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芳 成就与教训：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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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
http://www.hprc.org.cn/gsyj/yjjg/zggsyjxh_1/gsnhlw_1/sjgslw/201110/t20111020_162467.html

农田水利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农田水利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造福后代的千秋大业。本文以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为研究对象， 主要考察农业学大寨运动与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关系，在对该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状况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学大寨运动中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客观分 析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利弊得失，揭示农田水利建设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一、学大寨运动与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同步并生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次年1月，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报告下发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 始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5年9月，全国水利工作会议确定全国水利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 服务”。广大农民响应号召，自己集资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到兴修农田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中。据《人民日报》报道，1967~1968水利年度的农田基本建设 成绩出色，广大群众“以英雄的大寨人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亿万贫下中农和社员高举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我国去冬以来农田基本建设成绩出色》，1965年2月15日《人民日报》)辽宁、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安 徽等省投入水利建设的群众达3700多万人。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1967~1969年农业生产连续出现下降状态，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稳定。1970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9月1日转到北京继续举行第二阶段会议，主要是总结和交流各地农业学大寨的经验。9月14日，会议进入第三阶段， 着重讨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各项农村经济政策。同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大 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求各地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内“要通过改土和兴修水利，做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丘陵地区，要搞梯田。平原地区，要搞 深翻平整，改良土壤。水利建设，要坚持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治水要与改土、治碱相结合。要积极打井，研究利用地下水源。” (《中共中央 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81年版，第893页。)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全国农村掀起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内容的农田水利建设新高潮。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广泛 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贯彻毛泽东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重点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这次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规模之大、进度之快、成效之明显超过了以往的各个时期，包括“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高潮。
1970~1971水利年度，各地农村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近百万名干部、一亿多农民投入到水利建设运动中。 据新华社1971年1月27日报道，从1970年冬到现在，全国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土石方工程量超过前一年同期。出工人数之多、工程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 超过往年。除了普遍兴修小型水库、水渠、塘堰和打井外，还陆续修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如黄河下游的引黄排灌工程，经过大规模开挖排水系统之后，又 逐步恢复引水，先后修建引黄涵闸70多处，加上虹吸管及抽水站的建设，引提水能力达到每秒4000多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0670平方公里。据《人民日 报》报道：我国1970~1971年水利建设年度中以兴修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共完成土石方 工程50多亿立方米，增加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达3000多万亩，这是近10年来增加最多的一年。(《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农田水利建设今年取得很 大成绩》，1971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到1971~1972水利年度，全国农村继续广泛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新修了一批水库、塘坝、水井、涵闸、渠道等工程，扩大了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农田的面积。据19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1971年冬天以来共兴建各种水利工程达100多万处，其中，大量的是由农村社队自办的当年施工当年受 益的小型水利工程。《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新成就》，197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短评指 出，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也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认为“大寨大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突出 地表现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号召各地“应在保证搞好当前生产的同时，尽可能多地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搞好农田基本建设》，1972年12月12日《人民 日报》)
1972年12月，水利电力部召开了全国水利管理工作会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以“五查”、“四定”“五查”是：查工程建设和投资使用情况、工程安 全、工程效益、综合利用、管理现状；“四定”是：定任务、定措施、定计划、定组织体制。为内容的水利工程大检查。据新华社1973年3月6日报道：根据国 家水利部门的统计，从1972年10月到1973年1月底，全国农村动工兴建的各种水利工程共计100多万项，其中有60多万项已经胜利完工。随后在1974年和1975年，水利电力部两次召开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全国各地每年冬春农闲之时，都组织广大农民投入到兴 修农田水利运动中。1974年2月19日，新华社对当年的农田基本建设进行了报道：现在已经完成水库、塘坝、渠道、涵闸、水井、排灌站等各种水利工程60多万处，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积2000万亩，深翻改土1.9亿多亩，平整农田4000多万亩。又据新华社1975年3月11日报道：全国各地共开工修建140多万处各类水利工程，已有2/3完工。到1975年1月底止，全国新增加改善的灌溉面积3000多万亩，新修梯田13000多万亩，改造低产田6800多万亩。
　　这样，在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中，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山水田林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被当做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全国每年冬春有上亿劳力 投入农田基本建设中，许多县、社、队组织农田基本建设常年施工。农田基本建设也由单项治理发展到山、水、林、田、路等综合治理，打破社队界限，按地区、按 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1975年9月，中共中央在山西昔阳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在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的经验，研究 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尽快普及大寨县的问题。1976年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达到了高潮，全国 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更是提到了迫切议事日程。
1977年7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农林部等11部委联合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会议回顾了近几年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出现的新形势，明确指 出，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形势已经出现，农业非大上不可；农田要大上，就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可。会议要求今冬明春掀起一个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到1980年要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在此次会议精神指导下，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继续推进。1977~1979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了三次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使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3年时间完成土石方510亿立方米，平整土地2.5亿亩，增 加灌溉面积3000万亩，除涝面积1600万亩，增加机电排灌动力1500多万马力，同时对大量的中小型水库进行维修、加固和配套，以及修建了大量田间工 程(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因此，作为农业学大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的高潮与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是同步并生的。由于农业学大寨运动到1980年正式结束，故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持续到1980年左右。
　　
二、农田水利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国农村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陆续建成一批大中型骨干灌溉排水工程，如江苏江都排灌站、陕西宝鸡引渭上塬工 程、四川都江堰扩建工程、湖北引丹灌溉工程、甘肃景泰川高扬程提水一期工程等，加强了防洪抗旱能力，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对改变这些地区贫困面貌发挥了重 要作用。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集中于兴修大中型水库及小型水库灌区配套设施、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水、普遍发展各种水电站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成就。
　　（一）大中型水库及灌区配套设施的兴修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的水库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并呈现出新老并举之势。河南作为水利大省，从新中国成立后就特别注重水利建设事 业，继“大跃进运动”中掀起水利建设高潮之后，在学大寨运动中再次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据统计，1965~1980年，河南完成水利投资达 26.75亿元。大跃进水利建设高潮中遗留下来的多座有问题的尾巴工程，在此期间逐步解决；全省有一半的大中型水库工程都是在1966~1974年间完成 的。长江流域的鸭河口灌区、引丹灌区，豫皖边界的梅山灌区在河南境内的分干工程也都是在此期间修建配套的。据统计，1966~1976年间，全省共建成14座大型水闸，形成一系列平原重点排灌区域。(徐海亮：《从黄河到珠江——水利与环境的历史回顾文选》，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尤 其是此时期河南林县红旗渠的建成，更是引人注目。
1969年7月，历时10年被称为“人造天河”的“引漳入林”工程——红旗渠全线竣工。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林县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悬 崖峭壁、险滩峡谷中开凿出了一条河道。在施工过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悬崖绝壁50余处，斩断山崖264座，凿通隧洞211个，跨越沟涧274条，架设了152座渡槽，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创造出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全渠由总干渠及3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6公里， 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米，总长约1500公里。建成后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初步解决了林县人民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使 穷山恶水、十年九旱的林县，变成了“渠道绕山头，清水到处流，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听毛主席的话，在成绩面前不停步，赞扬声中更谦虚， 林县人民满怀革命豪情乘胜前进》，1970年1月2日《人民日报》)。红旗渠与南京长江大桥被周恩来总理自豪地誉为“新中国的两大奇迹” (郝建生等：《杨贵 与红旗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安徽省的水库建设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也取得了突出成绩。原已停建缓建的龙河口、陈村、花凉亭等大型水库复工续建，主体工程分别于1970年、1972年和1976年先后竣工。中型水库原已停建缓建的也陆续复工续建，续建未完工的仍继续进行，其中有32座完成续建任务。到1975年，全省已建成 的或基本建成的中型水库已有70座，尚有24座在续建中。小型水库发展较快，除对原已建而留有尾工或配套不全者予以扫尾和配套使之达到规定要求外，共新建 成2014座。至此，全省小型水库已有3440座 (安徽省水利厅编：《安徽水利50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湖南在1965~1980年完成水利投资13.24亿元，韶山灌区、欧阳海灌区和洞庭湖灌区建成配套。灌区粮食单产和增产幅度都在1976~1985年间获得较 大发展。湖南省水利水电厅1999年总结说：从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各类水利工程的配套、中型水库建设、增加电排装机和平地改土、改造中低产田等方面 均取得了新的成绩。在此期间，新建中型水库92处、小型水库4500多处，同时还建了不少高扬程电灌站，新增灌溉面积450万亩。1978年开展喷灌建 设，到1981年，喷灌面积达66.65万亩(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迄今，遍布全国的大中小水库除了建于“大跃进”时期之外，多数是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修建的。据统计，到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 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8万多座，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初步成效，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 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
（二）小型水库灌区配套设施建设的加快
1972年北方14省抗旱会议后，全国各地小型水库灌区建设出现新的热潮，灌区配套得到加强，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由1965年的48054万亩增 加到1980年的73332万亩，年均增长1683万亩。全国机电排灌泵站有了很大发展，1976年机电排灌动力拥有量达到5400万多千瓦，比1965年增加了5倍，原来的人力、畜力简易提水工具基本上被机电泵替代。以安徽为例，到1975年，全省灌溉面积扩大90.6万亩，平均每年新增18.1万亩。 从1976年始，小型水库灌区的配套步伐加快，1976~1980年，共扩大灌溉面积163.4万亩，使全省小型水库的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17万亩。安徽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水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据统计，1966~1980年的15年间，安徽小型机械灌溉站处数大 幅度增加，达到2183处；电力灌溉站灌溉面积则增加了282万亩。据1980年统计，全省小型电灌站达到7109处，灌溉面积达679.6万亩。同上 书，第387~388页。再以江苏为例，从1974年到1980年，江苏全省有效灌溉面积由5168.72万亩上升到5910.76万亩；水土保持治理面 积由4359.48万亩升到6065?78万亩；机电井由42348眼上升到59675眼，喷灌面积也从无到有。《江苏省1975~1980年农田水利、 工程管理统计报表》，江苏省档案馆藏：水利厅—永久—45。
　　水库灌区及其配套设施的兴建，有效地增加了农田灌溉面积，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据统计，1977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达7亿 亩，比1965年的4.96亿亩增长41％；1977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4?32亿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4289万千瓦，分别比1965年的1.21亿亩、667万千瓦增长355.58％和643％。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三）机井灌溉设施的大规模兴建
1971年以后，除了对“大跃进”中已建造的水库、灌区进行续建配套外，在北方开展了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活动。1972年华北大旱，为了解 决北方地区的长期干旱问题，国务院决定成立打井抗旱办公室。从1973年起，国家每年拨出专款和设备支持北方17省区打井工作，全国配套机井由1972年 的100万眼增加到1980年的229万眼，增加了1.4倍。机井配套建设对中国北方地区合理使用水资源、提高灌溉保证率和土壤蓄水防涝能力、缓解水资源 不足的矛盾，以及改良土壤、防治盐碱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河南、安徽等地的机井建设成绩非常突出。
　　北方农业会议之后，河南省专门召开水利会议，制定了旱涝保收田的6条建议标准、关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10条规定。全省仅1973年就安排打井7万~10万眼、配套8万~12万眼的指标，下达打井任务和配套设备的生产，使全省农用机井建设出现了连续数年的高速发展的情形。据统计，全省机井数量从1970年的25.4万眼增至1975年的52.7万眼，已配套42.7万眼。旱涝保收田从1970年的2172万亩发展到1975年的3146万亩，有 效灌溉面积从1970年的3768万亩增至1975年的5374万亩(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 第414页)。全省机井数量和机井控制面积的迅速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77年国务院召开北方17省市抗旱会议，决定将包括安徽省在内的北方17省市的井灌纳入国家计划。到1977年底，淮北已有机井7.62万 眼、配套5.4万眼、井灌面积300万亩。1978年，全省出现严重的干旱，安徽省委提出“主攻小麦，发展灌溉”的战略措施。到1980年底，淮北地区共 有机井138251眼，配套111945眼，其中机配91052眼，电配20893眼，机井有效灌溉面积为453.7万亩；累计投入淮北地区机井建设资金37936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9801万元，群众自筹18135万元(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水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井灌区内修筑渠道7277.4公里，平整土地28.1万多公顷，筑小畦13.6万公顷，使机电井的有效灌溉面积达到30.7万公顷(安徽省水 利厅编：《安徽水利50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这些机井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增强了淮北地区防旱减灾能力，在当时的抗旱抢种、 抗旱保麦中，机井灌溉起到了很大作用。
（四）全国各种水电站的普遍建立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中，全国陆续上马了许多大型水电站，其中比较著名的水电站有：四川龚咀、甘肃碧口、长江葛洲坝、乌江渡、湖南凤滩、广西大 化等大型水电站。20世纪50年代开工的水电站，多数在70年代前后完成。从70年代开始，小水电站建设得到了发展，每年投产小水电站30.40万千瓦。 据统计，1970年，中国乡村办水电站29202个，发电能力70.9万千瓦，其中乡办水电站7297个，发电能力33.5万千瓦，村和村以下办水电站21905个，发电能力37.4万千瓦。到1976年，中国乡村兴办的水电站达到74125个，发电能力161万千瓦，其中乡办水电站9348个，发电能 力70.6万千瓦，村和村以下办水电站64777个，发电能力90.4万千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部出版社1989年版)。
　　总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国各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仅兴修了大批大中小型水利灌溉工程，提高了农田的灌溉率和土壤的蓄水 防涝能力，为改良土壤环境、防治盐碱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的各种规模的灌区配套设施及水电站建设，为改善农村环境以及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较，成 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1965年的53.9％下降到1976年的26.9％，其中水灾由50.3％下降到31.7％，旱灾由59.5％下降到28.6％(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此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善，是 促使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业指标显著增产的重要因素之一。以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全国粮食产量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64年为3750亿斤，1965年为3890亿斤，1966年达到4280亿斤，1967年更达到4356亿斤，连年上升；棉花产量1964年为3325多万担，1967年达到4707多万担，有了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从1966年的21400万吨 增加到1976年的28631万吨，增长了7231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2.95%(《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页)。这样快 的增长速度显然与农田水利建设密不可分。
　　因此，各种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增产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长期工作在水利第一线的高级工程师徐海亮说：第三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时 期（1966~1980年）的水利建设高潮，“对于改变农业经济的面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总体抗灾能力和国力起到重要作用”(徐海亮：《“三五”至“五 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三农中国》2004年第9期。)

　　三、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存在的问题及评价
20世纪7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掀起的。作为学大寨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由于受“左”的思潮干扰， 加上各地改变面貌心情迫切，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加上当时科研、设计单位被撤销，工程技术人员下放农村劳动，致使许多工程由于前期工作不足，施工 质量缺乏保证，因而也出现一些问题，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早在1980年9月，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着重分析了水利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水利工作的基本经验，认识到了“左”倾思潮对学大寨运动中农田水利建设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主观臆断、瞎指挥的现象比较严重，盲目上马大中型水利工程，使得有些工程劳民伤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此不妨以 山西省为例略作分析。1969年冬，山西全省水利建设在“以大寨昔阳为榜样，想新的，干大的”方针指导下，重点转向兴建大中型工程。1970年新开工58项，以后逐年增加，一直增加到224项工程，其中列入国家基建的多达83项。这些工程多数只靠个别领导点头拍板。如1970年万荣县盲目动工开挖“跃进 泉”，前后折腾4年，花了40多万元，误了工、毁了地，也没找到一滴泉水。更为突出的是，1975年昔阳县动工兴建了“西水东调”工程，总计投工近500万个，投资5000多万元，到1979年底仅完成了全部计划工程量的38%(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78页)。类似昔阳“西水东调”的蠢事，在有些地方也有发生。如河北怀来县从1970年开始修建“军民大渠”，全长140里，耗费2289万元资金、1287万个工，到1980年尚未完成通水。由于地质情况不清，工程质量差，水渠试一次水出一次问题。第9次试水时竟然冲毁了京张公路 和京包铁路的下花园站一段路基，致使列车翻车，京包全线停车23小时(史亚平：《军民大渠一锤定音劳民伤财》，1980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再如 安徽萧县在1975~1976年间搞的“淮海河网”，就是安徽省委个别领导人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做出的决策，结果打乱了水系，引发了灾情搬家，人为加重了涝 渍灾害，加剧了水利纠纷，最后惨遭失败(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正如时任水利电力 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说的那样：“对大的工程，我们有的往往不广泛发动群众，不认真调查研究，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就轻率决定问题；有时甚至听不进不同意见， 把自己的意见看成不能变的。”结果是往往造成严重的浪费(张文碧：《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水利电力建设中的“大、洋、全”思想》，安徽省档案馆藏：55—4—23)。
　　其次，不计成本、盲目大干的形式主义严重。各地在学大寨运动中，搞“一刀切”，提出了“大寨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昔阳怎么干，你们就怎么 干”；要“不掺假”、“不走样”，“不允许借口‘情况不同’而对先进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山西省交城新建的“甘泉渠”，便是在这种“一刀切”思想指 导下上马兴建的水利工程。交城县委既没有调查甘泉渠的实际情况，又不尊重技术人员和当地水利干部的意见，决定在半山腰开渠凿石洞。据初步核算，该工程共需 完成土石方110多万方，投工110多万个，投资520多万元，计划从1977年12月动工，至1979年6月底建成。到1980年，完成总工程量不及20％，已投工52万多个，花款245万多元，最后不得不停建(霍宝中：《交城新建甘泉渠也是件蠢事》，1980年8月9日《人民日报》)。这种凭想当然办 事，贪大求洋，搞花架子的做法，致使工程浪费惊人。学大寨高潮中农田水利建设中的浪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规划设计不当和瞎指挥而造成的直接损 失，如过去检查的引黄枢纽等，这从全国来说是局部的，但损失是严重的；二是由于施工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这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三是由 于计划管理不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许多工程长期不能建成投产或只能发挥部分效益，造成国家投资和社会财富的大量积压，这在不少地方是严重的；四是由于对 现有水利设施的管理不善，使一些工程没有发挥应有效益，形成了损失、浪费和积压。这在全国是普遍的，在有些地方是严重的(钱正英：《把水利工作的着重点转 移到管理上来》，《历次全国水利会议（1979—1987）》，第134~135页)。
再次，在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采取所谓“大会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搞建设，过多动用农村劳力，加重农民负担，出现了“到处人山人海、炮火连天、硝 烟弥漫”的情景。这些“大会战”对农田水利建设带来一定的积极效用，但其负面影响更为突出：一是大会战给生产队带来沉重的负担。如山东“泰安大会战”指挥 部规定，凡是不出社的会战工程，除民工自带口粮外，队里需要补足每天粮食半斤或一斤，钱两角，自带工具；凡出社的民工，县里补足粮一斤，钱两角。不论出社 或不出社，工具损耗一律由队里负担。有的家底薄的县，因会战开支消耗和本来就不多的积累，只能给每个参加县里会战的民工补一角，还要欠一角；而生产队由于 对民工补贴的负担重，影响到社员的年终分配(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二是大会战给参战者的生活也带来较大 影响。由于大会战是集中作战，有时因为离家乡很远，还需远离故土，且参战者披星戴月，“白天红旗招展，晚上灯火辉煌”，生活极其艰苦。三是有些生产队在大 会战中搞“土政策”，侵犯社员利益。负责“邹西会战”的副书记说：“政策问题，向大家宣传一下，在大干中解决。钱、粮、物料等政策问题都搞得停停当当再上 工，那就晚了三秋了。许多问题是要先干，干起来再解决。”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67页)。
　　最后，从水利工程配套设施、工程质量及管理方面看，存在“四重四轻”偏向，即重建设轻管理、重大型轻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工程轻实效。修建灌 区时基建只修干、支渠，结果工程长期配不了套；建设时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规划设计，有盲目建设的现象，造成水源和灌溉面积不适应，长期达不到设计效益。在 此期间，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达2250座，占新中国成立以来垮坝总数的3/4。除了有些是由于特大暴雨洪水超过水库设计能力的客观原因造成的之外，还 有一些垮坝事件是由于忽视前期工作、规划设计不周、工程质量不好或管理养护不善、抢险措施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 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由此可见，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主观臆断、瞎指挥、浪费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给中 国的水利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然而，究竟如何看待这些严重的问题与所取得的成绩呢？换言之，应该如何评价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败得失 呢？在此，不妨首先回顾一下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当事人的自身评述。
　　在1979年7月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李先念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败得失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指出：“过去我们搞农田基本建设， 亿万农民战天斗地，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不仅有了许多社队的经验，有了一些县和专区的经验，还有了更大范围的经验。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很 多。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违反自然规律，有的地方搞了不少无效工程，有的破坏了生态平衡；违反经济规律，搞一平二调，增加了农民的不 合理负担。这些都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在谈到如何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时，他强调，“一定要讲究实效，强调政策，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的态度，还要 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李先念同志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讲话》，197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1980年9月召开的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在总结新中国30年治水的经验教训后指出：“30年来，国家和人民用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兴 修水利，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现有的水利设施，已初步控制了普通的水旱灾害，基本保障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的安全。同时，发展了灌溉、发电、航运、养殖 等事业，并为工业和城乡用水提供了水源。水浇地面积已扩大到7.1亿亩，其粮食产量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但是，“水利工作也走了不少弯路，造 成一些浪费和损失。会议分析了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认为从水利工作本身来说，最根本的经验就是要尊重科学，按照自然和经济两大规律办事，要以最 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并充分估计和防止可能发生的副作用。” (《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提出调整时期水利工作重点，搞好续建配套充分发挥现有工程效 益》，1980年10月6日《人民日报》，第1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出席了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并在讲话中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水利建设成 就，指出：“30年来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点必须肯定。30年水利基建投资和农田水利事业费一共花了760多亿元，还不算社队自筹资金。国家和 社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显著效果。如防洪、排涝、灌溉、发电，打机井230万眼，灌溉面积达7亿亩。水利对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万里 同志谈搞好我国水利建设时指出：要总结经验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1980年10月6日《人民日报》，第1版)。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在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三十年来，全国人口增加了约一倍，粮食总产从2200多亿斤增到6600多亿斤，按农业人口人均产粮从506斤增到816斤。外国专家评论中国以相当于美国1／2的可居住面积，养育了相当于美国四倍多的人口，是世界罕见的。水利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钱正英：《全国水利 厅(局)长会议总结讲话》（1980年），《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1979—1987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第92页)。
　　随后，国务院批转了《水利部关于三十年来水利工作的基本经验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再次肯定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指出：“过去凡是这样兴修的水利工程，社队得益，效果显著，有的地方虽然一时群众负担重了些，但能很快见到实效，群众也是满意的。但有的地方，在只算政治账、不 算经济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盲目‘想新的，干大的’，追形式，图虚名，不计成本，不讲经济核算，办了些像昔阳‘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有的工程，只凭需 要，不讲可能，结果力不从心，一拖再拖，有头无尾，成了投资多年不见效益的‘胡子’工程。一些自然条件比较困难的地方，工程造价要高一些，但也要算经济 账，选择投资少、见效快、受益大的最优方案。”(《水利部关于三十年来水利工作的基本经验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1979—1987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第123~124页)。 《中国农业年鉴（1980）》提供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水利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三十年来，全国水利基本建设投资473亿元，水利事业费290亿 元，总计763亿元，社队自筹及劳动积累没有包括在内。建成了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设施。”水利建设的效益是很明显的，在以下四个方面得到 集中体现：一是初步控制了一般的洪水灾害。二是发展灌溉，除涝治碱，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条件。全国灌溉面积由解放初的2.38亿亩，发展到7.1亿多亩，灌 溉耕地的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的2/3。原有易涝面积3.4亿亩，已经初步治理了2.6亿亩，占76%；原有盐碱地面积1.1亿亩，已经初步改良了6200万亩，占56%。三是为工业和城市提供了用水。向北京、天津、长春、沈阳、抚顺等城市，每年平均提供水量共约几百亿立方米。同时解决了边远山区水 源困难的4000多万人、2100多万头牲畜饮水问题。四是综合利用，提供了能源。有1500个县建设了小水电站，1979年全国小水电发电119亿度， 占全国农用电量的1/3(水利部：《中国三十年的水利建设》，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这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成绩是在学大寨中取得的。
　　之后，1995年9月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姜春云代表中共中央对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农田基本建设做出 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先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建成了一大批农田水利工程和基本农田，这些基础设施，为我 国粮食产量迈上六、七、八、九千亿斤大台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是解放生产力的。” (转引自王庭栋：《陈永贵的农田基本建设思想》，《山西农经》1996年第1期)。
　　进入新世纪后，被誉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在2003年接受新华社记者访谈时，也高度评价了此时期的水利建设。他说：“在我的印象 中，农村水利建设的黄金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时农村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有的到现在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谭剑、苏晓洲：《水利建设不可 顾此失彼——袁隆平谈水利基本建设》，2003年12月4日新华网)。
　　综上所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初期搞得较好，后期搞得较差；多数搞得较好，少数搞得较差。之所以搞得差，是因为把大寨经验形 式化、绝对化，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学大寨运动后期的确出现了不顾条件的“大干”农田水利建设，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这实际上是极“左”思潮的反映， 但不能因此否定大寨经验及大寨精神，更不能因此抹杀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卓有成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但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而 且有些直至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