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谈往——数十年枪毙人耳闻目睹漫记

yangharrylg

儿时，敝学究的家乡枪毙人不叫枪毙而叫“枪pan”。恕无知，枉为文学教师，这个“pan”字竟怎么也不知该怎么写。后来也叫作“枪崩”，或许“pan”就是“崩”的方言读音吧。遂姑以现代时髦语戏言之，枪毙者亦即不幸“崩盘”也！

我第一次感受“枪崩”人，是在1949年七八月，家乡太原“解放”不久。某天突然听说，要公审国民党的“白市长”，完了就要枪崩。当时杀人就在城外西南角附近，站到城墙上即可远望。于是，一位姐姐就拉着七八岁的我，爬上西城墙使劲儿向南奔跑，窄窄的城墙土路黄尘飞扬，人越涌越多。我累得气喘吁吁，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看看怎样枪崩人。俄顷，远远即传来几声闷响，我和姐姐还没有跑得头，人群已开始折返。虽然什么也没有看到，但那个灰蒙蒙的下午则牢牢地刻印在了脑际。
“白市长”何许人也，还是毛孩子的我哪里晓得。后来才知，此公名曰白志沂，籍贯晋省灵丘县，1911年生人，教书先生家庭出身，还是我所读过的太原×中前辈学生，继而毕业于山西法政学校。28岁即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第十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抗战胜利后升任山西省政府委员兼太原市市长，又成为“同志会”候补高干。1948年10月，兼任太原“国民自卫军”司令，翌年4月城破被捕。那时，对国民党的武官大都“免死”，处决的多系文官，38岁的白志沂自然难逃。后来也知，与其同日枪崩者还有杨贞吉、孟际丰、薄右丞等数名阎锡山铁杆部下，均是颇具才干的人物。
枪崩“白市长”后没几个月，又掀起了“禁烟禁毒”和取缔妓院运动。“禁烟禁毒”怎么搞的不清楚了，取缔妓院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太原的妓院俗称“窑子”，大多集中在城内西南边“四道巷”一带，每道巷子内都有十数座院落，一排排狭窄的临街窗口说明，每座院里大概都有不少小小的房间。彼时，“打牌逛窑子，吃饭叫条子”，是众多男士梦寐以求之“雅趣”，故这种公开的皮肉生意非常红火。取缔妓院，是在某天突然贴出布告查封的，但或许是信息不畅，或许是根本不识字吧，所以其后好几天了还有人前来“光顾”。于是，警察就在巷子周围“守株待兔”，逮住了就得受罚，外带书写“悔过书”。我家离这里隔着几条街，不记得是谁挑头了，黄昏之后我们一帮淘气孩子就跑到这里偷看抓“逛窑子”的。孩子“未解风情”，何为“逛窑子”固然好奇其实朦胧，但看到有人兴冲冲而来，转眼间就被“拿获”的那种“脸红脖子粗”，似乎也就获得了一种恶作剧式的满足。
继而，开始处决毒品贩子、妓院老板中的“首恶”，用大人的话讲叫作枪崩“卖料子”、“开窑子”的。某日，在太原今天的中心广场地区，搭起台子进行公审，我们一帮孩子自然不会闲着，就挤进密匝匝的人群中观看。一俟台上的官员宣判完毕，人群就纷纷向不远处马路两边跑去，争夺观看押解被枪崩者经过的有利地形。我个子矮，三下五除二就钻到了最前边。不一会，一辆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老式汽车缓缓开道，接着一辆就是四五个高插“亡命牌”的死囚，个个脸色刷白，瘫作一团，全靠身边的士兵硬撑着。再接着，就是未判死刑随之游街的犯人，他们大多低着头，偶尔还会偷偷向路边的人群瞟上一眼。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此等场景，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又过了几个月，“镇反”运动掀起，枪崩人简直成了家常便饭。公示的布告一贴好几米长，隔三岔五就会亮相大街小巷。有一天，太原召开最大规模的公审大会，据说一次就要判处几百个人死刑，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分头拉出枪崩。那时，民众对红色政权是拥戴的，多数百姓也认为这些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另一方面，大家又仿佛是在感受着一种原始的血祭、杀戮的狂欢。所以，出来“观瞻”的人流简直挤满了沿途。
记得，我是挤在当年的南市街和羊市街路口即如今解放路中段，看着被枪崩者一车接一车拉过去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多属旧政府的中级官员和警察、宪兵以及特务系统的骨干人物，文化教养、精神气节比那些“卖料子”、“开窑子”的似乎高出不少。他们的脖子上大都勒着绳子，喊叫绝不可能，有些人就尽量挺胸抬头，大睁着眼，希望表现得视死如归一点。而为防万一，路边每隔一段较高的屋顶上均架着虎视眈眈的机枪，那戴着粗布护耳棉帽的警惕的机枪射手，是我一生中之仅见，同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解放”初期的“镇反”究竟杀了多少人？有统计曰71万，又据云是100万，还有人估算为近200万。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虽然运动依然不断，杀人的事却已经大减，所杀也多系刑事犯罪。但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整个社会几乎丧尽了理智，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民众的不满日益强烈，罪名“莫须有”的阶级敌人宛然韭菜一茬茬被“割”了出来，暌违多年的杀戒随之大开，杀人的名目五花八门。
这时，“枪崩”已经通称为“枪毙”。什么“打砸抢分子”、“坏头头”、“书写张贴反动标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伟大领袖”、“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等，开个“群众大会”一宣判，三下五除二拖出去，立马就“死啦死啦”的“枪毙”了。
1968年，大学毕业待分配的我，遵命赴太原北边某县“劳动锻炼”，接触过一些北京来的插队“知青”。记得一次看电影，一个诨名“鸡爪子”者和几个伙伴高坐墙头，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有点肆无忌惮。不久，据云因偷吃生产队种植的东西以及打架什么的，“鸡爪子”被抓，说“毙”就给“毙”了。一度时期，此地镇子上竟连续处决了好几个十八九岁的小“北京”。这些原本思想活跃又处于青春“逆反”期的孩子，突然远离繁华而被赶到陌生且非常贫穷的乡下，心境失落，行为乖张，其实极易理解。而与文化保守的当地百姓就难免格格不入，在那种邪恶的时代环境下，一旦有点“问题”势必被“无限上纲”，夸大情节，进而夺去了这些无辜而可怜的生命。
1970年，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和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之类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折腾，杀人更加密集起来。
此时，我已分配到山西东陲某市某局，当了一名小小的机关干事。一天，在市体育场召开灭掉“阶级敌人威风”的大会，从监狱中抓出8个据说“不服改造”、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犯人“祭刀”，各单位革命群众奉命前去接受“洗礼”。那些犯人，先被捆绑着按在载重汽车中，一俟宣判死刑就被拽起来，狠狠地插上“亡命牌”。谁知，这些汽车刚运过煤，当他们被分别“提溜”着站正后，个个脸面黑炭一般，亚赛鬼蜮，再配以“亡命牌”上打着粗壮红叉的尊姓大名，显得甚是滑稽，引来围观者的阵阵讪笑。我清楚，这些人的“罪行”显然是子虚乌有，但也确实说不上有多少悲悯。不过，死得如此憋屈而极无尊严，却使我感到了一种苦涩莫名的怆然。
又一天，同样在市体育场召开万人“揪斗”大会。口号声中，一名银行女职员刹那间就被几个壮汉拖到了台上，按在了地下。据宣布，此人出身资本家，一贯思想反动，某次休息竟将印有“伟大领袖”肖像的报纸坐在屁股底下。那时，“伟大领袖”肖像天天见报，从无漏网，不小心坐坐还真难免。但要把你资本家的“狗崽子”说成“现行反革命”，这就是“滔天罪行”。所以几天之后即被判处死刑。我从布告上得知，她41岁，名曰李姓“诗某”，拥有一个极具文化韵致的雅号。
枪毙李姓“诗某”的游街车队，从我工作的机关门口过去数里，就到了一片作为“杀场”的河滩。而车队还未到达，已经有人聚集路边。俄顷，车队缓缓开来，只见此人个头不高，稍稍发胖，灰白色的圆圆脸庞还算清秀，衣领中生硬地插着很显高大的“亡命牌”。我们机关是交通部门，主管着车队中那些汽车。司机大概希望机关人员多看一看，到了门口一个刹车顿时停了下来。就在这会儿，李姓“诗某”一直闭着的眼睛突然张开了，恐惧，惊慌，惆怅，凄凉，似又无可奈何，没有泪水却大睁着望着周边。我琢磨，这一刹车定是使她感到已经到了死地，才格外注意起来；一个吓破胆的弱女子，此时此刻除了希望慢点、慢点，生命尽量迁延一分一秒的可怜念想外，还能有什么呢？还能有泪吗？
次日，我听说李姓“诗某”死后，子女不敢收敛，我们机关下属工厂的一个从小讨吃要饭的家伙，竟伙同一帮无赖扒光其衣裤，于光天化日之下过了一把恬不知耻的“恋尸瘾”。此君素有几分匪气，是彼时敢打敢冲的“根正苗红”之徒，但也正是在他的身上，我彻底领会了“伟大领袖”所谓的“痞子运动”之真正精髓。几年后，李姓“诗某”获得“平反”，以“错杀”结论之，脑袋却是历史证明再不会长回来了。
40余年过去。但时至今日，她那突然张开的眼睛，那眼神中的恐惧、惊慌、惆怅、凄凉，那没有泪水却大睁着望着周边的无可奈何，隐约中可以觉察的求生念想，我仍然记忆如新，历历在目。毕竟，这是我感受中最为强烈的一位被杀者的镜头定格。毕竟，这是一位女性，一位本来可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毫无过错的母亲和祖母。
粉碎“四人帮”后，我返回家乡太原，执教于母校。繁忙的舌耕生涯和科研事务，迫使自己沉浸书斋，减少交游，人际圈子迅速缩小，外界关注不断淡漠，杀人的见闻也渐行渐远。孰料，到了1983年，“总设计师”猝然亲自“设计”，下旨“从重”、“从快”制裁刑事犯罪，全国“人大”立即遵命修改法令，吹响了所谓“严打”的惊天号角。肆无忌惮的抓人，捕风捉影的定罪，审判轻率的杀戮，一个城市一天枪毙十几个几十个，又仿佛“割韭菜”一般甚嚣尘上起来。资料显示，“严打”中因抢劫少许钱财、盗窃几辆自行车、偷窥女性洗浴、强吻陌生女性甚至恋爱中提前“宽衣解带”等，被枪毙者数不胜数；而如果一个女士曾与多名男士上床了，或者多名男士女士“聚众淫乱”打了“双飞”“三飞”了，只要逮到“局子”里你就笃定死定了。就连朱德元帅的孙子，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儿子，据说还有什么北京的区委书记、徐州的驻军军长之子等等“宦门子弟”，也都统统领受了极刑。
我有一位太原某中学教导主任的朋友，其两个儿子似乎爱上了一个姑娘，长子好像还与之发生过半推半就的“关系”，后来不知怎么让人揭发，姑娘不愿承认同意，也许并未想到后果的严重，因此长子即被定为“强奸”，没几天就拉出去枪毙了。这位朋友知书识礼，禀性谦和，很少在公众场合流露感伤，但多少年后我与之偶然提及时，无边的创痛和悲酸依旧深深地扎在他的心头。
就在“严打”高潮中，我的一位公安局工作的学生前来约请，称可以带我到最近距离观看枪毙人。作为文学教师兼舞文弄墨者，自己也顿时萌生了观察观察这类“生活”的强烈欲望。但沉吟良久，李姓“诗某”那突然张开的眼睛，8个“反革命集团”分子那黑炭一般的脸面，以及“镇反”中那一车接一车拉过去的死囚等等，均霎时间浮上了我的脑海。算了吧！被一枪敲碎的天灵盖，血泊中热气飘散的肉体，也许还有更加惨不忍睹的意外，我究竟是应该观赏？还是应该祈祷，应该默哀？这样的腥秽场面，近之不祥，视之不吉，殃及自身，累及妻孥，更倘若惹霉运于命途，引灾星于前路，毕生噩梦永驻，得不偿失，何苦来哉？于是，我谢绝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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