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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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序

作者：林培瑞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   


本书副题是“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这两个概念都很重要，各有各的价值，但关键处在那个小小的“和”字。“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恐怕得同时追求才行。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是达到了集体意识，但记忆的内容是神话，不但常常无济於事，甚至对当代和後代都可能有危险。反之，要是记忆的内容是真实的，但只有个别的人私下能考虑和谈论，也根本不可能起到社会所需要的教导和痊愈作用。

“尊重历史”和“对历史负责”

2005年4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寳在印度新德里答记者问说：“只有尊重历史的国家，只有对历史负责任的国家，只有能赢得亚洲和世界的人民的信任的国家，才有资格在国际社会上担任更重要的责任。”温评论的是日本进不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问题，但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有广泛意义的基本道理。

近代历史上的例子不少。比如，後纳粹的德国应该算是反省得相当的彻底：道歉，赔偿，建博物馆，立纪念碑都有。在南非，“种族隔离法”以後的南非政府设立了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效果虽不能算十全十美，但是也算很可观。俄国和东欧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 米沃什(Milosz), 索尔仁尼琴 (Solzhenitsyn), 哈维尔 (Havel),等等--都已经有力地探索了斯大林时期的噩梦过程和噩梦後果。日本虽有一部分顽固人士拒绝承认战争的罪恶，但毕竟政府首相口头上道过几次歉，国家宪法上也拒绝了核武器。（日本教科书也并不像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千篇一律掩盖日本的罪恶。课本的説法不一，但总的来说比掩盖大跃进，掩盖文革的中共课本客观。）美国奴隶制的黑暗历史时段一百多年以後，经过教育（包括教科书），电影，博物馆，和政府的具体措施，虽然不能说伤口全好了，但“真相”和 “集体意识”的问题还是达到了一些成果。

二十世纪的中国如何呢？毛时代中国的“非自然死亡率”比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都多，最极端手段的残忍度不比日本人1937年在南京的差，对传统文化的摧毁不亚於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成绩。但中国的“集体意识”怎麽样呢？“真相”能露出多少呢？

毛泽东时代的分水岭性质

从大源大本的层面上看，我不认爲中国人忽略了毛时代的分水岭性质。随便翻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作品，从梁启超到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一直到延安时期的赵树理等，十篇当中縂有九篇是“向前看”的作品。中国当前的问题虽然多，但我们可以挣扎，可以探索，应该进步。未来还是在前面！相比之下，总的来说，毛死以後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向後看”的。我们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怎麽可能对彼此那麽残忍？从“伤痕”和“寻根”自然如此，连後来的余华，韩少功，残雪等的 “先锋怪诞”很难説跟毛时代的荒诞没有关系。可能是一种变形的表达法而已。

并且，对“真相”感兴趣显然不限於作家和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所比喻的“一盘散沙” 的中国老百姓相比，今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对“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概念还是清楚得多，敏感得多了。

我不相信中国人不想回顾，或对历史真相不感兴趣。要是显得不认真回顾的话，问题的一大部分与政治压力有关。1978年邓小平鼓励了民主墙和“伤痕文学”，但不到两年之後就开始逆转了，要求中国人“向前看”，要求同胞假装说整个儿毛时代的灾难是四个人惹的，而毛还是“七分好”的。邓有“理论”，江有“重要思想”，胡有“和谐社会”的提法，但毛一直是七分正确，人爲地饿死至少两千万人一直还叫做“三年困难”，毛的屍体一直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不以爲然者受到警察的注意。所谓“注意”从“善意的规劝”出发，再不行就能发展到思想工作，隔离审查，劳改治疗等等。

毛泽东闯的祸像一个大逆向磁鉄扎沉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潮流里。不少人对它感兴趣，想研究它，解剖它，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免得同样的悲剧有重演的机会。但人们走到离这块大逆向磁鉄一定的距离之後，不知怎的，每次都得转向其他方向：或是停止在‘四人帮’的层面上，或往‘七分好，三分坏’走去，或写成荒诞语言处理。死不肯逆转的人，人身就得逆转，被驱逐出境，流亡到海外。

心理障碍需要时间的沉淀

无疑，中国人认真回顾文革，最大的障碍是共产党的干扰。但还有别的障碍。假如要是共产党一夜之间消失了，中国有了个自由民主的环境，也还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搜集材料和掌握材料的工作。中国的文革那麽复杂多端，中国那麽大，人口那麽多，八亿人有过八亿人的经验，即使信息自由流通的话，也不容易掌握，不容易总结，不容易分析和理解。

除此之外，回顾自己过去的疼痛或自己的错误，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縂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痛苦的事情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希特勒浩劫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写集中营。似乎有一种较原始的心理反映：“我不忍写那麽丑恶的事情”，甚至（虽然自己是受害者）“我感到羞耻，不肯揭露羞耻的事情。” 过了二十年德国人和犹太人就写得多一点了，但比较全面深刻地描写，即‘浩劫文学’的高潮，是等了五十年以後才出现的。中国写文革也自然面临这个问题。我记得九十年代中叶，郑义和北明刚刚从中国出来到普林斯顿定居，普大中国学社的朋友就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举行了一次研讨会。美国普大应该是一个较爲没有共产党压力的环境，参加的人也都是敢独立思考的人。然而，就郑义书中的“吃人”片段还是有不少不同看法。没有人说吃人的细节是不真实的。问题不在此，而在於要不要发表这种事实？中国人能不能接受？外国人能不能理解？会不会有损於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参加讨论的人似乎都觉得这种心理难题是中国独特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然。德国，日本，俄国，美国 （以及柬埔寨，越南，卢旺达，亚美尼亚，等等许多国家）也面临过，或者正在面临，同样的心理障碍。

有时候，面对真相所需要的勇气还超过“敢不敢说”或“能不能写”的问题。有时候还得从新考虑自己的基本概念，接受对自己的挑战。比如，二十五年前，很少人会提“造反派”的半句好话。没有人提所谓“毛的文革”和“人民文革”的区别。但水落石出，再过一些时间，有人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文革前饱受官方虐待而“趁机造反”的老百姓。这本书里头就有五篇好文章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

这本书里搜集的是一些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的中国人回顾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虽然文革已经过了四十年，但这些好文章还只能算一种开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良好开端。

（注： 《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下册）一书由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编辑，将由香港田园书屋在2007年年初出版。作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转自《动向》杂志200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