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碑》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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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夏，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警告毛泽东，“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视察了他和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这里有近100万人死于饥荒。有些人靠吃死尸，或者杀人、吃人肉活了下来。《墓碑》(Tombstone)对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进行了研究，此书发人深省。杨继绳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从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40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对于大饥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冯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但杨继绳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生活在中国，并且大胆而严谨。他写道，毛泽东的统治“实现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他说，这种政治体制“使民族性堕落”。
杨继绳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仔细阅读通常不对外公开的官方档案，其中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破坏的机密报告，他还阅读了官方杀害抗议者的记录。他也找到了关于人吃人的记载，还采访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来的人。杨继绳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著名记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我引述下面的句子之前，请不要忘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还挂在北京故宫的大门前，人们从天安门广场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毛泽东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精心建造的纪念堂里。虽然公众对毛泽东仍然尊敬有加，杨继绳却敢于直视这个主席的真面貌，他说，“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俨然以帝王自居”，毛泽东在审定口号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两年前，杨继绳在接受记者张彦(Ian Johnson)的采访时评价道，他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当时的极权制度的一部分，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关于中国的数据一向都很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杨继绳举了一些例子，帮我们理解3600万死亡人数的概念。他写道，“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并且“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他认为，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还指出，二战死亡人数在4000万到5000万人，但是在七、八年间发生的，而中国大饥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场饥荒既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极少会提及大饥荒，而在提及时，又总是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和俄罗斯的背弃，杨继绳引述了大量材料证明这两点都不成立。
杨继绳在书中对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事情进行了最为详细讲述，其状况非常令人吃惊。信阳地区物产丰富，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1958年，当地共有850万人口。毛泽东的政策迫使农民们放弃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里共同劳动，他们被迫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要么用来供给城市，要么用来增加出口（这种做法很疯狂）。而国家分配给农民的粮食只够食用几个月。据杨继绳统计，单在信阳地区，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万。
毛泽东宣称，在农业集体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刘少奇以完全阿谀奉承的态度表示了认可：“家庭是一个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粮食生产直线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随着收成急剧下降，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向毛泽东保证，农业生产实际上在飙升，杨继绳将这些高官比作“凶恶的鹰犬”。毛泽东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粮食产量还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让农民们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说，“在一两年，最多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情况将会好转。”
一位当时报道信阳情况的记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绝境的惨状。多年以后，他告诉杨继绳，他看到一名党委书记以当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饥荒时期，干部们都吃的不错。然而他知道，记录真相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所以他什么也没说：“我怎么敢写内参啊？”刘少奇的确对抗过睚眦必报的毛泽东，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指控为叛徒、内奸。他被开除党籍，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寂寂无名地孤独死去。
当然，《墓碑》在中国内地已经被禁，不过2008年，这套两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该书的盗版版本和网络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该书英译本的篇幅虽然也很长，但大约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书的译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谓妙笔生花。他们说，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样，就是“全面展示这场悲剧的所有恐怖”，并以既易于普通读者阅读、又能为专家提供信息的方式，翻译杨继绳的调查分析成果。在这块可以阅读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了解。
杨继绳写道，把这本书命名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缅怀把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于1959年饿死的伯父。那个时候，作为一位共产党的虔诚信徒，他对全国总体情况的恶劣程度一无所知，杨继绳觉得，无论每件事有多么艰难，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战斗中的组成部分。成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后，他在工作中发现官方的秘密，信仰开始松动。不过，他真正的“觉醒”发生在1989年民运遭到镇压之后：“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这是勇敢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与“天安门”有关的词句依然会受到屏蔽。
今天，杨继绳断言，“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希望《墓碑》能够去除“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激励国人“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尽管杨继绳对民主的崛起抱有谨慎的希望，但他最终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中国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转型，但这个勇敢的人还是总结道，“政治制度依然没有变。”《墓碑》没有直接挑战中国现政权，作者也没有参加有组织的运动。所以，与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得主刘晓波不同，杨继绳没有被判处长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经让毛泽东以及在他帮助下建立起的政党利剑穿心。
原文地址：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2/11/c11mir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