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安：武汉地区文革历史上一个无法磨灭的名字——忆聂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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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文革历史上一个无法磨灭的名字
——忆聂年生

谢保安

　　看了楼主写的这篇悼念赵延昌的文章后，又一次勾起了我对文革往事的回忆。
　　我与聂年生、赵延昌的初识都是在1967年底，即封湖北日报后的红旗大楼。我那时只有十八岁，又是个中学生，象聂年生、赵延昌、杨成江等这样一批华工的大学生都是我心中十分景仰的人物。他们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造反理念，而且也具备了较高的斗争策略水平，已经能够相当娴熟的处理文革中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那时只要是造反派没有不知道聂年生这个名字的。楼下有个朋友说那时杨道远只是个代司令，此话一点不假。的确，二司司令的位置在“二八声明”以前一直是留给华工的。那时的朱鸿霞、胡厚明、杨道远就个人声望来说，都是不能与聂年生相比的。他不仅在学生中，即便是在工人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威望。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聂年生重聚时曾与他开玩笑，说他是湖北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教父，他一点也不推辞，欣然点头默认。这就是他的性格。聂年生是当时公认的群众运动领袖，不仅在造反群众中，而且在作为走资派的领导干部中，都有很好的口碑。
　　记得当时红旗大楼内山头林立，秩序混乱，闹哄哄的，谁也不服谁，根本无法做出统一的决议。有一次省委负责人张体学、赵修、张华到报社来与造反派谈判，受到群众的围攻质问，正是聂年生和赵延昌出面，一方面批评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理应向全省人民做出交代。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群众批判省委和张体学同志的错误，是为了帮助省委扭转前一段时间的错误方向，也是为了更好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个别行为，作为领导干部来说不应该抵触。他的这些讲话，深得领导干部们的赏识。所以，它与张体学、王克文、黎智等省市领导人都有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贯穿于整个文革期间，甚至文革结束后，在揪“三种人”喊的震天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聂年生都是黎智市长家的座上客。他在汉口一元路的住房，都是黎智亲自批给他的。
　　聂年生作为二八声明时的毒草派代表人物，当时也是负责地方支左工作的军队领导人极力想拉拢的对象。但他就是不买账。在3.21通告后，工总从上到下的头头们被抓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副司令、副政委一大堆人都找过聂年生促漆谈心，希望他不要与工总二司的人搞到一起，要和军队一条心。这是明显的分化伎俩。聂年生当时表示不能接受，韩东山就说过“这个聂年生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聂年生不仅口头上公开表示不合作，而且马上就付之于行动，在1967年四月中、下旬就跑到三中找我商量，以营救夏帮银为突破口，全面掀起反击武汉的“二月逆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的高潮。一场以营救夏帮银为导火索的抗争，在汉阳公安局门前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成为武汉文革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聂年生文革“三结合”时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大学毕业后发配到湖北恩施的来凤县，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在张体学亲自关照下，才把他调回武汉。这是聂年生亲口对我说的。那时张体学已经是肺癌晚期，开十大时，他是用轮椅推着进入会场的。张体学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了，当王克文（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代表省市委去看望他时，张体学正式向省市委推荐聂年生作为新生力量代表进入领导班子，同时推荐的还有钱运录。这大概也可以看成是张体学在政治上的最后遗嘱吧。这也是后来在1974年补台时，让聂年生担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幕后原因。
　　可是，聂年生当时对省市委一点也不领情。他公开说，我担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并不是哪个人对我的恩惠，是革命形势需要造就的。王洪文能够当党中央副主席，我为什么不能当市革委会副主任呢？我对他说的这句话十分赞赏，真不愧是湖北地区文革代表人物，说话掷地有声，也很有气魄。其实那时对上海的那些所谓的造反派，我们都是很看不起的。他们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挫折？基本上都是一帆风顺的上去的。是一帮造反新贵。聂年生在那个时候（1973－1974年）并没有因为，张体学的关照调回了武汉，又出任了市革委会副主任就只顾安心去做官，去做省市委的驯服工具，就像同是新华工的张立国，新华农的高玉泽那样，完全与过去造反派的一切社会关系彻底地一刀两断，和昔日的战友形同陌路，一心只想着如何去讨好当权派。
　　正是在那段时间，聂年生和当时电车公司的王华珍、周志刚还有原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刘汉武，以及谢妙福等人一起，领到了武汉地区声势浩大的“反潮流”运动。他当时极力主张给省市委施加压力，逼省市委为胡厚明、杨道远等人翻案。为此，他多次到我家来，与我反复商量如何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针对曾思玉、刘丰强加给杨道远的诬陷不实之辞，逐一批驳，一定要整理出一份有说服力的材料来。把湖北地区借清理“五一六”、“北决扬”大整革命群众，大整造反派的阴谋揭露出来，一方面可以教育群众，一方面要上报中央，要让毛主席、党中央都知道，湖北的造反派基本群众被林彪反党集团借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整的死去活来。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几乎都已经被曾思玉、刘丰等人否定光了。
　　聂年生不是那种只说不做的人，他敢说敢当。不仅在与省市委领导人当面交锋的时候他敢于陈述自己的观点看法，而且，他还利用文革以来他与个别领导人所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亲自上门做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从1973年底至1974年初，光我陪同他就去过宋侃夫、王克文、伍能光等领导同志家。他在领导同志面前总是正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态度诚恳但又毫不含糊。不是那种一见到领导人就直不起腰，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的孬种。他也从不与领导人拉拉扯扯套近乎。正是这种光明正大的作风，反倒是赢得了许多领导人对他的赏识与尊重。我在那时，就多次听到宋侃夫、王克文、谢滋群等同志夸奖“小聂”的话。当时就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聂年生说话直率，不绕弯子，这种高风亮节的政治品德，即便是在当时造反派的领袖人物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他对领导人的不亢不卑又总是与他密切联系基本群众，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相应生辉。
　　记得，在文革后期的那几年中，他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他是湖南岳阳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在武汉又没有一个家。而我那时还在农村当知识青年，就更不消说了。我和他常常到武汉童车厂老工人唐衡山老师傅家去蹭饭吃。（唐师傅那时住在桥口居仁门车站旁边），与唐师傅全家老小都混的极为融洽。说是吃饭，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一起讨论一些与运动相关的实际问题。由于我们去的次数太多了，久而久之，许多造反派朋友总是闻讯赶来，甚至有的人还专门在唐师父家等候我们，他们带着一些具体问题来与我们商量。许多事情就是在那种情形下定下来的。1974年、1975年，原钢二司副司令丁家显两度从外地回汉，与聂年生会晤都是在唐师父家进行的。
　　聂年生在武汉基层群众中有着极为深厚的人脉关系。他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基层造反派群众的保护和支持，这一点我是感受很深的。
　　聂年生在四人帮倒台后也受到长期审查，但他一直积极乐观。对于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从不推诿，凡是与人共同参入的事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我在漫长的监狱审查时不知接待过多少毫不相干的外调人员，费了不知多少口舌去辩解、应对。但从没有接待过来自聂年生方面的外调，在那几年中我对此感到非常奇怪。后来在我出狱后他到我汉阳家中看望我时，才听他说出了个中奥秘，聂年生说，“对付这类审查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化繁为简，自己多承担一些，不仅朋友们少受罪，自己反倒要轻松许多”这真是经验之谈啊！
　　聂年生最后落脚于武汉市无线电几厂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就是那个生产莺歌牌电视机的工厂。文革结束后，他在那里搞技术工作，每天早出晚归。
　　八十年代初期他开始关注自己的个人问题，想成个家。我帮他介绍了几个对象都因没有缘分无果而终。但他是那么热爱生活，常常表现出一种非常单纯的一厢情愿。有时情绪激动起来，晚上转钟后还要来敲我家的门，把他对刚刚见到的那个“她”从头到尾的讲给我听。那种激动、单纯的表情令我捧腹。但也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他对任何事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不是那种自私，而又玩世不恭的人。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如意的伴侣。记得他还专程从汉口赶到我家来送喜糖，那种又黑又硬的喜糖。但我吃在口里却感到是那么甘甜。我打心里为他感到高兴。毕竟我的聂老兄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以后，他添了一个宝贝千金。我和唐师父都祝福他。再后来听说他要经商，我去他家一看，他找人做了几只铁皮箱，说是要到他的岳阳老家去贩卖甲鱼，对此能有多大成功的把握，我深表怀疑。我不相信他一个学无线电的大学生，跑这类长途贩运比那些职业商贩能有多大的优势？他又拿出文革中演讲的雄辩口才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我那时在铁路上工作，我记得好象和客运段的何师傅一起去帮他接过几次站。从那以后，因为我也下了海，去海南三亚创业，与他的联系往来渐稀，以至竟成永诀。
　　后来是从报纸上看到他夫人登的讣告才知道他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我和唐师傅的儿子还赶到他家中去表示了哀悼。但斯人已去，我们都非常惋惜他的人生太短暂了一点。他平素不抽烟，不喝酒，身体也不发福。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就这样匆匆地去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来得及向家人朋友告别。
　　一个曾经如此轰轰烈烈的人，竞走的如此静悄悄。
　　这些年来我总是会情不自禁的想起他，特别是回忆文革往事时，聂年生这个名字总会反复在我脑际里盘旋。
　　最近又听闻武汉两大派代表人物相聚言和，据说他们还相约要共同书写武汉地区的文革历史，大概也有史上留名的意思在里边吧？我想这些老人们相聚时，是不会有人提到聂年生这个名字的。但聂年生这个名字早已深深地刻在许多文革亲历者的心中，这一点是那些过去迷恋官场，现在又急于史上留名的人所难于理解的。

　　（这是我在《武汉“7.15”事件真相兼悼念优秀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赵延昌》一文后的跟帖。为的是回答一位关心聂年生情况的网友。因跟帖是一气呵成中写就的，行文仓促，难免挂一漏万，纰漏之处在所难免。也寄望于这种抛砖引玉，能使得更多熟悉、了解聂年生的朋友写出真正可以称得上纪念的文字来，以告慰这个武汉地区文革历史上的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