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央乐团史》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9-6 17: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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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拿到了《中央乐团史》，粗粗地翻了一下。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6年的历史，有许多以前不了解、不知道，也没有人写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当然是华人音乐家的翘楚。谭抒真写过一篇《难忘1949》中说到，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的问题，谭认为，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则应在张贞黼、李德伦中选择。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43岁。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贺绿汀返回了上海，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他已与“极左派”白热化了，“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写出来就是历史，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世不久，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证的话，就不是历史了，是八卦。我是看了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节目里说，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认为歪曲了历史，作者出来自辨，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没一处是作者臆断，所有有出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直至陈佐湟离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当然理解不了。
　　
　　这本书很大很厚，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序言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没人出、没人买，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时，书店老板羡慕地说，我们香港人没文化，不看这种书。）单从这点上说，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9-6 17: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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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者注：李鹿乃是李德伦的女儿

最近香港三联书局出版了一本由周光蓁先生撰写的《中央乐团史》，在这本书发行之际，香港三联书局在中国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原中央乐团排练厅）招开了一个座谈会。周光蓁先生为此邀请了当前音乐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与会，这些人有：周巍峙、吴祖强、黄飞立、韩中杰、卞祖善、谭利华、周广仁、鲍慧荞及原中央乐团很多老同志，其中也包括我的母亲李珏。在会上大部分与会者给予了周光蓁先生充分的肯定，并把此书比喻为不仅是中央乐团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交响乐发展史。不仅如此，周光蓁先生还专程到我家给我送去一本经他亲手签名的书，为了表示对周光蓁先生的尊重，我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读过这本书后，我和我的母亲非常后悔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感觉是受骗上当了。与我们有同感的不仅我们母女俩，其他老同志也有同感，并都感到非常气愤。

    读过此书后，我感觉周光蓁先生对中国国情根本不了解，缺乏了这个基本的基础，所写的史实很难符合历史现实。二十世纪末，整个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不仅是音乐界，而是整个中国各个领域都要面临的变革，这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从目前的局面来看，中国的音乐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个省都有了自己的交响乐团，自己的音乐厅。而现在的交响乐团的水平与过去中央乐团的艺术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没有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老一辈艺术家和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众所周知，提到改革必然要触及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从而使这部分人站在了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周光蓁先生多年来遍访了中央乐团各类人员，看过他的书后，我感到他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为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鸣冤叫屈。这样的“历史”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困惑和误解，是不利于我国的交响乐事业发展的。另外，他在这本历史书中不仅对我父亲李德伦，对其他坚持改革开放的音乐界同仁都进行了抹黑，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书中所存在的问题很多，仅举几例说明：

    周先生在文章中说“尤其是这个会长是团员普遍不存好感的李德伦”，而文章中又提到 “李学全临终唯一的遗言就是要求把他安葬到李德伦那里做伴，”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从中央乐团老少年班的代表人物李学全临终的遗言就可以看出乐团老乐手与我父亲李德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除了李学全外，老少年班的高经华也是个典型的例子，高经华当时是反对搞散装乐队的一位代表人物，之后他在我父亲生前是我家的常客，甚至天天到我家来聊天，他去世后也安葬在我父亲那里做伴。周先生在书中把这一现象归结为老乐团的“集体意识”未免太牵强了，况且华龙皇家陵园也不是中央乐团的专用墓地。李德伦与乐师之间的恩怨情仇也不是像周先生所言的那么简单，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在改革的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由改革所引起的矛盾冲突不仅仅在中央乐团，全中国所有的领域都面临着同一问题，到处都存在着改革派与反改革派，无论是音乐界还是其他工商界、学术界等，提到改革势必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所以被改革所冲击到的群体必然不会对主张改革的人说好话。由于时间的推进，很多人从不理解到逐渐理解，这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事后有很多乐团的老同志曾经向我父亲表示过歉意这是后话。

    在父亲去世时，根据父亲“一切从简”的遗言，我们没有举办遗体告别仪式。当时从中央政治局到各个部级领导的花圈都由中宣部部长直接送到家里，乐团和普通老百姓所献的花圈也源源不断地送到家里来，最后没有地方摆一直摆到了街上，这也是事实。在他老人家去世后一直到11月底，到家里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大部分是乐团的老同事，而不是像周先生所描写的：“更令人遗憾的，是他几十年的老战友们仍对中央乐团被拆耿耿于怀，以至他们当中给一代指挥泰斗送行的仅寥寥可数”。而当我们在2002年6月21日在距离北京140公里的河北易县华龙皇家陵园举办安葬仪式时，乐团开了好几辆大车，浩浩荡荡去了很多人，我们在仪式结束后包了当地一家宾馆的大餐厅请大家吃饭，里面全部坐满了。我本人还代表家人对来给父亲送行的老同事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周先生用寥寥可数几个字来描述我父亲逝世时的情景无外乎是想向世人说明：李德伦不得人心，所以到他逝世时都没有人为他送行。

    通过周光蓁所写的这个历史，我从字里行间看到了我父亲为了中国的交响乐事业的发展所背负的重大压力和委屈，使我更加敬佩他老人家了。我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十年了，在他离开我们之后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他，是对他老人家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我们家人的感情极大的伤害。

    在“POPS”音乐的问题上周先生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来评判这段史实。提到吴祖强找江泽民主席要求救中央乐团这件事是吴祖强同志经与严良堃同志商量后决定的，而从周光蓁先生书中的观点是由于吴祖强的这个要求及江泽民主席的讲话从而破坏了“POPS”的音乐事业，而另外一个“POPS”事业的破坏者就是李德伦。这一点他是说对了，我父亲是不同意乐团演POPS的，在国外有专门演奏POPS的乐队，例如“曼陀瓦尼乐团”等，但是交响乐团有它的使命，如果乐团每天排练的曲目都是POPS音乐，那么这个乐团就毁了，这是基本的常识问题。我父亲生前曾经说过：“全国的乐队都可以演POPS，只留一个中央乐团演交响乐好不好？”他和吴祖强、严良堃等同志为了保住中国最后一个交响乐团阵地拼尽了全力。真实的情况是由于江泽民主席呼吁社会要关注高雅艺术，很多社会力量给交响乐投资，从而帮助了交响乐的发展。令人遗憾的是,我看了周光蓁先生这本书中关于POPS的描写，李德伦、吴祖强和严良堃等人在其中扮演了反面角色，而当时主张演POPS的乐团个别人是正面角色，这不是书写历史所应有的立场。周光蓁先生站在乐团的极少数人的立场说话，对中国交响乐发展史这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歪曲。

    乐团为什么要改革？当时面临的情况是不改不行了！一些年轻的乐手进入了乐团，可是得不到重用，这些年轻乐手中有些人无奈到国外去求发展了，例如：薛苏里、马晓明等…铜管声部是个薄弱环节，尤其是圆号。音乐会上圆号声部经常放炮，可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一位圆号手吹得不错，他来考中央乐团，但乐团的铜管声部就是不让他进来，我父亲看他人才难得，无奈只好把他的人事关系放在室内乐团（当时室内乐团以弦乐为主，没有管乐）。这就形成了音乐会上圆号放炮，而好的圆号手却雪藏在室内乐团用不上的奇怪现象。为了交响乐队的训练，从外单位请来的指挥都要看乐手的眼色。有些客席指挥在排练时一旦对乐队提出要求，就会受到个别乐手的白眼或讽刺挖苦。这种现象已经使一个国家级的交响乐团无法正常的运作下去了，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我父亲李德伦就是因为急于解决这些问题，结束这种不正常的局面而得罪了一些人。而值得奇怪的是：作为一位写中央乐团史的作者，对当时中央乐团这种混乱的局面竟然毫不知情，岂非咄咄怪事？

    周光蓁的书中有一段谈到北京青年报记者伦兵的一篇文章，书中写道：“这篇震撼力极大的作者伦兵是新入行记者，后来回忆时称当时‘并不十分了解音乐界人士’。周光蓁所选取的这句话如果不看全文极易给读者造成误导，使读者的感觉是伦兵对当初的文章有反思之意。其实以上所指的“回忆”取自父亲逝世时伦兵所写的一篇关于回忆李德伦的文章，他当时没有想到由于他本人的名字叫伦兵而使得乐团的部分人把矛头对准了李德伦，他所指的不十分了解音乐界人士也是指的这件事，并不意味着他对当初的那篇文章有反思之意。到现在伦兵还认为他在改革开放时期采访了一些乐团的老同志，而写了那篇有震撼力的文章始终是正确的。这也客观地证明了在中央乐团对于改革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周光蓁在他的巨著中只表达了一部分人的意见，而另一部分人的意见他只字不提。

    除此以外，周光蓁先生还在著作中引用了我本人的文章（见499页），用以说明李德伦认为他当时搞散装乐队是“错误”的。为了给中国交响乐寻找出路，我父亲做了各种尝试：文革前搞沙家浜，是为了保住这个乐队；到处做报告介绍交响乐，是为了教育培养更多的观众；搞散装乐队也是尝试之一，他一直希望能够像体育运动一样建立一个国家队，把我国的交响乐水平搞上去。他明明知道这样做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势必会得罪人，但是他还是在不断地尝试。我写该文章的本意是想说明在别人眼里整天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的李德伦，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倒霉蛋”。我父亲由于坚持改革开放，顶着巨大的压力，从而也得罪了一些人，所以在我的眼里他生活得并不愉快，为了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他奉献出了他的一切。我相信凡是看过周光蓁先生这本书的人，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到我父亲为了改革所承受的压力。

    作为一个香港人，本应该在写这本书时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可是我感到周光蓁先生在涉及一些史实时，很少找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核实，即便听到了不同意见就是不愿意写到书里去。类似上述的例子，在周先生的巨著中数不胜数，我也不愿一一例举了。由于所有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那天来参加座谈会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由像周先生这个一个香港人来写中央乐团传记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身不在其中有些看法应该是公正的，包括我本人当时也是这么想。周光蓁先生本人非常清楚他在书中写了什么，而偏偏一定要请这些被他写得不怎么样的人去给他捧场，使座谈会一开始就成为了德高望重的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的检讨会，吴祖强先生也因为不明就里，在座谈会上对于周光蓁书写中央乐团史给予了肯定。事后，很多人看过书后对于周光蓁先生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气愤。由于周光蓁先生在写这部历史时掺杂有个人的好恶，致使有些历史性事件失去了真实。如果他所写的是“中央乐团演义”，我们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一部“中央乐团史”那就要严肃地对待了。

    书写历史应该慎重，对一些史实应该找相关人员反复核实才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历史的歪曲会影响到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国交响乐发展史也需要载入史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国策，我们不能允许把改革开放这段重大历史进行歪曲和颠倒。我也希望《中央乐团史》的作者对自己的做法进行反思，拿出认真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段历史。

附博主和网友的来往：
李女士，這裡供您參考：
"全書寫得最活的人，非李德倫李大爺莫屬。不止時間跨度長，特寫鏡頭多，更主要是既寫了他的風采、風光、貢獻，也寫了他的委屈、受辱、無奈，還寫了他的無心之過與某種特定場合之尷尬。最末一章，作者引用了李大爺一句話：「為『曲高和眾』奔走逾半世紀，始發現仍在起跑線上。」這句話，令我不禁聯想到周揚、李慎之、李銳等一大批老共產黨人，晚年的自我反省與擲地有聲的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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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讀《中央樂團史》隨筆
阿鏜
博主回复：2010-01-12 08:58:11
阿镗先生，早就在爱乐人网站上看过你的评论。知道你是一位拉小提琴出身的作曲家，并在音乐领域很有建树。但是恕我直言，你没有在大陆经历过这段历史，尤其没有在中央乐团生活过，有很多情况不了解。这也是看了周光蓁先生所写中央乐团史能够引起共鸣的主要原因。现在国内音乐界，尤其是交响乐界对周光蓁先生这本书有看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虽然交响乐界各种人物关系很复杂，也有各式各样的矛盾，但是在对周光蓁所著《中央乐团史》的看法，大家是一致的。
尊敬的博主：李大爷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我们新中国交响乐人的前辈！我们很多人都更愿意把他当做一位风趣可爱、博学多才、平易近人的长者，而不是官气十足的领导，他是一个鲜活的人！既然是一个人，那么就不免有诸多不完美之处。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有多少伟人都是可圈可点褒贬不一，那么为什么非得要把李大爷树立成完美无瑕的神话呢！那本书读过之后，觉得作者的立场是非常中立的，只是平铺直述了当时的历史状态，这也是作者的原意。而读者心里会有不同的想法就难以把握了。就如同读法国历史，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同的拿破仑。您读书会有不好的感觉，不代表别人也会如此。一个人做过哪些事情自有后人评说，清者自清，无须解释，以李大爷的为人，我想也不会是如同您这般反应！而会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评价。给李大爷送行，尽管队伍浩浩荡荡，但其中属于乐队的人却真的是寥寥无几，李学全先生的个人选择也不代表老乐团其他乐手，不能说明作者有失误。中央乐团的改革背景复杂一言难尽，但没有保住那个乐队使后来的那个年轻乐团没有使命感、没有传统承续感、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有目共睹。作为当时业界最权威人士，李大爷以及其它在中央供职的音乐界认识没有阻拦那个乐队的解体，是事实。外来的指挥被乐手为难，不是乐队缺乏管理，而是那些指挥自己专业水平不够，不足以带领当时的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作品。要知道那些老乐手的专业素质绝不亚于任何指挥，只不过从事的专业不同罢了。而当一些高水平指挥、艺术家出现的时候，这个乐队就会安安静静、任劳任怨的与其合作。这说明当时的中央乐团乐队，是一个真正高水平指挥的试金石！在这个乐队面前，没有个人身份的贵贱，只看艺术水平高低。因此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切齿痛恨。而李大爷在乐团后期很少执棒与这里，也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乐队经历了更多高水平外籍指挥，自身素质得到了飞速提高而不甘于国内大部分指挥的水平的缘故。平心而论，作为晚辈业内人士，我非常喜爱李大爷，每当想到他，眼前都会浮现出那个爱开玩笑的胖老头的身影，无论他做的事情对错与否，我的心里，都会无比尊重他。我想我们许多后辈都如我这般想法。既然此书作者保持客观、全部细节符合事实及有多方人证，那么何须如此不平呢。历史就是历史，任谁去改写都没用，不妨以真实面目示人来得更加光明磊落，这更符合李大爷的性格！  一个无名小卒的微弱声音。
博主回复：2010-01-14 15:14:31
关于送行的问题，需要澄清：我们没有为父亲举办遗体告别，因此也不存在“送行”一说。我本人就是在家里接待吊唁的当事人，乐团乐队都谁来了，没有比我更清楚的。你所说：“但其中属于乐队的人却真的是寥寥无几”是指什么？如果是指“吊唁”那你错了，乐队很多人都来了，包括因为散装乐队及POPS音乐等对他有意见的人也来了。但作为其他人，不可能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到过李大爷家吊唁，除非他天天守在我们家门口数人数，而作为他的家人，我可是清清楚楚。

一个职业乐团对外来的指挥指手画脚，即便这位指挥的水平不高，而乐队的这种态度也是不可取的。看来笔者把中央乐团被拆的责任归结于李德伦，这种说法也失公道。你可能认为我父亲有能力阻止中央乐团的解体，那你是大错特错了。他一直主张在老中央乐团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交响乐团成立初期，他老人家一直被排除在考试委员会之外，乐团最终留了谁，没有留谁可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老中央乐团的人认为是他拆了乐团，而新乐团的组建初期根本没他的份，最后他又成了罪魁祸首，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你可能认为我对这本书反映过度，请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人对你死去的父亲这样写，你会是什么感觉？

我同意你的看法：“历史就是历史，任谁去改写都没用！”所以对这本书我也想开了

现在的作家全冲着钱去的,哪有心思查资料啊?理解!改天讲讲我以前编书的故事!
博主回复：2010-01-14 21:55:54
在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中央乐团史》的作者到不一定是为了钱，他为了写这本书在中央乐团蹲点也有十多年了，写出的书非常厚，书的价格不菲，销路也是个问题。他采访的人不少，但是不同意见他很少往书上写，他查的资料也不少，但是有些是断章取义。曾经有人劝我不要理会他，如果理会他反而会给了他炒作的机会，帮助他这本书做宣传。可是我倒是觉得关于中国交响乐改革这段的历史应该澄清，不要给人造成误导。

前几日在多个网站看到这本书的介绍和书评。没有机会能一读此书。但有一点，从这些介绍中，我能够知道，作者对于中央乐团后来改制（或重组？改名？anyway。。。）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认识，是觉得这是一种倒退，是中国音乐发展的腿部，是市场化摧残了艺术，作者用更多抱有遗憾的态度去追朔这段历史，这是我不能苟同的。走向市场化，跟国际接轨，这是进步的方向，每个时代的音乐团体有其历史使命，中央乐团并不是终结了，而是进入了一个发展层次。不能悲观的看待这件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作者选取了这样的一个立场，使得今天我们对待这本书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

不过，博主大人，这也只是一本书，一家之言，不是谁对谁的定论。有人今天会这么写，明天就会有人用其他的立场看待这些问题。
博主回复：2010-01-15 08:51:59
言之有理。我已经想开了，现在心情好多了。

恩恩，1.首先本人未经历过亲人阴阳阳永隔之痛，自然不能理解博主之痛。但是也绝没表述中央乐团解体是李大爷的错，只是说作为最基层的乐手们，当时在他们眼里，就是认为李大爷等能与上层沟通的人物有能力组织、监督乐团的改革细节。
2.当时的乐手对外来指挥谈不上指手画脚，只是那个严阵以待的架势，给许多本已心虚的、水平不足但又花得起钱的所谓指挥以足够的震慑！直接指出许多指挥要用手势达到预期效果而不是语言，也是告诉那些不入流的指挥如何才能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指挥！
3.仔细读这本书，不难发现，全部叙述只写到1996年的改革为止，在这里我想问问colind网友，把一个能够以成熟风范演奏各类交响乐的，拥有自己鲜明个性而只是需要补充新鲜血液的乐团断然大换血地改革成为一个被定位成学生乐团的乐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们相信李大爷肯定是坚持在老乐队的基础上去改革，因为这才是符合交响乐这个艺术形式的科学的眼光！而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正确的。1996-2000年改革新生的乐团是总监制，4年就难以维持了，2000年给为团长负责制至今，这个乐团有了稳固的发展，从脱离中国国情、脱离中国社会的需要，到重新承认自己是中央乐团的延续，关怀中央乐团的退休老艺术家。这个团也逐步的找回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和人气。
4.尊敬的博主，您的心情能转好真是件大好事！李大爷一生的是非功过，在我们这些业内人士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李大爷永远是我们尊敬的前辈，李大爷也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行业标志、我们的领军人！目前面对的这本书，也不过就是一本书，不如平静以对为好。
博主回复：2010-01-17 09:59:19
到底是谁有那么大的权力让“许多本已心虚的、水平不足但又花得起钱的所谓指挥”站到中央乐团的指挥台上呢？根据那段历史的时间来看应该是当时的中央乐团团长顾夏阳，顾夏阳在周光蓁这本书里可是个值得表扬的正面人物啊！据我对那段时间的了解，顾夏阳每次到音乐厅去听乐团音乐会都是有专车接送，同时乐团的演出劳务费也有他的一份。可那时李德伦每次去音乐厅听乐团的音乐会都是自己打1元钱一公里的“黄色小面的”去，当时任音乐厅经理的钱程实在看不下去了，碰上了他就会在音乐会后开车送老爸回家。这就是历史。
不过你说得也对：“也不过就是一本书”我现在平静多了。

阿镗先生的读后随笔言必有中、言简意赅，敏锐而厚道。我亦有幸得周光蓁先生此部巨著，非常赞同镗兄评价《中央乐团史》“如此真实、如此详尽、如此客观、如此善意。……国内的人写不出来，以后的人写不出来，非周光蓁这样「博雅而傻」的人写不出来”。周先生十年著一书，可谓呕心沥血。他对历史的尊重、对音乐家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
博主回复：2010-01-20 19:00:23
在这本书中我实在没有看到周光蓁度“对历史的尊重”。仅凭采访了几个人，而那些人站在个人的立场所说的话就成为了“历史”，作者没有进行最后确认核实，就作为“历史”写在书中，这不是对历史尊重的态度。在有些历史事件当中，我本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当事人，例如：“送行”一说，如果周光蓁要写，他首先应该找我来核实，但是他没有。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对历史的尊重、对音乐家的尊重？竟然还会令人肃然起敬？真是怪事。

香港学者为中央乐团写史，身为内地人，我们应该感谢这位周博士，感谢这位“博雅而傻”的香港同胞。周博士显然对交响乐爱得心痴，此为一傻；写史易招非议，明知不可妄为而为之，此为二傻；采访、查阅废寝忘食，十年辛劳不说还辞掉工作，此为三傻。世上的事常常是傻人凭一股傻劲干成的。有幸读了这业界第一部史书。我认为写得详实、专业、厚重、生动，具有极扎实的历史学、文学、音乐学功底。全书结构严谨、肌理分明，文笔中肯、朴实，跌宕有致，且不乏幽默。其多方面价值自不待言。
书中对贯穿始终的当事人李德伦的描述尤为活灵活现、真实感人。如实地再现了业内同仁心目中李大爷那可敬可爱的形象。他贵为我国交响乐界的泰斗，为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亲如乐手们的长辈，平易近人、和蔼风趣。但是，随四十年潮起潮落，他老人家也同样沉浮莫测。如阿镗所言：“全书写得最活的人，非李德伦李大爷莫属。不止时间跨度长，特写镜头多，更主要是既写了他的风采、风光、贡献，也写了他的委屈、受辱、无奈，还写了他的无心之过与某种特定场合之尴尬。”
书中着重墨陈述了乐团改革。从陈佐湟的雄心壮志到短命的总监制，国交的高调组建到2000年险些被瓦解，团长负责制的复辟到汤沐海不归，京城交响乐界一时风起云涌。究竟向谁问责？回答是肯定的：文化部在责难推。从解体中央乐团大错特错开始，便一错再错：弹三弦的（俞松林）当交响乐团团长，拉小提琴的（顾夏阳）当民乐团团长（道道地地中国特色），无权无势的汤总监PK大权在握的俞团长，正好似“秀才遇到兵”。。。循得是什么艺术规律啊！本书作者在“后记”中的肺腑之言道出了问题的症结，建议领导们放下架子认真看看。尊重艺术规律即是尊重科学发展观。

博主回复：2010-01-20 19:23:00
你看过此书后的感受是：“如实地再现了业内同仁心目中李大爷那可敬可爱的形象。他贵为我国交响乐界的泰斗，为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亲如乐手们的长辈，平易近人、和蔼风趣。但是，随四十年潮起潮落，他老人家也同样沉浮莫测。”
可是我看过此书后的感受恰恰相反，他在书中反复地强调：“团员普遍对李德伦不存好感。”
有句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像你们所说他把李德伦写得那么好，会引起李德伦家人那么强烈的反感吗？在那本书发布会后，周光蓁先生到我家去拜访我母亲，我母亲向他提起书中有些内容不实的问题，他非常不耐烦地对我妈说：“这件事你已经对我说了好几遍了！”他这样的态度是对艺术家的尊重吗？如果态度端正的话，他应该答应老人再去查查，也算是安抚老人的心。从他对李德伦遗孀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李德伦的态度了，我们不要求所有的人都说李德伦好，如果李德伦真的是一个坏人，他也可以写，但是要尊重历史啊！

知道有这本书出炉是因为作者擅自使用了我的作品。对于其他问题我想的很简单。所谓“史”，我个人觉得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写的，虽然作者采访了很多人，但有多少人的话能够为“史”？即便采访的是当事人，又怎能证明他（她）说的是真话？
看了这本书，我很敬重作者，理由是他居然选择了这个选题！震惊，他居然敢写“史”！
博主对书中的存疑有些纠偏论实，实为可贵。还有些当事人，明知“不真”，保持沉默，这样的态度比周先生差远了。至少周先生期望着留下一个“史”，尽管它“不真”。
博主回复：2010-01-20 19:26:12
用人作品不打招呼，也是个职场道德问题。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对作品作者是否尊重的问题。一个连起码的职场规则都不尊重的人，你怎么能指望他尊重历史

李大爷对发展、普及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功不可没。从年轻时就场场去听李大爷的星期音乐会，很多古典音乐常识是从李大爷那儿了解到的，并从此热爱上了古典音乐，并成了古典音乐的忠实追随者。我曾多次去他家采访过他，知道他的为人，他很健谈，也很谦和，让我们别称呼他‘德高望重’什么的，他说自己就是你们脚下路上的一粒小石子儿。李大爷去逝时我与当时《爱乐》的总编刘雪峰—起去吊唁的，这点我可以作证，家里来了好多人，也不乏乐团的人，当时家里布满了花圈，以至于屋里摆不下，很多花圈都摆放在了院子外面。我家里人全是文化部系统的人，我太了解文化部系统的人和那点事儿了。李大爷去逝很多年了，还是让他好好安息吧。
博主回复：2010-03-15 07:41:18
最近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一篇书评，把这本中央乐团史作为向党进攻的工具。我父亲是30年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我有一种他老人家被“绑架”的感觉。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9-6 17:53:36

源地址：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 ... nel=au&

周光蓁的力作還原了一個樂團的真實歷史，也折射中國政治的變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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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歐梵，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博士。年前自哈佛大學退休，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韋倫講座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餘》、《上海摩登》和小說《東方獵手》等。

　

周光蓁的《中央樂團史(1956-1996)》(香港三聯書店) 終於問世，這本洋洋巨作長達七百多頁，並附有數百幅圖片，可謂是嘔心之作，值得向所有音樂從業人士和樂迷推薦。

我和光蓁的緣分始於香港大學：本世紀初我到港大客座一年，在比較文學系任教。光蓁有一天敲門來訪，我們大談音樂，一見如故，引為知音。不久他邀請我作他的博士口試的考試委員，我也欣然答應，這才有機會仔細閱讀他以英文寫成的博士論文，發現內容詳盡，不勝佩服。這本書雖根據他的博士論文改寫，但資料更豐富，內容琳瑯滿目，遠遠超過論文之上，這是作者花了將近十年工夫，遠涉五湖四海，訪問了不下百餘位當事人，收集了更多資料後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用一個英文字來形容，這本中央樂團的傳記，絕對是「definitive」。

為一個知名的音樂團體寫傳記的先例，不是沒有。然而放在現代中國的領域中來看，此書可能還是第一本。它既全面，又不「官方」，真是難能可貴。「官方」這個字眼，在中共建國六十年的歷史脈絡中，當然脫離不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對中央樂團而言，更牽扯到所謂「土洋之爭」，因為交響樂和樂隊是一個「洋」玩意兒，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意旨不符。簡而言之，它不符合革命所要求的「民族形式」。然而，自從二十世紀初西樂傳進中國以後，中國的現代音樂教育基本上就是以西方音樂為主（家父母當年在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求學時，教授如唐學詠、馬思聰等都是留學法國的，他們又特聘了幾位德國籍的洋教授來客座，教授指揮和作曲法，訓練完全出自十九世紀以降的西洋音樂傳統）。西式的交響樂團成立，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況且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工部局樂隊」（隊員全是洋人），已經為此打下一個基礎。

但是問題在於，中共革命的路向是從城市走進鄉村，並以農村包圍城市，剛剛打下的西樂基礎，到了延安就面臨巨大的考驗：農民還聽什麼交響樂？這完全是城市——特別是「十里洋場」的上海——文化的「頹廢」產物。這一段中央樂團的「史前史」，已經足以驚心動魄了。誠然，「洋為中用」不失為一條可行之法。在延安時代，至少部分人士也作過嘗試（如把二胡、口琴和小提琴等樂器放在一起演奏秧歌和《黃河頌》），但在整風影響之下，又如何得以發展？

一九四九年建國後，中央樂團在一九五六年成立，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自始就是在矛盾中求生存之舉。我不知內情，但猜想蘇聯「老大哥」的典範可能是成立樂團的原因之一。當時還是中蘇友好之時，蘇聯有莫斯科愛樂樂團和列寧格勒愛樂樂團，中國豈能沒有一個中央交響樂團？這個蘇聯的「參照系統」，我認為大有意義。蘇聯在二次大戰最困難的時候，列寧格勒被德軍圍攻，數十萬人在饑餓的邊緣，但依然有蕭斯達高維奇作《第七交響曲》，也依然有列寧格勒愛樂的樂師們為之首演，鼓舞士氣，甚至以擴音器向城外廣播，宣傳俄國人同仇敵愾的決心。

中國也有這種英雄例子。抗戰時期主要以歌曲和歌詠的形式來宣揚抗敵愛國之情；然而五十年代末以後，政治風氣大變，交響樂隊只能作文工歌舞團的附庸，茍延殘喘。在那種艱難的歲月中，中央樂團仍然能大膽演奏貝多芬和西貝遼士，實在了不起。「文革」期間，雖有樣板戲的伴奏，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演出，但畢竟不是長遠之計。樂團能否獨立生存或開音樂會？演奏曲目是否「政治正確」？是否不受「有關當局」檢查干擾？樂師們如何在各種運動和鬥爭中備受折磨，從「反右」到「文革」到清除「資本主義精神污染」，一波接一波，接踵而來。倖存之餘，如何在一己的心靈中保持一點音樂空間？這一切都不是西方任何樂隊的成員可以想像得到的（即使是納粹統治下的柏林愛樂樂團也備受尊重，而且指揮富文格勒聲譽大增），本書皆有十分詳盡的描述，甚至把中央樂團四十年的每一場音樂會的節目、演奏家按年月日羅列於本書附錄，極難能可貴，即使是為了保存這一段「人的歷史」，已經彌足珍貴了。

至於最近十數年該團的演變（現在改名為中國交響樂團，部分原來團員被另一個新成立的樂團挖角），反而成了司空見慣的事。然而和當今的西洋樂團比較之下，這一段當代史也自有其意義，因為當代中國的古典音樂市場方興未艾，有龐大的年輕聽眾群。如何在「小資」式的消費社會建立品牌，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和世界其他名樂團和平競爭，是否可以演出「中國特色」、或成為這一代中國作曲家的試驗場，這一切都是新的挑戰。

作為光蓁的朋友和樂迷，我義不容辭地支持此書的出版，並希望不久即可出簡體字版、在海內外廣為流傳，樂迷們更應該人手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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