理我更应该像个当哥的才对，可这位老兄总是不厌其烦地在我耳边叮咛，今天注意这，明天注意那，好像我是个纸糊的，碰两下就完蛋了一样。结果我果然一不小心出了工伤，让一块钢板砸在大腿根上，差点儿绝了后。这可把罗毅急得手足无措，陪我上公社卫生院回来，守了几天几夜，端水送饭不说，还专门请妇女主任大妈到知青院里为我做了几天病号饭。我很愿意接受这个教训，表面上向他保证不再当“拼命三郎”，心里却想，有这么个兄弟在身边，别说受点轻伤，就惹出更大的祸也能让他收拾干净。 罗毅不像我，我经常是懂不懂的一副不懂装懂的样子，他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很喜欢讨论一些哲学书里搞不明白的问题，可那年头想多了也容易出问题。记得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发下来，让照着人民日报的说法批判。他却仔细地算了一笔帐，说队里每增加一个知青就相当于减少了几分几厘耕地，降低了多少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那个纪要里讲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变相失业，是和农民抢饭碗不无道理。这话在当时让人听着心惊肉跳，可你又没办法说他讲得不对。我那位小老乡兼同学常京芬曾经说过：你刘南宁什么话不敢说啊！好像我天生一个敢大胆“惹祸”的主儿。可她不一定知道，罗毅有时候比我胆大，比我更敢怀疑那个年代有些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东西。 罗毅是音乐家罗浪伯伯的小儿子，会弹钢琴，小提琴也拉得无人能比。还和小易一起完成了我们自己的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是我经常能看见他独自哼起哀乐的旋律。他仔细给我讲过他父亲如何接受任务，为胡志明的逝世改编哀乐的经过。知道这些，我才理解哀乐那优美动人的节拍充满了撼人心魄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是所有艺术语言共同追求的一种境界。如果命运不是让罗毅去当什么科学院的博士，我绝对相信他今天留给我们的会有那种感性形象与理性深度完美结合的音乐作品。 曾有北京电台的蹲点记者问我，你和罗毅当扎根派留在农村，入了党还当了干部，难道没有什么英雄壮举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反正罗毅是有的，只是不便张扬罢了。 1977年4月份的一天，淅淅沥沥的一场春雨不到傍晚就变成了滂沱大雨，一位不到16岁的女知青不小心挖断了脚下的高压电缆，立即电流缠身，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一片惊叫声中，罗毅冲上去推开别人，用衣服擦干铁锹把上的雨水，然后挑起那姑娘身上的电缆线，把她抱了下来。我赶到知青宿舍时，那个姑娘刚从昏迷中醒来，浑身都在颤抖，说话语无伦次。据说，在罗毅的指导下，别的女知青已经给她做了好长时间的人工呼吸。万幸，那姑娘的命肯定是在鬼门关上转了几个圈。我和罗毅商量；要不要写个材料送上去，当回英雄好不好？罗毅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好，不好，这种事张扬出去，知青家长们还不都把孩子往家叫，谁敢在头号呆呀！我一想也有道理，总不能让罗毅救了人反倒当上光杆司令吧。 救人的英雄肯定是当不成了，两个月以后，罗毅和我却一起当了回打人的英雄。三夏大忙，分秒必争，麦场上突然有人报告，说脱粒机漏电，从城里来参加劳动的学生们要找电工。我抓起个草帽扣在头上就跑到现场，只见当时天已渐黑，乌云四合，雨就要来了，带队的女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围上来惊恐地七嘴八舌：已经电了好几个学生了，弄不好会出大事的。我咬了咬牙，下令：撤。立即停工，电工修好了再讲。公社派来蹲点的干部是分场党委一位姓何的副书记，新来的转业军人，我们还没顾上见面呢。这会儿他冲上来指住我的鼻子喊叫：谁敢停工，这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我比他声音还大：我是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三夏总指挥。他上来一巴掌抡在我脸上，打了我一个跟头，喊道：我不管你是谁，我是公社派来的，大家全听我的。关键时刻，罗毅带了4个平时最爱打架闹事的知青出现在我身边，有张少秋、薛民、贾瑞清等。一了解情况他就冒了火，亲自下令：“把这姓何给我捆起来，敢打我们书记还反了你不成？”可怜那位何副书记立即被很结实地捆在木头电线杆上，嘴里不停地说着唬人的狠话。罗毅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拖拉机皮带轮上用的三角带，交给那个叫贾瑞清的知青，下令：“打，打个狗日的”。 结果是不难想到的，第二天上午分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我和罗毅站在小会议室外面听候组织处理。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一点多钟，分场党委书记叫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接着让食堂送来两碗饭，说：吃，吃饱了再说。这顿饭我俩肯定是吃不饱了，也根本不想吃。一肚子全是目无领导、不得不殴打上级的说辞。书记话不多，很有些见怪不怪的样子讲：何副书记刚来，不了解你们，我已经让他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你俩回去吧。一听这话，我笑得很像一只刚偷了鸡吃的狐狸，用现在的话说，一个字：爽！罗毅也很大度地向党委书记表示，何副书记就不用给我们俩道歉了吧。 这是个同样不便张扬的英雄壮举，我第一次听到罗毅也学会骂人了，心想，他一定是跟着我学坏的。 1977年，北京市恢复高考，我这位亲如兄弟的罗毅以高分考取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第二年，萧雪松、宋昭、董书君和我也相继赶上了文革后大龄青年进大学的未班车。但几乎没有任何同学知道，在准备高考期间，我已经由一个插队知青变成了产业工人，在密云水库白河大坝的工棚里学习载重汽车的修理技术。 那会儿全国都在疯抢各种高考复习资料，我却两手空空，片纸皆无，每月不到20元人民币的工资只够吃饭生存，找那些高考资料势比登天还难。这种情况让宋昭知道以后，立即把她自己准备高考的全部资料给我寄了来，里面包括铅印、油印的纸片。我不知道，宋昭的这种举动是否得到过王萍阿姨和她的哥哥、姐姐的同意，只感觉这是不惜牺牲她自己而希望改变我命运的一种付出。接到这些书籍资料的一刻，眼里止不住泪往下流，心里止不住血往下滴。在我众多的至交好友中，我一直都把宋昭当做自己的主心骨，如果因此毁了她，那还不如先毁了我自己。 老天开眼，我在那一年（1978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专业，毕业后回陕西当了几十年的地方党报记者。宋昭考取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去了湖南电视台当影视剧导演，现在又回到她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任教。打小我绝没有给自己找个偶像崇拜崇拜的习惯，但这个宋昭例外，她是我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完美偶像。 在大学里，有人说我们是文革造就的一代文盲，没有未来，也不能肩负起什么责任。好像我们的过去那样没有意义，那么不值一提。可是，我们真实地从“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的岁月中走过。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毫无争议地有着不同寻常的风雨人生，而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也曾拥有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无论是充满阳光的欢歌笑语，还是优美妩媚的动人舞蹈；无论是孜孜不倦的上下求索，还是深沉大胆的冷静思考，都是重压之下这个社会赐予我们的一种叛逆和坚强。不管我们做过什么，还要做什么，也不管我们今天近在咫尺，还是远隔重洋，我们都有着彼此相通，彼此熟悉的性格、品格和人格。使你不能不在回首往事的记忆中珍惜品味。 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深深地怀念英年早逝的老同学罗毅和滕易，也希望他们所有的亲人健康珍重。 刘 南 宁 2012年11月9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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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8 03: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