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内战、土改和反右初期的林昭

yangharrylg

2012-07-08 20:03: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大多数人了解林昭的渠道，可能都是胡杰的《追寻林昭的灵魂》。不可否认，胡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真诚的，但由于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感情倾向，便不由自主地使用了某种“抽样作证法”（严耕望提出的概念）。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它将笔墨集中于反右后期到被处决这一段时间的林昭，但对她在内战、土改和反右初期的表现，却一笔带过。

纪录片只是简要提到，林昭早先也曾狂热地信仰共产主义，崇拜毛，甚至称呼他为“父亲”。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作为铁杆毛派的林昭，后来的思想会发生那么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潘公凯（Philip P. Pan）在采访时发现，类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胡杰。（原文是：Why did Lin Zhao turn against the party she loved? Or was it the party that turn against her?）但最后拍摄时，导演似乎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在简要介绍了林昭在建国前和土改中的积极表现后，便笔锋一转，直接跳到了反右后的那个林昭，多少显得有些突兀。

林昭的真名其实是彭林昭，父亲是国民政府官员，母亲则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企业家。16岁参与地下党活动后不久，她就将自己的姓去掉，易名为林昭。很明显，她想藉此表达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但随后她便发现，“划清界限”并不容易。由于“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还没达到党的要求”，她还是会时常留恋父母的亲情。同时，她也非常担心自己的出身会导致党组织的不信任。

为此，林昭感到非常焦虑。于是她便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刻意表现得比一般党员更“进步”，更“冷酷”。在参加土改时的一封信中，她写道：
“就在几天前，我们镇里的‘五一’土改队刚处死了十多个人…包括一个我亲自斗倒的地主，他是一个狡猾的‘土皇帝’。从搜集材料、组织批斗会，到公开审判，都是由我负责的。枪毙完了这些人后，很多人吓得不敢看尸体，但是我却敢。我一个一个地翻看这些被枪毙的阶级敌人，心中感到非常的自豪和喜悦。”
（转译自Philp P. Pan, Out of Mao’s Shadow, Simon & Schuster, 2008, p.32）

所以反右之前的林昭，无疑是极权主义千千万万个缔造者之一。从土改队到《常州民报》编辑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之间的相互监视（Mutual-Supervision）和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机制会早已将共产主义和毛思想源源不断地输入林昭的头脑，不断强化她的政治信仰。这决定了在反右初期，她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猛然醒悟的，而必定经过了一番痛苦而漫长的挣扎。

1954年，林昭从《常州民报》考入北大新闻系，当时也在北大读书的马嘶回忆起初见林昭的情景道：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和憔悴，似乎是不太健壮的样子。脸上有几点细微的雀斑，嘴唇略微翘起，显出了她是个性较强的人。她谈不上俊俏，却有着江南女性的柔媚与秀气…她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是个个性内向的人…同学们是凭了印象去认识她的，都称呼她为‘林姑娘’，这当然是把她看成是林黛玉式的柔弱女性了。”
（马嘶，《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1999，群众出版社，p.146。）

长期的焦虑已经损害了她的健康。2年后，马嘶与林昭、张元勋、沈泽宜等人一起加入了《红楼》编辑部，成为了同事，相互之间的接触也变得频繁。种种证据显示，林昭在北大的2年多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自己在土改队时的共产主义信仰。在56年8月的《红楼》创刊号上，她以“小昭”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赞颂苏联红军的诗：
“一辆披甲的坦克巍然兀立，
在军事博物馆门前广场中。
炮口威严地向着前方直指，
九颗红星记录了它的战功。
…
当年是它首先冲入旅大，
把自由的欢乐带给群众。
人民要求让它留在这里，
纪年那苏军——解放的英雄。”

如果没有反右，林昭的思想应该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57年时，“学生右派领袖”林希翎找到张元勋、沈泽宜创办刊物《广场》，不久后由于思想分歧，《红楼》编辑部内产生了分裂。这成为了林昭人生中的转折点。一方面，作为张、沈二人的好友，她也暗地里参与了“广场小集团”的活动；但同时，当亲官方的《红楼》编辑决定反击“右派”，批判并将张、沈，并将二人逐出编辑部时，林昭居然也举手赞成。

57年7月《红楼》杂志出版了“反右派斗争特刊”，公开与《广场》叫板。这一期最核心的文章是《给张元勋的的一封公开信》，其中说到：
“昨天，你也曾是《红楼》的编辑，我们有过同窗共事之谊。我们听到过你对于党、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毛主席、对于鲁迅先生的颂歌…我们的确从来没有对那些歌声的成色发生过怀疑。而你，竟恬然无耻地自认了你的欺骗，公然宣称那些都不是真的…你的《是时候了》吹响了北大资产阶级右派反党的号角；你放了一把狠毒的火…我们不能不宣布：我们和你之间，横着一条鲜明的界限，我们和你属于不同的营垒。”

这篇文章的由12位编辑联名签署，除了马嘶、谢冕等人外，林昭的名字也赫然在目。在非黑即白、不可调和的反右运动中，林昭这种的公开墙头草两边倒的行为，使得她迅速成了众矢之的。就在这期“反右派斗争特刊”中，还刊登了两篇读者来信，分别是《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林昭，什么时候摇身一变？》，质疑道：
“令人奇怪的是，在签名的编委中，我们发现竟也有林昭的名字，如果这不是由于误会，那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骗局，我们相信，一些《红楼》的编委过去的确被张元勋的花言巧语迷惑过，但是这件事对于张元勋和沈泽宜的亲密战友、《广场》的幕后参与者的林昭来说则是不合适。”
“林昭是在什么情况下，摇身一变而成了左派人物的呢？…难道不正是这位林昭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浪潮里曾经为右派分子摇旗呐喊？”

林昭首鼠两端的做法是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但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可以解释的。此时，她在骨子里还是信仰共产主义、毛思想的，并完全支持毛泽东借助“鸣放”来打击官僚阶级的做法。但在“鸣放”渐渐脱离控制，慢慢将矛头指向共和国统治的根基时，她开始对之产生抵触情绪。后来当风向突转，右派学生一夜之间陷于被围攻的处境时，她又开始同情右派。自始至终，林招的立场都是很不坚定的。由于这种犹豫不决，她落入“两面不是人”的窘境，几乎成了全北大的“人民公敌”。

此时的林昭，真是四面楚歌。她一下子反击，一下子哭泣，又一次“深夜独坐未名湖畔，被校卫队送回来”，可以说几乎陷入了癫狂状态。未经证实的资料称，她还曾自杀未遂。《红楼》反右斗争特刊第3号里的一篇文章描写得很生动：
“她借伟大诗人屈原当年反抗黑暗统治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发泄不平。整风运动以来，她也是愤怒一阵，沉默一阵的，一会儿高呼：‘我是剑，我是火焰’，一会儿又转过脸，低下头来问：‘你们党员的看法怎么样，我这样对吗？你们批判批判吧。’企图摸底。”
至此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她在北大不再抛头露面，直至被调往《中国青年保》实习。此后林昭的情况，胡杰电影中已说得很多，不赘述。

林昭与林希翎，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反抗者。林希翎几乎没有对党产生过幻想，其反官方的立场也更多的来自独立的思考，比如她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启发性。而林昭的反官方立场，其实是在反右初期被围攻的境遇中，一步一步地被逼出来的，它更多地来自个人经验，而非逻辑性的思考。

虔诚地信仰共产主义，为党无私付出了一切，最后却被打成了右派，这一落差对林昭的刺激非同小可。之前的努力和青春全部付诸东流，现在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她身上踩一脚。正因为如此，性格本就极端的林昭最后才选择了极为惨烈的反抗方式，因为她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怨恨。她近乎自虐的行为（写几万字的血书）是如此骇人听闻，所以比起学院式的林希翎来，更具备在大众中广泛传播的条件。

林昭其实也是个普通人，有着全人类共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在反右运动来临时，她的第一反应，其实还是自保，即与张元勋、沈泽宜做切割。直到最后矛头指向自身后，她才渐渐醒悟，意识到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吃人的。但在传播过程中，林昭却被截断众流，从入狱到被枪决后收五分钱子弹费的事被反复地提起，她在内战、土改和反右中的历史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其实对于很多热衷于谈论林昭的人来说，历史中的林昭究竟是怎样的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要她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并在她身上寄托自己的某种政治立场，仅此而已。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成一样，从林昭形象的形成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场人为的造神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