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难忘的农村岁月

peter

华夏文摘　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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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上海持有反血统论观点的一派成立了中串会，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文革前的阶级路线也带有血统论的痕迹，市革委会并没有采取彻底的行动清算反动血统论。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我们这派渐渐和市革委会对立起来。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十分幼稚。在四人帮统治的上海怎么可能做到真正清算血统论呢？但是我们当年十分执着地要求与我们对立的一派彻底放弃血统论，并要市革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那个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掌握上海市革委会。他们希望我们不要再吵这种事情了，更不会支持批判党的阶级路线，因为这条路线恰恰是他们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不断革命理论的主要整人武器。于是我们就觉得当时正在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大学生们是我们天然的同盟军，我们应该跟他们一起战斗。当然，以复旦为主的大学生们走的比我们更远，他们要去清查张春桥、姚文元的叛徒背景，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主要诉求则是声讨反动血统论，结束学生整学生的局面。我们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使血统论引起的学生摩擦特别厉害。如果学生构成没有那样复杂的话，也许学生斗学生不会那样残酷，也许不会发生红卫兵一再打死人的惨事。

１９６８年我被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以莫须有的罪名正式宣布为反动学生。我和中串会的其他一些主要成员先被空四军派来的军宣队关在市里的一个学习班里，军宣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并要其他成员揭发、斗争，说我出身反动，文革中反毛泽东、反市革委会。三个月后，见查不出什么证据，又把我放在徐汇中学的牛棚里关了近一年，每天都要打扫厕所，清理教室。与我们对立的红卫兵对我经常打骂，有几次差不多给他们整死。

例如１９６８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一群红卫兵将我留下，要我长时间地弯腰，鞠躬，认罪。到晚上他们又将我押到一间黑屋里，将我的眼睛用黑布蒙上，然而用课桌椅的腿死命打我。椅子腿都被他们打断几根。这些人在去黑龙江之前疯狂地向我泄恨。等他们离去时，我已遍体鳞伤，无法行走，只能在夜幕的掩盖下慢慢爬回家中。正在苦苦等我的阿婆见我浑身是血地爬进家门，几乎当场晕过去。当时我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连衣服都已变成碎片，由于浸透了血，牢牢地黏在身上。她来帮我脱衣时，一撕便连皮带肉撕了下来。我尽管痛得不行，仍不敢大声喊疼，怕阿婆更为伤心。此时的她早已成惊弓之鸟，每天生活在恐惧和不解之中。但她从来没有说半句对我生气的话，只是连连叹气和流泪。她的内心坚决认为我是个好人。

后来阿婆用温水慢慢浸湿我的汗衫和短裤，使皮肤和衣服之间的血块慢慢溶解，才避免撕下我的皮肤。那几天我彻夜无法入睡，白天咬着牙照样要去学校劳动。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打我的红卫兵见我身上敷了药和贴了膏药、纱布，立即逼我交待何处接受的治疗。我被迫说出是阿婆深夜偷偷从一位好心的邻居家要来的。这帮红卫兵竟然丧心病狂到要我立即说出邻居的地址和姓名，气势汹汹地去那家邻居兴师问罪，大肆骚扰，并责令我不得再敷任何药膏。我真不知他们安得什么心。

我非常感谢徐汇中学的一名原籍山东的校工。我叫他张师傅。他因为成份好，成了我们那个牛棚的领导。每天由他布置我们的工作。他对我暗中有所照顾，但是对我动不动被人打一顿、踢几下也防不胜防，因为他不可能老跟着我。如果我去跟他反映，他就会要我自己当心，牛棚里关着几十个牛鬼蛇神，都是当年我非常崇敬的老师。大家劳动起来很分散，他实在顾不过来。但有一次张师傅真的急了。那次他分配我去打扫大操场。我们学校算是上海市区内最大的中学。学校西边有个很大的运动场，运动场的一头是西校舍。他以为这样我可以远离学生。不料那天有一帮对立派的学生从西校舍的二楼窗口见我在打扫，便大声叫我过去。我知道不过去可能更麻烦，便不情愿地过去了。他们要我紧靠墙根，低头向毛泽东请罪！见我低头后，他们就从二楼将一把铁脚椅子狠狠摔到我的头上。我们学校是个法国人设计的、有１５０多年历史的教会学校，每层的层拔很高，加上有露出地面的地下室，二层几乎相当于一般楼房的三层。当时我只感到天上突然有重物击在头上，便昏死过去。

等我醒来，发觉满头满脸都是血。此时已经有人报告张师傅。他赶来之后就用手绢把我脸上的血抹干，并用手绢按住头上冒血的部位。当时二楼的那帮学生早已逃之夭夭。张师傅就站在那儿骂了半天，然后就说：找工宣队去。当时校长早已打倒，工宣队的队长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看报。张师傅扶着我进了办公室, 指着我头上的伤和满脸的血痕对那个队长说：这个学生现在还是活的，不定哪天我只能还你个死人了。不过那可不是我的责任。我看不出这个学生到底反动在那里。再反动，他总没有死罪。今天我先告诉你一下，这个学生我没法管下去。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给活活整死掉的。工宣队队长害怕起来。因为真的死了人，万一上面追问，他们也不好交待。他们商量了半天，决定把我转移到一个工厂的牛棚里去。工厂里的工人大多对我很同情，对年纪这么轻的学生变成了反革命，十分好奇。问来问去也没有人讲得清楚。实际上我不过写了一些文章批判反动血统论，另外对市革委会有些不满的言论，这算什么罪呢？工人们觉得我太可怜了，对我相当保护。我在工厂的牛棚里待到１９６９年的春天，虽然体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险总算躲过去了。

１９６８年的冬天和１９６９年的春天，毛泽东大规模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几乎是被从牛棚直接送到吉林省梨树县的刘馆公社，在那里待了将近四年。一开始，一群准备去内蒙的对立派学生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竟然对工宣队提出，要我跟他们同去。消息传出，许多朋友对我说，如果我去，就是自投罗网。因为有了牛棚的经验，我对工宣队坚决表示不愿意去内蒙。幸好有几个同学去找工宣队，表示文贯中家庭极为贫困，无力准备下乡所需物品，但他们愿意和我合用所有物品，希望工宣队同意他们和我组成一队，同去吉林。工宣队认为这样也好，可以省去他们的不少麻烦。我们到当地公社后，带我们去的领队跟公社干部作了交待，要他们注意我的动态，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复杂，在上海当过反动学生。所以一开始，农民和我说话时的眼光都是怪怪的，似乎在琢磨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坏人。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坏人应该偷鸡摸狗，吃喝嫖赌。他们大概很难理解什么是有’思想问题’的坏人。第一年不少人常常在那儿议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如果是个坏人，为什么干活挺努力？为什么主动帮人写信，讲外面的新鲜事给他们听，给他们念报？为他们针灸？他们觉得看不出来这个年轻人究竟坏在什么地方。第二年以后他们就不理这个茬了。大概他们逐渐意识到反动学生罪名是冤枉的，可能因为家里成分复杂，受牵连了。

我们几个男女同学一开始分住在农民家里。接待我们的农民都是村里比较能干，条件比较好的农户。他们在生活上已经竭尽所能照顾我们，但是由于自幼形成的习惯实在不同，我们生活上感到十分不便。一直等到两年以后，我们才盼来了自己的房子。我们的房子盖在村子当中，有十个知青合住，生活改善不少。例如，我们终于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做饭炒菜。我们每天洗脸洗脚的习惯，不再引起柴禾奇缺的农民的不满。晚上也不用为了省油，早早地上床，可以看些书，写些信。我们每天仍和农民一块下地干活，到队部开会。后来我成了人民公社的宣传员，和农民通讯员一块去采访水利工地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写成报告广播出去。同去的一位同学会拉小提琴，有段时间我们便成立了文艺小分队，组织舞蹈，唱歌和话剧表演。当时我负责编剧本和导演，记得写了一个宣传珍惜粮食和勤俭建家、勤俭建社的必要性的剧本。农民中也有加入我们小分队的。我们一块劳动、一块表演，和农民成了好朋友。

下乡的经历，使我真正体会到为什么人们常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特别是下乡一开始的两年多，我们借住在老乡家里，目睹了农民所过的生活。大部分农民极为纯朴。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何等的贫困和乏味。所谓虱多不愁，一部分农民大概已经认为穷是正常的，永恒的。由于他们的生活圈子是完全封闭的，他们无法想象出现代社会可以创造出一种完全两样的生活方式来。我从小在上海长大，而且从小经历过贫困。照理说，我不应该对东北农村的贫困感到太大的震动。然而从上海初到东北，目睹很多难以接受的事物，农村的赤贫和上海的现代文明还是在我的脑海中造成强烈的对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贫困。尽管我上中学的时候，几次到过上海郊区农村，帮助农民抢种抢收。但是上海郊区毕竟是鱼米之乡，食品供应比较丰富。农民住的大多是砖瓦房，面积较大。我们并不会用赤贫两字形容他们。在东北我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赤贫的生活。首先，房子全是用土坯和泥建成。我们和农民一样整年吃窝窝头和高粱米，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两斤白面。农民一年只吃两次肉。一次是上冻前后，除了老母猪外农民将所有的猪都杀掉，因为没有粮食喂养它们过冬。杀猪后，农民先把边边角角的肉吃掉，留着最好的肉用水冻上，挂在户外的梁上，等到春节时才化开冻肉，大吃一顿。他们一年中有大半年靠着臭大酱、腌酸菜、腌芥菜生活，连油花，肉末都不见。有些农民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还没有一件遮体的衣服。我不知道这种生活怎么能长此下去。

第三年后，男知青中仅剩我一人任何招人单位都不感兴趣，其他人或者已经上调省城，或者在县里当篮球教练。农民知道由于家庭的原因，我上调的机会不大，便好心问我，是否打算在此落户。我强作笑脸说，也许吧。我一直在苦苦思考，难道他们的生活也将是我的最后归宿吗？

我慢慢意识到，毛泽东把那么多知识青年送到乡下，其实是城市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然而，他的这种做法自以为高明，其实是对现代化的倒行逆施。中国整体人口素质低下的主要原因，和人口的大部分是缺乏教育的农民这一点分不开。由于人均土地极为有限，农民必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几乎无穷无尽地投入到这块很小的土地中去才可能讨得一份生计。农民往往十几岁便不得不放弃教育机会下地干活。成家之后他的整个精力和时间更加被绑在土地上。极大部分人再也无法更新自己的知识，开拓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他们操心的便是眼前的一些事，无非是一头老母猪，几只老母鸡，一小片自留地。他们之间议论最多的是庄稼长得好不好，到了年纪能不能盖得起一间泥房，是不是娶得起媳妇。成家后的农民象他的父辈一样生出一个一个的小孩，开始一个新的循环。这种生活我当时觉得不可忍受，但是又觉得束手无策。

农村生活也使我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的极左的路线、政策造成的人间炼狱式的灾难。例如，有一次在田间休息时，我和一位上了年纪，经历过旧社会，出身下中农的农民老大爷聊天。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要他告诉我他一生中最最悲惨的经历。我原意是要听他忆苦思甜，讲讲他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处于俄国人和日本人统治之下的满洲的所见所闻。此时其他农民都在地头的另一边抽烟，说笑，玩游戏。他见四周无人，便悄悄说起有一年村里如何粮食短缺，饿死许多人，活着的人也人人皮包骨头，气息奄奄。因为只有野菜充饥，大家整天肚子淌清水。他的老娘就是经不起饥饿的折磨去世的。他自己则每天饿得两眼发黑，可是不得不下地干活。我问他这场饥荒发生在哪一年，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含着泪说，比起他的老弟，他的命还算好，总算活下来了。他的老弟那年已经饿病在炕上，无力起身。但是支部书记认为他在装病，一定要他立即从炕上起来，下地干活。他的老弟挣扎不起来，书记命令来人将他押到地里。他的老弟东倒西歪地来到地里，干了没多久，便倒在地上，再没起来。我听了十分同情，也十分困惑。难道俄国人或日本人统治时期也有支部书记的设置？我这一问，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我说的事发生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但是这段时期确实是他一生中最最悲惨的时候，再没有比这段时期更苦的了。

我听了他的回答，一时目瞪口呆，又惊又怕。惊的是，自幼时起，书报杂志常常用水深火热几个字形容旧社会的生活，因此我总是认为贫下中农只有在旧社会才会过上苦日子。现在才知，原来毛泽东当政时期贫下中农的生活也可以比旧社会的更苦。如果不是眼前这位面善而纯朴的农民含着泪水亲口对我说出他家的悲惨经历，我是不敢相信的。当时关于三年饥荒的事遭到全面封锁，报上只提三年自然灾害，并把粮食供应上的困难怪罪于逼债的苏修。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起大跃进时期因严重饥荒而造成死亡的事，其效果不啻是一场心理地震。怕的是，当时仍处于文革的非常时期，三天两头要揪三反分子。万一有人听见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公社，我们两人中至少一人会被立即打成反革命。因此，我赶快要那位老农不要再公开提起此事，并告诉他，我也不会再对任何人提起。然而他的这段凄惨的故事已经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便是要捍卫三面红旗。但是老农的亲身经历，以及自己在公社中的经历，使我对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以及对毛本人一手制造的关于他自身永远正确的神话，逐渐发生怀疑，对文革的正当性也逐渐幻灭。

艰苦的岁月中，也有一些使人感到温馨的事。至今想来，还会泪湿衣襟。我和几个胆大的公社干部有机会彻夜谈心，大家对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恨之入骨。这些交心的谈话使我得到不少的安慰，不但知道了别人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想法，而且坚定了信念，知道四人帮的种种劣迹迟早难逃人民的惩罚。农民对我们的爱护也常常使我涔然泪下。春节的时候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回上海去了，所以我们知青往往无从分享他们那时大碗吃肉的快乐。但是九、十月份上冻时节我们人还在，农民杀猪后对我们十分慷慨。尽管他们一年只吃两次肉，这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用大碗装了使人口馋的酸菜烧肉，香味扑鼻的大肠血汤，热腾腾地送来让我们品尝。有时候农家孩子会问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给我们送肉，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吃。农家大妈会说，这些上海人也真可怜，他们都是千里迢迢，舍家弃业，来到这里的，平时身边没有父母的照顾，没吃没喝的，给他们吃一点吧。这儿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乡。你们以后也有出门在外的时候。想到这是农民们从自己口中，甚至是从自己的孩子的口中省下来的肉，我们感动不已，对他们的心意也格外珍惜。不知今日有多少上海人会去主动帮助外来打工的人，会有多少上海人教育自己的小孩，省下自己的食品、衣服，送给外来打工者的孩子们！直至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出当年插队时的一幕幕感人的景象，老乡们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１９８８和２００２年，我曾两次跋涉千里，到插队的村子看看老乡，看看村子的变化。农民已经大多住上了高大、明亮的砖瓦房，并普遍改种了水稻。生活比起当年文革时期来是强了很多。



摘自“饱受磨难后的思考”，原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