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个人崇拜”现象背后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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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个人崇拜”现象背后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忌辰
老田

　　许多海内外的专家和文人，在描述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异口同声地谴责予以严厉谴责，说这达到了宗教迷狂的程度，海外一些“高等华人”迎合白人民兵要进行文明冲突的需要，把这一现象的存在作为中华文化是低等文化、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证据。在对这一现象进行稍微认真的分析之后发现：在推动这一个人崇拜热潮的背后，是在特定时期政治竞争中的双方出于最理智或者最势利的盘算，在当时对垒的各方开展政治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政治竞争延伸到文化和思想上进行的主要凭借。

　　因为毛泽东旗帜在文革期间之所以被举得很高，实际上是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资源来起作用的。在文革期间，对于毛泽东旗帜的争夺，是相互对立的当权派（包括其工具保守派）和造反派双方的共同行为。许多人把对毛泽东的崇拜的推动归结到一个红卫兵运动，这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当权派也一样地利用毛泽东旗帜，在文革后期以“忠字舞”兴起为标志的宗教仪式化运动，则明显是出于当权派在背后推动的结果，目的就是要用仪式化的表忠心运动，去代替对毛泽东思想的实际分析和运用，借以夺取造反派手上的毛泽东旗帜。当权派通过仪式化的方式来营造自身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行为，曾经受到毛泽东本人的严厉批判，也受到造反派的共同抵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高调批判天才论，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严厉批判“礼治”，都是直接针对这样一种倾向的。毕竟正是当权派通过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推广，来方便地夺取了造反派手上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此后造反派就沦落到受审查的境地，因为造反派除了手上的毛泽东旗帜比较正宗之外，并没有另外的优越政治和经济地位。

　　一、造反派的崇拜和高举背后是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因为毛泽东支持他们，而且与其他的当权派截然分开，毛泽东批准发表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支持北大和清华附中的学生组织政治性的组织，支持学生在全国进行大串联，亲自为在资反路线时期受迫害的少数派平反，支持学生和群众组织抢当权派整理的黑材料，实际上都是给群众以政治权利，因此受到群众和学生的当然拥戴，这样的拥戴是发自内心的。

　　同时造反派和底层群众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直到一个足以压倒一切的地位上，实际上是为了矮化强大的当权派群体的合法性，为自己开路。这其实就是为了反对当权派把自己打扮成党和国家的化身，是对当权派是否具有人民利益当然代表资格的质疑。

　　与关于血统论的辩论同时，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还爆发了一场“怀疑一切”的大辩论，这个辩论的矛头实际上就是直接指向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不容怀疑的优势地位，讨论当权派个人能否代表党和国家的意志。值得一提的是，怀疑一切这个口号在今天的中国虽然被精英主义者妖魔化了，但是这一口号却是西方启蒙时代最强音，当时人们都说一切都需要在理性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作出有力的辩护，这一口号是长期受西方右派和左派共同支持的。但是因为这个口号在中国曾经起过质疑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的历史作用，因此就被中国精英主义者进行了彻底的妖魔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可以说，正是因为毛泽东在具有影响力的人群中（不论是官僚精英群体还是古往今来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的独立特行，对底层社会的政治权利给予了最彻底的支持，决定了底层社会可以援用的政治和文化资源非常有限，因此具有把毛泽东格外抬高的不得已，这样就实际上捍卫了自身的政治权利与争取行动的合法性。考虑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实际上在舆论上满足一个否定毛泽东思想崇高地位的最底效果，接着当权派就把底层民众的言论自由和建立政治组织的权利，断然予以取消的事实，可以认为在中国高举毛泽东旗帜，显然是保证平民阶层具有“怀疑一切”的言论和政治自由的唯一凭仗。站在底层社会的立场上，拔高毛泽东完全不是什么宗教迷狂，恰恰相反，乃是出于最理智或者最冷静的盘算。这不仅是为了捍卫自身政治地位，也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经济地位，失去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就无从保证了。

　　二、军宣队与工宣队推行的“仪式化的表忠心运动”是为了方便地垄断毛泽东旗帜对于毛泽东的旗帜掌握在谁手里，实际上就是一份政治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忠字舞的创始，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到那样一个普及程度，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强势群体在背后运作的结果，起因当然是这样的运动有利于强势群体去垄断毛泽东旗帜，有利于他们和造反派的竞争。

　　军宣队、工宣队热心推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和三忠于四无限那一套，是他们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和文化上相对劣势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取向，以简单的仪式代表对思想的分析与实践，实际上是适应了看不懂毛泽东著作、读不懂报纸社论的老粗们要掌握毛泽东旗帜的所需要的方式。本质上当权派是利用了这样一些人的朴素感情和政治需要，去调动他们这样一些不懂政治的人来干预政治，在文革初期当权派调动不懂政治的工农去反对学生，曾经受到毛泽东强烈批判，在1968年当权派又成功地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调动不懂政治的人去搞政治，夺取造反派手中的毛泽东旗帜，然后当权派们自己从中渔利。

　　忠字舞为代表的仪式化表忠心运动，实际上是作到了冷藏毛泽东思想于高阁，曾经对当权派造成很大威胁的、毛泽东亲自号召的造反精神，在使用忠字舞这样一些仪式化表忠心运动兴起之后，就成功地被摈弃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现实中的闹剧到达曾经到达的规模，是为了从造反派手里抢夺毛泽东旗帜，是因为最符合当权派的利益，也因此才得以壮大的。忠字舞的兴起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只有符合社会强势集群利益的东西，才能得到格外的流行和推广。由于当权派通过这样的垄断旗帜运动的成功，造反派掌握的最主要资源就实际上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政治上的发言权就没有了，只剩下挨整的份了。

　　三、当权派搞崇拜和高举实际上是出于抓毛泽东旗帜的需要陈云曾经公开说，巴不得毛泽东早点死掉，但是多数情况下他还是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喊得很响的。1966年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之后，他还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牛鬼蛇神，而不是对准当权派，对于这种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理解，就根本谈不上任何迷信与崇拜，这是非常典型的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进行各取所需。当时湖北省委的当权派们，普遍都持有一种“宁愿犯路线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的态度，这个态度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当权派实际上掌握国家机器”的事实的深切认识，公然与毛泽东的号召作对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与当权派的既得利益作对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判断实际上就是来源于对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清醒认识。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当权派群体在文革期间，大搞红海洋，全力支持工宣队和军宣队去推广忠字舞、早请示和晚汇报的。

　　后毛泽东时代当权派一方面通过高举毛，来继承一份不可复制的政治遗产，一面通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非毛化，来赖掉对底层社会的承诺和债务。是毛泽东而不是任何别的人，确实是唯一的足以代表中华民族这一场翻身与解放的象征，是民族独立的象征，对于这样一份宝贵的合法性资源，除非被当权派败光了，否则当权派是不能也不会放弃毛泽东旗帜的。在1980年代末期，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曾经在大学生中激起深刻的共鸣，许多人在潜意识里就是不能同意已经实现了非毛化的当权派，再去继承和利用通过中国革命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份政治资源。

　　文革初期根据陶铸号召而进行的关于“怀疑一切”的争论，才是真正的全民性质的真理标准讨论，这个讨论的前提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才有可能进行。后来进行的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就是质疑毛泽东思想的不可质疑的地位，破除了这一点就实际上取消底层民众的发言权。1980年人大会议取消四大，再加上一个高于宪法权威的邓小平著名论断---“不争论”，才是非毛化运动所需要的舆论后果。接着就开始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审判当年参加“怀疑一切”大辩论的那些造反派。真理标准的讨论本来意义应该是主张去“怀疑一切”教条的，结果却是一切都不容置喙。所以看起来真正要实施“怀疑一切”，确实需要有一个基本前提不容动摇---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毕竟除了毛泽东之外，并没有象样的文化资源，真正有利于加强底层民众的权利和地位，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拔高，才能够有效地平衡精英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真正地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二○○三年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