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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一个香港托派人士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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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3 03: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个托派青年在香港
 
托洛茨基曾对中国充满期待,与斯大林相比,他从不轻视中国与亚洲的重要性。即使在流亡时,他仍寄望于陈独秀能加入第四国际,为革命带来新活力。中国托派的能力与运气,注定令托洛茨基失望。



在门口的橱柜上,钉着切·格瓦拉的画像。那是保罗·戴维斯的著名插画,切的眼光坚定、明亮却温柔,贝雷帽上的五角星闪闪发光,帽子下的头发有一种孩子气式的蓬乱。多年来,格瓦拉让人着迷的是他将理想付诸行动的勇气,与果敢、勇气背后难掩的温柔。在游击战的行军中,他常手持一卷聂鲁达入睡。
画像不是来自海报,而是一本杂志的封底。“你知道《70年代双周刊》吗”,梁国雄问我,”我的很多想法都从这本杂志开始的。“
《70年代双周刊》创办于1970年1月1日。24岁的吴仲贤与23岁的莫昭如是它的两位主要创办人。前者因一年前的“珠海事件”而知名——他在就读的珠海书院发动罢课,以反对校方操控学生会,被开除学籍。
“Pitzer曾说过:‘在历史上,无论何时何地,大学一旦成为政治或意理(Ideology)的工具,便得遭殃。’我们想补充:‘在历史上,无论何时何地,大学一旦成为金钱的工具,必然遭殃。’”吴仲贤在校内的《大学生活》杂志中写道。这种情绪既源于他个人的自由精神,也与时代氛围有关。六十年代的世界被学生运动所占据,从柏克莱到巴黎到东京,从布拉格与北京,出于不同的原因与主张,青年们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于既有制度的抗议。但在彼时的香港,这注定是孤独的呐喊,这个夹杂在红色中国与没落帝国的城市首要渴望的是秩序,而不是颠覆。而从澳洲留学归来的莫昭如也是一个颠覆者,在Adelaide大学研读经济学时,就受到反越战思潮的影响,不过,他很是不以为然于同样流行的“文革崇拜”——他知道它也一点不像这些外来者想象的浪漫,相反的,它意味着人道灾难。他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切既有体制都意味着压迫,都需要反抗。比起吴仲贤的浓郁的政治意识,他的兴趣在于艺术。
他们与随之加入的一些青年人,令《70年代双周刊》变成了一本无法归类、活力盎然的杂志。即使在今天,仅仅是流览封面,你也会为它的丰富性与前卫性大吃一惊。鲍勃·迪伦的抗议音乐、法国新浪潮电影、柏克莱的学生运动、罗素哲学、伊朗的街头骚乱、中国的文化革命、孟加拉的人民抗争就这样排列在一起。
除去引介西方青年文化、社会抗议的思潮,它刊登本地青年作家与艺术家的作品,还鼓励本地的工人运动,批评中国大陆的政策,呼唤香港青年人在文化与政治上的自觉。在他看来,“香港的青年都囚禁在不可逾越的沙丘里,昏睡的固然永远沉沦,清醒的也不能自救”,要打破这无力与无根的状态,必然要从反抗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开始。它似乎是六十年代西方学运的延续,音乐、抗议、文艺、思想、时政混杂在一起。
对这本杂志的编辑来说,仅仅的思想不能令人满足,他们还要把理念转化成行动,从纸面呼喊转变成直接抗争。它连串工人运动,酿成小规模工潮,筹组“工学联盟筹备委员会”,争取中文成为香港法定语文,获得与英文同等的地位。1971年的钓鱼台危机,则为他们的行动增添了新的燃料。他们不仅连续刊发了报道与声明,还发起了一次次的公开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撞。倘若台湾青年把钓鱼台事件视作对抗国民党威权的机会,那么吴仲贤这批青年则用它来挑战英国殖民者。在1971年5月4日,一群青年聚集于皇后码头,抗议日本占领钓鱼台,这像是双重传统的结合——民族主义与五四的启蒙精神。


在梁国雄的记忆里,他该是《70年代双周刊》最早的热心读者,这为他早熟的灵魂打开了另一扇窗。随之,他还在保钓游行的队伍中第一次感受到“群众的魅力”,这真是兴奋的经历,它令人忘记自身的孤立。比起从前半地下的小规模活动,这种公然走上的街头、吸引他人目光的行为,充满了半骄傲半炫耀式的快感。
当然,没人会太在意思这个少年人。他才十四五岁,逃离了寄居的家庭,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这必定也是狼狈不堪的日子,他要为最简单的日常生活苦苦挣扎。这种骄傲、敏感、孤独、酷爱阅读的心,很容易成为了《70年代双周刊》的追随者。
“他还是个小孩子,都叫他‘雄仔’”——在一个小雨的上午,我见到了莫昭如,他这样说起当年的梁国雄。满头银发的莫昭如仍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像是刚从泛黄的武侠小说的页面中走出来。他仍在用听不太懂的粤语普通话对我回忆往日,评论当下。他的谈话会突然停下来,两眼望着前方,不知道是拼命搜寻记忆,还是出了神,就像他的话剧作品、他的人生,充满了即兴式的片段。他仍大骂中国的丑陋现象——40年前,他说毛泽东的革命变成了新官僚,现在则说北京早已放弃了社会主义,变成了最极端的资本主义。他仍在相信,革命随时可能爆发。也像40年前一样,他试图把自己的思考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从前,他通过杂志鼓动风潮,现在则通过“民众剧场”来扩散理念。他的一生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杂乱又专一。



激动人心的合作注定难以持久,热情的灵魂也常不安。1972年,吴仲贤前往巴黎寻找爱情,《70年代双周刊》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前往欧洲。在一阵游荡之后,再度归来的吴仲贤成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巴黎,他与一名流亡多年的中国托派元老彭述之相遇,那时他是第四国际的少数派的领袖,致力于把分裂的托洛茨基分子重新组织起来,试图把托洛茨基运动统一起来。
出生于1895年的湖南的彭述之就读于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他曾留学苏联,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但在1927年大革命之后,他的观念与陈独秀日益相近,在1929年末与陈独秀同时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成为了“托派”分子。也与陈独秀一样,他被共产党开除,又坐了一段国民党的监狱。1948年,他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并迁往香港,流亡越南与欧洲。彭述之一定是个魅力非凡的人物,几次谈话之后,吴仲贤成了托派分子,他可能被托洛茨基的世界观所吸引,或许是性格上的相似——托洛茨基与他的追随者,往往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托洛茨基派是个被发明出的词汇,是斯大林用来权力斗争的产物,那些他需要打击的则被命名为“托派”。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却不反对社会主义实践,他相信官僚阶层成为新的剥削者,必须依靠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抵达社会主义。他相信斯大林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偶然倒退”。比起追随者稀少这一悲惨现实,托派的乐观却很少消退,在1938年的巴黎的第四国际的家庭式的成立会议上,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仍激昂地讲道:“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以从老运动中‘分离出来的小派别’开始的,基督教起初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新教是从天主教即堕落的基督教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派是从黑格尔左派中分离出来的。共产党国际是由那些从社会党国际中分离出来的人在最近那次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些运动的创始人之所以能够获得群众拥护,仅仅是因为他们从不怕孤立。”


托洛茨基曾对中国充满期待,与斯大林相比,他从不轻视中国与亚洲的重要性。即使在流亡时,他仍寄望于陈独秀能加入第四国际,为革命带来新活力。中国托派的能力与运气,注定令托洛茨基失望。
陈独秀在晚年被失败主义困扰,退回到传统中国。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后,新政权发起了一场大逮捕,300多名境内的托派分子被送进了监狱。除去流亡海外的,香港倒成了中国托派的暂时避难所。 彭述之将成立的“中国革命共产党”迁至香港。而随着国内的大逮捕,香港托派的活动也陷入消沉。在五六十年代,他们出版一些无人阅读的《向导》、《海燕》丛刊,分析中国的变化。
直到吴仲贤这新一代的加入,这死气沉沉的托派才产生了新的能量。回到香港后,吴仲贤先是加入中国革命共产党,然后退出,成立革命国际主义同盟,1975年又改组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简称“革马盟”,它出版一份叫《战讯》的杂志。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都与《70年代双周刊》相关。
“整个人变得不一样了”,梁国雄仍记得刚参加“革马盟”的感受,“你参与了一个组织,而且是这样一个革命先锋党,你要把整个生命放进去。”这是1975年,他已经19岁,总算度过了摇摇晃晃的青春期,变成青年人。在半工半读的中学生涯结束后,他没进入大学。白天,他是一个打短工者,做过丝网的印刷工,为老式计算机做纸饼,在香港迅速兴起的建筑业中当地盘工人。他过着双重生活,一名勉强的打工者,一个热情的职业革命家。这个革命小团体中,他找到了归属感,这像是对缺失家庭温暖的补充。
但在香港,革命意味着什么?吴仲贤曾在《第三次革命》想象未来:“再没有强权,在没有党专政,再没有殖民地……再没有一小撮人把持了一切的广播媒介,我们自己操纵我们的觉醒,再不是新华社,再不是G.I.S。再没有政府。”他们主张在香港召开全体市民代表大会,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主张并没有错,错的那些实践者,他们把一切变得教条化。他们期待一场世界性革命的到来,既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殖民制度,也摧毁红色中国那样的新官僚。
但这样的革命注定停留在一小群人的口号与偶然的示威中。开讨论会、编辑小册子、争辩就变成了革命的主题。所幸,在风云变幻的七十年代,他们有很多重大事件要探讨。除去反对殖民主义,他们还要理解迅速转变的中国,最好能参与其中,托派标榜的国际主义精神,怎能只把眼光局限于香港


汪精卫与格瓦拉
 一
出人意料的,我们谈到了汪精卫。还一起背起他的那首《朝中措•》,他的记忆力惊人,断断续续、却完整地念出了每一句:“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它作于1943年的南京,汪精卫已经60岁,心中满是疲惫与无奈,事态与他最初设想的不同,以为自己能够曲线救国,却沦为了千古罪人,而且毫无改变的希望。也在这时,他写出了一生中最精彩的诗句,作为政治人的汪精卫失败了,而作为诗人的汪精卫更为鲜明。
“刺杀摄政王的,做汉奸的,都是那是个汪精卫,他没变,但时代变了。”他翻着手里的蓝色封面的《双照楼诗词》,这是天地图书的最新版本,除了余英时的洋溢着同情的长序,每首诗词语还添加了详细的注释。


“从前别人送我一本台湾版的,没有注释,读得,现在这个明白多了”,他接着说,“他真是个诗人,感受很快也很深,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诗的,我读完这个才明白的。”
他又喝下一口啤酒。为了我到来,他准备了五罐健力士与半瓶五粮液,似乎它们不过就是咖啡与茶。这是四个月前的一个上午,在香港东九龙的一间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我和梁国雄面对面。
这房间与其说是一名56岁的立法会议员的家,不如说一名大学生宿舍。一条长沙发,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一台冰箱,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墙壁上则是电影与唱片的海报。这些书的封面与名字,散发出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气息——精装的马克思列宁全集、商务印书馆的哲学丛书,绝大多数出版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他刚醒来,脸上带着倦意与轻微的浮肿,他的普通话迟缓、带着拖音。今天,他没穿切•格瓦拉的头像的T恤,身上黑T恤上印的是英文的“我们推翻了暴政,而且我们能再来一次”,这是“茉莉花革命”时的流行口号。
在香港,人人都认识他,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他是“长毛”,一束马尾长发总是批在后背。他带着这长发与切•格瓦拉的头像,出现在街头、地铁、兰桂坊的酒吧立法会中,与各式各样的抗议联系在一起,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哲学联系在一起。不管,作为一位职业性的抗争者、还是立法会议员,他这一形象从未改变过。在一份旅游指南上,他与维港的夜景、镛记烧鹅、迪士尼乐园列在一起,被视作香港不容错过的景观。
但这个上午,除去一支接一支的香烟,一杯接一杯的酒精,他还语调迟缓却兴致勃勃的谈论着作为诗人的汪精卫以及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字的象征性,文学与历史的纠缠关系。那些习惯于他的政治姿态的人可能忘记了,在立法会的发言中,他是一位诗词的狂热引用者,不管是在质疑特首选举、谈论社会公正、或是抨击北京的专制统治,他能引用到从王安石、郁达夫到罗伯特•弗洛斯特……
比起他的政治理论,他的文学趣味似乎与香港现实更为疏离。不过,他已经习惯被误解与简化。他总心仪那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与自己时代彼此不容,他们卷入了政治,吸引他们的是伦理与审美,而不是现实权力。喜欢谈论生活的荒诞感,汪精卫的命运是荒诞的——刺杀者成了变节者。陈独秀是荒诞的——共产党的创建者被共产党开除与攻击。他的偶像切•格瓦拉也是荒诞的——谁能料到这个反资本主义的游击战士会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商标。当然,他自己也是荒诞的,街头运动者变成立法者,在这样一栋豪华的大楼中有了办公室,还有人为他的捣乱支付高薪。


不管在人群多么受到欢迎,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孤零零的,倘若没有在呼喊,他的脸上就挂着一丝没落与疲倦,灵魂不知飘到了何方。
这介入热情与本能性的疏离,是怎样混在一起?他的文学阅读与政治行动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颗孤独的内心与街头人群,彼此产生矛盾吗?这一切又是如何开始的?

“一个小孩子,没什么事干,就读书吧。”在谈起的童年里,他只言片语地提到父亲,一个酗酒者,从不准备肩负起生活的责任,也从未在他的生活里扮演任何角色。来自广东增城的母亲,则是个传统的女人,她勤劳、忍耐,却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在他六岁时,去一个英国家庭帮佣,他则被寄送在一个朋友家。


别人的屋檐总是逼仄的,这个家庭的父亲也酗酒,而被宠坏的孩子们没准备友善地对待这个外来者。梁国雄被迫成为一个狂热的阅读者。母亲隔几天就来看他,给他零花钱,他用这钱坐车去图书馆,报纸与书籍,他什么都读,这是他逃离孤独、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
那是1960年代初的香港,这个城市刚刚渡过最初的恐慌。红色中国的威胁、难民潮、匮乏的资源,这城市把所有逆境都转成了向上的动力。它从贸易城市转变成一座工业之城,纺织厂与塑料花,成了它新生命线。它在经济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政治上却处于中国内战的阴影下。香港的难民中,满是国共战争的受害者,他们的一生都是在战争与逃亡中渡过的,从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战争,他们总算在香港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但他们也很难从往日的记忆中摆脱出来。不仅如此,香港也是北京与台北的争夺影响力的前线,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支持者,都不吝于表现他们的政治立场。每年十一,很多地方飘扬五星红旗,而九天后,青天白日旗则到处悬挂。
“你想想看,即使到了1966年,内战也才结束了17年,比现在离六四的时间还短。战争都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这记忆能不深刻吗?”他看到我的不解,这样说。他也记得,他身边的老人,在报纸上,关于国共战争的记忆仍是很多人的梦魇。老一辈的记忆为这个孤独的小孩子打开了政治意识。
“国民党暮气沉沉的”,他回忆说。母亲也是香港左派的工委中的成员(在那个岁月,这些外围共产党组织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逢年过节的宴请、追求平等的口号,给予很多人安慰,它明显胜过国民党的号召力),而留在广东增城的舅父则是一名共产党干部,这些因素都令他更亲近共产党。
1967年的暴乱都没影响他的看法。这一年夏天,红色中国的混乱蔓延到香港。在北京,红卫兵焚烧了英国大使馆。而在香港,左派工人们发动了罢工,一些极端者制造了被称作“菠萝”的土炸弹放在马路、工厂与市中心,香港弥漫着恐慌。
梁国雄没感到什么恐惧,这零星的暴力离这个11岁的他仍远。在内心,他甚至模糊觉得这重暴力不无道理,至少它释放出了一些愤怒。像很多生活在香港的底层的少年一样,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令他深感压抑。尽管大英帝国正迅速瓦解,反殖民运动正席卷亚非拉,香港却保持着惊人的稳定。与100年前一样,一小群英国人统治着这个中国人城市,用权力、语言、俱乐部、生活方式形成一个封闭的特权圈子,他们似乎也从未准备认真治理这个城市,悠然地保持着帝国时代的闲散与傲慢,面对越来越显著的大都市的疾病视而不见,尤其忽略战后新生一代青年的渴求,他们不再是难民,而是出生于本地,他们与香港一直来的难民心态不同。


1967年的暴动,是对香港人的政治倾向的第一次严峻考验。这座城市选择了远离红色中国,自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英国人也改变策略,试图安抚社会中新的不满。
1968年,梁国雄进入了金文泰中学。这座位于炮台山的中学是香港第一所官办中文中学,以纪念第17任港督Cecil Clementi,他以钟情中国古典文学著称,中文名字是金文泰。对于那些无法进入英文中学的学生来说,这是个不错的选择。在中学时代,他是一名成绩不好不坏的学生,和所有的同龄男生一样,他的人生乐趣之一是在学校露台上看隔壁的女校的女生在操场的操练。他也是校内的外围左派组织的热心参与者,不过要一直到1971年的保钓运动发生时,他才第一次体验到街头运动、公开表达的滋味。
七十年代到来了,梁国雄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他进入了金文泰中学,他逃离了那个寄养的家庭,他初次品尝了酒与群众运动的滋味,他获得了独立,还寻找到一种新的归属。


香港的非正统“左派”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梁国雄刚从浅水湾游泳归来。“当时的大街上卖电视的商店里,都在不停播新闻”,他回忆说,“我知道他死掉了。”
不过,他对于毛泽东没有太多的好感。他的精神引导者吴仲贤等人几年前在《70年代双周刊》上,把毛视作摧毁中国革命的人,在封面上,他们甚至把毛的手设计成黑色的——他才是“幕后黑手”。相比于毛,梁国雄对于周恩来的评价更高。他的周围有很多从中国逃离的印尼华侨,他们在20多年前受到共产党政权的感召,共同去建设新中国,却不料随即陷入一连串的动乱与迫害,多亏周恩来的政策,他们才得以离开中国,在香港暂时栖身。在海外华人世界,周恩来的道德形象有效地遮蔽了其内在的矛盾。
对于梁国雄与他的“革马盟”的同志来说,1976年的中国充满转折意义,它不仅来自于毛等重要人物接二连三的离去,更是来自于这一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借由清明时节对于周恩来的悼念,这场自发活动随即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抗议——在多年的折磨与压抑之后,人们终于表达出对现行制度的不满。而散落在中国各处的异议声音,则借此汇集起来。


这抗议恰恰成为对于“革马盟”的最大支持。在香港原本狭小的异端群落中,“革马盟”同样是边缘性的。当他们提出“官僚压制”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正向帝国主义倒退时,香港的正统左派视此为一派胡言,他们仍在继续推崇毛泽东,否认中国内部的混乱。但四五运动与随后的文革结束,则证明了革马盟的判断——中国内部危机四伏,最初的革命者已变成新的压迫者。
在文革结束一年后,吴仲贤洋溢着一贯的激情写道:“对一切觉悟的、已政治醒觉、反对殖民地统治、反对资本主义统治、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早日在中国实现、要求社会主义早日在全世界实现的人,加入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就成为一项必须责任。”
除去继续推销它的革命理论,“革马盟”也卷入香港的社会运动。经由保钓运动、中文运动还有反贪污抗议,社会运动在香港逐渐醒来。一方面,它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当香港经济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时,工人运动曾短暂兴起,“革马盟”发起过“四反运动”(反加价、反失业、反贫穷、反压迫),到了1978年,它又积极加入到因金禧中学而起的教师集体请愿运动……如今,他们的工作多了一个重心:他们可以与中国国内涌现的民主人士串联,为中国的变革进一份力。他们一定在其中找到某种存在感,他们在香港拥有的书籍、理论、资金,都是长期封闭与匮乏的中国所必需的。伴随着中国政治的暂时松动,这变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战场。当香港资本家涌入中国开设工厂、修建酒店、进行贸易,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助力时,他们想声援民主运动——他们被压抑的另一种需求。
当时的一份记录表明,这些托派分子们“……他们费劲气力所得到的收获,只是从直接有关的群众圈子以外吸收到几个能够接受他们那套‘革命’幻想的人,以及在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和关心公益的知识分子(没有政治背景而且思想比较开放的)里面得到一点好感……”;“……和国内的民运战士联系的工作(这是他们这两年唯一自豪的工作)”。



1976年时,梁国雄20岁,他从少年时代进入青年时代,在一张黑白照片上,他留着那个时代流行的半长头发,整齐地盖在头顶上,实在看不出激进的情绪。他是一名印刷工人,把设计图案印在丝绸上。在之后,他还做过计算机的纸饼,并在1979年开始兴建的地铁项目上做过安装空调的工人与测量员。在香港日渐繁荣的建筑业与服务业中,他能找到暂时的栖身之所。不过,他的主要精力与热情都是在“革马盟”中。
即使在这个狭小的组织中,他仍不是个起眼的人物,一名热情有余、尚不知明确定位的青年人,倒是与他“雄仔”的称呼很相称。而“雄仔”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宣传。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迷恋上托洛茨基,他的“不断革命论”和他的飞扬文采。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他的道德与美学价值、令人生畏的乐观主义,却对梁国雄有着致命的诱惑。在别人的印象中,他常在游行队伍后,不知疲倦地散发传单。他的第一次监牢生涯则与中国相关。那是1979年4月,他因参与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活动,而被控“非法集会罪”,被判入狱一个月。他对于这一个月的监狱生活的最深印象是,房间里的厕纸太少。多年后,他晋身立法会议员,在繁多的议案中不忘提及,要增加囚犯的厕纸(Toliet paper)——三个星期才一卷,实在太少了。
而在梁国雄眼中,那日后被视作“黄金时代”的七十年代,远非那么单纯。在很多历史记录里,它被视作麦理浩的改革年代,义务教学制、大规模公屋兴建、肃清警察系统、清洁香港、文化生活兴起的年代,殖民政府转化了它的治理思路——从对香港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变到积极作为,这个城市逐渐从“难民社会”中心态中摆脱出来,有了同居“狮子山下”下的命运共同体之感。
但对于“雄仔”来说,港英政府的变革可不是出于他们的“仁政”,而是迫不得已。“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工业资本积累到一个程度,它就要发生变化”,多年后,他的分析仍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而有中国在背后,英国殖民者也必须要改革,它必须让香港显现出某种优势。”在他看来,七十年代也是一段艰苦却情绪高昂的反殖民运动,所有的进步不是殖民政府主动为之,而是社会压力的结果。但同时,他又对七十年代兴起的其他社会压力团体(它们是日后民主派的前身)保持着警惕——他们太温和了,不准备真正挑战现行秩序,他们充满中产阶级趣味,投书《南华早报》,与政府座谈,期待开明政策。
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里,他多少阐述了当时“革马盟”在七十年代遭遇的困境与孤立:“人们似乎还可以呼吸到廿多年前殖民地统治的高压、资本家的贪婪、压力团队(也就是今天所谓民主派前身)的蹒跚步伐和保守本质;同时,也看到中共及其代理人视劳动群众如草芥、压制、瓦解群众的嘴脸”。
“革马盟”不满香港的一切,却很快发现他们寄托希望的大陆,也容不下他们,他们不仅难以改变中国大陆的命运,还被它吞噬。1981年3月,当吴仲贤再次北上与民运分子联络时,他被安全部门抓获。为了获得释放,他半真半假地供出了香港的托派同志。





邓小平已决定收紧对社会的控制,他已在政治斗争中获胜,就不再需要民间的声音,西单民主墙时代的短暂自由消失了,不仅魏京生已入狱,1981年4月,一场逮捕行动抓获了各大城市的主要民运分子,曾经风起云涌的民间刊物,几乎全部停刊。而这一年的12月,另一名“革马盟”成员刘山青仍执意前往广州,去探望被抓获的民运人士的家人。结果,他的广州之行以牢狱结束,他成为了绝无仅有的例证——一个香港人被中国政府以反革命罪宣判,而且一判就是十年。
我不知道这前后两个案例给梁国雄带来什么冲击。吴仲贤在归来后,不仅没有激起内部的同情,反而遭致无休止的批判。他黯然离开他一手创办的组织,这一事件成了他一生的污点,直到他1994年逝世前,都未能从中摆脱出来。15岁起就追随着吴仲贤的“雄仔”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了吗?
“如果他今天被抓,也会像是1982年一样的。”在2012年的铜锣湾的一家餐厅里,他这样说。他不是不原谅吴仲贤的“背叛”,而是相信吴似乎反映了香港的革命者的天然脆弱性,吴仲贤“敏锐、聪颖、善辩、恃才、傲气、刻薄、好强”,他笔下洋洋洒洒,却从未经历过真正的考验。
至于刘山青,我读到梁国雄的一篇怀念这位狱中同志的文章。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雄仔”的文笔,深情、细腻、诗意,多少有点鲁迅式的趣味,谁也难以相信这出自一个中学毕业生之手。在文章的开头,他生动了描绘出这一小群革命者的气氛:“去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九龙区的一幢房子里,几十个人围坐一间放满书本的房间;由于人多而抽烟的人却不少,空气弥漫着尼古丁的味道,显得有点浑浊,但却丝毫无损于人们孜孜不倦的争辩兴致。这群人正在讨论着可以为被践踏的波兰人做点什么。”


不过,这种高昂情绪实在难以为继了。在已经开始的八十年代,整个香港沉浸于悬而未决的命运——它真的要回到中国吗?这座城市因逃离大陆的难民而兴起,对共产党的恐惧记忆犹新。不过,或许也正是这悬而未决,激发出这个社会的创造力,伴随着政治上的动荡,经济与文化上的香港繁荣一时。
“这是个很中庸的时代”,梁国雄却这样评价说。对于一名托派分子,这的确是个沉闷的时代。他们想要反对帝国主义,但殖民者正准备退却;他们要反对中国的官僚,但北京却显示出改革的姿态;他们想要串联国内的反抗者,却再无门可进;他们要鼓舞香港人的抗争,但人们都忙于末日狂欢式的挣钱、想方设法的移民。他们的主张与现实的土壤,格格不入。

1988年,当32岁的梁国雄以一名托派分子出现在香港电台的访谈节目《相对论》中时,他一定像是某种奇观。在节目中,他羞涩、紧张,说话时,双眼不直视主持人,像是自说自话。不过,他对谈论的内容倒是颇有信心,他对香港人讲述托洛茨基的理论,尽管承认“革马盟”只有十几个人,他们出版的《战讯》只发行几百份,却在描述香港与中国的解放,把“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第三国际”、“国有财产制”这样的名词讲述给沉迷于股票、房价、移民和TVB的香港人听。
不过,他与自己的同志不甘于此。他们要更的直接行动,一个新组织“四五行动”由此诞生。这个名字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直接相关,成立之时恰好距西单民主墙十周年,尽管魏京生仍在狱中,但这一小群香港人或许也感到即将到来的变化。这个新组织的目标是明确的,首先,它要冲击香港过时的公安条例。然后,它要争取1988年的香港直选。第三,它要支援国内的民主运动。
他们在港大举办一个有关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论坛,然后4月5日在未向警方申请情况下,由中环游行去新华社。这还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次。警方一度拼命要发牌给“四五行动”,却被拒绝。他们彻夜开会,出版《四五行动》、《四五之声》刊物。不过,在其他团体中,它仍显得过分激进。1989年初,当香港的民间团体响应方励之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吁,而在香港搞了一个大规模签名时,只有“四五行动”坚持“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北京在1989年春天开始的亢奋,很快让这个小团体有了用武之地。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则深深地卷入了北京的学生运动。他们送去捐款与记者,不遗余力地报道天安门的消息。他们也举行示威,以示声援。北京的一呼一吸,牵动了香港的命运。
四五行动,立刻成为香港最富组织能力的小组织。而在这个过程中,梁国雄的街头战士形象出现了。一位目击者后来回忆1989年时的情形:在维园附近,“每当北京出现什么新情况,几分钟之后,“长毛”已经带队在喊口号呼啸而过”,在崇光百货门前的三角空地,常看到他举着喇叭发表演讲。
很有可能,也是在那个兴奋而狂热的夏天,他的一头散乱长发最终给他带来了“长毛”的绰号,“雄仔”则退隐了。
这注定是是不安的征兆。在中国传统里,男子的凌乱长发是反叛的象征,象征对秩序的挑战。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不过,首先迎接“长毛”与“四五行动”、或许还有香港与整个中国的,是绝望。
摘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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