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723武斗及干部子弟白藤湖劳动回忆

阿陀

723中山纪念堂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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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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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广州外语学校初三学生、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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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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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州中心地带北缘的越秀山，原名观音山。辛亥革命以来，它目睹了三次发生于其南麓的战斗。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6月16日，交战双方是陈炯明和孙中山各自的士兵；第二次发生于1927年12月13日，交战双方是张发奎的士兵和共产党的士兵；第三次发生于1967年7月23日，交战双方是激进的红旗派与保守的主义兵。“七二三”武斗的交战双方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砖块，但主义兵方面还有少数人使用1966年8月破四旧时私藏下来的匕首，以及不知怎么从中山纪念堂附近的位于花果山的射击俱乐部运过来的12支小口径步枪——这是我在狱中听到一位当年的枪手亲口说的。虽然第三次越秀山战斗只能被定义为冷兵器战斗而非热兵器战斗，但论交战人数，它比前两次均较为多；主义兵已为三千余众，红旗派至少十倍于此；虽说并非所有在场之人都参与了投掷、突击，但他们都参与了施包围和被包围；上万人卷入其中，亦应为文革时代武斗人数全国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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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7 N4 y; W9 \5 O; }) s7 A3 K文革进展至1966年底1967年初，吸取联动风潮的教训，中央文革当局发出指令，要求各地红卫兵、造反派中的高干子女，自动放弃主要领导地位，且表示：出头抗令者抓。在此压力之下，此时业已形存实亡的原为清一色高干子女的主义兵第一届总部，便得由第二届主义兵总部来代替。不过，在各校层面，高干子女仍是“离职不放权”——放权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及其部众，大多数变为了消极抵抗文革的“逍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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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外校核心组和主义兵第一届总部昙花一现的命运，以及后来造反派、保守派好景不长的命运表明：没有饷银，仅有领袖，一个群众组织充其数只能是一个业余组织、临时组织；计划经济的供应凭票制度，是文革之中任何群众组织——即使是武装群众组织——成长壮大的瓶颈。当然，计划经济也是任何社会长期进步的枷锁。毛氏深谙此窍，所以一当发现有的夺了权的群众组织开始向其成员发放钱款，他就急令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粉碎“经济主义”的全国通告，杜绝此一必然导致养虎为患后果的危险倾向。这也可以说明，中共当年推翻国民政府连续奋斗22年，必然得过大量苏援饷械，方才没有中途夭折；毛氏对此成功经验了然于胸，如今对于如何防范于未然，权术游刃有余。对下对外宣传，却说中共成功全靠自力更生，正如“贺龙当年靠两把菜刀闹革命”、“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苏共一再干扰中共正确路线”等等神话所示。

8 [' L7 Z0 X$ [# u9 a如前所述，第二届主义兵总部的成立内幕、人员组成等，本人至今仍然不知详情，只知其中王铁军、谭朝阳二人是召集人。朝阳之父乃为一广州市委领导干部；我在中大附小念书时，谭父曾被下放到位于中大南门对面的广州市电机厂任厂长，家也搬过来了。朝阳从别处转来中大附小就读，与我曾经同班一年。谭氏胞妹谭润中则是穗外校初一（英）胡志红的闺中密友。朝阳文采不错，是第二届主义兵总部所出小报（《小兵报》）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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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23日上午，主义兵第二届总部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主义兵第二届总部成立暨主义兵成立一周年志庆大会。尽管经历了北京联动遭到压制这一波折，各校主义兵仍然不愿低头。穗外校主义兵和其他学校晚到主义兵鱼贯入场时，大会堂里已是人头攒动，但还没有满座；拉歌之声，此伏彼起。大多数人身着旧军装，臂佩红袖章——仍然是主义兵第一届总部统一发下的那种样式。

不料会还没开，纪念堂大花园铁栅栏东南面出现了红旗派抬尸游行的队伍——当天上午，他们亦在越秀山体育场开大会，所抬之尸，乃是死于7月21日红旗派与东风派对打的华侨糖厂武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先是隔着铁栅栏高声对骂，接着便是拾起砖块互相投掷。文革之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武斗爆发了！

, ]0 [4 G5 B! F% s不久，蝗虫一般密集的双向投掷砖块，便在空中形成了一道红色砖流“弧穹”，非常壮观——我在电影中看到的箭雨不如此处看到的砖穹壮观，它实为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之景，后来有人描述这场砖战“直打得飞砂走石，日月无光”。当然，砖块的杀伤力不如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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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主义兵站在纪念堂大花园铁栅栏内的空阔场地之上，闪避砖块的空间大；数万红旗派站在背后是大院围墙的狭长马路上，闪避砖块的空间小，开战之后不到半个小时，胜负之势便见端倪：红旗派的中砖倒地者，远较主义兵为多。我亲眼见到：有一名受了重伤的红旗派倒在纪念堂正东面省政府大院高墙外的人行道上，痛苦地蜷成一团，主义兵仍不断向他投掷砖块，企图取他性命，但是命中率不高。后来有几名红旗派顶着一扇宽大桌板冒险将他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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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看了十来分钟，便卷起了军装袖子，加入了投掷砖块的“一线部队”。此前上体育课，我投掷木柄手榴弹的距离乃属全班第二，仅次于张世卫。刚刚投至兴起，一条锋利的砖楞就将我右手食指第一指节右侧的一小条皮肉带走，鲜血流淌出来。我赶紧跑到纪念堂地下室化妆间——临时的卫生站——找人包扎，那儿有护士学校的女主义兵在为双方伤员包扎。红旗派的这批落入主义兵手中的伤员，应是爬过纪念堂大花园正北面铁栅栏之后被主义兵打伤之后被俘的。我先是见到一堵墙上溅有鲜红血迹，后是见到地面上躺着几名重伤员（没有坐着的轻伤员）。一问，都说那些血是红旗派的血，那些人是红旗派的人，不是主义兵的。不久之后，来了一部救护车将他们运走。后来，穗外校初二（英）主义兵隋筱敏告诉我，他亲眼见到：正当红旗派重伤员被医务人员抬起运出地下室、铁栅栏之时，一名主义兵悄然走近担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向其中一名伤员腹部插下，然后飞快地消失在围观的人群之中。我在牛津撰写此书之时竟然从网上查到：在一片混乱之中，旗派有人见过此位腹部插有匕首的同派伤员。不过当时我当时没见到、后来没听到如今网上有人描述的“主义兵将四门紧闭，对造反派施惨无人道的酷刑，有的被吊起来当活靶打，匕首穿过面部；有的被割去耳朵、鼻子，挖去眼珠；有的被活活打死，惨叫声频频传出，听者无不毛骨悚然”的场景。我要见到，必会召集本校和友校主义兵加以制止。

红旗派当时要是派出一彪人马占据应元路北侧越秀山南坡，居高临下投掷砖块，掩护敢死队员爬过纪念堂大花园铁栅栏，打开其上两扇铁枝栅门，再驱大队人马先冲入纪念堂外场，再冲入纪念堂内室，形成两军贴身肉搏之势，双方的死伤人数必将以百计、千计，这是显而易见的。幸亏有了前述12支小口径步枪，三千主义兵的后背方向方得确保安全，有的不愿参加武斗的主义兵，甚至可以从此处悄悄突围回家。12支小口径步枪——纪念堂大花园四个角每个角配备三支——便足以慑退上万名红旗派！可以想象：当年列强的洋枪洋炮曾给清朝军队、义和团众造成多么绝望的震慑。当然，这一显效只能发生在冷兵器武斗初期，此时双方还没杀红了眼睛，还不会使用战术。

: x7 X5 M8 Z$ Z& D8 v8 ?7 @4 o- }入夜，因为视线模糊的缘故，双方互掷砖块的战斗动作自动停止。红旗派调动大批人马将纪念堂从东南西三面团团围住。我听得有传言说，对方准备投掷汽油弹，火烧纪念堂。事后我们得知，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发了狠话，严禁红旗派遂行此一疯狂草菅人命、火烧文物计划。到了深夜，军管会调来了百余车上万名解放军前来解围。他们首先赤手空拳地将红旗派从纪念堂大花园铁栅栏外面的马路上驱散，然后两两双手环套组成人墙，将三千被围困主义兵护送到安全地带，之后视无安全问题——旗派也已困了回家睡觉——方让他们自行成群结队离去。我随着撤退的人流，沿着解放路、延安路向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俗称“市一宫”）——东风派地总、红总的总部所在——进发。人流的前锋，是数排手执水管钢矛的男主义兵，令人想起罗马军团掷矛方阵的雄姿。一路上，大家气势澎湃地唱起沈亚威谱曲的毛氏诗词“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嘿！天翻地覆慨而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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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m2 ~' d* Q$ Z) a7 I安全抵达市一宫之后，我和穗外校初二（法）主义兵蓝小蓝等人登上主楼天台，席地而卧，睡至天明，然后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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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R& g! T1 }3 U据主义兵总部公布的《我方死亡与失踪人员第一批名单》，死为二十六名，伤为不计其数。红旗派则公布己方牺牲33人，负伤400多人。不过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双方公布的数字都会有水分。真实的伤亡人数，很难统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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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q0 I; M1 Z! ?) a! b* |自“七二三”纪念堂武斗之后，广州地区的两派武斗愈演愈烈，死伤人数直线上升，到了后来，甚至出现了枪炮武斗的苗头——当时各大单位的人武部均有枪库。广州军区下令，军队驻穗各部将其尚未成年子女，集中送往斗门县（现属珠海）部队农场避乱——如果听任他们留在广州参加枪炮武斗，便会让早已蓄意响应中央文革当局号召，发誓揪出军内“二月逆流”余党的红旗派，找到借口聚众冲击军区，绑架首长。我随省军区（含广州市警备区）七八十名子女，乘坐军车前往位于斗门县灯笼沙的部队农场，同行的还有少量广州军区政治部的子女，内有穗外校初二（法）主义兵孙晓辉、雪冰二人——我的发小朋友。此次转移的目的在于避乱，不在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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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原来和省军区子女基本没有来往——邱先云、涂楝栊、杨育明、张立军、向军等五六人除外，因为事实上我没入住过省军区，虽然父亲到职之后，在内分有一套住房。这回前往部队农场避乱，倒是令我和他们之中的男生一下子大大地混熟了。其中有：黄荣海司令的儿子黄小布；陈德政委的儿子陈冬冬；邬强副司令的儿子邬红、邬波；刘兴隆副司令的儿子刘西西；鲍启祥副政委的儿子鲍冀华；方国安政委的儿子方建民、方建东；孙正乾参谋长的儿子孙良义、孙良诚；邓秀芳主任的儿子邓小南；何XX副参谋长的儿子何燕，等等。至于一众女眷，我只是和她们“朝见口，晚见面”，没有什么来往。

+ a2 R' u( o2 U! l经过一番排练，一众女眷为农场官兵演出了几个歌舞节目。不过没有戏服，只能穿着便服。其中一场舞蹈名为“不爱红装爱武装”，各位女生均在左手手腕之上扎上了一条素色或者花色手绢，以图增加美感。对于日夜生活在男性世界的部队战士来说，这一小小的美感无疑等于大大的性感，他们几乎拍烂手掌。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男女们，不分出身贵贱，还是蛮爱红装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红装。不过，观众们，包括本人在内，自然不会光看她们的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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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j/ D$ f& X  @9 e- y9 @, E说来惭愧，本来我们男生是被拆开分配到七八个连队里去的，说是要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料才过了几天，我们便发现：护理矮秆水稻，不仅劳动强度太大，而且还会引起瘙痒；建在海堤斜坡之上的帆布营房，地面渗水严重，竟可漂走鞋子。经过合议，大家推出代表向团部请愿，要求全体男生撤回团部，吃住自成一体（女生原已如此），以免发生中暑倒地、堤毁人亡的严重事故。出于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理由，团部欣然接受此议，于是我们便集体“打道回府”了——只有——“心红志坚”的孙晓辉、雪冰二人除外，全然忘记了伟大领袖关于青年学生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教诲。我当时拉稀拉得头晕眼花，不得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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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团部无所事事，大家便想，为了不枉此行，应当择日前往斗门县治白蕉，走走看看，买包鱼虾干，吃餐炒牛河。一个晴好之日，一群男生头戴草帽，脚踩凉鞋，斜跨水壶，手执树枝（用来打草惊蛇），趁着朝凉出发了。第一段路是围海造田的堤坝，约长10公里，堤内遍布稻田、蔗田、鱼塘、蕉林，放眼望去，几乎不见人踪；第二段路是连接运河的海面，约长一公里，没有艄公，只有渡船，我们只好自行摆渡。正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群秀解缆苇中行”。到了一片宽阔水面，我们轮番下水，游泳随船前进。此时水中，幸而没有食人鳄、咬人龟之类的水兽；第三段路则是天然陆地，不是人工堤坝，将我们带向县城，约长二公里，两旁是果树、菜地，房屋渐行渐多。

抵达白蕉，已是中午两点，人人饥肠辘辘，街上饭店飨以炒牛河、艇仔粥；之后，我们分散逛了逛街。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便往回走了。再迟走些，天黑之前便难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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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蕉镇郊，一只毛色白褐相间的小狗，好奇地跟在我们后面，屡赶不走。见其憨态可掬，我们便将之捧起，塞进挎包，只露头耳，意在抱走，它竟然不表抗拒。其时大陆已被封闭将近20年，家犬品种业已普遍严重退化，我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花狗。有几人猜测，它可能是一只从澳门越境进入斗门的流浪洋犬的后代，得到众人一致认同。在团部剩下的日子里，这只可爱的小狗便成了广州来客男女咸宜的宠物，人人都爱逗它、喂它。而它看来也极为喜欢我们这一伙新主人。

% J7 s3 I! [" E3 w! d5 d8 S4 M来时乘军车，离时搭民船。在斗门避乱三月之后，国庆之前的一天清早，我们一行在广州市大沙头船码头上了岸。女生神不知鬼不觉地与男生分开了，后来听说她们是被人引入一条冷巷，集体搭乘一辆客车回省军区了。男生却得自行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因为据说省军区当时只有一辆客车。省军区有没派出便衣暗中保护我们，迄今不得而知。省军区管理处当然担心：一群男主义兵若是乘坐军用卡车招摇过市，许会引起意在“反军乱军“的旗派，实行武装拦截。

) ?: J6 U9 k7 T( E5 ]; u. L( H在大沙头公共汽车路边站等车之时，那只得自白蕉的小狗不断从挎包伸出头来高声吠叫，而远处已可见到一辆载有旗派武装人员的卡车，正往此处驶来。为了减少注意目光，我们只得忍痛割爱，将小狗从挎包中掏出放走，然后将各自头上的草帽压低至眉，有的人还背过身去。

0 A" m) O' q$ ?, W6 |直到今天，年逾60的我仍然怀念这只和我们一见如故的小狗，当然，更加怀念这段和省军区孩子们一道度过的，彼此亲密到可以“赤裸相见“的美好时光——当时我们跳到海中游泳，都是裸体，只避同来女生，不避渔船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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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收悉。大作在科技出版社出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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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 o- ?; w/ O6 b/ R/ f" S& n- }信中问及文革中军队子弟到部队锻炼一事，记忆如下：

1 l6 ^/ e; P$ J2 |* m% j1 f1967年7月，武斗的苗头已露，军队子弟因熟悉军队布防及动态，且在社会上表现凶悍好斗，往往在争斗中受伤和伤及他人，给军队领导机关惹来很大麻烦。广州军区领导决定所属部队子弟统统送到屯垦部队锻炼管教。记得当时部署是：司令部子弟到珠海白藤湖部队、政治部子弟到惠阳潼湖部队、后勤部子弟到汕头牛田洋部队。省军区子弟去哪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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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y$ n( z8 q5 s% R我母亲是二局的，我又是华附主义兵早期成员，家里怕我参加武斗，就把我送到司令部那部分去了。白藤湖当时由42军126师围海造田，属斗门县。我去的是377团，相邻有名的“南海前哨钢八连”，全军标兵黄祖示也在那里。现在去珠海，觉得白藤岛离钢八连挺远的，要横跨整个珠海市。野战军126师建制现已撤销，划归武警仍叫126师。这回处理重庆事件就是126师驻湖南一个团过去的。

记得在部队时间大约是7、8、9三个月不到，回广州过的国庆。到连队后不发枪不发军装，没有入伍仪式，一下就分到班里去了。二局十来个小孩都在377团，但每个连队只分一两个，怕在一起闹事。下部队的没有女孩，可能是女孩少打架吧。班里的战士很热情，知道是大军区来的首长小孩，纷纷送衣服鞋子，还有送领章帽徽的，一下把我们打扮成了新兵。团里知道了也不阻止，估计是便装混在军队更扎眼，怕造反派找麻烦。

在连队和战士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当时水稻正在中耕，几乎天天下水田干活。连队也有军训、支农，我们也照样参加。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和战士们一起到师部逛街，快到师部还得整理风纪，以免执法队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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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就这样留在部队，慢慢转为正式军人。谁知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到师部集中回城。连队领导交代，战士送的全部军用品都要退还。在回来的路上得知，广州造反派上告周总理，说广州军区在野战军秘密训练主义兵，有不可告人阴谋。总理批示，广州军区做法不妥，还是让孩子们回来参加文革锻炼为好。黄永胜便将所有军队子弟撤回。

  o$ X; c4 b/ F0 g大致就是这些。

黎服兵 2012/9/17

来函收悉。大作在科技出版社出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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