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玉生：盐城地区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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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是个极不寻常的年头。当年，春季开始全党整风，夏季展开“反右派”斗争。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是1957年春季至1958年夏季中共盐城地委、专署所做的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被载入史册。1956年秋冬，国际上东欧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我国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状况。毛泽东主席于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至此，盐城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一、整风运动的缘起与做法这次整风运动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由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除了还有敌我矛盾之外，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大量的，无处不存在的。从盐城地区来说，各县城还是比较稳定的，有些乡村由于合作化过快过急，粮食统购任务过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闹事现象屡有发生。据统计，1957年上半年，全区闹事的合作社295个，闹事348起。其中，20户以下的206起，20-50户的85起，50-100户的49起，100户以上的8起。闹事原因主要是：因为退社、干部作风、账目不清、收入减少等原因的335起，因其他问题的13起。因闹事而打伤干部68人，打伤群众110人。省、地委认为，形成群众闹事，虽然有客观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不够。闹事过程中，有的确有极少数坏人在煽动，但绝大多数是群众自发闹起来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些情况告诫我们，学会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摆在各级党委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盐城地区自1957年4月底，在地委、专署机关，传达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指示。为了了解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中共盐城地委陆续召开了工人、农民、知识界、机关干部座谈会，反映了许多过去所不了解或了解得很不深刻的问题，听到了不少平时所听不到的意见。结合贯彻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盐城地委领导联系思想实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总的感觉是，形势大变化，大家的思想没有跟上，安于现状，满足于已有成绩。工作上有很多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把好事办坏，好心不得好报。并且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助长了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和特权自私。生活上进城后渐渐特殊化起来，当了几年“官”，学上了摆“官架子”，劳动观念日渐淡薄，同群众也日渐疏远。与此同时，各县都相继召开了县委全体会议和乡、社干部扩大会议，从乡社干部反映的思想情况来看，也暴露出一些思想问题，主要是：1、从不了解人民内部矛盾到知道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并且联系实际揭发矛盾时，除了一部分同志感觉矛盾多、复杂、难于解决而外，比较普遍的思想，是认为目前农村的主要矛盾，就是“合作社难办”，“社员要粮、要钱、要退社的问题不得解决”。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乡社干部最接近群众，他们接触得最多、感觉最难办的问题，就是合作社的生产难领导，社员要钱、要粮、要退社的问题难处理，1957年春季，正是生产紧张和青黄不接时期，这些问题又显得更尖锐一些。所以许多同志就很自然的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当时农村里的主要矛盾，并且说：工作难做，主要是“合作化发展快了”，“发展多了”，要不然“为什么1954年灾荒比今年严重，群众不叮住我们要吃、要穿呢！”正由于他们对矛盾是这样认识的，所以要解决矛盾，就要政府“多加些粮，多发些钱”，否则，“光说矛盾，还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盐城县党仁乡张东农社支书李志庆就这样说：“现在坐在这里说，不疼不痒，回去没钱没粮，矛盾还是矛盾。”2、当分清了两类性质的矛盾，具体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到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针上来，不少乡社干部对采用这个方针是否真能解决问题，是有怀疑的。阜宁县有些乡社干部对县委讲：“我们找两个‘球丝头子’来，请县委去说服，你说服通了我就相信。”甚至部分乡社干部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民主不够，而是民主过火”，“这样下去，群众就要爬到干部头上，干部连气也不能伸了”，“群众是个饿鹰，越说服，头越高”。总之，许多人在情绪上总觉得单靠一条公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认为“强迫命令虽然不好，有时也能解决问题”，“说服教育要看对象，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服软不服硬，有的人服硬不服软”，“最顽固的说服死了也没用”，所以最好还是“说服多数，压服少数”，或者“硬软兼施”，“七分说服，三分强迫”。对人民闹事要闹够，更觉得难以想象。大家顾虑最大的是闹退社问题，感到很棘手，唯恐闹够就要把合作社闹崩掉。阜宁县三灶区下放干部徐一儒说：“三灶乡东舍农社226户，如果允许自由退社，起码有100户以上要退社。”大丰县有些同志甚至说：“最近要退社的多，夏收以前让我们压服一下，夏收后再向群众检讨，不能看住工作受损失。”3、对于开展整风运动，在揭发了矛盾，分析了矛盾如果不很好解决可能带来的危害以后，大多数是积极拥护的。说：“磨子要勤锻，干部要勤整风”，“再不整风就象火车要出轨，闹出大乱子”。但也有少数思想作风问题比较严重的乡社干部（约占15%），则感到压力很大，怕受处分，存在一些消极情绪。盐城县有些同志反映：“这次古根子都要倒出来，社长当不成了”，“我们这些人来开一回会就算一回了，人民内部矛盾好解决，我们的问题难解决”。个别的怕处理，连会也不来参加。针对乡社干部的这些思想特点，地、县委的工作开展一般都注意了以下几点：一是从分析大转变形势，总结工作入手，既肯定成绩，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又接受春季某些地方片面强调为干部撑腰，连明显的错误也不加批判，因而助长了某些不良思想作风的教训，严肃地指出问题，揭露矛盾，从而使得干部都能正视人民内部的矛盾，主动解决矛盾。二是通过揭发矛盾，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引导大家认识到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由于生产发展不足，工作没有做好和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缺点，所以解决矛盾的主要出路，应当是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做好工作，发展生产，把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成为推动工作和改进思想作风的动力，而不是仅仅纠缠在要粮、要钱这些具体问题上（当然，这些方面真正有困难，也要帮助解决）。三是研究两类矛盾应有不同的处理方针，引导大家回忆过去工作中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从而进一步认清整顿思想作风的必要，把整风变为基层干部的自觉要求；同时，反复讲整风的方针、政策，清除思想顾虑。四是采取典型介绍和好坏作风对比的方法，使乡社干部不但懂得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针好，而且还相信只有这个方针，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既否定了强迫命令、压服的错误做法，又学到了走群众路线、说服教育的正确做法，不致于在反了强迫命令以后，又缩手缩脚起来。中共盐城地委认为，对基层乡社干部进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教育，是一件新的工作。通过这一教育，对乡社干部的思想作风进行一次整顿，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从各地的情况来看，注意以上几点，就能避免发生重大的偏差，既初步整顿了思想作风，又调动了干部积极性。    盐城地区的整风运动大体上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为地专机关和县直机关。地专机关在1957年6月中旬开始整风检查，8月中旬检查结束。各县委的整风检查，根据农事季节情况，棉田地区在秋收前，即8月初开始，9月份结束；水田、旱田地区在秋收后，即9月份开始，10月份结束。第二批为区乡干部，在10月份以前，通过党训班、合作干部训练班，培养大批整风骨干，做好各项准备，11月份开始检查，12月份结束。第三批为农社干部，1957年底以前搞好试点，吸取经验，并做好各项准备，在1958年1-3月份，通过民主整社，普遍进行整风。与此同时，结合总结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进行思想作风的整顿，贯彻边工作、边整顿、边改进的整风方针。二、从整风运动向反右斗争的转变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农场、学校和工商界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这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简化用语）。但是，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向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从盐城地区来说，如有的说：“共产党变了，不是变好，肯定变坏了”，“波兰事件是由于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将来问题更糟”，“共产党天天讲成绩，实际上什么东西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电影都不如人家”等等。由于当时中央决定，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原样地在报纸上报道，暂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一时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各地各行各业迅速蔓延开来，这样就出现了和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已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至此，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的关系，提出整个整风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的安排。从盐城地区的情况看，地委用很大的精力指导全区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以地委名义加“机密”级印发的文件有多份，并对整个运动安排得很细致，部署得很周密。1957年7月8日地委批转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整风转入第四阶段的工作报告》、10月29日地委印发《关于开展整风、反右派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大体规划》，12月5日地委印发《关于举办农村整风干部训练班工作总结报告》，12月14日，地委又印发《关于基层文教系统整风部署的安排意见》等。地、县机关每个单位的整风运动一般都经过四个阶段：第一，大放大鸣阶段。反复动员，深入学习文件，畅开思想，开展自由辩论，坚持边整边改，消除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形成一个大鸣大放的高潮。衡量这个阶段工作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鸣放彻底。大家都把内心话全放出来了，有右派分子的露头了。其方法主要是充分运用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等等形式。第二，反右派斗争阶段。把党员（除个别有问题以外）训练好作为反右派斗争的基本队伍。认真地进行排队摸底。将重点人的历史背景、政治态度、反动言行以及周围活动情况，逐一核实，并研究分析其用意，弄清其言行的实质，最后综合整理成单页材料。对已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分别不同情况作出结论和处理意见。在这阶段中确实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一般与有右派分子的单位联合起来反右派斗争，同时抓住批判右的言论，通过批判这些错误言行和学文件、读报纸以及到其他单位参战等办法来提高大家觉悟。第三，着重整改阶段。在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把整风推向一个检查改正新阶段。各级领导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的各种矛盾进行全面的揭发和系统的分析，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研究解决矛盾、改进工作的措施。这个阶段大体上一个月左右。第四，每个人学习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各人以文件的精神对照检查写出个人思想作风的自我小结。时间20天。最后总结整风运动，订出改进作风的制度和办法。在反右派斗争中，中共盐城地委根据江苏省委的政策性规定，一是工矿企业限于科室人员中开展反右派，在工人中不搞什么“大鸣”、“大放”；二是农村开展整风，不扣“右派”帽子；三是整风、反右派，对党员干部，除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律保护过关。从盐城地区的情况看，对当时稳定农村局势，维护工矿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确保整风、反右派与生产、工作两不误是可行的。应该说，盐城地区的整风运动得到了广大党员的拥护、人民的欢迎，开展得是顺利的、健康的。而对反右派斗争来说，一句话是必要的，另一句话是错误在于扩大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正确认识反右派斗争的基本准则。盐城地区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的完全结束，是在1958年夏季。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后果与影响执政党的最大风险是脱离群众。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揭露出来的党内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和问题十分重视。事实证明，在新形势下进行一次全党整风是非常必要的，党的整风的决定是正确的、诚恳的，采取开门整风、“内外夹攻”的办法也是好的、有效的。从盐城地区机关、学校整风试点的12个单位鸣放出来的意见5184条，属于领导思想作风的就有4153条，占总数的80%，说明了一般干部中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同程度普遍存在着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整风运动向反右派斗争的转变，难以预料的情况终于发生了，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及影响。据中共盐城地委1957年10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区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在机关、学校、工厂和工业社、农业社、工商界中进行试点的33416人中，右派分子774人，占总人数2.3%（其中极右33人，党员51人，团员186人），属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26.68万人，其中中学生2.73万人、工人4.43万人、小工商业者3.52万人、城市其他居民16万人（不包括农村）。从农村38个试点合作社大鸣大放中的材料和平时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分析：全区需要逮捕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966人，占地富反10万余人的0.98%，需要批判的富裕中农3041人，占富裕中农16.09万人的1.89%，在党政机关、学校和企事业中估计需要清洗或强制劳动教养和流氓阿飞等坏分子115人，占机关学校企业总人数0.34%。与此同时，从地委关于当时农村中需处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的情况典型调查来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全区10个社4256户，有富裕中农634户，要批判的21户，占3.31%；地主户数60户，要打击数10户，占16.66%；富农193户，要打击数16户，占8.29%；反革命人数20人，需打击3人，占15%；需打击地富反的处理情况：逮捕7人，加“帽”的12人，管制11人，劳教1人，说理斗争6人；党员干部情况：358人，违法乱纪处理20人，占5.57%。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当中，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片面的，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致使许多与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导致了我党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中共盐城地委《关于开展整风、反右派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大体规划》的文件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还没有改变”，将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一类当中去了，这是导致后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错误的理论根源。从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来看，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确具体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晚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1957年10月15日下发，11月1日，中共盐城地委印发了《关于划定右派分子的批准权限规定》，通知指出：一、地专直属各单位统一报地委批准。所属各县、农场按1956年9月17日“中共盐城地委关于加强分管干部工作的决定”属地委管的干部报地委批准。县级和农场的干部，一律由县委、农场党委批准。上海、淮海农场原不属地委，可将省委直接管理的干部报省，其余正副科级、大队长级以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报地委批准，为了更好地坚持政策标准以及正确地鉴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因此，决定在第一批试点单位中确定斗争的右派分子，县级机关和农场也一律报地委批准。二、盐中、盐师、农校的教师和党政工作人员一律报地委，各县中学的教师和党政工作人员中属地委管理的报地委，其余由县委批准。三、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中的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县工商联常务委员报地委批准。企、事业单位中十级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由地委批准，其他技术人员由所在县委和农场党委批准。公私合营中资方和资方代理人员，一般与同级的行政人员相同。事实上，1957年10月底，盐城地区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的试点单位已将774人列入右派分子对象，占总人数的2.3%。再说，尽管订立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明确了批准权限，然而在具体的执行对照过程中，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都是很难做到，实际上很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把说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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