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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有数十所大学迎来了他们的60年校庆。这一切，都源于1952年中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
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的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以苏为师”， 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教制度的方向。正是按照这个方向，中国在1952年开始了激烈的院系调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一些高校被拆分，所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都遭到裁撤或改造，在1952年的开学季，成批的旧大学和它们的故事，成为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成批的新大学和新兴工学院成为新时代的骄子——它们都是人民的大学。
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国家。
基于经济主义视角、实现工业化的热望，院系调整使旧的“通才教育”为新的专业教育所替代；学问被急用现学所替代；科学家被专家所替代；抽象而广博，被具体和单一所取代；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制造实用工具的工厂。
在这种主流意识之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它的后果是明显的：20世纪上半期形成的民国学人群体、治学精神和学科生态拆分瓦解；全新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大学与社会、政治与教育、学术和道德的关系逐步确立。
今天，如果追根溯源，1952年，正是这场断裂的起点。
中国大学的暴风骤雨
文 庄秋水
曾昭抡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高等教育体系的原点。
1967年冬天，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孤独地死于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房，时年68岁。他的太太俞大已经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缢而死，他们两人没有子女。据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一位侄儿在照料他，并为他料理后事；而就在这年年初，疾病缠身的曾昭抡还被冠以“全国大右派”“曾国藩的孝子贤孙”（他是曾国藩的侄曾孙）被批斗。多年后，同为民盟领导人的费孝通回忆往事，“曾公当时所受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再去打听，也没有人愿意再告诉我。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
如今曾昭抡作为近代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被历史永远铭记。然而，他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的仕途生涯，也绝非无关紧要。他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大学制度的原点。
酝酿：一边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抡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从此进入官场。
在此之前，他已经享有化学界大师的声望，在北大担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学系主任，并且在1949年5月开始担任北大教务长。在更早的20世纪40年代，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和中共关系密切。1950年当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推荐几位教育部副部长候选人时，钱端升推荐了曾昭抡。于是，在这年5月，曾昭抡和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以及钱伟长到东北考察教育。事实上，两位教授都不晓得此行他们是被考察的对象。
而与他们同行的阿尔辛杰夫，此时的身份是教育部的总顾问。1949年之后，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新的国家政体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苏联老师参与了建设新共和国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约1.1万名“苏联专家”——各种顾问、教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高等教育堪称是苏联烙印最深刻的领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层的苏联顾问，数百位苏联教师在高校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事。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
正是阿尔辛杰夫为大学改革的方向定了调。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的发言既确立了“新教育”与“旧教育”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来，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已拥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与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学校，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并改变课程，以适应新的国家任务。同时建立新的高等学校，首先是技术学校。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科学工作人员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
事实上，阿尔辛杰夫所倡议的“苏联模式”，主要是20 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相反，战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苏联高等教育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种体制并非完全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包含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沙皇时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后发国家，急于跻身现代化国家，多采取19世纪初期法国拿破仑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 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巩固国家政权。
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提出的三项基本方针，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高等教育为工人农民开放（国立免收学费）；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不出阿尔辛杰夫对中国高度教育的布局。于是，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明确提了出来。
我们可以推测，曾昭抡被提名为教育部副部长，正是因为筹划中的院系全面调整，需要这样一位熟悉教育、又熟谙工业布局的人士。而据钱伟长回忆，曾昭抡果然不负所望，在东北考察期间，对东北的工业教育布局考虑得很全面，譬如成立辽宁大学，在吉林搞个汽车厂，建化工厂，使吉林成为一个工业重点，并成立吉林大学。他还提出把自己的学生唐敖庆从北大调来组建化学系。
这年12月，曾昭抡被正式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在西单大木仓胡同办公。他的秘书周其湘1951年7月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一直担任秘书至1958年。如今86岁的周其湘回忆往事，仍然十分佩服曾昭抡。尽管行政工作繁多，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每日在晚饭后阅读学习，所以在1958年可以再度由一位行政领导转为做学问的学者。
曾昭抡也参加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和于9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这些会议在制度上不断确立行政权威，尤其是教育部的领导责任。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与此同时，高校中开始增加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都由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于是，学校里逐渐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组织系统，推行政令便极为顺畅。到1953年，教育部又决定增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政治组织也逐渐完善，高校普遍设立了党总支、党委、团委等党团组织，马列主义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开始确立了统治地位。
当时，作为教育部高层的曾昭抡对行政力量主导大学有无异议，我们无从得知。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是在一种英美教育体制下工作，无论是北大，还是西南联大，皆推崇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在周其湘的记忆中，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他“尊重中共的领导，遇有重大问题，都及时请示”。
预热：改造与清理
“立新”必然伴随着“破旧”。
1949年后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是《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在1950年6月，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故而，拖延改革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不对，预计用10到15年的时间来做教育改革的工作。
然而，历史进程正是在1950年6月快马加鞭，如暴风骤雨般席卷高校和知识分子。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秘密入朝，国内形势骤变。原本审慎、温和的教育改革突然进入剧烈的调整期，首要的工作，便是“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于是，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教会大学，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自办，由政府予以补助。
要彻底清除民国以来深植于中国高等院校的英美教育思想，就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钱俊瑞的看法可能代表了教育部高层的普遍共识，高校的知识分子，“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不肯确实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
事实上，从1949年之后，一些知识精英便或主动或被动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期获得新政治权威的认可。1950年1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萧乾的《试论买办文化》，这位曾经浸染欧美文化经年的记者、作家，清理和批判自己，呼吁 “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18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知识精英们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式语言否定自己过去的时候，也便是他们投身于建构权力决定自己政治地位的机制的过程。
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兼副主任委员，委员则为京津地区各大学负责人如马寅初、陈垣、蒋南翔、杨石先、茅以升等。
而曾昭抡本人亦不能幸免。据北大化学系教授庞礼回忆，曾昭抡之最终辞去北大化学系主任，便是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大潮流里，他还在提倡搞科研，要学生好好读书，于是有人提出让他调走。追溯个中情由，可能又夹杂着他执掌化学系多年而潜藏的人事纷争。不过无疑曾昭抡“不识时务”其来有自——1936年国难期间，他希望同仁能和阿基米德一样，在敌人刀剑架在我们颈项上面的时候，还能说“不要弄坏我的圆圈”。在这场“排队洗澡”的运动中，相比而言，曾昭抡只是洗了个小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解释这些精英们所面临的历史境遇：“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展开：雷厉风行
思想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院系调整也正式展开。《人民日报》发表于1952年9月24日的社论说明了二者的内在关系：“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得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如今，“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各大行政区、省、市和大学的院系调整委员会相继成立，垂直的行政机构保证了院系调整方案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推行。教育部按照“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此前，北大、南开的教育系已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北大、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大管理学院，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院、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土木系并入交大，交大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到1952年底，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较为彻底。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1953年的院系调整则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
于是，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
此外，全面改造高等学校内部结构，也是院系调整的重中之重。1952年11月，高教部和教育部分设，曾昭抡改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大学理、工、农科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高教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 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可以说，国家由此实现了对高等学校的全面管控。
作为主管其事的教育部（高教部）高层，曾昭抡当时在内心深处，究竟如何看待这场高等教育的暴风骤雨？平心而论，院系调整中的一个重点，是发展高等工科教育，曾昭抡是赞成这种原则的。写《曾昭抡评传》的戴美政先生猜测这个原则本身或许就是曾昭抡提出、进而获得高层认可。因为工科院系调整方案就是在曾昭抡主持下起草的。事实上，早在抗战时期，曾昭抡就说过：“经过大学或专科学校训练出来的人，学识既较丰富，脑筋也较灵敏，这样应付工业上各种问题，当然比较地可有妥当办法。重士轻工的传统思想，由此得以破除。”
另一方面，他即便有所怀疑，恐怕也无能为力。早在1949年，他就说过，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我们站在人民的一面，对于政府的种种措施，未决策以前可以提意见，实行以后也还可以作建设性的批评，只是在基本立场上，必须与政府完全一致”。何况，高校改革的整体布局可是出自“苏联老师”之手。据周其湘回忆，除了阿尔辛杰夫，还有两位苏联专家每天都在教育部上班。根据早期（直到斯大林逝世）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政策，“不能与苏联专家意见不一”，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意思是说，无论你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否合理，受到批评或处罚的都应该是你。因此，任何大胆挑战苏联专家的人，不管对错，都会受到惩罚。
起初，曾昭抡确也十分积极地学习苏联经验。他自学了俄文，经常向苏联专家请教，还按照他们的意见，强调学校不要轻易改动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然而，他毕竟是在教育领域浸润多年，在任职教育部（高教部）期间，又跑遍了全国主要地区的高校。当教育部的苏联专家要求高等学校全盘执行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而且进一步要求仿照苏联，统一规定教师工作量，建议实行“六节一贯制”，（ 指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别集中安排于上、下午的一种教与学的制度，又称“午前教授”）曾昭抡认为“六节一贯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采取了反对和抵制态度。此外，他也反对将北大工学院迁往外地，对苏联专家只提“应用化学”, 不讲“化学工程”, 非要把化学工程系改为应用化学系不可的意见据理力争, 坚持在清华大学保留化学工程系, 并调来天津原北洋大学该系的人员加以充实。
然而，细部的修补并未改变院系调整的实际结果，那便是基本上对苏联模式的全盘照搬。1956年，曾昭抡担任团长，带领三十多人的高等教育访苏代表团，走访了苏联十多个城市的高等学校，全面深入了解苏联高等教育。回国后，他对周其湘及友人皆表达过对苏联高教的某些不以为然。他亦曾向部里请示，建议让代表团再就近到民主德国考察，以便从中进行比较，取长补短，结合中国实情，制定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新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可惜未被批准。
当1956年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时，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已经实行了好几年，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曾昭抡的工作仍然十分繁忙，他力图在适合的范围内，修正院系调整后教育中的弊病。在1957年的政协会议上，他发言反击苏式高校教育的“一个中心论”，认为高等学校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而且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机构。此外，在肯定教育改革的前提下，他指出高校过分强调统一，缺少灵活性；学生外文程度低、负担过重等。
数年的官员生涯并未完全磨掉他的棱角。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和费孝通、千家驹等人提出的一份科学纲领《对于中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是民盟在5月由曾昭抡主持的座谈会上，出于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而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这些民主人士希望保证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其中涉及时间、助手、设备、资料以及经费问题，还特别提出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当恢复发展社会科学。
他毕竟是学者，太没有观察政治风向的意识了。五十多年后，周其湘谈及往事，还为自己的老领导慨叹不已。
就在这份意见发表的头天，《人民日报》发出了著名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正式开始。此外，6月6日，曾昭抡还应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约请，在民盟文化俱乐部的座谈会上发言。这就是“反右”期间著名的“六教授会议”。后来， 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六位教授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曾昭抡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撤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资格。北大自然不愿意接收这位“大右派”，他被“流放”到武汉大学，直至疾病缠身心力交瘁地去世。
十几年之后，费孝通忆及当年，“反右”斗争初起，曾昭抡晓得费要被划为“右派”，见面并不像有些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而是严肃地轻轻地对他说：“看来会有风浪，形势是严重的”。在他眼中，这位拘谨持重的曾公，一寸光阴一寸金地使用着他的生命，开创了一门学科，“凡是要他承担的，他没有推辞过”。他断定，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
消失的一代法学精英
在法学史学家看来，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教育阙失的后果，远不止于法学学术层面，更影响到此后二十年的社会发展进程。
从1949年到1952年，杨兆龙一直活在忧疑和焦灼中，他始终担心新政权对于他这样的旧法学精英们有敌意。
这位拥有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海牙国际法学院特聘比较法学专家等重量级头衔的中国法学界领军人物，曾说服代总统李宗仁释放大批中共政治犯，但在改天换地时，他还是不想留在国内。
是他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妻妹，代表中共方面许诺了未来的待遇和地位，并说动姐姐下决心对丈夫说：“你要去美国我不去，也不准你带孩子们去。”于是杨兆龙留了下来，任职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兆龙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1950年的南京市首届人大会议上，杨兆龙以特邀代表身份与会，他建议政府制定土改法，确保土改依法进行。没料到，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对他的建议大为不满，并指责其在课堂上散布“六法”观点。
“六法”，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法典《六法全书》。柯庆施的批评，至少是暗指杨兆龙政治立场倾向国民党，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警告。杨兆龙表面泰然自若，但暗地里感觉“形势变了”。
然而，不久后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会晤，又让杨兆龙放下了悬着的心。在1950年6月的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上，两人谈得很投机，当时正逢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去职，董必武决定直接调杨兆龙继任。
民国法学界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南东吴即是以英美法学和比较法学见长的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建校以来，它培育了大批优秀律师、教授、立法委员和政府高官，更培育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国国际法官。
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几乎全是东吴师生：检察官向哲浚，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绍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老东吴法学精英们至今视之为莫大的荣耀。
荣耀之外，东吴大学法学院事实上也确实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一个新设的培习法官的司法系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研究生部也恢复了,而且学生入学也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董必武的高度重视，使得执掌学界牛耳的杨兆龙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未来充满信心。
必须摧毁的目标
仅仅两年后，东吴法学院乃至中国所有高校法学院系的命运，都在一场摧毁整个旧司法体系的行动中变得晦暗不清。在这场运动中，旧司法运转体系、司法教育体系都被设定为必须摧毁的目标。
事件早有苗头。早在1949 年2 月22 日, 中共中央就已经发出指示，宣布“废除旧法典、摧毁旧法制”，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关于废除国民党< 六法全书> 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这是新政权司法体系的理论基础，以欧美法为主要参照研究对象的民国法学，是“资产阶级法学”，是“完全无用的伪科学”，“因为资产阶级法律只能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枷锁，法律离开了它的政治性，决无什么科学性可言”。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旧法典以及旧法学精英群体实际上已被新政权视为异己。
从1952年暑假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思想改造”是新政权建立单一社会思想体系的重要手段，在此期间，人们被要求检讨所有“非马列主义、非唯物主义的思想”。对法学界人士来说，思想改造则意味着彻底放弃过去所学的一切。
不过杨兆龙侥幸过关了，原因仅仅是审查小组组长曾跟杨的工作有过交集，非常了解其“为人正直，曾帮助过大批我党同志脱困”。
消失的法学院
没等他喘过气来，与大批旧司法工作人员边缘化同步进行的高校法学院系调整紧接着开始了。这是1952年涉及全国3/4高校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取消或弱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学术”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人文学科，同时大幅强化了“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工科院校。
1952年10月，东吴大学法学院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结局：撤销，与华东地区的南大、安大、沪江、圣约翰、复旦、上大、东吴等七所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合并为华东政法学院。
与此同时，中国所有高校的法学院系，几乎都在这轮合并、撤销狂潮后消失。到1953年，中国只剩下6所高校还有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
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学专业师生总数的急剧减少。一份统计数据显示，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下降到了2%，到1962年更是仅占总数的0.46%；专任教师数则由1949年的542人降为1953年的248人，占全国高校教师数的比例从3.3%降到了0.8%。
即便是这数量极少的法学教师，也已脱胎换骨。
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全体在职教员，除了小部分党员外，大多被迫改业、或被发配远地，东吴法学院的在校学生则被解散。他们所学不仅毫无用武之地，甚至成了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不幸的理由。
这也是当时中国所有法学精英的共同遭遇：原清华大学法律系主任赵凤喈赋闲在京；原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民法教授李浩川在绍兴中学任教；原北京大学民法罗马法教授黄右昌、罗鼎分别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原英士大学法律系教授俞启人在上海市交通局管理售票工作……
杨兆龙曾被许诺任华东政法学院研究部主任，但是这一允诺并未兑现。在赋闲一年多后，他最终被调到复旦大学教俄语，连这也是强制性的——他甚至不能选择自己更为擅长的英、法、德等语种。
绝地自救
在1952年法学院系调整中几乎失语的旧中国法学精英，此后并非没有挣扎，机缘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这份严厉批评斯大林独裁专制的报告，也为中国带来了一阵短暂的宽松政治氛围。
而后，主管政法的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还缺乏一套较完整的基本法规，普遍存在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律的现象”。周恩来也在专题报告中称，对知识分子“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杨兆龙等一大批法学家，因此得以重回高校法律教育工作岗位。
5月初，在中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精神鼓励下，杨兆龙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上发表《法律的党与非党之界限》，大胆驳斥了当时一种认为“中国国情特殊立法可以缓行”的观点，呼吁中国应该尽快制订法典，同时提出在法律院校中恢复完整、系统的法学教育和训练，让一些此前被拒之门外的党外法学教授回到讲台上来。
他的理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社会主义各国所揭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说明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建设是如何的重要”。
官员们也罕见地放低姿态听取教授们的意见，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亲自接见了他曾严厉批评过的杨兆龙，上海《新闻日报》则分四天将杨兆龙的论文全文刊登。
事态似乎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从教授到囚徒
就在《新闻日报》于6月6日刊完杨兆龙文章后两天，6月8日，毛泽东亲笔撰写《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立即作为中央文件电发各地。
批判文章随之铺天盖地袭向杨兆龙。同为法律学者的杨氏女婿陆锦璧回忆称，当时这些批判文章的共同之处是“强调法律的阶级性”、“肯定地说，只有马列主义法学才是真正的法律科学”，同时批评杨兆龙等老一辈法学家“借口法律的科学性、技术性以反对法律的政治性”，目的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
更严厉的批评还在后头。195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以《上海法律界反右派斗争》为题，刊文指斥杨兆龙 “诬蔑我国目前没有法律”、“企图造成向社会主义司法阵地进行全面进攻的浩大声势，由此达到要共产党退出法院，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篡夺国家司法大权的目的”。
杨兆龙更发现，面对媒体的大张挞伐，他甚至没有反击的平台。
这一次，他再无侥幸，很快与许多同行乃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道，被打成了“右派”，1963年又被捕入狱，在押八年后又以“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特赦才出狱，回原籍务农，至1979年去世。
自己身陷囹圄之外，杨氏家人也广受牵连：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儿子杨定亚被判刑；他的爱人也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女婿陆锦璧被打成“右派”后送青海“劳改”，在“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幸赖当时青海高法院长认为此系冤案，改判徒刑20年。
此间，遭祸的法律学人并不仅仅是杨兆龙，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另一位法学泰斗，杨兆龙的前任、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盛振为，先是被发配到苏州当地的一所初中教英语，不久又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10年、流放甘肃、强制劳改，直到1980年代才平反。
更多的中国法律精英们，在远离讲台后的数十年间，无人知晓去向。
即便是没有失去人身自由的，也被迫远离熟悉的专业，尚在讲坛上的，大多成了中学英语老师。于是，有人总结称，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东吴大学法学精英，“或者成为英语教师，或者成为劳改犯”。（《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
断裂的传承
此后，尽管中国仍然还存在着少数政法院校，但多年来讲授过的那些专业课程被彻底废止，而代以从新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发源而来的“苏联式法律教育”，从北京到华东再到西南，覆盖了全国仅存的六家法学院系，讲台上的教师，也换成了苏联专家和一些“资深老干部”。
但在1948届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潘汉典看来，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 “他们也讲依靠法制，但不知道怎么落实到具体内容”。
同为法律学人的杨兆龙的女婿、华东政法法学教授陆锦璧则认为，当时的苏联教材，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通病。
“当时一直强调要用蔑视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国民党《六法》及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中外法律文化遗产统统被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而自己又无力制定新的法典和创造新的法学。”
在法学史家们看来，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教育阙失的后果，远不止于法学学术层面。
1949年的《共同纲领》就曾规定“人民享有民主权利”，规定要“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要“设置法制委员会”。这个机构及时成立了，并且马上组织力量着手起草四个基本法规。
然而此后的立法进程却出人意料的慢：一稿又一稿的法律草案，新法典却迟迟不能诞生。
陆锦璧重获自由后，对于1957年那些针对杨兆龙的批判文章如此点评：“为什么在废除旧法以后，经过了七八年的努力，还是无力制定出国家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民法、刑法、民诉、刑诉等四部法典，‘哪怕是一部也拿也不出来’，而‘只能搞一些简单而又粗糙的条例和法令’？”
法律框架的长期缺位、自上而下的法治意识淡漠，最终使得中国社会人治之风日盛，在此后二十多年间，社会发展进程渐渐扭曲……
直到40年后，中国具有国际水平的法学人才依然寥若晨星，以致于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大法官的人选，只能落到几位年逾八旬且都是留学欧美的“旧法学家”身上：首任倪征燠教授，192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次任李浩培教授，192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三任王铁崖教授，1937年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博士。
1997年，香港回归，在这之前，国家需要对香港原有的英国成文法进行审查。然而无人胜任，救驾的还是“东吴遗老”。这些当年的英美法律名家，后来的“反革命”“旧法人员”“右派”，在历史的关口，以平均八十多岁的高龄，再次出征，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一分为八之伤
1948年，国立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排名亚洲第一。数年之后，新的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肢解，“五痨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1952年10月20日，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的大二学生陆锦璧，正慢腾腾地收拾着行李，不情愿地准备离开校园，前往上海。他和同学们这年暑假回来后才听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南大与安徽、庐江、圣约翰、复旦、东吴、上海七所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均被裁撤，合并为华东政法学院，设立在上海原圣约翰大学校址。
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他和同学们颇感忐忑，很多人不愿意走，不知道这种合并意味着什么。他们只知道，入学两年来，在“土改”“三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之后，学校的命运已经越来越不在其师生掌握之中，更多的是“要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为实际需要而服务”。
院长高一涵教授突然来到他们位于成贤街的宿舍，同学们赶紧搬出板凳给他。这位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的教授，这年已经67岁，他编写的《政治学概论》，是法学院大一新生们的必修课，每年由他亲自讲授。那天他坐在学生中间，以和缓的语气安慰道：“同学们，你们先走一步，我们随后也要到上海来。”
陆锦璧这才放下心来。次日，他背起行囊，与十几位同学一同赶赴华东政法学院。
五天后，这座崭新的学校正式挂牌。
新校园的环境不错，校门内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坪、六百多年树龄的香樟树、圣约翰大学原有的清水墙和红砖瓦……时年23岁的陆锦璧还不知道，他与高一涵院长及其他法学院教授的作别已成诀别，而这一年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不仅对新中国教育模式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将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转折和惨痛代价。
昔日辉煌
陆锦璧对圣约翰大学的教会大学环境并不陌生。1949年，他曾考入之江大学政治系，这是清末由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14所大学之一，坐落于杭州钱塘江畔、六和塔西。学校内传道与教学并存，教会与青年团共处，氛围自由且平静。
但陆锦璧更向往国立大学，一来知名的国立大学师资更加雄厚，学科更加成熟；二来，1949年之后，为“与资本主义争夺青年学生资源”，国立大学的学费一再降低，比如1950年南京大学每年学费为12元，次年干脆全免。这对于在战争中家道中落的陆锦璧来说，也是不小的诱惑。于是他决定次年再考，目标正是南京大学。
此时的南京大学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尾声。自1902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创办南大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起，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几次更名，这所学校于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高等学府。
抗战期间，校长罗家伦果断决定迁校至重庆沙坪坝，迁移一次到位，无论人员还是设备，几乎都未受到损害。据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徐家福介绍，此时中大所得的教育经费，是当时另一名校西南联大的3倍。地处民国时期首都、陪都的“地利”，加上历任校长励精图治的“人和”，使得中大的发展蒸蒸日上。
1946年9月，中大东迁，在南京四牌楼原址复校。复员后的中大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国立大学系科设置之最。（据1947年3月10日《申报·教育消息栏》统计：当时，中央大学7院37系；北京大学6院26系；清华大学5院23系；复旦大学5院28系；浙江大学6院28系；中山大学7院27系……）
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
然而，当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溃败之时，这所由蒋介石任终身名誉校长的学府也将面临新的转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国立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快步迎接一个红色新时代的到来。
酝酿
1950年9月，满街金桂飘香，大一新生陆锦璧来到国立南京大学报到。他就读的法学院，在当时七大学院中实力非凡——设有法律、政治、经济、社会、边政五个系，有教师8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8人，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法学家戴修瓒、何联奎，历史学家朱锲、韩儒林，经济学家赵兰坪、巫宝三、胡善恒等，师资力量雄厚。这令陆锦璧对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尽管大规模的调整尚未开始，陆锦璧已观察到些微的变动。10月10日，校名去掉“国立”二字，成为“南京大学”。同年，南大法学院最具特色的边政系被取消，社会学系则并入政治系，原因是学科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南大医学院则于1950年7月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管理，经费供给由军区卫生部负责，紧接着，1951年2月正式划归华东军区领导，更名为华东军区军医学院。
“这时医学院已跟南大脱离了，除专业课之外没有其他课程。大部分同学都获准参军，每天穿军装，上早操。”1949年进入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雷同声回忆，时逢台海形势不明，国家又在号召支持抗美援朝，所以同学们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情绪高涨。“少数不愿参军的另编一班，由高年级学生给他们授课。”
多年后翻查历史资料，陆锦璧才知道，早在1950年6月1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就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也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不少接受过欧美教育的知名学者，如费孝通、华罗庚等人，都不赞成以苏联体制来代替现行的西方教育制度。调整计划不得不放缓，但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负责人钱俊瑞表示：“高等学校教师中还浓厚地保存着欧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对于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投以不值一顾的轻视的眼光……这是危险到极点的思想敌人。”为此，以高校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
陆锦璧对这场运动记忆犹新。那时全校搞“思想改造展览”，在体育馆两块紧连着的室内篮球场上，铺满教授的著作、论文、讲义，凡“政治不正确”之处，都加上朱批，让全校学生轮流参观。生物系教授对蚯蚓的研究，园艺系教授对《红楼梦》中大观园园林艺术的研究等，都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一次，文学院教授高植被当作思想改造的典型代表，来法学院做报告。这位第一位直接从俄文原文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检讨当年翻译《战争与和平》时，因为担心自己资历太浅，难以发表，便写信给从英文版翻译此书的郭沫若，希望能以他的名字发表。后来郭沫若同意两人共同署名，郭名在前，稿费平分。“高教授就自我检讨，说这是资产阶级追求名利的思想，检讨得痛哭流涕。我们第一次见到老师在学生面前这样哭，百思不得其解。”
更让他震惊的是对院长高一涵的指责。高一涵是《新青年》主要的撰稿人，1928年就经李大钊介绍入党，实在没有什么可批判的。他在自我检查中提到一句，说早年在北大教课时，就在图书馆见过毛泽东。结果发言完毕后，做主持的大三学生就当众问院长：你特意谈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炫耀曾经比毛主席的地位还高？
行动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茅家琦1951年于法学院经济系毕业，作为政治干部留校，1952年参与院系调整中的图书分配工作。
据茅家琦回忆，其实自1949年起，对南大的控制已经开始。那时对教授仍实行聘用制，每年暑假发一次聘书，1949年暑假，接管学校的军代表出了个主意，聘书不要一次发出去，先发给一部分“政治进步”的人。许多没有接到聘书的教授担心下一年没有工作，纷纷离开南大去了上海，师资就此流失。
紧接着， 1951年11月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提出了工学院调整方案，其中就涉及到南京大学的调整措施：“将南京大学的工学院划出来，和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立南京工学院”；“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合并于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但这一工学院调整方案尚未付诸实施，1952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三大区为重点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便全面展开。
1952年的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当陆锦璧准备离开南京的时候，南大校园纷纷攘攘，不同院系的师生们各自为未来的搬迁而奔忙。南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分配方案令师生们瞠目结舌。用茅家琦的话说，“院系调整也作为运动来搞，”让南大“伤了元气”。
作为图书馆的政治干部，茅家琦跟随南京大学本部迁到原金陵大学校址。按照部署，南大与金大两校的文、理学院于此合并，另外还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德文组、震旦大学外文系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地理组等。
金陵大学校址位于鼓楼西南坡的天津路，距离原南京大学所在的四牌楼仅几个路口。这个创建于1888年的老校区经历了太多风雨，早年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抗战时学校西迁成都，留守人员由于美国教会性质，将校园辟为避难所，保护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校园东侧的小粉桥1号小洋楼，正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故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地又被汪精卫的军队占领，辟为汪伪政权的南京中央大学。直到抗战结束，金大东还，才重新接管校园。
1949年后，金陵大学与其他所有教会学校一样，与外国教会断绝关系，改为私立。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并接受政府经费，改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又与南京大学合并，以“金陵大学”为名的历史就此终结。
“前一年已经经历过两校合并，到1952年再合并，就没有太大的震动了。”原金陵大学生物系助教萧信生回忆。当时金大共有文、理、农三院，设有22个系，文理两院合并到南京大学。金大农学院则与南京大学的农学院合并，并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的部分系科，组建为南京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校址暂设丁家桥，1958年搬迁到南京东郊卫岗新址。
南京大学在四牌楼的原址，则由南大工学院、农学院的农业工程系，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化工两系合而成的南京工学院接管，即今天的东南大学。由于设立在中央大学原址，颇有承接正统之感，东南大学的校徽主体至今仍延续了中央大学校徽的倒三角形，内部图案则为校园标志性建筑绿顶大礼堂。
最复杂的是此前已划归军区的医学院。1949年入学的王静宁简直要记不清楚母校的名字了，自从入学开始，学校不断更名：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军区军医学院、第三军医学院、第五军医大学……由于在学校期间没有参军，1954年不能去西安，便分配到镇江医学院。报考时进入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拿到的却是镇江医学院文凭，她的心里不免失落：“那时也很想跟同学们一起去西安，但是没办法。”
失落的人不止她一个。1950年考入南大音乐系的鲁兆璋回忆，虽然当时大部分学生想法比较单纯，服从上级安排，但也有一些师生较为不满。南大的音乐系隶属于师范学院，1952年独立出来，并入金陵大学的教育、儿童福利两系，组建成了南京师范学院（即今南京师范大学）。但当时金女大的音乐系就并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相比之下差距甚远。
此外，南京大学工学院水利系与交通大学水利系、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校的土木系水利组，组建成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河海大学）；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即今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两校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迁往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后与西北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
除以上八个由老南大衍生出来的院校之外，还有一些单独的科系被调出。南大知名的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苗力田，此时就随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金陵大学经济系学生吴敬琏，与南大经济系学生一起，调整至复旦大学经济系；法学院的法律系与政治系，包含陆锦璧在内的16个学生，则一起进入华东政法学院。
尘埃落定之后，原有37个系的南京大学，仅余13个系，由此带来的创伤一目了然。而其中的心理学系由于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自 1952年后便未再招生，仅因为校长潘菽为心理学专家，力争保留师资而未撤销，有其名而无其实。
1955年下半年，根据高教部的指示，南大又将天文系与数学系合并，改称数学天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与西方语言文学系合并为外国语言文学系，心理学系并入生物系。这样，至1956年9月，南京大学仅余10个系。
这所曾经居亚洲之首的大学被彻底打碎了。尽管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使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人文社科领域不少具有特色的系科被撤销或调出，实为重大损失。有老教授痛心疾首感慨，“把一个好端端的南大，打得五痨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有人将这种重创归于南大的“原罪”，即其作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地处首都、陪都，战时曾由蒋介石担任过一段时间校长，并任终身名誉校长。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百年史》副主编龚放认为，这更多应为“地缘政治”的关系。“首都从南京改为北京，南大就从首都的重要大学变为华东地区的重要大学。比如浙江大学就与国民政府没什么联系，但也被地方化了。”
一“左”到底
陆锦璧终于没有等来他的老师们。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南京市十位学者：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直到此时，他才得知当年南大法学院教授们的去向，结果让他十分意外，也倍感心酸。
院长高一涵、教过他《国际关系史》的政治系教授史国纲、历史系教授朱锲等，被调离教学岗位，任江苏省省委参事室任参事，“既无事可参，也无法从事专业”；法律系主任赵之远、教授吴学义、祝修爵分别被调去南京师范学院、华东药学院、南京工学院三所学校的图书馆；南大社会学系主任孙本文，调入地理系教统计学；原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柯象峰，调到外文系教英文；而政治系的教授王明辉，居然去了南京师范学院教美术。
很快，1957年，“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开始。 5月18日，南京大学校刊以“春风已吹到南大”为题，报道了学校鸣放情况。5月30日，北园校门口率先出现大字报，一天里就贴出五百多张。
陆锦璧在其主编的团刊《青年教师》上发表一篇短文，题为《向院党委提两点批评和建议》，指出，“我院同全国高校一样，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学生对教学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教学质量相对落后的现状之间的矛盾。”其中一句“要强调教师在各个教学环节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被院领导断定是“反对党的领导”，因此被打成“右派”。
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女友闻讯，马上与陆锦璧分手。两人在上海静安寺最后一次见面，时值1957年中秋，陆锦璧带去一包月饼，女友却不肯接受。他心酸地说：“你放心吧，吃我的月饼绝对不会丧失立场。
弯路
1959年，30岁的陆锦璧被发配青海，到西宁市一家劳改单位任工会干事，后来又辗转到柴达木盆地边沿服苦役，直到1983年才最终获得平反。1984年，陆锦璧重返华政校园，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和外国法制史教研，此时他已55岁，7年后便退休。
如今83岁的陆锦璧回想这些往事，不断感慨1952年起开始的命运转折，自那时起的三十多年里，他人生最黄金的一段时光都被各种政治运动占据着，无法真正学习和教学，到晚年才得以回归。
与他同龄的雷同声也颇为感慨。当年他与同班同学、后来的太太李中，都被各自导师看中，希望留在医学院任教。但院系调整一来，医学院归入军区，去留不再由教授定夺。1954年他们毕业时，正赶上学院大举迁往西安，没有一个人得以留校。最后，雷同声调入北京军委卫生部，李中则分到地方医院门诊。“如果不是赶上院系调整，我们可能就会走另外一条路了。”
高校教育体制本身，也走了这样一段大弯路。许多当初被废置的专业，后来经证明不可或缺，又陆续恢复。1957年，南大重建英语教研组，改变了只学俄语的状况；1960年，成立了政治学系，设政治专业，70年代末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随后改名为哲学系哲学专业。
1978年上半年，在外文系增设了日语专业；1978年下半年，恢复了经济学系，设立了经济学专业；1980年，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分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1981年，恢复法律学系；1987年，重建了医学院。
即便做了如上努力，南京大学仍然难以恢复早先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时的鼎盛。1959年国家公布首批重点20所全国重点大学，南京大学并不在其列，直到名单扩充到64所时才入榜。
今年，南京有六所院校都将庆祝其110周年校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2001年南京化工大学与南京建筑学院合并而成，而南京化工大学来自1958年从南京工学院独立出来的南京化工学院）。它们都将历史追溯到了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现在却以六个不同的身份存在着，尽管因此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但1952年计划经济时代带来的尴尬与创痛一望而知。
而陆锦璧并不打算在校庆时回南京，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与南大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南大校友录上也没有我的名字。”尽管离开南京大学校园之前的求学时光，仍是他至今最怀念的。
最后的燕大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当时任燕京大学党总支统战委员的张世龙在回忆录《燕园絮语》中写道：“‘批倒、批臭’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是由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当时的重点批斗对象还有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陆志韦做完检讨后，收到500多张“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最后被轰下台来，不予通过。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陆志韦的思想与1948年底有了很大改变。不变的是，他仍希望燕京大学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继续生存下去。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和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了上海第二医学院。齐鲁大学各系则被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等学校并人……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党人就认为教会教育是一种“文化侵略”。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央确立了学习苏联模式改革中国大学制度的方针。如何改法？教育部请来的总顾问阿尔辛杰夫一言以蔽之：消减综合大学，增加单科院校。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时任燕京大学党总支书记的谢道渊回忆，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逝去的燕京》）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陆志韦之女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年方31岁的吴兴华一跃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着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等众多知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调门最积极的翦伯赞教授成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潘光旦：救救社会学
文 薛立若
“在运动中整人是可以的，打打小棍子也不妨，但是不能把他所代表的那门学问全部整掉，或者是打入冷宫。” ——潘光旦
1949年8月18日，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向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呈递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上，他写道：“敬启者，社会学系下学年学程几经系中师生商讨，历时四月，获有成效，兹送上一份，请准备案试行……”收到报告后，叶企孙将其转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
呈上这份特殊的报告，潘光旦自有其深意。
两个月前，曾经做过潘光旦的学生、时任清华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写了一篇文章《当前大学种种问题》，提出“大学的改造”问题。文章一开始就说：“当前各大学需要改造是一件极明白的事实。基本的原因是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已迈入一个新的建设阶段；在这阶段中，大学担负起来了新的任务，为了完成这新任务，原有大学制度和教学内容暴露了它的弱点，必须加以改造了。”
可是要怎么改造？面对开天辟地一般的变化，没有前车之鉴。不止潘光旦、费孝通，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教授们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所谓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文社会科学，要交出满意的答卷，难度可想而知。
潘光旦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带领清华社会学系的师生，用四个月的时间拟出新的课程设置，期待这些改动能符合新社会的要求。
9月27日，华北高教会对潘光旦的报告做出了批复，其中对必修课的批示有如下一些：“社会学原理”可归并在“各派社会学说批判”中讲；“西洋社会学说派别”可改为“各派社会学说批判”（根据历史唯物论）；“社会制度”取消；“土地制度”可改为“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等。
潘光旦之女，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潘乃穆，在回忆父亲时曾表示，批复内容“至关重要，已经预示了社会学学科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取消的命运”。她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以曲求全
中国社会学由于一直受英美教会大学的资助，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1949年之前, 有22所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置了社会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社会事业行政学系。其中有10 所是教会学校，而美国教会所办的就占了8所。1950年年底前，包括燕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社会学系，已经因为与美国教会的密切联系而被取消。
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知道，要想保住清华社会学系，必须改造，而且这种改造要主动，越早越好。1950年3月7日，费孝通写了《社会学系怎样改造》一文。该文的前提是社会学系继续存在，它面临的问题不是取消不取消，而是怎样改造。
8月，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以华北高教委员会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为根据，为社会学系的任务明确定位，即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这标志着社会学系的继续存在已不成问题，有关“取消”的猜疑可以消除了。
在第一波清扫后，清华社会学系“幸运地”得以留存。
对此，费孝通感到鼓舞，他为保住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合法地位所做的第一次努力，看来是有效的。后来，他在“文革”期间写的《初步检查》就提到：“1949年，高等院校将进行局部调整的风声一传出来，我就表示反对。……制造反调整的舆论，公开向党较量。……结果使高等院校调整的政策延迟了两年。”
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会间休息时毛泽东走下主席台，看望身有残疾、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的潘光旦，并与之交谈。这一幕，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处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潘光旦，已经跟上了形势，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比较融洽的程度。
“美式教育”的原罪
但这看似和谐的场面，事后证明不过是昙花一现。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而在教育界，“思想改造”的重点正是要清除英美办学理念对各个学校的影响。
清华大学受美式教育思想的影响尤甚。即使在机械系，教授们也主张“通才教育”，认为“同学们对于基本的功课，应该重视。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识。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来办工程，所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学等，都得知道一点”。
潘光旦本人更是这种美式教育的典范。他于1913年入清华学堂学习，9年后，来到美国东部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生物学，两年后获得学士学位，此后继续在美国纽约州长岛冷泉港的优生学记录馆、冷泉港的卡纳奇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马萨诸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等学校和机构，学习优生学、人类学和生物学。
奉行通才教育的美国大学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潘光旦充分“享受”了这种自由，他的兴趣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等自然学科领域。人们经常看到拄着拐的潘光旦整天在图书馆里逛来逛去，什么书都看，从心理学、文学、哲学，到犯罪学、日本历史、德国思想等等。1934年，潘光旦回国后，很快就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1946年10月，潘光旦从西南联大回到清华园，任社会学系主任兼清华图书馆馆长。1948年5月，潘光旦发表了《教育——究为何来？》一文，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人类创造出来的为整个人生服务的，不应该被这些狭隘的目的所限制。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培养。
这样的履历和主张，自然与新时代的形势格格不入，潘光旦成为清华最早一批被安排检讨的教授。1952年1月13日，他做了第一次检讨。这次检讨遭到与会者的激烈批评，他不得不在2月再做一次，这一次，潘光旦“认真”了，他甚至同时公开发表了《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文稿。在这篇著名的文稿中，他上纲上线地宣称，自己目前所从事的社会学，“是替资产阶级撑腰的一大堆浮词臆说”。然而，这次检讨依然未能通过。
10月27日，清华大学召开了以文法学院师生为主的数百人的大会，听取潘光旦的第四次检讨。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金岳霖看到潘光旦的检查历时10个月终于通过，颇为感慨地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来没有一次看见过这么多的同志，这样长期耐心地帮助他一个人进步，这对我说是一个崭新的教育，毛主席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改造，真可说是仁至义尽了。”
全军覆没
尽管个人检讨过关，但并不能阻挡社会学被全部取消的命运。
1952年6月，中央教育部开始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是年年底，全国已有3/4的高校进行了院系和专业设置调整。调整后，全国的社会学系只剩下了两个：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1953年，就是这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掉。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中国大陆上的社会学全军覆没。
1987年版的《中国社会学史》，对于社会学被取消的原因是这样解释的：“社会学被取消的一个最通常的理由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代替社会学，二者研究对象相同，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不要社会学了。”
上述理由的依据来自苏联专家。1950年6月，苏联顾问、教育专家阿尔辛杰夫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公开声称：“什么叫做社会学？在科学的领域内根本就没有这一种科学。它如果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那应该是历史唯物论的任务。社会学这一个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在我们的大学里不应该有两种思想并存，我们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或者是历史唯物论之间，只能取其一。”
不过，这一理由被后人所质疑。因为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第24卷第1册的“社会学”词条下，可以读到列宁谈唯物史观和社会学的关系的观点。该词条说，列宁把唯物史观称为“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并且指出：“这个假设……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事实上，苏联不仅没有取消社会学，恰恰是中国取消了社会学之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开始迅速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社会学被取消的真实原因，也许缘于某种“误读”。但从毛泽东的态度来看，这种可能性又微乎其微。为费孝通做过十多年助手的张冠生记载，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费孝通传》）
1949年之前，清华社会学系可谓阵容整齐、师资强大。潘光旦、陈达、吴泽霖、苏汝江、费孝通、吴景超……都是名教授。当时一篇题为《院系漫谈》的文章把社会学系比喻为“通才制造所”，说从教授阵容来讲“社会学系要算本校法学院最大的一系”（ 1948年《清华年刊》）。
经过院系调整后，清华社会学系被取消，主要人员去向：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及费孝通去中央民族学院；陈达、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等先去中央财经学院，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孙本文到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史国衡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留在清华担任总务工作。
潘光旦被调往中央民族学院后，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从事少数民族调查工作。
1950年，湖南青年女教师田心桃作为苗族的代表，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但她很快发现，自己所属的一群人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毗邻而居的苗族和汉族有很多不同，于是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民族是土家族而不是苗族，要求对土家族进行识别调查。中央对此很重视，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潘光旦组织了这项研究任务。1955年，潘光旦发表14万字的长篇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该文论证了土家是一个单一少数民族，引发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1956年10月，中央确定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翻身”变“翻天”
1957年1月，《新建设》月刊发表了吴景超的署名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获知了一些久违的社会学的消息，也听到了重提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呼声。
一些社会学者看到苏联参加国际社会学会议，“老大哥”都开始搞社会学了，这让大家非常激动，他们也试图在中国恢复社会学。费孝通后来告诉潘乃穆，当年他在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时，有机会问过毛主席社会学是否可以恢复，主席的回答是可以。潘光旦也参加了这次恢复社会学之举。
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受命开始进行推动恢复社会学的工作，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
至此，恢复社会学一事，从当初一介书生的几句议论，正式进入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的前一天——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这一指示，令筹委会里这些学者们的补天热情，很快变成了“翻天”的阴谋。
潘光旦被划为“右派分子”，罪名之一就是“破坏民族关系”，其土家族研究被说成是“向党进攻”的“毒箭”。受到的处罚是：取消全国政协委员，免除民族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二级教授降为三级等等。从1958年开始，潘光旦再无讲授与研究的机会，而是被不停地派往各地从事参观、访问与集体学习。
30年后的1987年，在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人类学教授巴博德的对话中，费孝通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了陷阱。甚至现在我们也不真正了解那个突然变化的背后是什么……”
这次试图恢复社会学的举动，被上纲为“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康生更是火上浇油，在北京对外地来京的政治课教师座谈会上，给社会学及社会学者定下了许多罪行，如“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作用，是散布改良主义，缓和阶级斗争，为帝国主义培养走狗”“在国外，中国社会学教授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特别是清华这一伙，他们留英留美，回国后作调查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等等。在学术界，社会学再度成为令人生畏的“重灾区”。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社会学，如果从1903年全文出版严复译述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群学肄言》算起，前50年是它的黄金时期。1949年以前，中国曾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和在思想质量上除北美和西欧之外的“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
但1952年的高校院系改革，使社会学遭到了“灭顶之灾”，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被迫完全停止。一切都需从头再来。
“文革”开始时，67岁的潘光旦本来身体健康，但终于禁不住红卫兵的摧残，卧病在床。民盟原副主席叶笃义那时也是右派，常去看望潘光旦。潘对叶说，对于运动，他的对策是三个“ S”——Submit（服从）、Sustain（坚持）、Survive（生存）。
1967年5月13日，潘光旦住进积水潭医院。红卫兵没有放过他，追到医院逼他“交代”历史问题，他小便里插着管子，红卫兵却用力摇他的床。叶笃义去看他时，劝他坚持下去，潘光旦摇摇头，又说了一个“S”：“Succumb（死了）。”后来潘光旦坚持离开了医院，回到家里。6月10日晚，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赶紧叫来了隔壁的费孝通。没有止痛片没有安眠药，费孝通只有将潘光旦拥入怀中，眼睁睁地看着他停止了呼吸。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邓小平提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要赶快补课……”
1979年初春，胡乔木约见费孝通，请他出山主持社会学科的工作。同年3月，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四所院校建立社会学系。198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时，已经70多岁的费孝通正式转任系教授，与此同时，他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和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1999年，潘乃穆写到，从1979开始恢复社会学学科，“至今已有20年，但仍力量薄弱，举步维艰，还不时受到一些压力，所以有所谓‘出身不好’的说法。”1957年，其父潘光旦也曾经说过，在运动中整人是可以的，打打小棍子也不妨，但是不能把他所代表的那门学问全部整掉，或者是打入冷宫。
人民的大学
文 杨东晓
以苏联为师的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创建了一所属于中共和新政权自己的大学。从战争年代步入和平时期，它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出一大批接管上层建筑的管理干部。
1950年10月3日，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院子，3000多名青年学生安静地坐在小马扎上，等待着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大学的诞生。
这个在近代中国历经大场面的古老院落，曾经是满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袁世凯的总统府这里开张、段祺瑞的执政府设在此处。
这一天，原段祺瑞执政府大楼的西侧，搭上了一尺多高的木板戏台，主席台上正中坐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苏联顾问安德里昂诺夫，政府副主席张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等人。台下坐着数千名师生以及来自少数民族的代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届开学典礼。
刘少奇开宗明义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新中国办起来的第一个新型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
“上大学就要上人大”
1948年春天，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到西柏坡去见周恩来，看到周恩来桌上放着一二十面彩色国旗样稿，他意识到，中央已在做建国的准备了。周恩来此次约见成仿吾，告诉他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国家需要培养大量干部，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扩大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
华北大学是按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建立的大学，快速培养干部队伍，是中共1948年在西柏坡时就制定的教育规划。
1948年10月间，在华北大学研究生班攻读马列理论的高放得到通知，设在正定县的华北大学准备进京了。华北大学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所解放区大学合并而成，是解放区的最高学府、中共管理人才的培训基地，22岁的高放得到的通知是，华大进京，接管旧大学。
半年后的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
建立新政权，急需按共产党的理论来创办属于自己的大学，培养大批懂得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懂技术和管理的新型人才。1949年6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秘密访苏时向斯大林提出：“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 1000 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沈志华《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斯大林看过这份报告后，还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的旁边，划了着重线，从此后斯大林对人大科系设置的指导来看，他对刘少奇的想法的确经过一番思考。
毛泽东在7月25日给刘少奇的复电中，表示赞同他的提法。
刘少奇将毛泽东的电报原文转交斯大林：“一、我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学校，并同意系的划分和要讲授的课程。我们正好也需要向苏联学习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原理、各工作部门的体制，所以创建这样的学校是极为必需的……二、我们同意派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参观，以便在那里看一看和进行学习，并获取经验。参观可以现在就开始进行……”
对此，斯大林的反应是积极的，他回复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可由苏联提供专家和教授，帮助中国建立一所建设人才和管理干部的新型正规大学，学校就设在北平。8 月7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中国大学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
原拟定由华北大学来接管的旧大学，交给军管会接管了。华北大学又有了新的政治使命。这所由中苏两国首脑商洽、并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设在首都的大学，有一个响亮的校名： “中国人民大学”。
这所大学里的年轻人被一个时代所羡慕，听说1947年离校的高放又回北平了，他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纷纷跑到华北大学铁狮子胡同一号的华大二部来看这位学习助理员（相当于助教）。高放那一身灰色的土布军装，成了当时最令热血青年向往的装束。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唱道：“上大学就要上人大”。
这所备受热血青年憧憬的大学，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是唯一被允许通过金水桥主桥经过天安门的学校。华大的学生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是以“人民万岁”作答，而是提名道姓地高喊“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万岁”。
194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了人民大学筹备情况。他说“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老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
以苏为师
政治局随后作出《关于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由朝阳大学改组的中国政治大学，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抽调部分干部，创立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一所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组建而成的新型大学。教育方针应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
然而，苏联经验与人民大学第一个迥异之处在于，莫斯科大学建于1755年，在沙俄时期已打下雄厚基础，“十月革命”后列宁不惜财力继续支持。建立一所中国的莫斯科大学，所需要的人财物力都不是刚刚建政的中央政府一时能解决的。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由于经费紧张，把人民大学建成莫斯科大学的宏愿也就暂停了。后来，就连最初批给人民大学的5000亩地，落实在人大脚下的还不足1000亩，这使得建校60年之时，人大不幸成了全国面积最小的综合性大学。
但无论如何，人大初期，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东吴大学等著名旧大学投奔华北大学，并与华大一同进城的知识分子，都对于将人大建成莫斯科大学的宏图深信不疑。
和高放一样，区队长宋涛、副队长陈共、招生办钟宇人、艾思奇学术秘书肖前等都是教会学校或旧大学出身，并随华北大学迁入北京，又转为人民大学教师的。
人大尚未正式成立，以苏为师的前奏已然吹响。1949年9月15日副校长成仿吾传达了中央指示：确定华北大学要为组建新型正规大学做准备。学校决定成立俄文大队。从南京中央大学投奔华大的钟宇人，英文成绩尤其突出，被调入俄文大队俄专班。28日，拥有500多名学生的俄文大队举行开班典礼，这个班的成立正是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做准备。
招生工作也渐次展开
1950年1月3日，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对人民大学生源提出要求“劳动英雄、生产模范和生产中的积极分子、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有管理经验的职员”，这一年，本科招生882名，各地必须保证本科生的圆满成功。
斯大林对这所人民的大学提出的建议是：培养国家急需要的财经政法人才。没有上层建筑怎么接管全中国？所以在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当口，与财经相关的系特别多。
人民大学最初设置的八个系中，五个与财政经济有关，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系、贸易系，足见中国对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这些系的设置完全按照苏联。
由于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取消了政治系，所以，人民大学也没有政治系。在人大，与政法相关的系，对外是外交，对内是法律。
为了在短时期内迅速培养出一批管理干部，大批的调干生走进这所人民的大学。调干生个个都是根正苗红——其中一项条件是，必须有三年以上党龄。有位领导干部带了自己的警卫员来上学，警卫员到校后就在人大警卫班担任了工作。
不少学生的年龄比人大教师还大，20多岁的王思治给学生上档案课时，下面坐着的一些调干生还带着“老八路”的作风，上课时跷着脚，下了课跟老师要烟抽，师生之间没太多讲究，都很随便。
1950年秋，人大已经有了41个教研室。高放所在的马列主义基础教室和另外7个教研室政治经济、中国革命史、俄文、体育、教学法、汉语、数学等是非系属的，负责全校的公共课教学。公共课教学的方式，完全照搬苏联大学的教学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经费占1950年全部教育经费的1/5。来这里上学的学生不用交学费，人大师生仍然像战时一样，享有供给制，供给制虽然没有工资收入，但能够保障师生们食宿无虞，能够安心学习和工作。
现学现教
高放所在的马列基础教研室来了三位苏联专家，50多岁的莱米卓维奇是位高个子的教授；40来岁的阿芙节伊是女老师，她的丈夫牺牲在“卫国战争”中；和她年龄相仿的高尔里诺夫是他们的组长。他们是第一批来到马列基础教研室的苏联专家，这个教研室先后来过10位苏联专家。
1950年9月起，和莱米卓维奇他们一同来到人民大学的，还有37位苏联专家，最早的6月份就到岗了。另外12位分配在北京其他高等院校。每位专家在人大工作大约一两年，在整个1950年代，人大共有苏联专家98位。
苏联老师都是西装革履，阿芙节伊老师穿着呢料裙子来上课，身上喷着香水，这令她的中国学生既惊讶又欣喜。当时中国的男女师生都是穿土布衣裳、纳底布鞋。生活上巨大的差距，并不被学生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也正是中国人民要努力奋斗的方向。
不仅衣食住行差别巨大，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察，也显示出中苏两国之间观念的不同。有次高尔里诺夫到东四九条去讲课，在路上看到拉车的人力车夫，他说自己心里很难过，当时苏联革命胜利已经30多年了，工业发达，汽车早已代替了人力车。高尔里诺夫老师对高放说，希望中国能大力发展工业，人力车是不人道的、不平等的。
莱米卓维奇他们住在铁一号人大校总部西边不远处的欧阳予倩故居，乘小汽车到东四九条11号给高放他们上课，这里原是一处被没收的官僚的住宅，现在也属于人民大学了。
苏联专家为人民大学教师授课，一般每周一到两次，由翻译从中口译。课程包括联共（布）党史等。人大的教师听过课后，还要查看原典、经过消化和吸收，在备课时联系上中国的实际，每一段理论都要联系一个实际，以便学员们理解。
人民大学的办学方针中明确规定了两条：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全校9个系，14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基本上是以苏联相应的教学计划为蓝本，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编制的。
建校的头几年，除了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基础课，大部分课程都是在苏联教材或苏联专家为人大编写的教学大纲和讲义的基础完善而成的。
中国教师在备课时被要求联系中国实际。比如，苏联专家讲课时说，已经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苏联，在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在对中国的本科生和培训生讲这段课时，中国教师就不能照搬列宁提出的厂长负责制，而是要加上在中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人大的教师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这种备课方式也是由苏联学来的。集体备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在苏联专家课堂上没有听懂的问题弄明白。财政系会计教研室青年教师陈共，无法理解翻译口中的“沉重的工业”，事实上，翻译也并不清楚，这个词其实就是“重工业”。因此，更别提“借”和“贷”这样的专业词汇了。好在从华北大学一起进京的，还有一些1949年前当过会计的老教员，陈共从他们那里，才能补齐专业知识，自己再想通了，才去传授给年纪比自己大的学生们。
苏联专家一般在中国工作一年左右，在人大工作时间较长的凯列，从1952年初，一直工作到1954年7月。在凯列的参与下，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教研室”。凯列早年参加过卫国战争，1938年进莫斯科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学专业。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讲授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介绍等课程。后者包括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不仅在人大是教科书，也是全社会的哲学公共教材，国家干部几乎人手一册。
中国苏俄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安启念称凯列“事实上是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直到今天为止，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中国哲学家，几乎都是凯列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人民大学总务处最高苏联顾问库德里亚夫采夫，在人大建校一周年之际，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远见，然后他直接指出了苏联老师的作用，认为人民大学办学的成功，是因为“你们有力地采用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做事方式”，“你们的成功还缘于你们将苏联经验与中国经验频繁和持续地结合，这将会把你们从最低层发展到最高层的进程缩短”。(沈志华、李滨《脆弱的联盟》)
在苏联专家参与人民大学创建的几年时间里， 他们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像“毫无怨言的超人”。
中国方面，在与苏联专家的合作中，严格贯彻刘少奇的指示。这一指示被人民大学的教师们简要地记录为两句话：“不能与苏联专家意见不一”和“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只要与苏联专家发生矛盾，不管中方人员对苏联专家理论的反驳是对是错，扁担总要打在中方人员身上。因此，处理好中苏关系的责任，都系于中国一方。
高放从小在一所有着英美教育传统，但又允许学生不入教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1946年他考入深具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北京大学。这些教育经历使他对于苏联专家的理论和观点，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
在跟莱米卓维奇学习联共（布）党史那段时间，他提出过一连串令苏联的马列专家不快的问题，比如，经济派、孟什维克的首领算不算革命家？后来有没有变成布尔什维克的？批托洛茨基派的《八十三人政纲》，那么这个政纲是什么内容？能不能让我们读一读，辨识一下托派错在哪里？
像凯列一样，莱米卓维奇也是位宽容的长者，虽然他对于高放这样在经典文献中挑毛病的思维有些不愉快，但并没有上纲上线地批评这位24岁的中国教师。他反问道：你为什么对这些错误的东西感兴趣？
然而，并非所有向苏联专家提问或挑战的中方人员，都能如此幸运。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台的行政规定《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聘用苏联专家工作情况检查补充报告（草案）》，以及1954年出台的《中国人民大学系、教研室专家工作制度暂行规定（草案）》，都是为了防止中方人员提出质疑性强的问题，以避免傲慢的苏联专家觉得受到挑战或刺激。
校方规定，不礼貌的问题和质问，一律不翻译；苏联专家使用侮辱性语言时，译员同样不得翻译。于是，在译员拒绝翻译或没有准确表达双方的意见时，中苏双方都会指责译员“捉弄人”。
校方为了调解双方的矛盾，会将引起矛盾的责任推在中国翻译身上，怪他们“捉弄”专家，导致误解使专家恼怒。这一做法使翻译成为一种带有风险的工作。（李滨《苏联专家参与人民大学创建》）
由这些规定的出台可以看出，侮辱性的语言是存在的，双方的矛盾有时也未因译员的隐忍而消除，相反，矛盾甚至会集中激化在译员身上。
对于苏联专家的政策，一直到1954年以后才有了些许调整。
身在“一边倒”之中的中国人，并未感觉出中苏关系中一些微妙的地方，而早在1949年就被清华大学选送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系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王传纶，因在《苏联研究》杂志从事助理编辑和研究工作，接触到来自苏联的官方文件、文献以及斯大林时期清洗联共党内的案件比较多，因此，已经对苏联在政治上以及计划经济效率低的问题、斯大林的各种问题产生了考虑。只是此时，王传纶与中国人民大学尚无关系。
高教部从1954年开始调整对苏联专家的政策，要求恢复与专家关系的平衡，既不否决专家建议（被批判为“保守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态度），也不过分依赖它（“教条主义”）。随后，人大行政管理处也开始将苏联专家的学术活动详情，一年两次写成报告提交高教部。这种对苏联专家的工作带有批判性的方法在继续并激化，最终发展为对在某些政治思想敏感区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产生怀疑。（李滨《苏联专家参与人民大学的创建》）
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
放弃通才教育培养专才的指导方针，在创建人大的同时，也贯彻到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刘少奇曾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旧大学通才教育中学非所用的现象。成仿吾记得刘少奇特地举了他和鲁迅的例子，成仿吾曾在日本是学兵工，鲁迅是学医，结果都成了文学家。刘少奇说，人民大学就要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
培养实用型人才，是人大和所有大学的当务之急。
1952年院系调整，将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个学校搞财经的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央财经学院，一年后，中央决定将中央财经学院全部合并到人民大学。这样，早年在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的老知识分子，也并到人大来，充实了人大的班底。
出于加强经济学方面的需要，被取消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部分人马并入人民大学合作经济系。山西大学会计学专业在1953年8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
1953年9月，中央财经学院劳动经济系专修科和保险专修科，并入人民大学。
除了照单全收其他学校成熟建制的院系，人民大学也不断新建学科和专业。1954年成立的农业经济系。
同年秋天，人民日报社的安岗接到胡乔木的电话，要他去组建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次年成立了人大新闻系。人大新闻系成立3年之后，持续进行的院系调整于1958年将包含了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在内的、师资雄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连教师带学生、包括图书资料整个建制地搬入了人大。
这一时期，得到加强的不仅有人民的大学，还有人民的中学。1953年8月，为与社会快速的发展相适应，华北工农速成中学，合并到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0月，一串在响彻全国的名字，陆续在这个学校注册，他们中间，有创造“郝建秀工作法”的纺纱女工郝建秀、战斗英雄周天才、战士作家高玉宝、劳动模范杭佩兰。工农速成中学教务副主任是留美回国的唐孝纯，她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专业，就是成人教育专业。
这些名冠全国的优秀分子，将在三年内学完六年的中学课程，并跨入大学阶段的学习。等待他们的，正是这所从战争年代走来，具有速成和专才培养经验的人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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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 14:4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