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我与徐景贤的交往

blue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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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

我认识徐景贤，是在文化革命之前，大约1964年到1965年之间。那时，内子高云在上海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工作，徐景贤是写作班的支部书记。我有时从复旦进城开会，顺便到写作班所在地丁香花园玩玩，就与徐景贤有了见面的机会。但是，也只不过认识而已，并没有什么交往。不久，他出了一本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签名送给高云和我一本，大家算是文友吧。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徐景贤被提拔为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而我在复旦却进入了炼狱，虽然还未被打倒，但已受到大字报的火烧，周围的人对我侧目而视，避之唯恐不及。但在7月底8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徐景贤却突然来访。我问他怎么到复旦来了？他说：“市委派我来看大字报，看得晚了，吴瑞武请我到他家吃夜饭，听说你家就在旁边，顺便过来看看，你好吗？”虽然那天只是寒暄问好，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话语，但在此时此刻，他能来看我，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徐景贤再来复旦看大字报，已是两三个月之后了。这时形势大变，批判的矛头早已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身上，转向中共各级党委。因为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八月份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各地的学生和工人将所有的党委领导都当成“走资派”来攻打。复旦一向是上海运动的中心，各项事情总走在前面。文革初期穷追猛打“反动学术权威”，曾经威震全市，现在揭批党委的事当然也不会落后，几个回合较量下来，学校党委和各系总支都失却了领导运动的能力，事实上是瘫痪了。徐景贤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十六条”公布之后，他自然悟出了新的政治动向，这次到复旦来看大字报，更受到实际氛围的感染，对何去何从问题不能不有所思考。这天晚上，我们就在复旦第六宿舍朱维铮家相聚讨论。
        参加聚谈的有七个人，除我之外，都是写作班成员：朱永嘉、朱维铮、吴瑞武、王知常四个人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笔名罗思鼎），陪徐景贤来看大字报的陈冀德，则是写作班文学组成员。在这七人中，我与罗思鼎四位都已宣布造反。我是被中文系总支逼得无路可走时，获得了造反派学生的声援，自然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罗思鼎几位，则是因为他们的组长朱永嘉从北京带回消息，动员历史系党总支支持造反派学生，反被历史系总支打入牛棚，因而引起两派学生的大辩论，最后是吴瑞武在辩论会快结束时赶到，当场宣读了中央文革成员姚文元的电话指示，这才为朱永嘉解了围，——他们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我们五人——我和四只螺丝钉（罗思鼎），发言都很热烈，一致动员徐景贤站出来造市委的反。其中尤以王知常最为激动，他不是坐着讲话，也不是站着讲话，而是跳上椅子，蹲着，手舞足蹈地进行鼓动。只有陈冀德笑嘻嘻地一言不发。徐景贤既很感动，又很犹豫，始终下不了造反的决心。
        徐景贤的犹豫是必然的。他不但没有受到什么政治迫害，却是始终受到上海市委的信任，而且政治地位处于上升趋势，所以要他造市委的反，这个决心是难下的。但是，他是聪明人，眼前的形势，他也看得很清楚，深知目前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不造反，就跟着上海市委倒台，这又是他所不愿意的。那天晚上，他大概就在这两种思想的搏斗之中。最后使他下定决心起来造反的，不是我们的动员，而是几天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张春桥是徐景贤的老上级，姚文元是他的老同事，现在都进了中央文革小组，正受着毛泽东的信任。
        这时，写作班的地址早已从丁香花园迁到武康路2号和18号，他们就在那里筹备造反大会。我所做的事，是将“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安文江介绍给徐景贤，请他出面支持徐景贤的造反。安文江是复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平时与我关系很好，即使在做了红卫兵司令之后，他对系里教师还是很客气，他们要冲击的主要是学校党委和上海市委，所以听说徐景贤要造市委的反，也很支持。当时正是学生红卫兵当红的时候，没有他们的支持，是很难成为气候的，弄不好，还会被当作假造反而受到冲击。王洪文等人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也是在学生红卫兵的支持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
        1966年12月，以徐景贤为首的一批机关干部，在文化广场召开了造反大会，安文江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表示热情地支持徐景贤和机关干部的造反。这个大会和徐景贤、安文江的讲话，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会上，还成立了以徐景贤为首的“上海市委机关干部造反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受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成为他们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徐景贤也成为他们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当时上海的老百姓把徐景贤称为徐老三，意思是说，他的位置仅居张、姚之下，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实际上也确是如此。直到工总司势力膨大，王洪文地位上升——毕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同时，根据三结合的要求，又起用了马天水等老干部，徐景贤的地位才有所下降，但仍是张春桥所信用的人。
        徐景贤掌权之后，他已成为大红人和大忙人，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而我们走向对立面，则是在1967年1月28日炮打张春桥之后。
        我并没有参加一二八炮打活动，但对中央文革把参加炮打的红卫兵领袖都当做坏头头来看待，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则更严加镇压，却很为反感。当安文江等人不断受到批斗时，我就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去找徐景贤，要保安文江。那时，联络站的办公地点已转移到淮海中路原市委党校所在地。我到那里一看，入口处挤满了人，都是想找徐景贤说事的，因为找的人太多，徐景贤只好躲着不见。我将名字通报进去，有人出来将我引入。不过接待我的不是徐景贤，而是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郭仁杰原是复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参加上海写作班哲学组，但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直到这次写作班造反时才认识的。郭仁杰将我引到大楼的屋顶平台上谈话。我提出要保安文江，理由是：安文江在你们造反时出来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应该放他一马。郭仁杰则说是原则问题上不能做交易，并竭力劝说我，要与安文江等炮打张春桥的学生划清界线，要我站出来跟他们一起反对炮打逆流，说是跟着他们走是有前途的。最后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大家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欢而散。
        不久，郭仁杰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复旦主持“反逆流”工作，也就是要清查炮打张春桥事件。这当然要惹起复旦学生的反感，校园里又出现了“反逆流”与“反反逆流”的斗争。郭仁杰还把我作为反对派的黑后台来抓，形势很是紧张。但后来郭仁杰自己也触犯了张春桥，被抛了出来，交群众批斗，整得跳楼身亡。我当时虽然没有被整倒，但“黑后台”、“黑谋士”的身份却从此定格下来。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不久，就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我加以批判，从此日子更加难过了。
大约在1969年秋天，我给徐景贤写了一封信，提出应该重新开放鲁迅纪念馆，开展鲁迅研究工作，宣扬鲁迅精神。因为当时有些教师已借调出去搞《红楼梦》研究，我觉得鲁迅研究也应开展起来，如果能搭起研究班子，我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或者可以跳出复旦这个是非漩涡。当然，这只是一种试探，并不抱很大希望。但徐景贤接到我的信后，很快就批了赞同意见。他的批示内容我没有看到，而下面已根据他的批示精神在付诸实施了。那时我正跟着学生在罗店公社参加三秋劳动，一天下午，工宣队突然到田头来通知我，叫我马上收拾行装，回到上海去，明天直接到鲁迅纪念馆去报到。鲁迅纪念馆的同志很热情，在空荡荡的展厅中为我隔出一个工作室，并搬出许多资料来供我阅读，要我帮他们修改陈列方案。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一位学生，知道我已被借调出来，就提出要我同时参加他们的写作组，写批判周扬的文章。我知道周扬的重要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修改的，哪些是周扬的意见，哪些是毛主席的意见，很难分得清楚，简直无从下笔。于是我就编了一组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语录，以鲁迅纪念馆的名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样两边都可以有个工作上的交代。但没有几天，就听说进入市革会常委班子的朱永嘉说这组语录有问题，要追查编者了。我开始觉得奇怪，鲁迅语录会有什么问题呢？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了在鲁迅论及左翼作家的本质本来就不大好的语录中，将鲁迅批姚蓬子的话也编进去了。姚蓬子是共产党的叛徒，但却是姚文元的老子，此时谈这问题正是大忌。大概就是由于这条语录，同时也由于我曾支持学生反对郭仁杰所主持的“反逆流”斗争等原因，1970年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就将我调回复旦，作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黑谋士”来整了。
        所谓“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其实就是炮打张春桥案。胡守钧是最早怀疑张春桥，并策动1967年1月28日的第一次炮打活动的红卫兵头头，后来又带头反对郭仁杰所领导的“反逆流”斗争，导致1968年4月12日的第二次炮打。所以，张春桥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案子于是被搞成上海市文革期间第一大案，组织了两次40万人大会来批斗。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回上海坐镇幕后，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王维国等市革会头头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我则作为该集团的第四号人物，被押到台上接受批斗。朱永嘉和写作班的人是明知道在复旦三派红卫兵组织中，我是属于安文江所在的红三司，而不属于胡守钧的“东方红公社”的，但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也顾不得这些基本事实了。我不知道徐景贤当时是怎么想的，但事涉对于张春桥的态度，而且已把我放在这样显要的位置上，场面又搞得那么大，他也不好说什么了。
        但徐景贤还算念及旧情。后来听一位朋友说，当时复旦工宣队曾打报告要将内子高云（玉蓉）从她插队落户的黑龙江揪回来的时候，被徐景贤阻止了，他说：“高玉蓉我是了解的，吴中杰的事与她没有关系。”这样，就将她保了下来。这事，我是很感激的。因为高云不比我这个老运动员，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变得皮厚肉粗，有着较强的承受力，她却是没有经历过大场面的人，可能受不住这么强大的压力，怕要出事。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复旦园里自杀和发精神病的正不知有多少。
        所以，“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对徐景贤的命运也是关心的。他作为“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主要头目，被判了18年徒刑。但刑期没有满，在1992年就保外就医了。吴立昌先得到消息，他请徐景贤夫妇到家里吃饭，也请了我和高云，还有其他几位朋友作陪。徐景贤显得很虚弱，坐在沙发里，肚子还捂着热水袋取暖，而且有一只眼睛发红。但老朋友见面，他还是很兴奋，也还健谈。他说到了狱中的生活情况，因为住处潮湿，脊椎和关节都出了问题，胃也不好，而且因为就着暗淡的灯光看书，眼睛也出毛病了。又说到他能保外就医，是因为他的太太葛蕴芳写信给邓颖超，反映他的健康状况，邓颖超批示了，上海才同意放人。当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外宾到上海，徐景贤接待过他们，他们对徐印象较好。
        接着不久，我们与徐缉熙兄也分别请徐景贤吃饭，大家又见过几次面，有时还通通电话。
        1999年，我应王宽诚基金会之邀，到香港讲学。一天，天地图书公司的孙立川兄请我吃饭，他问我，在上海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徐景贤的人？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凤凰台的曹景行介绍给他一本徐景贤写的文革回忆录，书稿还没有拿来，不知写得怎么样？我说，徐景贤本来是个作家，文革期间则是上海市革会的核心人物，深得张春桥的信任，知道的事情很多，他记忆力好，思路清晰，文笔流畅，只要能如实记下来，这个回忆录会是很有价值的。我与他略有一面之交，你有什么事，我当然可以帮忙。立川兄说，过几时他要到上海取稿，希望我能协助联系一下。我回上海后，就打电话与徐景贤说了此事，他很高兴，托人带来回忆录的光盘，要我和高云看看，提些意见。我们看书中的确写了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内情，有史料价值，但在写法上有些流行化，如某些章节用了“××××之谜”一类的标题，就未必好。我告诉他，人家要看你的回忆录，是想看到你所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解谜看悬念。鲁迅说过：“写出实情，便于中国有益。”所以一定要着眼于真实，以真实取胜，而不要用流行化的写法。徐景贤觉得我的看法有道理，表示接受，并对稿件作了某些修改。
        不久，立川兄专程到上海取稿，我代他约徐景贤到锦江饭店立川下榻处见面。因为他们不认识，所以由我与高云在楼下大堂与徐景贤夫妇会齐，再一起到立川房间。谈完正事，交妥稿件，立川兄请客吃中饭。饭店是徐景贤联系的，他说附近饭店他有熟人。这家饭店的老板的确很客气，服务周到，饭菜也好。我们边吃边谈，大家都很高兴。只是中途突然有几个人进来，说是这个房间的电视机坏了，要检查一下。我们并不在意，他们检查了一下也就走了。但是第二天立川兄在机场出关时，却受到了特殊的检查，把徐景贤回忆录的光盘和作为插图的照片都没收了，说是徐景贤要在香港出书，是不允许的。立川兄一回到香港，就打电话把此事向我通报，后来又告诉我，他的出版公司接到了某方面的警告，说不准出版此书；不久，徐景贤也打电话来说，安全局的人找他谈话，指摘他不该把书稿交给香港出版社。我这才想到饭店中来检查电视机的，原来就是安全局的人，他们早就盯上我们了。
        过了几天，复旦党委一位副书记约我谈话。她批评我此事做得不对，不应将徐景贤的书介绍到香港去，而且希望我以后不要与徐景贤这样的人来往。我对她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说，徐景贤现在既然恢复了公民权，他就有出版的权利，国民党的战犯都可以出回忆录，为什么他不能出呢？只要写的是真实情况，就有史料价值。如果大陆上可以允许他们出书，他也用不到交给香港书店出版了。徐景贤是判过刑，但现在已恢复了自由，为什么不能接触呢？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总有三朋四友的，听说王秀珍坐班房时，陈丕显（原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老婆就经常去探监，大概王秀珍在当权时曾经帮过陈丕显的忙罢。徐景贤也帮过我的忙，为什么他出狱后我还不能与他接触呢？这位副书记也很通情达理，她只是说：我也是奉命与你谈话，提醒你注意些就是了。
        好在徐景贤是用电脑写作，海关没收去的是光盘，而不是孤本手写稿，所以不久他就另拷了一份，交香港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就是他的《十年一梦》。这本书是不准进入内地的，但书摊上却有许多盗版本，印刷质量虽然很差，读的人却很多。徐景贤送了一本港版的给我和高云，我读后对他说：“你要是不卷入政治斗争，一直从事写作，大概能够写出不少有价值的书来。”他却说：“在那种政治气氛中，我只能遵命写作，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看来，他的思想没有停滞，的确在思考着一些问题。
        后来我们还见过几次面，有时在朋友宴请的饭局上，有时我和高云到他家里去看他。我总觉得他的回忆录还没有写完，还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东西没有写。我劝他再写一本关于上海写作班的历史，这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说，我也想写一写上海写作班的事，主要从写作班这一组织形式看知识分子怎样被当作写作工具的。他和其他几位写作班的朋友都很热情地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但我一直没有动笔。徐景贤倒是写了一篇《上海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但可惜只有“来龙”，没有“去脉”。如果作为一本书看，那只是开篇，而不是全文。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续作，他的家属能据以整理成书否？
        后来几次见面，明显感到徐景贤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的去世，还是使我感到突然。如果能够活得长些，他还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