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长泰：空间与政治：扩建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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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在巨型的天安门广场是如何建造的？它的扩建模式如何受到苏联的影响？扩建天安门广场的目的是什么？广场代表了什么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课题。 　　
红旗飘扬歌声啥亮，人山人海庆解放， 　　
  人民大众作主人，古宫变成了新红场。 　　
1949年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中共建国后改回原名北京)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时，出现了上述的海报标语。中共于1949年1月31日宜布和平“解放”北平，2月3日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的入城仪式，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宜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当天，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甚为感触，写了一首《天安门歌》，也提到了天安门这个新“红场”： 　　

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好袂歌四起，红颜白史黄童，“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是自己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圣旗夜灯一色，天安门外“红场”；“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 　　

中共建国前后，这种把天安门比喻为莫斯科红场的说法，相当流行。由于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诞生的地方，所以举世瞩目。新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建设一个新首都，而扩建天安门广场则是新首都规划的主要工程。 　　
历史上，新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往往大规模建造或重修旧日的政治空间。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除了另立国民公会，颁布新法令之外，还建造了崭新的广场、建筑物和纪念碑，宜示新的共和理想，以别于传统皇权。法国史家奥珠(MonaOzouf)认为这种政治空间的重整，既象征法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理念。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在1918年4月颁发《纪念碑宜传法令》，下令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城的街道和广场上竖立新英雄纪念碑，包括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马拉(Marat)和傅立叶(Fourier)等人的像，以表扬过去这些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伟人”.也为两座城市创造新的政治空间。同样，中共取得政权后，除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外，也致力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政治空间。在重建北京城的计划之中，最重要的工程之一是扩建天安门广场，把原有的宫廷广场扩大，竖立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建造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后来包括了人民大会堂及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等。 　　

新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像上述海报标语所描写的，要把天安门广场(包括“古宫”<故宫>在内)改建成像莫斯科红场一样呢？现在巨型的天安门广场是如何建造的？它的扩建模式如何受到苏联的影响？扩建天安门广场的目的是什么？广场代表了什么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课题。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看，天安门广场的扩建除了有其历史意义之外，也涉及城市规划、空间的改造、政权、历史和外交(苏联)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是希望探讨这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分析苏联专家对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的影响。要了解这项工程的发展及政治意义，首先要明白新行政中心区的选址和扩建广场的背景。 　　

新的行政中心 　　

中共革命以农民运动起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冲突激增引致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此时，中共亦开始部署夺取城市的计划，但究竟如何管治城市，共产党毫无经验，领导人也承认感到手足无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后来的北京市长彭真说：“夺取城市与掌管城市，从乡村转变到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③北京成为新首都后，已不单是管治城市的问题，还牵涉到建立新首都的政治意义。新政府要建立新首都，首先要解决两个核心的规划问题：一是新政权的行政中心应设在哪里，二是天安门广场的地位。这两个问题，看似不同，但实质上是互为关联的。 　　

中共重视建立新首都，可从1949年5月22日成立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都委会”)看出来。都委会的成立是北京历史上一件大事，当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出席成立大会的包括：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建筑师及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都委会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主任委员，曹言行为副主任委员，梁思成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讨论了一连串有关发展北平的计划，决议之一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建筑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这个决定，后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师从以新古典学院派闻名的法国建筑师克雷(PaulP.Cret)。梁思成除了熟习西方新古典主义和现代派建筑学之外，对古建筑也有浓厚的兴趣。1928年梁氏与妻子林徽因回国后，到各地做了大量的古建筑物调查，力倡保护文物。梁特别欣赏古都北京的建筑群，认为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以“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梁氏盛赞北京城是“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能够设计首都的新市区，是梁思成的一个梦想，但也给他招来不少批评。 　　

社会主义的新首都应该建在何处呢？梁思成力主先要保护旧都，建议在北京西郊另建新城。梁思成是学建筑的，不是城市规划专家，故找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与他看法相近的陈占祥来帮忙。在1950年2月梁、陈合写了著名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俗称的《梁陈方案》)(图一)。两人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能破坏，而且新的行政机构需要较大的建造面积，将来还要有发展的余地，在旧城内根本找不到足够和合适的地方扩建。再者，在旧城建新的行政中心，需要拆除大量房屋及迁徙无数居民(根据梁、陈的估计，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他们认为这是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之间的一大片农地，“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劳民伤财”之举。梁、陈力主在西郊月建造中央新的行政中心。

　　诚然，梁思成和陈占祥并不是最先提出在北京西郊建立新市区的人。早在1938年，占领北平的日本军队在考虑到要多建工厂，安置逐渐增加的日本移民和保护占领区内日人的安全时，已经提出要在北平西郊建造新市区的构想，包括另建道路(兴亚大路)、机场、大广场及神社等。梁、陈的建议，显然受到这个日本计划的形响。不过梁陈方案，虽然在地点的选择上与日本方案相似，但起码有两点本质上的不同。日本人的新市区以经济和军事考虑为主，梁陈方案则以文化及行政方面为主导。更重要的，梁陈是希望保护古老的建筑文物，而日本人则是为了有利于其殖民统治，这和日本人在1930年代侵占东北时改建长春(易名“新京”)的目的完全相同。但当梁思成和陈占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新方案时，却遭到各方面的批评。 　　

第一类批评来自专业界。当时搞城市规划的专家，对于应该在何处建设新的行政区，意见纷纭。在北京市建设局任职、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朱兆雪和留学日本的建筑师赵冬日于1950年4月提出《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的方案(即俗称的“朱赵方案”)，认为北京旧城“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朱、赵的考虑以经济因素为主，认为修建旧区比发展新区来得划算，而且重建旧城，可使旧的地方“免于衰落”而变得“繁荣”。 　　

朱兆雪和赵冬日的看法，与来华的苏联专家的建议非常接近。1949年建国时在毛泽东的“一边倒”(倒向苏联老大哥及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国策下，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派遣大批专家来华支持各式各样建设。根据统计，单自1950年至1956年这一段时间内，苏联派到中国的专家就有5092人之多。事实上，在建国之前已经有苏联专家来华。最早到达的一批专家是苏联市政代表团，他们于1949年9月中抵达北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市政专家巴兰尼克夫(M.G.Bara朋jk。，)于12月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巴氏参照1935年莫斯科规划总图提出他的看法。这是一个蜘蛛网形总图，即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放射出几条主要干道，同时围绕城市中心建环路来疏导交通。换言之，这是单一中心的构图，与梁思成和陈占祥的保护旧城并同时发展新市区的想法不同。巴氏力言：“为了将来城市外貌不受损坏，最好先解决改建城市中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会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他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巴兰尼克夫还建议把第一批行政的楼房，“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梁思成不同意巴氏的看法，力持保护古城的主张，并在会上与苏联专家激辩。苏联市政专家领队波·阿布拉莫夫(P.V.Abra功ov)发言，也与梁思成舌战起来。阿氏说：“我们也有过这样建议，将莫斯科旧城保存为陈列馆，在他的旁边建设新的莫斯科，被我们拒绝了。”又说：“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将新市区建设如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公园、河海等的建设。” 　　

苏联专家的建议与朱赵方案近似，仍然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另一相关的争论，是新首都应否发展工业的问题。建国前中共中央已经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当时中央政府的看法是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之外，还要发展成为工业中心。用彭真在1949年的话说：“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向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则是恢复与发展生产。”这种看法，既接近社会主义以工业发展为中心的原则，也符合当时苏联的城市规划方案，即城市离不开生产和发展工业。此中也牵涉到建国初年，在意识形态上要强调工人地位的重要性，即彭真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领导的国家。”故此在城市发展工业，是符合了当时的政治大方向。但是把新首都发展成为工业城市的看法，在建国初年并不是没有争议。在都委会成立大会中张友渔曾说：“北平有历史文化上的特点，建设北平不一定把他变为工商业都市，而宜建设为政治文化之中心及游览区。”换言之，建国初年是否要把北京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还未有定案。梁思成是反对在北京城发展工业的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陈干的回忆，当年梁思成曾说“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京只是政治中心，不发展工业。”梁的这种从文化角度来看城市发展的看法，被当时的苏联专家视为过分天真。北京市委常委郑天翔与苏联专家有不少接触，郑氏报告说：有一次，“到阜城门上勘察时，我们有的同志提到，有人建议阜内大街路南在一九五五年成街地〔原文〕建筑起来，可是怕拆房子，没有在这里建。这时，勃德列夫(专家组长)说：‘还是忍耐些吧！经济比希望更重要，不能完全听建筑师的。我们在苏联时，党和政府一再告诉我们：要注意经济问题。’勃德列夫在看到西郊专家招待所后，觉得招待所太奢华了，他笑着说：‘不能让建筑师随便搞，应该给建筑师的嘴上带上嚼子(意即加以控制)。’” 　　

对梁陈方案的最大的批评并非来自苏联专家或中国的建筑师，而是中共中央。到目前为止，我们缺乏中共最高层对于新行政中心的决策的档案文件，但从不同地方搜集到的资料，可以清楚看到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对于如何设立行政中心的问题，做了最后的决定。1949年阿布拉莫夫说：“市委书记彭真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向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们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是设在新市区。”毛在1953年写的《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有一些简单的透露：“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再由政府执行。”换言之，重要的政策先由中共党委讨论和决定，再交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执行。中共中央考虑的是现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决定。1949年新政权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当时南方的“解放战争”还未完结，西藏局势不稳，加上次年韩战爆发，在此时另建新行政中心，在财政上会是极为困难。郑天翔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另建“新北京”是“错误思想”。但是这种经济的理由，并非有绝对的说服力，因为很多专家觉得改造旧城比另建新城的开支更大，例如要重修旧城中明清时期留下的排水系统已经是一项艰巨而又昂贵的工程。但决定行政中心仍留在旧城的主要原因，政治上的考虑更为重要。当时毛泽东及中共党中央已经迁进中南海，旧日的封建皇宫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力中心。天安门广场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意义，毛泽东一直认为在这里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天安门城楼也是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神圣地方，这个开国大典的场地，将水留青史。故此天安门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见证新中国的开始，又是目前新政府的权力中心，不能随便改动。换言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行政中心和传统封建皇朝的故宫在这里又会合起来，一方面更加肯定新政府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代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扩建广场的背景 　　

明清两朝的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紫禁城)。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大门，形状是一狭长的T字型宫廷广场(图二)。广场的东、南、西都修筑了宫墙，把广场围了起来。因为是禁地，老百姓不能进入。直至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才开启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俗称东三座门和西三座门)，打通了东西长安街。共产党新政权首次整修天安门是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1949年8月底新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委会及公安局等单位讨论后，决定修理天安门前一带至东西三座门之间的地段，准备迎接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整修工程于9月1日动工，9月30日完成，开拓一个可以容纳16万人的广场。这一次的整修，规模不算太大，主要是清除广场地区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垃圾和杂草，修缮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粉刷广场四周的红墙，修建升国旗的设施和建立临时观礼台等，力求开国大典可以顺利进行。

　　1950年代中共不断构思如何扩充天安门广场的面积。但究竟广场要建得多大，却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而是随政治的需要而改变。从1950年到1954年.都委会和其他有关部门一共做了巧个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方案(图三)。最初的设计是广场面积偏小，没有改变传统T字型的模式，但广场中准备兴建高大的建筑物。北京市政府也多次施工，包括在1952年拆除了东、西三座门，拓宽了广场；还把原先设在天安门前的临时砖木看台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的观礼台(由建筑师张开济设计)。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东西红墙，广场上铺砌了混凝土方砖，使南面得以扩充，面积达到近12公顷。但这个面积还有待扩展，郑天翔在1958年6月说：“将来要扩大到二三十公顷。中央领导机关将要设在天安门广场的附近，或者沿着市中心区的几条主要街道修建。”。

　　1950年代最大的一次改建天安门，是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狱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为了在翌年庆祝建国十周年，决定大规模改建天安门广场，并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等重大建筑工程(即俗称的“十大建筑”)。这批大型的工程，也可以说是实现毛泽东早期的一些梦想。根据史学家侯仁之和建筑学家昊良墉说，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谈到，“革命胜利之后一定要建设一座足以容纳万人的大会堂，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和人民群众的代表坐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这次工程庞大和复杂，北京市委因此邀请全国千多名建筑师及艺术家参加筹划。后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审查了国庆工程模型。12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工程，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出席了会议。周恩来负责介绍，最后正式通过了整体工程和施工方案。 　　

天安门的扩建与国庆十大工程同步进行。于1958年底开始动工，拆除天安门南面、建于明永乐18年(1420年)的中华门(明朝称大明门，清朝改名大清门；1976年中共于此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在广场上铺装了水泥混凝土，并且把广场范围内全部电线由架空改为暗埋。北面的长安街由原来的24公尺扩宽至120公尺，并在此修建了游行大道，东起南池子南口，西至南长街南口，总长1239公尺，宽80公尺，可容120列游行队伍同时通过。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保留原有的南北中轴线，扩宽及伸延了东、西长安街，形成了新的东西交通干线，两线相交于天安门城楼前。扩展后的天安门广场，东自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西到人民大会堂的东西宽500公尺，北从天安门红墙，南到前门楼的南北长880公尺，总面积达44公顷，可容纳50万人的庆祝活动，加上东西长安街的地段，可作为一百万人的集会场所(图四)。

　　扩建天安门广场时，一项鲜为人知，中共史书也甚少提及的是有关迁拆附近民居的工程。自1950年代初，为了改建广场，不得不拆掉在广场附近的民房(图五)。到了1958年，政府要赶在建国十周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完成几项重大的工程，要拆的民房更多，此项任务交由北京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负责。翻查档案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冯氏要处理的是一项相当棘手的工作。官方的内部报告说：拆迁的工作自1958年9月10日开始，“经过30天的苦战〔，〕到10月10日基本完成了安置任务。”在这段短时间内，共拆除了“16000多间房子”。报告认为“这次搬家的速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批被拆的房子之中，在原有的天安门广场范围内就占了4600间，人民大会堂的地段拆了2610间，历史博物馆的地点拆了3168间。虽然报告说此是“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的工程，但也承认这是一项“政治意义大、任务规模大、规划变更大、时间紧、准备差”的工程。内部报告还透露一些问题，例如西城区“由于错下任务单，竟把留作工棚的房子错拆了269间，给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但是最大的拆迁问题是由于“事先准备仓促，协作单位未及很好组织，开始发生了些问题。住户没搬净，工人就去拆房，供电部门撤电表拆电线，供水部门拆水表。” 　　

除了广场之外，拓宽东西长安街也需要大量拆迁民房，例如1959年初，就拆了840间房屋。这类大量拆迁民房之举，是近代北京历史上罕见的。因为拆迁的规模大，问题复杂，自然十分扰民，官方内部文件也不时承认“由于任务急，对新的情况估计不足，准备工作考虑不够周密，组织工作缺点很多，发生了不少问题”，但在政治需要之下，这种扰民之举，就变成不太重要的事了。

　　苏联专家的影响 　　

扩建天安门广场显然是一件复杂的工程，但此事并非一件单纯的建筑项目，而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定，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天安门则是北京政治中心的象征符号，故如何扩建，是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论。归纳起来有四个问题：旧有建筑物(例如东、西红墙和中华门)的去留；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专家的参与，广场的大小以及广场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扩建工程也涉及苏联故从中可以看出中苏两国专家对于扩建广场的不同粉法。的是粉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希望透过新的广场，一方面确立其合法地位，但更重要是看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希望透过新的广场，一方面确立其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宣示国家独立自主的路线，尤其是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中苏关系变坏之后，中共更要利用扩建的广场来宜传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 　　

目前中国大陆有关近代北京建筑史的书，对于苏联专家是否有参与1950年代初新首都的城市规划，及其后的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工程，如非避而不谈，就是语焉不详。这自然是由于1960年代初中苏交恶之后，中共中央政府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支持中国的苏联盟友，描绘成“苏修”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治转向有关。但事实上，我们从档案资料及访问当事人所得，可以看出在建国前.苏联专家就已经积极参加了这两项相关的工作，尤其是天安门广场的扩建。这些苏联专家的参与，引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包括有关广场的大小和性质等重要的问题，有多少是受苏联专家的影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和莫斯科红场的规划有何不同？广场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特色？中共希望透过这个巨型广场表达一些什么观念？ 　　

中共建国之初，对于城市规划可以说是毫无经验，所以重建首都北京城等重要工程，很自然就会依赖苏联盟友的支持。1950年代初，北京市委一再承认“我们深感必须学习苏联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一开始，中国建筑师对于苏联的城市设计，就十分欣赏，尤其是佩服苏方有条不紊的总体规划。梁思成一直重视城市发展的整体性，所以非常欣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式的中央统筹方法(但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控制)。梁在1953年5月访问苏联后，盛赞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935年公布的改建莫斯科总体规划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件”。梁认为这个计划“要求建筑师把一个城市作为一个由无数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的建筑整体，既要照顾到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又要照顾到建筑物及其环境的艺术处理”，它更表现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建造了不少文化宫、少年先锋宫、工人俱乐部和集体农庄俱乐部等。总体而言，梁说这个计划是“把斯大林对人类的关怀的思想，贯彻到整个规划和设计的细节中。”梁非常欣赏莫斯科发展的整体性，尤其是佩服这个规划把莫斯科分为13个设计区，例如从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到苏维埃宫的莫斯科西南区(即第3区)的设计，用梁的话说，是“相辅相成”，有极大的“一致性”。梁在访苏回来后写的报告中，不时用上“统筹”、“组合”这些字眼来形容莫斯科的城市规划经验，这自然和他希望把北京发展成一个整体和谐的城市有直接关系(包括保护旧城、少拆除城墙和牌楼等)。苏联专家强调组织及分工，尤其是主张成立不同的专责委员会进行工作，这种建议，对中国影响甚大。例如都委会在1951年8月开常务委员会时，决定成立了道路、园林、河湖3个专门委员会来统筹扩建，就承认这种做法是直接“学习苏联的工作方法”。不过虽然中国专家受到苏联方面的影响，但后来在有关扩建天安门广场的工程上，双方产生不少争论和分歧。 　　来华的苏联专家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北京城规划的第一批人是前面所提的市政专家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稍后又有另外一些专家被邀参加工作，1950年代初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穆欣(另译为莫欣、莫辛及摩亨，A.5.Mukhin)和巴拉金(D.D.Baragin)这两名城市规划专家。中共建国初年，因为缺乏经验，并没有一个机关来作通盘筹划及协调苏联专家的工作。至于如何聘请，很多时候是由不同单位因个别需要而自行提出申请，结果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常生混乱。例如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是由北京市政府负责聘请的，而穆欣和巴拉金则是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负责招聘；穆欣被分派至国务院的建筑工程部，而巴拉金则被派到国务院管辖的城市建设总局。北京市政府因为在规划方面没有经验，需要找苏联专家来帮忙，知道国务院请来了两名城市规划专家，便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借用外国专才。 　　

穆欣和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家有不少合作，与清华学者梁思成也有接触。梁氏特别欣赏穆欣提出的五点意见，认为值得中方借镜：建筑要符合斯大林所提的“对人的关怀”；要视建筑也是一门艺术；要重视建筑的民族性；要明确认识到建筑和都市计划有其重要的思想性；以及建筑需要有整体性。在民族性方面，穆欣在中国大力提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政策，认为中国要致力建造富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建筑物。有关北京城市中心的问题，穆欣以苏联的经验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大城市中，行政社会机关数目很多，事实上难于集中在一起，因此必须有几个中心，但也有所谓‘总中心区’〔，〕集中一切重要党政机关及市内重要机关。……从规划上来考虑中心区；中心区首先是一个大广场，周围有大建筑。或几个商场用大路联系之，每个中心要代表建筑艺术，是城市的骨干。”穆欣的看法与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没有多大分别，所不同的是他特别重视建筑的艺术性，这点和一向强调建筑艺术的梁思成的看法相同。另外，穆欣主张保留北京的旧城墙，与梁思成的看法也不谋而合，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梁氏特别欣赏穆欣。 　　另一专家巴拉金也被聘请来协助北京城的设计。巴拉金虽然欣赏北京传统的中轴线的设计，但并不认为中国人视之为神圣的中轴线不能修改。有一次与中方专家讨论时，巴氏用铅笔画了一条线，把中轴线从原来最北端的鼓楼和钟楼穿过去，继续向北移。这个举动把中方专家吓了一跳，根据城市规划家李准的回忆： 　　“巴拉金拿了支铅笔，画了一条线，就叫‘中轴线的延长线’。这个画得可厉害呀！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我们原来不敢啊，哪儿敢啊”！“有些人觉得，城墙不能动啊，文物要保护啊，你把城墙拆了，一直伸延过去，一直到〔现在的〕北四环，南边画到南四环。这个变化是厉害的。从规划来说，这个手法是很厉害的，而且很好！”巴拉金这些新颖的想法，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引起了注意。假如要延长中轴线，牵涉的问题便很多，包括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在当时必然会非常困难。故巴氏的建议，当时只算是一些新鲜的意见，不过已令中方专家大开眼界。1950年代初，对于北京城的规划，穆欣和巴拉金二人的确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影响。但因为他们都是向国务院借过来的，来的时间又受到限制(例如巴拉金，每星期只来一次)，故参与北京城规划的时间比较有限。 　　


1955年2月，北京市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简称“规委会”，又称“市委专家工作室”)，取代原来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新的委员会名为“规划”，而非原先的“计划”，显然是希望把以后北京都市重建视为一项更有统筹、组织和有专业性质的工作。同年4月，北京市政府聘请了第三批苏联专家来京作为“顾问”，“进行总体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在都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郑天翔的领导下，这批专家展开了比以往更全面更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工作，其中包括重要的天安门改建工程。 　　这批专家一行9人，各有专长，包括组长、规划建筑师勃德列夫(5.A.Bold-yrev)、规划专家兹米耶夫斯基(V.K.Zmievskii)、城市设计专家阿谢耶夫(又译阿谢也夫，G.A.Aseev)、女经济学家尤尼娜(A.A.Iimina)、公共交通专家斯米尔诺夫(G.M.Smirnov)、上下水道专家雷勃尼科夫(M.5.Rybnikov)、煤气专家诺亚罗夫(A.F.Noarov)、供热专家格洛莫夫(又译格罗莫夫，N.K.Cromov)和建筑施工专家什拉姆科夫(G.N.Shramkov)等人。这些专家分批于1955年4月及7月抵达北京，彭真市长亲自接待。聘约初定为两年，后来因为中方需要，有些专家还续了约(例如勃德列夫)，而且因为来华的时间比较长，有些还带同套子前来(例如阿谢耶夫)。专家们于1957年底在合约期满后回国。这批专家，在苏联本土并非全是顶尖的人物，但都有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例如勃德列夫曾任其斯科总体规划学院建筑规划工作室主任，兹米耶夫斯基是莫斯科总体规划的技术负责人，而阿谢耶夫曾任莫斯科设计院建筑施工组领导人。 　　中方为苏联专家制订相当紧密的工作时间表(包括学习中文)，兵分数路，分开总图组、市政组、交通组、力能组(有关供热系统)和设计与建筑组等方面，为改建北京城定下一个全盘的策略。关于天安门的规划，亦是这批苏联专家的要务之一。专家组来华的第三天，行装刚卸下，郑天翔即陪同他们“沿着南北中轴线计划，观察全市面貌，曾上了景山、鼓楼、天安门，并看了前门。”从这批专家的名单中，可以看出组长规划建筑师勃德列夫、规划专家兹米耶夫斯基和城市设计专家阿谢耶夫是参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主力。但这3人之中也各有分工，例如勃德列夫和兹米耶夫斯基专注制定北京城的规划总图，而阿谢耶夫(施工专家什拉姆科夫加以协助)则负责具体设计工作。他们还不时在规委会讲课。根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从1955年至1957年，苏联专家共讲课约216次。后来整理出来的部分讲稿就有17册，超过巧0万字。这些交流，中方承认“对培养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干部，提高业务人员的理论、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帮助。”如前所说，都市计划委员会在1950年至1954年做出的15个天安门广场改建的方案中，广场的面积都较小，而且没有改变传统T字型的设计。1955年新的都市规划委员会请来的这批苏联专家提出10个新方案。新旧方案有显著的分别：一是取消原先方案中广场有高大建筑物的构思；二是规定广场周围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天安门；三是保留原来的天安门(原皇城的正门)和正阳门(原内城的正南门)。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看出苏联专家的灵感，大部分是来自莫斯科的近代城市发展模式，尤其是1935年改建莫斯科的总体规划。1949年巴兰尼克夫所作的有关北京市发展计划的报告中，已不时提及莫斯科总体规划对于苏联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他也大多以此为蓝本来考虑北京城的发展。于1955年来华的第三批苏联城市规划专家，更加热衷于推介这套莫斯科的发展模式，勃德列夫就是其中之一。勃氏不只一次在规委会会议中，介绍莫斯科的总体设计。梁思成非常欣赏莫斯科的这次重建。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发表的改建北京市草案，也以此为蓝本。

　　诚然，1930年代莫斯科改建的总体规划，在苏联近代史上影响甚大。1935年，在斯大林的同意下，由城市规划家谢苗诺夫(V.Semenov)及建筑师切尔尼绍夫(s.Chemy旅ev)统筹莫斯科总体规划工程，对苏联首都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图六)。这个改建是基于保护莫斯科的传统中心结构，把首都发展为最现代化的城市。总体设计仍然是以克里姆林宫为核心，基于莫斯科城传统的蜘蛛网形的设计，来进行辐射环形式的重新规划。总体规划有几个要点：第一，居民最多为500万人(1935年莫斯科的人口是360万人)，不再扩展工业以免引人大量工人；第二，重建交通网，扩宽主要道路，建设地铁和增加铁路运输系统；第三，扩大城市的面积，把全市划分为居住、工业、文娱等13个区，以后区与区之间的发展要从一个整体方案来设计；第四，大量发展绿化带；第五，把市中心的红场扩大一倍。 　　

莫斯科改建构想之大，使人联想起19世纪中期法国建筑师侯斯曼(Ceorges-Eug如eHaussmann)重建巴黎那样的大手笔。这项工程，把法国首都发展成为一个以康庄大道、流畅的交通网络及庄严的纪念建筑物林立著称的世界名城。是次苏联首都的改建计划，在国外(例如，二次大战后英国建筑家阿伯可隆比<atrickAbercrombie>重建伦敦时曾借鉴此经验)及国内(苏联卫国战争时，国内已有300座城市依照莫斯科的规划而改造)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斯大林的目的并非简单的只作城市建设，改造莫斯科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他要将苏联首都发展成为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圣城，而且也是最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令世人向往，要万邦来朝。此点，从红场的重新规划可以清楚看出来。 　　

红场的改建是莫斯科总体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事实上，近代红场的改造并非自1935年始。1930年建筑师舒舍夫(A.v.Shchusev)以花岗石和大理石在红场的中心建成一座永久的列宁墓(与克里姆林宫最高苏维埃大楼的弯顶同在一条轴在线)，以取替1924年先后建成的两个列宁墓的木构设计，红场立刻成为永久的社会主义革命圣地。列宁墓上还加建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检阅台，作为五一劳动节及十月革命阅兵巡礼之中心点，成为万众瞩目之处。1935年之前斯大林已经拆除红场北端的旧城门，以便让游行队伍和检阅部队可以从拓宽的高尔基大街(现名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畅行无阻地越过刚建好的马涅斯广场进人红场。1935年后开阔了马涅斯广场的空地，使红场的空间向外伸展。 　　

莫斯科改建的总体规划之一是打通了走向红场的主要干道，尤以改建北边的高尔基大街的工程最引人注目。负责这项工程的是著名建筑师莫尔德维诺夫(A.G.Mordvinov)。莫氏把原来街道上的不少教堂拆除，沿街增建新大楼，并且大事扩宽路面(从16~18公尺扩宽至48一61公尺)。高尔基大街的改建，明显是以红场为核心，把莫斯科的主要干道连接起来，连成一体。改建后的新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不单是莫斯科城的中心，更是全国的中心。它既象征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指挥台，庆祝五一及十月革命的大型巡游及阅兵仪式均在此隆重上演。用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L.M.Kaganovich)的话说：“我的艺术观点是要求莫斯科6个区的巡游队伍同一时间涌人红场来。” 　　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不少红场的特色。这样既达成了中共中央把天安门广场改造成政权的仪式中心的意愿，也符合了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原意。虽然北京和莫斯科的基本城市设计不同(前者是品字形，后者是蜘蛛网形)，但都是以单一轴心的概念来发展(前者是故宫和天安门广场，后者是克尼姆林宫和红场)，故苏联专家以红场的概念来改建天安门广场，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中共的领导人并不愿意把中国的广场改建成为“红场第二”，跟着别人后面跑，而是希望把天安门广场改建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广场。但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煞费思量。 　　

广场的面积问题 　　

天安门广场的性质引起争论，主要的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天安门象征国家政权，故广场的周围应该以国家主要的机关为重点建筑物，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政治中心；另一种是认为广场应该发展成为文化中心，周围的建筑物应以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主。苏联专家勃德列夫和阿谢耶夫的看法接近前者，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烈士纪念馆，性质是庄严肃穆的，不应把广场改建成经常有大量人流、车流聚散的活动场所。苏联专家的灵感显然是来自以纪念为主的红场(列宁墓是其中之一)。曾与苏联专家合作规划天安门广场工程的建筑师张搏形容这个建议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 　　

事实上，勃德列夫和阿谢耶夫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建筑物的意见，和中共官方一向以来的构思相当接近。早在1949年9月30日，当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广场上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上第一座新的建筑物)时，天安门广场这种“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的性质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纪念碑是纪念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历次战争中“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毛泽东语)。后来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东为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即今日的国家博物馆)，西为人民大会堂，也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合起来。19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的建议，显然是给予中共官方有力的依据。 　　

中共考虑到天安门广场既是宜布新中国成立的庄严之地，又像红场一样，以后会是五一劳动节及十一国庆群众巡游和阅兵仪式的地方，所以要把这重地改建成一个宽阔的广场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究竟要多大？是否比红场还要大？的确，有关天安门广场大小的问题，是扩建工程中的核心问题，一开始就引起了不少争论。有一说毛泽东曾在1958年批示要在首都建造“百万人广场”，但笔者还没有找到档案文件来证实此说。即使要建造一个可以容纳大量群众的地方，广场的面积应该要多大？建国初期，有关广场面积的规划，有20公顷、30公顷和50公顷的几个方案。巴拉金、阿谢耶夫等苏联专家力主采取一个比较小的方案，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北京的人口只有140万人，而且世界上的城市广场都不大，“一般都是五、六公顷”，所以天安门广场不需扩建得太大。巴拉金认为，广场的面积至多可以“扩大到二十五公顷，但不可能扩大到四十公顷”。用他的话说，一个40公顷的广场，已经“不是广场〔，〕而是像列宁格勒的练兵场”。他接着说：“红场并不大，而通过的游行群众并不多。”兹米耶夫斯基同意，他认为假如广场太大，就“很难按恰当的比例来组织建筑，人们在那里看起来不舒服、不方便。” 　　

但是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中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广场可以大一点。而且天安门广场是政治活动时“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故广场的面积要大，不能太小。北京市副市长薛子正认为，天安门广场主要是为了五一和十一群众集会和阅兵用的，但是，“几年来，特别是群众在节日晚上狂欢时，地方不够，迫切的需要将广场扩大。”1956年彭真曾这样指示：“广场势必要大一些，不能太小，当然是不是一定要到正阳门倒也不一定。不要说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广场，我们就不能那么作……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是不是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革命了？这些是反动思想、落后思想。(广场大一点)是实际需要。”他反对“什么都跟在人家后边走”。 　　广场的形状也有争论。苏联专家最初提出了半圆形、多角形和长方形等几个方案。巴拉金特别喜欢半圆形的方案，认为“半圆形广场很好看”。这个建议，中方没有接受。经过辩论后，双方同意假如广场主要目的之一是游行集会，那么半圆形广场和多角形广场并非是最理想的设计，因为没有尽量利用空间，以致“一部分地面使用不上”。最后双方同意采用长方形的方案。中方认为这种方案符合了北京城旧有的规划格局；苏方的阿谢耶夫也附和，认为莫斯科红场也是“长方形”的。关于天安门广场形状的争论，可以看出中苏专家历史背景的不同。从中方专家的角度看，扩建的天安门广场应该与北京原有的品字形设计紧密配合，需要左右对称，并且能够突出中轴线。苏方却没有这种历史传统的考虑，克里姆林宫原本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建筑群，没有左右对称的格局。即使是阿谢耶夫所说的“长方形”的红场，其走向也是从西北伸延到东南，与天安门广场的南北走向不同。 　　

长安街的宽度问题 　　

广场的大小与邻近的主要街道也有直接的关联，尤其是天安门前的主要大道长安街的长宽问题(图七)。1950年代初中方建议规划中的北京道路的宽度分为四等：最主要干道是110-120公尺，主要干道是60一90公尺，次要干道是40一50公尺和支路是30一40公尺。苏联专家则有不同的建议。专家之中，较早来京的巴拉金和后来的勃德列夫与阿谢耶夫都有直接参与规划长安街的工作。苏方认为当时北京的车辆不多，主要的干道不必过大，而未来北京每千人拥有的车辆的指标不会太高，道路没有必要造得那么宽。勃德列夫沿用苏联的经验，说：“莫斯科街道一般四、五十公尺到六十公尺，超过六十公尺的很少。”巴拉金认为若把东西长安街“展宽到一百公尺以上……实在可怕。”苏联专家的依据，部分是来自高尔基大街的宽度，因为高尔基大街的最宽点也只不过是61公尺左右。在他们的心目中，高尔基大街不是以宽著称，而是以其沿街的建筑物及整体规划取胜的。

　　中国建筑家之中，梁思成虽然不同意苏联专家要在旧城建行政中心的主张，但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梁氏的看法却比较接近苏方。梁认为长安街扩展得太宽，拆了很多民房，“我看不太妥当”。梁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路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梁恩成认为城市规划贵在能尊重传统，讲求新旧建筑物的和谐及城市整体发展的统一。在与陈占祥起草的(梁陈方案》中，梁就强调说：“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所以高的建筑物未必好，宽的街道也不一定佳。梁的希望是把长安街发展成为不是太宽的“林荫大道”。 　　

早在1950年代初，当时的长安街已经被贯通，但位于街两端的东西三座门，被官方视为横阻这条主要干道的旧建筑物，其门洞既严重阻碍车辆，也阻碍每年在这里通过的大型的群众巡游，所以在1952年8月，北京市委下令拆除东西三座门。这个决定遭到梁思成的反对，认为这会破坏故宫完整的建筑艺术格局。梁思成在1950年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瓜的讨论)中提出反对拆除古城门和城墙的理由：“主张拆除的人强调着说：这城墙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努力的遗迹呀，我们这时代既已用不着，理应拆除它的了。回答是：这是偏差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用，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中共官方则有不同的考虑。他们认为旧城墙和古城门阻碍交通，而且因为日久失修，破坏不堪，有很多地方已经倒塌，非常危险。郑天翔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主张拆城墙，第一书记及市长彭真最后批示如下：“我是坚决主张拆除北京的城墙的。只要把长城的若干段保存下来，即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文物。”但是拆北京旧城墙这件重大事件上，最后并非由北京市长或市委书记决定的，而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做主。毛泽东早在1953年曾经这样透露：“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而梁思成力保古建筑的主张，后来惹了祸，遭到批斗。 　　

在有关道路宽度的问题上，大部分中国专家并不同意苏联专家和梁思成的主张，其中以市委书记、规委会主任郑天翔和工程师陈干为甚。他们考虑到世界各大城市交通拥挤的情形，认为最好把主要干道筑得宽一点，也容许日后有发展的空间。另外当时还有一种迫切的战略考虑，那就是为了防范“帝国主义”的袭击，北京的主要道路要筑得宽一点，因为假如首都受袭，宽的道路便可让中小型飞机升降。最后决定把所有的架空电线人地，用张搏的话说：是“解放上部天空”。 　　这种街道要“大”和要“宽”的看法，最后也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1956年10月，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发表一篇题为《关于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的重要讲话，他透露毛泽东对于北京人口规模的看法：“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彭真接着说：“我提个意见，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五百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这是大势所趋，势所必至，不是我们想不想要这么多的问题。”有关道路宽窄的问题，他认为伦教、东京、巴黎和纽约已经出现交通拥挤的情况，而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最后彭真下了一个结论：“道路不能太窄。一九五三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当然，归根结底，街道要宽，拆除天安门广场上的旧城门和拆迁民居，其最重要的目的都是要建成一个巨型的广场，以配合政治上的需要，尤其是大型游行集会时所需要的空间。早在1950年聂荣臻当市长时，就因五一及五四游行时所产生的拥挤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说：“现在天安门东西的林荫大道，要适合畅快通行，是有困难的：三座门路面狭窄，西长安街一带则尤甚。平均宽度为十三至十五公尺…三座门至多仅能并列通过二十三人。以二十万人纵队前进，……游行时，群众队伍历四小时半始行通过完毕，五四大会时，则历五小时，加以事前的陆续集合，因之全路交通阻塞终日。参加游行者，则均感疲倦。”事实上，档案资料显示，为了配合游行及其他大型的政治活动，1950年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修建一条“必须能应付将来一百万人队伍的大游行”的“游行道”。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大大扩宽东西长安街，明显是以天安门广场作为一个政治大舞台来考虑。大、小、高、低是建筑学的基本概念，但从政治角度看，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因为它们代表政权的高(优)与低(劣)、先进与落后，甚至是好与坏的问题。换言之，它们牵涉国家权力的象征意义。政治家认为建筑物的高度和广场的宽度是最容易引人注目的一种空间表达形式，而且也是雄伟、高超的一种表述方法，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在建筑物的高度和广场的宽度上下功夫，这种例子，在苏联历史上屡见不鲜。1919年构成派雕塑家塔特林(V.E.Tathn)被新政府聘请来设计第三国际纪念碑时，构思中的纪念碑的高度超过400公尺，目的就是要超越法国巴黎艾菲尔铁塔的312公尺高度。1932年由苏联建筑师约凡(B.M.Iofan)设计的苏维埃宫方案，其高度就要比早一年刚建成、高381公尺的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8公尺。这些高大的建筑物，都是为了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成就超越了资本主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无法看到中央档案馆有关中共领导人对于扩建天安门广场的直接决策文件，但从不同方面的线索得知，在整个改建的工程中，中央领导人不单是直接参与其事，而且明显是最后的决策者。根据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的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愈见，最后是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彭真同志亲自指点确定下来的，随后就按确定下来的方案建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按毛主席指点规划的天安门广场，规模宏伟，布局简洁，庄严朴素。广场东西宽五百米，天安门到正阳门，长八百六十米，面积四十公顷。” 　　

当年聘请苏联专家时，中共北京市委有这样的一道命令：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固然重要，但“一定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和市情”，要有“洋为中用，走自己的路的精神”。彭真说得很清楚：“要先改造一条街，这是为了取得经验，不是为了给外国人看。”彭真的话说得似乎合情合理，但背后明显在指出中国的城市建设，不能也不应盲目跟着外国人走，而是要看中国的实际需要来决定。 　　

要把天安门广场改建成巨大的广场，显然亦非只是市长彭真的个人意愿，而是中央的决定。1957年底中共中央展开“大跃进”运动，提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进政策，加上中苏关系在1950年代后期急速转坏，中方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来。中共要建成一个与苏联红场不同，甚至在各方面(包括面积、设计、气派)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是可以预料和理解的。事实上，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44公顷，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用一位建筑师的话来形容，“如用天安门广场的标准来衡量，红场只能算是一段稍稍加宽了的干道。整个广场宽度(从列宁墓到对面国营大百货公司便道)才70多米，不但与天安门广场880米的纵深无法相比，甚至比大会堂北侧的长安街宽度还少一半”。只在面积上，天安门广场已远远超过红场，这在中苏交恶的时候，感觉自然更加快慰了。1958年底北京开始十大建筑的工程，强调自力更生，此时苏联建筑师的参与已经甚少。有趣的是，当人民大会堂在1959年建成后，苏联反过来请求中方批准3名苏联专家来华考察这座新的大型建筑物。 　　

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政治空间上展示了新的符号意义。1959年9月完成的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把广场的面积扩大至44公顷。长安街的扩宽和伸延，形成了一条新的东西轴线，与传统从永定门至钟楼和鼓楼的南北中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城楼前，形成一种新的空间布局。这种新的布局，被形容为“改变了旧城以故宫为中心、体现封建帝王唯我独专的格局，形成了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首都中心广场的新格局。”侯仁之和昊良墉写道：“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成为平面布局的中心，占据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地位。对比之下，紫禁城这个在旧日突出于全城中轴在线的古建筑群，则已经退居到类似广场‘后院’的次要地位，并已经被改造成为一座最具体最生动的阶级教育大课堂。”郑天翔进一步补充：“天安门广场应当设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成为一个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基地，成为培养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的大学校。”换言之，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尽显中国是世界大国的一个政治象征。同时，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天安门广场也是一处培育下一代爱国思想和传播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空间。 　
　广场的性质 　　

现代广场的概念源自西方。古罗马的建筑师维楚威斯(Vitruvius)很早就在其名著《建筑十书》中说明广场(维氏称之为“forum”)是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认为广场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如何设计广场要看居民的人数而定，设计得太小发挥不了作用，设计得太大则变得空旷。文艺复兴时期学者阿尔贝蒂(LeonBattistaAlberti)依循这种建筑物应该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思路，指出广场的特色之一是人的各种不同活动，例如广场内有不同的商业贸易是配合不同人的需要。对于阿尔贝蒂而言，意大利广场的特点就是这种多元性。这种多元性至少有两种意义：第一，它代表民众多姿多采的不同活动；第二，它也代表城市中有形状、大小和重要程度都不同的广场。多元性后来成为西方广场的特色。19世纪末城市设计家施德(Camillositte)研究欧洲自中古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广场，发现在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人民熙来攘往，群众庆典在此举行，戏剧在此上演，政府事务在此展开，法令也在此颁布等等。”山不过，传统的欧洲广场并非都是经过周详的规划而建成的，而且很多都被四周的建筑物包围，面积都不大，形状也不一(意大利的广场很多都是多边形的，佛罗伦萨的新玛丽亚广场呈不规则的五角形便是一例)。直至17、18世纪时，大型公众广场的设计才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法国大革命对于公共广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革命派要求建立一个较大的开放空间，来代表人民的民主诉求。这种开放的空间，借用史家奥珠的话说，是一个“公开、自由和没有等级分别”的地方，有别于传统贵族那种“封闭、分隔和孤立”之地。革命派认为最理想的空间就是一处可以令每个人都可一览无遗的场所，无分彼此。新政权在大革命后把巴黎市中心原先的路易十五广场改建为革命广场，后来又改名为协和广场便是著名的例子。现代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广场大都继承这些特色：开放、大型、自由，同时广场是各种团体举办多姿多采活动的场所，和市民休憩及公开发表言论的地方。 　

　但天安门广场与这些西方广场不同，它明显是政治性的广场，要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天安门广场是官方控制的，封闭的，要服从单一政治思想的，气氛是严肃的，是一处强调纪念意义的地方。当毛泽东1949年在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行阅兵仪式和盛大的群众庆典时，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性质已经被定了下来。1952年在广场的中轴线开始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1959年在广场东西两边分别建成了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及人民大会堂，更确立了此地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位！。广场的性质，张博认为应该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味道”的。他认为天安门广场与外国的首都广场不同，因为这里五一和十一游行是“政治性活动。节日晚间狂欢、放烟花是满足群众性活动的要求。平日更成为人民群众所愿去瞻仰，流连的场所。”张搏的话道出这个广场的独特之处，也说明它的限制。1950年代在此差不多每年都举行的五一和十一的大型巡游更是活动的高潮。天安门广场也是表达反对外国势力人侵最方便和最具气势的示威场所，1950和1960年代不时可以听到群众高呼“美帝国主义从南朝鲜滚出去！”“从我国的领土台湾滚出去！”的口号。 　　

在中共官方的宣传文件中，天安门广场不单是一个政治广场，也是一个“人民广场”，新华社就清楚说明扩建工程是为“广大人民开辟辽阔的狂欢天地。”人民广场是代表人民的，而中国共产党则号称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并会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毛泽东在1944年说，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中共在建国后，在全国各地修建人民广场便成了官方重要的建筑项目之一。除了天安门广场之外，在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修建的人民广场也非常闻名。 　　

固然，过去(尤其是1950及1960年代)天安门广场上高呼祖国富强和打倒帝国主义的声音此起彼落，不绝于耳。到现在，我们若细心聆听，偶尔却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这种非官方的另类声音，特别备受注目。例如1981年5月，权威的《建筑学报》罕有地刊登了罗健敏的一篇题为《试评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的文章，对广场的设计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因为这类文章比较罕见，故以下会用较大的篇幅详细征引。罗氏首先提出三个他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天安门广场是个举世闻名的广场。……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天安门广场规划中与社会需要不相适应的那些方面，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一下面想就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使用上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单纯强调广场的政治作用，忽视了整个城市对广场的多方面需要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城的中央，不但在政治上它是首都的中心，而且从城市的功能布局上、交通以及建筑等多重意义上讲，它都确实是城市的中心广场。……这里是北京东西通往长安街与南北中轴线的汇交点，12条路线的公共汽车、电车(还有一条地下铁道)以及几十万辆自行车和其他车辆，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围绕广场、穿过广场奔驰乙所有这些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城市经常活动，时于城市在规划建设中来说，是比偶而举行的庆祝游行要实际得多重要得多的。 　　

可是当初步进行广场规划、确定广场性质的时候，却是把“百万人大会”作为广场的首要用途确定下来的。这样就把游行集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与它们在城市建设中的地位等同起来，颠倒了广场功能的主次关系。正是为了召开百万人大会，这广场的绝大部分地面都未加绿化，是光裸的块材梢装地。……这里不作绿化，则更主要是由于节日游行时广场上要坐满十万群众，用服装花束组字。而由十万人组成的这个特大图案，却只有天安门城楼上的少数领导同志能够俯瞰全貌；参加集会游行的其余几十万人，则簇拥在旗海之中，曝晒于烈日之下，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由于无植被光裸地面太大，广场的小气候大为恶化。北京气候属大陆性，夏季炎热少雨，日射强烈，冬春二季多风沙。在这无绿化的广场中央，夏季烈日当空无遮无拦，地面反光眩目，热气炙人；冬季则北风凛冽，游人难以停留。……广场面积虽大，却未创造一个舒适宜人的环境，一般只能照几张纪念照便离去了。…… 　　

2.广场周围的建筑内容过分单一 　　
像天安门广场这样重要的城市中心广场，不但应当具有相当的面积，而且围绕广场应当安排有足够丰富的一系列建筑物，以便广场具有较全面的功能。 　　然而现状的天安门广场，在功能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目前，这里只有政治性、纪念性的建筑，却没有必要的文化、教育、社会服务等公共建筑。 　　如人大常委会、人大会堂都不是时外开放单位；历史博物馆本来应当常年开放，实际是开开停停，时常规定有组织地参观，游人未必进得去；…… 　　这种侧重于象征作用的政治中心，假如并不居于城市中央，也许就不算毛病。问题在于，天安门广场恰恰是外在城市的独一无二的中心点上。在这里布里建筑而不使其具有足够的使用功能来为“政治中心”服务，就很难说是正确的了。…… 　　
3.广场的土地利用率很低 　　
……天安门广场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缺欠。长安街到了天安门前，出现了广场，已经获得了开阔的空间。有了这整体的宽阔，局部就应加以集中，建筑的安排应当紧凑。可是天安门广场，规划是开敞的，建筑也是松散的，城市用地使用得很不经济。 　　

罗氏跟着提出了几点建议：在广场上加大绿化地带、大量修建水池喷泉、建设国家大剧院与少年宫、利用地下空间修建公共活动中心、多建雕塑和文物模型，全面规划广场及其周围的交通。 　　

事实上，罗氏所提的巡游，如前所说，是天安门广场最重要的官方活动之一，尤其是1950及1960年代的五一、十一的庆祝活动。从档案及其他文件可以看到，每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游行，都是政府一次周密策划的结果，包括精心设计的庆祝场面，多次的排演，组织群众和实施严密的保安等等；其中不同的游行队伍(例如文艺大队<俗称“文艺大军”>和体育大队)，在集合时间，集合地点，队形步伐和解散步骤等事项上，都有严格的安排，不能出错。这和苏联时代红场的游行非常相似。但是罗健敏提及的天安门广场的巡游一事，却带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天安门广场的真正性质是什么？ 　　

罗氏观察到的“由十万人组成的这个特大图案，却只有天安门城楼上的少数领导同志能够俯瞰全貌；参加集会游行的其余几十万人，则簇拥在旗海之中，曝晒于烈日之下，是什么也看不见的”这个问题，研究苏联斯大林时期红场巡游的学者潘帕倪(vladimirPaPemy)也有同样的问号。潘氏问，在1930年这个还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除了站在列宁墓上观礼台的少数苏联共党领袖外，有谁能看到伟大壮观的庆典和参加巡游的演员呢？潘氏继而提出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谁是“演员”？谁又是“观众”呢？潘氏认为，在整个巡游的政治仪式中，站在观礼台上的苏共领袖并不是看巡游的“观众”，他们才是真正的“演员”，“那些‘无法真正参与，但却又要不停欢呼’的巡游队伍(‘观众’)被‘运送’至观礼台前，让他们有机会一睹‘国王和他的臣子’的风采。”潘帕倪视红场的巡游为苏共一项有计划的政治活动。 　　

中共与苏共的巡游，在本质上没有重大的分别，两者都是庆祝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和欢呼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大型活动，其中当蟋包括歌颂领袖的丰功伟绩。而天安门广场与红场正好提供一处让群众集会的理想的大型场地。 　　

结语

1949年后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代表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的神圣空间来确立其合法地位，并同时宣示中国的主权。1950年代初期改建天安门广场时，中苏关系友好，所以苏联提供一些先进的城市规划观念，同时派来不少专家，给予中国不少技术援助。但到了具体的城市规划和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时，中苏双方就产生了不少矛盾和分歧。中共以社会主义理论立国，但却藉民族思想及感情来号召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并巩固其合法地位。在1950年代的国情和百多年来受到外国侵略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不可能跟着别人走，即使是苏联这个在1950年代初期被官方尊称为“老大哥”的国家。彭真反对“什么都跟在人家后边走”，可以说是当日中国国情、民族主义、主权独立和历史因素的总结。所以天安门广场的扩建虽然受到红场的影响，但政府却无意也不可能跟着苏联的模式来建造。最后要建成一个比红场大5倍的广场，不单是配合中国是一个大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还要在愈识形态方面，超越苏联。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天安门广场的演变代表了中共政权对内(树立及巩固其政权)和对外(抗衡苏联及欧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政策。1950年代，天安门广场从一个明清时期封闭的宫廷禁地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 　　(本文原载陈永发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海中研院，2006年。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