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年谱中的1957年春调研之行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11-2 16:11:46

2月18日率调查组离开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临行前，同调查组同志谈话，指出：
    ——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
    ——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
    ——由于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
    ——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对于闹事者我们的政策不是高压，也不是退让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求正确就接受，不正确就解释和批评。
    ——不要把提意见、告状看作闹事，群众多说话是民主积极性的表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是好事，不是坏事。
    ——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我们要十分注意研究分配问题。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
    当晚到达河北保定。在火车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汇报有关工会、农业、教育、青年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2月19日下午，同保定的中学教职员和中学生代表座谈。晚上，同保定地区大学的教授和大学生代表座谈。
    2月20日下午，去保定重灾区石桥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并和社员代表座谈。
    2月21日下午，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晚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及调查组同志座谈。
    2月22日凌晨，到达石家庄。下午，同中共石家庄市委负责人座谈。晚上，同石家庄的中学教职员和中学生代表座谈。
    2月23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晚上，同石家庄工人代表座谈。
    2月24日听取中共石家庄地委、石家庄市委及栾城、正定、获鹿等县县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各方面提出了很多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这是新的情况。群众起来闹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纠正我们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
    2月25日视察河北栾城贾村农业生产合作社。
    2月26日下午，到达邯郸。听取中共邯郸地委、邯郸市委、邢台地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凡是中央决定的东西，在地方上如行不通，就应当改变，硬要行下去，就要出乱子。因此，不论任何中央机关来的东西，甚至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在你们地方上行不通，都可以报告中央，要求改变。你们地委、县委决定的东西，也应该允许下边提意见，不合情况的，应该允许下面顶你们，当然，也要小心下边顶了不应该顶的东西。
    2月27日下午，视察河北峰峰煤矿井同矿区的干部座谈。晚上，同矿区工人、技师、职员的代表座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2月28日到达河南新乡。听取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的汇报，对新乡地区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指出：这也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基本的所有制已经定下来，基本不变，但不是生产关系中的一切都不变，时时会有些变动，主要在分配制度上变。”大社现在是办多了。社太大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还指出：“社员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内作完，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
    3月1日到达郑州。先后听取中共河南省委、郑州市委、洛阳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3月2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讲国际形势问题。
    3月3日下午，同郑州的中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座谈。晚上，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的同志谈话。
    3月4日下午，视察郑州纺织机械厂、国棉三厂。晚上，在河南省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要利用人民闹事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党。所以对闹事不要马马虎虎，要认真处理。
    3月5日到达河南许昌。下午，听取中共许昌地委、许昌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同许昌市的中学、师范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座谈。
    3月6日先后约中共许昌地委、许昌市委、确山县委、信阳地委负责人谈话。在和许昌地委负责人谈话时，针对许昌地区有些农业社实行牲畜集中喂养后出现瘦弱死亡现象，指出：“将来牲口是要集中喂养的，现在还是分散喂养好一些，分散喂养并不动摇集体所有制，是个经营方法问题。”
    3月7日到达武汉。下午，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
    3月9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3月10日同中共武汉市委负责人谈话。
    3月11日听取王任重关于大学工作的汇报，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群众提出过高的要求，领导又有官僚主义，那就糟了。同日，还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指出：合作化和技术改革互相起作用，合作化是基本的，没有合作化不能搞技术改革，但光搞合作化不搞技术改革也不行。改良农业、手工业的劳动工具，就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要把设计新的劳动工具作为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任务。3月12日听取武汉重型机器厂负责人的汇报。3月13日下午，听取武汉钢铁公司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和随行调查组讨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初稿。
    3月14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3月15日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建筑工地。视察裕华纱厂，接见私方代表，并同厂长、党委书记谈话，指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要为工程技术人员配备助手，订购外国书刊，为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才智创造条件。
   3月16日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分析了群众闹事的几种情况，强调要诚心诚意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
    3月17日同武汉地区的大学校长、教授以及民主党派组织的负责人座谈。
    3月18日离开武汉去长沙，途中先后同中共湖北咸宁县委、湖南岳阳县委书记谈话。
    3月19日到达长沙。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等谈话。晚上，听取周小舟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
    3月20日下午，听取周小舟、谭余保等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指出：对人民群众自己办学采取禁止态度是不对的，应该放手让群众办学。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提倡勤劳读书，无论大、中、小学生，均可在星期日及假期做零工、上山采茶果，赚点钱，作为学习费用。3月21日听取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澡堂、电影院等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垫。”总之，群众自己的事，要走群众路线。还指出：“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它的生产，指挥着人们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
    3月22日同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作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讲话。指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不可能都升学，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所以应届毕业生以及他们的教师、家长，都应当有升学和不能升学两种打算。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各地党政机关要作好统筹安排。但就全国说来，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是从事农业。一切下乡的青年学生，应当努力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
    3月23日听取随行调查组关于长沙工人宿舍问题和基本建设情况的汇报。
    3月24日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归根到底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
    3月25日到达株洲。下午，视察湘江机器厂。晚上，听取湘江机器厂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指示。在谈到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时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工人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我看青年工人能办到。有些地方搞‘私建公助’，我看不要这样提，你一说公助，他就会依赖你了。但实际上公家还是要助一点”。“自己盖房子，就会节省多了，不仅是土坯房子可以往，就是杉皮房子也可以往了。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要工人自己盖房子，就要提高现在公房的房租，提高到什么程度呢?大体能够维持经常费、修理费、水电费，四十年的折旧费收一半，这就差不多了。”增加房租以后，真正有困难的，宁愿救济一点，房租还是要加。不接家属进城的，可以允许他们请假回家探亲。你们厂先试验一下，这是方针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求得解决。
    3月26日视察株洲六○一厂和麻纺厂的基本建设工地。
    3月27日听取随行调查组关于株洲建设情况的汇报。
    3月28日同中共株洲市委书记谈话，指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吃菜问题必将成为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要把蔬菜生产当成大事来抓。有的同志对工厂工作并不熟悉，满足于一知半解，其实没有认真钻进去，连大门都没有人，这样是不好的。搞建设，搞工业，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由外行变内行，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要虚心，要努力学习。
    晚上，离开株洲去广州。途中在衡阳停留，和中共衡阳地委书记、中共衡阳市委书记谈话。
    3月29日到达广州。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处同志谈话。
    3月30日下午，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谈话。
    3月31日修改、审定《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并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现在有不少学校的学生对学校当局进行的所谓劳动教育，大有反感。原因是这种所谓劳动教育是枯燥无味的教条，不能解决学生思想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又勉强学生重复地去听报告，开讨论会，妨害学生准备升学考试。在目前，对应届毕业的学生，除开听一次报告，开一二次小组讨论会，再进行一次答复问题的会议以外，不要再占用他们的时间，妨害他们升学考试的准备工作。其他一切活动，可以在今年还不毕业的学生中进行，而不要在应届毕业的学生中进行。此点，请告教育部和青年团的同志注意。”《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是随行调查组根据刘少奇此次南下调查同各地中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整理成的，经刘少奇审改后，四月八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致信周恩来，建议由国务院或者其他中央机关发出通知，在农业合作社和农民愿意的条件下，把今年春季栽在铁路公路两旁稻田、麦田和菜园内的树移栽到别处，以便保留这些田地继续耕种。至于栽在铁路公路两旁其他空地上的树，则由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尽力加以培养。
    下午，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冯白驹、区梦觉、尹林平、赵紫阳等的汇报。
    4月1日继续听取陶铸等的汇报，指出：以前我们主要是搞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经济。政府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机构，当然也还有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
    4月2日听取中共广州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职工家属宿舍的问题是方针上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为职工提供的房子，要收房租，而且不能太低，要包括折旧费。建议试办房子合作社，划出地皮来，让工人自己建房子。
    4月3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负责人汇报教育工作，指出：办学有几种办法：第一是国家办学，要搞得正规一些；第二是合作办学、集体办学，城乡都可以办，可以叫教育合作社；第三是私人办学，个体办学。今后不要提民办公助，就是大家来办，群众自己来办。实际上公家还是可以助一下，不过不要公开提倡。
    4月4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广东省农林水利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
    4月5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6日会见在广东省的民主党派人士。
    会见并宴请来中国访问的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
    4月7日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汇报商业工作、广东省财政厅负责人汇报税收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等等，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国营商业能让群众方便地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才能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摘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
    ——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
    ———税收是调节经济生活、保护生产、保护社会主义、限制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会掌握原则、对社会主义没有热心的人是摘不成的。
    ——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
    4月8日听取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副司令员梁兴初、詹才芳的汇报。
    4月9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4月10日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讲话分析了当时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如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悬殊、城市工人要求盖家属宿舍、副食品供应紧张、临时工要求转正等问题，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够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人民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4月11日到达长沙。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谈话。
    4月12日到达武汉。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谈话。
    4月13日到达郑州。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等谈话，提出以下意见：
    ——可以集体办学。农村合作社自己办学；城市街道、机关、工厂都可以组织起来办学，但不能从工厂、机关开支公家的钱。提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处理阶级矛盾有路线问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路线问题，有马列主义的路线，也有“左”倾或右倾的路线。两种路线，两种结果，一好一不好。
    ——只要进来了就不准解雇，所有正式工人、机关干部都是这样，这种制度只有中国有。苏联也不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是铁饭碗，没有工作做或工作做完了，都不解雇。这个制度保障工人长期不失业，是最大的好处。这个制度是否可以改?应该允许解雇。现在大家不赞成，可以不这样办。既然不解雇，国家有权要求多余的工人去做别的工作，比较苦一点、待遇低一点的工作。只愿意做拿钱多的事，不愿做拿钱少又比较苦的事，而且又不让解雇，这样下去是不成的。好事只有那么多，苦事没人做，国家是要垮台的。
    4月14日下午，到达保定。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谈话，指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耕畜的方式。一搞合作化就实行集体喂养，没有经验就普遍推广，这就搞冒了。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因为所有制还是集体的，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
    晚上，回到北京。
    4月15日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到首都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
    4月16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四次扩大会议，邀请伏罗希洛夫在会上演说。
    4月17日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
    4月18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欢迎伏罗希洛夫大会。
    听取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等汇报地质部正定干校学生闹事的情况，指出：闹事当然不好，有意见可以提，道理讲清楚，事情就可以解决，不能使用压力。他们企图使用压力，迫使地质部分配工作，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也要以理服人，而不要以力压人。双方都使用压力，矛盾不就尖锐了吗?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的问题。首先要分清领导上的是非，领导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其次是分清群众行动的是非。应该是这样的顺序。领导不先讲自己的错误是说服不了人的，即使群众有错误，领导上也要先作自我批评，但应实事求是，不夸大，不隐瞒。然后再去分清群众的是非，群众是会服气的。如果领导只讲自己是的一面，不讲非的一面，而对群众只讲非的一面，不讲是的一面，用这种方法去解决是非问题，群众越搞越不服，对抗越大，即使最后以力压服，群众也是不甘心的。
    4月1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二、三、四月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
    4月21日离开北京，到达上海。
    4月22日会见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前总统肖恢塔和夫人。
    4月23日出席上海各界人民欢迎伏罗希洛夫大会。
    4月24日陪同伏罗希洛夫访问孙中山在上海的故居。
    4月27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讲话指出：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今天在我们国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在以下这些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紧张：学生升学问题、学徒和艺徒的待遇问题、青年工人的住房问题、临时工问题、物价问题、自由市场问题、农民生活问题、少数人不愿意劳动和不守劳动纪律的问题、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无人处理的问题。总起来讲，“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对付闹事要有正确的办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以下几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这就是：站在人民之上；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讲话在谈到自由市场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就必须增加地方与企业的自治权力，以及在一定的限度内允许个人的经济活动。”“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个讲话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4月28日回到北京。

原文地址：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11/20/content_11901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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