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泥:《历史伤口》采访手记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4-19 02:22:21

作者：李泥

为了写作《历史伤口》，我先后采访了数十名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我原来并不认识的。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受，是我的通行证。

《历史伤口》封面书影

他们拒绝回忆

我采访的第一个右派是杨在道。从他那儿才知道他的母亲张若名，是「五四」时期周恩来的战友。她曾与周恩来一同坐牢，一同创建「觉悟社」，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后来留在法国继续深造。反右中，她认为杨在道思想有问题，就把他给她的信交给党委，结果，杨被打成「极右」，她也因「交心」中受审查而自杀身亡。

我当然要写他们母子俩的命运。先后采访了杨在道和他的父亲杨堃，但他们都不十分清楚当年张若名为何自杀，以及自杀前后的情况，必须到张若名当时所在的云南大学找知情人。於是我利用旅游机会，去了昆明。

我当时只有两个线索，一个是张若名的学生朱宜初，一个是曾经管理档案的人。我打电话约见他们，才知道朱宜初中风瘫痪在床，说话困难，无法和我相见；而那位管档案的人，问明我的来意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这一次，可说是无功而返。

两年后，杨在道提供了一条新线索，听说云大的一位老师李子贤曾经参与当年的平反工作，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於是我带了封介绍信，再赴昆明。

曾与周恩来一同坐牢，一同赴法，张若名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1955年后，张若名不仅自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而且把大儿子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给组织。正因为这些信，她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儿子被打成右派。1958年，她选择了投河自尽……与此同时，《历史伤口──二十年右派寻访记》的另外十三位人物，也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结果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记得到昆明那天是大年初五，一个星期天。我直奔云南大学，找到李子贤家。李老师盯着我递上的介绍信，看也没看我就说：「北京太左了!我不明白，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为什麽还要这麽搞？写这样的文章有什麽用？为什麽还要把这些事情提出来？」显然，他根本没有弄懂我的来意。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表了态。接着又问：「是谁要写这篇文章？」
「是我。」我说。

他看着我，声调有些缓和地对我说：「我是1959年来到云大的，没有见过张若名，不是很了解她。」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给张若名平反的情况：她到底为什麽自杀？怎麽为她平的反？」我再次说明我的要求。

他给楼下的一位老教授打电话，问他能不能谈点情况。从他们的通话听来，那位老教授拒绝了。

李老师对我说：「W教授一提起张若名这件事心就痛。我们都不理解你为什麽还要来调查这些事？过去的问题，几笔带过去就是了。」

「好吧，我不勉强。」我说，「文章怎麽写，文字怎麽表述，是另一回事，但我对事情的原貌必须有底。她为什麽自杀的，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说不清楚，我要写她，总该搞清楚……」

我站起身来，准备告辞。

「等等，我再去跟W教授说说。」说着，他跑下楼去了。

这时，他的妻子跟我说：「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一直受欺压、受侮辱，云南大学在反右运动中死了好几个人。张若名之后，又有刘文典、李广田……他们的死在学校引起很大反响。提起他们的死，大家都很伤心，很愤怒。」

「这我理解。」我说，「我也有家破人亡的经历，所以我更想把张若名这样一些人的命运写出来。」
李老师回来了，说：「W教授还是不肯谈，说不了解情况。其实，他应该是了解情况的。」

他也无可奈何，倒跟我谈起心来了。我们仿佛一下就成了朋友。我告诉他，我已经退休，是自己想写右派，看来刚才所持的介绍信，使我们之间产生了误会。

我起身告辞，他要留我吃午饭。

「谢谢。我还要去找张若名的一个学生，已经约好了。」

李老师送我走了一程，一再说：「对不起。」

「不!我理解你们，你们都是正直的，优秀的。云大有你们这样的老师太棒了。」

虽然李子贤老师没有为我提供很具体的材料，但在他家所经历的一幕震撼了我，使我深深感受到了反右乃至「文革」中一个个教授的蒙冤致死，在云大产生了怎样的反响。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悲愤与伤痛仍深深地留在他们心中。这种感受，就是我的莫大收获。

我按事先的约定，来到了朱宜初家。他就是两年前瘫痪在床，未能接受我采访的那位张若名的学生。现在，他的健康已基本恢复，只是说话、走路都比较缓慢。他的妻子也听过张若名的课，对张教授有着深深的感情和敬意。他们无保留地谈了所知道的情况，还给了我一份张若名当年的平反结论。

这次再赴昆明，总算不虚此行。

含着泪水在听着，记录着4 X: y( J) Z1 \$ j& X; g

在采写《张若名和他的儿子杨在道》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导致了另一篇文章《父亲遗留的日记》之诞生。

一天，杨在道给我讲了他1979年的一段经历??
那年他去保定为自己的平反问题奔波，有天在一家小饭铺吃饭时，看到一个小夥子站在餐桌旁，等着吃顾客剩下的饺子。小夥子看上去二十多岁，穿着整齐，人也长得精神，为什麽连吃几个饺子的钱也没
有？杨在道挺纳闷，就跟他聊了起来。

原来，他也是为父亲平反的事来到保定的。他父亲是右派，已经去世了。他自己是山东一个工厂的工人，工厂效益不好，发不足工资，他身上带的盘缠有限，来保定没几天就把钱花光了。杨在道赶忙请他吃了顿饭，他就跟杨在道说了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一家人的悲惨命运。还说他父亲留有两本日记，其中一本还是在劳动教养所记的。临别时，杨在道留下了小夥子的地址。

讲完了这段奇遇，杨在道问我：「你对写他的父亲有兴趣吗？」

我说：「他父亲真是遗留有日记的话，我当然很想看看，很想了解。」

「那我就写封信给他，最好能请他来北京一趟。」

不久，小夥子真的来了，背着一包材料，来到了我的家＿堙C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一双很明亮的眼睛，很聪明的样子。他说他已经三十六岁了，是个翻砂工人。他在餐桌上摊开了他带来的材料，有他父亲写的两本日记，有他父亲写的一摞申诉信，有各级组织为他父亲作的平反结论，还有他父亲不同时期的相片，等等。我觉得这些材料太珍贵，太难得了，劳教所的日记能保留下来，该有多麽不容易!

看完材料后，我开始了对他的采访。

他的记忆是从四岁开始的，那是他跟着母亲乞讨要饭的时候。他跟父亲一起度过的，则是老人生前最后的一段日子。这些经历，他谈起来都仿佛历历在目，完全把我带进了当年他们一家那重重灾难之中。我往往是含着泪水在听着，记录着。

稿子写了一部分，仍然有些问题没弄清楚，只好又请他来了一次北京。这已经是两年后的事了，他的模样有了较大变化。他瘦了，黑了，而且似乎老了不少。原来，他们工厂已经基本停顿，很久不发工资了，他又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卧底」成了「右派」

再说说我采访篆刻家王十川的故事吧。

他是一位腿有残疾，走路都拄着拐杖的古稀老人。前几年，他曾应邀到我所在单位来参加一次书画活动。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说了几句话，知道他曾经是右派。

一晃几年过去，我才得以到他家采访。他的工作室兼会客室里放满了印章、石材、书画和陶瓷艺术品等。他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前的桌子是黑褐色的，上面也堆满了东西，只有小半边可以工作。

我说明来意，说明和他曾经有过的相识，他却什麽也记不起来了。「你是为单位写，还是为自己写？你都写过什麽文章，哪儿发表了？」他率直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我毫无思想准备，显得有点尴尬。我没有介绍信，没有记者证，也没有什麽著名作品。是啊，为什麽要写他？为什麽要采访他？我应该把底统统交给他。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尴尬，还没等我开口，又解释说：「我上当受骗太多了，不得不注意一点。」接着就说了一个他受骗的例子：曾经有个人找他采访，说是记者，但没有记者证。

「采访」中看了他的几件艺术品，说拿回去拍照制版，随文章发表。结果，艺术品没有还回来，也没有看到文章发表。「我们做人太老实了，总是上当。」他苦笑着说。我赶快向他交底，说明自己要写什麽，为什麽要写。我告诉他：「我从有关报道上看了一些对您的介绍，就是弄不清你怎麽会被打成右派的。」刹那间，他消除了对我的疑虑，说起了他的一段经历。

我一九四四年加入地下党后，被派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做收发文件的工作，藉以给我们党传递信息。不久，我的单线联系突然中断了，后来说是我的直接领导人许××在张家口牺牲了。从此，我与党失去了联系。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我由於这段历史找不到证人，成了「特嫌」，成了个搞不清楚的问题。
我从小就瘸了腿，父母就让我在家里，后来又学了篆刻。肃反时我是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搞展览设计。一九五六年，我们要到苏联举办一个展览会，然后到莱比锡参加国际博览会。其中的农业展览是我负责设计的，但没有让我随团出国指导设计方案的实施。我找到领导张××，他竟说：「中国四万万人，不缺你这个瘸子！」

为什麽不让我出国，还这样侮辱我？想来想去，还不是因为「特嫌」？我想不通，憋了一肚子气。

一九五七年整风时，领导号召给党提意见，特别是动员我说话，一再强调「言者无罪」。我信以为真，就把出国的事提了出来。我说：「设计师是应该随展览团出国的，你们为什麽不让我去？」「我明明是共产党员被派到敌人内部工作的，怎麽就成了『特嫌』？」就因为这两句话，把我打成了右派。

当时，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都要到黑龙江去劳动，张××对我说：「人家黑龙江要你这个瘸子干什麽？你会篆刻、书法，可以当个民间艺人。你自己写个辞职书吧。」

我交上了辞职书，他要我到人事科去开个证明。证明信上写的是：「右派分子，自动离职。」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就拿上证明信出去找工作，结果到处碰壁。人家说：「你是右派，自动脱离革命队伍，谁能用你这种人？」

这时我才明白，上了张××的大当。他不是个正派人，后来因奸污他自己的两个女儿被送进了监狱。
我没有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典卖东西，什麽都卖，卖得身上都没有棉衣穿了，一幅明朝的名画也只卖了十五元。妻子也离我而去。

当时的派出所副所长十分同情我，让我到街道陶瓷厂工作，为陶器绘画。画着画着，我就把自己委屈、郁闷而又无处倾诉的心情流露在作品中了。例如我画的鱼没有嘴，我画的鸟则紧闭着嘴。幸亏后来新上任的厂长把烧陶器这个项目给砍掉了，要不，很可能又要被抓住辫子挨一顿整。

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后，我的「特嫌」问题还一直在那里，一九八八年才有个老同学告诉我，当年派我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单线联系人许××还活着，只是改了名字。我大喜过望，很快和许××联系上了。他得知我的情况后，马上要来看望我。见面后，两人抱头痛哭，他立即给中组部写信，证明了我当年的地下党身份和革命历史。

不久，中组部来了一个人到我家，拖着官腔对我说：「你自己写份申请，可以恢复你的组织关系。」我看不惯他那副架子，心想：为麽还要我写申请？应该是你们给我平反，主动解决问题才对，但我也懒得跟他理论了。我被冤枉得太久、欺侮得太惨了，不想再入党……

说到这里，这位古稀老人十分痛苦，眼里含着泪水。

当时中国残疾人协会组织五十个会员赴香港参加一项活动，他是其中之一。两天后就要启程，有些准备工作要做，没有更多时间接受我的访谈了。於是，他拿出一些资料让我先看着，说：「有什麽问题等我从香港回来接着谈。」

他拄着拐，一直把我送到院子里还嘱咐我：「过去我们都遭了罪，以后都要想开些!」

不久，我到外地去采访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又忙了一段别的事情，总认为王十川老先生就在北京，随时都可以去找他。我错了！当我看完他的资料，感到还有些问题得请他详谈，准备再次采访他时，他已经故去了。

这位老人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他率直、真诚，真是与你肝胆相照。当年，正是这样的人，最容易被打成右派。

对他的采访，在时间的流逝中，不经意地失去了机会，没有完成任务，太遗憾了！这更让我意识到，对右派的采访是在抢救资料，抢救历史，时间对我是紧迫的。

经受不起任何刺激了

我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写刘雪庵。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唱他的歌曲。那时日本鬼子打来了，学校要停办，学生要逃难，上不成学了。我们小小年纪，就多少体会到了一些民族危亡的苦难，於是跟着大人们唱起了那些流传各地的抗日救亡歌曲。后来我从刊有《流亡三部曲》、《长城谣》等歌曲的歌本上知道刘雪庵的名字后，这个名字就和我的童年联系在一起，就和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在我写《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这篇文章时，刘雪庵先生已经去世16年了。我手头只有一份1980年的剪报，是沙青的《访着名作曲家刘雪庵》。几年前，还看过刘学苏(刘雪庵的儿子)写的一篇回忆他父亲的文章，却怎麽也找不到了。

於是，我一心要找到刘学苏。但他在哪＿堙H是哪个单位的？谁认识他？我都不得而知。我请几位音乐界的亲友帮助打听，不久，好友王健不知从何处得到线索，说刘学苏曾经在团结湖的一个地方住过，不知现在是否还在那＿堙C她不认识他，有关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我按照她提供的地址给刘学苏写了封信，但两年过去了，没有消息。或许他搬家了，或许他根本不在北京，或许他太忙了，或许他不便跟一个陌生人联系……我怎麽才能找到他？到哪里找他呢？

有天我又望着那个地址发呆，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到当地派出所去一趟，请他们给查查户籍档案呢？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团结湖派出所。他们查阅户籍档案后，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刘学苏的户口还在。

「太感谢了。可现在有很多人往往不在户口所在地，刘学苏肯定还在这儿住吗？」

「那就说不好了。」

我想起了居委会。出了派出所，就直奔居委会去了。

「请问有个叫刘学苏的，在这儿住吗？」

「有，他在。」

「我有急事找他，请问有他家的电话号码吗？」

一位面容和善的姑娘将号码给了我，没想到一切竟然如此顺利！我看看表，时间已近中午，事先又没有打招呼，不便再去刘家了。我揣着电话号码回了家。

第二天，我拨通了刘学苏的电话，告诉他，我是两年前给他写信的人，是要写他父亲的人。他记起来了，相约了见面的时间。

那天上午，我准时到达他家。他妻子抱歉地对我说，刘学苏突然被人叫走了，是为了出版他父亲作品的事。说他走时没来得及跟我联系，他会再和我相约的。出版刘雪庵的作品，这当然是大事，我虽然白跑了一趟，可打心眼里高兴。

几天后，我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最近实在太忙了，要筹款出版父亲作品的选集。我在电话＿妫y微问了几句他们一家人的情况，他说：「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我只有十岁……」

啊，反右时他只有十岁，这一情况提醒我，当年的事情不是他能谈清楚的，我在采访他之前需要搜集大量资料。

「为你父亲出书是大事，你先忙你的吧。反右时你的确还小，但不管你了解多少情况，我总是要和你谈谈的。我先搜集资料，做点前期的准备工作。」他当即在电话＿?饥?擢豸F几篇资料。

搜集资料从哪里下手？我请教了研究当代音乐史的学者梁茂春先生，他为我提供了有关的书目和线索。接着，我就到各大图书馆去翻阅当年报刊，复印了一批资料；然后，又走访了一些音乐界的朋友们……
我走进了词作家王健的家。我知道，她收藏有各个时期、各个种类的歌本及有关书籍。平时遇到歌曲方面的问题，我总是向她求助。

这次我一进门，她就知道我的来意了。於是二话没说，进屋拿出一摞书来，有《中国音乐词典》、《中国电影音乐寻踪》、《周璇歌曲》、《抗日战争歌曲选》等等。我迫不及待地翻阅着，觉得材料太丰富了，简直是一座宝库。

「这些书哪一本能让我带回家？我得用一阵子呢。」

「你可以全拿走，我的书就是你的书。」

好爽快啊，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对於王健来说，读书和创作几乎是她生活的全部。她满屋子都是书，每年都要逛几趟书市，每次都要用她那瘦削的肩膀，大包小包地背几包书回来。她的书不可能都是我的，她只是要全力支持我把刘雪庵这位她也十分敬爱和关注的作曲家真真切切地写出来。

在一个又一个热心人的帮助下，我终於有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对於刘雪庵的身世，他在抗战中的活动，他被打成右派的前因后果，以及《何日君再来》这首争议最多的歌曲的诞生等等，我心中都基本有了头绪。於是，我开始写作初稿。但是，仍有许多问题是必须等着刘学苏来回答的。

大约过了两个来月，《刘雪庵作品选集》出版了。刘学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并约我到他家相见。我这还是第一次见他，个子很高，身体看来却不太好，不过五十来岁，却已是满头白发了。看着他的样子，联想起他父亲的遭遇，使我心酸。

我们没有陌生感，亲切地谈了起来。他跟我谈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回答我所提出的一个个问题。以后，我边补充修改稿子，边向他采访；如果他想起什麽情况来，也随时告诉我。

稿子完成后，他又帮着补充修改了一遍。《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一文，就是这样完成的。

直到完稿之后，我才向他提出了早就想问他的问题：「那年我给你写信，为什麽不给我回信呢？」

「当时不愿与外人联系。父亲的事过去很久了，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他说得多麽实在！他从小跟着父亲经受了太多的风浪，他们再也经受不起任何刺激了。心有馀悸，这是许多右派和他们的家属都有的心态。

陌生的名字

「音乐界还有哪些右派？给我说说。」有一天我问王健。「张权、黄翔鹏……」张权，女高音歌唱家，我早听说过，可她已经去世了。黄翔鹏这个名字，完全是陌生的。

事情竟是那麽凑巧，有天看中央电视?《东方之子》，屏幕上，记者刘爽正在采访黄翔鹏。那是在一间病房里，黄翔鹏的鼻子里插着管子，靠呼吸机支持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瘦骨嶙峋，气喘吁吁，艰难地说着每一句话。谈到他的生命，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他的话充满真诚又富有哲理，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他唱的《浪淘沙》，那浑厚、深情的歌声，使我热泪滚滚。

从此，黄翔鹏这个名字不再陌生，他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一个饱含激情，献身音乐事业的人!第二天，我就跟王健通电话，告诉她我要采访黄翔鹏，要写黄翔鹏。

「我认识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研究的是乐律学，特别深奥的东西。他待人也非常诚恳。我赞成你去采访他，还能帮你联系。」

我热切地等待着黄先生的康复。期间，忙了一些别的事情。没有想到，我没等来他的康复，却传来了他病逝的噩耗。

真是时不我待，太遗憾了！我要采访的当事人年事均已高，又因经过几十年的磨难，身体大都不好，说不定什麽时候就走了……。但我写黄翔鹏的决心没变，他走了，我就去采访他的妻子儿女吧。

於是我又打电话给王健，问她，黄翔鹏的妻子在哪里。他的妻子叫周沉，我认识，知道她住在哪里，我可以带你去。」「太好了!」我喜出望外。过了几天，王健先给了我一本《人民音乐》杂志，上面刊登了几篇纪念黄翔鹏的文章。这是我得到的有关黄先生的首批资料。

然后，一九九八年一月，王健领着我走进了黄翔鹏的家，见到了他的老伴周沉大姐。她是一个极为爽朗的人，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她告诉我，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是她，黄翔鹏是受她株连被开除了党籍。

以后，我数次采访周大姐，她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一个又一个问题，还给了我一大包有关黄翔鹏逝世一周年纪念会的资料。但是，周沉打成右派下放天津劳动后，他们夫妻有二十多年不在一起生活。这二十多年黄翔鹏在北京的情况，特别是一些细节，对她来说也是空白。

於是，她又尽力为我提供线索，陆续帮我找到了许多知情人，例如：黄翔鹏的老师吕骥、学生崔宪、张振涛；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同事方仟、方堃、陈自鸣；和他一起下干校劳动的黄叶绿、范慧勤；还有他的女儿黄天来……有了她的帮助，我的采访可说是一路绿灯。

这些采访对象，许多都已年迈，甚至已是耄耋老人，但都十分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努力地回忆当年发生的事情，回忆和黄翔鹏共处的日子。看得出，他们都很爱黄翔鹏，尊崇他的才华和对事业的执着，敬重他的人品。对他所受到的不公与磨难，对他的早逝，人人都叹息不已。

周沉还送给我黄翔鹏的四本专着：《传统是一条河流》、《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溯流探源》和《乐问》。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天书」。我除了平常唱唱歌，对音乐一窍不通，何况是深奥古老的乐律学？但我还是静坐下来，一篇篇一本本地读了，从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我所能领悟到的点点滴滴。
《音乐学家黄翔鹏》的初稿写出后，自己没有把握，因为其中涉及黄先生的学术研究，我这个门外汉不知会闹出什麽笑话来。於是，我向黄先生的学生崔宪求助。他热情、细致地审阅了全文，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我一遍一遍地修改加工，直到他说「没问题了」，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他们不是完人，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 h$ f, s+ h# V, c

八十年代初，一些右派分子的悲惨经历开始见诸报刊、书籍，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牵拽着我的心，我留心保存这些材料，那怕只是豆腐块的小文，总感到以后要做点什麽。

后来我萌生了写右派的想法，开始了对右派的寻访。那时，我还在上班，没有多少时间做这件事。

直到一九九二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才拥有了完全属於自己的时间。由於身体和其它原固，采写右派的工作做做停停，以至於这本书到现在才完稿，终於了却一桩心愿，卸下一付担子。没有人给我任务，担子是自己挑上肩的。有人说，你辛苦劳累了大半辈子，身体也不太好，退休下来了，就该好好休息，轻轻松松地过日子。可我，轻松不起来，休息不下来。我心里存着这代人中众多知识分子的苦难经历，特别是那些右派。

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同学同事，许多都曾被划为右派。他们大都出生於二三十年代，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死存亡的劫难，饱尝了旧社会专制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痛苦。他们抛弃学业，抛弃家庭，投身革命，献身「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他们大多单纯、上进，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真诚地奉献着自己。

但是，他们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倒下了，成了右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接着又在「文革」中备受熬煎。二十多年来，他们像奴隶一般，灰头土脸地度过每一天。有的年纪很轻就在非人的折磨中死去了，许多人虽然熬到最后「改正」了，但心灵的伤口难以愈合。

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不是完人，不是没有缺点或错误。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是能思考有感情的人，是有尊严的人！蒙冤受屈几十年，他们痛苦，他们的心灵有创伤。有些痛苦是难以忘却的，有些创伤是难以抚平的。他们以自己的血泪经历和悲惨命运启示人们思考：问题出在哪里？前面的路该怎麽走，历史将怎样延伸……

经历过冤屈劫难，经历过生离死别，经历过那些非人的日子,他们更懂得「尊重人权」这四个字的分量。

有位右派朋友告诉我，他原来在某编译社工作，那里有一大批外语人才。反右运动中，全社一百二十人划了四十个右派，其中有八人被逮捕入狱，十二人被劳动教养。到一九七九年「改正」时，他们大部分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位朋友就是四十个右派中的一员，被监督劳动。他原是翻译组长，整风时参加领导布置鸣放任务的会议，回来作了传达。后来这就成了他的一条罪状：煽风点火。随后，大字报又公布了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共产党地下党员领导的国民党某兵工厂任福利处长，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时被误认为军统特务枪毙了，一九八六年平反)，说他与父亲划不清界限。还说他上过美国大学(燕京大学)。

他说：「从一九四五年起，我就秘密看共产党的书报，还在老师带领下为共产党卖刊物。国民党腐败，社会贫富不均，我早就心向共产党。解放前，国民党要父亲去台湾，父亲不走，带着一家人留了下来，一心要为新中国工作。结果怎麽样？……」

我自己的丈夫也栽倒在反右运动中。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参与组织了抗日游击队，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两次被捕入狱。一九五七年整风中，他说「肃反」扩大化了，领导缺乏民主作风，用人只讲出身，反右时被内定为「中右」，开除党籍，下放郊区工作。在「文革」中又被当作「右派」、「反革命」惨遭批斗，有病不能治，最后含冤死去，骨灰也被「统一处理」了。他过早地离开了我和孩子们，使我们经受了难以名状的痛苦。

正是有了这种痛彻心肺的经历，右派朋友们的遭遇如同我的遭遇，右派朋友们的感受也如同我的感受，我要把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真实地记录下来。作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这件事情。他们的年岁都大了，不赶紧记录，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消失殆尽。

我要寻访他们，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请他们敞开心扉，把自己的苦难，把忧郁积在心里，向世人诉说，让人们知道他们是怎麽走过来的，让这一切不至被历史淹没。他们所诉说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痛苦经历，更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或者说，他们永远难忘，更希望人们永远不忘的，是我们民族的这一历史的伤口，带着多少血泪的伤口啊！

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好年华，都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消耗掉了。等到一纸「平反」或「纠正」的文书下来，都已经两鬓斑白，心身交瘁。但只要没有完全垮掉，大家都还在拼老命，抢时间，尽力为社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我们常被人喻为「牺牲的一代」，「愚忠的一代」，其实我们也是「思考的一代」。在反右中或反右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我们都有自己的思考，头脑越来越清醒了。

解放初期，我有一位领导，是工农干部。我一直认为他很「原则」，不好接近。数十年后，我去看望他，没跟他提反右派的事，没想到他倒先说了。

当时我是市里＿???″狱??H，我们部没有划一个右派。市里开各部部长会议，让汇报划了几个右派时，我没有说话。领导问我情况，并指名道姓地说我们部的王××有问题。我说她只是给我提了点鸡毛蒜皮的意见，够不上右派。会后，领导跟我说，反右可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含糊！但是，我坚持我的看法，王××不够就是不够。为了保护她，我把她调到一所中学去了。后来部里一位民主人士张××，跟人谈了点苏联的事，又被点名

为右派，让我组织批判。我说民主党派都散了，怎麽批？就没有组织批判。我对张说：「以后你看了报纸往肚子里吞，不要讲话。」后来，我把张也调走了。

这位老干部出身好，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没有一点问题，上面当时奈何他不得。但后来对他的使用受了影响，到哪儿都是副职，而且进入不了党委。朋友告诉我，在落实右派改正政策中，他做了大量工作。做了许多好事。

我的朋友莫云，反右时是某市委讲师团的理论教员。他们团里二十个教员，都是从大学调来的马列课的老师，结果打了五个右派，「罪行」大都是平时进行理论探讨时提出了某些自己的见解，或号召鸣放时给领导提了几条意见。还有几个被认为是同情右派，「思想右倾」的，她是其中之一。

莫云热爱党，也热爱理论工作，本想成为一个理论家。可这一切改变了她，促使她思考了一些问题。她说：「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思想活跃，有独立见解的。人家针对我们的弊病提意见，又说得有道理，凭什麽说是反党？说共产党有三件宝：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统一战线，可现在，只能领导批评下级，下级能批评他们吗？一来运动，他们就要打掉批评他们的人，甚至把他们打成敌人。而这些年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还有指标，这麽搞下去，该会把多少好人打成敌人？真是太可怕了……」

下面是另一位朋友石媛的一席话：

我出身城市贫民，没有太多文化。我是党员，一切都听党的。可是，从反右开始，我对政治运动有了看法，常和我丈夫发生矛盾。他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来政治运动就害怕，就紧张，於是拼命表现自己，以表明对党的忠心。我说，明明是我们动员人家提意见。为什麽又要整人家？他不同意，说他们是反党。他们单位有个右派死了，我说这人挺可怜的，他说，谁让他反党。我曾劝他说：「出身地主就是地主，不要背什麽包袱作什麽假，更不能去做缺德事，昧着良心说话……」可他改不了，还是一有风吹草动，神经就高度紧张，结果心脏病发作，早早死了。

唐××是一位老革命，整风反右时在国务院某局工作。他当时是党总支委员，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组织鸣放会议。平时群众对局里一把手意见很大，鸣放会上提了不少意见。到了反右时，他成了有问题的人。他按上面布置组织人们座谈鸣放，成了「充当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他说人们提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成了「为右派辩护」，他不赞成把有的人划为右派，则成了「反对反右派运动，起了右派所不能起的作用」。让他检查，他检查不下去，就说他态度恶劣，给他戴上了右派帽子，降职、降待遇、降薪。他们把结论拿给他看，他说「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历史将证明错的是你们！」他这个铮铮汉子，就这样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劳动去了……

他说：「我这个人就说实话，因而受尽磨难，但我不后悔，我一生没整过人，没冤枉过人，后来为140多人的问题平了反，我的心是坦然的。」

「说打了五十五万右派，也许还不止这个数，百分之九十九都平反了，剩下百分之一，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一，怎麽还说是『必要的』？」

「当时为右派平反的阻力很大，主要因为很多领导人都对这麽多人被打成右派负有责任。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就曾不同意为右派平反。统战部打了那麽多右派难道跟他没关系？」

「为什麽右派工资不补发？其实绝对钱数并不多。并不是因为财政困难……」

我和唐××是第一次见面，也是仅有的一次。那天他卧病在床，不能下地，无法接受我的更多采访，就说了这一番肺腑之言。他最后对我说：「你要做的这件事很难，当代人写当代史都不容易成功。但留下资料是很重要的，一二百年以后或许有用。」

我就是要做点「留下资料」的工作，不管什麽时候有用。过去已经有一些人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有的还出了书。但采写着名人物较多，小人物很少，而我主要写小人物。我要尽可能多地留下一些右派小人物的真实资料，为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为了众多蒙冤受屈、历尽苦难的同胞们，也为着未来的公民们。

给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本书的完成，的确得到众多朋友的倾力相助。应该说，它是众多经历过右派灾难及具有社会良知的朋友们的共同作品。还是来说几件事吧。

朋友马千里，抗战期间在大学入党，从事地下工作。身份暴露后，被开除学籍，逮捕入狱。走出牢房后，他参加了东江游击队，是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干部。

反右运动中，他是某研究院的反右办公室主任。起初他对反击右派是坚决拥护的。他这个四十年代的老党员，绝对忠诚於党。但是，他又是一个正直的，善於思考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不愿伤害任何一个无辜者。

在讨论划右派的党委会上，有人要把一些向党正常提意见的人定为右派，他挺身而出，发表不同意见：「我们让人家帮助党整风，人家提意见可多可少，可左可右。我们说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现在打人家右派，对吗？」

他尽力保护了一些人没有扣上右派帽子，但他没有办法使所有的人，特别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不被划为右派，范××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该研究院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该院党委书记、一位在政治运动中历经劫难的老同志看中了能主持公道的马千里，委任他为「落办」主任。

马千里认为当时错划的右派，自己也是有责任的，现在是给了自己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因而痛快地接受了任务。

他重新审查了范××的材料，发现范当年根本没有向领导提什麽有分量的意见，更谈不上有什麽右派言论。把他划为右派，只是因为有关部门怀疑他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对於范××的这一历史疑案，马千里过去只是听说，没有机会看到有关材料，现在他把这些档案材料调了出来。经过仔细地研究复核，发现范

××的特务嫌疑是没有确实根据的，范本人从来一再否认。於是最终否定了范××的「特务」问题，为他彻底平了反。

当他这样做时，有人劝他说「让你改正右派你就改正，何必管那麽多？」他说：「事实证明我执行了错误政策，我要承认错误，不仅是检讨，还要用实际行动来改正。」

前几年，当我找马千里了解他们那里什么右派可采访时，他说了好几个，其中就有范××。他要我采访他，是要说明当年往往是根据人家历史上的某个疑点，甚至已经作了结论的历史问题，把人家划为右派。

那天，他把范××约来，跟我见面，让我就在他家的会客室里进行采访。他的老伴罗大姐为我们做午饭，让我专心工作。

范××原是国民党兵工署某兵工厂的一名技术员。一九四九年春随厂迁往台湾。他没有把妻儿带去，只想过去看看再说。在台湾呆了几个月，感觉不好，思家心切，就和几个想回大陆的同事一起，於一九四九年冬天，冒着生命危险从台湾偷渡回来。他出身穷困，是个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人，不料却冒出个「特嫌」问题，并因此被划为右派。从此他再也没有做什麽技术工作，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由於一个意外的原因，这篇采访他的文章没能最后完成，但他的经历以及在马千里家采访的一幕，一直令我难忘。

后来，我又在马千里家采访过别的人。那段时间他家的会客室成了我的工作室，他的家成了我的大后方。

邢素是我五十年代初在湖南工作时的老同事、老朋友，比我年纪稍长。他十六岁入党，在他还没有成年、政治上还不够成熟而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他有过失误，还脱过党。但他一直在追寻党，后来又在党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曾四次被捕，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力量。

经过「审干」、「肃反」，对他年少时期的失误有过明确结论，但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却将他的历史结论「升级」，工资待遇和职务不断下降，工作也一次次调换，最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可他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整风运动中，他认真地给党提意见，诸如外交要独立，不要一边倒(倒向苏联)，不同意特赦溥仪和康泽，说前者不仅是末代皇帝，还是满洲国皇帝，后者则是国民党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负责人；建议采取措施，解决物价上涨而工资太低的问题，认为政治运动过多，影响了学生学习；还有斯大林的功过问题，等等。

一九五八年春，对他「新账(整风中的言论)老账(历史上的错误)一起算」，划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对右派最重的处分。

「文革」中他再受磨难，被打得休克了一天，牙齿也打掉了，所有的藏书都被抄走了，至今没有归还给他。

五十年代中期我调来北京工作后，我们四十来年没见面了，我写信告诉他我要做的事，提出到他那里作采访。他回信表示全力支持，说他认识的右派不少，为了工作方便，执意让我住在他的家里。

他家虽然有三居室，可夫妻俩、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挤得满满的。老两口让孙子挤到他们床上，硬是腾出一张单人床来给我。

当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一身瘦骨，满脸沧桑，满头银发，还在努力地编写书稿。他的老伴还在上班，家里一日三餐主要由他操持。看他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做这做那，觉得他太不容易了。

「老邢，你太辛苦了。」

「几十年来，妻子儿女都受了我的连累，我亏欠家人的太多了，於心不安哪。多为他们做些事，心里好受些。」

他的儿子在那个年代确实受了许多苦，没读多少书。他平反后，就把上小学的孙子和上中学的孙女都接到家里负担他们的生活学习费用，一心把他们培养成大学生。他和老伴精打细算，每月从仅有的收入中存下钱来，为他们上大学做准备。

我在他家住的那段日子，他基本停止了自己编写书稿的工作，不仅每天帮我联系，安排采访，而且几乎每次采访他都要陪我去，或者把采访对象约到他家里来。

总之，他把我的工作完全当成了他自己的工作。我在他家住了两个星期，他和我一起紧张工作了两个星期，顺利地采访了十个右派。

写到这里想起了另外一位朋友董琦。她不是右派，家里没有右派，但她很支持我采写右派，并为我介绍了一些采访对象，王铁英就是其中的一个。王是她的大学同学，当年一起搞地下党的。

王的住处很远而且偏僻，要倒好几趟车，再拐好几个小胡同才能到。董琦深知我走路不辨东西南北的毛病，因而数次到王家采访，几乎都是她领着我去的。

当时她已年近七旬，老伴的身体还不太好，有许多家务事缠身。每跟我走一趟，对她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上午谈了，下午接着谈，她都陪着，午休也牺牲了。

记得那是一个寒冬。我们每次从王铁英家出来，互相搀扶着，穿行在胡同里滑溜的冰雪地上，虽然天寒地冻，有朋友相伴，我的心却是热乎乎的。

这样的事情讲不完。可以说，本书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有朋友们帮助我的动人故事。

谢谢，我的朋友们！

本书收录的十三篇文章，只不过是我先后采访的近七十个右派中不到五分之一的人的经历。大部分文稿之所以没能最后完成，有的是由於在采访过程中，当事人突然逝去；有的是由於其家属心有馀悸，怕谈以往；有的因当事人远在外地，补充采访困难；更多的是由於自己写作的速度比较慢，难以把所有采访到的人都写下来，只能把他们所说的一切留存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很抱歉，愧对那些真诚向我诉说的右派朋友们。

《历史伤口》终於能够出版，能够与读者、特别是与我采访过的当事人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见面，同样得力於我的朋友们。感谢我的朋友康林、张永惠、李尚英和程廼欣，他们均已离休退休，有的还视力不好，却都欣然为我校改文稿，帮我弥补了不少错漏。康林的夫人苑教授甚至说：「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又一位右派朋友郑海天，他不仅以自己的切肤之痛，为本书写了发人深思的序言；而且以一个老编辑的功力，逐字逐句地最后审校了全部书稿，还帮助联系、办理了出版事宜。
让我再说一句：谢谢，我的朋友们！

(《历史伤口》，李泥著，明镜出版)

作者：李泥

为了写作《历史伤口》，我先后采访了数十名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我原来并不认识的。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受，是我的通行证。

《历史伤口》封面书影

他们拒绝回忆

我采访的第一个右派是杨在道。从他那儿才知道他的母亲张若名，是「五四」时期周恩来的战友。她曾与周恩来一同坐牢，一同创建「觉悟社」，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后来留在法国继续深造。反右中，她认为杨在道思想有问题，就把他给她的信交给党委，结果，杨被打成「极右」，她也因「交心」中受审查而自杀身亡。

我当然要写他们母子俩的命运。先后采访了杨在道和他的父亲杨堃，但他们都不十分清楚当年张若名为何自杀，以及自杀前后的情况，必须到张若名当时所在的云南大学找知情人。於是我利用旅游机会，去了昆明。

我当时只有两个线索，一个是张若名的学生朱宜初，一个是曾经管理档案的人。我打电话约见他们，才知道朱宜初中风瘫痪在床，说话困难，无法和我相见；而那位管档案的人，问明我的来意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这一次，可说是无功而返。

两年后，杨在道提供了一条新线索，听说云大的一位老师李子贤曾经参与当年的平反工作，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於是我带了封介绍信，再赴昆明。

曾与周恩来一同坐牢，一同赴法，张若名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1955年后，张若名不仅自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而且把大儿子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给组织。正因为这些信，她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儿子被打成右派。1958年，她选择了投河自尽……与此同时，《历史伤口──二十年右派寻访记》的另外十三位人物，也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结果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记得到昆明那天是大年初五，一个星期天。我直奔云南大学，找到李子贤家。李老师盯着我递上的介绍信，看也没看我就说：「北京太左了!我不明白，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为什麽还要这麽搞？写这样的文章有什麽用？为什麽还要把这些事情提出来？」显然，他根本没有弄懂我的来意。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表了态。接着又问：「是谁要写这篇文章？」

「是我。」我说。

他看着我，声调有些缓和地对我说：「我是1959年来到云大的，没有见过张若名，不是很了解她。」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给张若名平反的情况：她到底为什麽自杀？怎麽为她平的反？」我再次说明我的要求。

他给楼下的一位老教授打电话，问他能不能谈点情况。从他们的通话听来，那位老教授拒绝了。

李老师对我说：「W教授一提起张若名这件事心就痛。我们都不理解你为什麽还要来调查这些事？过去的问题，几笔带过去就是了。」

「好吧，我不勉强。」我说，「文章怎麽写，文字怎麽表述，是另一回事，但我对事情的原貌必须有底。她为什麽自杀的，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说不清楚，我要写她，总该搞清楚……」

我站起身来，准备告辞。

「等等，我再去跟W教授说说。」说着，他跑下楼去了。

这时，他的妻子跟我说：「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一直受欺压、受侮辱，云南大学在反右运动中死了好几个人。张若名之后，又有刘文典、李广田……他们的死在学校引起很大反响。提起他们的死，大家都很伤心，很愤怒。」

「这我理解。」我说，「我也有家破人亡的经历，所以我更想把张若名这样一些人的命运写出来。」

李老师回来了，说：「W教授还是不肯谈，说不了解情况。其实，他应该是了解情况的。」

他也无可奈何，倒跟我谈起心来了。我们仿佛一下就成了朋友。我告诉他，我已经退休，是自己想写右派，看来刚才所持的介绍信，使我们之间产生了误会。

我起身告辞，他要留我吃午饭。

「谢谢。我还要去找张若名的一个学生，已经约好了。」

李老师送我走了一程，一再说：「对不起。」

「不!我理解你们，你们都是正直的，优秀的。云大有你们这样的老师太棒了。」

虽然李子贤老师没有为我提供很具体的材料，但在他家所经历的一幕震撼了我，使我深深感受到了反右乃至「文革」中一个个教授的蒙冤致死，在云大产生了怎样的反响。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悲愤与伤痛仍深深地留在他们心中。这种感受，就是我的莫大收获。

我按事先的约定，来到了朱宜初家。他就是两年前瘫痪在床，未能接受我采访的那位张若名的学生。现在，他的健康已基本恢复，只是说话、走路都比较缓慢。他的妻子也听过张若名的课，对张教授有着深深的感情和敬意。他们无保留地谈了所知道的情况，还给了我一份张若名当年的平反结论。

这次再赴昆明，总算不虚此行。

含着泪水在听着，记录着

在采写《张若名和他的儿子杨在道》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导致了另一篇文章《父亲遗留的日记》之诞生。

一天，杨在道给我讲了他1979年的一段经历??

那年他去保定为自己的平反问题奔波，有天在一家小饭铺吃饭时，看到一个小夥子站在餐桌旁，等着吃顾客剩下的饺子。小夥子看上去二十多岁，穿着整齐，人也长得精神，为什麽连吃几个饺子的钱也没有？杨在道挺纳闷，就跟他聊了起来。

原来，他也是为父亲平反的事来到保定的。他父亲是右派，已经去世了。他自己是山东一个工厂的工人，工厂效益不好，发不足工资，他身上带的盘缠有限，来保定没几天就把钱花光了。杨在道赶忙请他吃了顿饭，他就跟杨在道说了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一家人的悲惨命运。还说他父亲留有两本日记，其中一本还是在劳动教养所记的。临别时，杨在道留下了小夥子的地址。

讲完了这段奇遇，杨在道问我：「你对写他的父亲有兴趣吗？」

我说：「他父亲真是遗留有日记的话，我当然很想看看，很想了解。」

「那我就写封信给他，最好能请他来北京一趟。」

不久，小夥子真的来了，背着一包材料，来到了我的家＿堙C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一双很明亮的眼睛，很聪明的样子。他说他已经三十六岁了，是个翻砂工人。他在餐桌上摊开了他带来的材料，有他父亲写的两本日记，有他父亲写的一摞申诉信，有各级组织为他父亲作的平反结论，还有他父亲不同时期的相片，等等。我觉得这些材料太珍贵，太难得了，劳教所的日记能保留下来，该有多麽不容易!

看完材料后，我开始了对他的采访。

他的记忆是从四岁开始的，那是他跟着母亲乞讨要饭的时候。他跟父亲一起度过的，则是老人生前最后的一段日子。这些经历，他谈起来都仿佛历历在目，完全把我带进了当年他们一家那重重灾难之中。我往往是含着泪水在听着，记录着。

稿子写了一部分，仍然有些问题没弄清楚，只好又请他来了一次北京。这已经是两年后的事了，他的模样有了较大变化。他瘦了，黑了，而且似乎老了不少。原来，他们工厂已经基本停顿，很久不发工资了，他又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卧底」成了「右派」

再说说我采访篆刻家王十川的故事吧。

他是一位腿有残疾，走路都拄着拐杖的古稀老人。前几年，他曾应邀到我所在单位来参加一次书画活动。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说了几句话，知道他曾经是右派。

一晃几年过去，我才得以到他家采访。他的工作室兼会客室里放满了印章、石材、书画和陶瓷艺术品等。他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前的桌子是黑褐色的，上面也堆满了东西，只有小半边可以工作。

我说明来意，说明和他曾经有过的相识，他却什麽也记不起来了。「你是为单位写，还是为自己写？你都写过什麽文章，哪儿发表了？」他率直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我毫无思想准备，显得有点尴尬。我没有介绍信，没有记者证，也没有什麽著名作品。是啊，为什麽要写他？为什麽要采访他？我应该把底统统交给他。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尴尬，还没等我开口，又解释说：「我上当受骗太多了，不得不注意一点。」接着就说了一个他受骗的例子：曾经有个人找他采访，说是记者，但没有记者证。

「采访」中看了他的几件艺术品，说拿回去拍照制版，随文章发表。结果，艺术品没有还回来，也没有看到文章发表。「我们做人太老实了，总是上当。」他苦笑着说。我赶快向他交底，说明自己要写什麽，为什麽要写。我告诉他：「我从有关报道上看了一些对您的介绍，就是弄不清你怎麽会被打成右派的。」刹那间，他消除了对我的疑虑，说起了他的一段经历。

我一九四四年加入地下党后，被派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做收发文件的工作，藉以给我们党传递信息。不久，我的单线联系突然中断了，后来说是我的直接领导人许××在张家口牺牲了。从此，我与党失去了联系。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我由於这段历史找不到证人，成了「特嫌」，成了个搞不清楚的问题。

我从小就瘸了腿，父母就让我在家里，后来又学了篆刻。肃反时我是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搞展览设计。一九五六年，我们要到苏联举办一个展览会，然后到莱比锡参加国际博览会。其中的农业展览是我负责设计的，但没有让我随团出国指导设计方案的实施。我找到领导张××，他竟说：「中国四万万人，不缺你这个瘸子！」

为什麽不让我出国，还这样侮辱我？想来想去，还不是因为「特嫌」？我想不通，憋了一肚子气。

一九五七年整风时，领导号召给党提意见，特别是动员我说话，一再强调「言者无罪」。我信以为真，就把出国的事提了出来。我说：「设计师是应该随展览团出国的，你们为什麽不让我去？」「我明明是共产党员被派到敌人内部工作的，怎麽就成了『特嫌』？」就因为这两句话，把我打成了右派。

当时，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都要到黑龙江去劳动，张××对我说：「人家黑龙江要你这个瘸子干什麽？你会篆刻、书法，可以当个民间艺人。你自己写个辞职书吧。」

我交上了辞职书，他要我到人事科去开个证明。证明信上写的是：「右派分子，自动离职。」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就拿上证明信出去找工作，结果到处碰壁。人家说：「你是右派，自动脱离革命队伍，谁能用你这种人？」

这时我才明白，上了张××的大当。他不是个正派人，后来因奸污他自己的两个女儿被送进了监狱。

我没有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典卖东西，什麽都卖，卖得身上都没有棉衣穿了，一幅明朝的名画也只卖了十五元。妻子也离我而去。

当时的派出所副所长十分同情我，让我到街道陶瓷厂工作，为陶器绘画。画着画着，我就把自己委屈、郁闷而又无处倾诉的心情流露在作品中了。例如我画的鱼没有嘴，我画的鸟则紧闭着嘴。幸亏后来新上任的厂长把烧陶器这个项目给砍掉了，要不，很可能又要被抓住辫子挨一顿整。

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后，我的「特嫌」问题还一直在那里，一九八八年才有个老同学告诉我，当年派我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单线联系人许××还活着，只是改了名字。我大喜过望，很快和许××联系上了。他得知我的情况后，马上要来看望我。见面后，两人抱头痛哭，他立即给中组部写信，证明了我当年的地下党身份和革命历史。

不久，中组部来了一个人到我家，拖着官腔对我说：「你自己写份申请，可以恢复你的组织关系。」我看不惯他那副架子，心想：为麽还要我写申请？应该是你们给我平反，主动解决问题才对，但我也懒得跟他理论了。我被冤枉得太久、欺侮得太惨了，不想再入党……

说到这里，这位古稀老人十分痛苦，眼里含着泪水。

当时中国残疾人协会组织五十个会员赴香港参加一项活动，他是其中之一。两天后就要启程，有些准备工作要做，没有更多时间接受我的访谈了。於是，他拿出一些资料让我先看着，说：「有什麽问题等我从香港回来接着谈。」

他拄着拐，一直把我送到院子里还嘱咐我：「过去我们都遭了罪，以后都要想开些!」

不久，我到外地去采访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又忙了一段别的事情，总认为王十川老先生就在北京，随时都可以去找他。我错了！当我看完他的资料，感到还有些问题得请他详谈，准备再次采访他时，他已经故去了。

这位老人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他率直、真诚，真是与你肝胆相照。当年，正是这样的人，最容易被打成右派。

对他的采访，在时间的流逝中，不经意地失去了机会，没有完成任务，太遗憾了！这更让我意识到，对右派的采访是在抢救资料，抢救历史，时间对我是紧迫的。

经受不起任何刺激了

我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写刘雪庵。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唱他的歌曲。那时日本鬼子打来了，学校要停办，学生要逃难，上不成学了。我们小小年纪，就多少体会到了一些民族危亡的苦难，於是跟着大人们唱起了那些流传各地的抗日救亡歌曲。后来我从刊有《流亡三部曲》、《长城谣》等歌曲的歌本上知道刘雪庵的名字后，这个名字就和我的童年联系在一起，就和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在我写《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这篇文章时，刘雪庵先生已经去世16年了。我手头只有一份1980年的剪报，是沙青的《访着名作曲家刘雪庵》。几年前，还看过刘学苏(刘雪庵的儿子)写的一篇回忆他父亲的文章，却怎麽也找不到了。

於是，我一心要找到刘学苏。但他在哪＿堙H是哪个单位的？谁认识他？我都不得而知。我请几位音乐界的亲友帮助打听，不久，好友王健不知从何处得到线索，说刘学苏曾经在团结湖的一个地方住过，不知现在是否还在那＿堙C她不认识他，有关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我按照她提供的地址给刘学苏写了封信，但两年过去了，没有消息。或许他搬家了，或许他根本不在北京，或许他太忙了，或许他不便跟一个陌生人联系……我怎麽才能找到他？到哪里找他呢？

有天我又望着那个地址发呆，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到当地派出所去一趟，请他们给查查户籍档案呢？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团结湖派出所。他们查阅户籍档案后，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刘学苏的户口还在。

「太感谢了。可现在有很多人往往不在户口所在地，刘学苏肯定还在这儿住吗？」

「那就说不好了。」

我想起了居委会。出了派出所，就直奔居委会去了。

「请问有个叫刘学苏的，在这儿住吗？」

「有，他在。」

「我有急事找他，请问有他家的电话号码吗？」

一位面容和善的姑娘将号码给了我，没想到一切竟然如此顺利！我看看表，时间已近中午，事先又没有打招呼，不便再去刘家了。我揣着电话号码回了家。

第二天，我拨通了刘学苏的电话，告诉他，我是两年前给他写信的人，是要写他父亲的人。他记起来了，相约了见面的时间。

那天上午，我准时到达他家。他妻子抱歉地对我说，刘学苏突然被人叫走了，是为了出版他父亲作品的事。说他走时没来得及跟我联系，他会再和我相约的。出版刘雪庵的作品，这当然是大事，我虽然白跑了一趟，可打心眼里高兴。

几天后，我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最近实在太忙了，要筹款出版父亲作品的选集。我在电话＿妫y微问了几句他们一家人的情况，他说：「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我只有十岁……」

啊，反右时他只有十岁，这一情况提醒我，当年的事情不是他能谈清楚的，我在采访他之前需要搜集大量资料。

「为你父亲出书是大事，你先忙你的吧。反右时你的确还小，但不管你了解多少情况，我总是要和你谈谈的。我先搜集资料，做点前期的准备工作。」他当即在电话＿?饥?擢豸F几篇资料。

搜集资料从哪里下手？我请教了研究当代音乐史的学者梁茂春先生，他为我提供了有关的书目和线索。接着，我就到各大图书馆去翻阅当年报刊，复印了一批资料；然后，又走访了一些音乐界的朋友们……

我走进了词作家王健的家。我知道，她收藏有各个时期、各个种类的歌本及有关书籍。平时遇到歌曲方面的问题，我总是向她求助。

这次我一进门，她就知道我的来意了。於是二话没说，进屋拿出一摞书来，有《中国音乐词典》、《中国电影音乐寻踪》、《周璇歌曲》、《抗日战争歌曲选》等等。我迫不及待地翻阅着，觉得材料太丰富了，简直是一座宝库。

「这些书哪一本能让我带回家？我得用一阵子呢。」

「你可以全拿走，我的书就是你的书。」

好爽快啊，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对於王健来说，读书和创作几乎是她生活的全部。她满屋子都是书，每年都要逛几趟书市，每次都要用她那瘦削的肩膀，大包小包地背几包书回来。她的书不可能都是我的，她只是要全力支持我把刘雪庵这位她也十分敬爱和关注的作曲家真真切切地写出来。

在一个又一个热心人的帮助下，我终於有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对於刘雪庵的身世，他在抗战中的活动，他被打成右派的前因后果，以及《何日君再来》这首争议最多的歌曲的诞生等等，我心中都基本有了头绪。於是，我开始写作初稿。但是，仍有许多问题是必须等着刘学苏来回答的。

大约过了两个来月，《刘雪庵作品选集》出版了。刘学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并约我到他家相见。我这还是第一次见他，个子很高，身体看来却不太好，不过五十来岁，却已是满头白发了。看着他的样子，联想起他父亲的遭遇，使我心酸。

我们没有陌生感，亲切地谈了起来。他跟我谈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回答我所提出的一个个问题。以后，我边补充修改稿子，边向他采访；如果他想起什麽情况来，也随时告诉我。

稿子完成后，他又帮着补充修改了一遍。《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一文，就是这样完成的。

直到完稿之后，我才向他提出了早就想问他的问题：「那年我给你写信，为什麽不给我回信呢？」

「当时不愿与外人联系。父亲的事过去很久了，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他说得多麽实在！他从小跟着父亲经受了太多的风浪，他们再也经受不起任何刺激了。心有馀悸，这是许多右派和他们的家属都有的心态。

陌生的名字

「音乐界还有哪些右派？给我说说。」有一天我问王健。「张权、黄翔鹏……」张权，女高音歌唱家，我早听说过，可她已经去世了。黄翔鹏这个名字，完全是陌生的。

事情竟是那麽凑巧，有天看中央电视?《东方之子》，屏幕上，记者刘爽正在采访黄翔鹏。那是在一间病房里，黄翔鹏的鼻子里插着管子，靠呼吸机支持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瘦骨嶙峋，气喘吁吁，艰难地说着每一句话。谈到他的生命，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他的话充满真诚又富有哲理，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他唱的《浪淘沙》，那浑厚、深情的歌声，使我热泪滚滚。

从此，黄翔鹏这个名字不再陌生，他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一个饱含激情，献身音乐事业的人!第二天，我就跟王健通电话，告诉她我要采访黄翔鹏，要写黄翔鹏。

「我认识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研究的是乐律学，特别深奥的东西。他待人也非常诚恳。我赞成你去采访他，还能帮你联系。」

我热切地等待着黄先生的康复。期间，忙了一些别的事情。没有想到，我没等来他的康复，却传来了他病逝的噩耗。

真是时不我待，太遗憾了！我要采访的当事人年事均已高，又因经过几十年的磨难，身体大都不好，说不定什麽时候就走了……。但我写黄翔鹏的决心没变，他走了，我就去采访他的妻子儿女吧。

於是我又打电话给王健，问她，黄翔鹏的妻子在哪里。他的妻子叫周沉，我认识，知道她住在哪里，我可以带你去。」「太好了!」我喜出望外。过了几天，王健先给了我一本《人民音乐》杂志，上面刊登了几篇纪念黄翔鹏的文章。这是我得到的有关黄先生的首批资料。

然后，一九九八年一月，王健领着我走进了黄翔鹏的家，见到了他的老伴周沉大姐。她是一个极为爽朗的人，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她告诉我，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是她，黄翔鹏是受她株连被开除了党籍。

以后，我数次采访周大姐，她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一个又一个问题，还给了我一大包有关黄翔鹏逝世一周年纪念会的资料。但是，周沉打成右派下放天津劳动后，他们夫妻有二十多年不在一起生活。这二十多年黄翔鹏在北京的情况，特别是一些细节，对她来说也是空白。

於是，她又尽力为我提供线索，陆续帮我找到了许多知情人，例如：黄翔鹏的老师吕骥、学生崔宪、张振涛；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同事方仟、方堃、陈自鸣；和他一起下干校劳动的黄叶绿、范慧勤；还有他的女儿黄天来……有了她的帮助，我的采访可说是一路绿灯。

这些采访对象，许多都已年迈，甚至已是耄耋老人，但都十分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努力地回忆当年发生的事情，回忆和黄翔鹏共处的日子。看得出，他们都很爱黄翔鹏，尊崇他的才华和对事业的执着，敬重他的人品。对他所受到的不公与磨难，对他的早逝，人人都叹息不已。

周沉还送给我黄翔鹏的四本专着：《传统是一条河流》、《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溯流探源》和《乐问》。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天书」。我除了平常唱唱歌，对音乐一窍不通，何况是深奥古老的乐律学？但我还是静坐下来，一篇篇一本本地读了，从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我所能领悟到的点点滴滴。

《音乐学家黄翔鹏》的初稿写出后，自己没有把握，因为其中涉及黄先生的学术研究，我这个门外汉不知会闹出什麽笑话来。於是，我向黄先生的学生崔宪求助。他热情、细致地审阅了全文，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我一遍一遍地修改加工，直到他说「没问题了」，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他们不是完人，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八十年代初，一些右派分子的悲惨经历开始见诸报刊、书籍，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牵拽着我的心，我留心保存这些材料，那怕只是豆腐块的小文，总感到以后要做点什麽。

后来我萌生了写右派的想法，开始了对右派的寻访。那时，我还在上班，没有多少时间做这件事。

直到一九九二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才拥有了完全属於自己的时间。由於身体和其它原固，采写右派的工作做做停停，以至於这本书到现在才完稿，终於了却一桩心愿，卸下一付担子。没有人给我任务，担子是自己挑上肩的。有人说，你辛苦劳累了大半辈子，身体也不太好，退休下来了，就该好好休息，轻轻松松地过日子。可我，轻松不起来，休息不下来。我心里存着这代人中众多知识分子的苦难经历，特别是那些右派。

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同学同事，许多都曾被划为右派。他们大都出生於二三十年代，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死存亡的劫难，饱尝了旧社会专制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痛苦。他们抛弃学业，抛弃家庭，投身革命，献身「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他们大多单纯、上进，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真诚地奉献着自己。

但是，他们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倒下了，成了右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接着又在「文革」中备受熬煎。二十多年来，他们像奴隶一般，灰头土脸地度过每一天。有的年纪很轻就在非人的折磨中死去了，许多人虽然熬到最后「改正」了，但心灵的伤口难以愈合。

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不是完人，不是没有缺点或错误。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是能思考有感情的人，是有尊严的人！蒙冤受屈几十年，他们痛苦，他们的心灵有创伤。有些痛苦是难以忘却的，有些创伤是难以抚平的。他们以自己的血泪经历和悲惨命运启示人们思考：问题出在哪里？前面的路该怎麽走，历史将怎样延伸……

经历过冤屈劫难，经历过生离死别，经历过那些非人的日子,他们更懂得「尊重人权」这四个字的分量。

有位右派朋友告诉我，他原来在某编译社工作，那里有一大批外语人才。反右运动中，全社一百二十人划了四十个右派，其中有八人被逮捕入狱，十二人被劳动教养。到一九七九年「改正」时，他们大部分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位朋友就是四十个右派中的一员，被监督劳动。他原是翻译组长，整风时参加领导布置鸣放任务的会议，回来作了传达。后来这就成了他的一条罪状：煽风点火。随后，大字报又公布了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共产党地下党员领导的国民党某兵工厂任福利处长，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时被误认为军统特务枪毙了，一九八六年平反)，说他与父亲划不清界限。还说他上过美国大学(燕京大学)。

他说：「从一九四五年起，我就秘密看共产党的书报，还在老师带领下为共产党卖刊物。国民党腐败，社会贫富不均，我早就心向共产党。解放前，国民党要父亲去台湾，父亲不走，带着一家人留了下来，一心要为新中国工作。结果怎麽样？……」

我自己的丈夫也栽倒在反右运动中。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参与组织了抗日游击队，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两次被捕入狱。一九五七年整风中，他说「肃反」扩大化了，领导缺乏民主作风，用人只讲出身，反右时被内定为「中右」，开除党籍，下放郊区工作。在「文革」中又被当作「右派」、「反革命」惨遭批斗，有病不能治，最后含冤死去，骨灰也被

「统一处理」了。他过早地离开了我和孩子们，使我们经受了难以名状的痛苦。

正是有了这种痛彻心肺的经历，右派朋友们的遭遇如同我的遭遇，右派朋友们的感受也如同我的感受，我要把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真实地记录下来。作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这件事情。他们的年岁都大了，不赶紧记录，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消失殆尽。

我要寻访他们，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请他们敞开心扉，把自己的苦难，把忧郁积在心里，向世人诉说，让人们知道他们是怎麽走过来的，让这一切不至被历史淹没。他们所诉说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痛苦经历，更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或者说，他们永远难忘，更希望人们永远不忘的，是我们民族的这一历史的伤口，带着多少血泪的伤口啊！

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好年华，都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消耗掉了。等到一纸「平反」或「纠正」的文书下来，都已经两鬓斑白，心身交瘁。但只要没有完全垮掉，大家都还在拼老命，抢时间，尽力为社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我们常被人喻为「牺牲的一代」，「愚忠的一代」，其实我们也是「思考的一代」。在反右中或反右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我们都有自己的思考，头脑越来越清醒了。

解放初期，我有一位领导，是工农干部。我一直认为他很「原则」，不好接近。数十年后，我去看望他，没跟他提反右派的事，没想到他倒先说了。

当时我是市里＿???″狱??H，我们部没有划一个右派。市里开各部部长会议，让汇报划了几个右派时，我没有说话。领导问我情况，并指名道姓地说我们部的王××有问题。我说她只是给我提了点鸡毛蒜皮的意见，够不上右派。会后，领导跟我说，反右可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含糊！但是，我坚持我的看法，王××不够就是不够。为了保护她，我把她调到一所中学去了。后来部里一位民主人士张××，跟人谈了点苏联的事，又被点名

为右派，让我组织批判。我说民主党派都散了，怎麽批？就没有组织批判。我对张说：「以后你看了报纸往肚子里吞，不要讲话。」后来，我把张也调走了。

这位老干部出身好，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没有一点问题，上面当时奈何他不得。但后来对他的使用受了影响，到哪儿都是副职，而且进入不了党委。朋友告诉我，在落实右派改正政策中，他做了大量工作。做了许多好事。

我的朋友莫云，反右时是某市委讲师团的理论教员。他们团里二十个教员，都是从大学调来的马列课的老师，结果打了五个右派，「罪行」大都是平时进行理论探讨时提出了某些自己的见解，或号召鸣放时给领导提了几条意见。还有几个被认为是同情右派，「思想右倾」的，她是其中之一。

莫云热爱党，也热爱理论工作，本想成为一个理论家。可这一切改变了她，促使她思考了一些问题。她说：「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思想活跃，有独立见解的。人家针对我们的弊病提意见，又说得有道理，凭什麽说是反党？说共产党有三件宝：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统一战线，可现在，只能领导批评下级，下级能批评他们吗？一来运动，他们就要打掉批评他们的人，甚至把他们打成敌人。而这些年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还有指标，这麽搞下去，该会把多少好人打成敌人？真是太可怕了……」

下面是另一位朋友石媛的一席话：

我出身城市贫民，没有太多文化。我是党员，一切都听党的。可是，从反右开始，我对政治运动有了看法，常和我丈夫发生矛盾。他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来政治运动就害怕，就紧张，於是拼命表现自己，以表明对党的忠心。我说，明明是我们动员人家提意见。为什麽又要整人家？他不同意，说他们是反党。他们单位有个右派死了，我说这人挺可怜的，他说，谁让他反党。我曾劝他说：「出身地主就是地主，不要背什麽包袱作什麽假，更不能去做缺德事，昧着良心说话……」可他改不了，还是一有风吹草动，神经就高度紧张，结果心脏病发作，早早死了。

唐××是一位老革命，整风反右时在国务院某局工作。他当时是党总支委员，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组织鸣放会议。平时群众对局里一把手意见很大，鸣放会上提了不少意见。到了反右时，他成了有问题的人。他按上面布置组织人们座谈鸣放，成了「充当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他说人们提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成了「为右派辩护」，他不赞成把有的人划为右派，则成了「反对反右派运动，起了右派所不能起的作用」。让他检查，他检查不下去，就说他态度恶劣，给他戴上了右派帽子，降职、降待遇、降薪。他们把结论拿给他看，他说「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历史将证明错的是你们！」他这个铮铮汉子，就这样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劳动去了……

他说：「我这个人就说实话，因而受尽磨难，但我不后悔，我一生没整过人，没冤枉过人，后来为140多人的问题平了反，我的心是坦然的。」

「说打了五十五万右派，也许还不止这个数，百分之九十九都平反了，剩下百分之一，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一，怎麽还说是『必要的』？」

「当时为右派平反的阻力很大，主要因为很多领导人都对这麽多人被打成右派负有责任。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就曾不同意为右派平反。统战部打了那麽多右派难道跟他没关系？」

「为什麽右派工资不补发？其实绝对钱数并不多。并不是因为财政困难……」

我和唐××是第一次见面，也是仅有的一次。那天他卧病在床，不能下地，无法接受我的更多采访，就说了这一番肺腑之言。他最后对我说：「你要做的这件事很难，当代人写当代史都不容易成功。但留下资料是很重要的，一二百年以后或许有用。」

我就是要做点「留下资料」的工作，不管什麽时候有用。过去已经有一些人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有的还出了书。但采写着名人物较多，小人物很少，而我主要写小人物。我要尽可能多地留下一些右派小人物的真实资料，为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为了众多蒙冤受屈、历尽苦难的同胞们，也为着未来的公民们。

给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本书的完成，的确得到众多朋友的倾力相助。应该说，它是众多经历过右派灾难及具有社会良知的朋友们的共同作品。还是来说几件事吧。

朋友马千里，抗战期间在大学入党，从事地下工作。身份暴露后，被开除学籍，逮捕入狱。走出牢房后，他参加了东江游击队，是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干部。

反右运动中，他是某研究院的反右办公室主任。起初他对反击右派是坚决拥护的。他这个四十年代的老党员，绝对忠诚於党。但是，他又是一个正直的，善於思考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不愿伤害任何一个无辜者。

在讨论划右派的党委会上，有人要把一些向党正常提意见的人定为右派，他挺身而出，发表不同意见：「我们让人家帮助党整风，人家提意见可多可少，可左可右。我们说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现在打人家右派，对吗？」

他尽力保护了一些人没有扣上右派帽子，但他没有办法使所有的人，特别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不被划为右派，范××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该研究院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该院党委书记、一位在政治运动中历经劫难的老同志看中了能主持公道的马千里，委任他为「落办」主任。

马千里认为当时错划的右派，自己也是有责任的，现在是给了自己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因而痛快地接受了任务。

他重新审查了范××的材料，发现范当年根本没有向领导提什麽有分量的意见，更谈不上有什麽右派言论。把他划为右派，只是因为有关部门怀疑他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对於范××的这一历史疑案，马千里过去只是听说，没有机会看到有关材料，现在他把这些档案材料调了出来。经过仔细地研究复核，发现范

××的特务嫌疑是没有确实根据的，范本人从来一再否认。於是最终否定了范××的「特务」问题，为他彻底平了反。

当他这样做时，有人劝他说「让你改正右派你就改正，何必管那麽多？」他说：「事实证明我执行了错误政策，我要承认错误，不仅是检讨，还要用实际行动来改正。」

前几年，当我找马千里了解他们那里什么右派可采访时，他说了好几个，其中就有范××。他要我采访他，是要说明当年往往是根据人家历史上的某个疑点，甚至已经作了结论的历史问题，把人家划为右派。

那天，他把范××约来，跟我见面，让我就在他家的会客室里进行采访。他的老伴罗大姐为我们做午饭，让我专心工作。

范××原是国民党兵工署某兵工厂的一名技术员。一九四九年春随厂迁往台湾。他没有把妻儿带去，只想过去看看再说。在台湾呆了几个月，感觉不好，思家心切，就和几个想回大陆的同事一起，於一九四九年冬天，冒着生命危险从台湾偷渡回来。他出身穷困，是个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人，不料却冒出个「特嫌」问题，并因此被划为右派。从此他再也没有做什麽技术工作，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由於一个意外的原因，这篇采访他的文章没能最后完成，但他的经历以及在马千里家采访的一幕，一直令我难忘。

后来，我又在马千里家采访过别的人。那段时间他家的会客室成了我的工作室，他的家成了我的大后方。

邢素是我五十年代初在湖南工作时的老同事、老朋友，比我年纪稍长。他十六岁入党，在他还没有成年、政治上还不够成熟而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他有过失误，还脱过党。但他一直在追寻党，后来又在党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曾四次被捕，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力量。

经过「审干」、「肃反」，对他年少时期的失误有过明确结论，但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却将他的历史结论「升级」，工资待遇和职务不断下降，工作也一次次调换，最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可他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整风运动中，他认真地给党提意见，诸如外交要独立，不要一边倒(倒向苏联)，不同意特赦溥仪和康泽，说前者不仅是末代皇帝，还是满洲国皇帝，后者则是国民党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负责人；建议采取措施，解决物价上涨而工资太低的问题，认为政治运动过多，影响了学生学习；还有斯大林的功过问题，等等。

一九五八年春，对他「新账(整风中的言论)老账(历史上的错误)一起算」，划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对右派最重的处分。

「文革」中他再受磨难，被打得休克了一天，牙齿也打掉了，所有的藏书都被抄走了，至今没有归还给他。

五十年代中期我调来北京工作后，我们四十来年没见面了，我写信告诉他我要做的事，提出到他那里作采访。他回信表示全力支持，说他认识的右派不少，为了工作方便，执意让我住在他的家里。

他家虽然有三居室，可夫妻俩、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挤得满满的。老两口让孙子挤到他们床上，硬是腾出一张单人床来给我。

当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一身瘦骨，满脸沧桑，满头银发，还在努力地编写书稿。他的老伴还在上班，家里一日三餐主要由他操持。看他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做这做那，觉得他太不容易了。

「老邢，你太辛苦了。」

「几十年来，妻子儿女都受了我的连累，我亏欠家人的太多了，於心不安哪。多为他们做些事，心里好受些。」

他的儿子在那个年代确实受了许多苦，没读多少书。他平反后，就把上小学的孙子和上中学的孙女都接到家里负担他们的生活学习费用，一心把他们培养成大学生。他和老伴精打细算，每月从仅有的收入中存下钱来，为他们上大学做准备。

我在他家住的那段日子，他基本停止了自己编写书稿的工作，不仅每天帮我联系，安排采访，而且几乎每次采访他都要陪我去，或者把采访对象约到他家里来。

总之，他把我的工作完全当成了他自己的工作。我在他家住了两个星期，他和我一起紧张工作了两个星期，顺利地采访了十个右派。

写到这里想起了另外一位朋友董琦。她不是右派，家里没有右派，但她很支持我采写右派，并为我介绍了一些采访对象，王铁英就是其中的一个。王是她的大学同学，当年一起搞地下党的。

王的住处很远而且偏僻，要倒好几趟车，再拐好几个小胡同才能到。董琦深知我走路不辨东西南北的毛病，因而数次到王家采访，几乎都是她领着我去的。

当时她已年近七旬，老伴的身体还不太好，有许多家务事缠身。每跟我走一趟，对她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上午谈了，下午接着谈，她都陪着，午休也牺牲了。

记得那是一个寒冬。我们每次从王铁英家出来，互相搀扶着，穿行在胡同里滑溜的冰雪地上，虽然天寒地冻，有朋友相伴，我的心却是热乎乎的。

这样的事情讲不完。可以说，本书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有朋友们帮助我的动人故事。

谢谢，我的朋友们！

本书收录的十三篇文章，只不过是我先后采访的近七十个右派中不到五分之一的人的经历。大部分文稿之所以没能最后完成，有的是由於在采访过程中，当事人突然逝去；有的是由於其家属心有馀悸，怕谈以往；有的因当事人远在外地，补充采访困难；更多的是由於自己写作的速度比较慢，难以把所有采访到的人都写下来，只能把他们所说的一切留存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很抱歉，愧对那些真诚向我诉说的右派朋友们。

《历史伤口》终於能够出版，能够与读者、特别是与我采访过的当事人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见面，同样得力於我的朋友们。感谢我的朋友康林、张永惠、李尚英和程廼欣，他们均已离休退休，有的还视力不好，却都欣然为我校改文稿，帮我弥补了不少错漏。康林的夫人苑教授甚至说：「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又一位右派朋友郑海天，他不仅以自己的切肤之痛，为本书写了发人深思的序言；而且以一个老编辑的功力，逐字逐句地最后审校了全部书稿，还帮助联系、办理了出版事宜。

让我再说一句：谢谢，我的朋友们！

(《历史伤口》，李泥著，明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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