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东平：“文革”武斗时期的真实长春

hank · 发表于 2010-1-28 10: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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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文革”武斗时期的真实长春(组图)

姜东平


1楼
　　一
　　1967年的长春街头，

到处回荡着充满革命激情的歌声，特别是以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一咏三叹，渲染着特殊年代的特殊氛围。然而到了夏天，这些歌曲由激越奔放逐渐变得悲壮起来，伴随着由解放牌汽车改装的广播车不分昼夜地从街头驶过，代表不同派别的广播员，用极具煽动性和挑斗性的语言，把自己的组织描绘成最坚定的革命左派，而把对方视为敌人。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已不能满足于唇枪舌剑的“大辩论”，由剑拔弩张的对峙，发展为街头巷尾的械斗。逐步升级的武斗从此拉开了序幕。
这年的7月10日下午5时许，长春戏曲学校“八一八”野战军参加“红革会”、“二总部”（当时称“红二”派）的游行归来，当车队行驶到建设街与大兴路交叉口时，正巧与“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　合称为“公社”派）的车队相遇，短兵相接，人群大乱，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使双方的汽车都失去了控制，结果数辆汽车相撞，坐在汽车保险杠上的两名红卫兵被撞断了腿骨，而17岁的戏校学生刘XX被撞碎头部，当场死亡。

　　血案发生之后，武斗双方各执一词，“公社” 派认为刘XX之死是由于“红二”派“截阻”汽车所致；“红二”派则认为是“躲在地院执行特殊任务”的“公社”派武斗人员所为，有当场抓获的“凶手”供词为证。

　　7月的街头终于闻到了血腥。次日，长春市区有多家粮库和商店被抢，汽车厂8名工人被对立派抓去，遭到毒打。许多家国有企业由于卷入两派武斗而停工停产。

　　7月12日，“红二”派为刘XX举行了隆重的治丧游行和葬礼。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今后也许再也见不到了）。游行队伍以解放牌汽车为先导，由北向南，沿人民广场、斯大林大街、解放大路缓缓行进。行驶在最前面的，是乐队乘坐的汽车，反复吹奏着马可作曲的“哀乐”，惊天恸地，备极哀容。一身缟素的执事（指挥）手持一根电镀杆，一上一下机械地挥动着。紧随其后的，是用白布黑纱环绕的灵车。车头悬挂着刘XX的遗照，一张端庄、稚气的脸。刘的遗体置放在灵车的顶部，上面覆盖着“八一八”野战军的红旗。灵车颠簸一下，那遗体就颤动一下。

　　灵车的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游行队伍，人数足有二三十万，与其说是一场隆重的葬礼，莫如说是炫耀武力的示威游行，“红二”派的各路“造反大军” 不断地呼喊着口号，声言要向“长春公社”讨还“血债”，山摇地动，杀气腾腾。大刀、长矛代替了“红宝书”，许多人把建筑工人的“柳罐斗”戴在头上，甚至还披上了武士的铠甲。在游行队伍中间，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他们是我的母校教师们组成的队伍，那些拿惯了课本和粉笔的双手，现在拿起了各样的武器。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女教师，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走路都十分吃力，手里也攥着一把练功用的长剑。她曾对同学说过，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要时，我也会冲上去，捅他（指对立派）两下子。

　　游行队伍行进到地质宫广场附近的路上时，即到了两派组织的“接合部”，形势立刻紧张起来。从道路两旁的建筑中，不断地飞来砖头石块。游行队伍立刻作出反应，砖石乱飞，击碎建筑物上的玻璃窗。结果遭到更猛烈的回击。“弹弓”齐射，弹矢如雨。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弹弓”，是用铁床的两条腿，绑上两条自行车的内胎制成的。射下的往往是半块砖头，砸在地上，即炸得粉碎，如果打在人身上，其后果可想而知。人们纷纷躲藏到路旁的杨树后面，不敢露头；或者四散逃避，游行队伍大乱。而在解放大路至同志街路段，一辆参加游行后返回的汽车，将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红旗野战军”成员杨XX辗死在车轮之下。仅三天的光景，就有两条鲜活的生命死掉了，算是武斗的一方，向另一方偿还了“血债”。

　　两派对立情绪进一步加深，一派群众组织的常委们在集会时宣称，我们和某某派的矛盾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以武斗制止武斗”。冤冤相报，恶性循环，长春大规模的武斗从此愈演愈烈。


2楼
二

　　1967年的秋天，我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坏。父亲在两年前脱下了军装。听我妈说，是由于他在伪满时读过“国高”，并集体加入“三青团”三个月，虽然没有任何活动，但就这样一个所谓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足以构成人生的“污点”，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便成了一个政治把柄，永远得不到“重用”。我第一次有了失落感，父亲在我的印象里，永远是高大完美的。他的举止相貌很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政委王文清，有的时候，我甚至就认为王政委就是我父亲扮演的。我从小穿惯了由父亲的军装改制的衣服，在崇尚英雄的时代，英雄往往和军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父亲一辈子循规蹈矩，忙于工作，在参加“社教”的两年中很少回家，每次回来，人就瘦了一圈。在他的人生目标中，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父亲的遭遇，是我不愿接受的现实。再糟糕的是，我在一个周末推开家门时，见到的是一家陌生的面孔。他们告诉我，你们家已经搬到别处去了。

　　我按照邻居指点来到新的住址，原来是省军区的一处破败不堪的大杂院。

　　一栋日伪时期建造的二层旅馆，住了40多户人家。阳光照射在楼顶碧绿的琉璃瓦上，闪着旧时代的幽光。墙体上剥脱的水泥挂面，像是在证明这座建筑物的年龄。漆黑的走廊里常年点着电灯，几个小孩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瞪着我。后来，我在楼里见到了同学鲜光辉，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长征干部，在八路军留守处还曾给周恩来当过警卫人员。

　　“文革”的缘故，竟使我们成了邻居。

　　我所在的“红卫兵团”由于观点的不同，分为两派，由对立到相互指责、谩骂，进而发生了冲突。
白天见面还能相安无事，但是到了晚上，几个班联合起来，去攻打“倒戈”派的宿舍。就在我们隔着一扇木板门“鏖战正酣”的时候，一部分对立派人员却从天棚偷袭了我们的大本营。我们的宿舍被他们洗劫一空，就连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和书本报刊等，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学校失去了安全感，危险即来自于内部的两派对立，又来自于社会上更强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一天，吉林工业大学“革命造反大军”的两辆汽车开进了校园，抢走了学校所有的细粮。为了避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我由住校转为“走读”。尽管每天坚持正常到校，但学校已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师无书可教，学生无书可读。而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已经开始到部队抢劫枪支和武器弹药。街头枪声骤起，特别是在两派组织犬牙交错的地带，已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枪战。

　　在学校通知无限期放假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穿过植被茂密的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回家。走到十二中附近的时候，见一片正在抽穗的玉米地头，新起了一座坟墓。一位中年妇女趴在上面，她的半张脸贴在湿润的黄土上，两肩在抽动，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流淌下来。坟墓四周围满了她的亲属和看热闹的人们。

　　我在人们的议论中得知，她的14岁的儿子，不幸被流弹击中殒命。

　　这天晚上，枪声响了一夜，隔着玻璃窗，能够看到曳光弹划过夜空的亮光。早上，母亲把我唤醒，并叫我看窗户上的玻璃。只见最上层的玻璃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孔，子弹是从西南方向斜射进来的，半自动步枪的弹头已嵌入东面的墙上，露出带有“来复线”的尾部。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我和几位邻居在院子里闲谈，一颗流弹飞来，打在一位转业军人的肩膀上，经手术取出的枪弹是发射于美式冲锋枪，这种枪的射程只有百米开外，显然是从附近的建筑物上打来的。
母亲感到十分恐惧和忧虑，这段日子父亲已经不能回家，听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制定了抄家计划，我们家也被列入了名单之内。

　　母亲患有肝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家务负担使她几乎难以支撑。为了避开这段危险的日子，母亲将我弟弟送到五常县的姥姥家。这样，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在家艰难度日，我的怀里整天揣着一把一尺多长的钢锉，心里想，如果家里被抄，我就和那些人拼命。

　　那时副食品和蔬菜供应奇缺，到了白天，我和母亲就到各个副食和蔬菜点上去抢购酱油和蔬菜。有一天，母亲去桂林路买菜，正遇上两派的枪战，眼看着有人被击中倒地。母亲跑回来时仍然心神不定，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那个人死了，眼睛都没闭上啊！

　　这年8月初，坦克学校“公社派”组织的坦克车，沿着斯大林大街由南向北驶过。趁着夜幕，“红二”派在市图书馆的楼顶向坦克射击，结果，坦克车开了一炮，打掉了楼顶一角。由于市图书馆离我们住的居民楼只有一墙之隔，为了躲开枪战，左邻右舍都蜷缩在走廊里呆了半夜。母亲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精神恍惚，犯了抽疯病，严重的肝炎越犯越频，身体彻底垮掉了。1972年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

3楼
三

　　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见到2.5公里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红二”派开始围攻“站前旅社”的“东方红公社”据点。这是两派武斗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持续三天，两派武斗人员以站前的几处主要建筑为中心，动用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 炮、“八二”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杀伤力极大，因此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文革”

　　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其后不久，当我来到站前时，横亘东西的长白路东侧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建筑，触目是一片断壁残垣。一根水泥电线杆的上方挨了一炮，只有裸露的钢筋相连，仍然倔强地竖立着。空气里弥漫着硝磺和焦烟的气味，一些当地住户在瓦砾堆里捡拾破烂儿，寻找旧物。人声嘈杂，满目凄凉。人们从四面八方不断拥来，争睹战场遗址，眼神里透着牺惶。

　　这一天，两派的广播站不断地播送配着哀乐的讣告，并反复播放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告别”，那熟悉的旋律，肃杀的气氛，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在一处断壁上，贴着一首悼念“死难烈士”的诗，我把它偷偷地抄了下来。这是写给一位叫王XX的女性的：“火海昂首立英雄，壮士虽死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映得万片秋叶红。”诗歌的作者或许是同她一起经过了这三天劫难的幸存者，或许是她的亲朋好友，无论是谁，都要承受这一瞬间的生离死别，蒙受永久的伤痛。九月深秋，正是枫叶红透的日子，北国春城的荒郊野陌，不幸又多了几处坟茔。

　　还是在这年的6月6日，国家的“四大”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通令》，试图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然而江青却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口号：“文攻武卫”，并在7月22日的讲话中对河南地区“造反派”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为武斗的双方提供依据和口实，导致全国性的武斗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在东北的长春，几乎每天都发生着流血事件，两派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寒冷的冬季。
　　一天，好久不见的朱秀雄夫妇来到我家。朱秀雄是五常县的老乡，他在当时的军医大学当教师。由于我们两家在长春都没有亲属，所以在50年代，朱秀雄就常到我家，往来如亲威。他称我父亲为“叔”，因此我称他们夫妇为“哥嫂”。他们的大女儿朱霞，当年8岁；二女儿在嫂子的怀里抱着。他们和我母亲谈到了医大家属区附近发生的武斗事件。那里是两派的“前沿阵地”，最近一段日子，每天晚上都有激烈的枪战。为了防止枪弹伤人，家里的窗户都用砖头砌上了。母亲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在北面的房间里临时加了两张床，叫哥嫂一家暂住一段日子。而大哥执意要回去看家，说了会儿话就独自走了。

　　枪声又是一夜未断。

　　第二天早晨，即11月15日，母亲惦记着大哥的安全，叫我去大哥家看看。我踏着没脚面的积雪走到医大家属区。这里的住房大都是伪满时期的建筑，曾为伪满国务院的代用官舍。灰色的二层小楼排列整齐，然而却毫无生气。窗户上大都砌了砖头，或用纸条在玻璃上糊成“米”字，以防止爆炸物震碎。天还没有彻底放亮，枪声已经停息下来，四周是出奇的肃静，瑟瑟的北风在楼和楼之间流窜，从楼顶上刮下来的雪面儿灌到脖梗里，感到寒冷异常。


4楼
就在大哥家住处不远的地方，影影绰绰地看到一群人在一栋楼前晃动，心里油然生出一种不祥的感觉。

　　楼下洁白的雪地上有一摊殷红的血迹，杂沓的脚印布满楼体的四周，现场像是刚刚发生了一场格斗。从人们的议论中得知，头一天夜里，五十中“造大”和三十中“造大”趁着夜幕的掩护，包围了医大“八一八”红卫兵的驻地供应处，部分人员携带轻重武器潜入医大家属区，向供应处进攻。

　　五十中“造大”常委宁X登上这栋住宅的二楼，依托凉台上低矮的铁栏杆，用冲锋枪向供应处射击，在混乱的枪战中，宁X被枪弹击中，从凉台上坠下死于非命。关于宁X的死因，仍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红二”派称宁X死于来自供应处方向的攒射；“公社”派则认为是“红二”派内部的“误伤”，是从背后中了枪弹的。因为在宁X后面的二楼凉台上，宁X的“战友”以轻机枪向供应处射击，将前楼的山墙打得弹痕累累。



6楼
四

　　1968年1月21日，长春市两大派4个群众组织达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双方同意停止敌对状态和武斗，筹备组成“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长春市区的战火终于平息下来。

　　长春地区的武斗持续了半年多，造成219人死亡。

　　武斗最激烈的1967年初秋，有一天我上街买菜，走到院子西侧丰顺路上时，见到一个人很费力气地推着手推车，由解放大路拐了过来，经过我身边时，一股恶臭袭来，使我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

　　车上那个颤悠悠的物体上，盖着几层麻袋片，手推车四周的铁栏杆上插了许多的艾蒿。

　　推车人大约四十五六岁，戴着草帽，上身只穿了件满是窟窿的“挎篮”背心，黝黑的脸上满是汗水。推车人匆匆赶路的样子，以及躲躲闪闪的目光引起了我的怀疑。

　　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人的政治神经是异常敏感的，我的判断是，手推车里一定是一具死尸，而那个推车人十有八九是个杀人犯。



7楼
于是我立即跑回家，喊上七八个闲在家里没事于的半大小子，将已经走到长春大街附近的推车人追上。我戴上了“红卫兵团”的袖标，手里拿了根练武功用的锄杠，心里想，只要他敢反抗，就削他一“门根”。

　　大家七喊八叫地喝令他站住并问道：“车上推的是什么？”

　　推车人直起腰，一边擦着汗，一边回答：“是个死人。”

　　“是不是你害死的？”

　　推车人苦笑着又说：“是病死的，有医院开的证明。”边说边从搭在扶手上的外衣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来。

　　那确实是一张由医大一院开出的死亡证明书。推车人对我们说，我是看太平间的。这个人死了十来天了，天儿热，太平间里不能再放。可是，去朝阳沟（火葬场）的路上，造反派到处设卡子，过不去，就是过去了，火葬场因为“闹派性”，早就停工了。家属没有能力处理尸体，就雇我找个地方埋了，给了5块钱。

　　一场抓捕“杀人犯”的行动立刻变得索然无味。

　　但是通过这次行动，弄明白了一件事情：怪不得在各派组织的据点附近，都有新建的“烈士公墓”呢，原来是由于派系“割据”的缘故。“长春公社烈士墓”坐落在地质宫广场的西侧，在一片碗口粗的白杨树林的掩映之下，武斗中死亡的30余人葬在这里。高大的纪念碑上镌刻着仿毛主席手书的碑文。



8楼
吉林师范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工业大学、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的假山或林地上，都成了埋葬“死难烈士”的墓地。草木萧森，青磷鬼火相伴，这就是200多个年轻生命的最后归宿。

　　长春“九一八”炮击车站之后，在东北人大（今吉林大学）院区内，新添了一座坟墓。听邻居大姐夫黄国军说，那个“烈士”XXX，是东北人大“红造大”的常委，九一八那天被打死在车站附近。

　　XXX葬在校园东侧的一处缓坡上（今牡丹公园东侧），取依山傍水之势，侧有六角凉亭一座，下有几近干涸的黄瓜沟水东流。坟头朝西，立有石碑一块。1968年清明节前，人大“红造大”为这位“烈士”砌了水泥坟郭，并敬献了许多花圈。

　　黄瓜沟的对岸，是我们这些“逍遥派”学生开辟的一块空地，供平时摔跤和习武之用。对面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当祭扫“烈士” 的人员散去之后，四周安静下来，只有花圈上的挽带哗哗地随风飘动。

　　我和士臣、亚滨三人从黄瓜沟跳到对面，来到墓前。



9楼
直到今天，我还为当初的所为而愧疚。我们相中了花圈的两条“前腿”是用松木棒做成的，上面糊着涂有蓝道的白纸条。它正好可以做为练武用的“哨棒”。

　　我们每人端倒一个花圈，拔下木棒，三绕两绕就撕掉了白纸条。不到5分钟，我们又回到了空地上，回头再看“烈士”坟前，已是一片狼藉。

　　1968年国庆节前夕，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将所有在武斗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坟墓迁出市内，送到朝阳沟火葬场去火化。凄凉冷清的坟茔地出现了热闹的场面。从百十里地之外闻讯赶来的胶轮大车在墓地之间转来转去。几个车把式为了一副厚厚的红松棺木打得头破血流，据说他们抢夺棺木的目的是拉回去做成家具。是自己家里留着用，还是卖给别人，就不得而知了。但无论摆放在哪里，都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

　　几位佩戴红袖标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东北人民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后成立的新组织）押着一群“牛鬼蛇神”，来到人大校园东侧，他们是为XXX迁坟的。

　　指挥迁坟的是个青年学生，一身军装，戴着浅框近视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但是，他的手里却拿着一根麦秸般粗细的钢丝鞭子，不时地抽打着凉亭的柱子，啪啪作响。那柔韧的钢丝具有良好的弹性，闪着银光，对“牛鬼蛇神”们的心理上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每个“黑帮”分子的胸前均戴着证明反动身分的胸牌，白底黑字，这是一种侮辱性的标记，如同封建社会里在面额上刺了字的囚犯。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人拿着铁镐，站到坟头上刨了起来。

　　他的胸牌上写着：“阶级异己分子”。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我经常看见他赶着马车到黄瓜沟旁卸垃圾。有一次，由于卸车时马向后退过了头，险些连车翻到沟里，还是我和几个伙伴帮他把车拉了出来。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颇深。

　　刨坟的人挥汗如雨，不断地替换着，锹镐齐下，叮叮当当，暴土扬长。

　　在这群“牛鬼蛇神”中，有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年近七旬，身材瘦小，头顶秃得像个鸡蛋壳。

　　他站在树影下，尽管看不清他的胸牌，但不难判断，他十有八九是个“思想反动”的老教授。

　　老教授手里没有工具，即使拿了工具，从事这样的体力劳动，也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他既帮不上忙，又感到不知所措。

　　就在他犹犹豫豫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喝斥：“洋和尚，你为什么不干活？”那个拿着钢丝鞭的“指挥”已经走到老教授面前。

　　老教授的身体猛地抖动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我……没有工具。”

　　“指挥”又发话了：“那好吧，你就老老实实站在这别动，一会儿交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抱死尸脑袋”。

　　围观的人群里爆出一阵哄笑。那个“指挥”倒背着手又走进了凉亭，晃动着那根钢丝鞭，像玩弄着一条吐着芯的毒蛇。

　　老教授木然地站在那里。或许，那些趾高气扬的青年，曾经是他教诲过的学生，曾经听过他的授课，眼里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可如今那熟悉的讲台再不属于他了，学生们上了“讲台”，已经把他视为寇仇。

　　一小时以后，坚硬的坟郭被刨开，挖去覆盖在棺木上的黄土，即露出了涂着红漆的灵枢。几个“黑帮”分子用铁镐撬开了厚厚的棺盖，立刻有人上前，用消毒器械向灵柜内喷洒药水。一面“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的红旗被用铁锹挑了出来，浓烈的腐臭和“来苏儿”的气味弥散在空气当中。

　　这工夫，该是被称做“洋和尚”的老教授表现的时刻了，他蹒跚着走过去，下到沉入半地下的灵枢旁边，双手抱住了重见天日的“烈士”的头部，脸上的表情既尴尬又很无奈。接着，又有几个人俯下身子，抱住尸体的躯干，大家七手八脚将尸体抬了出来。

　　XXX的遗体被放在地上，脸孔如同掘出的一锹黄土，白花花的蛆虫在面额上蠕动，整个人像一截风蚀雨剥的老榆木疙瘩。接着又是一阵细致的消毒灭菌，喷射的消毒剂在尸体周围泛起团团水雾。人们都瞪大了眼睛，争看这前所未遇的场面，“烈士”的亲属抱着一个由大理石雕刻的骨灰盒，在一旁大放悲声。



10楼

　　死后的XXX穿着一身黄布军装，束一条“五五”式的军用武装带——当年“造反”的红卫兵，手持一条正宗的军用武装带是一种时髦，这种带有铜卡的皮带，曾经抽打过多少“牛鬼蛇神”呢？

死者的脚上穿了一双圆口布鞋，大概是走得匆忙，或是由于脚的肿胀，提不上鞋跟，只好将布鞋的跟部撕开，套在脚上。一小捆衣物放在棺材里，权作死后的陪葬吧。没有“含笑九泉”的壮烈，只有“冤死鬼”的凄凉。

　　遗体被装入了塑料袋中，然后抬上了停在一旁的解放牌汽车，送去朝阳沟火化。

　　那厚厚的棺木也被装上一辆胶轮大车，是否做成了家具，如今摆放在哪里，不得而知。

　　疲惫不堪的“牛鬼蛇神”们在“群专”的押解下返回“牛棚”，那个老教授已经气喘吁吁，脸色白得像一张纸。

　　36年之后，我在一份1968年的“新东北人大”

　　校报合订本上，看到了关于老教授的材料，里面列举了他的主要“罪状”：

　　司徒雷登的走卒、“洋和尚” XXX（隐去其名——作者注），外语系教授。出身于资本家，从小就受到反动家庭教育和奴化教育，成为反动的基督教徒。先后参加过“八圣人”、“白十字架团”。

　　“青年学生立志布道团”等组织。在外国特务和基督教的上层人物领导下干尽了反革命勾当，1946年在大特务司徒雷登、何明华的指使下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国后，一直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对抗“三自革命运动”和“三反运动”。

　　五

　　今年3月间，我来到长春重庆路的和平大世界，在一家旧物店里，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这是一张拍摄于“文革”期间的旧照，时代感强烈，密集的人群几乎都穿着黄色或蓝色的衣服，胸前戴着白花，神态漠然。喝得醉醺醺的老板是个结巴，他告诉我，这张照片是长春“九一八”武斗过后，召开追悼大会时拍下的。当我提出要把它买下来时，老板执意不卖，手指着照片说：“你……你知道我为……为什么不卖吗？

　　这个人……人群里的小孩就……就是我。这……这是我的‘镇……镇店之宝’……”

　　原来他不仅把这幅照片当成纪念，而且当做招徕生意的广告。

　　出于一种特殊的癖好，我长期热衷于搜集“文革”时期的资料，其中反映“文革”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有1500余幅。当我整理这些珍贵的照片资料时，复杂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述。翻看这些照片，仿佛又看见了喧嚣过市的广播车，听到了持续不断的枪炮声。如今，只有重庆市还存在着一处红卫兵墓地，这也是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墓地了。在113座坟墓中，埋葬着500多名在武斗中死亡的年轻生命，在漫长的岁月中，任凭风吹雨淋，作着历史的见证。

　　长春的红卫兵墓不复存在了，但那段历史却是不能忘记的。（来源：文史精华责任编辑齐玉东）



12楼
　　
　　失色的拼图
　　
　　《枫》的主题严格来说和《大逃杀》类比不太贴切，尽管这两者都充斥着年轻人自相残杀的鲜血。
　　
　　我曾经觉得最适合与《枫》类比的是《第四十一个》----苏联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丘赫莱依导演的作品，1957年中国曾经引进该片，译制完成之后却被封杀未能公映。
　　
　　《第四十一个》和《枫》都有着天真而坚定的女主角，无论是爱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将这些献祭。区别只在于，《第四十一个》中十月革命时期玛柳特卡的牺牲（爱人）是无法避免的选择，而《枫》中文攻武卫年代卢丹枫的牺牲（自己）却是狂热造就的枉死。
　　
　　对于从来没有听说过《枫》的人，我想我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一九六七年，一对曾经是恋人的青年学生卢丹枫和李红钢分别参加了井冈山和造总兵团两个相互敌对的群众组织。真枪实弹的武斗里，两人在战场上重遇，卢丹枫面对“敌人”，“至死不做叛徒”，高喊着口号跳楼身亡，李红钢则被后来掌权的井冈山派诬判为枪逼卢丹枫跳楼的凶手而处以死刑。
　　
　　《枫》里自相残杀的惨烈十倍于《大逃杀》。枪弹横飞的场面是如此熟悉，曾经，在许多革命战争片里有过类似的战斗场面，只是在这里，交战的双方曾经是同学、朋友、恋人……他们以高涨的热情商讨着作战方案，计划着怎么有效地杀死对方……而《枫》的作者郑义说，拍电影的时候居然找到一处武斗打得比小说中写的还凶的地方，曾经有一方出动汽油桶装炸药爆破，电影中的断壁残垣即是用了当初的残楼当实景。《芙蓉镇》里胡玉音和秦书田挨批斗与《枫》里的武斗一比，前者实在算文明世界了。　　
　　
　　这片子里我认为最有冲击力的一幕也正是看不到演员的：在那著名的数十万红卫兵们激动的泪流满面，人手一本语录一遍遍高喊着“万岁”的集体朝拜镜头之后，接着是一列火车呼啸着在隧道里飞驰，画外音配的是林彪的资料录音，通篇是要打倒打倒打倒……列车轰隆隆不断开着，仿佛没有终点。

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电影发行反映公司发行
没经历过武斗的人，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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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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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被中国电影史彻底忽略的经典影片：《枫》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Jmoavgao,arc

前些天偶然见到有影迷宣传一部叫做《枫》的影片，文中链接了一张陌生的海报，恍惚觉得那画面仿佛哪里见过的，仔细一想，原来小时候在《连环画报》上看过这个故事。那部连环画作品是油画，极具视觉冲击力，刚刚想起这些，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突然打开了！我还看过关于这个故事的电影！只是当时年龄太小，能记住的只有一个女主角跳楼的场面：黑色的大楼，一个美丽的身影从高空坠下，红旗缓缓飘落……那时候正上幼儿园，只喜欢在电影院里玩耍打闹，经常遭到大人的斥责。《枫》的悲剧结局令所有孩子安静了。

15楼
记忆中有三部国产片具有强烈的动作性，一个是《枫》，另外两个是《带手铐的旅客》和《世界奇案的最后线索》。五百年后，我已经不敢面对这些经典，如果它们只是被时间和记忆美化神化了的东西，还是让他们继续在我心里保持神圣地位好了。可是，关于《枫》的记忆最为模糊，它也因此成为一个极其遥远的谜题！所以，第二天终于忍不住找到影片下载的链接地址，结果收获了一连串的震惊！[]

16楼
影片开始字幕，编剧：郑义！别的不用说了，记得《老井》吧？！《枫》拍摄于1980年，但其影像素质已经和80年代中期开始显山露水的第五代导演作品处于同一水准--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从未有人提及的！通常，我们会认为中国电影的视觉革命由第五代导演掀起，但《枫》的存在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否定这种严格意识形态管制下产生的“历史结论”。除了配音和配乐的手法比较陈旧（实际上几年后陈凯歌的《黄土地》在这方面同样大有瑕疵），《枫》的电影表现形式简直多样化到殿堂级程度，某些蒙太奇技巧即使今天看来也颇令人目瞪口呆（如林彪讲话现场声配火车行进画面一段），导演井喷般的创作激情犹如宣告着蒙太奇时代的彻底来临，张扬、解放的快感源源不绝，也给了麻木已久的人们迎头痛击--或许，这就叫做启蒙？



17楼
仅从外观来看，《枫》是文革后最早出现的具有美学意义的国产电影。从然光摄影的坚持始终，我们可以看出影片作者与陈腐观念坚决决裂，镜头追逐着阳光，渲染色黄昏以及暗夜的恐怖，手提摄影的运用毫无花哨买弄之感，与倡导“将摄影机扛到大街上”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高度合拍……种种创新无一不彰现出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压迫的反抗[第五代分子北京电影学院78班集体创作的《红象》（摄影：张艺谋、侯咏、肖风）同样以然光摄影打开新纪元，但时间已经是一年以后，而且那部作品属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安全无害”的儿童题材]。当然，《枫》在演员表演和大方向的把握上难免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比如演员的“舞台腔”和结尾主人公关于“春天来了”的咏叹，但今天看来这些“负面成分”显然已经成为影片文献性质的一部分，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特殊文本，其历史价值无可替代。



18楼
片中文革“阶级斗争”、“批判大会”、“文攻武卫”场景的呈现，远远超出《末代皇帝》、《霸王别姬》等世界级影片所达到的高度：《末代皇帝》中风景般掠过的革命女将以及《霸王别姬》所刻意营造的激情如火的年代如此清晰地展现在银幕之上，人物塑造既有深刻的反省，又有透入骨髓的恋，英姿飒爽的青年男女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又是一代人顶礼膜拜的超级偶像……由于情节异常流畅、导演剪刀功异常娴熟，《枫》还像是一部火力十足的动作片，实际上如果我们抛开影片中有中国特色的内容不谈而仅仅去注意它的剪辑节奏的话，就会发觉该片在技巧方面毫不逊色于同期甚至几年以后的香港商业电影！不知道当年《枫》有没有流入海外，如果有在香港上映，跻身十大华语片绝对不成问题（片中有几场戏，剧力的硬度绝不亚于经典名片《英雄本色》和《监狱风云》）！故事结束，突然插入林彪、江青等政治权威形象的蒙太奇手法异常大胆，也让观众深感意外，这时，作者已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制度，此举在所有反思文革题材电影中相当罕见。较比此片，善于 “与时俱进”的谢晋作品（《牧马人》《芙蓉镇》）简直成了彻头彻尾的虚伪之作：谢晋敢于揭批人性，却对导演大动乱的政客及其设计的体制采取回避态度，唯上的功利主义直接导致谢晋作品的生命力大大缩短！反观《枫》，时隔多年再看，锋芒丝毫未减，而且极有重拍的价值--中国电影要拿奥斯卡奖就得靠这类敢于发表谴责的作品。[]



19楼
还是回到卢丹枫跳楼的场面吧，我惊异地发现每个镜头己都记得。红红的太阳，圣境里的光线，还有为理想流牺牲的人们……《红高粱》令人热沸腾的结尾似乎不算什么了，《枫》的作者比张艺谋顾长卫更加爱恋如夕阳，他们借太阳传递情感时远远不是只在镜头上加一层滤镜或者拍摄日食那么简单，我们会发现，这个段落中的太阳完全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开始作为生命的符号由跳跃--如此不按常理出牌的表现形式，将中国探索片的历史又提前了几年！

难道，《枫》还不够伟大么？

20楼
可是，这样一部作品并未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应有地位，影史家、影评人集体沉默，对其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鲜有提及。确实，这样表现“人民打人民”的悲剧题材已经不合时宜了。譬如现在讲中越友好，《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便失去了重映的可能，仿佛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一部电影。[]

21楼
卢丹枫死时飘落的红旗代表着年轻人信仰的破灭，染的青春，不老的主题，让我们永远记住《枫》吧！

22楼
影片资料：枫》，峨嫉缬爸片1980年摄制，编剧：郑义、导演：张一、演员：徐枫（饰卢丹枫）、王尔利（饰李红钢）。故事梗概：1966年，一对正在热恋的青年学生卢丹枫和李红钢，热沸腾地投入红卫兵运动。两个人因观点对立，卢丹枫参加了井冈山派，李红钢参加了红旗派，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担负红旗派作战部长的李红钢，被井冈山派俘虏，卢丹枫设法放走了他，但事后又谴责己对“革命”不忠。逃回去的李红钢，一面部署洗井冈山派的战斗，一面又在为坚守据点的卢丹枫担忧。革命与爱情的矛盾，折磨着这一对单纯、幼稚的青年人。一天，残酷的武斗开始了。井冈山派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卢丹枫毅然面对李红钢开枪。李红钢身负重伤，仍率众猛冲，攻下了井冈山派在高楼顶上的据点。李红钢在堆积的尸体中找到了昏迷的卢丹枫。这对恋人互感悲伤，但却坚定地规劝对方投降。最后，绝望的卢丹枫高举井冈山派的战旗，跳下高楼。李红钢从此万念俱灰，当了逍遥派。谁知两年后井冈山派掌了权，李红钢作为谋害卢丹枫的反革命凶手，被处以枪决。



23楼
《枫》的原著小说作者郑义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曾经在太行山插队五年，还当过四年煤矿工人，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得以重返校园上大学。小说完成后投给《文汇报》，报起初不敢发，请巴金看过后才予以刊登，登载在1979年2月的《文汇报》上，小说一见报即引起轰动，作者收到了数百封读者来信。[]



24楼
同年《连环画报》8月号发表陈宜明、刘宇廉、李斌三人合作的同名连环画《枫》，杂志推出三天即被文化部出版局勒令停止发行，至于理由，可以在这年9月的《美术》杂志上刊发的群众意见中找到：《枫》让人们回顾大武斗，不利于安定团结，没有现实意义；里面出现了林彪、江青像，而且“林彪像是彩色，江青像是照片似的，感到是正面形象，使人看了感情上不能接受。”



25楼
《连环画报》的编辑部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遂越级申诉，据理力争。《美术》杂志的副主编何溶组织文章进行讨论，己则以《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为题力赞《枫》的优点，《文汇报》、《工人报》、《美术研究》等报刊也都相继刊发专题评论文章，几方的努力下，《枫》和《连环画报》总算度过禁售难关，杂志得以顺利发行并且加印了10万份，在随后的建国3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评奖中《枫》还获得金奖。

摘自 http://jsqg.cn/BBS/ShowPost.asp?id=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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