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展：《辣椒》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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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展

《辣椒》出土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邓拓同志主持下改版。那篇改版的社论，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改革宣言，一是要扩大报道范围，不仅报喜，也要报忧，也就是要在报纸上开展公开的批评；二是要开展自由讨论，一张报纸不可能全知全能，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气，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即令是编辑部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讨论；三是改掉生硬、枯燥、冗长、空洞、武断的党八股，力求做到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可让读者看了只想打瞌睡。
　　《人民日报》言行一致，报道了有六百多位科学家踊跃参加的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报纸评论员还针对当时“左”的模糊认识，指出：“争鸣正是为了实现党的领导，不可能是齐唱、合唱或只有大人物独唱。”巴金说：即令乱鸣，也比不鸣好。尚銊说：既不要以人废言，也不要以言废人。茅盾讲得更生动，他说：井蛙、应声虫和驿马是不能独立思考的；独立思考有两大敌人，即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7月5日，副刊还发表了赞扬敢于报忧的报告文学的文章。《人民日报》那段时期，真有看头！
　　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这一态势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的震动，于7月8日来到海运仓中国青年报社给全体编辑记者作报告，号召大家进行报纸改革。他说：“《人民日报》的这一进步，各报都有点恐慌，你们也沉不住气了，自我压迫，这是好现象！你们一定要急起直追！”耀邦同志既善于务虚，保持永不衰竭的理论兴趣，同时又善于务实，是一位极富鼓动才能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对于当时中国青年报社内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的编辑记者的改革热情来说，起了催化、助燃的作用。
　　当时任总编辑的张黎群同志，发动全社同志提合理化建议。有人提出要办科普副刊，这就是《长知识》的起因；有人提出要引导青年在生活方式上有一个健美的情趣，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周末》版的起因。
　　文艺部有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编辑孙秉富提出办一个《辣椒》副刊。他的建议，主要是受苏联《鳄鱼》杂志的启发，主张办一个漫画与讽刺文学图文并茂的副刊。
　　孙秉富一鸣惊人，共鸣响应者大有人在。那么由谁来办呢？孙秉富是当然的人选（可惜，1957年他也未能幸免被“扩大”。“大跃进”中返回顺义老家务农时，夫妻二人皆死于癌症）。找谁来干这个副刊的主编呢？
　　不知是领导看错了人，还是上帝发了昏。我像辛亥革命时硬从床底下被拽了出来的黎元洪，委以《辣椒》副刊主编之职。我这个人不大识抬举，对这芝麻官不仅不感到荣耀，反而觉得沉重。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职务！
　　既然办这个副刊危险，拒不受命又不行，那么可否走一条保险的办刊之路呢？这路是有的。那就是批评消极现象只搞虚的，不碰具体单位具体人。即：漫画加不指名道姓的小品文和讽刺诗，再配点杂感，一期凑个四五千字，并不费劲，也不招惹谁，在总编辑那里也好通过，何乐而不为哉！
　　鄙人当时二十五岁，血气方刚，颇有初生之犊的气概，坚决主张在副刊里以真人真事的批评为主，在文风笔调中含讥刺或调侃，这样才能闯出一种与苏联《鳄鱼》和中国《漫画》不同风格的讽刺性的副刊。
　　批评讽刺的主要锋芒何所指呢？这就牵涉到办刊的宗旨、方针了。
　　在没有先例、经验的情况下，当时《中国青年报》的编委会不可能为《辣椒》副刊制定一个办刊方针。当时只能是办着看，探着走。但是大体总得有个谱儿，不能碰上什么就讽刺什么逮着啥就批评啥。
　　我当时的思路是：中国的官僚主义相当普遍，相当严重，老百姓已经深恶痛绝，批评讽刺的对象如果绕开官僚主义，那就是躲着重要矛盾走，就不可能有读者的喜爱。然而批评团小组长团支部书记的“官僚主义”，能使人信服吗？他们连僚（属）都不够，算什么官？官之不存，主义焉附？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官都有官僚主义。
　　因此，我提出两条干法：一是《辣椒》一定要拿官僚主义祭旗，因为反官僚主义是党中央倡导的一贯方针；二是要“捉大虫”（即今日所谓的打老虎与拍苍蝇之说的前者）。
　　于是《辣椒》创刊号上就批评了河南一个县发生的屠宰耕牛事件，以后我又采写了湖北省孝感医院发生的医生因手术事故制造的溺婴，法院判得奇轻的事件（题为《被谋害的新生命》，收到读者反应的信件三千多封），又采写了地质部人事司白司长在河北正定地质干部学校进行大规模迫害青年学生的事件（题为《白司长来了之后……》）。当时《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钟沛璋和理论部马玫丽合作，还为《辣椒》副刊上这篇长文配了社论《白司长错在哪里》，二文皆曾送当时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同志审阅同意才发表。
　　《辣椒》的刊头，最早是个植物形状，以后又画成拟人形状（将辣椒画成人头）。读者对这两种刊头，都不太满意。我从孙悟空的形象得到启示，找画家画了一幅尖下巴孙猴儿，其形如辣椒的悟空式人物，一手持金箍棒，一手反搭凉棚，从云中跃下，好像发现了妖怪前那种惊喜的模样。对这个刊头，报社内外反应都很好。谁料想，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传话下来：有问题！
　　当时康生的一句话，对于共青团报的分量，可想而知。
　　我们副刊组的同志立即给康生的秘书打电话，问：“康生同志对《辣椒》副刊刊头有什么具体指示？”不一会儿，电话回答道：“不要搞那个张牙舞爪的样子，孙悟空闹谁的天宫呀？”
　　立即照办，请裘沙画了一个身穿西服，手持红十字医疗箱的辣椒人像，一直沿用下来，直到1981年《辣椒》再度出土，仍是裘沙勾画的那个出诊的大夫。
　　出了十几期，《辣椒》在读者之中和新闻界同行之中，反响是好的。河北正定地质干校有四名教师投书《辣椒》，反映白司长到该校对青年学生搞残酷斗争逼供信的情况，迫切要求我们派人去采访调查（1957年这几名教师也都被打成右派），充分说明了读者的信任。
　　我1956年夏天在青岛采访时，发现大街上卖鸡蛋不是论个儿论斤，而是打开了蛋壳装在大盆里用勺子舀着卖。询问之下，得知是副食品仓库里管理存放有问题。经过采访才弄清楚，原因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于是写了一篇《在鸡蛋问题的后面》，文中引了一句工人骂娘的话：“在公私合营之前，资本主义的管理时，没坏过一个鲜蛋（坏一个，资本家也心疼）；如今官僚主义的管理，就是铁蛋也变臭啦！”
　　应当承认，《辣椒》副刊在我主编的二十多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官僚主义的锋芒是较为明显的。然而读者仍然普遍反应：“不够辣！还得再辣点！”我当时虽然幼稚莽撞，但还没有达到忘乎所以失去分寸的地步，所以总是跟孙秉富说：“又是推着咱们往火上烤哩。小火小烤，辣椒更香；火一大，就自我毁灭了。”
　　从上边又传来了话。说是有人感到《辣椒》有问题，把已出的几期副刊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诙谐地回答道：“辣椒有什么不好？四川人湖南人就喜欢吃辣子嘛！”当总编辑张黎群从耀邦同志处得知并向我们传达这段话时，我们像小学生受到老师的表扬一样，那个天真得意劲儿就甭提多美了。
　　采写批评性的稿件，使我对社会弊病有了较深一层的认识，感到干部的水平（当时还没科学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这样的提法），特别是相当多的高级干部的水平同党中央的政治水平相差悬殊。我记得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有很大一段讲到反官僚主义的问题，鼓励从下而上地揭露官僚主义。张黎群随少奇同志赴河南视察时，亲耳听到刘少奇对白司长批评文章的肯定。然而像白司长那样厉害地压制群众，把青年学生中的认识问题、思想作风问题当成敌人那样对待，逼得有的学生喝煤油自杀，实在不尽是个官僚主义问题，而是由于他们太主观、太武断、太教条，无民主作风和法律观念可言造成的。一句话：这样一些政治水平文化水平过低的高级干部是目前我们国家许多尖锐矛盾的根源之一。比如当时国产电影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像《在前进的道路上》等等，观众看不下去，中途纷纷退场。再如对留学苏联的学生的审查，太偏重政治历史，轻视学识才能。这些问题无不与制定和掌握政策的人的水平有关。
　　没想到，我的这些零碎的采访后未见诸文字的杂感偶语，却成了我被扩大为“右派”的“反动”言论。
　　在新闻界当右派有它先天的利弊，一旦被“扩大”进去，立即臭名远扬：“本报反右派斗争又获重大战果——揪出右派分子某某某”！而且常常得到头条要闻地位的显赫待遇；于是亲朋好友或读者，凡是以前对这个右派的文章有过肯定言论者，迅速受到株连，所以反右战果如雪球滚遍全国。我的一个堂弟在武汉也因我牵连而被打成右派。但也有一利，那就是：“罪行”见诸报端，有如公开的、永久性的历史档案，谁也无法抹掉，无法销毁。
　　鄙人上述有关《辣椒》副刊反官僚主义文章以及我的“反动”言论，至今不难查找，请在《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4日第三版头条，由王某同志（后升任中青报总编辑）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即可一目了然，看看我今日记述的是否忠实于历史。
《自由谈》与我的“惟我主义”
1956年冬，报社有几位同志组织发起筹办一张墙报——《自由谈》，墙报内容无非是对报社内领导不民主、调整工资级别不合理、后勤服务不周到等等问题发表的长短言论，那稿件比小宇报大，比大字报小，抄在纸上粘于布上，已经基本就绪。《自由谈》整个发起组织的全过程及内幕，我一概不知。
　　《自由谈》出版前夕，他们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发刊词。经人们一哄，一请，这不祥的差使，糊里糊涂地落在我的头上。我这人经不起求，几个人到办公室苦苦哀告，我就心软了：“好吧，我试试看。待会来拿。”
　　《发刊词》只有几句话，并不难记。大意是：“这是一个民办的不必送审的墙报（意在影射《青年报人》铅印内部小报乃官办也）。其意在于多唱几出于党有益的对台戏，毛主席提倡对台戏，旨在活跃民主生活。本报为不定期刊，意见多则长，意见少则短，没意见则不出。本报将不至于收归公有或与机关报合并。”
　　第二天一上班，墙报前面围满了观众读者。一位副总编停步一看，大声喝道：“这是什么人搞的？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越说声音越大，火气越旺，伸手抓下稿子，边撕边喊：“他们想向党要自由！要什么自由！”整个二楼三楼的同志都从办公室跑出来听着这怒吼，人们不由得屏住呼吸，没写稿的庆幸自己没参与其事，写了稿的人有点后悔闯了祸。不久，就在大饭厅开展关于《自由谈》的大讨论。王亚生是记者部副主任，当时远在武汉采访，与他毫无关系，大约是本性难改吧，千里迢迢写了一篇文章来支持《自由谈》，认为这是社内发扬民主的好形式。讨论大会上，除了许多关于批评民办墙报是“不要党的领导”、“有反领导（当时没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是延安《轻骑队》的翻版”等等之外，也还有人甘愿出来当反面教员，画家丁午就是一个。
　　他说：“我认为领导同志太缺乏幽默感了，连俏皮话都容不了，还怎么发扬民主？怎么活跃社内的民主生活？我认为对《自由谈》用不着大惊小怪，大兴问罪之师！不信问问写稿的几位同志，他们有什么反领导情绪？如果虚怀若谷接受大家的好的意见，不就完事了吗？摆开这么大的阵势，未免太严重大小题大作了吧？”
　　大会被丁午搅得不欢而散。很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知道了中国青年报社内出了一个民办墙报，派人来抄录了稿件内容，以后也没有对我们进行批评。当然，也没有表扬。
　　这时，有人主张取消《辣椒》副刊（其实从创刊号试版，我送大样给团中央某书记审阅时，他就明确表示：“回去告诉你们总编，我不赞成搞这种副刊！”），孙秉富叫我坚决顶住。我想如果编委会决定，谁也顶不住。后来一打听，编委会未议此事，只是有人担心《辣椒》的影响愈来愈大，有的省市企业的团组织或青年监督岗相继办了《紫皮蒜》《朝天椒》《刺猬》等不少批评、讽刺性的副刊。我从重庆收集了一批工矿企业的这类稿件，借此开辟了一个新栏目：《辣椒的兄弟们》，还写了个编者按，欢迎同行们寄稿来。
　　有人认为这是副作用，如果共青团也都来批评团外的一些个合理现象，岂非不务正业？取消论的论据就在这里。
　　我只写了一个小纸条贴在讨论要不要取消《辣椒》的评报栏内：“《辣椒》一旦取消，本人面临失业，只好到大街上卖唱去也！”
　　仅此一语，1957年又构成我“反党”罪状之一：妄图联合全国《辣椒的兄弟们》起来反党，并负隅顽抗，以上街卖唱相威胁。这仍然是丁午所说的“跟没幽默感的人对话，没共同语言！”
　　在报社搞业余创作，在许多人眼中是不务正业的个人主义表现。我当时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篝火》，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将剧本打印，并派编辑钱伟与我联系商洽修改事宜，说水华要找我面谈。以后批判我的惟我主义的主要根据就是此事。那评论的题目是《从惟我主义到反党》。
　　几乎每出一期《辣椒》，总要因为稿件的修改问题、抽撤问题与值班总编有所争执。
　　《自由谈》事件，我又成为幕后策划者之一。何必如此惹得一些领导人心烦呢？别等待撤职查办，自己趁早走人吧。
　　于是我向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副总编陈模、钟沛璋提出，请求调到记者部。但批准令迟迟未下达，直到物色到高炜来取代我时，陈模才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舞会上非正式地透露：编委会已批准我的请调报告。当时我乐得几乎跳了起来。
1956年除夕，天正飞着小雪。当我迈向二十六岁的门坎儿时，我的心境是多么轻快豁朗啊。我和同室的画家裘沙两人各自正处在跟女友的热恋之中。我喝完呼唤灵感的葡萄酒，他画画，我写作。过度兴奋，也会阻止写作心态的平静，我写不下去，于是说：“走，裘沙，跟我上邮电局！”
　　裘沙眨着深度近视眼，奇异地望着我，但仍跟我一道各自骑自行车迎着飞雪向东四邮电局奔去。打电报的老业务员闲坐着。我填好了电报地址某某市某某大学以及我女友的姓名。电文是：
“我拥抱你，如同迎向一九五七！”
　　老业务员从老花镜下向我翻愣着眼睛。
1957，啊，明天，阳光一定会在雪地上闪着幸运的光彩。
　　这年3月，我打点行装奔赴大西北采访。先到甘肃祁连山的镜铁山访问地质勘探队，以后又到玉门油矿。那时铁路到此为止。于是乘坐吉普车至克拉玛依，时间已是7月初。
　　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报，说已商得报社同意，让我立即乘飞机返京与导演水华商谈分镜头剧本的事，机票由北影厂报销。我兴冲冲赶向北京，准备投入分镜头剧本的加工修改。
　　这时反右已经开始。在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空中，我庆幸自己走访大西北的收获，庆幸远离了报社，庆幸5月份在玉门时看到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时说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我得到了启示，保持沉默是最佳选择。
从傲慢抗拒到低头服软
　　下了飞机，到休息室的第一件事是找报纸看。7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的报心位置有一个加粗花框的三行字，我的大名赫然在目，“见报后速回报社本报记者部”。
　　再翻翻前三四天的报纸，原来刘某某已经被揪出来了。但我总存侥幸心理，以为鸣放期间，没有任何言论。何况一回报社，整风领导小组的人就找我谈话：“你要放下包袱，只要你好好检讨，揭发刘某某，你的问题与刘某某是有区别的。”
　　大字报开始向我围攻，说我肯定掌握着刘某某反党言行的最有力的材料，要站到革命方向来揭发刘某某，否则如何如何。
　　整个一个星期，要我写揭发大字报，实在写不出来。刘某某跟我说过什么反党的话呢？冥思苦想，搜索回忆，实在想不起来。总得揭发点刘的错误言论吧？于是我根据印象杜撰了一句：刘某某说青年垦荒没啥写头，说这种题材拍成电影也未必有多少观众。这证明刘某某反对青年垦荒。
　　这就是我想了六七天拿出来的所谓最有力量的材料。当时反有领导小组又令我交出刘某某给我的信，刘也交出了我给他的信，那上边也没找到什么反党的话。我承认跟刘某某谈文学，谈苏联的话题多，每逢春节他都邀我到他家吃饭，因为我没成家，纯属朋友间正常往来。
　　我的女友从外地来看我。正是一个星期六。第二天报社有大客车去颐和园游玩，我准备与她一同乘车去昆明湖划船散散心。她不同意坐报社的车。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俩在城里事先穿好游泳衣，坐公共汽车到颐和园，租到一只船。脱掉衬衣衬裤，戴上墨镜，一边划船，一边游泳，一会儿船上，一会儿水中，有说有笑，玩得实在痛快。游累了，就撑起阳伞坐在昆明湖上任船儿闲荡。憋了十来天的闷气，这几个小时终于吐出去了。在船上，我想起《难经》上讲过的狂与癫的不同。人不能没有一点癫劲儿：“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贵倔也，妄笑好歌乐也。”
　　于是，我放开喉咙在湖上高歌起来：
　　蓝天高，绿水长，
　　荷花朝太阳，
　　风吹千里香……
　　第二天一上班，一幅漫画大字报，呼吁打打我对运动的态度。漫画上：水上小船，船上有穿游泳衣的一男一女，戴着墨镜，男的张着大嘴在唱歌……
7月18日头版，有位马某某同志写的批判刘某某的署名文章，批刘之后的结尾，公开点了两个刘的好友的名，即威学毅和在下。这篇文字并不难找，现抄录下来：
　　还有人迟迟不下决心斗争，如编辑戚学毅，自称跟刘某某是患难朋友，刘某某吹捧他是“中国的别林斯基”，关系甚密切，但戚学毅至今摇摇摆摆，吞吞吐吐，刚刚批判了刘某某几句，又赶快托人去道歉，请求“谅解”。现在，报社同志也已指出这些人的错误。记者舒学恩（即鄙人原名），长期跟刘某某一唱一和，一个腔调，并且傲慢地拒绝同志的批评和领导的劝告。现在，同志们也要他深入检讨。
　　命运之神巧于安排，1983-1985年，马某某同志又在《人民日报》记者部领导我，成了顶头上司。
　　我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同学们看到报上马某某对我的警告，为我担心，打电话来劝我服服软算了。我说我已经够软的了，够窝囊了，我不能无中生有胡吱呀。
　　没出三天，我正式被定为“右派分子”。我写交代材料。大会揭，小会批，更多的时间是让我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汇编》。我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倒也清闲自在。黄裳的那本《旧戏新谈》（解放前开明版）我撕掉了封面，成天看，也是自得其乐。为纪念这本书，1985年去上海看望黄先生时，还让他在扉页上签上了他的大名。
7月16日在《北京日报》新闻界批斗刘某某。大会还没开始，人声已经沸沸扬扬，说是一人从三楼跳楼了。西裱褙胡同里，围满了来参加批斗会的同行们。从已经停止呼吸的土白色的死者面部，凡是中国青年报社的人都能辨认出这具尸体。
　　他就是威学毅。
　　老戚同我当然也是谈得来的。他这个人太认真，认真到呆痴的地步。一旦钻进痛苦的死胡同，怎么叫他往回走也不顶用。他的惨死，我不以为是他绝望的表示，他是在用尸体抗议。我咬紧牙关上楼，心想，“我无论如何不能走这条路”。“你们本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正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事啊！
　　对我的看管严厉起来。我的女友的家也有人去做分化工作，逼她家交出我的所有的信件。果然如获至宝，但信中仍然找不到反党的话。我万没想到揭发我的材料中，居然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我信里揭露官僚主义和痛骂一个剧院人事科长挖墙脚的话算成我的“罪状”。这位科长乘人之危，利用一美女迫切要求人党的心理，步步诱引，眼看已经上钩之机，抛弃了在老区患难与共的夫人，娶了这位美女。这位美女忍痛扔掉了同她热恋了四年之久的老同学。我在信中讲给女友这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剧院看戏遇见我的那位爱人被撬走的老同学，我们正在休息室交谈，那位人事科长笑眯眯向我们走来，伸手表示友好之意。但这只手悬在空中，我们不屑跟他一握。是的，我目中无人，因为他不是人。这尴尬场面至少有半分钟。被人欺辱了的弱者，还能有什么更高明更有效的反抗方式呢？我在信中对这位无才无德的人事科长总有几次毫不掩饰的谩骂，用词当然不大文雅，诸如：笨蛋、蜗牛、伪君子、补锅匠、蛀虫、党根、文明戏子。用现在人们熟悉的人物形象的姓名，可以作这位人事科长的代名词，那就是《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我骂这位以权力搞爱情加塞儿的“第三者”的全部语言，统统挪到党的上面，说我是骂党。为了套用阶级分析法，说我出身资产阶级，之所以对党如此仇恨，是由于我是阶级异己分子。
　　我是在十八岁地下学生运动中入党的。凡是我的老同学都知道我在学校的表现。我并没有隐瞒我的剥削阶级出身，我背叛了我出身的阶级，怎么能说是阶级异己分子呢？
　　揭发材料的导语说，我的最主要的罪状是前边关于《辣椒》我编的和写的反官僚主义文章是利用反官僚主义反党。文章中的那些官僚主义，一下子统统变成了党的化身。这样无异于承认党即官僚主义，从效果上看，是谁在丑化党？从观念上看，开了“朕即党”的先河。
　　然而，在上述这样的结论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处分决定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王某的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宣布我被宽大：按三类右派处理，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我乖乖地表示感恩。团中央绝大多数右派全部服服帖帖地低下了头。求生的欲望，毕竟是最现实的！
1958年初，春节的除夕之夜，胡耀邦找团中央的全体右派谈话。大会一开始，他就问：“学恩来了没有？”我立即站起来，“来了！”耀邦说：“学恩这个人是有才华的，很聪明也还年轻嘛，只要下去好好改造，将来还能为党做工作嘛。”当着那么多比我岁数、资历、成就大得多的右派，耀邦同志这么激励我，使我非常窘迫不安。
1958年春，到山西平顺劳动改造，耀邦同志嘱咐只说我们与监管我们的人一样，统称是“下放干部”，不要公布我们的右派身份。因此，团中央这一大批右派，远比文化部发配到北大荒的右派要幸运得多，至少没死人。1958年上半年劳动评比中，跟我们一起并监督我们劳动的真的下放干部有些人表现平平，而一些没公布身份的右派反而都被老乡们评为劳动模范。在农村劳改的最大收获是亲历了大跃进的种种磨难，从放开肚皮吃饭到勒紧裤带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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