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遺孀梁禾博士一席談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12-11 22:22:33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對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37-2006）這個名字，中國人不算陌生了，史學界人士更熟悉了這位已故柏克萊加州大學哈斯講座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他不僅是美國當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曾任美國社會科學理事會主席、美國歷史家協會主席；而且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學術成就主要是研究中國史——從明朝及清朝開國歷史，毛澤東思想，戴笠和國民黨特工，到上海史。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出版魏斐德一部部專著，人們也慢慢熟悉了他晚年的伴侶、他的助手兼部分作品的中譯者梁禾。

2012年4月5日，《新史記》記者通過電話專訪居住在加州的梁禾博士。

梁禾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而後赴美留學獲意大利文學博士，在美國諸大學執教十多年，並長期從事意大利文和英文經典著作的翻譯和文學評論。魏斐德逝世後，她整理、翻譯其遺著，是中英文版《講述中國歷史》和《紅星照耀上海城》的主編。

與其說是對梁禾專訪，不如說是聽梁禾闡發。《新史記》記者提前準備了一個採訪提綱，用電子郵件發給梁禾，但在電話交談中，快人快語的梁禾無須記者提問來開啓思路，無數感受，仿佛決堤洪水，滔滔奔湧。

魏斐德著、梁禾譯《紅星照耀上海城》（明鏡出版社）

原來歷史可以敘述得這麼引人入勝

首先我得說，我是文學人，卻不是史學工作者，只是跟著先生，一點一點地學到許多，對歷史敘述也有了感覺。

敘述一個憑空想象的故事，與歷史也就是“一線之隔”，這個“一線”，就是posibility（可能性）。小說寫出一種可能性，歷史就是可能性變成了現實。但是如何客觀地將史實敘述出來，很需要功夫——一線之隔的小說那一邊可以有充分的想象空間，歷史這一邊就有很多約束。

我本來對文學感興趣，進入歷史之後，歷史書讓我感到了份量和魅力。精彩的歷史敘述讓人們身臨其境，通過對巨細情節的拿捏，可把遙遠的故事帶到我們今天的生活之中，而這個敘事本身應該能向人闡明為什麼要瞭解、要關注那一段過去歲月。這是我跟著先生——包括在他身後——學到的一點心得：歷史敘述的奧秘何在。

斐德非常有熱忱（passion），他認為熱忱是人生的一種最寶貴的資源。但作為歷史學家，光有熱忱還不夠，還得有想象和判斷力，能具有置身於自己所研究的歷史場景之中的直感，才能在筆下展現久遠的往昔。他講述元朝入侵中原，他寫康熙皇帝射箭膂力如何驚人，如何一定要出去騎馬，詳細描繪拉弓的力度，射箭的準確，馬如何強壯，人如何勇猛……想象力的來源，就是他對日常生活細節的興趣。他喜歡中國歷史，也喜歡中國人，體會到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溢於言表，謙卑的表象下很有深度，需要去挖掘——熱忱和想象，是史學家的要素。

很多史學界學者說，跟著魏教授才明白：原來歷史可以敘述得這麼引人入勝！我讀中學時老師一講歷史，我的腦子就不轉了——不是皇帝就是朝代，春秋戰國、焚書坑儒……跟我有什麽關係？記那些東西幹嘛？歷史對我來說，就是一堆僵死數據的羅列、或者博物館的刻板解說。歷史是我當時學得最差的一門課。

他忙他的歷史，我讀我的文學

我後來陶醉在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繪畫和音樂和論文裏，那些論文都寫得很美，對人性有很深洞察，絕不像中國那些八股。與斐德結婚之後，他忙他的歷史，我讀我的文學。後來跟他參加一些活動，在他引導下認識了一大批中國歷史學者和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他寫了東西，會給我看，聊這些話題，一點一點將我吸引進去。

我與他認識，是在美國北卡一個國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y Center），這個機構每年資助一些學者到這裏交流和研究。1990年時，我先生——那時還不是我的先生——受邀在那兒寫出了“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上海警察》。我那時在位於北卡的杜克大學和北卡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e at Chapel Hill）兩邊同時當講師，一邊還在寫在的博士論文，日程緊張得要命。個人生活壓縮到零……那時美國東岸研究中國的學者不多，魏斐德從加州來到這邊，中心讓我也參加接待。我開頭沒同意，哪抽得出空兒啊。可他們不停打來電話堅持要我去，我只好去了。一進門，看見正坐在沙發上的斐德，一下就打動了我，可以說一見鍾情吧，儘管那時我有歸屬，有很愛我的丈夫。

魏斐德與東岸學者很不同，那些教授等級森嚴，打著領帶，褲縫筆挺，他穿著很隨意，一看就是充滿活力那種類型。我那時靠意大利語在學術圈生存，英文還在學，但他特別能理解我和另一個中國人的窘迫，也不管周圍很多大教授，馬上就來照顧“弱勢群體”，跟我們講起中文——北京話。他的中文，先在美國的語言中心學了一點，然後到台灣待了四年，在那裏做研究，領導斯坦福大學在台灣的語言中心，自己請了一位愛新覺羅家族的親屬、1949年之後流落到台灣的孫老師給他上中文課。他的國語發音比你我還標準，字正腔圓，一見中國人開口是這麽個味兒：“您怎麼樣啊？”起初他學了文言文，馬上就用，到布店裏就說：“吾欲買帛。”（笑）

魏斐德、梁禾夫婦

他從哈佛畢業之後就到了法國政治學院拿到碩士。冷戰時期中美是敵對的，斐德認為，政治上的敵對，很多情況之下都是因為不瞭解。究竟是不是敵人？如何化解敵意？第一步是要去瞭解，這是知識群體首要的責任。他說，對太平洋彼岸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家，敵對了半天，我們得先搞清楚啊。後來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幾次試圖和解都失敗，他也說，可惜到了晚年，要是還年輕，我就去學阿拉伯文，把穆斯林文化搞清楚。

當年中國不允許美國人進去，他就從歷史開始：掌握他們的語言，看他們怎麼敘述自己的故事。他在法國不覺得有挑戰，他的法文說得跟法國人一樣好；他覺得還是學中文好，更有挑戰，更新鮮，別人也不會將他當中國人，長著一張西方面孔麼。

他最大的洋相是那次接待鄧小平，握手時想說“久仰久仰”，一不小心，說成“醬油醬油”了！鄧小平看著他，他想，壞了，這兩個詞又搞混了，趕快說“久仰”，鄧小平才釋然。

七十年代初，他出版《中華帝國的衰落》，經久不衰，到現在還是美國和西方大學的教材，中文版最近又出版了簡體和繁體字版；關於中國當代，寫過論文總有幾百篇吧。他的五部書：“上海三部曲”，《間諜王——戴笠和國民黨特工》，還寫過《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涉及了三個政權。他說，中國上個世紀經歷過三次革命，建立三個政權：1911年推翻滿清之後袁世凱領導的共和國，1927年蔣介石與中共決裂之後領導的民國，1949年中共建立的新政權。斐德認為，政權的形成和解構、維持和崩潰，有很多方面值得探究，蔣介石的首都是在南京，但是經濟基礎是在國際性大都市上海。蔣管理統治的秘訣，體現在這裏。推翻政權，奪取政權，相對來說還比較容易，但是要維持政權，是更大的考驗。從這個意義上講，警察的作用就很重要了。

《上海警察》敘述的是1927年到1937年；第二部《上海歹土》雖然短，寫的是一個最複雜的汪精衛時期。“歹土”指的滬西一帶，當初很荒涼混亂，這裏有傀儡政府，李士群的“76號”，有國民黨和中共地下黨，政治暗殺十分血腥。警察如何在其中運作？

警察管治安，還管思想

你問到新舊時代警察的異同。汪精衛的警察與國民黨時期不同，因為那時有多種政治力量；共產黨的警察厲害在哪兒？除了全面地繼承了日本人的保甲制和警察職能，表現在警察與居委會的密切結合。戶籍警與戶口制比日本人統治還嚴謹，最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流動。“小腳偵緝隊”也非常厲害，全方位地觀察所有市民家裏一舉一動。將張家長李家短都制度化了。他們匯報給誰？給警察。警察又被政治化了，不單是執行法律、維持治安，而是要控制思想，這與過去國民黨時期就很不同了。在過去、在其它國家，來了客人，是什麼政治觀點，與警察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在中共治下，警察要管你的思想，還要管你的客人的思想。

在今天，這種控制更加強了。警察的搜查、監控、盤查更任意化，還延伸到網絡空間。

我們跟大陸合作很長時間了，幾本書都在中國大陸出版過，但他們都有刪節。刪節什麼呢？我先生是很嚴謹的學者，他敘述了中共改造警察、治理上海的成功之後，提出代價問題——取得任何成功，都要花代價。過去中共在上海潛伏、策反，當奪得上海之後，毛澤東猜度國民黨一定也這麼幹，潛伏、破壞，甚至滲透到我們高層。大軍進城時，地下黨起了很大作用，革命成功了，毛澤東不需要這些人了，白區地下黨人，就一個個被革命吞噬了、排除了。其中就有潘漢年。潘漢年領導了對國民黨警察的瓦解、策反，接管上海才如此平穩；但他的下場那麽慘！
有意思的是，他完成反映最複雜的汪精衛時期的《上海歹土》這部書，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朝野對汪精衛有固定的看法：大漢奸，傀儡政府頭兒。但斐德憑著歷史學家的敏感，為汪精衛留下了一個重新定位和詮釋的空間：假若歷史資料全部公開，他並不是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漢奸。

這是斐德的睿智，他寫到汪精衛，認為不那麼簡單，“漢奸”是打引號的。汪的特務頭子李士群怎麼會定期向潘漢年、向中共通報情況？每當日本人要到江蘇一帶清剿，李士群就會通知中共安全轉移。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合作，不是潘漢年的個人魅力、搞好私人關係能解釋的。斐德有自己的解讀，不過，除非尋找到史料來證實，他不會說。他對汪精衛政權與中共、與潘漢年的關係很感興趣，可惜他沒做完。

斐德不做small talk，他關注宏大敍事，對比國民黨和中共政權：國民黨蔣介石那些人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留學外國，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的召喚，有精忠報國的精神，共產黨與國民黨是難兄難弟，連口號都一樣，但為什麼幾次國共合作，都崩了？他一直苦苦追尋答案。

魏斐德寫上海的第三部《紅星照耀上海城》的過程中，發生了“911”，隨後布什打響了伊拉克戰爭。美國軍隊很快打下了巴格達，但我們都看到了，真正的挑戰是打下之後怎麼辦？中國的1949年，是兩個政治勢力更複雜的博弈。上海市民雖然擁護共產黨，但是這個城市畢竟在國民黨手裏管治了那麼多年。政權交替基本順利，斐德非常關注，怎麼做到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怎麼征服城市？他認為，不亞於農村包圍城市重要性的，就是城市的地下工作，是周恩來、潘漢年他們領導的滲透和策反。

中共滲透之成功，間諜之無孔不入，策反對象之廣泛，級別之高……是世間政治對壘中很少見的。湯恩伯的機要秘書，竟然是周恩來的親信；楊度是袁世凱的幕僚、杜月笙的座上客，居然會是共產黨人；我還看到材料，呂正操去世前向中央報告：張學良早就加入中共……
多少政權在崩潰時，不甘心新政權來接管，就全炸了燒了，留下一片廢墟。可上海沒有這樣。若中共沒有打入警察內部，潛伏多少年，不斷地瞭解內情、進行宣傳、策反，做好鋪墊，怎能在解放關頭，一舉接管全部警察？

中共出奇制勝的一招，就是控制警察。到後來，對軍警控制運用得非常專業化，成為維持政權的關鍵。斐德從這裏看到的，正是政權的維持、鞏固、崩壞的折射。

在寫“上海三部曲”的過程當中，他寫了戴笠和國民黨特工。斐德的一個學生及後來的柏克同事，來自台灣政治人物家庭。她為他打開了一些門窗，他可以查閱別人看不到的台灣部分機要材料。去年辛亥百年，台灣當局公佈了軍統全部檔案，人們發現，全世界寫戴笠的書和文章那麽多，唯獨魏斐德的這本經得起檔案的驗證。魏斐德關注潘漢年是早年埋下的種籽。八十年代，他曾經被醞釀提名當美國駐華大使，後來因為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黨派之爭，他最後覺得還是當學者更好。他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籌建文化處，又被北大周培源校長親自請去，成了北大第一個教中國歷史的外國教授。他興奮得很，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大街小巷游逛，天冷了，他跟北京老百姓一樣，戴上大口罩，穿上厚厚幾層棉毛褲……他瞭解到大量文化習俗的細節——歷史是要靠細節來支撐的。

那時他的前妻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做外籍專家，正寫一部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傳記。北外的助教小馬來當翻譯，小馬的父親是潘漢年手下的特工，在秦城監獄關押很久，剛剛放出來。小馬跟斐德講起家世，斐德覺得這很有挖頭：在政治鬥爭中殺對方的奸細是最狠的，當奸細也最危險，結果他們沒有倒在國民黨刀下，卻被自己這一方整得這麼慘。他從小馬的父親一步一步追索到潘漢年大案——斐德在北京關係也很多，跟方毅、章含之是好朋友，但大家談到潘漢年，都談虎色變，想看中組部的文件也看不著。越不讓看，就越要看。歷史學家最痛苦的就是檔案被封存不讓人看。他多方呼籲，又給檔案館長、給有關領導寫信，又在會上講會下講，促使中共開放資料。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胡同，讓魏斐德流連忘返。

他也從美國這方面找材料。他當年的發小、同學，有的是美國蘇聯問題專家，斐德通過他們，獲得了克格勃的潘漢年、陳雲當年與共產國際聯繫的資料。後來我們還計劃到莫斯科去查檔案，但是葉利欽時代控制得很嚴，簽證特別複雜。到了普京時代，才發現這些資料很值錢，也可以交換。他這時已經只能坐輪椅了，到那些古老城市並不方便。後來對方寄過來很多資料，可惜他沒有來得及寫完。

潘漢年三十年代中期長途繞道終於到達莫斯科，共產國際方面並不認識他，誰知道是什麼人派來的？要進行一系列interview。最後官方讓我們看到當年對潘漢年審查的那份筆錄，我難以描述內心的激動：我1956年出生時，故鄉的這位副市長已被抓走，誰也不知其下落，成為一個神秘甚至恐怖的疑團。突然我看到20多歲的潘漢年回答問題的筆跡！對方軟硬兼施要查他的底細，他則想方設法贏得對方信任，又不能泄露自己黨的機密。在回答中他體現了尊嚴和很高的素質。比如，對方問：你是負責黨內安全工作的，請解釋一下這個安全工作的職責範圍。潘漢年回答說：凡是與安全有關的，都屬於我的工作範圍。就這樣，他巧妙地避免了透露自己領導地下工作的任何情況。我心潮澎湃。

斐德對我說，你明白我們史學家為什麼要窮追不捨，到燈光昏暗的地下室、到空氣閉塞的閣樓翻找檔案了吧。當時沒有掃描儀，沒有複印機，全靠抄寫，或拍照。為什麼我們堅持下來？就是這些檔案所透露的歷史奧秘吸引著我們啊！
斐德很大氣，很貴族氣——我說的不是裝束，而是精神上。每個人跟他打交道，都感覺是跟一個不凡的人打交道。他的文字也有一種貴族氣，中西方讀者都能感覺到。這來源於他深廣的知識底蘊，超越學院政治和各種利益的境界，還有精神上的大氣與豪邁。他不理睬政治，不趨炎附勢，非常踏實地做學問，既然站到這個領域了，就一定要保持這個領域的高度。他不搞拉拉扯扯，裙帶呀、貓匿呀，他認爲搞這些，專業質量就成了犧牲品。

所謂“貴族”，與“精英”概念還不一樣。有一定知識和地位財富，就可以說是精英；但是貴族，是精神上的，氣質上的，是一種高貴與尊嚴。斐德治學和做人緊密結合。他有理想，有做人原則，有責任感，心懷英雄主義。沒有精神貴族，這個社會是不會提陞的。

1963年，他還在攻博士時，寫了篇小論文《一個歷史學家的肖像》，寫的是法國馬克?布勞克，布勞克對法國的深遠影響，不僅源於他本人對法國歷史的經典研究和培養了大批史學人才。1934年當布勞克終獲索邦大學經濟史講座教授席位，總算可以清靜地沈浸在專業生涯了，卻正如斐德告訴我們的：他作為榮譽軍團的騎兵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1939年，他雖已是六個孩子的父親，卻志願上前線抵抗德國法西斯，又參加了法國地下抵抗運動，最後被捕，被害。布勞克的精神一直激勵著斐德，從年輕到年終。真誠熱愛史學的斐德堅定地認爲：史學家必須要有良知，而不能只將歷史看成一個飯碗。

他認為，如果你有某種特別條件、渠道，能看到一些難得史料，披露出來，這只是一個工匠。談得上大師，得有通過敘事闡釋歷史的功力。後現代派有些觀點認為，哪有什麼真實，真實都是人為的。但是維柯在《新科學》中說，歷史是能夠探索真實的，因為歷史是人們自身的創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走過的路途。學術並非道德至上、道德唯一，但是不能沒有道德的評判和道德的堅守。

這種精神，在美國已經衰落，在中國就更匱乏了。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魏斐德。

羅曼蒂克的傻瓜

斐德是一個真誠、憨厚的孩子。我跟他說，要吵架一定要用中文吵，若用英文吵，他就佔優勢；一開口用中文吵呢，他字正腔圓，發出的是滿口溫和，我們就吵不下去了。

後現代的今天是不注重愛的時代，中國更每況愈下，30年改革之後，商品經濟壓擠下，愛變得越來越生疏、越稀缺。但是他自稱一輩子都是個羅曼蒂克的傻瓜，我跟他一樣，是個愛情至上主義者，為了愛情可以放棄一切既得利益，所以最終我們能走到一起。

剛才說，我們是一見鍾情，但我們當時各有羈絆，我那時有一個婚姻，且很溫馨，前夫非常優秀，非常愛我，他精通中英文，為我校譯……但我對他沒有那種chemistry，我老認為自己情商比較低，不會愛，可又沒什麼理由去打破婚姻。斐德雖已經離婚，是獨身，但他這樣有魅力的男人很招女人愛，也在很麻煩、痛苦、藕斷絲連的關係中掙扎。他從小就跟著父母到處旅行，他是作為少年才子，進哈佛時才16歲。他認為自己的人生基本完滿，而愛情是他生活中唯一塌陷的角落，但他認命。我見到斐德，覺得冥冥中等待的人就在眼前，可我又覺得兩人太懸殊了，他是學術大師，我連博士都還沒拿到，在全世界勢利的眼光看來，想必我看上的是他的權力、地位、名聲……我很怕輿論。

最後發生了一件事：斐德開刀出了醫療事故，他左腿一條神經被切斷了，他再也不能站立，只能坐輪椅。我為此焦慮痛苦，我的前夫看到就說：與其三個人痛苦不如兩個人幸福，你去吧，我來處理善後。

很偶然地，斐德與前夫見面了，我做了介紹，他們談了幾分鐘，分手之後，我坐進車，斐德沈默許久，說：你為我竟然放棄了這麼好的一個男人！你有這般愛我！前夫給斐德的震撼遠超我的想象。

因為斐德殘疾，我們的生活當然受到限制；在心理上卻是無邊無際的。我真不知道我有這麼大的能耐，而且這麽快樂，為他做所有的事我都願意。別人也對他說：你失去一條腿，卻得到了真的愛情。在一次學術年會上人們對斐德和我的新婚聚會祝賀，要斐德致辭，本來很會講話的人，卻泣不成聲。我只好接過話筒自我介紹：我不是學中文的，也不是他的學生，又拿自己開玩笑。沒想到人們熱烈鼓掌，排隊來跟我擁抱祝福……

斐德是個航海家，過去駕船的能力很強，他也有船，他不喜歡小港灣，喜歡到大海。他左腿不行了，我就要彌補，要讓他恢復旅行能力。好在他右腿開車沒問題。我們北到溫哥華，南到墨西哥邊境、聖地亞哥，在加州一號公路上，一邊是懸崖峭壁，一邊是茫茫大海和田園農舍……世界如此壯觀，時光如此美麗。

那時我就預感到他的生命不會太長，他自己也知道。看到我教書跑去跑來，就說：我們都不是很追求物質的人，如果你喜歡教書，那麼就去幹吧；但是你最喜歡做什麼？

我最喜歡寫作，最喜歡跟他在一起。而教書評職稱，就得忽略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我們的生活也受到很大限制，何苦呢。與他在一起的時間不是很多了，一天必須要當48小時來珍惜，我毅然辭掉了教職。自由了！我們到了斯德哥爾摩、里斯本……

許多人有愛的能力，但沒機會開發。而我潛在的愛被開掘了，我非常感激。可它又這麼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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