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底至1965年6月初，我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在山东海阳县搞了8个月的“四清”。当时我只是一名刚刚步人大学校门一个多月的学生，那段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这里应该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也就是自1963年开始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其实，最初提出的“四清”，只是农村“社教”中的几项具体工作，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把“四清”的范畴扩大了，与整个“社教运动”划了等号。
自1964年10月中旬开始，我们先后在烟台、莱阳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10月底的一天，学校领导通知我和其他三位同学到海阳县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第二天，我们就打起背包上路了。汽车跑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我们到了瓦罐窑村。
在当天晚上召开的工作组会议上，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工作组的人员主要来自省委、省人委（即省政府，当时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及部分省直机关，还有长清县（当时属泰安地区）、莱阳县的部分干部和社会青年、山东财经学院、山东农学院的部分师生、和我们烟台师专的，总计有七八十个人（后来有一段时间，全县社教工作团的宣传队也住在瓦罐窑，加起来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人）。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搞人海战术”，我们瓦罐窑工作组可谓典型一例。会上公布了工作组领导班子，工作组组长是童辛（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组长是丛生（山东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
不久后我们就看出来，我们的组长、副组长显然不是工作组里级别最高的干部，有两个神秘人物应该比他们级别更高。一位是王林，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黄军装（注：工作组大多数人都穿黄军装，我在离开莱阳前也买了一件黄棉袄，记得卖给工作队员的旧军装十分便宜，交的钱几乎是象征性的）。王林平时很少说话，与我们普通工作队员接触不多。进村半个多月后我才从济南来的队员那里知道，他就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是山东省委的第三把手）刘秉琳。王林是他的化名，是把名字最后一个字“琳”拆开了。当时一些高级干部去搞“四清”都要化名，大概为了怕暴露身份，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搞社教时就化名“董朴”。我们最早发现王林与众不同的是，他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人跟到哪里，而且那个人腰里还挂着手枪（工作组里整天枪不离身的只有他和组长童辛两个人）。有时候会跟着两个人，多一个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带着手枪跟他寸步不离的，是秘书李成，那位女同志是省千佛山医院的护士。刘秉琳同志有个习惯，大清早爱到村子外沿着河边散步，他在前面走，李成就在后面跟着。李成个子比较高大，再加上军装外面扎着皮带、挂着手枪，显得十分威武。相比之下，刘秉琳倒有些其貌不扬，而且，他的军装也比李成旧的多。村里的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工作组里有“大官”，但他们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官有多大。有人注意到了刘秉琳和李成早起散步的习惯，于是纷纷传言道：“工作组那个最大的官天天早晨跟着一个伙夫在下河沿溜达。”——他们是把带手枪的李成当成“最大的官”，而把省委副书记刘秉琳当成“伙夫”了。
刘秉琳很少接近工作队普通队员，吃饭也是单独起伙，虽在一个工作队，但我们年轻同志与他接触极少，所以对他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另外一位神秘人物是周毅然。周毅然个子不高，较瘦，眼睛整天眯缝着，还经常带着眼眵。工作组开过几次会后我们就看出，他虽然不是组长，但显然是工作组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童辛、丛生等讲完话后，都要很客气地问问“周毅然同志有什么意见？”周毅然有时候说几句，但多半是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不久我们知道了，这位“周毅然”是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王路宾是1930年入党的“老革命”，是“一二·九运动”中山东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39年到延安后又赴莫斯科学习，后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解放后先是在平原省工作，后担任了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在1959年“反右补课”时王路宾被打成了“右派”，参加瓦罐窑工作组时，“右派帽子”虽然摘掉了，但还没有正式平反。两个月后，即1965年1月，山东省委正式下文撤销了对王路宾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和职级。组长童辛、丛生等省里来的干部也许是早知道了王路宾即将平反的消息，所以他们对这位老头儿都敬着三分。
王路宾也是一身旧军装，那黄棉袄穿在他身上显然有些太大，因此人也显得更矮。他不像刘秉琳那样有架子，喜欢跟大家交谈，特别喜欢跟年轻人交谈。工作组开办食堂后，他和我们一样排队打饭，一样蹲在院子里吃饭，边吃饭边跟大家说说笑笑。1965年初他正式平反后，虽然在工作组没有公开明确什么职务，但明显成了工作组主持日常工作的“一把手”，不过，他倒没有因为地位的变化而端起架子来。记得一次吃饭时，我端着碗凑到他跟前，好奇地问：“周毅然同志，你化名周毅然有什么讲究啊？王林同志是把一个‘琳’字拆开了，‘周毅然’是怎么回事？”他眯缝着眼看着我说：“周毅然是我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用过的名字，哪有什么讲究啊。”在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王路宾起初是被“结合”的老干部之一，后来因反对主政山东的王效禹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后，在拨乱反正中王路宾于1979年当了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当时校长是周培源），1984年退居二线到中顾委，1990年离休。2003年11月王路宾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参加“四清”运动时的本文作者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瓦罐窑工作组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了，那就是“王禹”。王禹个子高高的，面庞黢黑，一脸大麻子，虽不像王路宾那么平易近人，但也显得十分朴实和善。他在工作组也没有公开的职务，不过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也是“说了算”的几个人之一。这位王禹，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名震全省乃至全国的王效禹。王效禹之所以也化名，原因和王路宾一样，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平反。王效禹是山东老革命根据地渤海区出来的干部。抗战后康生担任过一段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王效禹在土改时曾在康生手下工作过，得到康生的赏识。1959年，王效禹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任上被打成“右派”，和王路宾一样，受到了处分。在瓦罐窑工作组，这位“王禹同志”名气很大，工作组进村不久，他就在“对敌斗争”中显示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工作组几次大会上，都介绍过他与“四不清干部”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使“王禹同志”的形象甚至具有了某些传奇色彩。1965年1月，王效禹获平反后，工作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效禹担任了支部书记，算是在工作组领导班子中有了正式“身份”。
1965年6月5日我们在食堂吃早饭时，发现王效禹没有来吃饭，有消息灵通者很快传出了“可靠消息”——王效禹已于前一天到青岛当副市长去了。6月10日工作组撤离后，从济南来的同志经青岛回济，据说，新任青岛副市长王效禹还招待他们在青岛玩了几天。
在一年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效禹伙同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在青岛“造反”，和青岛的“造反派”一起夺了青岛市委的权。随后王效禹秉承康生旨意，又到济南支持“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1967年5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被任命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等职，当时有“四个第一”之说。1969年“九大”时。王效禹还当上了中央委员。王效禹的发迹，显然是从其后台康生那里得到了支持，据说毛泽东还多次接见过王效禹，称他是武昌起义时的.黎元洪（估计这不会是谣传）。王效禹主政山东时，在康生、“四人帮”指使下做了许多坏事，1971年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后.王效禹受到清查，被开除党籍，据说在某农场劳动多年，1995年死于原籍益都（今青州）。
工作组还有一位重要人士叫王崇训，是省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编辑部来的（具体职务不明），他是工作组的笔杆子，工作组的重要简报以及最后的总结都出自他手。因为瓦罐窑工作组是省委领导的“蹲点”单位，需要“出经验”以指导全县“社教”工作，所以编写《工作简报》的工作十分重要。王崇训在“文革”期间也是山东省的“风云人物”，成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的“首席笔杆子”。王效禹倒台后听说也受到了审查，最后结果不知如何。
海阳县是那一年山东省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济宁地区的曲阜县、德州地区的齐河县。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蹲点”曲阜，省长白如冰“蹲点”齐河。在海阳“蹲点”的还有几个高级干部，如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小纪公社）、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在大辛公社）等。海阳工作团的团长，是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副团长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历波。王历波也在瓦罐窑短期住过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效禹夺权后，最初省里“结合”的老干部只有王路宾、王历波二人，而他们恰恰都是一年多前与王效禹一起在海阳搞过“四清”的。不过政客王效禹很快就把王路宾、王历波整下去了，一个时期济南满街都是“打倒王王庄”的大标语，其中的“二王”，就是王路宾和王历波（“一庄”是庄中一，原山东省军区副参谋长）。
瓦罐窑村之所以叫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该村烧制的瓦罐、瓦盆、水缸等陶器远近闻名，村边有许多烧瓦罐的小窑。
瓦罐窑大队的34个生产队分为6个“片”，我所在的是第六片，包括31、32、33、34生产队。第六片工作组的“片长”是省委监察委员会（即后来的省纪委）某处的处长陈钦忠同志（20世纪80年代初曾担任省纪委常委）。“副片长”是长清县委常委、城关公社党委书记杨玉庆同志。组员有来自莱阳的王清溪、崔玉璞、盖振弋（女）和我。瓦罐窑工作组成员多达七八十个人，而一个片却只有六七个人，6个片加起来不到全队人员的二分之一，另外一半多的人都干什么呢？都集中在“队机关”了。因为瓦罐窑是省委领导的“点”，所以要有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比如写材料的、管收发的、管保卫的、管医疗的、管对外联络的、管接待的等等。反正从省直机关来的26个人中，真正下到“片”上的，只有五六个人。当然，上面留的人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村里的大队干部。
按照上级要求，工作队员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最初几天住的一家很穷，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炕上的苇席也只是残片。我住在他家东偏房，因为有厢房挡着，整天不见阳光，屋子很潮，散发着一股霉味。几天后长清的杨玉庆同志来到，叫我搬到他那家跟他一起住。那家也是贫农，是一对年轻夫妇，生活条件稍好一些。老杨同志大概是因为房主人是少妇，怕不方便才让我去陪他的。我们住的是堂屋东间，他们小两口住西间。
“四清”工作组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左三为作者）
老杨同志是一位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农村干部，作为一位县委常委，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是一个普通农民。老杨同志工作十分扎实，说话也很有风趣，与社员群众很快就混得很熟。在田间劳动休息时，他跟社员有说有笑的，有时还会变几个小魔术，逗大家乐。工作组开会时他讲话也有特点，每次开口总是“我谈三点意见”。我真佩服他的归纳能力，不管多么小的事，他都能分成“三点”来说；不管多么大的事，他也都能在“三点”中包纳（“三点”实在装不下时，会加一句“我再补充一点”）。
工作组队员吃饭起初是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轮流到社员家里去吃，一家管一天。派饭是由队干部安排的，因为工作组要到贫下中农中间“扎根串联”，所以我们要求只到贫下中农家里吃饭，不能安排中农以上人家。我们在哪家吃完饭后，要交给那家主人一斤粮票、两角五分钱。主人会推让一番，但我们都会按规定交付的。别小看那两角五分钱，对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贫下中农来说，就可以解决灯油钱、针线钱了。
“派饭”好像吃了不到一个月，后来工作组设立了食堂，我们就集体就餐了。吃食堂虽然有悖于“三同”原则，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工作组要在村里“长期作战”，天天派饭太麻烦群众了。另外，也可能一些从省城大机关来的干部长期吃“派饭”实在熬不住了。我感觉吃食堂最大的好处是能敞开肚子吃饱了，在社员家派饭时，有时明明吃不饱但实在不好意思多吃。
按照两个《十条》的要求，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首先是“清经济”，即整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的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方法是，先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然后与“四不清干部”正面接触，责令他们交待问题、发动群众公开揭发批判；最后是“四不清干部”经济退赔、接受组织处理。工作组进村时是10月末，当地的秋收还没有结束。瓦罐窑大队种的2100亩地瓜，才收了不到600亩。为了保证在上冻前把地瓜全部收回来，工作组进村后首先抓秋收工作，工作队员全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带领社员抢收地瓜。
白天干活，晚上我们还要到贫下中农家去“串联”。一般都是从啦家常开始，然后转向了解干部的情况、地富反坏的情况。我们晚上的串门，显然是受到了村干部的注意（甚至可以说是监视）的，有的生产队干部甚至威胁贫下中农，不让贫下中农向工作组讲真实情况。
发动群众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工作组进村后不久，11月3日召开了一次全村党员、团员大会，会上组长童辛同志讲话。他是南方人，讲的话连我都有时听不太懂，但他讲过一段后问大家：“大家听懂了没有？”会场上齐声说：“听懂了！”，可是他再问“刚才我都讲了些什么”时，场上却鸦雀无声了，谁也不敢出来回答。童辛讲话后让大家自由发言讨论，结果也是没有一个发言的，场面十分尴尬。可见靠一般的大会发动，是根本不行的。
我在片里负责青年工作，一次召集团员和青年开会，会前大家有说有笑的，但号召揭发问题时，却都一声不吭了。于是，以后我们尽量少开大会，只是有针对性地找一些人开小会。
工作组领导经常召集我们开会，通报各方面情况，介绍有关工作经验等。在一次会上，“王禹”介绍了他“舌战群儒”的一段经过，他讲得十分生动，整个过程简直就像一篇小说。大体情况是这样的：瓦罐窑大队有一个“林业队”，“林业队”的任务是“看山”（实际上就是负责村里的治安），老百姓也叫他们“看山队”，其成员多是复员军人。“林业队”的人不参加生产队劳动，记的工分却比一般社员高，再加上他们大多都有些“老资格”，所以许多人都有一种优越感。“林业队”有的人作风比较粗暴一些，对一些小偷小摸等有时会打骂、甚至施加比较严厉的体罚。工作组进村后，群众起初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林业队”的问题，于是工作组就宣布解散了“林业队”，让他们各回生产队劳动。这一举措无疑损伤了“林业队”那些人的利益，于是他们在一次会上对王禹进行了“围攻”，责问工作组为什么要解散林业队等等。他们的理由是，村里群众太落后，没有“看山的”管着不行。王禹对他们的“理论”一一进行了反驳，最后他指出：“你们这些看山的成了一群打手，狗腿子。你们说群众落后，实际上你们最落后，哪有不干活拿工分的？”其中一个叫聂x的人向王禹摆起了“老资格”，说“我在部队上就是副营级干部”等等，王禹问他：“你看我是什么级啊？”聂x不知底细，不敢回答。在场的还有一个王xx，他在部队立过功，受到过首长接见，而且他原先的部队恰巧就在渤海区，从“王禹”的一脸大麻子想起此人正是当年渤海区的一个“大干部”，便赶紧示意其他人打住。经过王禹一番教训，一伙人慢慢地收敛了些，最后纷纷表示“服了”。工作组组长童辛在王禹介绍经验后总结道：“王禹同志的战术是各个击破，一拳比一拳硬。”这件事情后来由王崇训写成了《简报》，由县工作团发至全县各工作组。
12月3日，瓦罐窑村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第十二生产队的会计王玉沼自杀了。我不知道十二队的工作组是怎样对待王玉沼的，但显然是对他施加了不小压力，加上此人天生胆子小，对运动前景摸不准，便走上了绝路。实际上据后来查清的问题来看，他的经济问题并不大，与一些大队干部的经济问题相比，简直算不上什么。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四清”运动的牺牲品——人死了，还落了一个“抗拒四清运动”的罪名。
在“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社员群众对工作组和“四清”要搞什么逐渐了解了，揭发出了一些干部贪污多占、作风粗暴的问题，随着工作越来越深入，最后终于“井喷”了。
那是在进村两个月左右，12月23号，工作组召集部分贫下中农、中农骨干、青年骨干在宫家家庙开会，会议内容是由大队干部自我检讨，交待问题。会议是由新当选的贫协主任主持的，工作组童辛、王禹坐镇。会上大队支部书记王xx第一个做检讨，检讨很一般化，也太罗嗦，大家听得有些不耐烦，不过倒也没有惹起众愤。第二个检讨的是大队支部副书记王xx，此人平时工作作风比较粗暴，曾多次打人。他在检讨时虽涉及到了打人问题，不过显然大家很不满意，有一个老大娘打断了他的检讨，诉说了他曾经吊打她的儿子的事情：1961年闹灾荒时，她儿子曾私拿了队上的几个玉米棒子，被王xx发现后吊在大队部梁上毒打了一顿。这位大娘说到伤心处时不禁声泪俱下，会场上气氛一下子凝重了。接着又有几个社员起来控诉他，检讨会一下子成了斗争会。眼看晌午了，人们还不想停下。主持会议的童辛、王禹等商量了一下，决定下午继续开，会易改在学校操场，由部分骨干分子会扩大到全村社员会，愿参加的社员都可以参加。 下午开始仍由那位副书记继续检讨，群众在他检讨后又控诉起来，主要还是打人、污辱妇女等问题（据运动后期落实，此人1960年以来曾吊打社员11人次）。会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他起初是站在桌子后面检讨的，这时忽然有人提出“不能让他跟作报告似的，给他把桌子搬开！”贫协主任就过去搬开了桌子，这样他就彻底“暴露”在了群众面前。不一会儿，就有人冲到了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哭诉起来。组长童辛怕群众控制不住情绪，出现武斗现象，忙宣布发言的人都只在原地发言，不要到前面来，同时及时宣布：由于时间问题，先让王xx下去，下面让大队长宫xx上来检讨。夕阳西下时，主持会议的贫协主任说：“天不早了，今天的会是不是先开到这里？”，群众不愿意，要求继续开，有人说：“叫老婆回去做饭，汉子别走，接着开，开到天黑也不要紧。”为了保持群众被发动起来的好势头，童辛宣布，会议明天还继续开。这样大家才散去。
第二天依然是斗争会。当大队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连长王xx检讨时，会场气氛又紧张起来了。此人工作作风也十分粗暴，打过许多人（据运动后期落实，瓦罐窑大队民兵连和看山队共打社员一百多人次），所以群众意见很大。他上场检讨时起初倒背着手的，惹起了大家愤怒，纷纷高喊叫他放老实些。群众发言中有人提到他的“根子”是公社团委书记沈XX，要求把沈xx提来。我见童辛和丛生、王禹等商量了一下，随后就有几位工作组队员离开了会场。
到中午时，贫协主任刚要宣布散会，有人发现沈xx被工作组的人带来了，于是群情激愤起来.大喊“不饿，不饿，接着开！”童辛立即站到一条板凳上，大声叫群众安静下来，宣布会议延长一个小时，让沈xx检讨。原来工作组根据群众的要求，马上派人与驻公社的工作组大队部联系，要求把沈xx“提”来。驻公社的工作组大队部知道瓦罐窑工作组是省委的“点”，所以办得十分痛快，立即派人带着沈xx来到了瓦罐窑（瓦罐窑离公社驻地大山所约十几里路）。沈xx作为公社干部，以前在瓦罐窑蹲过点，也有一些多吃多占的事情，但他绝对想不到等着他的是这般阵势。不过沈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上场后很快就镇定下来，像作报告似的检讨起来，检讨内容只是自己脱离了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走得太近，好吃好喝等等。他讲话嗓门很高（可能是一种习惯），结果群众不愿意了，说他态度不老实，纷纷发言揭发他在瓦罐窑做的一些坏事。一个小时转眼就到了，贫协主任说：“头晌午的会就开到这里吧，工作组食堂早做好饭啦，咱们不能让工作组的同志回去吃凉饭是不是？”群众发言这才打住。
下午会继续开，群众听说工作组连公社的干部都能“提”来，到会的人一下子比上午多了许多，连小学的学生也由老师带着来了。下午首先是沈xx继续检讨，他的态度明显软了下来，但每到关键问题他都推说“忘了”，这自然又惹起了群众的不满，场上气氛又紧张起来了。王禹忙起来说：“沈xx的问题不可能在这里一次交待清楚，我们先让工作组大队部的同志把他带回去，让他回去好好检讨，下次再来好不好？下面请工作组大队部的同志讲话。”随来的工作组大队部的同志讲了几句，大概内容是欢迎瓦罐窑的群众把公社“四不清”干部在瓦罐窑做的坏事都揭发出来，今后对他们一定严肃处理等等。随后就把沈带走了。接下来上场检讨的是另外三位大队干部，由于他们几个人“民愤”不大，都比较顺利地“过关”了。
瓦罐窑大队干部共有11名，要人人“过关”才行，所以第三天大会继续开。
第三天先是4名大队干部检讨，一个干部在检讨中涉及到一个叫王xx的人，此人是“林业队”的负责人之一，在前不久那次“围攻”王禹的事件中，是冲锋陷阵的人物，也是王禹“重点打击”的人物。事后他深知事情不妙，一度传出消息说要自杀，工作组及时去做了他的工作，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王xx在瓦罐窑是打人最多、最厉害的一个，群众对他意见也最大。所以当那位干部一提到他的名字时，立即有人高喊：“把王xx带上来！”
王xx是穿着一件小大衣、戴着棉帽上场的，他刚刚站定，就有人喊：“给他把大衣脱下来！”“给他把帽子摘下来！”这边有人喊着，那边就有人往前冲去了。童辛同志一看大事不好，站起来高喊了一声：“同志们！”会场顿时静下来。他接着说：“同志们，王xx是个罪大恶极的坏蛋，我们工作组也知道，是不是大家先静下来，先让他自己检讨他做的坏事，好不好？”会场上齐声应“好！”眼看就会发生的武斗就这样平息下去了。不过，没等王XX自己检讨完，群众情绪又起来了，一位控诉他打人暴行的老人边说边哭，泣不成声。这时，忽然有人提出，让王xx交待污辱了多少妇女，还要交待清楚有几个是顺从的，几个是强奸的。这显然是有人想故意把水搅浑，不过这也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齐声要求王xx“快说”。这时王禹站起来说：“同志们，关于王xx污辱妇女的事，他已经向我们工作组交待了一些。我们考虑到这些事情在大会上讲不好，是不是就先不让他讲这个问题了？好不好？”虽然会场上只有一部分人说“好”，但这个问题到底是翻过去了。接下来一位曾被王xx接连打了10天的小伙子发言时，情绪十分激动，场上又有人冲王xx喊：“打他个×养的！”王禹又及时站起来，说“同志们。王XX打人对不对？”下面齐声应“不对”；他又问：“王xx骂人对不对？”下面再应“不对”。于是王禹又说“好，咱们今天也不打他，也不骂他，光给他摆事实讲道理，好不好？”场上又齐声应“好！”
就这样，会上几次差一点出现的武斗，都避免了。
第4天上午的大会，我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去参加，下午才去的。下午检讨的是两位大队保管和一个大队支委，至此，11个大队干部算是一个不落地“过了一遍筛子”。
接连开了4天群众大会，虽然一些群众还要求继续开下去，但可以明显看出，确实有人也是在故意凑热闹。工作组领导见发动群众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决定及时刹车，宣布大会到此告一段落，号召群众下一步继续深入揭发问题。
这里我之所以要不厌其详地写这4天群众大会，丝毫没有宣扬工作组“功绩”的意思，只是因为它在瓦罐窑的“四清”中，是最为典型的一段历史而已。对于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19岁的青年来说，那4天大会确实也让我长了见识，因为此前我只是在周立波等人写“土改”的小说上看到过类似场面。那时年轻，精力也旺盛，每天晚上我都要把当天工作组发生的大事详细记录下来，为的是积累文学创作素材。这种“生活素材”记了整整两个本子，对这4天大会，记得格外详细，密密麻麻记了十多页。有一位收藏家看到过我的这两个日记本，要我开个价他“收藏”之，我谢绝了。我知道，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也是建国后极左路线的主要表现之一，我所记录的那些东西，虽然都是即时存照，但在党的工作中心已转移的今天，是不该让它再扩散的，所以还是自己深藏箱底为好。
1964年的12月，无疑是海阳县的“黑色十二月”，人们时不时会听到某某村某某人自杀身亡的消息。许多工作组没有很好地掌握政策，出现了一些过火做法。如修家大队把村里大小干部一百多人分成三类，都关了起来，早晨起来一吹号，所有干部都要立即到关押的地方集合。一类干部（指问题较严重的）一天三顿饭都不许回家，由家里人送饭吃；二类干部早饭、晚饭可回家，午饭不许；只有三类干部（问题较轻的）才能三顿都回家吃饭。穆家夼大队在斗争“四不清干部”时，竟在大冬天叫他脱光上衣在露天冻着。还有的大队给“四不清干部”戴上高帽子游街等等。相对而言，瓦罐窑掌握政策是比较好的。全村最严重的一次武斗，是五片一个队在斗争一个惯偷时，群众罚他跪在板凳上，刚跪了一两分钟，工作组的同志就上去把他拉起来了。就是这样，这位当时在场的同志还是受到了工作组领导的批评。据传说，附近几个村的干部有人私下说：“咱们合伙跑吧，躲到瓦罐窑去，那里不打人。听说那里有省里来的大头头。”“四清”运动结束后，一位海阳籍的同学告诉我，海阳全县在“四清”时死了一百多个人。我没有能力去核实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估计不会是谣传。
那四天大会后，工作组又召开了许多小会，如团员会、妇女会等，各片也趁热打铁，开了一些小型斗争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些干部坐不住了，纷纷交待了自己的一些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多是与地富反坏划不清界线等）。有些人也违心地“交待”了一些问题，自己给自己“加码”，以求顺利过关。许多干部一听说要开“说理会”就害怕，如工作组找到大队干部王xx要他交待问题时，他起初吞吞吐吐，就是不说要害问题。工作组就说：“既然你不愿意向我们交待，那就算了，等着向社员们交待吧。”王连忙说：“不，不，我不到会上去，我向你们交待。”
在群众揭发和个人交待的基础上，工作组对瓦罐窑的干部状况做了以下基本估计：全大队155名大、小队干部中，好的67名，占43％；比较好的55名，占35％；问题多的25名，占16％；性质严重的8名，占5％（这是后来在工作组总结时公开的数字，实际上当时估计的比这个数字严重）。
1965年春节前，中共中央下达了《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的内容很多，但我们从中接受的主要信息是纠偏，即纠正前一段“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在学习《二十三条》时，副片长老杨同志打过一个比方，他说：“搞运动就像人走路一样，要迈了左腿再迈右腿。”这句话看起来好像不太严肃，但大家都觉得十分生动形象。《二十三》条下达后不久，春节快到了，本来我以为那年春节不会放假，只能在工作组过呢，出乎预料的是，工作团通知全县工作组放假10天。瓦罐窑工作组只留了少数几个人在村里“观察动向”，其他人都休假了。
我的原籍就在海阳县凤城镇，既然已到了家门上，我就没有回济南，而是去了凤城老家，在伯父家过的年。假期过后，我按时回到了瓦罐窑。
春节过后再回到瓦罐窑时，村里气氛已大有转变，至少童辛、李成他们都不再佩戴手枪了。工作组一部分人负责内查外调，落实“四不清干部”的问题，一部分人转入抓生产。像我们这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大多都去“抓生产”了。
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还不十分响，山东的口号是“学习下丁家”。春节前工作组就组织了6位贫农代表到黄县下丁家学习，回来后还让他们向全体社员介绍了下丁家的经验。春节后，各生产队就开始大修“下丁家式样板田”了。所谓“样板田”，就是以石头砌堰的平整的梯田。砌梯田堰需要大量石头，我和队上的几个“壮劳力”便整天在山上炸石头、砌石堰。据后来统计，全大队在山上共修了“下丁家式样板田”五十多亩。
再一项活就是栽果树。瓦罐窑的丘陵地石头多土少，种庄稼不长，工作组就发动社员挖树坑栽果树。在山上挖树坑也不容易，土层很浅，下边是石硼（酥松的石头），再往下就是大石头了，有时还要打眼用炸药炸。一个树坑2米见方，1.5米深，然后从远处运来黄土填到坑里，栽上树苗后还要从山下挑水浇透。我们六片栽的都是苹果树，河西一些生产队也有栽葡萄的，据统计，全村共栽果树约2500株。
这期间，瓦罐窑还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修了一座连接村东、村西的漫水石桥；一是修了一座1200米的防洪石坝。
瓦罐窑村当中有一条河，平时水不多，人可趟水而过，雨季水大时村东村西就无法来往了，在河上修一座桥，是瓦罐窑群众的迫切愿望。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修一座高桥，所以工作组便决定修一座漫水桥。瓦罐窑山上有的是石头，村里也有许多好石匠，修桥工程进展很快，好像只三五天就完成了。铺桥面的料几乎全部用的是石碑。瓦罐窑从前大户人家多，村子西南、西北不少茔地都立有高大的石碑，工作组便发动社员把石碑“贡献出来”修桥用。当时虽然还没有像“文革”那样提出“破四旧”，但各地社教工作团已在提倡“移风易俗”了，瓦罐窑的那些石碑自然被列入了该“移”之列。我所在的六片是穷人家比较集中的几个生产队，没有一家起大坟头、立石碑的，所以我们六片没有什么贡献，修桥的石碑大多来自河西的一些小队（河西地主、富农多）。村里的团员青年在献石碑中起了带头作用，一块块大石碑被抬到了河边工地上。那些石碑的主人是不是都是自愿“贡献”出来的？我不清楚，也许有的不那么情愿，但工作组号召的事情老百姓不敢说“不”就是了。就这样，一块块石碑经石匠稍作处理后都铺在了桥上。石桥落成后，桥两头各立了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的是“四清桥”三个字。据说，那三个字是王路宾的手笔。
修石坝是为了防止下河涨水时冲毁农田和民居，修坝的主力是村里的团员、青年。农历的二月，天气还很冷，虽然是枯水季节，但个别地方靠近河岸处还有积水，积水上覆盖着一层薄冰。修堤坝先要清挖坝基，我们片负责的地段恰恰都有积水，为了赶工期争先进，我们在没有抽水工具的情况下，只好硬上。大家绾起裤腿，跳到齐膝深的冰水里就干起来。我也和大家一样，在冰水里干了一天。刚跳下去时还觉得冰水凉得刺骨，慢慢就适应了。不过中间不能上岸，上去后再下来觉得更冷。瓦罐窑的女青年特别能干，一些女青年也跟男青年一样，双腿泡在冰水里挖坝基。坝基挖好后，就是砌坝，我着着实实干了几天石匠活。最后修成的石坝宽1.5米、高3米、长约1200米，修好后十分壮观。
工作组内部气氛春节后也宽松多了，每次集合开会时，大家还会唱唱歌，说说笑话什么的。工作队食堂的伙食也大有改观，记得那年春天，食堂多次吃琵琶虾、扒皮郎（一种鱼名），还吃过几次螃蟹。一大蒸笼琵琶虾热气腾腾地抬到院子里，大家拿着碗上去随意抓，能吃多少可以抓多少，管够。瓦罐窑离海边大约十几里路，伙房的同志常常一大早赶到海边，买回刚打上来的新鲜海货。那时的琵琶虾5分钱即可买1斤，1斤螃蟹也就是1角钱。
“四清”时期的“工作守则”、“情况简报”
工作组抓“阶级斗争”的同志工作进展很快，一些大小队干部的经济问题已经落实，不少人已开始“退赔”了，有的干部“洗手洗澡”后“重新做人”，恢复了职务。3月初，工作团在县城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上县委书记刘光荣做了检查，他的检查态度十分诚恳，起到了示范作用。实际上，这次三级干部会是贯彻《二十三条》精神，为大多数干部“放包袱”的，不过在口径上没有一下子放松，工作团还要保持“一贯正确”的姿态。会上还让一些大队干部做了典型发言，以便起正面带动作用。
三四月间，工作组的工作重点转向“对敌斗争”，即斗争“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工作组在努力向群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四不清干部”之所以会“蜕化变质”，原因就在于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四类分子”在疯狂拉拢腐蚀干部。另外，据工作组摸底，瓦罐窑全大队21个“四类分子”中有13人常年不参加集体劳动，分析其中原因，多半都是受到了“四不清干部”的庇护。
这一阶段，瓦罐窑工作组在“一线”出头露面的不是童辛、王禹他们了，而是团省委某部的一位副部长刘XX。刘是一位敢打敢冲的人，他的职务是瓦罐窑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指导员”。当时省委副书记刘秉琳已很少住在工作组了，王效禹、王路宾等也不大在群众集会上公开露面了，工作组核心人物的工作重点都转移到对前段大队干部所交待问题的查证上。据后来工作组《总结》公布的数字，计在本村查访312人次；在全县跑了34个村、11个部门，查访71人次；还到即墨、崂山、平度等地跑了39个村、14个部门，查访154人次。查访取得证据计815件。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较严重的是支部副书记王XX、支部委员、大队会计宫XX等。自1960年以来，他们通过造假账、销毁单据等手段，先后贪污粮食4100多斤，现金6700多元，另外还通过“投机倒把”贩卖耕牛和其他物资，牟利7700多元。
进入5月，“四清”已近尾声，工作组除少数领导同志在忙定案等工作外，像我这样的年轻同志就天天等着撤离了。当然不会什么也不干，还要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只是多半时间只干半天。工作组还有几位同志在忙着写工作总结，担纲此任的主要是王崇训。瓦罐窑工作组的《总结》十分重要，因为“点”上工作组的经验是要指导“面上”的社教的。写《总结》的几个人在村里消失过一段时间，据说他们是回济南在南郊宾馆写的。《总结》初稿印出后，工作组全体人员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一是听取修改意见，另外也有让大家统一认识的意思。印发给大家的工作总结，讨论后都收回去了。听说要收回，为了保留一点资料，我连夜抄了大部分（可惜没有抄完）。其后，又是各片总结、个人总结，都要写成文字材料交上去。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期“四清”，马上就要结束了。
6月5日工作组王禹“失踪”几天后，我们就接到了通知：6月10号离村。
离村那天，一些社员纷纷帮我们拿行李，送我们到集合地点。在一起生活了8个月，大家都依依不舍的。当汽车发动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车下忽然一片哭声，特别是一些妇女、老人，哭得十分伤心。我们也都止不住落了泪。汽车在社员的夹道护送下走得很慢，许多社员就在车旁、车后跟着，我们一再摆手让他们回去，他们就是不停步。车开出村外老远后，还跟着许多人。于是我们让司机停下，大家下车再一次和社员们一一告别，并且一再要求他们到此止步。我们重新上车后，汽车速度加快了，可是还有一些青年和儿童追着跑，直到汽车在山路拐弯后我们才看不到了。
我们这一期“四清”过后，各地于1965年秋末又搞了一期，直到1966年春末夏初，那一期还没有搞完，“文化大革命”就全面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的调子，跟“四清”一样，依然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当时搞的“四清运动”，现在人们已经在理论上有了清楚的认识，这次运动连同“文化大革命”一起，被彻底否定了。作为“四清运动”的亲历者，我当然也是极左路线的实践者——尽管当时只是一名学生。所以，在我回忆那段经历时，丝毫没有“峥嵘岁月”的感觉。之所以还要记下它，因为他在我人生历程中毕竟是难忘的一段。另外，我这里所记下的，应该比教科书上关于“四清运动”的那些概念化的文字更具体一些。作为“四清”个例，也许会有一点史料价值。
荣斌
http://119.163.120.168/html/2013/lishihuimou_0910/374.html | 
发表于 2012-9-1 04: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