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 大寨精神和“农业学大寨”

peter

来源：国史网 http://www.hprc.org.cn/wxzl/wxxgwd/201001/t20100126_42760.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大寨是华北太行山区一个穷山村，属于山西省昔阳县。全村75户有800亩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那时全村平均亩产遇到好年景也只有140多斤。由于该村土改彻底，党的基础较好，1952年冬就实现了初级合作化，陈永贵担任社长。1953年陈永贵又担任党支部书记。该村党支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都很出色。1953年秋，大寨制定了10年造地规划。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规划，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逐步提高到1962年的774斤。提前实现了中共中央1956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1959年晋中地委发现了这个典型，并于当年12月份在大寨召开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的先进经验。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晋中地委的报告，向全省发出“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
　
1963年3月，山西省委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大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当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洪灾，70%的房窑倒塌，庄稼几乎全部倒伏，23%的梯田土层被冲光。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振奋精神，不分男女老少，立即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白天治坡，夜间治窝”，他们提出并实现了“三不要”(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都不减少)。结果除了少量完全被冲垮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仍然达到了700多斤的高产，社员半年后就搬进了新居。同年11月9日，山西省委向全省农村和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学习大寨的通知。山西省委要求学习大寨人的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和帮助友邻的风格。
　
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在1963年也很快传遍了全国。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砦公社大砦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报道了陈永贵的先进事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报道了大寨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感人事迹。

1964年1月19日，国务院邀请陈永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万余名听众介绍大寨人的先进事迹。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的讲话现场录音转播后，收到全国各地许多表示钦佩和学习的信件。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和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号召“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年3月下旬，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引起毛泽东的重视。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亲自率队到大寨考察和总结经验，廖鲁言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书面汇报，充分肯定了大寨的事迹和经验。5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5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的《第三个五年(1966～1970)农 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将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的道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和因地制宜地进行农田基本建 设、实行精耕细作、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大寨的精神，就是苦干实干，勤俭创业，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实际出发，重视科学实验，扎扎实 实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是识大体、顾全局，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热爱社员的共产主义精神。”谭 震林在关于该计划几个问题的说明中，也对大寨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如下概括：从农田基本建设开始，进到精耕细作，达到稳产高产；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该文件 提出：“发扬大寨的精神，走大寨的道路，应当成为整个农业战线上的行动口号，成为全国所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行动口号。”“毫无疑问，只要全国 所有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学大寨的精神，都走大寨的道路，我们的农业建设和农业生产，就一定能够真正实现总路线所要求的又多又快、又好、又 省。”[1]
　
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是提出学 大寨。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和修改的。《报告》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 业生产的先进典型。”“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 中，这个大队在逐年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报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 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于是，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在60年代前期被树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榜样、国家正是要求全国农业学大寨，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第一，60年代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困难，一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的外援基本断绝，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非常有必要提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第二，60年 代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很严峻，中苏交恶、美国的“越战”升级、中印关系紧张、蒋介石也叫嚷要“反攻大陆”，因此中共中央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过高， 由此不是放缓而是加紧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此时农业尚未过关，需要国家加大投资，而国家又不愿意增加投资，甚至还希望用农业剩余来支援工业化，因 此大寨不要国家投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并为国家作出较大贡献的事迹就非常符合国家的愿望。第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由于否定“包产 到户”家庭责任制、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集体经济如何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既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又只能从精神激励中寻找办法，而大寨 所表现出来的以集体为重、以国家为重、不计较个人利益的精神正好满足了这种精神激励的需要。第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强化、特 别是“大跃进”和以后的饥荒更是普遍加剧了农村基层干部与普通社员的矛盾(有些矛盾是历史家族或个人之间的矛盾)， 干部参加劳动，密切干群关系、做到干群同心协力，不仅是提高集体经济活力的较好办法，还被毛泽东视为“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大寨干部坚持长年参加生产劳 动、以身作则、干群关系融洽，也正是党和政府要大力提倡的。第五，大寨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确是利用了我国农业的优势(劳动力富裕)来解决种植业的根本问题，其增产经验带有普遍意义，符合当时国家希望通过建立高产、稳产田来解决吃饭和抗灾的设想和规划。
　
运用典型、总结经验、推广全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工作、尤其是制度变革中形成的经验。1966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运用样板，推动全盘，是领导农业生产的好方法》长篇文章，即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种设想。大寨正是在60年代农业亟需自力更生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情况下，成为了这样一个“样板”。
　
1965年11月1日，经过周密筹备，北京农展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正式开幕，该展览共展出大寨及大寨式全国先进单位56个(其中4个为后来补充的)。 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社论《农业靠大寨精神》说：“这次展览用生动的事实、具体的材料，雄辩地说明了学大寨的榜样，走大寨的道路，是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大寨为榜样，走自力更生的革命道路，已经成为亿万农民的行动准则。”同时发表的《建 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道路》文章也乐观地指出：“发扬大寨精神，农业生产就会大发展。”“大寨之花将在全国遍地盛开，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在筹备展览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即指示说，这次展览的主要目的，不是宣传成就，而是用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说明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有很大的潜力，鼓舞群众革命干劲。该展览开馆打开第一周，观众即达73000余人，，到17日，观众已达16万多人，预约登记参观的近48万人。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也参观了展览会。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476-4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