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萍 大众哲学家艾思奇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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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写信，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籍”，而且“要经过选择真正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其中特别提到《大众哲学》。

1941年 1月31日，毛泽东托人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大众哲学》也在其列。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要带走的一批书中，《大众哲学》又赫然在目。

这本备受毛泽东青睐的《大众哲学》的作者就是艾思奇，是他在30年代的成名之作，当时他年仅24岁。

《大众哲学》，顾名思义是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哲学读物，这本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现实化、中国化的道路，使艾思奇获得了“大众哲学家”的美誉，成为中国哲学界在此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本哲学通俗读物，在当时如一股清风，吹散了弥散在知识青年心中的时代苦闷，又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进步青年前进的方向，引导几十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不过仅一本《大众哲学》还远远不能代表艾思奇作为一个“大众哲学家”的全部内涵，这一称号事实上成为他毕生呕心沥血，矢志不移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与普及工作的生动概括。

1951年，艾思 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社会发展史》，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课堂。丁玲年届80的老母也是这 个课堂忠实的学生，每天坚持收听讲座。后来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100多万册，影响不亚于《大众哲学》。

60年代，艾思奇 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几乎无不学过这本书，直到 “文革”后，仍被规定为研究生升学考试、大学和大专自学考试必读之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也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出身名门，父亲李曰垓是“滇南一枝笔”。17岁被判死刑，福大命大，连躲两次牢狱之灾。上过小学，进过中学，读过大学，却均未善始善终，没有取得过一张文凭；受父兄熏陶，艾思奇虽入工业门，却成哲学果。

艾思奇这个名字，听起来带点“洋”味，像外国人名，其实他的原名叫李生萱，艾思奇只是他的笔名。

1910年2月3日，艾思奇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和顺是著名的侨乡，有文笔塔孑然耸立，据说乡人建塔，就是要魁星点斗，使人才辈出。水碓位于群山环抱之中，村头村尾皆有清水环流，不但风景异常秀美，而且确实人才辈出。

艾思奇是蒙古族， 据家谱记载其先祖名黑斯波，元末明初由蒙古落籍云南。祖父李德润，字泽之，年轻时在缅甸经商，经常往来于仰光、腾冲及下关间。年老之后，回到故里，家居读 书，不入公门，被乡人称誉为“能律己”，“待人耿直无饰”。这些品格，我们可以在李家随后的几代人身上找到影子。

其父李曰垓，“生 而颖异，沉默寡言。”清光绪年间考入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前身，攻读经济特科兼读东语，即外语。毕业之后被委任为全滇沿边土民学堂总办，在任期间创办 了128所土民学堂，成为少数民族教育的先驱。在黄兴及其族叔的介绍下，于缅甸加入同盟会，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之中。

辛亥革命时期的昆明起义，李曰垓在滇南响应，云南军政府成立，被委任为军政部次长；袁世凯复辟期间，出任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护国军”之名，即出自李曰垓的建议。著名的讨袁檄文也是由他起草，留下了“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的名句。

辛亥革命后，李曰垓回到故里，大力推行科学技术，兴学施教，创办了云南省立第二中学，腾冲五属联合中学，兴修水利，组建了叠水河水电公司，深得乡人爱戴，人称“良吏美政”。
艾思奇兄弟姐妹5个，艾思奇排行老二。

艾思奇从小便继承了李家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特征，但沉默并不代表没有思想，他极爱思考，凡事有自己的主见，如遇到是非问题，则尤其敢做敢说，据理力争。

1923年至 1925年，李曰垓因受军阀唐继尧的迫害，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艾思奇上了一年教会学校，校内课程设置以圣经、国文、英文为主。艾思奇在班上各科成绩优 良，唯独对圣经课没有兴趣。有一次，校长讲到圣经中的福音：“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再让他打你的左脸”。艾思奇愤忿地站起来说：“我反对这样做!我们不是 奴隶，挨了打，就应该勇于还击，我们不能忍受屈辱。我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 段话。”

他的弟弟妹妹也回 忆说：二哥自幼就不信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相信客观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有一次母亲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二哥偷偷拿了几块藏起来，母亲发现之后，就追 问是谁干的。二哥故意说：“是弥勒佛偷吃了。”母亲生气地训斥他：“胡说!弥勒佛是瓷制的，怎么会偷了吃?”二哥说：“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 要迷信了，根本就没有鬼神。”母亲对答无言，只有连声说：“你这娃娃家，懂什么。”天知道这个什么还不懂的娃娃，从哪里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恐怕只能 说艾思奇从小就擅长理性思维，而这种素质正是成为一个哲学家所必备的。

1925年，因父亲经济上有困难，全家生活仅靠孙中山大元帅府接济，艾思奇只能随母亲同弟妹返回昆明，小学生涯由此而终。在家自习半年之后，艾思奇考入了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

省立一中是一所进步学校。艾思奇参加了在该校图书馆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国柱创建并领导的秘密组织“青年读书努力会”，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初次读到了中国共产党办的《新青年》、《向导》等杂志，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担任校刊《滇潮》的编委，并在上面发表文章。

由于艾思奇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文笔犀利，受到进步教师楚图南、陈小航(罗稷南)的关注与称赞。在市学联组织的一次讲演会上，他小小年纪就语出惊人，作了题为《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说，更是让师生们刮目相看。

他虽然出身名门望 族，也曾被蔡锷认作“义子”，但却从来没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始终对劳苦大众有着深切的了解和同情，这也是他后来能成为一名大众哲学家的思想基础。当时， 他不过十五、六岁，就和进步同学张克诚一起办了一所工人夜校，为军火工厂和造币厂的工人及他们的子弟补习文化课，并担任夜校的教导主任大约有两年时间。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运动也掀起了新的高潮。军阀唐继尧十分惊慌，下令逮捕学生。他得知艾思奇是李曰垓的儿子，也是骨干分子时，暴跳如雷地狂叫：“跑掉了老子，跑不掉儿子，把他抓起来。”

初冬的一个夜晚， 几个便衣和军警闯到家里，追问艾思奇的下落，恰好艾思奇不在家。机灵的妹妹趁特务搜查的时候，偷偷溜到街口等着，刚巧艾思奇回来，立即掉头到一个同乡家去 躲避。第二天又转移到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家里的阁楼上，一躲就是两个月。后来，才又乔装成一个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经香港，于1926年底来到苏 州。

1927年，他又 从苏州前往南京，找到大哥李生庄。李生庄正在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已是共产党员。在大哥的影响下，艾思奇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新滇社”。当时正处 于穷途末路的军阀孙传芳到处抓人，李生庄也在黑名单之列。有一天艾思奇去东南大学宿舍找大哥，大哥不在，他便被军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在狱中受到严刑拷 打，并被判处死刑，当时他才年仅17岁。幸亏大哥与父亲多方奔走，又蒙其宗伯李根源亲自出面与孙传芳交涉，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

虽说两次接踵而至的牢狱之灾艾思奇均化险为夷，但他的中学时代也就此结束，继续读书成为泡影。

此时，北伐军已打到上海，国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时刻为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的李曰垓当机立断，决定送艾思奇去日本学工业。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作为一个文人的无奈，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不发达，缺乏振兴实业的人才，他不希望儿子再走自己的道路。

父亲的实业救国论思想，在当时甚至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艾思奇。

但父亲的另外几段教诲，却似乎更深远地影响了他整整一生：
“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之至理，宜读一些哲学书为宜。”
“处今之世，非至少通外语一种，不足以言致学问。”
“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

从艾思奇一生许多行动中，都可以领略到这3段话的精神。他一身精通英、日、德、俄4国语言。写出了《大众哲学》这样人人能懂的哲学通俗读物，并树立了朴实、自然、亲切的文风。父亲对艾思奇的影响可见一斑。

1927年，日本东京近郊大岗山，几个云南籍的留日学生终于等来了他们新来的小老乡。

绚烂迷人的樱花，美丽的富士山，这些诱人的异国情调没有让17岁的艾思奇心动，倒是神田区的书店成了经常光顾的地方。当时的东京尚能维持一定限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书店里被允许出售马列主义著作。

出身于哲学世家的艾思奇，对哲学有着特别的兴趣。小时候父亲就常教他读先秦诸子学说，讲解各流派的思想。大哥也常介绍一些外国哲学思想给他，指导他看有关材料。

他一边补习日语准备考试，一边如饥似渴地攻读哲学书籍。为了多挤出一点时间，他的头发总是很长很长也不理，衣服也要过了很久才换洗。

黑格尔的《逻辑 学》被他翻烂了。《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的日文本他认为翻译的不好，于是就下决心开始自学德文，以便攻读德文原著。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几乎读遍了所 有的哲学原著。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纵观了人类几千年的思想发展历程，他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及其历史地位。

由于留学生活比较艰苦，再加上废寝忘食地攻读，艾思奇得了严重的胃扩张病，不得不于1928年暂时回昆明养病。

1930年，艾思 奇再度赴日，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他兴趣广泛，求知欲强，入校后，广泛地吸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博览群书，以至后来 在李公朴先生主持的流通图书馆工作时，被同事誉为“百科辞书”。他用心很专，有一段时间热衷天文学，便每晚半夜三更，伫立操场，仰望天空，竟使有些同学误 以为他神经出了毛病。
经过几年来的知识 积累和独立思考，艾思奇在世界观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朋友陆万美回忆说：“在一个暗黑的夜晚，我们漫步在翠湖的林荫道上，坐坐走走，整整谈了3个钟 头。平常不爱多说话的他，这晚上却侃侃而谈。他说：“我总想从这里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 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

对父亲所主张的“工业救国”，艾思奇也产生了疑问，他写信给父亲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在他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即便如此，当时的 艾思奇只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爱好，仍然专注于他的采矿专业，直到1932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日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33年以前，我虽读过一 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也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但我自己没有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1932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 革命斗争。”艾思奇等许多爱国的留日学生，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义愤，毅然弃学回国。

回到昆明之后，他又萌生了去德国求学的念头，因为那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但最终因为经费问题未能成行。此时，父亲又一再敦促他回家乡兴办实业。面对这种情形，艾思奇下决心脱离家庭独立生活。

于是他来到了上海，时间已是1932年。

一部《大众哲学》使艾思奇声名鹊起，25岁即成名成家。蒋介石为此大骂陈立夫：“白吃饭，不做事。”出版不久，即遭查禁，然而，短短两年出到第10版，解放前共印行32版，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

从1932年初来 上海到1935年，不过短短3年时间，艾思奇就已经在大上海赫赫有名，是一部《大众哲学》使艾思奇声名鹊起，25岁就成名成家。人们惊叹于他的大器早成， 惊叹于他的才华横溢，却不知他所付出的艰辛。最初，艾思奇为上海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文章，也写些新诗与杂文以维持生活。后经留日同学郑思群等介绍，到上海 福建华侨办的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

泉漳中学当时已有了党组织，经常开展革命活动，艾思奇很快便加入了这个行列，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简称“上反”)。
1933年，“上 反”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了解斗争情况，发现艾思奇思想活跃，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便与当时“社联”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 奇的关系转到“社联”，使他有充分的时间作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5月，艾思奇写成了第一篇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发表在党领导的“文总” (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简称)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

1934年6月， 由“社联”安排，共产党员柳先生介绍，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在这里，他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 稿工作；接触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特别是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人，纷纷来信诉说他们的苦衷。在这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年轻人的出路在哪 里?人民大众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这些年轻人的问题像石头一样重重砸在艾思奇的心中。

他理解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也是在一片黑暗中摸索着，刚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找到豁然开朗的感觉。但在当时的中国，又有多少人能有机会接受教育，就更不要说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1934年11 月，在李公朴先生奔走下，“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改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是编辑之一，主持内部编辑业务。经过通盘构思酝酿，他开始 为《读书生活》每期写一篇哲学讲话，第一篇的题目便是《哲学并不神秘》，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撩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截止1935年 11月，共发表24篇。每一篇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不是变戏法》、《猫吃老鼠》等，正文也使用人们耳熟能详 的事例和口语，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并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顿、失业等现实问题，来讲述不同的世界观，会使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年底 结集成书，就用《哲学讲话》为书名，在广大群众尤其是进步青年中反响很大。

当时的环境条件并不允许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艾思奇在写作时很费了一番心力，“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既要通俗易懂，又要隐晦巧妙，这的确需要很高的才智和运用语言的技巧。

即便如此，这本书 的畅销仍然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出至第二版时，便以“宣传唯物史观，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查禁。再版时，不得不更名为《大众哲学》。到1938年，短短 两年时间，就出到第10版，到解放前，共印行了32版，这种盛况在中国哲学出版界也是少见的，可以算作一个奇迹。

不少年轻人的确是因为看了《大众哲学》，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兴趣，走上革命的道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有些甚至度过了烽烟弥漫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贺敬之曾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过：
“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
啊，我们的《新华日报》，
我们的《大众哲学》”

据说这把“火炬”也曾烧到了蒋介石的桌子上，他操着奉化口音无可奈何地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还气急败坏地指着陈立夫的鼻子大骂：’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身为国民党党员就写不出来，你们这帮该死的，白吃饭，不做事。”

但艾思奇并没有陶醉，他冷静客观地审视着自己的《大众哲学》。在《四版序言》及《十版序言》中，他都表明了要彻底修改的意愿，甚至有了“写一本更生动、更有实践意义的哲学读物”的打算，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解除几分自己心中沉重的责任的担子。”

当时年轻的艾思奇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沉重的责任的担子”，竟让他背了整整一辈子，并成为永久的遗憾。《大众哲学》这本书也在20年后，再次成为一些人攻击的对象。

1935年，艾思 奇的入党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左翼文化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杜国庠亲自过问：“艾思奇已经入党了吗?”许涤新说：“还没有。”许涤新当时领导“社联”的党团工 作，杜国庠便催促快一点解决这个问题。但在2月中旬，上海的地下党遭到了大破坏。党的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宣传部长朱镜我，以及党的“文委”的几个负责 人——杜国庠、阳翰生、田汉及许涤新，都被捕了。这件事便被耽搁下来，直到1935年10月，艾思奇才在周扬、周立波两位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1937年，“八·一三”之后，党中央决定调一批党在学术理论界的专家到延安，艾思奇与李初梨、周扬、周立波、何干之、舒群等十几人于10月间经西安到达延安。

从上海到延安，艾思奇迈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使他和一位伟人站在了一起；毛泽东说：艾思奇是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艾思奇亲自写了“实事求是”4个字的条幅，挂在房中奉为自己的座右铭，以鞭策自己的言行。

上海到延安，艾思奇迈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使他和一位伟人站在了一起，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世俗成见的高尚心灵之交，成为哲学史上值得一书的佳话，这位伟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两个人的交往中居主动，这既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也符合艾思奇的性格。

早在30年代，毛 泽东就认真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7年，当艾思奇与周扬、周立波等同志辗转来到延安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 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而他本人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之后，还亲自把油印本签名送给艾思奇，希望他阅后能提出修改意见。艾思奇提出的意 见，毛泽东认真地采纳了。

毛泽东习惯用书信的形式同身边的人交流。

艾思奇刚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写信给艾思奇：

“你的《哲学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原来，1937年9月，毛泽东就已认真阅读了艾思奇的另一本哲学著作《哲学生活》，并对该书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其中还对差异和矛盾的问题提出了商榷。

1938年1月12日夜，毛泽东又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 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梁 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
1月12日夜

信的手稿和毛泽东的摘录，艾思奇直至去世，也未将其公诸于世。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曾经想拿去让康生和陈伯达题字写跋，被艾思奇严辞拒绝。艾思奇十分珍视这份手稿，一再嘱咐夫人慎重保管，王丹一女士不辱重托，中间虽经10年浩劫，手稿依然完好，不能不说是哲学界的一件幸事。

1938年，毛泽 东在延安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参加的人有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等，每周三晚上，在杨家岭毛泽东自己的窑洞里，漫谈马列主义新哲学。后来，为了进一 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毛泽东又倡议成立了“新哲学会”。艾思奇与何思敬是这个学会的负责人，毛泽东作为学会的会员，十分关心学会工作，经常参加讨 论研究。1940年6月举行了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同志到会并讲话，会上还有一段趣事。据于光远同志回忆，在总结新哲学会一年 来的主要工作成就时，何思敬与艾思奇相继发言，都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与发表，算作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 得直不起腰来，憨厚诚实的艾思奇似乎没有意识到大家发笑的原因，仍然一本正经地说着同样的话。

对于艾思奇憨厚诚 实的为人，毛泽东是十分了解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艾思奇是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艾思奇对毛泽东也十分敬仰，他说：“毛主席的 哲学是从革命斗争中概括出来的，有实际、有理论、深入浅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两个人相互评价都可谓切中肯綮。艾思奇作为一个哲学家，首先是一个学者， 他是因哲学而革命，善于用哲学理论来分析解说实践斗争，总的说来，走的是一条从理论到实践的路线；而毛泽东，他是因革命而哲学，善于把实际斗争上升到理论 和哲学的高度来分析，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的路线。所以他们之间的相互欣赏并不是偶然的，从更深层上来讲，他们二人的补充与结合，恰好构成了一条完整的 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链。可以说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一条把哲学现实化、中国化的道路。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生飞跃的时期。艾思奇与毛泽东在延安的交往，使他很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这成为他以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利条件。而艾思奇本人后半生也正是兢兢业业地宣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

“出现伟大的革命领袖是必然的，但这位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则具有偶然性。”批判来批判去，落脚点原来是《大众哲学》。

1949年，马列学院迁到北京，刘少奇兼任过一段时间的院长，凯丰、李卓然、陈伯达相继担任副院长或院长。1955年与华北革命大学合并，改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初回马列学院，艾 思奇只是一名普通的哲学理论教员，直到1953年，马列学院成立教研室，艾思奇才被任命为哲学教研室主任。平心而论，这样的待遇是不算公平，因为艾思奇在 延安时期就已经身居要职，一般而言，如果没有失职行为，是不会被降职使用的。为此，陈伯达曾伸出小拇指冷嘲热讽说：“艾教员，教员是九品官，不要骄傲自 满。”对此，艾思奇一笑置之，从未计较过，也未抱怨过，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名”和“利”这两个字。

由于康生与陈伯达插手，中央党校当时在人们眼里，成为一个是非之地，即使老老实实做学问，一心专注于工作的人如艾思奇，也会有祸事找上门来。导火索是艾思奇讲课中的两个观点。

1953年，艾思 奇在北大辅导学习《实践论》与《矛盾论》。一次讲课时涉及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艾思奇便以中国革命产生自己的领袖为例，指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 中，必然性与偶然性总是相互联系而存在的。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出现伟大的革命领袖，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这位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 别人，则具有某种偶然性。”还有一次，讲到矛盾问题，艾思奇说：“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有矛盾，尽管都是暴力革命，但俄国采取城市武装起义方式，中国走乡村 包围城市道路，这个差异也是矛盾。”
这两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因为很明显，它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但那时恰恰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言者虽无心，却触动了某些别有用心者心底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艾思奇的这两个观点被批判为“非常荒谬的错误”。

批判者显然另有所图，因为批判并没有就事论事地停留在论证这两个观点何以“非常荒谬”上，而是由此引发了对艾思奇教学工作与理论工作的全面检查与批判，结论是“(艾思奇)几乎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一个实际问题，同时也很少切实地钻研过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次批判被郑重其 事的写成报告，以院党委的名义报给了中央及毛泽东本人。至于毛泽东对批判的态度以及他对艾思奇观点的看法已无案可查，但报告本身却暴露了批判者的“良苦用 心”，因为这份递交中央的批判报告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批判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阻止它的修订再版。批判来批判去，落脚点原来是《大众哲学》。

当时已登上马列学 院院长一职的陈伯达，是这次批判的主使。陈伯达说，艾思奇这个人懒得很，艾思奇思想懒惰，从不肯花费精力劳动，只靠一本书吃饭。谈到艾思奇的《大众哲 学》，陈伯达说，闭着眼睛，随便把《大众哲学》翻开到哪一页，就可以在上边找到许多错误。你们不相信，可以当面试一试。

这样的非难，于几十年前《大众哲学》刚刚问世时，艾思奇已然领教过，尽管语言恶毒之程度如出同辙，但他已难保持当年的那份坦然与平静了。那时，他面对的是反动派，可以拿起如椽的巨笔，据理批驳，今天，他则只能沉默，而把一切委屈与不解埋在心底。

吴黎平曾劝他：“有困难去找毛主席，他了解你。”可艾思奇却说：“哪儿没有困难?人总还要讲一点党性嘛!”《大众哲学》的修订再版工作也被迫停止，据说是为了爱护艾思奇声誉，尽管当时出版社已经排出了第3次的校样，即将付印。

1955年的时候，仍有大量读者来信，强烈要求再版《大众哲学》，吴秉元当时在他的身边任秘书，问他对这些来信该如何答复。艾思奇沉思良久，才缓缓的说：“你就替我回答他们，因为《大众哲学》有缺点，不太适用了，不宜再版了，以后有机会再另写一本吧。”

谁知这一愿望也没来得及实现，艾思奇就英年早逝，1978年出版的《大众哲学》，只能选用被禁的1950年的修改本。这无论对他本人还是读者，无疑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艾思奇与杨献珍各执一端。“右派”的帽子满天飞，艾思奇却莫名其妙地幸免于难，不过仍被下放河南。下放归来，艾思奇说：“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争论，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这个问题的争论最早发生于中央党校的课堂教学活动中。

1955年，中央 党校研究班学习《费尔巴哈论》，针对其中恩格斯所讲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教员之间有不同的理解。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认为：这个命题既 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杨献珍认为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是黑格尔的语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性”与“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

学术观点之争本没什么大惊小怪，而且事实上这次争论一开始也仅限于中央党校内部，并未有任何扩大或升级的迹象，谁也没有想到会引发一场政治上的风波。

1957年，政治空气开始紧张，反“右派”斗争来临。在哲学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领域，都不断地开始批斗，不同的学术观点被上升为不同的政见，动辄便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俨然是苏联历史在中国的重演。

正在青岛养病的艾思奇，病未痊愈，便被急召回北京。回北京不到10天，就被近200张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淹没，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也接踵而来。批判中声称：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右派观点，是右派言论。

大批判来得如此气势汹汹，像是要把艾思奇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奇怪的是，高高举起的棍子却轻轻的落下了，艾思奇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只是被作为“中右”分子处理。当时，“右派”的帽子满天飞，艾思奇却莫名其妙地幸免于难，不过仍被下放河南。

艾思奇本人并没有把这次下放看作惩罚，而是相反当成一次难得的接触实际，联络群众的机会。

艾思奇十分注重理 论联系实际，争取各种参加实际运动的机会。1951年，他就曾到安徽宿县参加土改，1964年、1965年他还带病参加了北京通县和海淀区东北旺公社的四 清，甚至去世时他的行李仍在公社。他总说：“哲学是高入云霄的东西，一定要脚踏实地。”还说：“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土 改、下放、四清，对我改造思想，了解实际，帮助很大。”

在下放河南期间，艾思奇担任了中共开封地委副书记兼登封县委第二书记的职务。当时正值1958年，大跃进的时代。

艾思奇作为一个下放干部，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刚开始也深为广大群众的热情所鼓舞，并写文章赞扬过。但后来，在工作中，他逐渐摸清了实际情况，发现“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主观主义的东西相当严重，但这些问题又不是单纯从基层就能解决的。

因此，他写信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信中直言：“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希望省委能够改进工作。
但当时的那种形势，分明不是哪一人所能够左右的。

但有些人置艾思奇的良苦用心于不顾，在社会上散布说：“艾思奇作为一个哲学家，下放河南10来个月，对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熟视无睹，并且还为其辩护。”
这种说法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对艾思奇也很不公平。

1959年4月，艾思奇又把’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片面性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这就是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一文。
文章说：“宇宙中 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限的。无限的宇宙，是一件件有限的事物所构成。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统一，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他一方面肯定：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群众力量的发挥，总有其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 的。”“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 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这段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论述，今天听来仍觉精辟和令人警醒，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就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从1958年9月到1959年7月，艾思奇在河南工作了9个月，在这期间，应该说他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性原则和一个哲学家应有的深刻洞察力。

在50年代未到 60年代中期那场风起云涌的批判杨献珍哲学思想的浪潮中，艾思奇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合二而一”的文章，题目是《不容许矛盾调和说来偷换革命的辩 证法》，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的思想所提出的“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不需要合二而一来代替和补充。抛开学术观点正确与否不谈，实事求 是地说，这篇文章存在着政治上上纲过高的错误。

艾思奇身后的沸沸扬扬，他已不得而知，但去世前10年里的这些波折，已经使他的身心备感憔悴。

再加上繁重的教学、科研、会议、行政事务，他似乎是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多年来收集和珍藏的唱片，也很少再有时间听。众多的爱好，如游泳、滑冰、书法也只好搁在一边，即使多休息一会儿，他都会感到内疚，时间不够，就只好牺牲休息时间。否则难以想象艾思奇会以56年短暂的生命，写出500多万字的著作。可是如果谁有什么问题问到他头上，他都有求必应，耐心解答，毫不吝惜时间。

艾思奇的身体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中垮下来，他自己还不以为然，一切工作照旧。

直到1966年2月，他才去参加一个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途中，顺路去医院检查身体。查完后，就马上赶到会场。是一位好心的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经相当严重，从会场把他拉到了医院，强令他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他仍然 不停的读书、学习，并着手准备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要旨及历史背景。医生和同志们都劝他多休息，他还是不以为然，笑笑说：“让头脑闲着并不好受，适当 地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坏处。”自信可以再为党工作10年、20年，并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再写一本哲学书，准备等退休后再写长篇专著。

但由于病情急剧恶化，1966年3月22日晚9时，艾思奇与世长辞，享年仅56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为他敬献了花圈，毛泽东还在他的悼词上亲笔写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

(转自《中华儿女》1997年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