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文革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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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劫数

　　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梦魇般的纠缠着千千万万经受它洗礼的人。回顾那个时代，恍若隔世；个中种种年轻人难以置信。我们也宁愿它没有真的发生过，然而，历史不仅无法重写，几乎不存在其它可能。

　　就像在劫难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文革之类的动乱。革命运动像运动中的物体一样，具有惯性；社会活动与自然生命不同的是它还带有领袖人物的个性。与其他统治者一样，毛泽东嗜权如命，他被政治浸透，不择手段紧握权柄；与有些独裁者不同，掌权不是其终极目的地，权力只是他推行政治主张的工具。

　　毛泽东及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向落后，政府的管理方式也颇原始。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准的途径，基本依赖“皇家旨意英明与否”。中央集权需要公有制基础。而帝制崩溃后的中国，中央集权有之，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中国依旧是一盘散沙。于是，许多人把二十年代的军阀割据、后来的日本侵华等民族灾难的根源，归结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其理论解释，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解决方法有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并顺利地号召了各界民众。四年内战夺取政权，顺理成章、万众拥护、意外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化，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国家。

　　建国初期，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国防成就不俗。理论与实践俱全。全党全国不免以为，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康庄大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势头的延续，不仅得力于中共的宣传教育，也有外部世界敌视中国、“帝修反”国家本身行为不检、社会弊端过多等的因素。即便资讯是开放的，西方世界的对华吸引力也颇有限。那时，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堪比乌托邦，价值观念近似清教徒。人们乐于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自由民主乃多此一举；崇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物质享受非英雄人物之所为。

　　社会制度虽然变了，文化传统惰性依然。老百姓普遍不对英雄做任何批判；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对的；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兴趣。尧舜的子民，从来都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侯、圣人身上。而毛泽东就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怀着这样忠君、自卑的心理，毛泽东在神州大地、亿万人民中间予取予求，何足为奇。

　　可惜，毛泽东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凡夫俗子，其的思想境界、历史视野、抱负事业竟不止于称孤道寡、面南而王。他还要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国势的规模与速度“有计划按比例增长”也不耐烦。渴望移风易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达此目的，非继续革命不办。历经多年铺垫经营，毛孚众到全党全国追着请他独断乾纲的程度。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多重目的，无一不在朝野一呼百应。“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不轰轰烈烈、“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

　　依照那个时期的行为方式，毛泽东的做法符合逻辑，人民大众也没有理由不推波助澜。并非复兴心切“慌不择路”，实乃历史局限“效不更方”。然而，革命彻底失败，毛不顾而去一死了之。身不由己的人们，只能以“参与了一次社会改造试验”，聊以自慰了。计划经济的国策、集体主义的理想，阶级分析的思路、暴力斗争的方法……，毛泽东不用，别人也会用；效力有多大、值与不值得，如同纸上不能谈兵，用过才知道。曾经窃喜恭逢其盛、谁人料到不堪回首，就算为警示后人不再误入歧途，自残了一回吧。

　　文革远因逾百年

　　据说，历史学界中有一派，主张把重大事件放在历史进程中，才能看清楚其来龙去脉、意义云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是引用这个方法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机制，则近因不晚于毛泽东出掌中共；远因至少萌发在鸦片战争。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直至十九世纪前期，欧洲人心目中的“世界历史”，只包括欧洲大陆和接受其文化的“殖民地区”，是为“欧洲文化中心论”。无独有偶吧，那时的中华帝国也真诚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料，列强炮舰几艘、兵将数千就在中国入无人之境了。此事对中华民族的刺激太大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若不尽快崛起，几于无地自容。

　　历史学家如黄仁宇等解释社会进程、民族运动，又有“接力”之说。认为：不同党派、集团相继以不同的方式领导国家，其争权夺利背后的推手，是承先启后推动国家改造、民族进步的大趋势。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三十年》中说：“历史本身是没有具体形象的，它的具体形象是人。历史把人推向前台，授权他们以历史的名义说话、做事。”近代中国迄自1840年，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以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统一、乃至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发起人心里做何打算，其号召民众的共同点有“振兴中华、强国富民”之意，区别在于采用的方法手段各有不同。

　　从这个大脉络上看，为了雪耻与富强，中国人什么办法都乐于尝试。《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人以博大的胸襟“师夷之长以制夷”。一一筛选西方成功有效的方式方法。体育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欧美留学生倡议，响应的人不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苏联共产党指导，施行的力度大。多种方案里，“改变社会制度”强暴胜出。可能是求成心切吧，所有的人都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恢复其世界地位。虽然帝制结束进入共和，抗战胜利跻身四强，但是，社会改良缓不济急，非大动干戈不能扫清障碍、兴利除弊。

　　确实，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非改变制度不可；公有制、集体化、党领导，易于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国民党虽然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与独立，终因无力协调朝野力量、迅速廓清社会环境、发展经济，令民众失望而被共产党取而代之。因中共的方针政策与以往那些效率不高的建国方略完全不同，而且头头是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什么办法都试了，与西方的差距仍然悬殊地令人汗颜。人们不免打起精神，给共产党这个机会。

　　中华民族信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了远大的理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你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利于建设，我们就把土地划归集体、工厂交给国家；你说我们得艰苦朴素、发奋图强，我们就节衣缩食配合你的票证定量；你说右派干扰党领导建设，我们就批判剿灭绝不留情；你说来个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激发一下民心，我们砸锅卖铁没有二话；你说美帝组织包围圈遏制中国，我们就与他势不两立；你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落井下石，我们就反修防修，清查其在党内国内埋下的别动队；……。

　　中国人的境界真高啊，牺牲精神举世无双。谁能拿出改造中国、复兴民族的方案，忍辱负重也心甘情愿。不然，十个中国共产党、一百个三头六臂的毛泽东，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就像人家说的，一个时代有一种紧箍咒般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并配以相应的行为方式。没有人能够超越、不受它的制约。毛泽东的基本队伍是共产党、社会基础是人民大众。那道紧箍咒可以归结成十个字：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党内从建立开始念，国内从建国开始念，闻者无不动容。

　　人们有时会奇怪：洋人谈到中国的文革，好像不那么大惊小怪、不可思议。仅仅因为事不关己、没有设身处地吗。看似不止于此，却原来，各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大同小异，多半也有过相似的经历。比如法国大革命，几乎杀光了国内的贵族；因为他们担负了阻碍民族进步的罪责。德国人跟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德意志复兴的障碍”；美国种族歧视，因为有色人种与他们的文明高度不配。苏联大清洗，因为党内有一支西方势力豢养的第五纵队。都因事涉根本利益，而有全民参与。

　　陈寅恪、沈从文等又说：文献资料需与文物对照，才能恰当地解释历史现象。文革之兴，符合当时的社会基础、民意人心的史料多矣。随便上网搜搜图片视频：天安门前的“红海洋”、机关学校的“大批判”、工厂车间“讲用会”、田间地头的“表衷心”……，都是现场纪录不是摆拍哦。历史真相不因参与者愧疚而装聋作哑或文过饰非就改变行迹。所以，说文革是毛泽东利用甚或迎合了人们的“革命要求”，才顺利发动起来的，不无凭据。其实，毛等号召七亿人民投身文革，用的是最为“草根”且又“庸俗”的一招：不打倒党内走资派，老百姓就要受二遍罪、吃二茬苦，中国将沦为列强的附庸。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此言绝非强词夺理、大言不惭。毛泽东之在中国获得神祇的尊荣与地位，人民群众的信服崇敬、抬举吹捧至少占一半因素。但是，我们造了这么个神，原意是希望他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不料，他与我们一样，受制于时代的局限，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别无它策。任凭革命的惯性，把最后的能量在继续革命中消耗殆尽。乐极生悲似地，在中华民族取得长足进步之后，转向苦难的深渊。

　　然而，中国人不必因为认真出演文革闹剧而自惭形秽，历史的法则中根本就没有“直线进步”这一条。民族成长、社会进步反而只能是一个痛苦挣扎、迂回曲折、误打误撞的过程。一切高瞻远瞩、正确路线，都是事后添注。幸而，我们是一个知错即止、善于学习的民族。转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放在历史的进程中，莫说十年文革，三十年改革开放，即使一百七十年中国近现代史，在以往几千年、未来无限远的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

　　人生的价值在于经历人之所无。我们能够期望的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史无前例又后无来者，让我们独享那份“唯一”，差似不幸之幸。

　　被透支的献身精神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鲁迅先生说中国遍地阿Q；实为痛惜之语。他们当然知道“聚沙能成塔”、对外发射匕首和投枪。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解决，因为大众广泛地具有为民族献身的忘我之情。可惜，就像古人说的：士气者，一而盛、再而衰、三而竭。在复杂的世界环境中，民族复兴事业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就得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够不够厚重，能经住多少分流与耗损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精神几经动员，先是推翻帝制，继而新文化运动，然后南北统一……。为之付出心血与生命者，不下千万。而最彻底地动员民众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的，大约有两次，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了。经过这么两次，中国人公而忘私的精神看似用尽，带着剩下的个人奋斗、争权夺利、贪污腐化，进入了目前的“新时期”。

　　所谓彻底动员，意谓尽其所有地动用。那两次全民力量的投放、方向和结果完全不同。抗日战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不具有守土抗战之责-----是对外。羸弱的人民、贫瘠的中国，含辛茹苦、赴汤蹈火、屡败屡战，牺牲逾千万，维护了中国独立，振奋了民族精神。十年文革所付的生命代价也以千万计，却是内斗。举国上下，除了襁褓中的孩子，略有所知者，无不多多少少、主动被动表态、站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后果却是耗竭了人们的向善之心，离间了人们的友爱之意。

　　积累了一个世纪对列强的仇恨，尽情地宣泄在抗日战场后。振兴中华，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就是“内部争执”了。历史伟人如毛泽东等，境界太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远离升斗小民的层次。民族战争的创伤，无需停止争斗、全国疗养，轮流调用各地、各个阶层的资源。可矣。内战，改变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所有制，然后是各种各样的清算运动。分期分批将普通百姓的情操一番揠苗助长。模仿抗日时期：男女老少都能为民族存亡绝续有所贡献；工农大众，则个个是革命机器上的镙丝钉，且需闪闪发光。

　　党内培训约自延安整风始；进城后则立即着手训练全民。国家民族、主义理想，提升了每个人的觉悟。是农民吗，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是工人吗，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是学生吗，为人民学文化、时刻准备接革命事业的班……。狠斗私字一闪念，集体主义无孔不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思想意志全国统一。人们心甘情愿、时时处处用党的号召要求自己，用毛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不是说：个人的价值，在于其存在对周围之影响吗？个人放大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于有荣焉。

　　曾几何时，中国的民族正气如彼、万众追随。有这么成熟的条件，党要搞什么样的运动，民间都一呼百应。七亿五千万人民的政治热情、献身精神，被毛泽东一次用尽，倒比苏联那样，在七八十年间慢慢耗竭，合算些呢。都说毛泽东最懂政治，集中外古今统治术之大全。也许是老虎打盹吧，他竟忽略了“是镙丝钉就必然被磨损”，需要加油、养护，反而落入了“物极必反”的窠臼。事实上，国人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林彪事件后就逐渐开始见底了。破四旧、立四新，没有给革命群众带来任何好处；大字报、大批判人人自危。只奉献而无所得还能继续者，可遇不可求，人群中的凤毛麟角也。

　　艰苦卓绝的对日抗战，曾经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但中国式的献身精神，在国际上效仿乏人。加上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就令世界畏惧了-----这样的民族，做事（抗日）不计代价、（文革）不顾后果啊！据说，拿破仑曾经告诉英国人：中国并不软弱，它是睡眠中的狮子，一旦惊醒、世界将会为之震动。改革开放，国内外的人们都说“睡狮中国”醒过来了，变成世界工厂了。不料，工厂的动力是名利；工厂的生产不安全；工厂的分配极不公平；工厂制造了大量的贪腐和堕落；工厂的运行方向颇为可疑。

　　不仅洋人对华望而生畏，我们自己也要有些检点：不发动战争并不等于和平：分配不公，寡不足虑而患不均，引起过内战；道德滑坡，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资源枯竭，下单进口等于掠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实为另一种形式的侵略……。就像机体受伤需要疗养一样，过度透支后的民族精神，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希望择吉重整旗鼓的时候，调门降低一点、着眼不要太高、公私兼顾，莫忘吸取历史教训，方为行善积德、造福人类之义举。

　　改造文化治聋成哑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革命的对象是文化。中共自己也说，这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还喜欢冠上一个定义“史无前例”，结果画蛇添足了。中国历史上，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不止一次，远的不说，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划时代的一次。前前后后，大中小规模的传统反省、社会改造不胜枚举。“史无前例”仅限规模，规模空前、失败之彻底也不多见。

从历史进程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经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方向未改强国富民，改造的主要对象一直是那个，妨碍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传统文化。明末，西方传教士带着一些科学技术来到中国，国人视为“奇技淫巧”，无碍中华文明优越性。是清朝后期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人茅塞。洋务运动、变法维新、新文化、新生活、抗日战争……，都有内与落后的传统文明斗，外与“为富不仁”的洋人比的目标和动力。中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步的。

　　社会改造的方式方法很有哲学含意，有点像朴素唯物论指导出的中医治病法则。首先是诊断，根据疾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性质不同，制定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治疗方法，达到气血通畅、阴阳平衡的理想状态，名曰“致中和原则”。社会弊病像身体疾患一样复杂多样，区别对待、一一施救如对症下药“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干者润之，湿者燥之，热者冷之，寒者温之”则缓不济急。国民既无此耐心，世界局势也不允许。只能溯本寻源、一记中的、纲举目张。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民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都是医病、治人与治国，原理不无相通之处。医史“金元四大家”有张子和者，著有《儒门事亲》。认为人体发病都是内有邪气，不论正气是否虚，必须先驱除邪气，邪去则正安。所处之方，首重上述中医八法中的“汗、吐、下”三个狠着。其药多为峻猛之剂，就是曹雪芹所说的“虎狼药”。此人在中国医学史上很有地位，就像历史上的政治家，看法极端、手段激烈就名气大、实践机会多。主温和调解社会矛盾的改良派，多半做不出什么大局面。因为，百多年来，中国的内忧外患太严重了，等不起。

　　曾经在经济、文化上领先世界的中国，后来落到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各界都说是传统文化糟粕滞塞所致，需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十九世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救国功效有限；五四学人干脆主张全盘西化。西方思想派别不一，一齐涌入中国，等于打擂台。“狭路相逢勇者胜”，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勇者毛泽东等结合，主导了中国的社会改造。在那个选择与试行的过程中，中国逐渐独立、社会面貌有所更新；“孔家店”关张歇业，新式中华文化孕育在腹。

　　虽然贯穿党争、内战，中国却在进步。国人无私无畏、高风亮节地接受了为此而付的生命财产代价，以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非暴力手段不办。国家领导权，从而历史地交在了共产党、毛泽东手上。既然“恶治”有效、自然“效不更方”，而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适用五行八业、大事小情。限度何在，无人问津。

　　革命运动惯性巨大，个人崇拜深入人心；阶级分析唯一思路，暴力革命无上良方。不料，社会承受改造、与病体适应疗法一样有个边界。不得其法或力度大太，就会像老百姓讽刺庸医时说的：聋子没治好，又给弄成哑巴了。病人没有医学知识，易为错误疗法所误，民众所知有限，就会把误国之方当成兴邦之策。文革，亿万革命群众推波助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所不用其极地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抗衡国际上的帝、修、反。将自戕之方当作振兴之道，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革失败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幼稚可笑、不成大器、不当大任；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尚不过时，急于去之而无替代，违反了社会法则。毛泽东心知肚明，一次文化革命，不足以创建龙配套的“四新”，需待“七八年来一次”文革，逐步完善。第一次意在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既不符合国情，也不适宜人性。而抽掉了“四旧”的中国社会，就像空气里氧含量不够、饮食中蛋白质不足，生存其间呼吸困难、营养不良、血流不畅、头重脚轻。所幸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的人生第二大业，随他一起扣在了纪念堂的玻璃罩子里。按惰性，毛若多活十年，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还会拖延。

　　历史学家说：民族文化，起源于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由此决定的生存方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发展、成型。其传播过程中，继承、扬弃和改变的量与度，也受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制约。自然进化与筛选。人为、急就，实属不自量力。

　　然而，人类智慧的最大考验之一，是政治方案的适用性；最难把握的，是社会改造的力度和分寸。所以有人说：无论成功或失败，历史都是“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的”。

　　残忍的行为坦然的心

　　《红与黑》的作者斯丹达尔，描述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人们做着最残忍的事，却没有残忍的精神。”一部分人天经地义、理直气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部分人，常见于人类“以文明的名义惩罚野蛮”之时。事后则引经据典、举证说明其必要性。与此相对的是流氓作风、强盗行径，做时避人耳目，事败低头认罪。两种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实施方的心境：受谋取私利的卑劣心理驱使，参与者少或为时不久；出以公心的正义暴力，很容易形成运动，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中长时间、大规模地展开。

　　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那些优秀民族，概莫能外。比如：我们在史书和小说中看到的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如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双城记》。德国的纳粹主义，最直观的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等。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像不多、苏联的大清洗文字不少。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美国长年种族歧视……。在中国，则军阀混战、国共内战，还有史称“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都不是偷偷摸摸、躲躲藏藏，而是正大光明、有根有据，并且得到过大多数国民的热烈响应。

　　当然，这些都可以看作“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合理”。其无奈的部分，如列宁开导高尔基时所举的一个例子：两个人打架，你怎么能分辨哪一拳必要、哪一脚多余？于是，许多野蛮和血腥，一句：跌跌撞撞、代价高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则，就轻轻带过了。

　　文革之初两三年，打砸抢、武斗遍及全国，死人无算，公私财物的损毁难以数计。人们知道这是一种破坏行为，却乐此不疲。沉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文质彬彬的学生、老实持重的职员和本本份份的工农。他们认真、有条理、按计划地强迫他们的同事、上司、亲友低头认罪，大量毁坏珍贵文物、书籍、建筑。真正趁机泄私愤图报复的是极少数，不具代表性。面对尸体、碎片和瓦砾，林彪宣布：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于是，革命行为更加猛烈有力、义正辞严。

　　根据是一种寝食难安的危机感：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主席和共产党告诉人们：国内的阶级敌人控制了经济、文化命脉；国际帝修反，把我们包围了起来。解脱之道，唯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进而，我们还要用类似的手段，让世界人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云云。肩负这样的理想和抱负，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有坦然之意、毫无残忍之心。就像蛮荒时代的原始人，放火烧山，并无破坏植被的动机，只道火种刀耕人能胜天。

　　这种于理有据、出自真诚的破坏行为至今漫延。最近的大例子就是殉道式的“911恐怖袭击”了。目前，大陆因崇尚名利地位而遵循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在一本正经地制造另一种民族悲剧。不仅自相残杀，人类还以同样的壮志豪情，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向自然开战。人类之间，灾难制造者均以“正义的代表”自诩；磨刀霍霍向自然，则因贵为“万物之灵”，理应享有更高水准的物质生活。

　　对于自己、对于地球，人类之可怕正在这里。伸张正义、追求幸福无界无限，尺度分寸没有标准，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有借鉴历史教训，“冤有头、债有主”，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迁怒、不贰过”把破坏程度降到最低。

　　方向相反 能量对撞

　　牛顿力学第三定律大意为：同一直线上、两个运动物体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撞在一起就能量相加，互有损伤了吧？差堪借用来描述社会现象。如不同派别间的摧残、倾轧和争斗。就像路上的汽车追尾、损伤有限，迎头相撞就惨不忍睹了。

　　比如，希特勒横扫欧洲，不做抵抗或一触即溃的国家，损失有限；日本侵略亚洲各国，香港、越南、缅甸等处的英法殖民军，见势不妙即举白旗，苟且在战俘营给日本人铺路修桥也不为殖民地打仗。犹太人，一次二战被德国人屠杀六百多万，未见什么像样的抵抗。依据都是“留得青山在”吧？焦土抗战的中国和苏联，伤亡则以千万计，英美所付代价也很可观。

　　文化革命，一直也是两股势力。先是革命群众“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被打击的一方，既无招架之功、罔论还手之力，颇不过瘾。革命势头在寻找新的泄洪口时，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武斗派仗、全面内战。造反派与保皇派各执一词、一攻一守，场面不亚于枪林弹雨、壮志可媲美赴汤蹈火。两造均以“毛主席的革命战士”自诩，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狭路相逢勇者胜，斗争惨烈可想而知。符合中国历史上，内战比抗击外敌灾难更大的惯例。

　　与二战的同盟国、轴心国不同，文革两派之上还有后台老板、太上皇。比如，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各有班底、嫡系和基本队伍。在他们的授意下，打倒谁、夺哪里的权、组织什么行动或者保护谁、争哪里的权、抵制什么行动……。那时，毛泽东等并不知道文革应该怎么搞，不得不坐山观虎斗，伺机拉一派打一派，“调整斗争大方向”。致使社会局面混乱、中央掌控失灵。群众组织暂时地获得了一些自由发挥的间隙。一时，鱼龙混杂、战做一团。

　　文革两大派之争与二战两大阵营之不共戴天、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同。不同则内部之间造敌我之势；事后思之，你死我活所为何来，不但对别人说不清，自己也不知从何说起了。二战硝烟散去，伸张了公理，惩戒了罪魁；文革呢，派性在联合中继续，是非在运动里迷失。没有任人、任何派别、任何阶层、任何组织，在派仗中受益。二战，同盟国的牺牲，为了正义与和平，死伤者都是英雄；赢得的是民族独立、世界和平。文革，派仗对全国、全民、全党只有破坏、摧残，没有任何建树、不曾惩恶扬善。造就的只有内伤。

　　粗看，“破四旧”时期对于生命、财物的破坏最严重，其实，稍后形成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的暴力斗争，因参与的人数更多、持续的时间更长，对人的摧残、对社会、对生产生活冲击更大。突出地表现在对于精神的调动与折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的语录、文章并无确解，句句都是双刃剑。囿于时代的信仰与思路，人们站不到圈子之外、不能平视那些革命箴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不外“矛盾冲突、斗争解决”的理论和方法，以消灭对方达到统一意志。有时，择善固执，可怕有如此。

　　信奉由感情来维系。感情不容轻视、玷污。本来可以止于辩论的教义之争，就升级成水火不容的教派之争了。那是一个非左既右、非黑既白、我革命你就是反革命的时代。双方各挟巨大的社会资源扑向对立面，这等级别的能量相撞，能不造成浩劫？

　　马列游民 东西绝配

　　细看近代中国动荡与巨变，呈现两股力量纠结缠绕之势，甚至可以形象化为细胞核内染色体的双螺旋图案，一股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一股是传入的西方思想。细胞分裂成什么组织器官，受染色体上基因的控制；社会结构之成型、时代发展的走向，就是某些民族需要与特定外来文化结合的产物。每个历史阶段，无不中西合璧、交相辉映。

　　虽然自西而来的文明文化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直接产生因果效应的，可能不早于明末基督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以先进的天文、历算、机械等，先期在皇家、贵族中留下了“先进”的名声；有清一代，欧洲的奇技淫巧络绎于途，扩大了朝野影响，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等，西方文明事实上彻底征服了中国民心。政客，挟洋自重多能所向披靡；民间，卑躬屈膝崇洋媚外不在话下。清高如文人士子，主张全盘西化；传统如世家贵胄，乐于舞会洋餐。从那时起，一切社会改革、政治运动，不分党派政见，都从欧美思想文化武库中选旗帜、挑兵器。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名曰效法明治维新，其实东洋转卖的是西洋货；建共和选总统，仿效的是美国的乔治·华盛顿；五四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全盘西化；民国期间各种非暴力的救国方略如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都不是原创、没有版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则令中国共产党崛起于草莽之间。乃至舆论曾经认为：中共的革命不是中国的本土运动，而是苏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延伸；中共党员不是中国的共产党人，而是共产党里的中国人；故剿共属于“攘外”并非“安内”云云。

　　聪明莫如中国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以制夷。才在短短百多年的历史瞬间，让中国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历史的发展螺旋上升，文明进程波浪起伏。看似，凡中国民族进步的需要结合了西方的营养素、催化剂，中国历史就在螺旋形态的上升段，波浪递进的峰头上；反之，就是文革那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结合了西方思想的渣滓，把整个民族带向一场浩劫。文革是典型的一例。

　　中国，除去“儒家思想”，在野的还有“游民意识”。处处与正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相反，如：蔑视威权、游戏人生、鼠目寸光、野蛮残暴等，代表作如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他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天道”也者，行为准则。西方思想在中国长期踞有类似地位。现代占山为王终成霸业者，首推湖南湘潭的毛泽东。所作所为游民气息浓重。1939年底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他发表讲演，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段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

　　这个结论正中平民百姓下怀，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动员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割据称雄，都是他们梦寐以求，却不得其法而为之的泄愤之举。建国之后，提高生活水平、巩固工农专政、抗衡国际帝修反，放大了个人的能量。所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此一被冠以“马列主义真谛”的锦囊妙计，一直有效指导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并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正如“红歌”中唱的：“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看透历史、洞悉人生；深知，欲出必然王国而入自由王国，非循“游民路线”不办。中国恰好是一个游民文化深厚的汪洋大海。奴隶制压榨有多长、封建专制有多久，游民意识就传播、积累了有多少年。所谓“压迫越深、反抗越重”。民间渴望摆脱束缚、挥洒人性本能的愿望极其强烈，却因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获取广阔的舞台，而流散于街头巷尾、僻壤穷乡。自诩代表西方文明的欧美留学生等人，忽视或不懂如何收拢、凝聚、利用这股力量，改造社会。所出之方和者盖寡，理所应当。而所有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中，能够在最大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小农、小市民文化契合的，是西方的游民意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有毛泽东这种来自游民、甘做游民文化传人的历史级人物，才会因势利导、化腐朽为传奇。

　　毛泽东高明于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无意中请对了打鬼的锺馗、顺应了游民的意志，他还会改造这支一向无拘无束的队伍，让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方法是挟洋人之威、把马克思主义的义理玄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肝义胆有机结合：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成功运作几十年的绝窍是：封锁其它西方思潮进入中国，让老百姓失去比较、无从选择。

　　然而，游民毕竟是游民，有点像那个关在瓶子里的魔鬼，第一个一百年，他时刻准备报答释放他恩人；后来就恼羞成怒发誓要制裁放他出来的人了。人们发现，文革其实是“奉命造反”，并没有真正的“四大自由”。于是开始败坏那个误导他们的党。讽刺的是，依据和理由还是来自西方；其中不乏马列原文，意指毛的所作所为离经叛道。看来，虽然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一一驾鹤西行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仍旧在惟西方马首是瞻的窠臼里挣扎徘徊。

　　破坏 理由多功能全

　　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破坏，物质和生命的摧毁集中在前几年，文化和精神摧残则始终贯穿。虽然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史不绝书、屡有所见，但是，像文革这样动员得那么彻底、参与得那么广泛的民族悲剧，却古往今来举世无匹。

　　人，天生具有破坏的禀赋。因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员。鸟兽鱼虫，顶多会为自己营窝造穴，其为了生存与繁衍的一切行为，不是杀戮就是攫取。人类虽然贵为万物之灵，却未出动物化外，在自然界的位置是：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据说，灵长目共13科，有12种猴子猩猩与人类平行，这么一看，人类兽性未泯情有可原。诚然，在进化的长河中，人类也发展出了任何生物都没有的建设能力。

　　可惜，人的摧残、毁坏能力，比其它功能容易调动得多。几乎是时刻准备、蓄势待发，而且一发就不可收拾。要是个人行为，危害程度尚有界线；群体所为，就灾难可观了；若是有理有据、大义凛然，则不造就一场浩劫也难。粗看，破坏比建设更接近本能，行动起来更加痛快尽兴又立竿见影。细想，“人之初、性本善”，若非情不得已，不至轻易失态吧？却原来，诸多本能中，“破坏”与“占有”颇有重叠，权重大于似有还无的善良与爱心。而人生又多艰险磨难，积累下来多为怨愤恨仇；屈指算来，许多不满都可心归结为“不平等”。平日，道德有约束、法规有限制，无从“实现平等”。而摧毁和虐待，能使人与人的地位、处境迅速趋向平等-----在“总帐”上打平。缺的惟有机会。

　　以中国的事情为例，什么时候能把我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毁掉？什么时候能在自愧不如的人面前有挺直腰板？什么时候能无拘无束打击我看不起的他们？什么时候能显示我的存在意义非凡……？日常里暗中捣乱、造谣生事、栽脏陷害，名不正言不顺，效果有限。最有效的方法是获得“革命行动”的名义、动用无产阶级政治手段，则小到一人一物、大至制度文明，都可以动一动、烧一烧，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那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情性急躁、理想远大又深通世故人情，其所规划的社会蓝图，等不得改良与渐进，非狂风骤雨式的暴力运动不办。他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解放以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规模力度与日俱增。“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全国军民训练得个个真理标准在手、政治嗅觉敏锐、斗争意志坚强。人们发现，一切不公平、不顺眼、不如意，其实还有政治意义。不需再等，文革斗、批、改三阶段正好一一清算。信仰是一柄双刃剑，用在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上，可能百折不挠；用在砸烂旧世界、横扫牛鬼蛇神上，所经之处能不灭顶之灾？

　　极端的政治信仰与本能中的残忍强强联合。人们把“破坏”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破坏是义举，伸张了革命正气；破坏是泄愤，表达了对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破坏是占有，按照新的标准分配资源或者取消其存在的必要；破坏是改造，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狂飙到处，抽象如文明文化，实体如身体物品，都要一一经过革命的检验，经受打击的筛选。一时间，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摧毁所及，竟超出了毛泽东的需要，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下达“最新最高指示”，平抑运动的势头。他懂：放出来的魔鬼可能欺师灭祖，早晚连他老人家一同吞噬了去。

　　回忆文革口径统一

　　钱锺书先生给《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说，不妨增加一章“运动记愧”。原文非常精辟，只能照抄：“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已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云云。老人家厚道，话说的很客气。

　　钱先生这番提醒是1980年。至今，我们看到的文革回忆，还都是“记屈”或“记愤”，不是控诉自己的遭遇，就是说当年退避三舍、冷眼旁观来着。其中不乏红卫兵、造反派。就连王力、聂元梓、徐景贤这样中央级的主力干将，也是一纸无辜。“林彪反党集团”中人更妙，不仅没有积极领导运动，反而超前地反四人帮、反文革。为那场浩劫负责的只有毛泽东率老婆及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及王、张、姚等屈指可数的那几个人。此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文革，是在七亿人民普遍具备了高度革命自觉性和积极性的社会基础上兴起的。既不像江西苏区、长征路上，要“国家保卫局”督战；也过了“四清”需工作队反复动员的阶段。回放当年群众集会的场景：运动领导高踞主席台，声嘶力竭振臂一呼，下面万众站脚助威齐声响应。散会各回原单位贯彻落实，雷厉风行。其势一如大字报语言中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受限不能开展和参加运动的地方和单位，领导被冲击、规定遭质疑。不然，怎么会那么迅速就在全国城乡、各行各业全面铺开、波澜壮阔了？不如此，文革伤害的人也不会那么多、造成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大。

　　终于，文革把群众搞烦了、领导搞怕了、定性成浩劫了，人们纷纷与之撇掉牵连。七零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看到的文革，就成了现在这样：亿万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小集团寥寥数人威逼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干了那些事情。因这个说法的解释力实在有限，官方便由邓小平亲自出面，举出中共圣人周恩来，说他为了与毛等周旋，减少文革对国家人民的损害，“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相当于“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吧。周氏以下，干部群众一体适用。法不责众，息事宁人好过一一追究，否则岂不又要挑动群众斗群众了，一不留神就引火烧身了。

　　毛泽东颇懂观人术，他对邓小平的评价略如：你看那个小个子，前途无量；人才难得；政治强！老邓对历史的贡献是设计改革开放，对过来人的贡献则是给大家找到了台阶，因为他深知国人心态。人们回忆文革经历的口径，就这样举重若轻地统一起来了。曾经有人简洁地区分东西文化的特点：耻与罪。东方人要刻意回避“耻”；西方人则认为人性有“原罪”。以文革为例，积极争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等等，因时移世异被归入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羞耻事，避之当然唯恐不及。

　　文革中，全国人民自觉自愿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以示革命觉悟与热情，与今天如此统一回忆口径，都是出于人性的弱点：投身革命，带着趋炎附势的算盘；文过饰非，是怕承担责任吧？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积极过、活跃过的也不是一个都没有，如著有《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的美国人李敦白，回去之后皈依在耶苏基督麾下；住在法国、《一个人的圣经》的作者高行健，是不是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

　　美国南北战争，南方的士兵为奴隶制而战。却有其人的后代，把作过南军士兵的祖辈，被北军俘虏、释放后又回南军再被俘再释放的释放证，当成奖状高高挂在客厅墙上。而偌大一场席卷神州、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甫一结束，就无人表示主动参与、与有荣焉，可见失败之彻底。而其伤人之深者，不仅在于无数人受到它的打击批判，更深刻的原因是，它愚弄了所有恭逢其盛的人。

　　那时，不仅社会主流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大搞斗、批、改；被造反、被批判、被关押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也遵行同样标准，要求自己、检讨自己、为自己申辩-----冤枉啊，我不是反革命、我没有那么坏，只是做的不够好！至于零星而又微弱的“异端思潮”，无一不以正统、真正的马列主义自居，认为毛泽东曲解了革命原理。就连受封“人权斗士第一人”的遇罗克，所著《出身论》，要求的不过是“黑五类”子女参与革命运动的权力，因为“我们能被教育好”。违心也好，以子之矛攻盾也罢，即便有过超越时代的人，因其仍以革命阵营中人的面目出现，而未起到“另一种思路与选择”的作用。

　　年轻人对文革不感兴趣可能多半因为弄不懂：左一个战役右一个派别，反反复复所为何来？不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那时，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晕头转向。出于对毛的信仰与依赖，不理解时只会自责觉悟不高，没有人会怀疑毛主席、党中央。其实，我们在迷魂阵里折磨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等一干人也是糊里糊涂、东一鎯头西一棒子，失去了“斗争大方向”。朝野双方均因认真，愈加痛苦徘徊。人之常情，可恶不过愚弄人，耻辱不过看走眼。十年一觉、扬州梦醒。方知心血气力全部白白抛洒，能不悔恨交加、羞愧难当，不忍回首面对？

　　钱锺书先生还提到过一个概念“单位观念史学”；大意是，同一个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含意不一样。就是说，社会公认为“正确”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是要变的。比如，先人开疆辟土，可能被后人指责为侵略；惩罚异教的义举，可能在历史上定性成扩张；战天斗地，则毁坏环境生态等等。今天的某些所作所为、建设成就，日后或许变成愚蠢之举、贻祸子孙呢。

　　既如此，我们只能把文革看作是社会改革的一次实验。人民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用青春和生命，为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付出代价。当然，谈到我们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不必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大言不惭。只需把文革的历史源流、社会基础、实施过程、社会效应说清楚，让后人看明白：这样的社会实验一次足矣。不要忘记提示他们，感谢我们为他们所做的探索和牺牲哦。

　　让本能冲破牢笼

　　一部人类文明史，似可大致地看作思想解放的历程。东西方都经历过漫长的钳制、禁锢。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逐渐松动，过程比较平直；中国，则晚至辛亥革命才有所开放，一度颇有自由，后又迅速收紧，在文革中陷入不亚于中世纪的黑暗。

　　四大文明古国长篇大论地记录思想、开班授徒传播文化，时间上相差不远，内容也不外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名曰“理想主义”，规定了许许多多的自我约束。各地的宗教，则充斥形形色色的禁欲与修炼。如此两三千年，人类活得既烦且累。回头看去，可以视为尝试建立一套适合人性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的试验与努力。可能是因为到达现代文明之前是野蛮和蒙昧吧，古人很容易地承认了自律的必要性，还开发出各种各样协调一致的理论和制度。比如欧洲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中国的封建制度、儒家学说等等。不惜作茧自缚。

　　然而，在以百万年计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性，本能地要求自由挥洒、无拘无束。区区两三千年的教育、修行对之无可奈何。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欧洲人渐渐发现，人生苦短、来世无踪，还是让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适应人的本性吧，不要扭曲了本能。于是，他们的社会剧烈动荡起来，历史进程加快了步伐。什么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共产革命、世界大战……无不各显其能地张扬人性。几百年波澜起伏，西方的社会面貎、生活形态才能成就现在这个物质发达、艺术丰富，无所顾及、为所欲为的样子。

　　苦难深重的中国则晚了他们一步。帝制持续到1911年，随后的中国虽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思想和制度的桎梏却松驰了下来。在列强入侵的间隙，甚至闪现过科学、教育、民主、富裕的影子。但是，旧时代的沉渣与新时代的糟粕，阻碍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如果“历史留下的是结果而不是可能性”一说可用，则缓慢的社会改良不敌激烈的所有制革命，就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规律了。为了“超英赶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放弃了自由发展的可能，心甘情愿地戴上意识形态的枷锁，满怀期望地在新的封建思想和制度下，开始了新中国的建设。

　　与中外古今的历史进程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的既快速又顺利，只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长期研究与实验，毛把人性参透。他深知，人的一切行为都受思想支配，只要信仰上他的主义，就可以任意驱使这亿万民众了。毛在长征中掌握了军队，一俟在延安站住脚，就开展整风运动，用《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树立正统、统一全党的思想。首先在党内和解放区，继而在全国全民范围，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辅之以统购统销，掌握了全国的工农业生产资料；户口配给制度，控制了全民的生活资料；严管社会舆论，筛选资源……。正当世界潮流趋向自由、民主、多元之际，毛泽东却能顺畅地反其道而行之，由于他打出的是强国富民的旗号。

老百姓并非不想任意而为。怎奈，有人因压抑已久、人性麻木、丧失了自我；有人因求成心切，为了国家民族复兴宁愿牺牲自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则“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根本没有选择发展方向与道路的意识。毛泽东也者，非常人矣：你若附庸风雅，他则吟诗填词；你若看重学识，他则谈古论今；你若急于建设，他《论十大关系》；你是读书种子，他就拿出哲学篇什；你推武略文功，他则“用兵如神”；你想改造社会，他组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战火中壮大的共产党，本来人才济济，毛泽东的才干能力又远在诸领袖之上。百姓不把他奉若神明、身不由己地供他调度也难。掌握了如此亘古未有的庞大资源，毛泽东能不理想抱负无限膨胀、战天斗地与人奋斗，固执己见发动文革吗。

　　有人说，自然界中的物种，个体群体虽然在地球上星罗棋布，以种群论、在历史的尺度上，其进化变异的速率基本同步。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东北虎、华南虎看不到剑齿虎；只能看到亚洲象、非洲象，看不到猛犸象。因为，地理地质气候决定物种存亡。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则也大致地可以援引这种“大环境”现象。文明文化的历史阶段上，东风西土，社会制度、思想意识所差之百几十年，在以万年计的人类历史上，忽略不计也罢。

　　再者：另一个现象早已引起注意：独居动物比如猫狗，生活习性、智力水平基本一致；推测其有尚不为我们所知的遥感通讯、交流方式。何况群居动物如人类者，虽有国界相阻、主义区隔；明里暗里的关注、交往、了解，千丝万缕。铁幕如苏联、竹幕如中国，都封锁不了冥冥之中主宰的意愿、蠢蠢欲动于每一个细胞的本能。从压抑中释放，只需一个契机。人类文明已到人性释放、本能活跃的时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先行后至，相差不了多久。因为，史上付出的牺牲和现今放任自流，历史意义都是试行建设最好、最适宜的社会与生活。

　　文革，人人戴着紧箍咒，人性的遏制程度，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譬如初期破四旧、立四新，血统论还不算，进而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却没有相应的平衡或补偿，连体制内的“社会主义新天地、新文化”也没有像样的成品，最终闹出物极必反，理所当然。

　　没法推测毛泽东晚死几年中国会怎样，只消看看文革一结束，人们的思想像蜷缩的弹簧，猛然蹦开、随即无限伸展，就知道，一切都是有限度的。短短二三十年，国人的意识就从迂腐滞后，一跃而为世界瞠目、全球领先。悬想我们的后代捧读中国历史：古代尚可不算落后，近代就耻辱得令人汗颜了；经过抗战，内部动荡加剧，生活水平、社会制度、个人尊严等等方面，与外界有些国家距离日益拉大，心中不免上火着急；到了文革，暗无天日得找不到出路；不忍卒读正待合卷之际，偶然看到下一段，中国发生了突变，从落伍一跃而至前沿云云。既然事有因果、历史延续，文革那些年付出的代价，可以算是飞跃前的准备、历史上的贡献了吧。至于那其中的痛苦和悲剧？谁让我们民族的命运如此呢。

　　这是最后的斗争

　　经过几十年战争、内乱，新的国家建立起来了。此时，社会思治、民心思富。途径大约两个，一是师从苏联；一是效仿欧美；而且都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这是外人、后人远远观望中国时的臆测。身临其境、了解情况者知道：1949年时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中共政权在苏联帮助下取得，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割据江西时就建立了苏维埃，党团是布尔什维克、军队是党指挥枪。苏美处在冷战前夕，美国是国民党的后台老板，背靠苏联资源无限……。投向欧美，不仅无法向党内交待，也没法对斯大林解释。苏共是天然盟友、美国是现成凝聚民心的敌人，“对苏一边倒”毛泽东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不仅是他基本队伍的机制、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的必然，而且由于他的理想抱负尚待全面开展，取得政权只是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一系列社会改造计划有待实施。

　　在长期战争中训练出来的军队和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严密、令行禁止，影响遍布各个阶层行业、远近城乡。如果在华实行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这支力量就完全浪费、甚或反咬毛泽东一口；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是一笔无可比拟的社会资源、一支战无不胜的政治力量。这份财富，是毛泽东的政治生命线，采取各种方法使之巩固、扩展、提升，意在其庞大、长远、多重政治计划的落实推行。

　　毛泽东追逐权力的欲望之强，不亚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政治家。因为没有这个工具，他的事业就无法开展。对于将相王侯，毛泽东岂止平视、甚至轻视：“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们的眼界与胸怀，不出创业守成的窠臼，事功以朝代为限，毛泽东则意在改变、更新文化传统，在中国建立一套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结合云云。只念文明文化可以传承千秋万代，忘记了那是在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变化、缓慢成长的。

　　进城之后的社会局面远远大于解放区、根据地。虽然抓得紧、控制严，经济建设、文化遗产、民风民俗……，还是很容易分散革命的力量、改变政治的走向。这时，毛泽东最大的敌人是人性中追求安宁、充裕、丰富生活的本能。毛泽东把它形象化为：拿枪的敌人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会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共产党发动拼死的进攻。毛泽东认为，安逸会消磨革命斗志，富裕会制造贫富差距，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让中国的老百姓遭二茬罪、受二遍苦。

　　而保卫革命果实、继续未竟的事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可以同时进行，就像练兵为了打仗、战场也是最佳练兵场。于是毛泽东等便接二连三地发起政治运动，维护革命成果、壮大革命力量，同时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向经济、生活、意识形态的更深处。虽然毛泽东没有说过。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此时，他正在与自然规律做斗争：当时的中国呈现复杂的现象、前景迷离。社会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封资修的文化艺术、生活追求同行并存；雷锋、王杰、欧阳海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城市老爷，对人民大众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两股势力：党政军工青妇与积淀千年、渗入骨髓的传统文化，趋向旗鼓相当。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显然要朝权重较大的一面走下去。而苏联和东欧，已经丢掉了列宁的旗帜，把共产主义庸俗化成“每天都有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餐”。中国来到了岔路口。

　　饱温思淫欲，个人、群体概莫能外。人性贪图安逸像水性就下般自然而然。这样的人组成的团体，虽有理想的灌输、严明的纪律，也难成铁板一块。权力的腐蚀类似化学反应，不但无法阻止还由此及彼。民间小农意识、市侩思想大量涌现，党内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迅速侵蚀着毛泽东的政治班底。一向受到重视的美国人的预言：和平演变将发生在中共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时刻敲打着毛泽东的神经。主张居安思危的毛泽东面临那样的内外局面，能不安排下大的动作，殊死一搏、力挽狂澜？

　　崛起于草莽之间的毛泽东，一生信奉王安石的三不畏：“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发展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欲与天公试比高”。那时，毛泽东的胜算在于，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党和军队、十七年教育的全国人民，虽然受到封资修的吸引、革命意志有所动摇、斗争方向有所疑惑，但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还是毛主席教导，价值观念还是革命事业，行为方式还是阶级斗争，此乃启动文革的真言咒语。如果小打小闹、甚或观望等待下去，力量对比彼长我消，可能坐失最后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爬起身来，施施然洗漱更衣、磨刀霍霍，拉开房门冲向广大群众……。

　　所以，当毛泽东看到亿万群众革命之心未泯、热烈响应其号召，一举摧毁了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时候，欣慰地说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语见1968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他老人家有没有意识到：掐断了物质享受而没有补偿，透支了革命干劲而没有止息，等于竭泽而渔，久之会导致破产的。

　　无神论者拜偶像

　　巴尔扎克有一个著名的短篇《无神论者做弥撒》，讲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外科医生出入教堂的故事。意为一心向善的人，因承认个人智慧、能力有限，也会到代表神祇的场所寻找灵感、寄托情怀，因为神坛是真理导师、精神家园的象征，借用而已，非关迷信。文革当中国人种种顶礼膜拜毛泽东的行为与此类似。

　　经查：神或神祇是宗教观念，为超自然体中的最高者，一般认为不具物质躯体但有躯体形象；衪不受自然规律限制、还高于自然规律，主宰世间万物，对物质世界施以直接间接的影响云云。先民的图腾和各种宗教的神明无不具有这等地位。给神祇赋予人形并人格化的做法，普遍见于世界各大文明文化，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一眼就看出，借用宗教技巧号召民众，是凝聚人心的捷径。采用颇频、屡试不爽。以无神自居的共产党也乐此不疲，可见纯粹是个实用主义的招术。

　　党内、延安时，由刘少奇出面，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规定了“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初衷是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因效果不错，近而思之：多神不如一佛，适应国人的文化习俗、思想思路。譬如儒家孔子为大，道家独尊太上老君，释家只有一个真佛。遂将“党的集体智慧”归拢起来，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诏告天下，便于人民理解遵循。因为“一国三公各行其是”、“晋政多门不可从也”。从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国的地位，随革命形势发展、胜利接踵到来，水涨船高由人而神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到达顶点-----变成拟人化的红太阳。

　　从历史上看，人类对于神明的需要，起源于原始社会对自然规律的向往与恐惧。出于自卑的心态、依附强势的渴望、不劳而获的取巧等。后来，出现了哲学与宗教，不是代表真善美，就是些令人自愧不如、肃然起敬的理想或学问。人类的信仰与崇拜嵌入了正义、向善、利他等内容，不再是纯粹的迷信。形式上，多神转为一神也呈普遍趋势。后来，科学兴起，苦思冥想自然法则变成了实验实证，神祇功能的折扣率逐日增大。人们开始由信仰主义变成物质主义。

　　但是，先前的文明史，已经使政治家认识了信仰力量之伟大，学会了如何培育民众信仰一个特定的人。因为，无论正反、迷信的因素仍然普遍在存在人的心里，只需巧妙地引导利用，就能诱使人们，以事半功倍的侥幸心理寻求真理、把政治理念当作真言咒语，在生产和生活中执行、应用，以期神迹发生。中国曾具有把马列主义宗教化、毛泽东个人偶像化的绝好条件，天时地利、水到渠成，只消十几年，就在文革中把政治信仰庸俗化到无以复加的可笑地步了。

　　然而，宗教色彩虽浓，崇拜的毕竟是个政治人物、政治理念，与膜拜传统神明本质上不同，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形式是宗教的、心理是政治的；信仰是狭隘的，境界是高尚；自我是谦卑的、追求是超越的；虽然祈求指导，却不坐享其成；希望奇迹发生，准备自己做成……；与一般的宗教迷信最大的区别在于，民众知道，毛泽东不是“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的灶王爷、也不是消灾解祸的送子观音。文革中人崇拜追随毛泽东，不是为自己谋福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某种伟大事业。冀望毛泽东能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明天。他们膜拜的是正义和真理、以为毛泽东是其代表，并非盲目崇拜个人。

　　不料，那个漫延全国的“红海洋”潮涨也骤、潮落也疾，推动文革到了高峰，迅即偃旗息鼓。暂时被它取而代之的宗教，则逐渐回归大江南北。也许是因为，宗教在几千的发展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生存机制，会应时而变、随遇而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稚嫩，长而未全、强而不壮，容易代谢紊乱，夭折于世事变迁。短期效应有力，功能后继乏力。在其门下，修行太苦、成果贫乏；加上内部管理不善，运营代价太大，信徒难免后悔不迭、众叛亲离。表面看来：政治信念现实性极强，不能快速实现信众就会流失；而宗教多半修的是来世，相关许诺不必兑现。

　　干柴烈火同气相求

　　曾经有人煞有介事地说毛泽东之所以“战无不胜”，因为他深通命理之学、会推算沧桑之变。用现代语言说，大约相当于他能看准社会潮流、历史规律，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吧。老毛这方面能力到底如何，人见人殊，发动文革正逢其时，则有星火燎原般的史实为证。

　　现在称之为“权力之争”的党内高层斗争，那时的用词是“路线斗争”，意思是一样的。路线也者有两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从时间上看，1966年的中国，离基本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国、北洋时期不远，前清遗老遗少健在的也不少。那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景，中年以上的人记忆犹新，连制度的受益者都说那样的社会乏善可陈。至少，1949年之后的中国，贫富差距大为缩小、社会面貌比较新鲜、经济建设颇有成就、文化生活比较健康，国际地位大为上升-----不为人忌是庸才，被人围堵说明受到重视。所以，社会主义为称作“阳关道”，资本主义则是深渊上的“独木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均以社会主义为标准。个人思想与之有所偏差的，不免极力修正、掩饰。

　　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欺骗甚或逼迫全国军民执行他的旨意，干下那些不可思议的暴行的只是一小撮人，其实不确。过来人心知肚明，我们都曾争当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与封资修坚决斗争来着。就像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白人殖民主义者以奴役亚非拉土著为荣；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人，以杀戮犹太人为己任；种族歧视的美国，有色人种长期遭受社会意识迫害；斯大林的清洗，日本鬼子侵略……，无一不是背景厚重社会主流、理直气壮的正义事业。一如延续到后来的冷战双方；缠斗到今天的文明冲突，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因其出于信仰，绝非一般犯糊涂、干坏事可以比拟。故“正义之师”的战斗力之强，常常令人瞠目。

　　也许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仅是互相转变、还能相互替代、总数持平吧？与目前的中国大体相反，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生活非常枯燥，精神生活却十分活跃。用现在的眼光看文革前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有点像青藏高原上的喇嘛教之于牧民，没有期许未来的精神寄托来转移注意力，游牧生活简直打熬不下去。看似毛泽东认为，丰富的物质生活会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穷则思变”，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广大民众，则因服膺于毛泽东、共产党那时所取得的社会改造成就，“见贤思齐”似地，以紧跟不悖、深刻领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等，为最高准则与境界。并沾沾自喜于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呢。
比如，林彪提出“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民间就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且“永远不落”；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百姓就说还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下面接道“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不一而足。全社会有了“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共识，毛泽东想打倒谁、想做什么，不就是一句话的事了吗。这是开展文革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个铺垫解放前就开始了，源头则不远于延安的窑洞。

　　独立思考的概念本不出自中国；多元、多样化等意识西方直到近年才清晰起来。过去，国人只知道“齐心合力、万众一心”。毛泽东深知统一意志是成功的前提，政治挂帅就成了他的常规武器，事无巨细地用了起来。正好，中国文化中有企盼圣主明君的传统、百姓普遍谦卑的民情，推行个人崇拜、划一价值观念既顺理成章又水到渠成。或许是从众心理与奉献精神同时发作吧，普通民众常常会因觉悟不够高、表现不够好而自责，进而积极主动地向党表衷心、为革命做贡献云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在这么坚实的基础上，大展宏图的。也有民主和自由：党的一元化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歌颂党和毛主席、社会主义的自由，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这些已经足够。现在叫画地为牢、作茧自缚，那时的人却以此自期、乐此不疲呢。

　　其实，人民大众崇拜的，说到底只是毛泽东头顶上的真理和正义，而不是那个“兼具虎气和猴气”的人。心甘情愿一致皈依，是希望聚散沙为铁塔，撑起民族背脊、合力振兴中华。而共产党的宣传、教化确与先前的宗教、主义不同。在百年积弱、屈辱、落后、彷徨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对那时的中国人，有过柳暗花明、振聋发聩的刺激。其宣教、组织、行为，对各自为政的小农散户，拔高了他们的境界，提升他们的价值，寄他们以重托。一时间，不论虎头山上耕种，还是钻井台上采油，好像都关系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而使命感最能催人负起责任、做出牺牲。当亿万人民满怀崇高理想寻求贡献的机会之际，毛泽东给了他们施展的舞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与目前的社会气氛相反，那时，政治敏感度极高，一切的标准为是否有利革命事业。一旦有人指出：某某公款吃喝、某某宣扬封资修、一旦复辟将三餐不继、流离失所等等，能不一哄而上，“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群众的政治兴奋点低得像是散落在地的干柴，毛泽东的启动令便是烈火，顿成烽火燎原之势理所当然。所以，文革初期才呈现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号施令，“亿万革命群众”推波助澜的轰轰烈烈。一时间，革命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使革命运动迅速高涨，革命手法推陈出新，红色恐怖无远弗届，打击力度史上空前。一派上下呼应、志有一同、互相启发、各取所需的因缘际会。运动之兴虽然不是自发，势头之猛却超出了毛等的预期和需要。

　　现在看来，那时的情形非常戏剧性。无论什么地位、身份、职业的人，都可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尊严。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低着头任中南海的工勤人员批斗，罔论省军部地市县局科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可笑或曰可悲的是，遵循同一政治标准，受到冲击批判的人，也都自责确曾违规，辩解仅限“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同在“牛鬼蛇神”之列，还要互相攀比：他们是真的反动，而我罪不至此。如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罗长子瑞卿，曾经对女儿道：“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疑惑乃至质疑现行政策者也曾有过，则无一逾越“真假马列主义、执行政策、理解毛主席指示正确与否”的境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人能够超越时代。

　　心理学上有一则定律：真正的爱与迷恋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浅深的标准在于持续时间。群众政治信仰与此类似。狂热的往往短暂，因为，维持政治信念需要利益浇灌。但是，暴力革命不是雨露甘霖，“红太阳”只能把禾苗烘烤成干柴。干柴易燃，易烬也易折。平民百姓献身精神毕竟有限，没有收获就不再付出了。“林彪事件”恰似兜头一瓢冷水，政治热情逐渐冷却。文革中期及后，任毛泽东、四人帮如何煽风点火，运动日渐气息奄奄。人们的兴趣慢慢转到安排日常生活、搏取物质利益上去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性的信仰危机、纸醉金迷，实乃肇始于文革后期。

　　民间缺乏革命热情，中央就煽动不起政治运动。文革之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无甚可观，也是一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