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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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我以为，只有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真正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其实，这些年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上海的文革研究亦并非是块“不毛之地”，其史料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出版物类；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非出版物类。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提升，必需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

　　关健词：上海文革研究；史料；出版物类；非出版物类

　　中图分类号：K05;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5-0164-07

　　作者简介：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


　　一

　　文革发生在中国，是当时郁积着、纠缠着的许许多多矛盾的总爆发，且对改革开放是个反衬，固然是中国的课题。文革震动并影响了全世界，当时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都发生了与中国红卫兵运动相呼应的学生运动（其主旨是相异的），文革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所以文革也是世界的课题。

　　中国文革的政治路线及其长达10年的错综复杂的进程（国外有观点认为文革至1969年结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值得追问、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承认，国际上还是比较关注的，即从1966年开始伴随着文革的进程，就已有所展开了。具体来说有课程、有论著、有资料库等等，但总体的水准不很高，主要表现在关键的第一手史料没有开掘，一些见解的树立缺乏中国式的体悟（近年，从国内出去的一批学者显得较活跃）。所以，我坚持认为：只有依靠中国学者，甚至只有取决于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文革研究确实具有成为世界“显学”的品质）。

　　同时，我还坚持认为，一代“文革亲历研究者”（或称“亲历性的研究者”），即“亲历过文革运动的研究人员”的研究——不是回忆录，不是口述史，而是认真的研究论著，将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这批“文革亲历研究者”的思考和视野一定会有局限，也一定会有许多独到的感悟（尤其在细节和心态方面）。可为数十年后年轻学人（“非文革亲历研究者”）的研究提供参照和补偿。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鼓励并支持“文革亲历研究者”的工作，也就具有了“抢救”的意义。

　　就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而言，一方面中央一级的出版机构不断推出相关著述，如席宣、金春明合作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张化、苏采青等主编的《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思考》、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安建设编著《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王文正口述《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一些重大的研究项目，如《周恩来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13册、《毛泽东传1949－19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和一些纪实回忆，如《邓小平文革岁月》、《王光美访谈录》等，也都关涉较多的文革内容①。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曾宣布：国史研究巳成熟，《国史简编》、《全编》、《大事记》、《长编》等4个计划正在执行中。另外，中央党校有金春明教授在公开招收文革专题的研究生等。这都说明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另一方面，更广大的学术机构却没有开展文革研究，以至既没有资料积累，又没有学者队伍，更毋论学科建设了。其中主要缘由恐怕在于该项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坚持从史料出发，坚持学术的立场和态度，应该是正确的路径。何况，进行文革研究，除了政治史的方向外，还有社会史、生活史、经济史等多方拓展的空间。2006年初，从正规渠道传来一条消息，那就是200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申报指南《党史党建》一栏中，首次增设了“注意文革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内容（2007年度，该项内容继续列入课题指南）。以此为契机，希望文革研究得到关注和重视。

　　上海在中国文革史中的地位是重要而特别的，这不仅因为“四人帮”中有3人是从上海发迹的（江青也与上海有很深的瓜葛），更在于“批判《海瑞罢官》”、“一月革命”以及后来的“整党建党”等，都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政局的走势。再联系文革运动中上海的经济状况、上海的国际影响等因素，从上海的“切口”进入，既能扎实地做好上海文革史的研究，又能拓展和丰富全国文革史研究的内容，尤其对“了解文革这场灾难中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是有着重要作用的”②。

　　关于上海的文革研究，尽管迄今没有定规划、成规模地展开，例如除复旦大学已正式开设文革史课程外，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大学等综合类高校均未开设专门的选修课，社联没有专门的研究会，出版界没有专门的刊物。但因为上海文革的特殊地位，许多年来，终究还是有一些研究关注着它、追踪着它，终究还是涌现出一些值得记载的成果——上海的文革研究并非是块“不毛之地”，但还有待辛勤开垦。我们都是开垦者。

　　二

　　现对这些成果和史料作简介，第一部分为出版物（含未刊稿）：

　　（一）著作类

　　1.《上海文革史话》，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内部印发）。

　　该稿两大册，约五六十万字，内部印发，编号登记。1988年5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同意，由市清查“四人帮”办公室的一批老干部组成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利用工作中掌握的大量资料，以及后来上海各级党组织编写的《文革大事记》，经过多年的努力，于1992年8月完成初稿本，1994年6月完成定稿本。全稿共37章，计1001页，从“文革前夜发生在上海的几件事”到“武装叛乱的策动和破产”，比较完整地涉及了上海文革的全过程。因许多资料都是首次刊发，本.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写法上不是学术著作的路数，也不是报告文学的样式，且牵涉到不少“具体的人”，故没有正式出版。

　　2.《上海通史》第11卷“当代政治”，第7、8章，熊月之主编，陈祖恩撰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本内容为上海通史“当代政治”卷的一部分。尽管篇幅不大，因符合通史的体例，也就从“造反：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到“四人帮和上海爪牙的末日疯狂”，比较简略却又完整地记述了上海文革运动的过程。同时，本卷对文革发动前形势和文革结束后“揭批、清查、审判及平反昭雪”等内容有所展示，线索清晰，结构完整，充分显示了通史体例的长处。

　　3.《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兴亡史》，李逊著，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

　　李逊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后利用编写《上海工运志》的机会，接触了上海工总司的档案材料，并有心地作了收集和记录。1992年赴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写作了该书。该书共21章，计592页，主要以上海工总司的造反史为线索，约3/5篇幅的内容集中在1967年8月4日“踏平联司”之前，即后期薄弱一些。该书资料较丰富，许多分析也颇有见地。作者还与美国裴宜理教授合作完成了英文版的《文革中的工人们》。

　　4.《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叶永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此为叶永烈著“四人帮”全传中的3卷。每卷名为“传”，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文革时期。叶永烈接触了一部分档案，但这不是他的长项。叶的长项在于作了大量的口述访谈（并附录音，叶称为“活材料”），有关上海文革的访谈对象有贺绿汀、陈波浪（常溪萍夫人）、陶勇家属、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耿金章（二兵团司令）等许多人。叶著披露的许多史料很有价值，如姚文元日记等。也许叶著过多地依赖口述，有些地方需要核实。

　　本文原文

　　5.《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革命”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本书初稿于1992年10月，重点回忆了作者文革10年的亲身经历。因作者身份特殊（文革前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其经历直接关系诸如“批判《海瑞罢官》”、“一月革命”等事件的内情，及其被囚禁8年的情况，有其独特的价值，“为研究党史，特别是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①。本书共4章，计303页，就作者亲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言，还应有很宽阔的展开余地。

　　其它与上海文革运动相关联的著述还有《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②，两书均是上海党史机构为纪念建国50周年、建党80周年而编撰的，编者没有回避文革时期，而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结构完整、内容全面，首次公布了一些史实和数据，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巴金的《随想录》，该书为巴金先生的文革遭遇及其反思，有多种版本，可为研究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行为和心态”提供例证，为进一步反思文革提供启示。

　　《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重大事件亲历》③，该两书的作者均为跟随苏振华进驻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书中有些材料相当可贵，如1976年10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给中央的电报等。

　　《苦难与风流》、《东方十日谈》等，主要记述“老三届”人在文革中的经历。

　　另外，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的《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也很有参考价值。

　　（二）辞典类

　　1.《上海党史大典》，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该《大典》在第二篇重要活动与事件（1949.5－1978）中，共列出138个属文革运动时期的条目，其中除“康平路事件”、“风庆轮事件”等政治性内容外，还列有“小三线建设”、“第一座黄浦江大桥建设”等条目。同时，《大典》在第四篇重要会议中，列出197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条目；在第五篇重要人物中，列出张春桥传、王洪文、徐景贤等条目；在第六篇重要文献中，列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等条目；在第七篇重要报刊中，列出《学习与批判》等条目，总体设制是比较周全的。

　　2.《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5－1987.10》，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内部版。

　　该《资料》按时间顺序专列第六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10”，具体内容有“概述”，并分节列出“中共上海市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工作机构”、“上海市市级政、军、统、群系统党组（党委）”、“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下属党组织”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机构沿革表”等。同时，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中，也都专列“文化大革命时期”机构沿革和人员变化的内容，均可供查阅，且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3.《20世纪上海大博览》，夏东元主编，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该《大博览》按时间顺利排列，以与其它时期相同的规格处理文革部分，即一月一页（少数二月一页），每页有大事简辑，有主要消息，并配发照片，做到图文并茂。据统计，文革部分约占一百页。《大博览》的内容主要采编于当时的报刊，所以可与其它出版物形成互补。

　　另有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撰的《上海大辞典》正在出版过程中，其中文革部分有近二百个辞目。

　　（三）方志类

　　1987年5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2002年，上海共出版县志10种、区志12种、专志96种以及乡镇、街道志、行业志上百种，高校志十多种等。

　　应该承认，因认识的局限，绝大多数志书没有设“专记”记录文革的内容，但志书的客观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又决定了它必然绕不过文革时期，即或多或少地有所记录。所以，除了仅有的几本外，还是能从绝大多数的志书中检索出文革内容的，尤其《中共上海党志》、《上海工运志》、《上海青年志》、《上海劳动志》等，都有一定的篇幅涉及文革中的工人运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上海价格志》、《上海卫生志》、《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日用品工业志》等则可提供大量文革社会生活史方面的内容。

　　2005年，《上海通志》（全10册）正式出版。《通志》第45卷专列“文化大革命纪略”，分五节以纪事体记录了39个专题，如“上海市委写作组”、“同济五·七公社”、“上海地下党冤案”等，所选内容重大，材料和数据准确，具有权威性。

　　（四）大事记类

　　继清查“四人帮”工作以后（即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关的人和事），自1983年10月起，上海各级党组织又集中进行了历时3年的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教育。据此，在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全市各部、委、办、区、县、局党委、党组以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较大的企业、事业单位党组，均组织力量编写了《文革党史大事记》（后不少单位在时间跨度上进行了扩展，使之成为建国后的党史大事记）和专题调查报告。这些大事记少则数万字，多的达到数十万字；有的单位正式出版，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体育系统党史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历史大事记》，有的则内部刊印，如《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历史大事记》、《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等。尽管这些大事记是某一部委、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记事，目前也散见于各处，但汇总起来，串联起来，将具备很高的研究价值。

　　（五）报刊类

　　文革期间，上海连续出版的正式报刊是《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支部生活》（包括《新民晚报》等均停刊）。上海“一月夺权”前，该“两报一刊”作为市委机关报，为维护大局，坚持从正面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宣传和报道（即从不刊登“革命造反”的消息），例如上海人民如何热情接待外地来沪串联的红卫兵等。“两报一刊”夺权后，则完全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甚至直接发布“通告”之类，最终成为“四人帮”集团的喉舌。

　　在文革初期创办的造反报刊中，尽管也有一些通过邮局发行，唯有《工人造反报》被列为正式报刊（后合称上海“三报一刊”）。1971年4月，经调整后《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宣布停刊。文革中期，上海又创办了连续出版物《红小兵报》、《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正是这些报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及涉及广泛的政治评论和社会报道等，决定了它们作为文革研究资料，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

　　三

　　第二部分为非出版物：

　　（一）档案类

　　因上海文革没有经历军械性的全面武斗，各方面的管理也比较规范，所以，上海在文革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方面，还是做得很有成效。不仅市档案馆保存了相当部分的文革档案，如C33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档案（1966－1976）3968卷；B60上海市“五七”干校档案（1967－1978）3766卷；B61上海市革委会地区组档案（1968－1978）133卷；A87上海市审判“四人帮”办公室档案（1979－1982）552卷等①。各区、县、局、大专院校等也都保存着部分的文革档案。应该承认，这些档案（有会议记录、通告、文件、简报、批示、报表、往来信件等）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只是因为目前尚不开放，其利用价值也就有待以后开掘了。

　　（二）群众报刊类

　　1.上海文革运动中市级造反组织创办的报刊。

　　所谓“市级造反组织”是指或跨地区、或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因规模大、联络广，注重宣传舆论，均创办了铅印的报刊（约卅多种），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红总部）、《红卫战报》（红革会、红上司）、《上海红卫兵》（市大专院校红代会）、《财贸战报》（财革会）、《体育战报》（上体司）等，这些报刊大多创办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以后，在大批判高潮中，又有全市性的《大批判通讯》（上海革命大批判联络站）、《政法战线》（上海政法界斗批改联络站）、《教育革命》（市红代会）等创刊。这些报刊既有自己的组织立场，又参与全市的文革运动，且因多数通过邮局、新华书店发行，有一定的权威性。后市革委会着手进行整顿、整肃，这些报刊大多于1968年9月停刊，最晚的如《体育战报》、《上海红卫战报》则拖延到1969年5月停刊。就此，一般市级造反组织的报刊均连续编发2－3年，少的几十期，多的则达到上百期，是研究上海前期文革运动的重要资料。

　　2.上海文革运动中各高校造反组织创办的报刊。

　　众所周知，各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的造反组织在文革中均充当了重要角色，即这些组织不仅以学校为战场，更“杀”向社会呼风唤雨。因之，高校造反组织创办的报刊就会具有较强的社会辐射力，在上海主要有《东方红》（同济东方红兵团）、《反到底》（交大反到底兵团）、《革命楼》（戏剧学院“革命楼”）以及《新师大战报》、《复旦战报》等（巳发现铅印版总量约六十多种）。这些报刊虽然不在邮局、新华书店发行，仍能通过交换、街头叫卖达到较高的发行量。高校造反组织间会有很多变数，其报刊的存在时间也就会有长短，短的数周，编发几期；长的数年，编发上百期。至1969年5月，上海各高校报刊全部奉命终刊。上海高校报刊独特性强，内容丰富，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有的保持了长久的连续性，是研究上海文革运动前期的重要资料。

　　3.上海文革运动中各基层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

　　此处所说的“基层群众组织”是指各区、县、局一级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有的很庞大，很有资源和实力；有的则很有关系，上通而下达，所以都能独立地拉起编辑部，主办铅印版的报纸，如《铁路工人造反报》（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红医兵团》（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总部）、《卢湾区大批判》（卢湾区大批判宣传组）、《房产工人》（上海房地局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史学批判》（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等。据统计，现巳发现的此类报刊有两百多种。应该承认，此类报刊中只有小部分立足于反映本系统、本行业的情况，办得较有模样，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大多数则迎合了群众博取“小道消息”的兴趣，版面上充斥着“首长讲话”、“各地消息”、“上海见闻”等内容。这些报刊除了供内部交流外，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外销售，所得钱款多作为组织经费。另外，也有同人报刊、地下报刊混入其中。此类报刊众多而杂乱，作为史料的价值需要有所检索和发现。

　　4.上海文革运动中外地来沪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

　　1966年8中下旬起，随着北京红卫兵大批南下，至年底逐渐形成了以“首都三司”为代表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群体（规模不等达五六十个）。这些外地红卫兵组织驻扎上海，以“指点江山”的姿态参与上海的文革运动，趁“一月革命”兴起之时，办起了铅印版的报纸，主要有《首都红卫兵－上海版》（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新北大评论》（新北大驻沪联络站）、《井岗山报》（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红旗》（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等。1967年3月，中央宣布红卫兵返校，这些联络站纷纷响应，所办报纸随即停刊。

　　1967年6－9月间，全国发生大规模武斗，江浙一带及湘、鄂等地的部分造反派流窜到上海，在上海办铅印小报，以制造舆论，如《苏南火线》（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沪联络站）、《浙江通讯》（浙江省联总驻沪记者站）等，约三十多种。10月后，毛泽东南巡讲话发表，形势有变，这些联络站及报刊也就消歇了。

　　这两类外地来沪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一类集中在“一月革命”时期，并直接作为舆论工具，参与了“一月革命”的全过程，突出表达了外地红卫兵的立场和观点；一类则是全国武斗情况在上海的间接反映。两类报刊的持续时间不长，但对研究这两个时段的上海文革，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三）传单类

　　文革时期，传单这种自由印发的宣传品，主要在1966至1967年间大量使用。在上海，针对北京红卫兵宣扬“红色恐怖”、“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以及“炮打张春桥”、“冲砸联司”等，均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大量散发和张贴传单，有的甚至从上海的高楼大厦上往下飞撒。应该说，这些传单的内容最直接表达了参与者的立场和态度，是最具有现场感的史料。但是，传单零散性的特征不仅使之难以汇总，也不宜保存。所以，对文革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就有个不断寻觅和汇编的过程。笔者曾经在几处布满灰尘的书库里；人家的床底下、楼板上，发现或散乱或堆集的传单，真属于“可遇而不可求”。

　　（四）日记类

　　任何时代都会有人习惯写日记，尤其经历文革这段激荡的岁月，甚至会有人坚持数年，成册成本地记，如葛剑雄教授整理、文汇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谭其骧日记》，就有谭其骧教授记于1966年5月至1970年12月的“文革日记”达200页。时下，上海有个民间图书文档收藏网络，一头连着分布全市的废品收购站，一头挂在文庙的交易市场。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单位撤并，家庭搬迁，便有大量留存多年的文档流入了这个网络。笔者曾在一专业收藏者手中，见到数套非常完整的文革日记和家庭帐册，其内容中虽然有不少空洞的豪言壮语，但一些具体的记录无疑很真实，甚至可为发生在上海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提供细节上的佐证，应属十分宝贵的研究史料。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文革时期的照片、信件、交代、检讨、思想汇报，甚至档案、文件等在这个网络中交流，关键是文革史研究工作者要有眼光和耐心，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资金在其中淘洗。

　　综上所述，关于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分为“出版物”和“非出版物”两大类。出版物中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非出版物中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事实上，尽管这些史料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真正进入专题研究，还是要融汇一体，并相互比对、相互参照的。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展开，有所建树，必需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正是缘于这个判断，本文列举了相关信息，以供参考。

　　原载《社会科学》　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