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走向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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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四五”

　　当我们不能自主思想和信仰
　　当我们不能自主书写和语言
　　当我们不能自主居所和工作
　　当我们不能自主阅读和聆听
　　当我们不能自主衣衫的颜色
　　当我们不能自主脸上的悲喜
　　当我们不能自主童真和青春的最后一丝幻想……
　　“四五”天安门



恶劣生活条件下的朴素“觉悟”

　　看过不少人写1976年“四五运动”，对于当年那场“运动”或者叫“事件”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绝大多数的解读似乎都不那么准确。
　　简而言之，文革发生时，我刚上五年级，还够不上当红卫兵。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一个个戴着红袖标，腰里系着铜头的牛皮带，威风凛凛，自己也很是羡慕。每天不用上课，可以和院里的小朋友们满北京城到处去看热闹，去八一湖游泳、钓鱼、粘知了（蝉），甚至自制盒子炮、弹弓，装收音机，到废品收购站去捡旧书，然后找个树林子坐下来读“黄色小说”……那份自在也别提多惬意了，因此我后来也再不去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事情了。
　　逍遥了一年多，稀里糊涂进了中学。但中学里教的最初也还是毛主席语录，旷课逃学也没人管你。结果，我上了一年中学，除了把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背得滚瓜烂熟之外，不仅什么知识没学着，就连同班同学有谁都认不全。等到1969年9月开始“复课闹革命”，学校开始教些文化课了，我也很快就被父亲带去干校做体力劳动去了。
　　我之接触“政治”，即是从干校开始的。在那里，除了干活儿以外，空闲的时间没有书可看，只能看《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看着看着，也就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等到一年后回到北京，进了工厂，竟意外地发觉自己对政治的了解远比厂里工人及同学要多得多了。这才促使自己更多地关注起政治理论方面的书。
　　因为人太小，逍遥于政治之外的时间又长，脑袋里没有装过多少成型的东西。再加上本能地讨厌“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行为，因此那时虽然读不到马列以外的西方著作，光是读马列，我就已经开始对当时的一些通行的说法和做法产生很大的疑问了。
　　记得那时一连几年我最着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列都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过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没有阶级、没有专政，毛主席却说是两个阶段，坚持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要一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为什么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却又说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毛主席修改了马列的观点，中国的现实也完全不同于马列的要求，为什么报纸杂志还坚持说中国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动辄指责别人是修正主义呢？
　　老实说，我当年的这种觉悟，与文革期间的地下思潮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完全没有机会读到任何称得上“异端”的思想材料。我的那点觉悟是受马列观点启发，并和现实社会做比较得出来的。
　　我所在的工厂，是中国最高水平的精密机床厂。中国一切大工业的发展水平，当时都取决于机床工业的发展水平。但是当时中国工作母机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比起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作为机床厂工人，我们面对人家的机床，几乎没有不自惭形秽的。
　　我所在的北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较外地略好，但供应一样紧张。一切东西都凭票凭证。每人每月按男女和年龄定额配给粮食、肉、蛋、糖、盐、豆腐，乃至蔬菜。家家都要省吃俭用，才能维持正常生活。记得下干校前，父亲想做一件棉大衣，把家人几年积攒下来的布票和棉花票带上去前门扯布，不料在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偷了去，大衣自然也就做不成了。
　　更让人郁闷的是，新中国明明讲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理当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却不料阶级斗争还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了。如果说过去阶级斗争还不那么公开激烈，文革则让阶级斗争重新回到大街上来，而且再度变得血淋淋和你死我活。我亲眼看见我们小学的体育老师从烟囱上跳下来，亲眼看到被打死的师大女子附中老师的尸体，亲眼目睹过血流满面的批斗场面……
　　因此，当我第一次通过学习文件读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我只是怀疑，“不讲假话做不成大事”的林彪，怎么成了好人了呢？

“四人帮”黑暗专政的刺激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既看不出毛泽东会停止“继续革命”，也不可能指望折戟沉沙的林彪一家人，就只能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当时领导人中唯一不那么激进的周恩来身上了。记得多少年家里没有摆过照片了，而1974年却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摆放了一张照片，就是意大利记者焦尔焦洛蒂为周恩来拍的彩照。在我认识的人家里当时几乎家家都有这张照片。
　　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社会上发生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对毛主席个人迷信的打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毛主席被“坏人”利用了，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已经在政治上被训练得极度敏感的国人，这个时候变得更加细心。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从报纸杂志的字里行间，寻找上层政治斗争的种种蛛丝马迹。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弄得小道消息满天飞。
　　文革以前，没有人就政治话题搞“自由主义”。文革以来，政治斗争的恐怖更是让整个社会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别说传播小道消息，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谈话，都难保不会被对方揭发交待上去，弄成“反革命”的罪证。但这个时候，钳人之口的种种禁忌好像一夜之间都被冲破了，大家私底下什么都敢说、都敢传了。即使公安部门一再严厉打击各种“谣言”传播，也抓了不少人，情况丝毫未见改变。
　　明明社会已经严重分化，多数民众开始反感“继续革命”，当政的“四人帮”等却闭目塞听，仍旧大搞他们的“红色专制”，并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矛头指向中共领导人中这时唯一还受到民众一致爱戴的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突然去世了，这使得原本就已经极度焦虑和迷茫的国人备受刺激。11日运送周遗体前往八宝山火化的灵车经过长安街时，北京数十万市民自发佩戴黑纱，冒着寒风佇立在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许多人都是泪流满面，伤心欲绝。
　　11日当天去过长安街后，我即赶去工厂上班，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了追悼会的情况。印象最深、也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毛主席竟然没有出席！而在此之前和之后，他却还能多次接见外国友人。
　　实际上，追悼会过后，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就已经有大批民众送上了花圈。我和两个同学闻讯赶去看时，就已经感受到民众与当政者对着干的情绪，也因此而热血沸腾。
　　坦率地说，我在工厂里当时一直是个好工人：1974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75年还成为市机械局命名的工人学马列小组的带头人。但是，自周恩来去世后，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不断听到党内上层斗争的讯息，不断看到上海《文汇报》影射抨击周恩来的小动作；一方面是自己总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和老百姓对着干？中国今后到底会向何处去？

不吐不快的抗议书写
　　必须承认，我当时对邓小平并没有太多关注过。他上台也好，整顿也好，被“四人帮”围攻、被毛定性翻案也好，我都不是很重视。那个时候，我只关心谁会来接毛的班。像当时多数人一样，我相信肯定不会是邓小平。因此，“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把罪责扣在邓小平头上，在我看来，纯粹是张冠李戴。
　　我去天安门广场，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情绪的作用。3月下旬，得知南京等地民众上街声讨《文汇报》，我就估计到北京的民众也会出来抗议的。当时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几乎每天都会聚在一起议论这些事情，交换各自得到的消息。终于，3月底，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第一个以悼念周总理为名发出抗议之声的花圈。当晚我就和一个同学骑车赶去看了。
　　第二天白天，我即以坐骨神经痛为由，去宣武医院找医生开了一张病假条，自此天天往天安门广场跑。妈妈从开始就叮嘱我，只去看，不要写，也不要抄，更不要去做什么。但最后，实在是因为感到有些话不吐不快，我还是背着妈妈，悄悄写了几首诗，由一位同学用毛笔代抄，在4月2日和3日晚上张贴到广场上去了。
　　4月4日，因为早就知道当局将要在当晚清除广场的花圈，因此我一早就带着相机到了广场，连午饭都没有吃，一直坚持到了晚上。当天涌到广场上的民众恐怕有上百万人之多，花圈多得已经摆到了长安街上。人们在花圈丛中挤过来挤过去，抄诗、念诗、听演说、唱国际歌，整个广场白天就像沸腾了一样。直到晚上6点半广场喇叭里开始反复播放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广播讲话，劝告民众离开广场后，我才急急忙忙骑车回家去吃饭。原打算吃了饭再去看当局要干什么，结果被妈妈拦住，没能出门，从而也躲过了这一天晚上广场上的抓捕和清场。
　　4月5日一早，趁妈妈出门上班，我又一次赶到广场。这个时候的广场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一个花圈也不剩了。我赶到时，只见到一队学生抬着一个不大的花圈，送上纪念碑上，而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则越聚越多。随着一队士兵试图封锁纪念碑，人们开始和士兵发生冲突。愤怒的民众随后到处查找花圈的下落，一会儿涌向大会堂，一会儿涌向广场东南角的一个二层小楼。中午时分，唱着国际歌的人们抢回了几个花圈，在围观者的欢呼声中重新摆到纪念碑上。眼看已经不大可能再有新的情况出现，想到病假时间已到，我便离开了广场，赶去工厂打算开始上班了。
　　意想不到的是，我下午赶到工厂，刚进大门，就被车间书记拦下，不由分说便把我推上了一辆大卡车。车开之后我才弄明白，原来是厂里得到命令，要组织工人民兵赶往天安门两侧的公园待命，每人发一根碗口粗的大镐把，准备镇压外地赶来声援北京市民的抗议群众。于是，我前脚还是广场上的抗议者，后脚就成了准备镇压抗议民众的工人民兵了。
　　但是，我心里明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批声援的外地群众。我们厂的工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坐了一整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各厂的工人民兵又全都拉回工厂解散了事。

追查中落网的“现行反革命”
　　因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我最初对自己张贴过抗议诗这件事，并不特别在意。因为我实在觉得当局大概也不至于兴师动众地去查找那些广场诗的作者，何况张贴出来的诗词成千上万，他们又如何能够查到我的头上来呢。
　　1976年5月22日，首都体育馆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我因为当时被指定参加了厂工人理论组，得以被组织到场听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做报告。刘的长篇报告详细讲述了北京市对付这一事件的种种策略，并且列举了一些在他们看来最为反动的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诗词或悼词。我意外地听到他竟当场念出了我的一首诗的前半部分。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有个反动家伙，在一篇所谓‘墓前抒怀’的《七律》中，极力发泄反革命仇恨，写道：‘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气重，关山座座锁清明。’”
　　过了没几天，北京市正式下发了印刷精良的追查天安门事件主要反动诗词的大本影印件，我的两首诗居然都高中其间，一首编号016，一首编号078。而001就是那首后来脍炙人口，却一直没有抓住作者的五言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事已至此，虽然我仍心存幻想，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记得妈妈当时只抱怨了一句，说“你就是不听我的话”，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了。
　　记得是7月1日夜里12点多，我刚刚睡着，就被敲门声吵醒了。妈妈起来开的门，闯进来三个便衣警察，当场用手铐把我铐了起来，然后给我看了拘捕证，让我签字后，把我押下楼，塞到一辆吉普车的后排座位下蹲着，径直开到一个后来我听说叫“炮局儿”的看守所，关进了一间单独的牢房。
　　第二天，有两个穿便衣的警察对我进行了提审。从审讯的提问情况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事先把帮我抄写诗词的同学抓了起来，并且已经弄清楚了我写了哪几首诗。我曾试图向他们解释我写诗的正当动机，但毫无作用。且经过这次提审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理我了。
　　一连关了几天之后，终于又有警察把我带了出去。只是，这一次不再是带去提审，而是被押上一辆警车，直接押回厂里来，开公审大会。
　　在厂中心广场的主席台上，高高悬挂着一条大字横幅，上面写着“公审现行反革命分子杨××”。我被两个工人民兵撅上主席台一侧，一个工友被安排在大会上宣读揭发批判我“反革命罪行”的长篇控诉词。在不时高呼“打倒”的数百工人的后面，我分明看到车间墙根儿下我的另外几个哥们儿冷冷地站在那里，没有表情，也没有跟着喊口号。

“东风早晚会吹临”
　　经过公审并正式被宣布逮捕后，我被关进了北京市第一监狱半步桥看守所的五角楼（又称王八楼）。审讯随之展开，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半天多，前后三轮，加起来进行了半个多月。所有的追逼讯问都是意图查出我写反诗的幕后主使。我也再不解释什么了，但他们也没有办法从我这里找出我幕后的什么活动主使。
　　从被捕之日起，我就没有沮丧和后悔过。记得同号一位老犯人和我讨论过我的刑期问题，他曾三次入狱，因而自恃懂得比我多。他得知我的反诗入了公安局长刘传新的报告书并排名016和078后，断言我重可判死刑，轻也要十年以上。我只是一笑置之。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坚信我的亲人、朋友和社会上多数人肯定是同情我们这些人的，因而坚信这件事迟早要翻过来。至于自己可能如何，我倒并不担心。
　　在我住的号子里，不知什么人在墙上刻下这样一行字：“为革命战斗，为真理牺牲”。读到它时，我真的好激动。我当晚就写了一首诗以自勉。最后几句是：“壮哉我同志，清明苦斗争。输得头颅去，赢得心上明。云遮天地终难久，东风早晚会吹临。”

　　（杨奎松于1976年12月被释放，现为国内知名史学专家。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次年，《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发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