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

bluesky

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280，281，283）

“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

何蜀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不同于任何政治文明条件下的自由结社。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全面发动的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重庆地区除去一
些人在联名写大字报时用了类似于笔名的“某某战斗小组”一类名称外，并无真正
的群众组织产生。因为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之后，群众中的自由结社几乎
都会被认为是“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无人敢闯此禁区。１９６６年８月８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也只
谈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
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而只字未提允许成立其他群众组织。直到十
天后的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公开检阅红卫兵，红卫兵这种新兴的群众组织形式得到
官方肯定并且经官方媒体大肆炒作后，重庆才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出现了“文
革”时期特有的群众组织。

◇　最早出现的官办“保守派”组织

    因为缺少北京那样能“得风气之先”的高干家庭众多的背景，重庆市在“文化
大革命”中最先出现的群众组织，基本上没有像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北京大学附
中红旗战斗小组那样的早期自发组织，而是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的“官办”色彩—
—这类群众组织在中共中央作为“样板”大力宣传推广的北京红卫兵组织的启发下
，在党政领导的授意、布置和支持下，由市委文革办公室和已经蜕变为政府机关的
“群团组织”——共青团市委、市学联、市总工会等具体操办下建立起来的，因而
后来被称为“官办”组织。

    当时重庆有十二所大专院校，计有：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西南
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农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已并入重庆大学），重庆医学院
（今重庆医科大学），重庆邮电学院，重庆交通学院，重庆工业学院（今重庆工学
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今重庆师范学院）。

    从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开始，重庆市陆续成立了大专院校中的群众组织赤卫军
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８月２４日，重庆全市各大专院校按党政领导的布置统一成立了赤卫军。赤卫
军的名称，后来在一些正式场合（如《赤卫军》报上的署名）写作“毛泽东思想赤
卫军”，但在一份重庆大学赤卫军于８月２８日转印的铅印传单《无产阶级的阶级
路线万岁》（原作者为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中，却署名为“重庆大学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赤卫军总部”。可见当时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不规范的，社会上一般只称
“赤卫军”。这个组织最初包括大专院校中的“红五类”学生及教职工，后来学生
大多转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赤卫军就成为以大专院
校“红五类”教职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

    在赤卫军中最主要的、起领导、示范作用的是重庆大学赤卫军。重庆大学赤卫
军成立次日，即召开了批斗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时泽、校团委书记刘稚民的大会
，会后宣布将二人交学校机械厂群众“监督劳动”并责令检查——这是真正的“奉
旨造反”，因为邓、刘二人已于６月间即经市委批准、由市委工作组宣布定性为“
郑思群黑帮”成员并在《重庆日报》点名批判。

    ８月２７日下午，重庆市毛泽东思想赤卫军在市体育场举行誓师大会。赤卫军
主要负责人有：王远举（西南政法学院学生，市学联副主席）、李传芳（女，重庆
建筑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院文革副主任，市学联副主席）、李长春（重庆大学动
力系六六级学生，校文工团合唱队队长）、梁经权（重庆大学机械系六六级调干生
）。他们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中共预备党员。

    在９月召开的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会上，主持市委工作的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强调
：学校的教师参加赤卫军，壮大赤卫军的队伍（鲁大东《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
１９６７年３月４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翻印，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
。

    在全市大专院校赤卫军成立的同日（８月２４日），重庆医学院一批“红五类
”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女）在党政领导支持下串连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随后
，重庆市委就通过市学联主席莫泽礼和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李友同他们联系，并
随时传达一些指示。莫泽礼还帮助串连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邮电学
院等校加入，并于８月３１日组织２３个学校的人员在重庆医学院会议室成立了重
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站。（刘桂兰《告全市人民书——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猛烈开火》，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０日。油印传单）

    ９月３日，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市劳动人民文化
宫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市委派来了管弦乐队和记者。９月８日正式成立
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总部办公地点被安排在红岭（即原鹅岭）公园。重庆医
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发起人刘桂兰担任总部政委。重庆大学学生李长春（赤卫
军负责人）经市学联和市委文革办公室“推荐”安排，转而担任了毛泽东主义红卫
兵总指挥。同时，由市委提议，经请示成都军区批准，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
部主任梁大门奉命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并派来了１０个解放军“联
络员”。五十四军军部（重庆警备司令部）正位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驻地红岭
公园马路对面，也便于就近“辅导”。

    ９月８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这天，《重庆日报》发表了署名为“重庆
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刘桂兰”的文章《向解放军学习，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好战士》，此文实际上是向全市公开宣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政治纲领。

    ９月９日，《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以套红通栏标题显著报道重庆市大中
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的消息，发表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
并配发社论《向英雄的红卫兵致敬》，称“这是我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
大喜事”。随即，市委按照李井泉“要号召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红卫兵”
（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
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印）的指示，号召各单位
发动“红五类家长”踊跃“送子参军”（即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
庆日报》进行大肆炒作，全市掀起劳动模范、老工人“送子参军”热潮。

    在此期间，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也在党政领导授意和支持下陆续组建起来。
开始均由“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串连组织，其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的多是在工作组
领导学校“文革”运动时期的校“文革筹”成员或依靠对象。市委还层层组织选拔
“红五类”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这在当时是一种由党政领导赐予的
极大荣誉。

    按照一般的理解，“文革”初期在党政领导授意下成立的这类“官办”组织，
都是以“保卫党委”为主要目的的“保守派”。不过，不应忽略的是，“造反有理
”当时已经成为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最时髦的口号，是“红司令”的“最高指示”
，时代的“主旋律”，一种独特的“时尚”，这些“保守派”也不能不在某些方面
表现一些“造反精神”——特别是对已经被上级党委定性的“黑帮分子”、“反动
学术权威”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造反精神”。比如，
９月３日，重庆大学赤卫军将已调离重大的前党委副书记宋殿宾及其妻张道臻抓回
学校，挂黑牌，戴高帽，在风雨球场批斗，并把邓时泽（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陆正荣（无线电系党总支副书记）、贺学洪（冶金系党总支副书记）、王德伦（教
务处副处长）等抓到会场陪斗。首开丑化、武斗领导干部的先例（重庆大学校史编
委会编、伍子玉主编《重庆大学校史•下册》，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第一版１３０—１３１页）。又比如，在８月底开始的大规模抄家中，重庆有名的
“特园”（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民主人士聚集地，被中共
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被重庆大学赤卫军查抄。园内挖地一尺，各
屋内翻了个遍，大客厅内珍贵的历史见证物签名轴（上有抗战胜利前后到过特园的
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签名）不见了。后来鲜英家属从看守他们的赤卫军口
里得知，鲜宅是当时市领导点名首批抄家名单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卫
军组成抄家队伍进驻特园。赤卫军总部就设在特园。（鲜述秀《我的家特园》，《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９３年第３期２９页）

    当“保守派”组织在“破四旧”阶段大搞打、砸、抢和抄家的时候，多数造反
派组织尚未出现，极少数已经率先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也处于受压制、打击的地位而
难有什么作为。然而，后来的许多文章或著作，都不加分析地把发生在“红八月”
“破四旧”阶段的打、砸、抢笼统地算到了造反派账上。

◇　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崛起

    在重庆当时的十二所大专院校中，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
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在沙坪坝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外语学院在
北碚区；重庆医学院位于沙坪坝区与市中区之间；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工业学院在
九龙坡区；重庆交通学院、重庆邮电学院在南岸区。高校最多的地区是沙坪坝，其
次是北碚。这两个地区也就自然成为造反派学生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地区。

    重庆最早的较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成立于１９６６年
８月２６日。在此前的８月２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因被重庆市委定
性为“黑帮”，在市委工作组的迫害下自杀身亡。此事引发了重大广大师生员工对
工作组及市委的强烈不满（这是重大不同于其他许多大学的一个特点）。从８月１
３日起，向市委造反的号召得到广大学生响应，造反派在重大迅速成为大多数（这
是重大不同于其他许多大学的又一个特点），８月１５日，因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处
于少数派地位的造反派学生小组“轻骑”、“排炮”受到压制，向重大“革命师生
”求援，重大师生大队伍开往师专，遭到保守派学生、工人的围攻，造反派师生与
前去调解处理问题的市委领导人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这个日子遂被造反派师生
视为造反纪念日而用作了造反组织的名称。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主要负责人有吴庆
举（机械系六七级学生，校文工团乐队队长，共青团员），黄顺义（电机系六七级
学生，校“文革筹”成员，共青团员），周家喻（本名周家瑜，“文革”中一般被
写作周家喻，无线电系六八级学生，共青团员），熊代富（冶金系六九级学生，校
“文革筹”成员，共青团支部书记），秦安全（无线电系六六级学生，共青团员）
，查正理（冶金系六七级学生，校“文革筹”成员，共青团员），蔡增华（电机系
教师）等。

    ８月２８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一些人员，到与市中区仅有一江（嘉陵江）
之隔的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在江北城街道上张贴了“集中火力
炮轰市委”的大字报——在此前的８月２５日，重庆市委召开了各大专院校文革筹
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列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中共中央西南局
宣传部长刘文珍，按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代表西南局讲话，发出了“集中
火力，炮轰市委”的号召。

    然而，这时正在江北城“集训”的全区厂办、社办和民办学校教师不知道这个
背景，他们从７月起就被区委集中在学习地点“交待问题”、“背靠背揭发”，正
处于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为免除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他们不得不拼命表现自
己“保卫党组织”的决心，当他们发现“集中火力炮轰市委”的大字报后，便认定
是反动大字报，是新的“匈牙利事件”，他们“为党立功”的时候到了，遂积极采
取“革命行动”，以“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将“集中火力炮轰市委”覆盖，从而与
重大学生发生冲突。双方辩论中，引来众多围观群众，两派群众争执中发生抓扯、
扭打，事态迅速扩大，又被市、区党政领导支持下反对造反的一派干部、群众夸张
宣传为所谓“八二八惨案”，八一五派学生被宣传为“暴徒”、“反革命”。全市
各地、各单位借此向倾向八一五观点或有造反苗头的群众展开了打击。

    ８月３１日晚，经有关党政领导审定、以重庆十八中“红卫兵总部”名义铅印
的传单《第一次告全市同胞书》出笼。此后，许多学校、工厂、机关纷纷翻印此传
单或另写新的传单，均打出了“红卫兵”旗号。但实际上，在这批早期传单中以“
红卫兵”署名的单位，有些（特别是工厂、机关）只是由政工、宣传干部临时取的
一个名字，并无组织存在。

    就在８月３１日这天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的大力促成下，重庆
五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在重庆市第七中学召开了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中学生红卫兵
总指挥部。

    ９月１日，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和市委
领导到会祝贺。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指示，刘文珍在重庆“蹲点
”，主要抓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他们想通过“加强领导”，把重庆的学生运动引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在筹建期间就得到了官方的大
力支持：安排他们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统一制作了旗帜、袖章，甚至还
发了军装。

    但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部署下，“文革”运动已经完全脱离过去历次政治运
动的常轨，向领导干部造反已逐渐成为大气候。市委的权威远不如北京南下串连学
生的影响，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已经不再顺从上级党委的控制，其总部成员和许多
基层组织都倾向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市委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赶紧下
令《重庆日报》撤销了已经排好版的有关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的报道。

    重大八一五遭到全市性有组织的围攻、打击后，大批师生于９月５日与师专等
校造反派师生一起步行到茄子溪拦截火车上京告状。这一行动在重庆市内引起极大
震动。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及基层组织中不少人更对重大八一五表示同情与支持。为
了趁重大八一五主力在北京告状未归之前解决中学生红卫兵的问题，９月１５日，
重庆市委在潘家坪招待所开会时研究决定，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将中学生红卫
兵总部“合并”。（鲁大东《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１９６７年３月４日；重庆
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翻印，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

    ９月２０日，按照市委的布置，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电话线被拆除，办公地点
被强占。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强行“合并”
，合并后的组织统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此后被群众讥称为“
思想兵”）。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主要负责人有：总指挥李长春（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总指挥），副总指挥李传芳（女，原赤卫军负责人），副总指挥沈诚（西南政法学
院文革筹副主任、政法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１００３团政委），政委刘桂兰（女
，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委），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及组织部长孟军（女，重庆
医学院学生），常委王桂香（女）、王大庆等。他们多是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
员）、共青团员。

    常言道“官逼民反”，强行“合并”的作法引起激烈反弹，反而促成了本来可
能成为又一支“官办保守派”队伍的中学生红卫兵向造反派方向急剧转化。９月２
１日，就在《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中学生红卫兵“合
并”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消息，并宣布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已经撤销的时候
，拒绝合并的中学生红卫兵在第四十一中学（今巴蜀中学）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来
自１０３个学校的代表一致抗议市委将中学生红卫兵强行合并的作法，选出了新的
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刘先裕（第四十一中学高六六级学生，共青团员）。随后
，大批中学生红卫兵在人民大礼堂向市委静坐抗议后赴京告状……

    至此，一个被市委“逼上梁山”的、与重大八一五“并肩作战”的中学生造反
派组织正式出现，而且成为重庆第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此外，在９月３日，位于重庆市远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成立了造反派学
生组织八三一战斗纵队（“八三一”这个名称是纪念他们在８月３１日与校方及“
保守派”发生的一次冲突），主要负责人有岳朝亮（历史系学生，中共党员），羊
衍海（中文系六七级学生，共青团员），李盛龙（外语系学生，共青团员），周德
英（女，政教系学生，共青团员），周荣（美术系学生）等。这个组织后来成为造
反派中与重大八一五对立一派的代表。

    上京告状的重大八一五人员于９月１５日得到了“毛主席接见”（参加了毛泽
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集会、游行），喜讯和北京的造反信息传到重庆后，造反派
师生大受鼓舞，９月２９日，造反派的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后更名为重
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以重庆市少年宫为办公地点。主要负责人是在国
庆节与重庆的赤卫军总指挥梁经权、“思想兵”总指挥李长春等同时被周恩来邀请
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重大八一五负责人周家喻。

    １０月１７日，《重庆日报》以“本市赴京进行革命串连的红卫兵、革命学生
畅谈在天安门城楼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的体会和收获”为题发表一组文章
，其中包括由市委选派赴京的赤卫军梁经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李长春等，但同时
也发表了造反派的重大八一五代表周家喻的文章——这说明在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
的严峻背景下，重庆市委已经不得不承认造反派学生的政治地位了。

◇　工厂等部门的“保守派”组织

    重庆市在“文革”中最早公开成立的工人群众组织，也是在官方授意和支持下
组建的。

    为了打击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从１９６６年９月初开始的对所谓“八二八惨
案”的宣传中，就出现了一些以工人群众组织名义写的或翻印的传单，一份落款日
期为９月５日的传单《发生在江北区下横街的八•二八事件的真相》，就署名为“
重庆发电厂红卫兵检修、东风战斗队联合调查组”，另外还有一些传单署名“长安
厂职工医院红卫兵”、“重钢三厂职工医院红卫兵”、“重庆市糖业烟酒公司红卫
兵队委会”等。不过，这类群众组织有的只是虚拟的，并无真正的组织实体；有的
则是在党政领导布置下以政工干部为主体仓促成立起来的临时性组织，如长安机器
厂就在８月３１日由厂党委布置政治部工作人员起草了成立红卫兵的宣言，９月１
日下午发给各车间、科室，自上而下成立了“红卫兵先锋战斗团”（《张汝声同志
代表党委常委的检查材料》，中共长安厂党委常委会，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长
安厂革命造反联络站翻印）。这样的“假红卫兵”为时很短，很快就被工人纠察队
等组织所取代。

    重庆最早出现的统一的工人群众组织，是重庆工人纠察队。

    重庆工人纠察队是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指示成立的。８月底、９
月初的一天，李井泉在重庆找几个机关、工厂的领导干部谈话，谈话中，有人提出
机关、工厂要不要组织红卫兵的问题，李井泉回答：机关和工厂内不再组织红卫兵
，因为已经有了文化革命组织，工会组织，还有民兵组织。如果工人要求组织，可
以依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担负保护厂房机器的任务。（李井泉《关于我在
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
委员会宣传组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印）

    另据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１９６７年初所写材料中称：“李井泉在
重庆亲自主持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李井泉指示后，由
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国防政治部、机械政治部三个部开了会布置，然后自上而下
组织起来的。袖章是市总工会统一印发的。”（燕汉民《我的检查和交待》，载重
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８１５战报》第六期，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纠察队在首家
试点单位中梁山煤矿宣告成立，发出的铅印《宣言》传单中称“工人纠察队是在中
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宣言》通篇不用“
造反”字样，而强调“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造谣破坏，坚决向一切反对毛泽东
思想，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反动言行作斗争
”。

    ９月６日，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５００余人由书记、矿长带队，乘１１辆卡
车到市区游行示威。随后，全市纷纷建立起了工人纠察队。“市总工会还为工人纠
察队统一编号缝制了袖章，随后财贸系统和学校的纠察队也建立起来了。”（鲁大
东《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

    重庆工人纠察队主要负责人是楚光辉（重庆大学汽车班班长，中共党员，转业
军人）。

    除去学校和工厂的“保守派”组织外，当时重庆还有一个文化系统的“保守派
”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革命军，它主要由重庆市京剧团、川剧团、越剧团、话剧团
、杂技团等文艺演出团体中的政治工作干部、行政干部和一些曾被工作组作为“依
靠对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其负责人有重庆市越剧团共青团支部书记虞
如惠。但是，文艺革命军成立很晚，到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日才公开成立，次日即
遇上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规模武斗的“一二•四”事件，还没来得及开展活动
就遭到沉重打击，因此它对重庆“文革”历史的影响极小。

    后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和文艺革命军这四大官办“保
守派”组织，被造反派群众讥称为“保皇四军”。

◇　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

    工矿企业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略晚于官办“保守派”组织出现。刚开始时往
往处于不公开或半公开状态，即使公开的也没有“保守派”组织那样的规模和声势
。严格说来，它们也不能算真正“自发”的群众组织，因为既有造反派红卫兵的串
连、鼓动（有的甚至包办一些具体事务），更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支持。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底，少数工厂中已经出现早期造反派基层群众组织，如在南
岸区的重庆群林服装厂（“破四旧”时改名为工农兵服装厂），青年工人们成立了
革命青年战斗队。９月上、中旬，重庆市糖果糕点公司红卫食品厂部分工人组成了
红卫战斗队，东风食品厂部分青年工人组成了红卫兵东风战斗小组……

    重庆最早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造反军、二七战斗团等，都酝酿筹备于
１９６６年９月间。

    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市经委主任马力在一份材料中回忆：“九月十八日晚，
根据（工交）政治部通知，要经委组织工作组到二印、农药、煤焦油、重纺、红旗
、化研所等六个单位，制止造反军开大会……工作组到厂并未发现造反军要开会，
但我仍然要他们留到国庆节前后才回来。”（马力《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我的
交代和检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印）

    另据重庆市委基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回忆，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的造反派组织
是在９月２５日以前就建立起来的。（申宁《反戈猛击，立功赎罪》，载《斗争反
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大会特刊》，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
反派编印，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

    还有一份资料可以看到当时造反军组织发展的一些情况。１０月７日，重庆市
委工交政治部编印上报市委、市文革办公室的《情况反映》第７３期载《关于革命
工人造反军的情况反映》中称：“最近几天，我们对‘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情况作
了进一步了解。据工交口五十七个单位初步掌握，参加‘革命工人造反军’的约有
１２７９人，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现已退出这个组织的有８０５人。”
（重庆师专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烽火》报创刊号，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

    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于９月２１日筹
备成立。１０月１２日，以重庆赴京工人战斗组返渝联络站、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
筹备处名义发出了《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组织章程（草案）》，开始公开发展队伍
。主要负责人早期有刘红（又写作刘洪，本名刘兴泉，汽车修理厂工人，因其在北
京多次为首冲击中南海、天安门和殴打解放军等行为，被该组织于１２月１５日开
除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扭送公安局），此后的主要负责
人是王庭学（重庆造漆厂技术员）。后来分化出去部分二七战斗团人员另立山头成
为砸派（反到底派），其负责人是刘祖国（江北造船厂工人）。

    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大多是在造反派学生支持下筹备和建立起来的。最先由
造反派学生组织控制局面的大学，成为工人、机关干部和其他阶层造反派的“圣地
”（当时经常放映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一条字幕“斯莫尔尼大学是革命
的司令部”，常被大学造反派用来形容自己的学校）。工人造反军、财贸工人造反
团等组织就是在重庆大学新大楼筹建起来的。因为许多造反派工人都冲破市委有关
不准到市委门口看大字报的禁令去市委门口看大字报，而市委对面的第六中学又较
早由学生造反派组织３２１１１战斗团控制了局面，因此六中也就成了工人造反派
组织筹建时的一个重要联络地点。

    后来影响较大的工人造反军，全称是较繁琐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
”，在重大八一五、六中３２１１１及一些首都红卫兵的帮助下，他们于１９６６
年９月筹备建立组织，１０月下旬在六中筹建了统一的指挥机构造反军总部，主要
负责人有黄廉（重庆市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加工厂文书，转业军人）、朱登明（市
中区建筑联合社施工员）；叶祖禄（工业安装公司工人）、朱镇坤（第四建筑公司
工人）等；１０月底，工人造反军正式发布《成立宣言》（由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
生孟宪成、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朱竞选等起草），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召开大会，要
求市委承认其为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与市委谈判未果，即组织了近千人的“重庆
工人北上告状团”，由叶祖禄、朱登明等带队步行北上，走到璧山县后，市委派人
赶去劝阻未成，市委遂请驻军派汽车将北上告状人员送到永川改乘火车赴京。

    北上告状团走后不久，留在重庆的工人造反军人员成立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
主要负责人有蒋国志（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人）、李方成（重庆天原化工厂教育办公
室干部，转业军人）、赵蔚武（重庆电表厂工人）等，成为工人造反军中最大的一
个山头。

    北上告状的工人造反军人员在京因发生意见分歧，以朱登明为首的建筑联社工
人脱离总部，成立了工人造反军一支队（以后一直以一支队名义单独活动）。

    此外，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中以公交公司职工为主体的二分团，后来也脱离司令
部单独活动，主要负责人杨大渝（公交公司汽车修理总厂工人）。

    与工人造反军几乎同时在重庆大学筹建的财贸工人造反团，不久改名为重庆市
革命职工造反团，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６日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人有罗光远（重
庆市税务局市中区分局两路口税务所干部，转业军人），田显邦（重庆灯泡厂工人
，灯泡厂八二八战斗团负责人）。

    成立较早而且较有影响的重庆财贸系统两大群众组织分别是：

    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有王绍川（重庆市第二商业局教育办公室
负责人，中共党员，转业军人），杨正中（市中区日杂商店干部），林德文（食品
公司干部），李才兴（食品公司船队队长，中共党员），印仁祥（物资回收公司干
部）；

    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主要负责人有甘廷荣（工农兵服装厂即原群林服装厂
工人）、汪永强（重庆人民商店即原友谊商店营业员，中共党员）、刘焕中（裕和
彩洗染店工人）等。

    这两个组织成立时间约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间。财贸九二一的名字，是因这年
９月２１日中共重庆市委财贸政治部在全市财贸系统采取了一次对造反派的统一打
击行动，从而激化矛盾，把一批因向领导提出不同意见而遭到工作组打击的职工“
逼上梁山”，在造反派红卫兵支持下逃离本单位，甘廷荣等参加了“重庆工人北上
告状团”，回来后，他们就把“九二一”当作了自己的造反纪念日和组织名称。

    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即手工业）局系统职工中的造反派于这年１１月上旬成立
了二轻兵团，这个组织后来在重庆文革中也有较大影响，主要负责人夏祥贵（重庆
钢材改制厂工人）、庹云龙（储奇门机修厂工人，中共党员）。

    重庆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大渡口区重庆钢铁公司，也成立了重庆工人九
八战斗团（这个名称是纪念他们在９月８日与公司党政领导的正面冲突），具体成
立时间不详，主要负责人陈万明（重钢机修厂起重工，共青团员）。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
判。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准于１０月５日下达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求各地
为前一阶段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通
常只是在运动结束之后才会有小范围的、不事张扬的甄别和平反工作，而这次为了
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毛泽东决心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
一时间平反浪潮席卷全国。重庆市委还按照上级要求专门成立了平反监督委员会，
由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周炳林任主任，并吸收了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和中学生红卫
兵曾维才（建材学校学生）参加工作。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确实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打消了许多人担心遭遇
第二次“反右派运动”的顾虑，有了这样的背景，就开始出现了各地工人上京告状
的高潮，从现存“文革”时期“中央首长讲话”（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
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可知，在１０月
下旬以前，几乎没有中央领导人接见赴京工人代表的讲话，此后才陆续有了１０月
３０日陶铸接见湖南工人、师生、干部代表，１１月１０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
分来京串连革命群众（包括少数工人），１１月１２日陈伯达与首都职工造反派代
表座谈，１１月１５日唐平铸接见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来京代表，同日王力、
戚本禹接见全国来京工人代表，１１月１７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
数派座谈，同日王力、姚文元接见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１１月１９日刘宁
一接见无锡来京工人代表……这样，在这年１０月、１１月间，就有较多的工矿企
业造反派群众组织诞生。

    １１月下旬，由陈伯达和王力按照毛泽东指示精神起草的《中央文革小组关于
工矿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１１月１７日），经首都红卫兵迅速传
到各地，其中第八条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
革组织的权利……”，第九条称：“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协会，代
表会，代表大会等适合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这个“十二条”，又经毛泽东
亲自主持重新修改（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
月第一版６６１页），成为于１２月９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
条规定（草案）》，其中第九条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
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基本保留了原《十二条》中第八条的精
神（略有文字上的不同），但不再有工人组织最好采取什么形式的规定。

    这一下，有了“尚方宝剑”，从１１月下旬到１２月初，各地工矿企业的造反
派群众组织便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１２月１６日，重庆国防工业系统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兵团，在重庆工业学
院礼堂成立。这个成立得较晚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组织，后来在重庆“文革”中却
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成为八一五派的中坚。其主要负责人有阳增泰（重庆朝阳电机
厂技术员）。月底，国防工业系统另一个造反派组织军工造反兵团成立，主要负责
人康云鲍（江陵机器厂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李桂芝（女，长安机器
厂工人）。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反到底派著名的军工井冈山。

    １２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代表党中央宣布：“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
利。”把“十条规定（草案）”中的有关精神进一步明确公开了。工矿企业成立造
反派群众组织已经成为时代主流。

◇　机关干部及其他部门的造反派组织

    在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中，实际上已经有不少机关干部加入并在其中起领导
和骨干作用。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其领导成员全是二商业局系统的机关干部
。不过，以机关干部为主体并以机关干部名义建立的造反派组织，则因为重庆当时
没有像上海市委写作班那样的机构及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的“左派”上司授意，而
出现得较晚。

    在重庆较早建立的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经
济委员会（简称经委）红色造反团，主要负责人段德昌（市经委干部，中共党员）
。随后在市委、市人委的各部、委、局，市总工会、市团委、市妇联、市委党校、
省委第二党校及公、检、法等机关中先后建立起了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成立
于１９６６年底或１９６７年１月间。

    重庆一部分市级机关干部的造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即在“文革
”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和“文革”初期，重庆市级机关干部中不少人受到过伤害，
被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整出多起重
大冤案，如“反右派运动”中重庆全市宣传系统领导干部几乎全军覆没的“张文澄
（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右派集团”案，１９６３年按“反党集团”
性质处理、牵连到重庆市委组织部、办公厅、团市委、市委党校大批干部的“萧（
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李止舟，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
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
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案，“文革”初期的《重庆日报》“三家村”案等
。受到过打击、压制或对那些冤案不满的干部，“文革”中相信了党中央“十六条
”号召的“自己解放自己”，不少人参加了造反派队伍。

    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在６、７月间曾按上级指示大揪以副刊组成
员为主的所谓“三家村黑帮”，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在１９６６年底，一些编
辑、记者和工人也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成立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有
邱远勋（记者）、萧学初（记者）、伊根瑞（记者）、刘全福（排字工人）等。１
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５日，重庆及外地来渝造反派召开批判《重庆日报》推行“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重庆日报》编委、报道组组长沈世鸣（女，中共党员）作
了题为《戳穿重庆市委操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黑幕》的发言，正式宣告《重庆日
报》的部分领导干部也起来造反了。

    在重庆市文艺界，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的革命造反小组。这
个小组只有四个人：群众艺术馆文学编辑组干部邹雨林，美术组干部王以时，音乐
组干部何明、谢思颖，因为遭到工作组的打击，在９月上旬，他们得知重大八一五
等步行上京告状的消息后，就自己购票乘火车上京告状，开了机关干部自行离开单
位上京告状的先例。

    此后，约在９月底、１０月初，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即专业作家）、小说《红
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与同一创作小组的刘德彬及文联机关的炊事员、勤杂工、
司机等组成了红卫兵战斗组。这个组织名义上以工人为领导，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是
罗广斌、杨益言。人数虽少，但因小说《红岩》的影响，而对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形
成极大鼓舞和号召作用。他们在１０月下旬就在文联夺权建立了“文革筹备小组”
，使文联成为重庆市最早实现了造反派夺权的单位，并成为一处重要的造反派联络
据点。１１月８日晚上，罗广斌、杨益言将原驻文联市委工作组组长牛文（重庆市
文联党组成员、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负责人）拉到市中心解放碑“辩论”。罗、杨
在重庆市公开亮相造反，对造反派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号召作用。

    因不满于党委或工作组动辄以“反党”、“反革命”为棍子打人压制不同意见
，重庆市一些文艺演出团体（如歌舞剧团、话剧团、越剧团、杂技团等）的少数人
员从１０月初开始到重庆大学串连，找重大八一五“告状”（控诉本单位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或“文艺黑线”），此后便在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学生的支持帮助
下陆续建立起了造反派组织。他们在１０月至１１月间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统一组
织——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先后有何明（重庆市群众艺术馆音
乐组干部，中共预备党员）、刘志诚（重庆市话剧团演员）、熊安文（重庆市话剧
团演员）、李光亨（重庆市歌剧团演员）、黄谨良（重庆市川剧二团演员）、田惠
珍（女，重庆市越剧团演员）、邹雨林（重庆市群众艺术馆文学编辑组干部，转业
军人）等。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没有吸收大名鼎鼎的罗广斌、杨益言及其文联红卫
兵战斗组加入——因为他们不清楚长期遭到市委审查的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到底
是怎么回事，担心受到不利影响。

    重庆市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到１１月下旬已经形成较大声势，足以同得到党政
领导支持的“保守派”分庭抗礼。１１月２７日，是１９４９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的“１１•２７”烈士殉难纪念日，往年都是由重庆市委主持召开纪念大会，而这
次则是由全国赴渝师生及重庆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了纪念大会，罗广斌、杨益言
以造反派身份到会，受到热烈欢迎。

    自１０月初《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军事院校师生中的造反派也活跃起
来。到１９６６年底，在重庆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陆续出现一些造反派组织，主要
的有：后字２４２部队（后勤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总团，第七军医大学红色造反
总团，第七军医大学一０五红色造反团、一０五红工造反团，总字４１２部队（通
信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总字４２４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红色造反团，总
字４２１部队（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红色造反团，１５３炮校红色造反总团等。
不过，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下旬毛泽东发出军队“支左”指示之前，他们很少参与地
方上的造反派活动。

    自“八二八”事件后，重庆群众围绕对重大八一五的评价，展开了激烈辩论。
受党政领导影响的群众认为“八一五糟得很”，而造反派则以当时官方媒体反复宣
传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武器，认定“八一五”就跟当年的湖南农
民“痞子运动”一样“好得很”。于是，重庆市的造反派以“八一五好得很”为口
号，统称为“八一五派”。

◇　“保守派”组织的分化

    自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保守派”组织
风光不再。面对“革命造反”的“时代潮流”，不少原“保守派”成员纷纷“反戈
一击”，倒向造反派。

    最先分化出来的是“思想兵”的两个负责人刘桂兰和孟军。刘桂兰是军队干部
之女，时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政委；孟军是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之女，时任毛
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及组织部长。她们的思想不能不受到社
会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被市委选派去了北京之后，中共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明确态
度和已经在首都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造反派的宣传攻势，使她们真诚地认定自己应
该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１０月９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召开会议，宣布撤出解放军辅导员，会上
，孟军发言指出市委犯了路线错误，也批评了解放军辅导员对红卫兵总部有包办代
替的问题等。

    １０月２９日，从北京串连回来的刘桂兰和孟军一起，到五十四军军部找原解
放军辅导员谈准备向市委造反的想法。

    １１月２０日，刘桂兰代表她和孟军在造反派集会上作了题为《告全市人民书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长篇发言，详细揭露了“思想兵”如何在市
委操纵下成立及打击造反派的内幕。

    １１月２３日，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
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中的造
反者数千人，在西南政法学院举行大会，批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总部执行
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省、市委操纵利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作为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具的“罪行”。并在会上成立了造原总部反的总联络
站。

    １１月２５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内的造反派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大
会，揭露其总部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批判省、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

    １２月２５日，刘桂兰、孟军联名在造反派批判《重庆日报》推行“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大会上发言，揭发市委操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破坏文革的“罪行”。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下午，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八一八战斗团与毛泽东思想红
卫兵、赤卫军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合召开批判原“思想兵”副总指挥李传芳大会，原
“思想兵”总部成员王桂香、刘桂兰等到会发言。

    １月１５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山城红卫兵》报第十期发表了署名
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纵队孟军、刘桂兰、王桂香”的批判解放军辅导员
的文章《老实交待是可以的，想滑掉是不行的——在批判韦统泰、梁大门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摘录》。同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办的《重庆市无产阶
级革命造反展览》被下属成员造反，自即日起停止展出。

    在“一月夺权”期间，１月２５日，３１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大会筹备处
”，发出召开“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
的通知（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革联会筹备会）。组成“大会筹备处”的群众组织中
，就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估计它就是刘桂兰、孟军她们那个“红
色造反纵队”的另一名称，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个组织有什么活动。显然，在当
时形势下，“思想兵”的名称已经臭不可闻，“反戈一击”的造反者们，即使在原
名称上加上“红色造反”的后缀，但是仍然沿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个名称，
也很难得到一般群众的理解，这正如他们当初把“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照样视
为“黑五类”一样，人们往往也会把他们照样视为“思想兵”，看到他们袖章上的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字样就会骂。在那样的氛围中，他们还不如加入到其他造反
派组织中去，否则是很难开展活动的。

◇　“保守派”组织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保守派”得到党政领导的支持，一开始几乎独占了重庆“文革”历史舞
台，但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部署不可抗拒。在重庆“八二八”事件中，“保守派
”想一举压垮造反派，反而弄巧成拙，被造反派抓到了“造谣”的把柄，造成了自
己的尴尬被动和造反派的发展壮大。而在重庆“一二•四”事件中，“保守派”力
图改善形象，接过“造反”的旗号，稳住阵脚，却反而招致毁灭性的沉重打击。

    １２月４日，重庆工人战斗军（由工人纠察队更名，但一般仍称之为“工纠”
）在大田湾重庆市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
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造反派认定是“假批判、真包庇的
阴谋”，强行冲击会场造反，引起激烈冲突，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众性大规模
武斗，数百人受伤，并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此后，全市到处声讨、
抄砸“保皇四军”和揪斗、殴打、关押、刑讯其人员。

    工人战斗军（即工人纠察队）面临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打、砸、抢、抄、抓，许
多普通成员被迫退出组织或“反戈一击”投向造反派，少数骨干成员在愤激之中也
学着造反派的样子“上京告状”。但是他们的“控诉”却得不到中央领导人和北京
市民的理解和支持，还随时处于被抄砸、被驱赶的境地。

    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战斗军、文艺革
命军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大会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由于造反派对“保皇四军
”的这种“垂死挣扎”已经不屑一顾；加上造反派内部分歧加剧，同时，一些地区
和单位的造反派已经开始和正在准备夺权，因此，造反派这次没有到会场冲击造反
。但却有一些原“思想兵”、赤卫军中杀出来的“红色造反者”到会场上去骚扰，
要求上台作造反发言，建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红色造反联络站的宣传
车一直在会场门口“揭露大会阴谋”。

    １月１１日，重庆市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总部主编的《赤卫军》报创刊号出版。
同日，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主编的《红卫兵报》出版了第１１期
。这是他们在舆论上最后的亮相。因为各印刷厂很快就为造反派夺权，１月１７、
１８日，重庆市印制一厂（承印《赤卫军》报）和印制七厂（承印《红卫兵报》）
厂内外造反派联合行动，抄砸了这两家小报的编辑部，查封已经印好的报纸３万份
，宣告了这两家小报的终结。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上海工人赤
卫队（与重庆工人纠察队具有同样性质）几位队员的《向毛主席请罪书》（公开声
明退出赤卫队，承认自己“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同时还转载了上海
《文汇报》专门为此撰写的社论《欢迎向真理投降》。这种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表态，更使重庆工人纠察队继续找中央申诉的希望破灭，一度气焰冲天的工人
纠察队迅速土崩瓦解。

    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底开始的“镇反运动”中，不少造反派组织被镇压下去，“
保守派”曾一度看到了恢复组织的希望。但是，五十四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支持左
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坚决支持他们认定的左派“八一五派”。

    ３月２６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即五十四军）以致“重庆市临时最高权
力机构”革联会《公函》的形式，向社会公众明确表态：“近来，到我部来访的人
员，提出很多有关原工人战斗军、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文艺革命军（以下
简称保守派组织）的问题。如谣传‘中央来文要求警备司令部支持四军重新起来造
反’，‘现在我们（指四军）天天去警备司令部，他们嘴里不好说，实际其心里早
就支持我们’等等。这些谣传，一时甚嚣尘上，给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了错觉，既
破坏了人民解放军的声誉，也影响了山城文化大革命的更好进行。”《公函》毫不
含糊地声明：“原保守派组织的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他们是李井泉通过原市委一
手炮制的。”“目前原保守派组织中的某些少数人员企图重新恢复组织，我们是坚
决不赞成，不支持的。”（见《重大八一五》报第２号，重庆大学校刊编辑部主办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１日出版）

    至此，原“保守派”组织不得不彻底打消恢复组织的念头，退出重庆“文革”
历史舞台。其部分成员从此成为“逍遥派”，另一些成员则分别加入了造反派的不
同组织。

◇　“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

    到１９６７年１月，同全国大部分地区形势一样，“保守派”在重庆基本上已
处于分崩离析之势，造反派组织占据了“文革”舞台。然而，“一月夺权”风暴，
却又导致造反派的大分裂。使重庆的群众组织出现了又一轮重新组合。

    重庆造反派（或称“八一五派”）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初就已经出现严重的意
见分歧。当时围绕对“一二•四”大会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对“惨案”发生后如何
对待被怀疑为“烈士”的尸体等问题，就有过激烈争论。而在当时那种提倡斗争，
反对宽容，强调“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提倡“痛打落水狗”的时代环
境中，任何意见分歧都可能上升为“原则”冲突，再加上所谓“山头主义”、“小
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之类问题夹杂其间，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在“一二•
四”事件之后由少数群众组织负责人仓促建立起来的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也
因为意见不能统一、得不到许多群众组织承认，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由少数人以
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名义召开的“纪念一二•四惨案一周月大会”，遭到重大八一
五等组织抵制。此后，存在仅一个多月的这个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等
组织“砸烂”。这样，在中央号召“大联合大夺权”的１９６７年１月里，重庆造
反派（其他地方也大多如此）却出现了大分裂，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形成造反派
中得到部队支持、占主导地位的一派，而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工人造
反军（包括司令部、总部和一支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为代表，则形成与
之对立的一派。

    当时造反派在市中区人民小学内设立了“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造反军
总部黄廉、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等都是调查团核心组成员。后来因西师八三一的
工作人员在内部造反，两次发起“炮轰”重大八一五总团的“右倾”，重大八一五
人员全部撤出，调查团即为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所控
制。当一些组织发起对重大八一五总团“右倾”的批判后，反重大八一五“右倾”
的这一派就以调查团驻地为联络站经常会商，因而一度被称为“联络站”派。这一
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是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李方成。然而，重大八一五等组织为攻击
“联络站”派，却选取该派中他们认为问题较大的两个代表人物：工人造反军总部
负责人黄廉和《红岩》作者罗广斌作为靶子，讥称这个“联络站”为“廉罗栈”（
实际上黄廉当时多数时间在北京，基本上不在“联络站”）。

    罗广斌问题，成为两派分歧的一个焦点。罗广斌、杨益言站在反对重大八一五
“右倾”的一方，因小说《红岩》的影响而成为“联络站”一派的旗帜。而重大八
一五、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等则认为罗广斌在“文革”前多次受到
市委审查的“出狱”问题值得怀疑，在小说《红岩》创作中及改编电影中又与“文
艺黑线”有说不清的关系，因而认定其在“文革”中的表现是有“野心”，是混入
造反派中的“政治扒手”……

    对重庆驻军的评价也是两派分歧的一个焦点。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兼重庆警备
司令部）领导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的“文
革”路线，已经与重大八一五总团建立起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而“联络站”一派则
因五十四军主要负责人是原市委委员，与李井泉和“黑市委”有说不清的关系，因
而怀疑重庆警备司令部是“黑司令部”……

    “一月夺权”进一步激化了这两派的矛盾。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晚上，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播出了《人民日报》１月２２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权》。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开始全面夺权。

    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地方率先进行了夺权。最早是１月１２日，山西革命造
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市党政机关大权。１４日发出通告正式向全国宣布。２５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１月１６日，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
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１月２１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市党政大
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早期的这些夺权，只有山西省和黑龙
江省得到了中央承认。此后，中央又陆续承认了贵州省（１月底）、山东省（１月
底）和上海市（２月初）的夺权。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夺权，因事起仓促，中央当
时并无明确指示，因此各地就只好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各自按照报
上宣传的先期夺权的样板采取的方式并尽量揣摸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意图进行夺权了
。

    重庆在１月２１日晚听到《人民日报》社论广播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即向全
市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倡议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出面召集各造反派组织
开一个联席会议讨论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次日，在红卫兵司令部驻地少年宫召开了
有３７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了夺权行动方案。１月２４日至２６日，
重庆造反派５０多个群众组织，在按照毛泽东指示“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五十四
军支持下，展开了向重庆市级党政机关夺权的统一行动，并组成了以五十四军代表
为首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
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参加酝酿、协商、建立革联会的群众组织有——

八一兵团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
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
重庆工人九八战斗团
四川煤炭系统革命工人造反兵团
重庆机械兵团八一五总团
重庆无产阶级造反工人二轻兵团
红化工造反团
重庆电力系统红色造反团
重庆红建工革命造反兵团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反修兵团总部
重庆红色造反者交通兵团
重庆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江北区永红兵团
四川省重庆轮船公司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分团
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庆公司八一五革命造反联络站
重庆红色运输工人造反兵团
重庆红工八一五革命造反司令部
长航重庆分公司红色海员革命造反团
重庆红农八一五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革命农民造反军总部
国营农场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重庆市农业局红色革命造反团
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联络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庆大中专院校指挥部
重庆红色四清队员造反团总部
公用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邮电八一五红色通信兵团
重庆机关红色造反联合总部
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
重庆司法革命造反战斗团
重庆市人民检查院革命造反临时管理委员会
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四川省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兵团重庆团
重庆卫生系统八一五兵团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队
《新重庆报》革命造反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渝红色造反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渝联络站
西安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渝联络站
西安大中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驻渝联络站
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渝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渝红色造反团

    此外，还有正待按系统归口的：

重庆革命造反联合野战军总部
重庆市教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市中等学校革命教职工红色造反团
重庆市民办校革命教职工红色造反团
重庆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
重庆钢铁设计院红色造反团
东方红红卫兵革命造反团
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九一五战斗团
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革命职工造反团
（见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新重庆报》）

    名单中的“《新重庆报》革命造反委员会”，在筹备夺权时的名称实际上是“
重庆《新闻报道》红色造反者”。因原《重庆日报》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被造反
派强行停刊改出主要转发新华社电讯的《新闻报道》，直到革联会正式成立后的２
月１日才更名为《新重庆报》。

    这个名单中没有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和总部，而只署了“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
造反军司令部江北区永红兵团”和“四川省重庆轮船公司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
分团”这两个基层组织的名字。实际上造反军司令部和总部都参加了筹建革联会和
夺权的前期活动。据重大八一五事后记叙，造反军总部负责人叶祖禄参加了在少年
宫研究夺权方案的联席会，还在会上发表了“我们工人抓革命促生产，没有时间来
夺权，这个交给你们十二所大专院校”的意见，当时曾受到批评（重大八一五战斗
团５８４２３部队《夺权经过》，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另据八一五派记者记
叙，工人造反军司令部负责人蒋国志也参加了革联会的筹备，并在１月３１日的协
商筹备会上代表造反军司令部作了坚决支持成立革联会的发言（《新重庆报》红色
造反者鲁迅战斗队、红岩战斗队，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队，新华社重庆记者
站“只把春来报”战斗者《革联会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１
日）。后来的反到底领导成员、参与了革联会筹建工作的二轻兵团负责人夏祥贵则
回忆，名单上没有工人造反军，是因为造反军司令部与造反军总部在署名上发生争
执，都想由自己一方代表造反军，互不相让，后来就干脆都没有署名。

    据重大八一五战斗团５８４２３部队《夺权经过》一文记载，１月２５日夺市
人委权时被推举参加查封看管市人委印章的五个群众组织中，有工人造反军总部、
二七战斗团总部、红色农民八一五造反司令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全国
工农兵红卫军荣复转业军人革命造反军重庆总部，这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全市性大
组织，但后面这个组织很快就因中央明令取缔全国性群众组织和不允许荣、复、退
、转军人单独成立组织而被迫退出重庆“文革”舞台。

    在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中，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只是几个较大的组织。１月２
６日，４２个群众组织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开会商讨夺权后如何掌权事宜
，决定：由工人造反军总部、红农八一五、退伍军人造反军、财贸八一五、重庆地
区军事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组成七人监管小组管理市
人委；市委宣传部由中学生红卫兵、六中３２１１１战斗团、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
部、教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体委八一五、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共管；市委办
公厅、市监委、市委组织部由教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解放军、红卫兵革命造反司
令部监管；市委财贸政治部由财贸八一五、财贸九二一监管；市委工交政治部由八
一五野战军、二七战斗团、二轻兵团、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监管；市农林局、农
工部由红农八一五、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监管；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由八一兵
团监管；市邮电局由邮电八一五监管……

    在夺权中，造反派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一些本已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如工
人造反军司令部、总部）又中途退出。２月１日，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
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５０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向中央发
出急电，称重大八一五等组织在驻军支持下进行的“一•二四夺权”　是“假夺权
”。这个《急电》，由工人造反军司令部《造反军报》编辑王洪泰（重庆市糖果糕
点公司干部）起草。给中央发《急电》的组织有——

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
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司令部
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一支队
重庆工人二七革命造反委员会
重庆二七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总部
二轻兵团
革命洪流红色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总团
山城八一五印刷工人战斗团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红卫军八二九兵团
重庆革命工人暴风造反团
重庆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
重庆“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
四川煤矿系统革命工人造反团
中梁山煤矿八一五战斗团
江北煤矿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第一司令部
松藻煤矿红色造反团
重庆市自来水公司东方红造反团
重庆八四五厂八二八造反团
重庆人民交通红旗八二九战斗队
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
重庆市税务局市中区分局红色警卫队
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
重医红卫兵团驻市委联络站
四川外语学院“天安门”
重庆六中３２１１１战斗团部分战士
重庆六中东方红战斗队
重庆六中红色敢死队
重庆六中毛泽东思想捍卫者战斗纵队
重庆市五十中九三革命造反队
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
首都一司驻渝联络总站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络站
新北大驻渝革命造反者
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渝联络站
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渝联络站
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驻渝联络站
重庆市矿渣水泥厂八三一红色尖兵战斗队
十八冶红岩战斗团
重染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革命职工造反团工农分部
二七革委会嘉陵江分团
重庆红卫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河运校航锋战斗团
重庆河运校红工战斗团三游击队
重庆河运校东风战斗队
重庆东方红电力校东方红战斗团
重师附中“红卫兵”
井冈山野战军川大纵队赴渝小队
重庆三中“六七”造反团
重庆东风船厂、北京人大、师大、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联合战斗队
外地师生红色造反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技术学院赴渝人员
（见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首都红卫兵报•重庆版》）

    在《急电》上签名的组织中，二轻兵团即前一个筹建革联会的名单中的“重庆
无产阶级造反工人二轻兵团”，但其主要负责人夏祥贵这时正在北京，不了解此事
，这个签名并不代表二轻兵团总部的态度，二轻兵团后来仍然是革联会成员单位；
这个名单上有的不同组织其实就是一两个人在代表，如“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总
部”和“重庆市税务局市中区分局红色警卫队”，就是罗光远在代表，他既是税务
局红色警卫队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又是职工造反团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名单中的重
庆工人二七革命造反委员会，据二七战斗团总部主编的《二七战报》创刊号（１９
６７年１月３０日出版）文章称，是已被二七总部开除的“政治扒手”刘红在另立
“司令部”不成后又另外打出的招牌；这个名单中有的组织虽然名称显得小，如“
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但影响力却不可低估，因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就是
《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这个名单中有的组织的签名遭到该组织否认。如，
２月３日，六中３２１１１战斗团发表《严正声明》，称该团事先并不知道要开此
会，会议进行两天后才得到通知派去两人参加，并不了解会议宗旨和前后情况，因
此在《急电》上的签字作废。并称在《急电》上签名的该校东方红战斗纵队红色敢
死队、川外天安门公社等是“托派组织”、“托派分子”（载２月９日六中３２１
１１战斗团《红卫兵》报第１４期）。

    ２月４日，由西师八三一发起，在罗广斌、杨益言支持下创办的《新山城》报
在重庆市文联创刊。作为“联络站”一派报纸，准备与革联会的《新重庆报》（即
原《重庆日报》改名）对抗。但只出版了创刊号这一期即夭折。次日罗广斌即被八
一五派从文联家中绑架，２月１０日在关押地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跳楼自杀。

    ２月８日，“一•二四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
正式成立。五十四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常
委１２人（以后增加到２１人），除军队代表二人（五十四军刘润泉与重庆军分区
马骏容）和革命领导干部一人（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徐正身）外，其
他名额分配给以下群众组织——

    工人４人：八一兵团（阳增泰），二七战斗团（王庭学），重庆工人九八战斗
团（陈万明），红岩八三一战斗团（不详），农民２人：红农八一五（赵行贵），
革命农民造反军（艾启贵），财贸系统１人：财贸八一五战斗团（王绍川），文教
卫生系统１人：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谭柏树），革命师生代表１人：重庆红卫
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熊代富）。

    这些进入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大多是该组织的负责人，只有文艺界革命造
反司令部的谭柏树（重庆市曲艺团演奏员，共青团员）不是文艺界司令部负责人而
只是其基层组织重庆市曲艺团轻骑兵的负责人。从这个革联会常委名额分配方案，
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在“八一五派”中起主导作用的有哪些群众组织。不过，其中
有的组织实际作用并不大，只是为了体现代表性而不得不安排的（如两个农民造反
组织的代表）。工人组织中的红岩机器厂红岩八三一战斗团，作为一个基层组织能
单独分配到一个常委名额，则是因为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成绩显著，得到了
新华社报道并在《人民日报》等大报刊登，成为八一五派引为骄傲，经常拿出来展
示的代表。

    在夺权前后这一阶段，因为党政领导机关均已瘫痪、半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
府状态，因而成了群众组织的发展最为热闹也最为混乱的时期。满街红袖章，到处
是战斗团、司令部。大的群众组织可以号称有数十万甚至百万之众（实际数字该组
织负责人也不可能清楚），小的组织则可以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重庆市曲艺团
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停就曾独自成立了一个星火战斗队。当时新华社重庆记者站的造
反派群众组织新闻尖兵夺权后，几乎全记者站都是反对革联会的观点，然而有一个
记者袁光厚却独自站到了支持革联会一边，他没有成立什么战斗队，而以“只把春
来报战斗者”名义对外发表文章。

◇　造反、夺权期间的外地赴渝红卫兵

    谈到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７年初造反、夺权期间的重庆“文革”，不能不提
到一些外地来重庆的红卫兵组织，因为他们对重庆的“文革”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其中特别是北京的红卫兵。当时最活跃的有：

    首都一司驻渝联络总站，主要负责人孟宪成（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生）、钟东
（清华大学学生）等；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主要负责人刘连仲（北京农业大学
学生），张金根（北京政法学院学生）、冯迈（北京广播学院学生）等。

    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这一方，认定重大八一五“右”了
、“修”了。

    另有少数三司人员在重庆以首都三司驻渝红色联络站名义支持重大八一五和革
联会，但后来被首都三司开除。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主要负责人李云生。作为首都三司发起
单位的成员，他们自然是跟三司、一司驻渝联络总站同一观点的。他们当时在重庆
还进行了一件不事张扬的重要工作——把“文革”前受到李井泉打击迫害的“萧、
李、廖”这个有名的“反党集团”冤案成员分别从拘禁地找到，接到该联络站在重
庆的驻地（市政协）保护起来，并在这些干部上京告状时安排他们在地质学院住下
，让他们集中提供“揭发李井泉”的材料，并着手为他们的冤案翻案。在罗广斌身
亡并被八一五派当作“叛徒”展开批判之后，他们又积极参与了为罗广斌鸣冤、翻
案的活动。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主要负责人是王纪文、周凯等几位北航
研究生。他们坚决站在重大八一五一方。在１月底，正是由他们率先发起了“打倒
罗广斌”的宣传攻势。

    可以看出，在重庆的“文革”舞台上，首都红卫兵的“天派”与“地派”已经
在一些问题上有了较明显的分歧。

    在重庆造反派形成初期较有影响的，还有一个清华大学学生董九三，他对中学
生红卫兵总指挥部走上造反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许多中学生红卫兵视为他们的
“司令”，而被重庆市委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将其逼走。

    当时较有影响的，还有北京大学的朱学文、侯均初（历史学家侯外庐之女）、
李景屏、韩敏中等四个女学生，她们到重庆是慕小说《红岩》之名而来，到重庆后
一直在市文联帮助罗广斌、杨益言造反。但是她们都“出身不好”，因而既不是“
新北大公社”成员，也没有打出什么组织旗号。

    另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渝联络站（先以“哈军工鬼见愁”之
名到重庆串连，后得到总团认可作为驻渝联络站），当时在重庆也有较大影响，主
要负责人周闯（海军系六五级学生）、毛琦（女，空军系六五级学生）。值得一提
的是，周闯是西师八三一负责人周荣之弟，却在“一四”大会上宣布支持重大八一
五，在革联会成立后坚决支持革联会。兄弟俩分成了两派。

◇　造反、夺权期间的群众组织小报

    “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小报，只是相对于官方出版的“党报”而言，其实有
的小报并不小，与官方大报是一样的篇幅甚至版面更多。

    重庆“文革”中创办最早的群众组织小报，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红卫
兵报》（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创刊），但因其属于“官办”，“官样文章”多
，读来乏味，没多大影响。

    在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７年初的造反、夺权期间，重庆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
张贴大字报、印发传单之外，为加强舆论宣传，又纷纷办起了自己的小报。其中较
有影响的有：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山城红卫兵》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５日创刊
）；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８１５战报》（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９日创刊）；
    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的《红岩》报（创刊期不详）；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八一八战斗团的《八一八战报》（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
创刊）；
    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的《中学生红卫兵》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创刊）；
    工人造反军（总部）的《造反军战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创刊）；
    工人造反军司令部的《造反军报》（创刊期不详）；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的《二七战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创刊）；
    重庆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的《九二一炮声》报（创刊期不详）；
    二轻兵团的《二轻兵团》报（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创刊）；
    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鲁迅战报》（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创刊）……

    当时有的单位有两派组织的，各派都办了自己的小报，如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
，一０五红色造反团、红工造反团有《一０五风暴》（１９６７年２月１日创刊）
，七医大红色造反总团则有《红色造反者》（１９６７年３月４日创刊）。

    外地赴渝师生的联络站也办了一些“重庆版”小报，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
社驻渝联络站的《东方红》报重庆版（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创刊），北京航空学
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的《红旗》报重庆版（创刊期不详）等。其中最有影响的
是首都三司的《首都红卫兵》报重庆版（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创刊），反革联会一
派给中央的《急电》（被八一五派称为“黑电文”），就是在这份小报创刊号上公
开发表而造成影响的。

◇　“镇反”与群众组织的重新组合

    “一月夺权”并未带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面貌，反而导致社会大动乱和生
产急剧下降，这必然使长期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毛泽东警惕“阶级敌人”
的破坏，因此从１月２８日颁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到一系列报刊社论文
章中都频繁出现了“镇压反革命”的提法。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
“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实际上已经发
出了“镇反”的信号。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组织规定：“地
、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
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
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
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
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
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
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对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
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
建立组织”，明令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
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其打击面之广，堪称“史无前例”。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
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
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
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
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
志看，引起警惕。”这实际上是发出了开展“镇反运动”的号召。

    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红旗
》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更以大量篇幅谈到“镇反”问题，
明确指出：“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
新秩序，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
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
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

    ２月４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关
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提出“对打入
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必须立即逮捕法办
。”“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所有群众组织及其行为”，等等。

    同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
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中央文革小组这个“
二四批示”，率先在湖南掀起了针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反运动”。

    ２月１６日，新华社播发《决不容许把斗争矛头指向英雄的解放军和真正的革
命右派／福建革命力量粉碎了反革命逆流》的新闻电讯；１７日《人民日报》为此
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１８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彻
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
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拼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公然
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这些重要社论及报道，均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这些杀气腾腾的语句
人们大多耳熟能详，深入人心。在这样强有力的“战略部署”和舆论导向下，“镇
压反革命运动”便在全国许多地区先后开展起来了。

    因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最初的“镇反”是得到各群众组织拥护和支持
的。２月初，重庆市公安局临委会与工人造反军总部联系研究后，得到造反军总部
同意，决定对前哨街（即临江门，“破四旧”时改名）的造反军前哨支队中一人以
“现行反革命”罪进行处理。２月７日出动部队包围前哨支队将其逮捕。

    从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开始，“镇反”掀起高潮，重庆的群众组织经历了又一
轮重新组合。反革联会一派的许多群众组织相继被五十四军、革联会或八一五派以
“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
”、“右派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大批群众被逮捕、拘留、揪斗或“
勒令”自首、请罪。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工人造反军的前哨支队、六号门纵队等被
作为“反动组织”明令取缔，其负责人及骨干成员被召开公审大会逮捕并五花大绑
游街示众，《新重庆报》作了重点报道。在“镇反”中，一些八一五派的群众组织
（如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行使了专政机关的职能。

    ３月７日，北碚区驻军宣布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勒
令解散。次日，西师八三一负责人周荣等７人被八一五派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
队拘捕。

    ３月９日，五十四军对后字２４２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实行戒严，宣
布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负责人及骨干成员３０多人
，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其他反革联会红卫兵２９人。

    ３月１０日，革联会建立的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
砸烂该学院反革联会的九一五战斗团团部。交院九一五负责人８人被拘捕。

    ３月１１日，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
，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
，并对参与反革联会活动的重庆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
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此后，后字２４２部队红总、西师八三
一、交院九一五，就被八一五派称为“三大右派组织”。

    曾经参与组建革联会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也站到了反革联会立场上，宣
布退出了革联会，２月下旬，重师附中中学生红卫兵、石油校八一五战斗团、红岩
二中红卫兵团等造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反，成立了中学生红卫兵红色造反临时联
合委员会（红联会），发出《紧急联合声明》，宣布原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退出革联
会的所谓《严正声明》对他们无效，并申请加入革联会。重庆第一个全市性的造反
派群众组织、一度在重庆“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就此解
体。

    国防工业系统继八一兵团之后成立的另一造反组织军工造反兵团，因为遭到八
一兵团的排斥，在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时被八一兵团撕毁旗帜，发生冲突。此后也
站到了反革联会立场上，在“镇反”中整个组织被勒令解散，负责人和骨干成员遭
到批斗和强迫请罪。

    参与筹建革联会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反修兵团（简称反修兵团），是以合
同工、临时工为主的跨行业群众组织，在“镇反”中也被当作“大搞反革命经济主
义”的反动组织摧毁……

    在１９６７年４月“镇反”遭到否定后。据革联会调查研究小组《向山城无产
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汇报（修改稿）》（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７日）中披露：文
革中，“我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四百多个革命组织，近二百万人，其中一千人
以上的较大组织七十九个，属于跨行业、跨地区的三十五个。”革联会成立后，要
求各组织实行“归口大联合”，“据对市属五百零六个单位的调查，截至三月底已
实现大联合的二百六十四个”，“正在准备大联合的一百一十四个”，“暂时联合
不起来的一百二十八个”。在“镇反”中，“从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全市共取缔
反动组织二十四个，非法组织一个。”另据八一五派的重庆市公安局革委会统计，
全市从２月２４日到３月１７日止，由公安局明令取缔的“反动组织”３６个，由
群众出面砸掉的８２个，自行解散的１４６个。（《重庆二、三月“镇反运动”大
事记》，载重庆反到底公安红一方面军《公安反到底》８、９期合刊，１９６８年
３月２０日出版）

    后来反到底派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在《向山城革命群众揭露重庆市二、三月“
镇反运动”的情况》中有另一个数字：“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
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七百六十二个（分布在四百多个基层单位，大多数
是工厂的）。”重庆市綦江县“全县一百几十个造反组织几乎被全部整垮。另一方
面，却扶植了一百零七个已经垮台的保守组织。”（《公安反到底》第七期，１９
６８年２月２６日）

    不过，反革联会一派的部分群众组织在“镇反”中被压垮，并不等于群众组织
数量的减少。因为，当时已经形成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全面夺权的形势，除军事管
制以外的各部门各单位，基本上都由群众组织控制局面并主持日常生产、工作。任
何一个单位，当其造反派组织被压垮后，必有另一个得到军队或革联会扶持的群众
组织出来取代其地位。比如，在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被压垮后，取代它的
有革联会支持的春雷造反兵团；在后字２４２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
总”（红色造反者总团）被压垮后，取代它的有革联会支持的“文筹”（文革筹备
委员会）；在綦江县松藻矿区工人造反军打通战斗团于３月２日被压垮后，取代它
的是革联会扶植起来并以当天日期命名的“三二战斗团”；在重庆灯泡厂八二八战
斗团于３月１３日被作为“反动组织”取缔后，取代它的是革联会扶植起来并以当
天日期命名的三一三战斗团；在重庆市文联，当罗广斌被八一五派抓走并在关押地
自杀身亡，杨益言逃往北京告状后，以罗、杨为首的红卫兵战斗组和文联文革小组
被压垮，而由工农兵文艺兵团（以一些工厂、机关的业余文学作者和业余文艺活动
骨干为主组成，全称为四川省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兵团重庆团）驻文联再次夺
权（向以罗、杨为代表的造反派夺权），革联会和重大八一五还在文联机关扶植起
另一个坚决反对罗、杨造反派的尖兵战斗组。

    因此，尽管在“镇反”中有相当一批群众组织被压垮，但群众组织特别是基层
单位中的群众组织，数量并未减少，某些地方甚至还有所增加。

    真正减少了数量的，是一些跨行业跨地区的较大组织。２月２７日，毛泽东指
示中央文革小组公开报道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搞联合的经验（《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第十二册２４４页），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有关报道及编辑部文章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向全国推广贵阳棉纺厂自下而上地按车间、
部门实现“归口大联合”的经验。３月１６日，重庆纺织系统八一五派组织率先仿
效，“归口”成立“重庆纺织兵团”。与此同时，一些跨行业组织在“归口大联合
”的形势下宣告撤销，回本单位参加“归口”。３月２０日，重庆革联会发出关于
按单位、按部门实行归口大联合的通知。大势所趋，连大名鼎鼎的八一兵团总部也
在“归口”声浪中一度撤销……

    在此期间，群众组织的小报也大多停办。３月１４日，八一五派联合创办的《
山城战报》创刊号出版，并在《告读者》中称：因重庆目前各革命群众组织小报太
多，已给印刷工作和纸张供应造成困难，为保证毛主席著作的正常印刷和响应毛主
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自即日起各革命群众组织小报除《山城红卫兵》
外一律停办，并联合创办《山城战报》。从３月２２日出版的第三期起，《山城战
报》改为由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宣传委员会主办——从群众组织小
报变成了“官办”小报。

◇　“红五条”前后两大派再次重新组合

    但是，从４月初掀起的“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风暴，打断了这个试图“规
范”群众组织的尝试。群众组织又面临一轮新的重组和发展。

    各地愈演愈烈的“镇反”，显然已超出毛泽东最初的意图，严重偏离了其“重
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已经在许多地方处于
“收尾”状态，面临夭折的危险，毛泽东不得不调整了部署，并把前一阶段的“镇
反”与所谓“二月逆流”联系起来，把责任推到了谭震林、叶剑英等人及各地“支
左”部队负责人的身上。

    ４月１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中加写：“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
，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
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中共中央当天下发了这个决定，其中明确规
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
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
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严禁假借‘
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将于次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正确
地对待革命小将》，表明了否定前一阶段“镇反运动”的明确态度。

    就在这天，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２２期发表由首都三司、一
司、北地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赴渝联络站和北大赴渝战斗队联合供稿的《妖雾弥
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汇报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
，称八一五派夺权是“和平过渡”、“改良主义”，革联会是“反革命的三结合”
，革联会变本加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否定前一阶段的“镇反”，把群众再次发动起来，毛泽东又一手导演了“
文革”中的第二次大规模平反运动，前一次是为被工作组和党委打成“反革命”的
群众平反，这一次则是为被各地“支左”部队和公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并关进了
监狱的群众平反。前一次平反浪潮导致了各级党委的瘫痪，这一次平反浪潮则导致
了“砸烂公检法”和“揪军内一小撮”的野火燃遍全国……

    ４月３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恢复活动。这是被“镇反”压垮的反
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开始恢复的重要信号。

    ４月７日至８日。革联会召开“炮轰大会”。欢迎各群众组织炮轰革联会的错
误，声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二轻兵团负责人夏祥贵在发言中提出：“革联会
是我们把它扶起来的，可是现在它却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我们大家一道起来
把它砸烂吧！”率先提出了“砸烂革联会”的口号。

    ４月１１日，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形势辩论大会。由司令部常委邹
雨林传达了革联会“炮轰大会”情况。一些文艺单位的群众组织纷纷发言指责司令
部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没有站稳立场，没有为基层受到打击、压制的群众组
织说话。会后，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队等一批组织拉出队
伍，成立了重庆文艺界红一方面军，负责人是原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中的
邹雨林、田惠珍及邓重光（重庆市电影公司技术人员）。此后，文艺界红一方面军
又与杂技团延安纵队等组织联合成立了文艺界延安兵团。

    ４月１３日，革联会召开各造反组织（自然只限于八一五派）群众大会，对一
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众组织进行公开平反。此后被捕群众陆续获释
。反革联会一派重新聚集队伍，因其“砸烂革联会”的一致立场而被称作“砸派”
（后于７月中旬改称为“反到底派”）；革联会一派仍称“八一五派”。

    从４月下旬开始，“砸派”队伍迅速壮大。

    原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解体后，这时一些骨干成员重组了中学生红卫兵九一
纵队（“九一”是纪念一年前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的日子），主要负责人刘
先裕（原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负责人）、王木全（第九中学学生）。

    原八一五派中一些群众分化出来，投向“砸派”一方，如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
团、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等，几乎是“成建制”
地转到“砸派”一方（有少数人拉出队伍另打旗号留在八一五派中，如西南政法学
院紧跟毛主席战斗团、西农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川外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一
些原来只有八一五派组织的单位，如重庆市公安局、第一中学、第六中学、第二十
九中学等，也分化出了加入“砸派”的“红一方面军”，各中学的红一方面军还组
成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革联会机关报《新重庆报》中的九一四纵队于４月２６日
宣布加入“砸烂革联会”行列，主要负责人有沈世鸣（女，原重庆日报编委、报道
组组长，中共党员），张怀真（原重庆日报工业部编辑，中共党员）；财贸八一五
战斗团中分化出的一些成员，与财贸九二一战斗团共同组成了财贸井冈山总部，主
要负责人有甘廷荣（财贸九二一负责人）、汪永强（财贸九二一负责人）、刘焕中
（财贸九二一负责人）、吴宪尧（重庆市财税局干部）、沈旭容（女，中国人民银
行重庆市分行会计处干部）、雷光荣（红卫食品厂工人，劳动模范）等。

    原来几乎是八一五派八一兵团“一统天下”的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也在“镇反
”中被压垮的军工造反兵团的基础上，联合从八一兵团中分化出来的人员，组织起
了反到底派最大最强的工人群众组织军工井冈山总部（５月２１日成立）。主要负
责人有李木森（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共青团员）、邓长春（望江机器厂工人，
共青团员）、周应古（建设机床厂工人）、李桂芝（女，长安机器厂工人）、刘锡
邦（长江电工厂助理技术员）等。

    ５月１６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
条”或“中央五条”），决定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意见》既肯定重
庆驻军在“支左”中有成绩，又承认他们“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
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
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求“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
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
，并恢复名誉。”《意见》对造反派两大派矛盾的焦点革联会采取了回避态度，既
未予以承认，又让支持革联会的五十四军领导（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担任
革筹组领导。

    毛泽东发布这五条意见，原本以为可以平息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纷争，认两
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这个“敌”就是前中共重庆市委，新的名称是“任白
戈及其一小撮同伙”。然而，事与愿违，“红五条”反而使两大派矛盾更加激化。
５月１６日深夜，“红五条”传到重庆，重庆马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

    ５月１７日，砸派在市内举行拥护“红五条”和“欢呼革联会寿终正寝”的盛
大集会游行。

    ５月１８日，八一五派在市内举行“誓死保卫革联会”的示威游行，对“红五
条”未承认革联会公开表示不满和抗议……

    这两天的大游行，实际上成为两大派在展开全面内战前夕对各自力量的一次大
检阅。

    此后，在五十四军领导人的苦心劝说、开导下，八一五派认清形势，改变了态
度，明白了“方糖甜，圆糖也甜，砸派有个铲铲权”（革联会、革筹组只是“方糖
”与“圆糖”一样的形式变更，都是支持八一五的五十四军领导掌权，砸派啥甜头
也尝不到。“铲铲”系川语，即空白、一无所有之意），重新举行了拥护“红五条
”的游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八一五派与砸派的分歧就此消除了，路线之争日益
演变为利益之争，八一五派与砸派两大派在辩论、宣传中从动口到动手，以“武器
的批判”代替“精神的批判”，开始了逐步升级的大规模武斗。

◇　两大派在全面内战中的重组和演变

    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支持砸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在
重庆视察时提议：砸派这个名字不好，既然该派已建立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可
以叫反到底派。从此，砸派以反到底派之名出现。

    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与八一五派
春雷造反兵团使用棍棒、钢钎、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增援，揭
开了重庆造反派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７月２５日，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多路人马强攻反到底派占据的化龙
桥公路旁制高点重庆市工业学校，与该校反到底派红岩兵团展开大规模武斗，并动
用了枪支。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得知工业校被攻占后，经过激烈讨论论，以一
票反对作出了向下属成员发放军工厂成品枪支的决定，八一五派则纷纷抢夺各地武
装部枪支……从此重庆两派武斗进入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

    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迁入和建立了一批兵工厂，在“文革”前开始的“三线
建设”中，又经中央批准开始建立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到１９６
７年底，除个别项目外，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第一批项目基本建成。”（陈东林《
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第一版
３０３页）在“文革”武斗中，重庆这个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全面内战的武器弹
药库。这是重庆武斗规模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１９６７年夏秋和１９６８年春夏的两次大规模武斗中，重庆的群众组织增
加了两个新的特点。一是两大派都各自组成了一些更大规模的，按工、农、学等界
别划分的全市性大组织。二是两大派都建立了一些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

    在两大派大规模武斗的１９６７年夏秋之际，各自陆续成立的更大规模的全市
性大组织有：

    反到底派——

    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１日成立，主
要负责人李木森（军工井冈山总部负责人）、夏祥贵（二轻兵团负责人）、黄廉（
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汪有根（供电公司修试场蓄电池班班长，供电总部负责
人，中共党员）、李贵全（天府煤矿技术员，四川煤矿系统造反总部负责人），甘
廷荣（财贸井冈山总部负责人）、胡宾（中梁山轮胎厂工人，化工总部负责人）、
刘祖国（江北造船厂工人，二七战斗团负责人）等；

    重庆市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简称农总司），主要负责人有罗昭容（南桐
青年公社农民，中共党员）、蒋良知（北碚蔡家公社兴禾抽水站技术员，退伍军人
）、吴国民（江北寸滩公社农民）、彭华清等；

    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简称红大司），主要负责人王兴国（重庆
交通学院学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负责人，共青团员），黄开华（重庆医学院医疗
系学生，重医兵团负责人）等；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简称红中司）：主要负责人萧星明（第三中
学学生，三中井冈山负责人）、翟秋生（工业学校学生，工业校红岩兵团负责人）
、雷忠伍（重庆电力学校学生，电校东方红负责人）、陈反修（西南师范学院附属
中学学生，西师附中布尔什维克负责人）等；

    重庆机关反到底司令部（简称机关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段炳森（重庆市体委
举重运动员，体委井冈山负责人）；粟远奎（市民政局干部，中共党员）、韦明远
（市中区监委干部，中共党员）、刘开科（市建委干部，中共党员）；

    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主要负责人王以时（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美术干部，
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队负责人），李天鑫（重庆市歌舞剧团演员）。

    八一五派——

    重庆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工总部），主要负责人阳增泰（八一兵
团负责人）、陈万明（重庆九八战斗团负责人），袁金梁（二钢厂工人，中共党员
）等；

    重庆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农联会），主要负责人赵行贵（巴县一品
公社农民，红农八一五负责人），艾启贵（革命农民造反军负责人）；

    红卫兵重庆警备区（简称红警区）；主要负责人周家喻（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
司令部负责人）；

    重庆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机关总部），主要负责人段德昌（重庆
市经委干部，中共党员）等等。

    但是，这些按工、农、学等界别划分的全市性大组织，往往只是个空架子，只
能起到一些名义上的号召、宣传作用。它们与各系统、各部门其他组织之间并无明
确的上下级关系。一些老资格组织（特别是较有名气的组织）仍然是各行其是，自
成体系，另立中心。所以，当时由一些大组织代表签字达成的“停火协议”之类，
往往是一纸空文，不起作用。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期间，新出现了一些专业武斗组织或指挥机构。

    ４月２０日，鉴于“砸烂革联会”呼声日高，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八一五战斗团
成立“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所谓“捍卫红色政权”即捍卫“一月革命的伟
大成果”革联会），此后各地八一五派陆续建立起主要用于指挥武斗的“捍红指挥
部”。

    ５月下旬，因“红五条”未承认革联会并决定另建革筹组，革联会不便继续存
在，各区县革联会纷纷更名为“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或联合总部）”（简称捍红
指挥部或捍红总部），后成为八一五派指挥武斗的专门机构。当江青肯定“文攻武
卫”口号的消息传出后，八一五派又建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阳增泰（八一
兵团负责人），副总指挥杨大渝（工人造反军二分团负责人，公交公司汽车修理总
厂工人）。

    在西南师范学院“六五——六八”大规模武斗事件发生后，６月１０日，重大
八一五建立了“卫戍司令部”，随即建立了专业武斗组织三Ｏ一野战队（专事校外
武斗），主要负责人梁文福（重大冶金系六六级学生）；三Ｏ二部队（专事校内武
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则建立了北碚区的猛虎团，主要负责人邱开全（北碚歇马乡
农民，复员军人，中共党员）、王树良（重庆棉纺织五厂工人，重纺五厂八二七负
责人，复员军人）、林铭荣（北碚航管站工人，复员军人）；南岸区的反到底黄山
警备区司令部，主要负责人邓长春（军工井冈山负责人）；还有二轻兵团的雄狮战
斗团，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的红一连、红二连，军工井冈山的“舰队”等。

    当“文化革命”演变成“武化革命”之后，群众组织也随之发生了再一次演变
。一些原来不大知名的组织在武斗中因敢打敢拼而名声大振，另一些原来颇有名气
的组织在武斗中被打垮或遭受重创而名存实亡，有的则在迷惘中沉寂下去。更有的
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

    如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他们力图使自己站在武斗之外。为宣传其反对武斗的观
点，造反军司令部主办了《战恶风》报，在该报第二期（１９６７年９月６日出版
）上，就发表了该司令部于武斗炮火正炽的８月２７日呼吁两大派迅速停止武斗，
组织力量下乡抢收、抢种的紧急呼吁和要求其下属组织下乡支援农业“双抢”的《
特急命令》，并公开表明了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怕来自左、右两边的攻击，不怕
被说成是“右”了、“修”了；反对“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唯观点论”等见解，并
在一篇小品文中称武斗中身亡的人不是“烈士”而是“冤士”……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９日和１２日，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次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即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转发了《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强调了不能用“五十天”（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迫害）包庇“十七年”和“三十年代”（执行过“文艺黑线”）的问题。重庆文艺
界两大派中的一些人员，在对武斗和相互攻击打派仗都感到厌恶之后，想走一条“
中间路线”。他们在江青这个讲话的启发下，组织了一个“冲黑派”，公开宣称自
己既不是八一五派，也不是反到底派，而是专门批判、冲击“资产阶级文艺黑线”
的“冲黑派”。当有人指责他们走“第三条道路”时，他们辩称：第三国际、首都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都是“第三”，“第三”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印发传单，写大字
报，在闹市区组织设立了大批判专栏，力图引导更多的人来“掌握斗争大方向”，
但是他们没有建立起组织，响应者寥寥，只活动了不长的时间。

    到这一阶段，群众组织中“文革”初期的“革”与“保”，“造反”与“保守
”的区分，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原“保守派”组织的一些成员，或出于响应毛主
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或出于寻求政治上的庇护，或出于个人恩怨，或随大流
……分别加入了造反派的两大派中。因此，指责八一五派是“新老保”也好，指责
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是“工纠变种”也好，都是毫无意义的。

    发生在１９６７年秋末的一次突发事件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１０月２７日，反到底派六大总部负责人李木森、黄廉、王以时等应邀到歌乐
山林园解放军总字４１２部队（通信兵工程学院），为该学院反到底派红旗造反团
举办的中层干部学习班作“形势报告”，当晚在反到底派财贸井冈山宣传队“拥军
爱民”演出中，该学院八一五派红色造反团及附近中学八一五派学生扰乱会场，发
生武斗。八一五派为抓获已被解放军驻该学院勤务连（警卫连）接到驻地保护起来
的反到底派负责人，冲击勤务连驻地并打人、夺枪。此时正值毛泽东批示“照办”
的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不久，勤务连执行“九五命令”，在劝阻、警告无效时，
“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开枪拦阻，造成伤亡。整个事件中死３２人，重伤５３人
。造成震惊一时的惨案。

    这个事件的发生十分意外。“文革”中，按中央军委指示，各地驻军管辖当地
军队院校警卫部队，因此总字４１２部队勤务连属五十四军管辖，在一般群众心目
中即为五十四军下属成员。在武斗期间，重庆驻军是倾向八一五派的，并与反到底
派发生过多次冲突。然而这次却是军队向八一五派学生开了枪，而且打死人数之多
是整个重庆武斗期间罕见的。这不能不令重庆驻军难堪而恼怒。

    常被人们忽略的是，发生冲突的该学院两派组织。八一五派的红色造反团，是
早期的造反派组织（与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即“冲派”属同一观点），而反到底派
的红旗造反团，则有较多成员原属“保守派”（与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属同一
观点）。因为历史的原因，学院领导及较多的中层干部站到了红旗造反团一边，形
成反到底派将要控制学院大权之势；也因此，红旗造反团与驻学院勤务连关系好，
而“老造反”的红色造反团则与勤务连关系长期紧张（勤务连的枪支就有一半被红
色造反团夺走，“九五命令”后也未归还，只是自行“封存”）。此外，在北京“
五一三”事件之后，首都三军的两派群众组织地位发生戏剧性的颠倒，三军革命造
反派从“中央文革铁拳头”变成被中央文革抛弃的“打砸抢派”甚至“反革命”，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从“老保组织”一跃而成为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承认和
支持的控制首都局势的革命左派，这也使重庆４１２部队的两派受到影响，反到底
派的红旗造反团扬眉吐气，而八一五派的红色造反团则日益感到与首都三军革命造
反派同样命运的威胁……

    这个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当时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性质，已经不能再以“文革”
初期那样的“革”与“保”、“造反”与“保守”的概念来简单区分了。

◇　两大派全面内战中的报纸、广播

    在１９６７年５月“红五条”下达前后，重庆各群众组织创办小报又一度出现
了高潮。这一阶段的小报，已经不再局限于由某个群众组织主办，而出现了不少由
几个群众组织合办甚至不以群众组织名义而只以代表某派观点的某“编辑部”主办
的情况，如

    由反到底派解放军后字２４２部队红色造反者总团、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九
一纵队、国家科委情报所重庆分所红色革命造反团、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重钢工
人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尖刀分团、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等七
个组织合办的《山城红旗》报（１９６７年４月３０日创刊，后改为反到底工总司
主办）；
    反到底派重庆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重庆医学院重医兵团合办的《东方欲晓》
报；
    反到底派小人物编辑部主办的《小人物》报；
    反到底派红岩红旗编辑部主办的《红岩红旗》报；
    反到底派山城红日编辑部主办的《山城红日》报；
    反到底派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总部、东方红１１•１６战斗兵团、重庆市中
区税务局红色警卫队合办的《红满天》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４日创刊）；
    反到底派三十六中毛泽东主义兵团、工总司交通总部省船井冈山合办的《红旗
漫卷》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创刊）；
    八一五派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
合办的《星火燎原》报；
    八一五派红卫兵重庆警备区机械校六二五、交院工程兵、二师八二九、九中八
一五合办的《江南烽火》报；
    八一五派重庆杨家坪地区支革联合指挥部主办的《风雷激战报》；
    八一五派横扫编辑部主办的《横扫》报；
    重庆八一五４０４部队横眉编辑部主办的《横眉》报；
    重庆八一五６５６８部队冷对编辑部主办的《冷对》报……

    此外，在武斗中，各派还经常出版一些对某次武斗事件进行专题“控诉”的专
刊。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时期，因受武斗影响，纸张供应紧张，重庆市革筹组的“机
关报”《新重庆报》被迫从１９６７年７月２日起改为每日出半张（两版），并从
８月５日起减少发行数量，只在本市地区供应部分零售报，订户一律暂停发送（直
至９月底才重新开始收订）。在这样的形势下，群众组织的小报也不得不停办或削
减数量，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由几家小报合办的“联合版”，如：

    １９６８年２月７日出版的《山城战报》（八一五派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办
）、《８１５战报》（重大八一五主办）、《八一战报》（八一兵团主办）、《山
城红卫兵》（红卫兵重庆警备区主办）、《星火燎原》（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星火
燎原纵队、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主办）、《机关战报》（重庆市委机关
革命造反总部主办）的联合版；
    １９６８年８月出版的反到底派《文攻报》（文攻报编辑部主办）、《机关反
到底》（机关司令部主办）、《山城红旗》（山城红旗编辑部主办）的联合版……

    当时重庆群众组织的小报，影响远远超出本市范围，而且“上达天听”。在１
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
十四军领导人时的讲话中，特地谈到了四川、重庆的小报，周恩来谈到重庆情况时
说：“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
。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还
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江青讲话中谈到四川红成、八一五
派的小报大量攻击省革筹成员刘结挺、张西挺时也说：“你们四川出了那么多的大
报纸，革筹小组是中央批准的，而且是经过了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们就让人
家那样搞。刘、张和我没亲，攀不上。那么大的报，你们不管，主席连小报都看。
三个简玉霞，是主席在小报上看的。”“四川大报很多，人家占领了舆论阵地……
”

    毛泽东提到的那篇《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是八一五派《山城战报》第３
８期、《８１５战报》第４７期联合版（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日出版）发表的编辑
部文章，执笔人为重庆大学电机系六六级学生周孜仁（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成员）。
当时重庆反到底派的小报中，也有一篇影响很大、被五十四军斥为“大毒草”的文
章，是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和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的《井冈
山》报第４期（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出版）发表的长篇专论《人民战争救山城》
，执笔人为四川外语学院教师林亚光（反到底派井冈山红卫兵成员）。

    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全面内战期间还充分利用了广播进行“文攻”。影响最
大的是设于市中心解放碑周围的几个广播站，如设于民族路餐厅的首都红代会赴渝
战斗兵团广播站，先后设于交电公司大楼和人民商店（原友谊商店）的反到底派完
蛋就完蛋广播站，设于工农兵市场（原群林市场）的八一五派痛打落水狗广播站，
设于红旗糖果商店（原大众糖果商店）的八一五派红旗广播站等。其中尤以反到底
派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影响最大。为此，在１９６７年全面内战高潮中的８月１１
至１３日，八一五派攻打设于交电大楼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１３日深夜大楼被燃
烧弹击中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照片中即可见游
行队伍一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此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转设于
解放碑另一侧的人民商店。１２月１５日，因有八一五派群众举报“反到底在大阳
沟（菜市场）持枪抢白菜”，重庆驻军派部队包围了设于人民商店的财贸井冈山总
部及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要求入内搜查枪支。反到底派则认为这是驻军“支一派压
一派”的表现，提出条件，要求部队若执意搜查，在搜查不到枪支时必须向全市人
民作检查，否则就拒绝部队搜查。双方形成对峙。部队包围至次年１月底（春前夕
）才撤走。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每天在商店楼上窗口挂出大幅标语“非法武装包围×
×天”（日期逐日更换），墙上还挂满各地支持反到底派的群众组织送来的声援标
语、布幅、大字报，引来大批群众围观，甚至有群众给被围困的反到底派人员送茶
送饭送鸡汤。成为重庆城内武斗期间一大奇特“文斗”景观。

    全面内战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广播，随着武斗的升级，都
出现了庸俗化、流氓化的倾向。报纸上和广播中不断出现以造谣诬蔑来丑化对方的
宣传，有的甚至堕落成了“黄色新闻”、“色情文学”（如直露地描写某一派的“
女战士”如何遭到另一派或本派的“匪徒”强奸，甚至从“女战士”的第一人称角
度进行渲染、描绘）。广播也从最初义正辞严的照着稿子朗读变成后来随意发挥、
油腔滑调的挖苦调侃、谩骂攻击……

◇　“文革”群众组织的末路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２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中央向
全国推荐，全国掀起“围剿派性”高潮。在这种形势下，从反到底派中分化出少数
人成立了一个“造联站”（反到底革命派造反联络站），宣称自己要重新和八一五
派战友团结在一起，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并且明确指出这个“黑手”就是省革筹
里的某些人——亦即八一五派一直要打倒的省革筹副组长刘结挺和组员张西挺。

    然而，还没等到八一五派高兴多久，３月１５日，正在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
习班四川省集训两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的四川及重庆
军政领导干部，却对重庆的八一五派和成都的红成派“打刘张”（即打倒刘结挺和
张西挺）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宣布“打刘张就是为李井泉翻案”，“打
刘张就是刘、邓复辟”（时称“三一五指示”）。这一下，不但八一五派不得不赶
紧认错，而且又从八一五派中分化出少数人成立了一个“忠联站”（忠于毛主席联
络站），宣称要与反到底战友团结在一起……

    反到底派也没高兴多久。一个多月后的４月２７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再次
接见四川及重庆军政领导干部，又对重庆的反到底派和成都的兵团、八二六派“打
谢（家祥）反梁（兴初）”，把矛头指向五十四军的问题，进行了严厉指责（时称
“四二七指示”）……

    “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两大派“各打五十大板”，两大派各自都有了“无产阶
级司令部指示”作为精神支柱（只是成都红成派因得不到驻军支持而难以像重庆八
一五派那样为“四二七”扬眉吐气）。在这样的形势下，不管是“造联站”还是“
忠联站”，不管是哪一派，不管有多么响亮的革命口号，都已经不能再像“文革”
前期那样激发起广大群众热情参与了。“文革”的反复折腾已经教育了广大群众，
他们本能地认识到这并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种“大革命”，他们看到了太多的
丑恶，太多的不幸，太多的出尔反尔、翻云覆雨，太多的“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
囚”，太多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此，这时的群众组织，实际上已
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拥有广大群众的群众组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失去群众
。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反映出群众组织已经产生的另一种质的演变。

    在中央学习班集训两大派负责人期间，在重庆的八一五派一批武斗人员得知反
到底派西师八三一负责人周荣从北京学习班私跑回渝，住宿于重庆市杂技团楼上的
反到底派炮声隆广播站，便纠集人员进攻该广播站，欲抓获周荣，两派展开武斗，
动用了枪枝、手榴弹，死１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事件中，反到底派武斗人员竟
得到了与之有“兄弟伙”关系的另一批八一五派武斗人员的武器支援。在此前后，
一些曾一度你死我活厮杀的两派武斗人员已经厌弃“文革”政治原则，相互间结成
了不讲派性只讲“江湖义气”和个人利害关系的“兄弟伙”。以后个别“兄弟伙”
发展成了刑事犯罪团伙。

    “文革”群众组织至此实际上已经走到了末路。

    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仍作了最后一次“困兽之斗”——于１９６８年４
月至７月展开了又一次血火厮拼的大规模武斗。这次武斗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了争夺地盘，争夺对一些基层单位的控制权，为建立自己
一派独掌大权或基本控制大权的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武斗初期的“路线之争”，
到这时已经基本上蜕变为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因１９６７年“九五命令”之后反
到底派从国防工厂取用的现代化常规武器已经全部上交五十四军封存，而八一五派
又得到驻军支持，这一阶段的武斗，基本上是八一五胜，反到底败。反到底派人员
大批逃亡他乡。

    就在这次武斗的炮火硝烟中，１９６８年６月２日，所谓“新生红色政权”重
庆市革命委员会在自称的“大好形势”中成立（对这一“大好形势”形成强烈讽刺
的是成立大会上就发生了二轻兵团成员抬尸冲击主席台事件），两派代表各数十人
进入革委会担任了委员职务，担任市革委副主任的两派代表有：黄廉（反到底工总
司）、袁金梁（八一五工总部）、李木森（反到底工总司）、熊代富（重大八一五
）；担任市革委常委的有：方文正（八一五八一兵团），汪有根（反到底工总司）
，蒋良智（反到底农总司），韩荣华（财贸八一五），赵行贵（八一五农联会），
徐光明（反到底井冈山红卫兵），雷中伍（反到底红中司），段德昌（八一五机关
总部）。在此前（５月３１日）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也有一批重庆两派群
众组织代表以“对等”原则进入，在省革委中担任常委职务的有：邓长春（反到底
工总司）、陈万明（八一五工总部）、王兴国（反到底红大司）、周家喻（八一五
红警区）。

◇　重庆与成都群众组织的比较

    重庆在“文革”时虽然已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但却只是四川省的省辖
市，而四川省的省会是成都。在“文革”中，成都与重庆的群众组织有相当多的共
同点和联系。“无产阶级司令部”在１９６８年春作出的“三一五”、“四二七”
两个重要指示，都是同时针对成都和重庆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谈到重庆的群众组
织，就有必要与成都的群众组织作一简略的比较。

    在“文革”初期，重庆与成都都有“官办保守派组织”，重庆有“保皇四军”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文艺革命军、工人纠察队（工人战斗军）；成都
则有“三军一旗”——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刃具厂八路军、成电（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两地略有不同的是，重庆没有贫下中农战斗军那样的全
市性农民“保守派”组织，成都则没有文艺革命军那样的全市性文艺界“保守派”
组织。

    重庆的“保守派”组织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４日的“一二•四”事件后遭到重
创，到１９６７年１月就已基本上溃散，因为得不到五十四军的支持，所以再也未
能恢复。成都的“保守派”组织虽也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重庆“一二•四”事件
次日，成都发生“一二•五”事件，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设于红照壁礼堂的总部被
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造反派抄砸），但却在１９６７年２、３月
“镇反”中有幸得到成都军区的支持而一度恢复发展，直到当年５月中央解决四川
问题的“红十条”下达后，还经过一番拼搏，才被迫解体。

    在造反派组织方面，重庆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相似于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
队（简称红成），二者成立时间略有早晚不同：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最初
名为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３日，红卫兵成都部
队成立于同年１０月１１日。

    学生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别，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在本地“文革
”中的地位与作用，略相似于成都的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只是他们从各
自所在的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中分化出来的时间略有早晚不同：川大八二六从１９
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的批判李井泉大会开始与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公开决裂，于１
９６７年１月１５日正式退出红卫兵成都部队，西师八三一则从１９６６年底开始
批判重大八一五的“右倾”，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的“纪念一二•四事件一周月
”大会和１月下旬的全市夺权中与重大八一五等公开决裂。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对本地区的影响上，重大八一五在自己一派中的声望
远远压倒了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而且形成了一个“八一五派”（在早期甚
至重庆全市造反派都叫八一五派），而红卫兵成都部队中则没有哪一所学校的群众
组织单独具有这样大的影响。相反，川大八二六在成都地区激进派别中的影响又显
然比西师八三一在重庆的影响更大，川大八二六形成了包括“大八二六”（大学生
）、“中八二六”（中学生）以及同一观点的其他组织在内的“八二六派”，而西
师八三一则始终有交院九一五与之共命运，从未形成过以八三一命名的派别。

    在工人造反派组织方面，重庆的工人造反军略相似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简称“兵团”），二者都是全市性的、跨行业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在１９６７年
２、３月“镇反”中遭到打击（被打击的人员社会地位也很相似：重庆工人造反军
首先被镇压的是其下属临江门街道的前哨支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首先被镇压
的是其下属的街道工业分团）。不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始终是一个全市性的
影响较大的组织，下属分团一般按行业、按系统划分；而重庆的工人造反军则从一
开始就分裂为几个互不买账的山头（司令部、总部、一支队、二分团等），司令部
的下属组织大多按产业系统组建，而总部的下属组织则比较混杂，当另一些按行业
建立的组织在本系统影响较大后，造反军总部的一些下属成员陆续“归口”，以致
反到底工总司成立后，造反军总部几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和几个“光杆司令”。
而造反军二分团又是八一五派；造反军司令部在武斗开始后则走了“第三条道路”
……因此，四分五裂的重庆工人造反军从未形成一个“造反军派”，其大部只能汇
入反到底派，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则始终与川大八二六一起形成一个“兵团、
八二六派”。

    在军事院校群众组织方面，重庆的后字２４２部队（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相似
于成都的空字０２８部队（第十三航空学校）红总，都是造反派中持激进观点的，
都曾在１９６７年的２、３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在本地“文革”中都
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成都军区机关内，有红纵、千钧棒这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重庆的五十四
军（警备司令部，后为警备区司令部）机关内却没有这样的群众组织，只是出现过
副营长黄富成等极少几个向部队领导造反的“乱军分子”。

    在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方面，成都显然比重庆更强，因为成都多了一个省级机
关和一个西南局机关。

    造成重庆与成都两地“文革”情况有所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驻军的态度。
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和成都军区一样，开始都支持了“保守派”，但是，五十四军从
正式“支左”起就公开明确支持了重庆最早的造反派组织重大八一五，当造反派分
裂为两大派后，也始终支持了他们认定的“革命左派”八一五派。虽然他们在１９
６７年２、３月“镇反”中也镇压了一部分造反派，但他们在“支左”中旗帜鲜明
地支持的始终不是“保守派”而是造反派，从而能得到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信任。成都军区则在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镇反”中镇压部分造反派的同时公
开扶持了产业军等“保守派”，因而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并被改组
。改组后的成都军区站到了支持造反派的立场上，但在对待造反派两大派的态度上
却又不像五十四军那样明确，总的态度（特别是被中央特地调入四川驻成都“支左
”的五十军即成都警备区司令部）倾向于兵团、八二六派，但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
初却因与五十四军的亲密关系而倾向于红成派。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方面，重庆比成都显然规模更大，惨烈程度更高，这有历史
形成的民风方面的原因，也有重庆已初步建成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而成都缺少这方面
物质条件的原因。

    在全面内战导致部分群众组织消极、分化后，重庆出现了以工人造反军司令部
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成都也出现了以红卫军团为代表的“第三势力”。

    对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和组员张西挺的态度，成为成都、重庆及四川其
他地区两大派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因刘、张由毛泽东批准平反并就任要职后对两大
派的亲疏态度不同，成都的红成派（是他们最先为刘、张翻案）和重庆的八一五派
等一致从“炮轰刘、张”发展到“打倒刘、张”；而成都的兵团、八二六派与重庆
的反到底派等，则认定刘、张是“红十条”上由毛主席批准担任省革筹成员的“好
干部”，保刘、张就是保“红十条”，因而自称“红十条派”，而将红成、八一五
等称为“反红十条派”。这个称呼，在“四二七”指示中遭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斥责
。

◇　“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

    在武斗中走了“第三条道路”的重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在省、市革委会成立
后，最早认识到群众组织使命的终结，率先成立了善后工作组，着手解散组织，遣
返人员。

    实际上，从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下令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
行进驻清华大学，２８日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时起
，就已经宣告了“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

    ８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
》，文章不再号召广大群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继续“炮打司令部”，而是强
调：“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
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
个中心。”文章指出：“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
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
，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发展下去而不加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必须批判‘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加
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
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这里已经对“文革”群众组织的继续存在发出了警告。“
斯莫尔尼大学是革命的司令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十二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被全会“一致通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全会公报称：“全会对
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
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公报还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
产阶级的‘多中心论’……”

    “文革”群众组织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就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１９６８
年１０月１５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
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自即日起撤销各
自的总部，包括——

    八一五派

    重庆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包括重庆机关造反联合指挥部、重庆文艺界
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红卫兵重庆警备区；
    反到底派
    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
    重庆市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机关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
    同时宣布撤销的还有——
    八一五派
    重庆八一兵团总部、
    重庆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
    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二分团；

    反到底派

    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
    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一支队、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
    财贸井冈山总部。

    群众组织的市一级各总部撤销后，一些基层组织也随之无形中解散了。余下的
一些很快也在“归口大联合”中不复存在。

    一些群众组织实际上早已停止组织活动，只靠极少数人办的小报、广播还勉强
支撑着“门面”。但是这最后的一点“门面”也不再容许存在了。１９６９年１１
月１７日（中央正式撤销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省革委会中的职务前夕），成都军
区党委、四川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刘结挺、张西挺、谢
家祥、徐驰、何云峰、郑志士联名发出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全省所有的群众组
织所办的小报、刊物和有线广播（站）一律撤销”。

    重庆的“文革”群众组织，实际上在“文革”历史舞台上只活跃了两年多一点
时间。但是，这段历史留给人们的思考却会是长久的。

说明：本文提到的群众组织及其代表人物的情况，部分来自历史报刊、传单等资料
，部分来自对当事人的采访。因有的当事人已经故去（如八一五派的吴庆举、段德
昌，反到底派的邓长春等），有的当事人联系不上或暂时不愿重提旧事，愿意谈的
也存在记忆缺失等原因，资料严重不足，有的记载不一定准确、全面，望知情者多
加指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