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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沉重的浪漫——我的红卫兵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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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17 10:3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沉重的浪漫
* w  C: \- Q  f* E( U——我的紅衛兵時代0 K# s' o$ p6 [  p/ d7 H9 S*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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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那年(
1966年)夏,我在南寧民生路小學畢業,進入南寧四中,當時還不滿13歲。從那時直到1969年下鄉插隊,我的三年“初中”生涯都在“革命”以至內戰的混亂中度過,沒上過一天正式的課,甚至於除小學同學、同組織的戰友以及後來一起插隊的同伴外,其他的“同班同學”我當時就認不得幾個。不過三年下來,作為跟在高年級後邊“造反”的年紀最小的一屆紅衛兵成員,我無論在認識社會與人生方面,還是在編印小報、寫論戰文章等活動中所受的“文化訓練”方面,都“收穫”不小。套用當時官方的話說,也算經歷了“革命鍛煉”吧。與這三年中驚心動魄、血火交融的許多事情相比,我的經歷是平淡無奇的,但它將永遠影響我的一生。, b, T% Y# P& h' q& S%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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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Z# p: ~0 C. H4 s: c0 F1 \我是懷著尋找“革命”的熱望踏進中學的,這一點許多小夥伴也許曾覺得奇怪。因為眼疾之故,我從小內向、喜靜,但我並不冷漠。我父母作為老民盟曾積極投身于建國前的反蔣學撸@對我或許有潛在的影響;生活在學歷史的知識份子家庭中,使我對“文革”前夕被批判的《海瑞罷官》和“三家村”作品中涉及的許多歷史典故似曾相識,為此在小學末期曾常有小夥伴向我“請教”,使我在得意之餘更對“革命”來了興趣;最後,小學臨畢業時已興起了學生給老師貼大字報之風,我也參與了,並從中感到“革命”蠻好玩的。於是一進中學,就急著要投奔“革命”。
) V7 V$ w/ C5 Y5 L5 |除此以外,我那時已經有了“信仰”,尤其是十歲那年熾熱化的反修“公開論戰”給我以強烈的感染。我至今記得全家坐在收音機前聽《九評》的情景,當時我雖然似懂非懂,但播音員那義正辭嚴的語調使我感到了“真理”的力量,並為之激動不已。很長一個時期,我能對“九評”及以前的公開論戰文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中的篇目倒背如流,對某些段落記憶猶新,如“朋友們,同志們,好樣的站出來,互登對方批評自己的文章。我們就是這樣做的,你們敢這樣做嗎?好樣的,就敢;心虛理虧,色厲內荏,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那你們就不敢。我們斷定你們是不敢的,是不是這樣呢?請回答吧!”每念及此,一股要與人辯論以捍衛真理的欲望便油然而生。1 b7 v* j0 O0 W3 d& ]
我那時對這些論戰文章談不上有什麼深刻瞭解,但“九評”中關於“特權階層”的說法我是聽得懂的,我想全國許多人也是如此。當“文革”開始時,包括我在內的人們立即把“特權階層”與“走資派”的概念等而為一,而“九評”中列舉的蘇聯“特權階層”種種欺民惡行也立即被人拿來對照現實。今天看來,“九評”所列舉的那些惡行不僅確有其事,而且比那更嚴重得多的惡行在蘇聯也有的是(否則安能有今日之“劇變”?)。然而所謂“特權階層”究竟與“走資本主義道路”有何關係?“特權階層”者,權貴也。權貴欺民,古已有之,何待乎“資本主義”?而欺民之權貴所忌所懼者,不正是那時的人們所急於“撕掉”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嗎?“撕掉”了這一中國本來就未必有過的“遮羞布”,又繼之以“限制”公平競爭的市民權利,再把本來就對權貴未必有多少約束力的儒家仁愛之說也給“徹底決裂”掉,唯有“法、術、勢”獨尊於神州,權貴不就可以暢其所欲、肆無忌憚了嗎?, ^6 E  K$ U- N, U2 e; V' S5 F
然而今天看來如此滐@的道理,那時的人們卻似乎一無所知,更不用說我們這些半大孩子了。今天想來這恐怕也不光是個“奉旨造反”的問題,甚至不光是個特定意識形態的問題。君不見就連華僑出身大仁大智的孫中山先生也曾經認為中國之弊在於“自由太多”了嗎?今天有論者把“文革”中之造反(而不是“保皇”)比之於東歐的“持不同政見邉印薄?赡芫蜆O個別的人而言這一比較有些道理(但我在造反派隊伍中未遇到這樣的人),然而就整個“邉印倍裕@個比較未免不倫不類。這倒不是因為“文革”中的造反本就打著反修防變的旗號,而東歐的異見分子卻是“修”、“變”的產物,也不全因為“奉旨造反”(與當年的義和團一樣,“文革”中的造反並不全是“奉旨”行事,“抗旨”之舉也是有的,我所在的廣西“四·二二”就有不少這類行為)。而是因為……打個比方說吧,一則俄國寓言曰:有一富人從不知“餓”的滋味,光聽說“餓”是肚子裏不舒服的一種感覺。一日他飽食腹脹,頗感不適,遂悟曰:“餓矣”,於是又複進食以療“饑”,結果愈食愈脹,愈脹愈以為“餓”,於是愈食,終於活活脹死。
, d/ Y+ E# C$ V5 O5 j* Y- o“文革”時期那種把“特權階層”當作“走資”之過來反的造反邉樱还苁欠癯鲮丁胺钪肌保欢加兴旗渡鲜鲈⒀灾兄魅斯乃鶠閱幔
0 D- U2 t  S; w% y* |* X, D這是今天的看法了,當時我自然不會這麼想。然而我進校不久便遇上了“不准革命”的苦惱。當19668月末紅衛兵在南寧興起之時,四中基本上是以革幹子弟為主體的“南寧市紅衛兵聯合司令部”(俗稱“盾牌兵”,以其徽記為一有五角星的盾牌故也)的一統天下。當時這一組織奉行“成分”至上原則,只有“紅五類子弟”才可加入,不紅不黑的只能經過成分高貴者挑選後吸收進附庸組織“紅週邊”,而“黑五類子弟”則是“狗崽子”,求為“週邊”而不可得。我父母今日雖因40年代反蔣而被列為“離休”幹部,但那時民盟反蔣不被認為是“革命”,盟員身份反招來了麻煩,更兼身涉“教育黑線”,只待“下放”了。我因此不但不得列入“革幹”出身,險些連忝居不紅不黑也玄乎(其實就是那些出身“不紅不黑”的,也沒有幾個不為戴著那低人一等的“紅週邊”袖章而感到有傷自尊的),就憑這一點,我當時對“盾牌兵”就沒有好感。這也是我後來一直傾向“造反派”而反感“保皇派”的原因之一。
, d0 t1 x: P+ t! Z1 O1 ]+ z  v- B- b當時我們這些“不准革命”的低年級新生被學校安排去接待住校的首都紅衛兵南下串聯隊隊員,這些北京來的“小將”中有個家住海澱區新街口外大街某大院,名叫“赤烽”的高中紅衛兵與我很談得來。作為北京派來專門“煽風點火”的使者,他對“盾牌兵”也頗為不滿,鼓勵我們參加造反。不久發生“九·九”事件,在自治區黨委門前靜坐絕食的造反派和支持他們的首都紅衛兵南下串聯隊與圍攻靜坐者的“保皇派”(“盾牌兵”、“赤衛隊”等)發生衝突,南寧街頭到處為此事進行辯論。我也帶著支持靜坐者的傾向前往湊熱鬧。不久靜坐者受到壓制,參與此事的南下串聯隊頭頭被“保皇派”通緝捉拿。而這個人恰是我父母單位一位元老幹部阿姨在京讀書的兒子,我是同情他的。
! t) E/ \/ e# i5 C0 ], s隨後數月之內形勢大變,“造反”之潮滾滾而來,“盾牌兵”逐漸失勢,南寧市數不清的紅衛兵組織在四中招兵買馬,校園內一時山頭林立。但是影響最大、進校發展最早的一些組織儘管是“造反派”,也未能脫“成分論”之俗,總是優先拉成分好的入夥,而且在年齡上又是盡可能找高年級學生,對我們這些只能當啦啦隊的初一“小朋友”不大在意。而一些後起的、影響較小的二三流組織即俗稱“雜牌軍”紅衛兵因進入學校較晚,成分好的、高年級的學生大都已各有其主,於是才不得不注意發展我們這些“小朋友”。這樣約在11月間我便成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主義兵”)四中分部的成員,如願以償地戴起了紅袖章。
; v6 @0 D7 z( }: N# Z+ d“主義兵”是由位於南寧老市區(貧民區)的七中的一批高中生搞起來的,進入我們這個位於機關區的四中比較晚,它在當時屬二流組織,不像一些“大戶”那樣有獨門獨院的“總部”。“主義兵”的總部與其他一批“雜牌軍”一起設在南寧市中心一座專門撥出的“朝陽三號樓”(“文革”期間一直叫“紅衛兵大樓”)內。而我們四中“分部”就只有我們一起進入四中的幾個小學同學(中學的同學那時尚不知姓甚名誰),倒也沒有“官兵”之分。雖屬“雜牌軍”,畢竟也是一個山頭,校方照例撥給我們“辦公”用房、油印機及紙張油墨等物,還有少量經費。我們這幾個孩子還是第一次主了事,那“革命熱情”就不知有多高了。那些日子我們日夜都泡在“分部”裏,雖然家離學校不遠,幾天不歸都是常事。成天價衣服上弄的是漿糊、墨汁或油墨。上街時不進商店,只往大字報棚跟前湊。, z( _/ z: m* z2 ]4 m$ F% b$ M
那時總部的活動不多,“勤務員”們(頭頭,即今所謂常委,當時都聲稱是“人民的勤務員”,故名。)主要關注“主義兵”勢力較大、高年級成員較多的學校,對我們這個“小朋友”組成的分部不甚在意。然而我們卻不甘寂寞,當時不管市里邉又谐隽耸颤N“事件”,形勢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都要根據自己的“獨立思考”,未經總部的指示就發表意見,寫成文章以大字報或傳單、小報的形式公諸於世。到後來居然出了一份“主義兵四中分部”的“機關報”——“伏虎戰報”,每期印上數百份,沿街張貼,或夾在校際交換資料中散發各校。一次總部看到這份“戰報”上對好幾件事情都赫然發表了不同於總部的觀點,大為震驚,立即召開了勤務員與各分部的聯席會議。頭頭們一方面稱讚了我們的積極性,認為在總部尚沒有報紙的情況下,幾個初一的新生組成的分部便弄起了一個“伏虎戰報編輯部”,擴大了本組織的影響,並號召各分部向四中分部學習。另一方面也批評我們自行其是,不與總部商量便亂發表意見。我雖然在會上作了檢討,心裏卻甚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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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Y/ H% j, s  b7 T4 B, D& I5 \* T
這樣的“革命”生活到19672月“奪權”之後便結束了。1966年冬蜂起的群眾組織,到“奪權”時便進入了“大聯合”階段。當時“盾牌兵”之類的“老保”已經崩潰,“造反派”的大批組織聯合成立了“廣西革命造反大軍”。然而“造反大軍”奪權之後立即發生內訌,“廣西紅衛兵”、“南寧八·三一”等聯合“工總”內部的反對派在解放軍廣西軍區支持下砸爛了“工總”,並引起了其他一批造反派組織的強烈反對。與此同時,以原各“老保”組織成員為基礎成立了被稱為“新保”的聯合組織“無聯”。“造反大軍”與“無聯”形成了初步的對峙。接著由於軍隊介入、領導幹部各受一派支持而“站出來”造反,局勢更加複雜。“大聯合”很快變成了“大分化、大動盪、大改組”,並最後形成了旗幟鮮明的兩大對立陣營。這期間,“造反派”內部在工總問題上的分歧得到彌合,而他們與廣西軍區的關係卻急劇惡化;被稱為“保皇”的“無聯”由於得不到軍區的支持,不久便被衝垮,但其中的主要力量很快又在與“造反派”關係惡化的軍區的支持下重新聯合起來。到了1967年四五月間,以《廣西日報》社事件為契機、“廣西四·二二”(基本上以原“造反大軍”的力量為主)與“廣西聯指”(以原“無聯”的主要力量加上在軍區支持下由“造反大軍”中分離出去的部分力量聯合組成)這兩大派對立的局面最終形成。
# U1 D1 [7 h8 X$ D' J8 b這時“雜牌軍”大多已不復存在。一是因為“奪權”以後的掌權者已不像那見人矮三分的原校領導那樣是個山頭就認,他們以反對“經濟主義”為由,對不附己者不給房子和物資經費;二是在各主要組織分別參與發起組建兩派陣營之後,被拋在一邊的“雜牌軍”迅速分化,由於不是成“建制”地發起加盟,他們中甲親此派,乙親彼派,意見難於一致,很快趨於瓦解。南寧四中的無數個組織到4月間便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廣西兩大派在四中的基層組織:“廣西聯指”的四中“三·七”戰鬥團與“廣西四·二二”的“四中革聯”。對“特權階層”抱有反感,又沒有高貴血統的我,便成了四中革聯的一般成員。
( \; e) h/ x& p# J這個時期我的“革命”生活起了很大變化。我不再能與幾個“小朋友”一起以小山頭的名義自主地說話了,四中革聯這個大組織自然是高年級學生說了算的。何況作為廣西“四·二二”的基層組織,他們本身也要受總部領導——隨著武鬥的不斷升級,兩派總部與基層組織的關係都逐漸科層化、制度化乃至軍事化了,再不像“主義兵”那樣任憑“四中分部”發出與總部不同的聲音。
8 s% [" v. U( O但我的“革命熱情”卻並未減少,因為這時雖已沒有了自立山頭辦“報”的樂趣,卻多了另一份刺激:隨著“派戰”的日益升級,“革命”一天天地顯得悲壯起來。如果說我對“主義兵”的熱情主要出於好玩的話,那末我對四中革聯的熱情則更多地有了“正義衝動”的成分。南寧四中位於“聯指”力量占絕對優勢的行政機關區,四中本身又是軍區在南寧搞的兩個中學軍訓點之一,正規軍人組成的軍訓團進駐我校掌握權力,實際上是對四中實行了軍管。而軍訓團是完全支持我們的對立派四中“三七”的。因此如果說在南寧全市“四·二二”居於劣勢的話,那麼在四中,“革聯”就處於更嚴重的壓力之下。武鬥一起,我們就無法在校園容身,不得不走向社會,到“四·二二”控制下的所謂“解放區”參加各種活動。因此,如果說在“主義兵”時代我們日夜在校園裏“革命”的話,那麼到了這時,我們就更多地接觸了社會,許多意想不到的感觸滾滾而來。
0 f# s7 z' W5 V$ Q: e- U" Y( R我最大的感觸是市民“造反”與我們這些學生的“造反”截然不同。當時,長期在野、一直承受很大壓力的“四·二二”一派在南寧控制的地方,除廣西大學等高校與因歷史原因(由於緊挨《廣西日報》社而在“4·22”報社事件中成為“火線指揮部”)而成為“四·二二”總部所在地的孤立據點區展覽館以外,連片的“解放區”基本上是南寧市下層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區,如解放路、新華街、上國街、西關路等處。這裏房屋老舊,好的是古老的“騎樓”,差的則為磚木結構陋房乃至棚戶區,其居民原來多從事傳統行業,三教九流,歷來被上層社會視為“情況複雜”之地。“造反”的意識形態色彩在這裏明顯淡化。在我們校園裏,指斥“走資派”及本派對立面一般都是列舉其離經叛道的“三反”言行,並以本本上的敍述為依據而力證其非,只要“證明”了他是“異端”,就可以對他“造反有理”了。然而在上述“解放區”裏,居民對意識形態並不感興趣,滿街的大字報多是指斥“權貴欺民”的具體事例,而且作者多為當事人或與當事人有關。諸如某某領導欺男霸女,某某官員挾私陷害,某某小民冤案莫伸,某某百姓負屈莫訴等等。而他們的群體要求則多有十分明顯的利益指向:臨時工、合同工要求轉正,下鄉知青要求返城等等。! T- l# M/ u6 v% g
“解放區”的社會、經濟狀況也出乎我的想像。一般都認為“造反派”是極左的教條主義信徒,然而在“造反派”控制的這片地區,正規計劃經濟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經濟”則熙熙攘攘,十分熱鬧。“解放區”的中心“水塔腳”地區赫然一片在工棚式臨時建築中開業的私營餐館,號曰“南疆飯店”。這大概是“三大改造”之後城市中從未有過的經濟景觀。臨近街巷中,擺小攤的、江湖買藥行醫的、兜售各種自印奇方秘訣的、甚至算命的與賭博的,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後來軍區、區革籌與“聯指”大舉摧毀“解放區”時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說那裏隱藏著親臺灣的“反共救國軍”組織,到1983年“處遺”時這個案子已經查明為冤案。其實現在想來,政治性的“反共”組織固然莫須有,但在那種情況下存在著不認同現體制的江湖黑社會團體卻是有可能的。
5 ~* S; h3 j( ]" u' l當然,在“解放區”裏也存在著強大的計劃經濟產業大軍的象徵,這主要是“廣西四·二二”最有戰鬥力的工人組織“航吖た偂薄T摻M織在南寧航叻志终冀^對優勢,邕江上的主要船隊,包括當時廣西內河最大的客輪“桂宏號”等在內,都控制在航吖た偝蓡T手中。當武鬥初起,工總在航叻志值年懮蠐c被攻佔後,該組織便“全軍”轉移到船上,開到“解放區”瀕臨的邕江大橋至朝陽溝口江段,錨泊江心。入夜後江心的船隊燈火璀璨,綿延數裏,蔚為壯觀。有了這支“海軍”,“四·二二”在一段時間內便擁有了“制江權”。在武鬥處於冷兵器為主的階段時,航吖た傔M可派出“陸戰隊”上岸作戰,退可避至江心使“敵軍”徒喚奈何,“聯指”對此十分頭疼。但熱兵器大戰開始後,毫無掩蔽地暴露在江心的船隊變成了“聯指”岸上炮火的靶子,幾乎全部被毀,而建國前後幾十年積累起來的邕江航吡α恳簿驮趹鸹鹬袔缀跏幦粺o存了。# K- Y1 ]" Y5 ^- Q; C' A0 j/ t( j
在尊崇“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風氣下,南寧航吖と藥缀跻贿叺沟叵蛑八摹ざ保@一點曾頗為鼓舞我們的士氣。“四·二二”的工人力量當然不止航吖た傔@一支,在廣西鐵路的樞紐、路局所在地柳州,“柳鐵工機聯”的力量就不亞於“航吖た偂薄2贿^柳州遠在天邊,南寧的大工廠又多分散在城郊,在市內“解放區”能感到的產業工人的支持主要來自航吖た偂5奥撝浮钡娜藚s有種解釋,說南寧的水上航邩I是自傳統的個體船主群體經公私合營與合作化改造而來,不像工廠工人是正牌的產業無產者。邕江上的航吖と艘蚨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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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8 18:05:4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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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 j4 D  _9 d" Q  E" a6 |( `/ s  文革开始那年(1966年)夏,我在南宁民生路小学毕业,进入南宁四中初一,当时还不满13岁。从那时直到1969年下乡插队,我的三年“初中”生涯都在“革命”以至内战的混乱中度过,没上过一天正式的课,甚至于除小学同学、同组织的战友以及后来一起插队的伙伴外,其他的“同班同学”我当时就认不得几个。不过三年下来,作为跟在高年级学生后边“造反”的年纪最小的一届红卫兵成员,我无论在认识社会与人生方面,还是在从编印小报、写论战文章等活动中所受的“文化训练”方面,都“收获”不小。套用当时官方的话说,也算经历了“革命锻炼”吧。与这三年中惊心动魄、血火交融的许多事情相比,我的经历是平淡无奇的,但它将永远影响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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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怀着寻找“革命”的热望踏进中学的,这一点许多小伙伴也许曾觉得奇怪。因为眼疾之故,我从小内向、喜静。但我并不冷漠。我父母作为老民盟曾积极投身于建国前的反蒋学运,这对我或许有潜在的影响;生活在学历史的知识分子家庭中,使我对文革前夕被批判的《海端罢官》和“三家村”作品中涉及的许多历史典故似曾相识,为此在小学末期曾常有小伙伴向我“请教”,使我在得意之余更对“革命”来了兴趣;最后,小学临毕业时已兴起了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之风,我也参与了,并从中感到“革命”蛮好玩的。于是一进中学,就急着要投奔“革命”。除此以外,我那时已经有了“信仰”,尤其是10岁那年炽热化的反修“公开论战”给我以强烈的感染。我至今记得全家坐在收音机前听《九评》的情景,当时我虽然似懂非懂,但播音员那义止辞严的语调使我感到了“真理”的力量,并为之激动不已。很长一个时期,我能对“九评”及以前的公开论战文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中的篇目倒背如流,对某些段落记忆犹新,如“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互登对方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你们敢这样做吗?好样的,就敢;心虚理亏,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每念及此,一股要与人辩论以捍卫真理的欲望便油然而生`。$ H1 U' [2 y' P
  我那时对这篇论战文章谈不上有什么深刻了解,但“九评”中关于“特权阶层”的说法我是懂的,我想全国许多人也是如此,当文革开始时,包括我在内的人们即把“特权阶层”与“走资派”的概念等而为一,而“九评“中列举的苏联“特权阶层”种种欺民恶行也立即被人拿来对照现实。今人看来,“九评”所列举的那些恶行不仅确有其事,而且比那更严重得多的恶行在苏联也有的是(“否则能有今日之“剧变”?)然而所谓“特权阶层”究竟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何关系?“特权阶层”者,权贵也。权贵欺民,古已有之,何待乎“资本主义”?而欺民之权贵所忌所惧者,不正是那时的人们所急于“撕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吗?“撕掉”了这一中国本就未有过的“遮羞布”,又继之以“限制”公平竞争的市民权利,再把本就对权贵未必有多少约束力的儒家仁爱之说也给“彻底决裂”掉,唯有“法、术、势”独尊于神州,权贵不就更可以畅其所欲、肆无忌惮了吗?
1 T" Z7 s8 o  K; H  m8 |  @5 h3 z  然而今天看来如此浅显的道理,那时的人们却似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了。今天想来这恐怕也不光是个“奉旨造反”的问题,甚至不光是个特定意识形态的问题。君不见就连华侨出身大仁大智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认为中国之弊在于“自由太多”了吗?今天有论者把文革中之造反(而不是“保皇”)比之于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可能就极个别的人而言这一比较有些道理(但我在造反派队伍中未遇到过这样的人),然而就“运动”而言此比较未免不伦不类。这倒不是因为文革中的造反本就打着反修防变的旗号,而东欧的异见分子却是“修”、“变”的产物,也不全因为“奉旨造反”(与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文革中的造反并不全是“奉旨”行事,“抗旨”之举也是有的,我所在的广西“四·二二”就有不少这类行为)。而是因为……打个比方说吧,一则俄国寓言曰:有一富人从不知“饿”的滋味,光听说“饿”是肚子里不舒服的一种感觉。一日他饱食腹胀,颇感不适,遂悟日:“饿矣”,于是又复进食以疗“饥”,结果愈食愈胀.愈胀愈以为“饿”,于是愈食,终于活活胀死。
0 s) d$ S+ r2 {1 C1 ]  文革时期那种把“特权阶层”当作“走资”之过来反的造反运动,不管是否出于“奉旨”,不都有似于上述寓言中主人公的所为吗?
2 c6 T4 c( ]2 R) g7 H* ?  这是今天的看法了,当时我自然不会这么想。然而我进校不久便遇上了“不准革命”的苦恼。当1966年9月前后红卫兵在南宁初兴之时,四中基本上是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俗称“盾牌兵”,以其徽记为一嵌有五角星的盾牌故也)的一统天下。当时这一组织奉行“成份”至上原则,只有“红五类子弟”才可加入,不红不黑的只能经过成份高贵者挑选后吸收进附庸组织“红外围”,而“黑五类子弟”则是“狗崽子”,求为“外围”而不可得。我父母今日虽因40年代反蒋而被列为“离休”干部,但那时民盟反蒋不被认为是“革命”,盟员身份反招来了麻烦,更兼身涉“教育黑线”,只待“下放”了。我因此不但不得列入“革干”出身,险些连忝居不红不黑也悬乎(其实就是那些出身“不红不黑”的,也没有几个不为戴着那低人一等的“红外围”袖章而感到有伤自尊的。)就凭这一点,我当时对“盾牌兵”就没有好感。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倾向“造反派”而反感“保皇派”的原因之一。
  @6 e' ~9 }: N7 N; g" Q  ]* A  当时我们这些“不准革命”的低年级新生被安排去接待住校的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队员,这些北京来的“小将”在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眼里真是少年豪杰,令人钦羡。其中有个家住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某大院,名叫“赤烽”的高中红卫兵与我很谈得来,他对“盾牌兵”也颇为不满,鼓励我们参加造反。不久发生“九·九”事件,在自治区党委门前静坐绝食的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首都红卫兵串联队与围攻静坐者的“保皇派”(“盾牌兵”、“赤卫队”等)发生冲突,南宁街头到处为此事进行辩论。我也带着支持静坐者的倾向前往凑热闹。不久静坐者受到压制,参与此事的南下串联队头头被“保皇派”通缉捉拿。而这人恰是我父母单位一位老干部阿姨在京读书的儿子,我是同情他的。
" B, g2 J( e+ P+ B3 \8 K6 O" _5 a  随后的数月之内形势大变,“造反”之潮滚滚而来,“盾牌兵”逐渐失势,南宁市数不清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在四中招兵买马,校园内一时山头林立。当时影响最大、进校发展最早的一些组织尽管是“造反派”,也未能脱“成份论”之俗,总是优先拉成份好的入伙,而且在年龄上又是尽可能找高年级学生,对我们这些只能当拉拉队的初一“小朋友”不大在意。而一些后起的、影响较小的二三流组织即俗称的“杂牌军”红卫兵因进入学校较晚,成份好的、高年级的学生大都已各有其主,于是才不得不注意发展我们这些“小朋友”。这样约在11月间我便成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四中分部的成员,如愿以偿地戴起了红袖章。" Q  c1 l4 K, M( \1 d
  “主义兵”是由位于南宁老市区(贫民区)的七中的一批高中生搞起来的,进入我们这个位于机关区的四中比较晚。它在当时属二流组织,不像一些“大户”那样有独门独院的“总部”。“主义兵”的总部与其他一批“杂牌军”一起设在南宁市中心一座专门拨出的“朝阳三号楼”(文革期间一直叫“红巨兵大楼”)内。而我们四中“分部”就只有我们一起进入四中的几个小学同学(中学的“同学”那时尚都不知姓甚名谁),倒也没有“官兵”之分。虽属“杂牌军”,毕竟也是一个山头,校方照例拨给我们“办公”用房、油印机及纸张油墨等物,还有少量经费。我们这几个孩子还是第一次主了事儿,那“革命热情”就不知有多高了。那些日子我们日夜都泡在“分部”里,几张课桌一拼就睡,附近小吃店里来碗粉就算一顿。虽然家离学校不远,几天不归却是常事。成天价衣服上弄的是浆糊、墨汁或油墨。上街时不进商店,只往大字报棚跟前凑。/ x9 `# L" @" D- I$ H
  那时总部的活动不多,“勤务员”们(头头,即今所谓常委,当时都声称是“人民的勤务员”,故名。)主要关注“主义兵”势力较大、高年级成员较多的学校,对我们这个“小朋友”组成的分部不甚在意。然而我们却很不甘寂寞,当时不管市里运动中出了什么“事件”,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未经总部的指示就发表意见,写成文章以大字报或传单、小报的形式公诸于世。到后来居然出了一份“主义兵四中分部”的“机关报”——“伏虎战报”,每期油印数百份,沿街张贴,或夹在校际交换资料中散发各校。一次总部看到这份“战报”上对好几件事情都赫然发表了不同于总部的观点,大为震惊,立即召开了勤务员与各分部的联席会议。头头们一方面称赞了我们的积极性,在总部尚没有报纸的情况下,几个初一新生组成的分部便弄起一个“伏虎战报编辑部”,扩大了本组织的影响,并号召各分部向四中分部学习。另一方面也批评我们自行其是,不与总部商量便乱发表意见。我虽然在会上作了检讨,心里却甚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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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K, H. N1 U$ T  这样的“革命”生活到1967年月夺权之后便结束了。1966年冬蜂起的群众组织,到夺权时便进行了“大联合”。当时“盾牌兵”之类的“老保”已经崩溃,“造反派”的大批组织联合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大军”。然而“造反大军”夺权之后立即发生内江,“广西红卫兵”、“南宁八·三一”等联合“工总”内部的反对派在军区支持下烂了“工总”,并引起了其他一批造反派组织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以原各“老保”组织成员为基础成立了被称为“新保”的联合组织“无联”。接着由于军队介人、领导干部各受一派支持而“站出来”造反,局势更加复杂。“大联合”很快变成了“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并最后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大对立阵营。这期间,“造反派”内部在工总问题上的分歧得到弥合,而他们与军区的关系却急剧恶化;被称为“保皇”的“无联”由于得不到军区的支持,不久便被冲垮,但其中的主要力量很快又在与“造反派”关系恶化的军区支持下重新联合起来。到了1967年四五月间,以《广西日报》社事件为契机、“广西四·二二”(基本上以原“造反大军”的力量为主)与“广西联指”(以原“无联”的主要力量加上在军区支持下由“造反大军”中分离出去的部分力量联合组成)这两大派对立的局面最终形成。/ K9 h: ~2 G3 }4 l/ k
  这时“杂牌军”大多已不复存在。一是因为“夺权”以后的掌权者已不像那见人矮三分的原校领导那样是个山头就认,他们以反对“经济主义”为由,对不附己者不给房子和物资经费;二是在各主要组织分别参与发起组建两派阵营之后,被抛在一边的“杂牌军”迅速发生分化,由于不是成“建制”地发起加盟,他们中甲亲此派,乙亲彼派,意见难于一致,很快趋于瓦解。南宁四中的无数个组织到4月间便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广西两大派在四中的基层组织:“广西联指”的四中“三·七”战斗团与广西“四·二二”的四中革联。对“特权阶层”抱有反感,又没有高贵血统的我,便成了四中革联的一般成员。
& L1 O7 J6 a  r3 X  这个时期我的“革命”生活起了很大变化。我不再能与几个“小朋友”一起以小山头的名义自主地说话了,四中革联这个大组织自然是高年级学生说了算的。何况作为广西“四·二二”的基层组织,他们本身也要受总部领导——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两派总部与基层的关系都逐渐严密化、制度化乃至军事化了,再不能像“主义兵”那样任凭“四中分部”发出与总部不同的声音。
5 a, q; l4 a/ a2 n% f& d  但我的“革命热情”却并未减少,因为这时虽已没有了自立山头办“报”的乐趣,却多了另一种刺激:随着“派战”的日益升级,“革命”日益显得悲壮起来。如果说我对“主义兵”的热情主要出于好玩的话,那末我对四中革命的热情则更多地有了“正义冲动”的成分。南宁四中位于“联指”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行政机关区,四中本身又是军区两个中学军训试点之一,而军训团完全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因此如果说在南宁全市“四·二二”居于劣势的话,那末在四中,“革联”就处于更严重的压力之下。武斗一起,我们就无法在校园容身,不得不走向社会,到“四·二二”控制下的所渭“解放区”参加各种活动。因此,如果说在“主义兵”时代我们日夜在校园里“革命”的话,那末到了这时我们就更多地接触了社会,许多意想不到的感触滚滚而来。
! S; V9 Z6 R( e  我最大的感触是市民“造反”与我们这些学生的“造反”截然不同。当时,长期在野,一直承受很大压力的“四·二二”一派在南宁控制的地方,除广西大学等高校与因历史原因(由于紧挨《广西日报〉社而在“4·22”报社事件中成为“火线指挥部”)而成为“四·二二”总部所在地的孤立据点区展览馆以外,连片的“解放区”基本上是南宁市下层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区,如解放路、新华街、上国街、西关路等处。这里房屋老旧,好的是古老的“骑楼”,差的则为砖木结构陋房乃至棚户区,其居民原来多从事传统行业,三教九流,历来被上流社会视为“情况复杂”之人。“造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里明显地淡化。在我们校园里,指斥“走资派”及本派对立面一般都是列举其离经叛道(或者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三反”言行,并以本本上的叙述为依据而力证其非。然而在上述“解放区”里,居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满街的大字报多是指斥“权贵欺民”的具体事例,而且作者多为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诸如某某领导欺男霸女,某某官员挟私陷害,某某小民冤案莫伸,某某百姓负屈莫诉等等。而他们的群体要求则多有十分明显的利益指向: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等等。
+ T7 z" Q( U$ {' L- \  “解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出乎我的想象。一般都认为“造反派”是极左的教条主义者,然而在“造反派”控制的这片地区,正规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经济”则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解放区”的中心“水塔脚”地区赫然一片在工棚式临时建筑中开业的私营餐館,号曰“南疆饭店”,邻近街巷中摆小摊的、江湖卖药行医的、兜售各种自印奇方秘诀的、甚至算命的与赌博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后来军区、区革等与“联指”大举摧毁“解放区”时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说那里隐藏着亲台湾的“反共救国军”组织,到1983年“处遗”(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这个案子已查明为冤案。其实现在想来,政治性的“反共”组织固然莫须有,但在那种情况下存在着不认同现体制的江湖黑社会团体却是有可能的。
/ u! d5 b+ i) S3 V* x  当然,在“解放区”里也存在着强大的计划经济产业大军的象征,这主要是“广西四·二二”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航运工总”。该组织在南宁航运分局占绝对优势,邕江上的主要船队,包括当时广西内河最大的客轮“桂宏号”等在内,都控制在航运工总成员手中。当武斗初起,工总在航运分局的陆上据点被攻占后,该组织便“全军”转移到船上,开到“解放区”濒临的邕江大桥至朝阳沟口江段,锚泊江心。入夜后江心的船队灯火璀璨,绵延数里,蔚为壮观。有了这支“海军”,“四·二二”在一段时间内便拥有了“制江权”。在武斗处于冷兵器为主的阶段时,航运工总进可派出“陆战队”上岸作战,退可避至江心使“敌军”徒唤奈何,“联指”对此十分头痛。但热兵器大战开始后,毫无掩蔽地暴露在江心的船队便成了“联指”岸上炮火的靶子,几乎全部被毁,而建国前后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邕江航运力量也就在战火中几乎荡然无存了。# ?4 m+ R+ }# f
  在尊崇“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风气下,南宁航运工人几乎一边倒地向着“四·二二”。这一点曾颇为鼓舞我们的士气。“四·二二”的工人力量当然不止航运工总这一支,在广西铁路的枢纽、路局所在地柳州,“柳铁工机联”的力量就不业于“航运工总”。不过柳州远在天边,南宁的大工厂又多分散在城郊,在市内“解放区”能感到的产业工人支持主要来自航运工总。但“联指”的人却有种解释,说南宁的水上航运业是自传统的个体船主群经公私合营与合作化改造而来,不像工厂工人是正牌的产业无产者。邕江上的航运工人因而有个体船业与疍民色彩,言下之意是得到他们的支持算不得“四·二二”的光荣。我参加过“四·二二”学生组织与航运工总的联欢,在交谈中感到他们与“解放区”的居民一样,对“造反”持有与学生不太一样的、比较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解。
* n) O0 e2 z+ @+ `1 y; r  事实上,当时一般老百姓的确不像今天有些说法那样充满意识形态狂热,只有学生是比较狂热的。而学生中又恐怕以中学生更狂热些,用当时“四·二二”中人们私下议论的话说:大学生“滑得很”,哪有我们中学生这么卖命?那时的宣传品上的确充斥着某某人“鼓吹”什么谬论、或是“闭口不谈”什么真理的指责,然而对南宁市民的情绪真正有影响的是另外的事情: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一份关于1959年“环江事件”的长达上百张的大字报,系统地讲述了当时因“反瞒产”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灾难。今天人们都知道那几年大量饿死人的事,相比较而言广西死人并不是最多的。然而它的一个特点是进行了残酷的“反瞒产运动”,当“放卫星”招致的高征购无法实现时就说下面“瞒产私分”,并用层层拷问、肉刑相逼的办法逼基层干部与农民交出子虚乌有的“私分”之粮,以致许多人不是被饿死、而是被活活打死、逼死。记得当时观看的人群中一片哽咽之声。而街头出现的流行标语有“×××是屠杀×××万贫下中农的刽子手”之类,它所起的煽动效果是极强的。
& K2 k5 L& @4 F1 l$ B  无疑,正如80年代的“处遗”结论所说,当时的两大派都是“极左”思潮下的“造反派”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可以忽略。这仅从双方控制区的分布就可看出:草根阶层聚居的旧市区是“四·二二”的根据地,而机关大院密布的新市区则是“联指”的大本营。设在新市区内的一些教科文单位如文化大院、水电设计院、二中与医学院等地方,“四·二二”成员也居多数,但他们后来都陆续被挤走而“流亡”到所谓的“解放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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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没有学生那样的意识形态狂热,但决不意味着他们的“造反”劲头不大。恰恰相反,如果说狂热的偶像崇拜引起的“造反”可以由来自偶像的禁令来平息的话,那么不太具有这种狂热的“造反”也就较难以这种禁令来平息。
% f* n/ ~  Z4 B& G/ g8 A  1968年初开始,“四·二二”的处境日益困难,区革筹与军区支持“联指”的态度日益明显,同情“四·二二”的或中立的驻军如南宁6984部队、桂林6955部队与柳州55军或被调走,或换了负责人,或改变了态度。各地、县对“四·二二”的镇压愈演愈烈,更重要的是中央对广西问题的态度明显改变,从“五次接见”时对“四·二二”较为有利的姿态一变而为完全支持区革筹(实际上也就等于间接地支持“联指”)。这最后一点尤为严峻。以某种崇拜作为“造反”动力的红卫兵在危难时总是吟唱着“革命方知北京近”、“抬头望见北斗星”。如今“北京”越来越远,“北斗星”在对方头上闪烁,而自己本身又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利益需要以“革命”的名义来维护,他们能从“奉旨造反”转向“抗旨造反”吗?! D; I; z# a6 K$ k/ L
  因此,这个时期“四·二二”的内部危机十分严重。许多为“主义”而造反的红卫兵一来觉得被自己“誓死捍卫”的对象所抛弃实在没意思,二来又对不很在乎“主义”的造反者在自己组织中的作用日渐增加深感不安。$ R& Q( H% \9 H# G* ^  t+ L
  当时尤其在“解放区”里,草根型的造反者如“四·二二野战军”、“广西四·二二保卫处”、“草上飞”、“飞将军”“邕江风雷”、“雄鹰”、“新工群”、“青年近卫军”等日趋活跃。之所以说它们是“草根型”,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成员都是下层市民(相反,其中很多是学生,而且是中学生,但大学生也有,如“野战军”的首领黄达升就是医学院学生,我们四中也有多人参加了这些组织),而是因为这些组织反映的主要是当时“解放区”内的市民情绪,并受到市民的强烈支持。这些组织是在1967年的战斗中因“作战”需要打乱原来的单位归属而在保卫者中建立的临时队伍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完全突破了“四·二二”原来按系统按单位形成的基层组织体系(如四中“革联”、二中“红革会”、一中“指点江山”、西大“革联”、医学院“闯”等),由在“解放区”活动的各单位勇敢分子组成。他们以“解放区”为根,受那里的气氛感染,已经与原来的基层组织关系疏远。面对“上面”的压力,他们采取了激进的反抗立场,而这种激进一出自某种“正义冲动”,二出自“解放区”市民身家性命实际利益的驱动,与“主义”并无太多的关系,更不完全受“北京”和“北斗星”的制约。这是与我们这些为“主义”而造反,奉“北京”为偶像的红卫兵所不同的。
( i+ d' W( U* F  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虽是“奉旨造反”,毕竟有个“主义”的基础,与那些纯为个人目的而投机、见风使舵、毫无信仰,今天“奉旨造反”明天就可以“奉旨保皇”的人全然不同。“主义”使我们在“特权阶层”与革命阶层之间倾向于后者(但老实说至少就我本人而言,也并不真正理解他们),而“主义”的象征却传来了对当时在我们看来属于前者的力量有利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既不愿(当然从内心来说也还有些“不敢”)由“奉旨造反”转为“抗旨造反”,又不愿转向“奉旨保皇”,就成了必然的倾向。我们一方面不愿与“北京”支持的区革筹、军区公然对抗,另一方面又存有“奸臣当道,蒙蔽圣聪”之念,希图以有节制的抗争唤醒“圣聪”,使“北京”改变态度。+ B4 w8 c8 G$ V
  这样的心情在“四·二二”红卫兵中是普遍的,至少“四中革联”就是如此。当时总部组织好几次到区革筹、军区抗议请愿(用对方的说法是“冲击”)的活动,四中革联都参加了,但很多人心里十分勉强。记得那次“请愿”到深夜,队伍在军区大院内一棵大榕树下休息时,“革联”的负责人俞崇东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末了对我们说:“总部完全听他们那伙人(指“草根型”造反者)的,这样搞下去我看危险。”众皆默然。我和几个初一生说:“你到总部说去嘛。”他只摇头不言。
# [7 u7 D0 l- p8 M: C. G. G* ]  俞崇东今天若活着,他大概不会记得我这个小卒,然而我却水远记得他这个头头。他是个面孔白净、温文尔雅的典型书生,完全不像今天一些文革小说中的“革命小将”那种气宇轩昂目空一切的样子。他父亲是文革前玉林专区负责人(专员还是地委书记我忘了),就是说也属“革干子弟”,而且据说当时他父亲的态度是亲“联指”的。俞本人在文革前是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文革初官办的“校文革”与后来的军训团都曾重视他、争取他,但他为某种信念所推动,断然走上了“造反”的路。他虽然文质彬彬,却并不优柔断,虽然书卷气浓,却并非不谙世事。当时北京的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学生诸领袖已经垮台,他曾忧心忡忡地谈到过这件事,显然不会没有想到过这种鸟尽弓藏的事,何况“四·二二”还根本没有得到过蒯、韩等曾一度得到的那些荣耀,一直就处在烹狗藏弓的恶境中呢!, I* j, m+ ]" c4 j
  显然,这时的俞崇东决不是“四·二二”中的激进派,他是倾向于妥协的,而且对“四·二二”中的草根势力很有看法。然而后来当“内战”结束,我从外地避难归来时却惊愕地听说他已在“解放区”陷落时战死,并且是死在草根激进派的核心之一“四·二二保卫处”大楼的保卫战中,也就是与“他们那伙人”在一个战壕里死去的。面对满校园“打倒现行反革命俞崇钦”(俞的原名,文革时他为了表示忠于领袖而改名崇东,但在敌对派看来他是不配享有这个名字的)的标语,我真是感慨万千!关于他的死,原革联成员后来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而昂首遇难,有的说他是在负重伤后被拖去枪毙的。但总是被俘后遭处决则无疑。80年代“处遗”后,他们这些死难者被摘掉“反革命”帽子而作为一般性死亡处理了。但他的亡灵能因此得到多少告慰呢?
& M. \! T* P4 {2 o# S  实际上,在1968年3月末,“四·二二”最后分裂为“新四·二二”与“老四·二二”时,四中“革联”与“四·二二”的几乎全部基层组织都站到了以草根势力为中坚的激进派“新四·二二”一边,而主张顺从“区革筹”和军区,向“联指”靠拢的“老四·二二”有原总部的部分头头等极少数人。以至于后来人们很少提起“新”“老”之分,不管是“四·二二”一边还是“联指”一边的人都径呼“新”派为“广西四·二二”,而“老”派则已被人们遗忘了。
3 o% N; V6 k: Z  为什么这些为“主义”而造反的红卫兵会站到原来自己颇看不惯的草根型激进派一边并与他们一起走上了“抗旨造反”之路,而俞崇东这样的人还与“他们那伙人”血洒一处?现在看来,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区革筹”与军区实在逼人太甚,使“四·二二”中那些本来愿意妥协的人无路可退,只得与激进派一起作困兽之斗。只有那些甘冒“卖身投靠”之恶名的很少几个人愿意不惜“名誉”地在对方控制下谋个一官半职。7 K) K. p! @9 t: U' M) O$ I# Y+ Q
  但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也可以反映“主义”之争在那场浩劫中实际上并没有那样重要,而实际的利益和矛盾更具有实质性呢?
* O7 @8 N& W7 y8 G  记得我初次看到“解放区”内那种“江湖经济”的“混乱”情况时很是愕然,当即与另一伙伴一起以“四·二二战士”的名义投书“造反楼”广播站,建议整顿那里的秩序,以免给“联指”抓到把柄。结果无人理睬。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的利益动机。“四·二二”如果仅以一副冷冰冰的意识形态面孔对着市民,怎能指望他们的支持?
: U; U# ~& b4 m3 F' g  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的成分使今天的一些论者认为它有“持不同政见”的性质。然而我却感到它更有点像“阿Q革命”。如果说出于意识形态(“极左思潮”)狂热的造反是可悲的,那末那种“非意识形态的”阿Q式造反至少是同样可悲。' D" q6 y! P( D/ t' z
  当时在“解放区”内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即“广西四·二二保卫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贴出的布告。这个机构在“四·二二”活动的后期权势日益增大,从巡逻、“抓赌”、“收税”、清洗内部、参与总部决策直到上阵参战,无所不为。在“四·二二”内部,尤其是在较为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们中,对这个机构的人员素质、品行、行为方式及其可能的发展当时就有不少议论。如今人们己经无权更多地指责他们,因为据说它的成员在1968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已全部死于不公正的镇压。但若是“革命”成功了又会如何呢?) j8 O+ w' x5 y( g2 i2 P, r1 a( k8 E
  在广西两大派中,“联指”做的错事和坏事要远较“四·二二”为多,而后者曾长期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曾是“四·二二”成员的笔者如今这样说应该不会被指责为有“派性”之嫌,因为这是1983~1985年“处遗”结束后政府正式公布的材料证明了的。但今天我还想说,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四·二二”没有掌权。倘若“四·二二”大权在握又当如何?历史没有给“四·二二”以展示其“革命”前景的机会,但我们从其他省“造反派”掌权时的情景可以推知,也可以从广西境内“四·二二”局部地或暂时地掌过权的地方印证,如果这一派完全掌权,情况会是怎么样。1967年冬我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员的家里,当时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权,并得到驻军支持。然而与南宁相反,这里的“草根阶层”却普遍同情“联指”,而且“联指”也在“草根阶层”聚居区开辟基地,如同南宁的“四·二二”一般。我问为何如此?这位“老多”成员叹口气说:“得势不饶人哪,我们把他们(联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t- U7 n+ n2 S0 ^+ k( h) ~3 u
  看来,无论哪一派都有这个“得势不饶人”的弊病,而无论在桂林还是在南宁,老百姓都把同情给了弱者。
/ O" Y) h' o5 y" I  但“弱者”一旦掌了权,他们会善待老百姓么?想想未庄的阿Q,想想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重演的“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迭的话剧,委实难以让人乐观。  q9 H2 f$ V7 k$ y0 O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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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Z; R  @  1967年《广西日报》社“5·25”事件时我就随队伍在报社院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第一次卷入武斗。此后类似的场合只要“组织召唤”,我都随队前往。当然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不能充当“战斗”的主力,只能助威壮势或作些“战地”服务工作。每次去,心理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种为“革命”而战的悲壮感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又着实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来不及招呼我,我会在懊恼之余又有些庆幸。
' ]4 P% {: ]/ R9 J  家里对我如此“好事”极为担心,多次劝阻无效。到这年8月武斗由冷兵器发展为热兵器,家里慌了,提出由妈妈带我和妹妹去看外婆(当时在贵州),我明知父母的用意,但自己对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确越发怵头了,于是便借台阶下楼,离开枪声四起的南宁而当了“逃兵”。直到10月间才回来,又重新参加了四中“革联”的活动、当时第一次武斗高潮已过。“四·二二”在“五次接见”后一度在政治上处于上风,虽未能成为掌权派,但毕竟扬眉吐气了一阵子。战友相见,大家都很高兴,然而我内心却很为自己当了“逃兵”而感到惭愧
7 i1 R" [3 A; }) g! t9 Y- R  这种局面很快就告终了。进入1968年后,“四·二二”面临的形势又严峻起来。到4月间“新四·二二”成立后,一场新的更为残酷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小规模的冲突已日益频繁。我们当时已预感到会有大变,却以为未必会超过上一年8月内战的水平。就在这时,家里决定妈妈带我再去外婆家探望,并把妹妹接回来(上次返回时妹妹留在了外婆家)。于是我又于5月间离开南宁到了浙江宁波(外婆已于此前从贵州迁居于此)。这次离邕心里倒是没什么“逃跑”的感觉,然而到宁波后不久广西即局势大乱,铁路中断,甚至连通信也不正常了。那些天,我们全家常为等不到留在南宁的父亲的来信而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到七八月间,我才从报纸上关于《七·三布告》的报道和宁波街头的文革小报上隐约地感到:“四·二二”完了。
7 r# S% `4 [* y  8月间我们收到父亲的信,催我们速返。后来才知道这是大镇压结束后、自治区革委员成立前各单位要进行清点,尤其是“四·二二”成员,清点不到恐怕要被当成“逃亡分子”,所以父亲这么着急。
* _& Y, @, `1 m0 N  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乘坐的列车在晚点很长时间后到达南宁站。下车后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当时历经一个月来激烈巷战后的南宁又遭邕江特大洪水袭击,全城大部分被淹,断垣残壁间成为鱼虾邀游之所,尤其是原“四·二二”控制的所谓“解放区”位于滨江一带,被淹尤惨。不少退入地道中坚持抵抗的“四·二二”残余人员惨遭灭顶,一些群众包括原自治区副主席、民革成员李任仁先生在内也被淹死,当时称为“水火之灾”。. L3 C: {3 |5 x. E9 y& E9 Q
  我们摸出漆黑的车站,一下台阶即陷入及腰的水中。当时全城停电,交通断绝,已成河状的朝阳路两旁的大楼寥无人迹,茫茫夜空中只听得几处高音喇叭在宣布“……歼灭伍匪的伟大胜利……”一同下车的旅客们手拉着手,摸黑在水中探索前进,不时传来一阵异味,立即有人惊呼“死人!”原来是一具尸体随水漂至……
- \7 x& j; w4 q7 x* b$ @  第二天赶到学校,只见满校园除了“打倒”、“枪毙”“革联”坏头头(名单好长一串)的标语之外,就是原“革联”战士写的“退出革联,反戈一击”的声明。一个伙伴告诉我;人人都得写,你也写一份吧……但我终于没写。倒不是我特别“勇敢”,而是我发现对方当时正沉浸在全胜之后的亢奋之中,忙着收拾本校从“解放区”押回来的俘虏、开斗争会、成立红卫兵团、筹备革委会成立事宜,根本顾不上对我们这号初一生进行清点(当然,倘若我不是个初一的无名小卒而是高年级学生或骨干分子,那是溜不过去的),同时“革联”既没留下什么档案,“反戈一击”的声明又实在太多,彼此覆盖,谁也闹不清“革联”到底有多少人,是否都写了这种声明。
1 Z2 a! P$ v) N+ i; a  U  当然,“革联”已不存在了,我写与不写,还有什么意义呢?
1 y: w, j+ s# j% J: I5 A8 p  之后很快成立了各级革委会,学校建立了“红卫兵团”——这个“红卫兵团”已不是原来那种群众组织,而是官办性质的“优秀学生”组织,其地位类似当时尚未恢复的共青团。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成员都自动转为红卫兵团员,其他人则须像过去申请入团那样,“争取加人组织”。……
3 o' d; @6 z1 q0 k; K+ [- x  一年后我们“初中毕业”了。这一年没有实行“一片红”(即全部下乡),而是进厂、升学、下乡皆有。进厂当工人要看成份及“政治表现”——后者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你是否属于掌权一派的战友,我显然不会有份。但升学的名单有我,因为我属“班”上年龄最小之列,当时规定满16岁可去插队,不满者可继续读高中,我符合这一条。
) a# P( c" i0 y" c  但是我不愿升学,要求去插队。“班主任”杨老师颇感意外,几次要我慎重虑,还到过我家去征求家长意见——为此我敬重他。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千方百计地“哄”人下乡以显示自己工作有方的人,而这种人当时是太多了。当证实了我确已下了决心并且家长也同意之后,杨老师又劝我写一份《决心书》以便校方对此宣扬一番,同时还劝我写申请加人红卫兵团——相当于入共青团。当时学校的确有几位积极要求下乡而“火线人团”的同学。但是,我还是两者都谢绝了。因为我虽然仍有理想与信仰,但已不愿再做“红卫兵”。我虽然也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道理,但我要求下乡部分地也是出于一个“小九九”:我不相信再读两年(当时高中为二年制)后我的分配前景会比现在好,而且我父母当时已待“下放”农村,如果我再读书,到时也会随家转学而离开南宁。与其到那时下乡,还不如现在下,能保持个“南宁市知青”的身份,并且可以与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在下乡之列——继续在一起。) T% `/ V, \7 U
  1969年9月,我终于以“非红卫兵”的身份离开了母校,到“广阔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沉重的浪漫结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摆在了我这个15岁少年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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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d: l4 o4 N/ {+ }3 B: ?  本文选自《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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