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莫斯科河的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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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十岁，在北京上小学五年级，当时那所小学在原来的一个尼姑庵里，校长是个尼姑。虽然是尼姑办的私立学校，可教学内容完全是新时代所规定的。记得那时候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不是要参赛者各讲一个互不相同的故事，而是要求大家讲同一个故事，所比赛的，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讲那内容时的具体表现。那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内容是：苏联远东有个母亲，孩子病了很着急，于是给伟大领袖斯大林写信，斯大林看到信，派飞机载去医生，将那孩子治好了。其实那个故事大家早就知道，我就看过相关的“小人书”（连环画册）。比赛的时候，全校师生坐在庵殿改造成的礼堂里，选手们挨个儿上场，大家重复地听同一个故事，未免乏味，于是就有不少同学交头接耳，小动作不断，主持比赛的老师不得不多次高声维持秩序。
偏那次讲故事比赛，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指定我代表全班出马比赛。我生性腼腆，属于“窝里横，窝外”一类，就是在亲友熟人面前能放开嬉笑，一到生人面前，尤其面对一大片生人，立马不知手脚该如何安放，舌头也就打起绊来。我在本班试讲时，虽然有后排的男生对我扮鬼脸，却并未“打磕绊”，一气把故事顺溜讲完，班主任老师带头鼓掌，那扮鬼脸的同学则在大家的掌声都停息后，又故意呱呱响出几声。到全校比赛宣布我上场，我站在一大片黑压压的头发面前，不用任何人扮鬼脸，腿先软了，自己也闹不清怎么开口讲完的，只在下台的时候，瞥见班主任老师铁青着一张脸。
那次讲故事比赛的冠军，是别班一位讲到斯大林派飞机的情节时流下眼泪的女生。我尽管名落孙山，对不起全班，尤其对不起予我以厚望的班主任老师，但受到的教育，还是很深刻的，那就是必须要热爱领袖。那时候看电影，苏联电影多是表现卫国战争的，苏联士兵冲锋，高喊：“为了斯大林，冲啊！”那样的场面频频出现，于是我们男同学一起玩打仗的游戏，也就纷纷模仿，高喊：“为了斯大林，冲啊！”而且最爱做出中弹倒地身亡的情状，那时候完全不懂得究竟何谓死亡，甚至觉得死掉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但是很快我和大家就遇到了无可回避的死亡事件。1953年3月初，我未满十一岁，忽然那一天电台和报纸宣告斯大林逝世。我觉得很惊诧，斯大林也会死去吗？他曾派飞机送医生去救治一个远方的小孩，那么，为什么没有一架飞机载着医生去克里姆林宫将他救过来呢？当然，很多年以后我知道，斯大林病逝的地方并非克里姆林宫，而是他在孔策沃的乡间别墅。大人世界为伟大领袖的去世忙着许多事情，我们小学生毕竟还有许多的闲暇，那一年暑假后我就要上中学了，暑假里我和一群孩子仍然玩打仗的游戏，也仍然有孩子高喊：“为了斯大林，冲啊！”但有一次我假装中弹牺牲，倒地时不免出现杂念：斯大林没有了，以后为谁冲呢？
也就在那一年，北京市所有私立大中小学全部实现了国有化，我上过的那所小学也就不再有尼姑校长，我考进的原基督教会办的崇实中学，改称北京21中。在21中所受到的文化熏陶，基本上也都是苏联的。初一、初二还有少先队组织，学校设总辅导员。那辅导员总穿着一件苏联式上装，长袖紧袖口，矮小的圆圈领，偏左侧一道十几厘米长两厘米宽的装饰性开缝，套头穿妥后以暗扣关合。那时的苏联电影里，男人多穿这样的上衣。也有同学效仿，让家长给缝制了这样的苏式套头衫。苏联风劲刮，由此可见一斑。
我可以说是看着苏联电影长大的。当然，起初看的都是译制片，后来，上了高中，学校离南池子的中苏友协礼堂很近，发现那里每到周末会放映原版苏联电影，而且往往是苏联那边刚拍摄不久的，于是，就几乎每周都跑去看。高中学的是俄文，还发现王府井外文书店有个外文期刊部，那里有许多俄文杂志，包括苏联的《银幕》杂志。我凭借学到的那点俄文，再频查词典，居然也能把杂志里介绍的苏联电影了解个大概齐。1957年，在那杂志上发现拉甫涅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第二次被搬上了银幕（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拍过黑白片），导演丘赫莱伊，男主角由我早已熟悉的斯特里席诺夫扮演（他主演的那时已译制过来的《牛虻》、《墨西哥人》我都看过不止一次），于是，当发现中苏友协礼堂要放映这部新拍成的电影时，我去买了好多张票，不但自己要先睹为快，也愿与亲友们分享尝新的滋味。
原版《第四十一》观后，与有同好的同学讨论过，觉得很不错，也有几处没太看懂。那时候评论文艺作品，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政治上是“阶级论”，文艺上是“典型论”，于是就觉得，《第四十一》这个作品，政治上，从结尾看，还是正确的（与白匪军官一起流落荒岛的红军女战士，虽然二人产生了爱情，但在白军船只驶向荒岛时，她还是举枪瞄准跑向“自己人”的“白匪”，使其成为她击毙的第四十一个敌人）。但是，从艺术上论，“不典型”（与世隔绝的荒岛这个特定的故事背景所引发的爱情）。后来我就把这样的感想，以评论小说的形式，写成文章，投寄到《读书》杂志，他们居然刊登了出来。
1958年，有次见中苏友协礼堂预售苏联新片《雁南飞》的票，对这部电影没有像《第四十一》那么有所期待，特别是知道它并非彩色而是黑白的以后，更觉得可能没劲。那时候彩色电影已经流行，宽银幕也出现了。苏联怎么还拍黑白电影呢？抱着“不看白不看”的无所谓心态，我去看了《雁南飞》。那一年我十六岁，正是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雁南飞》令我震撼，于我来说，是一次启蒙。
虽然看的是原版片，事先也丝毫不知道影片究竟是表现什么，但是，那影片的电影语言，达到超越地域、民族差异的纯艺术境界，任何一个有正常审美能力的人看到，都会明白银幕上在表达什么。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莫斯科河畔，画面简洁极了，河边的石砌栏板呈现为一道优美的曲线，一边是闪烁着晨光的河水，一边是洁净的路面。女主人公从镜头后跃入画面，青春绽放，以活泼的姿态俯着河栏下望，双腿倒踢，又迅速离开，紧接着男主人公也从镜头后跃出，一对青春生命并肩以颠连步往前跑去，消失在远方……所配的音乐，开始是典型的苏联手风琴曲调，随后演变为柔情的管弦乐，镜头多次从不同角度拍摄这对恋人在莫斯科河边的嬉戏，几乎所有的画面都做到简洁别致，令观众顿感此时黑白胜彩色。整部影片的黑白摄影始终保持着美的张力，正是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黑白灰是世界上最美的三种颜色”的说法。两个恋人离开莫斯科河以后，经过著名的红场，红场的镜头在以往苏联电影里见过太多，但这部影片却带领观众从另一种角度欣赏红场，特别是它将著名的克里姆林宫那顶着大红五角星的斯巴斯基塔，斜着展现在银幕上，化威严为慈蔼，而这个镜头也就恰好叠印出影片的名字，传出那钟塔上凌晨四点的断续钟声……《雁南飞》开篇就攫住了我的心灵。
以往看过的苏联表现卫国战争的影片，诸如《团的儿子》、《她在保卫祖国》、《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丹娘》等等，特别是鲜艳十三彩，充满了大场面的《攻克柏林》，它们从政治上说，当然都十分正确，教导我们要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要“为了斯大林，冲啊”！从艺术上说，都是塑造典型，特别是英雄形象，以供观众，特别是我这一辈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学习、仿效。但是看了《雁南飞》以后，就发现它几乎置那样的套路于不顾。它演的是苏联卫国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却不再以英雄人物为主人公，贯穿全片的女主角薇洛尼卡（恋人叫她“小松鼠”），即使不算落后人物，也是个十足的中间人物。战争爆发了，她竟迟迟进入不了战时状态，后来恋人出征，她送行迟到，以弱小的身躯，穿越轰隆隆开赴前线的坦克队阵，跑到人群拥挤的送别现场，被征入伍者的队伍已经开拔。她看到了队列中的恋人，高声呼唤，对方哪里听得到。她把为他买的整包饼干抛过去，散落一地，被前进者无情践踏，她的恋人，竟从此与她永诀！在苦等出征的恋人未获信息的情况下，恋人的堂兄弟，一位钢琴家乘虚而入，在大轰炸后精神恍惚的她，竟被那宵小占有。事后她无奈地嫁给了那个叫马尔克的男子，后来他们一起被转移到后方，她在军医院当护士，当她听到一位伤兵痛骂那抛弃了他的女友时，受到刺激，内疚中几乎卧轨自杀……后来她离开了马尔克，仍苦等恋人到来，直到战争结束，她仍满怀希望地捧着鲜花到火车站迎接恋人。当遇到与恋人一起参军的荣归者，告诉她他的恋人确实牺牲了，她痛哭失声，最后将手中花枝分送给遇到的荣军或其家属，走出人群，仰望苍天，而这时，片头出现过的排成“人”字的雁群，又在飞翔……
《雁南飞》通过薇洛尼卡的形象，给予我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启蒙。于是我开始懂得，英雄固然具有极高的价值，革命领袖的伟大更达到无价可报的程度，但是，普通的人，芸芸众生，有弱点，有缺点，乃至犯过错的生命，只要不是法西斯，不是大坏蛋，也是值得关注，值得爱怜，至少是应多少给予其怜悯心的。人间的文学艺术，除歌颂领袖、赞美英雄（即表现“神佛”与“罗汉”），也还应该表现这些普通的生灵，以唤醒观众、读者“人”的意识。影片中有个贯穿始终的道具——玩具松鼠。薇洛尼卡的恋人鲍里斯因集合令急，不及与她告别，于是将这玩具松鼠交给奶奶，由奶奶转交到薇洛尼卡手中。那松鼠挽一小篮，里面塞满仿真松果，薇洛尼卡后来一直将其带在身边。没想到转移后方以后，她错嫁的丈夫马尔克为讨好一位贪官情妇，竟将这松鼠拿去献为生日礼物，结果那腐败的生日宴上，鲍里斯藏在松果底下的一封告别信，偶然被那群醉生梦死的客人中的几位发现，便在烛光下逐句念了起来，偏这时薇洛尼卡找了进去，一见那情景，撕心裂肺。后来我看了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的《雁南飞》，对这段情节更加了然。这样表现卫国战争中存在于苏联社会的阴暗面，是以前同类题材影片中绝对没有过的。玩具松鼠的细节，对于我的启蒙意义，更在于懂得了普通人的琐屑隐私，也具有神圣性。普通人的价值绝不能低估，而这价值里包含着许多他或她独有的，也许对于其他人是毫无意义的，生存的细节。
看原版片时，对于入伍士兵在学校集合，形形色色的应召入伍者及其送别的亲人互动的那段长镜头，印象非常深刻，真实自然，原生态，像是纪录片，却异常优美。但其中有个细节是后来看译制片时才明白的，就是正当一群人在生离死别之际，忽然有个胖胖的中年人急匆匆走向移动镜头拍到的铁栅烂，朝可以想见是在铁栅栏另一边的某人高喊：“花椰菜的发货单在哪儿？”这就提醒着观众，社会生活有其固有的无情一面，你们在那里难分难舍，形成那个空间里的主流事件与情绪，但是，因社会分工不同、具体处境不同，这个只露一次面，仅有一句台词的中年人形象，就标志着人各有其命，也各有其运。这类细节影片里还有不少，当然体现出编剧的高妙。这部影片的编剧是罗佐夫（1913—2004），他先写了《永生的人》的舞台剧，多次演出过，然后在1957年自己将其改写为电影剧本，由卡拉托卓夫（1903—1973）执导，拍成了《雁南飞》。
影片的男主人公，也就是薇洛尼卡的恋人鲍里斯，由那时风头正劲的巴塔洛夫扮演，他当时应该是刚接近而立之年，扮演比自己实际年龄小几岁的角色并不困难。鲍里斯的形象比薇洛尼卡明亮，他主动请缨，走上战场。但是令我，恐怕还不仅是我，包括看惯了高喊着“为了斯大林，冲啊！”的英雄士兵形象的苏联观众，也会大吃一惊的是，影片里他还来不及参与重大的关键性战斗，来不及高喊那句效忠领袖的口号，在部队突围的侦察行动中，竟被一颗流弹射中，倒在泥泞中。我看原版片时，本以为编导不会让他就那么窝囊地死去，想必影片最后会出现他的意外荣归，仍以团圆的戏剧性结尾安慰观众的心灵，没想到跟着影片里的薇洛尼卡一起苦盼那一幕出现，到头来却交待他竟就是在非战斗的侦察中，被那颗流弹打死了。这样的情节，令我走出放映厅后久久不能平静。我当然相信，在一场大战里，会有士兵是这样的遭遇，但这样的死法，也可以算是牺牲吧，难道也值得用一部影片来表现吗？真是骇人听闻！导演用了很长的慢镜头，来表现鲍里斯被流弹击中后倒下去，以他的视角，看到树林在越来越快也越来越远地旋转，而且这时有绝望的声音，似乎在喊：“不！不要死！不能死！不愿死！不该死！”又叠印出他的幻觉，他和薇洛尼卡结婚了，薇洛尼卡披着祖母辈当年用过的那种婚纱，白纱飘拂着，他穿着笔挺的大礼服，扎着白领结，和亲人们从单元里出来，一起朝楼下走去。他的父亲、姐姐、堂弟马尔克，全都举着斟满的酒杯，围绕着他欢呼，当然还有他的奶奶，在人群后面笑得合不拢嘴……那是普通人的最普通的向往，也是他生存的核心意义，但是，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要害，他的生命就要结束，这是为什么？我思忖的结论是，这才真正控诉了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滔天罪恶，法西斯疯狂反对革命领袖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固然罪不可赦，然而，法西斯对人类中最大多数的普通人那普通的幸福追求的破坏乃至摧毁，是更难饶恕的恶行。影片以鲍里斯僵硬地仰倒在泥泞中结束了这个角色的命运。
《雁南飞》使我跳出了对文艺作品从阶级性进行政治评价，以及从是否塑造了典型进行艺术评价的窠臼。原来艺术作品可以是这样的：它超越了狭隘的政治，超越了阶级分析的教条，去表现最普通的生命，最质朴的人生追求，而且，它不试图塑造可供人膜拜的角色，只把真实的生命呈现出来，它的职责不是为政治服务，而是创造出美。后来知道卡拉托卓夫追求的是“诗意电影”，之所以将《雁南飞》拍成黑白片，正是想通过黑、白、灰的简洁画面，和充满诗意的长镜头，营造出浓酽的人情味和视觉美感。
看完电影，我赶紧去王府井外文书店寻找苏联《银幕》杂志，有新到的，但交款时营业员告诉我：“以后不进了。”那是我买到的最后一本。再过些时候，几乎所有的苏联杂志全买不到了，而且，那外文期刊部也被撤消了。翻阅买到的最后几本《银幕》杂志，发现有一期报道了《雁南飞》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消息，并刊有扮演女主角的演员萨莫依洛娃的整页靓照。这位女演员在好几年里都成为我的梦中情人。1961年夏天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住入分配到的宿舍，毫不犹豫地将萨莫依洛娃的那张大照片从苏联《银幕》杂志上裁下，斜贴到我的床头。
那张萨莫依洛娃的大照片没贴几天，就取下了，因为有好心的同事提醒我，苏联不对头了。其实1956年《人民日报》就刊登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文，已经不点名地批判苏联搞修正主义了，但我那时才十四岁，怎么看得懂那文章的玄机？到了1963年，《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九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第一篇的题目赫然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窗户纸捅破了，于是明白，怪不得《第四十一》、《雁南飞》、《伊万的童年》等苏联电影已经都译制好了，却不能公开放映。而且知道1956年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作过一个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宣布要破除个人迷信，所以才引发了文艺上的解冻，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别辟蹊径的作品，像电影，在《雁南飞》之后，更有《士兵之歌》。我买到的最后几本《银幕》杂志上，有许多剧照，黑白摄影更追求唯美的效果，影片里的士兵，比《雁南飞》里的鲍里斯更年轻，还不曾尝过爱情的滋味，就上了战场。他那时的人生最大愿望，就是能为母亲修理好自家村屋破损的屋顶。他因摧毁德寇坦克立功，部队给予他的奖励是回家探望母亲，以圆他修好自家屋顶的愿望，但他一路上有许多曲折遭遇，等他赶到家里时，已经完全没有时间停留，只能匆匆跟母亲告别，再上征途。影片以联翩的镜头表现母亲在麦田里眼巴巴看着他远去，然后响起旁白，说这个士兵后来战死在远方。《士兵之歌》偏离英雄主义的倾向更加严重，后来有关部门也专门出了素封面小册子，把相关资料汇聚一起，供批判使用。后来《文艺报》（那时以杂志形式出刊）用一整本批判了苏联电影导演丘赫莱伊，说他的作品是修正主义文艺的典型毒草，而《第四十一》正是他的处女作。再后来就爆发了持续十年的政治大风暴。起草“九评”的吴冷西等人全数被指斥为修正主义分子被批斗，《文艺报》被指斥不抓大的修正主义典型肖洛霍夫而用丘赫莱伊充数，被迫停刊，其总编辑张光年也被赶入“牛棚”……这种令我目眩神昏的“否定之否定”不停呈现，原来睡在伟大领袖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林彪在揭露其真面目和维护伟大领袖上功莫大焉，因此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接班人。我和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那时候口中道出最多的两个祝福，一是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二是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却万万想不到，1971年林彪竟乘飞机外逃摔死在异国他乡，乃是伟大领袖最凶恶的一个对手。到1976年伟大领袖去世，因为少年时代经历过斯大林逝世的事情，倒也不再有伟人怎么会离世的惊诧，只是内心惶恐，不知今后又会经历怎样的“否定之否定”？果然有“否定之否定”来临，“四人帮”被捕，被打倒的干部纷纷被落实政策，有的不仅官复原职，更升到高位。1977年张光年主持《人民文学》杂志，拍板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88年香港《大公报》报庆，我和吴冷西同为受邀嘉宾赴港。苏联电影也重新公映于中国银幕，如果说《攻克柏林》是苏联第一代卫国战争片的典范，《雁南飞》是第二代的典范，那么，拍摄于1972年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成为第三代的典范。它的特点，就是把第一代的英雄主义和第二代的普通人主义，有机地糅合在了一起，艺术上则兼容了第一代宏大叙事的华美，与第二代诗意盎然的灵秀，我看了它，感慨万端。
后来很容易买到《雁南飞》的光盘，原版的和译制的我都收集了，再后来从电脑网络上可以很方便地下载或在线观看。作为青春期文艺欣赏的难以磨灭的印记，我几乎每年都要重看一遍《雁南飞》，还是会在一些镜头出现时热泪盈眶。于是就想，一定要去趟苏联，去莫斯科，去莫斯科河畔，寻觅那河中的雁影。
2007年我六十五岁时，终于飞到了莫斯科，莫斯科有太多可观光的地方，而我独有到河边寻觅《雁南飞》镜头的想法。莫斯科河是将原有的小河大大展拓开凿成的运河，1932年开工，1937年竣工，它与伏尔加河汇合在一起，可以行驶海轮，是一项了不起的福延后代的工程。我在河边漫步，很高兴地发现，它岸边许多部位的石砌栏壁，还保持着《雁南飞》电影里的那种原貌，从某一角度望去，它会形成一道优美的曲线，一边是荡漾的河水，一边是洁净的路面。我相信，曾有许多个薇洛尼卡和鲍里斯那样的年轻恋人，一对对活泼泼地跑过河畔，普通的生命，他们的单纯的爱，过安稳小康生活的追求，生生不息……
乘游船在莫斯科河上遨游，瞭望着两岸风景。俄罗斯朋友告诉我，那边的滨河街公寓，曾有若干艺术家居住在里面，于是我倏地想起了钢琴家尤金娜（1899—1970），她是否曾居住在那栋楼里？我从几种过来人的回忆录里，知道有过这样的事情：斯大林某日偶然从电台广播里听到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觉得非常入耳，就让文化部的官员第二天把唱片给他送去，可是尤金娜根本没灌过那个曲目的唱片，斯大林听到的是现场直播。但文化官员谁敢汇报说伟大领袖喜欢的乐曲竟未灌过唱片？于是赶忙召集钢琴家和乐队，连夜赶录唱片，尤金娜气定神闲，指挥却慌了神，一连换了三个指挥，才算把乐曲录制下来。第二天将唱片送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哪里知道，那是仅有的一张为他录制的绝响。斯大林听了非常满意，立即派人给尤金娜送去两万卢布的犒赏，这在那个时候真是天文数字！那一年尤金娜大约五十岁出头，她收到钱后立即给斯大林回了信。我在莫斯科河游轮甲板上，望望克里姆林宫的剪影，再望望滨河街公寓的那些窗户，不由得默诵着尤金娜那封信的全文：“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这封信送达后，几个部门的官员都等候着斯大林逮捕、处决尤金娜的命令下达，但斯大林却对此默不作声。几个月后，人们发现斯大林猝死在孔策沃别墅地板上，而屋子里的留声机，仍在播放尤金娜所演奏的莫扎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
我的理解是，尤金娜是个纯粹的艺术家，她的信没有丝毫政治挑衅的意味，她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非常清楚，人做天看，无可逭逃。她是真诚地怜悯斯大林这个罪人，她在必要的时候，坦率地表达了她的认知，她的信仰，她的大悲悯情怀。而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强人，他实际是孤独的、悲苦的，他从尤金娜的演奏中听见了天音，他的那些效忠他的下属全不懂，他懂，尤金娜确实是以大悲悯对待他犯下的种种罪孽——当然，他自己会认为那一切都是必要的。
苏联不复存在，莫斯科河上那天没有雁群飞过，但我俯身望着河面，却觉得分明有雁群南飞的倒影，构成一组组的“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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