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一听）：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bluesky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
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听

    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乱动之后，已经无从考证，广州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
于何时何地。但至少在８月１１日发生“中医学院事件”时，各大专院校的学生，
还没有公开亮出红卫兵的旗号，进行集体行动的。然而，这一事件，是各校学生出
现分化的一个明显信号。随之而来的，将是急风骤雨般的大串连、大辩论。省委对
掌握运动的进程，渐渐显得力不从心了。

    其实，学生队伍的分化，早在工作队时期，已经彰彰甚明，但发展成大规模校
际之间的公开冲突和对抗，则是自“中医学院事件”始。对这一事件的始末，省委
曾经有一份很详细的报告给中南局：

    ８月１１日中午，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喜讯传来，广州中医学院３０１名
学生离开该校在校内游行的队伍，汇同其他一些院校队伍，游行到省委报喜和表决
心。当晚中医学院的３０１名同学要求支援他们，由广东工学院发起，得到广州地
区６所高校近七八千人（后来到一万人）的响应。事前未通知中医学院，就于１２
日凌晨２时集中到中医学院，开声援大会。一进院，他们就和中医学院不同意外出
游行集会的多数同学发生争论。他们指中医学院多数同学是“保皇派”，喊出“打
倒保皇派”口号，要解散中医学院的文化革命筹委会。

    中医学院一部份学生指责这些人是“非法集会”，双方展开辩论，气氛颇为紧
张。到早晨５时许，省委林李明、刘田夫、张云、王阑西匆匆赶到中医学院。由于
听说情况紧张，林李明到校时情绪也很紧张，群众喊欢迎口号时未一齐喊，也没有
举手，学生顿时出现不满的骚动。

    又由于一时对情况不了解，林李明以询问的口吻问大会主持人开什么会，询问
时间稍长，于是广工学生对全体同学广播说：“林李明态度很不好。”会场便哄了
起来，立即有人喊“把林李明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广东工学院一学生还写了一
张很大的标语：“把林李明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挂在大楼上，甚至有人要林
李明下命令解散中医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这时，中医学院多数同学也马上广播：
“保卫林李明同志！”并自动召集了几十名纠察队员，站在主席台后面。接着他们
把“把林李明揪出来”的标语撕下来，贴上“保卫林李明同志”的标语。斗争较紧
张，会场一度混乱。

    林李明等人再三要求大家保持冷静，双方摆出事实，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然
后学习“十六条”，大会随即转入辩论。辩论的主要问题是，一方认为，中医学院
阻挠革命师生游行，文筹会不是民主产生的，以及错误地提出保卫校党委，保卫省
委，和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连在一起，因而要求解散文筹会。另一方则认为，３０
１名同学（包括外校学生）别有用心地把矛头指向省委负责人，不经调查研究，就
对中医学院运动横加干涉。

    争了半天，最后林李明讲话，表示省委一定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高
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
表示，省委工作人员一定向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学习、再学习。希望大家对尚
未解决的问题，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开展辩论，并对自己初到时的不恰当的态度作了
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接受大家提意见，贴大字报。

    林李明在事隔一年多以后，对这一事件的追述是：“‘八•一二’中医学院事
件是压制群众运动的行为。去年８月１２日，也就是‘十六条’公布第三天的深夜
，广州中医学院３０１名同学，因受该校压制，即到外面串连其他学校的革命师生
几千人去到该校进行大串连大辩论，这是我省大串连大辩论的序幕。”

    林李明接着说：“我带着‘怕字当头’、调解纠纷的心情去处理这一事件，当
时表现态度不好，想劝阻外校革命师生回去，说了错话，引起革命小将的尖锐批判
，使我冷静下来参加他们的大会，听了双方的辩论，更明白了谁是谁非，知道了‘
三○一’和外校革命师生这一行动是革命的，我不但对情况有错误的了解，而且对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小将们估计过低。当场我就起来表明态度，支持他们这一
革命的行动，作了简单检讨，承认错误！”林李明讲这一番话时，广州地区的学生
，已经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因此，他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无疑是受到当时环境
条件的压迫和限制。

    这一事件，在广州地区文革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第一个洪峰
，已经冲垮了堤围，洪水越出了省委所安排的河道，四处滔滔泛滥。

    分化的趋势，迅速蔓延到中学。学生们整天陷于互相辩论，互相攻击，互相斗
争之中。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接待组的一份
材料，反映了当时学校里的混乱情况：

    一些学校和单位仍有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情况，广州市红女中曾斗争一
初三（３）班女同学，斗争时，剪掉她的头发，撕破了衣服，斗得她当场拉尿。学
生张××由于被斗，怕打和怕送去劳改，曾串连张××企图自杀，后给她哥哥劝止
。

    广州实验学校学生陈××遭同学皮带抽和脚踢，头部和腿都被打破流血……粤
剧学校有的人迫人事干部（党员）交档案锁匙，人事干部坚持不交，结果加以“反
革命”罪名，又打又骂，游街戴高帽持续一晚，还罚她在高桌上站至天亮，后昏倒
在地。

    在“中医学院事件”中，省委的电报和林李明的材料，自始至终，均未出现“
红卫兵”这一名称，但到８月底，红卫兵这一名称，已经铺天盖地充斥于各种文件
、报导、材料之中了。也有一部份学生组织起“赤卫军”。他们一诞生，就以一种
急先锋的姿态，杀向社会。８月２３日，《南方日报》报导广州市中学红卫兵连日
来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宣传破“四旧”，立“四新”。

    广州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总部设在中山医学院，成为各大学学生组织的联
络枢纽。尽管省委一再强调，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红卫兵到工厂串连，不准工人
参加大辩论，工厂不要组织红卫兵，但学生们一上街，社会就动荡起来，工人就无
法置身事外了。最早动起来的工人是学校里的校工，包括司机、电工和实验工厂的
师傅。他们组织起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并积极和产业工人联系。

    ８月２５日，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学生时，作出了某些让步，其中一项，就是
允许大字报上街，他说：“贴大字报可不可以贴在街上？我看，你们觉得有必要，
可以贴。”其实这时大字报早已上街了。８月２７日，陶铸再作一个让步，允许学
生到党政机关看大字报，他以电话通知中南局：“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
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派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件。”“广播电台
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
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８月２９日，赵紫阳托中南局秘书长薛光军打
电话转告陶铸：“广州运动已起来，轰轰烈烈，到处冒烟，街上到处是大字报，辩
论人山人海，有反面意见起来，省委亲自下去。”这到底是报喜呢，还是报忧呢？

    ８月１８日、８月３１日、９月１５日、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１８日、１１月
３日、１１月１０日、１１月２６日，在短短３个多月内，毛泽东先后８次接见来
自全国的１１００万红卫兵。　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姿态。毛泽东每接见一次红卫
兵，广州街头就充斥着游行欢呼的红卫兵队伍。９月１日，《羊城晚报》宣布“接
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听起来就像是红
卫兵的机关报。

    ９月３日上午９时许，广州地区４０００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
第一次大会，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几
乎全体到场，红卫兵为他们戴上了红袖章。大会通过了广州红卫兵宣言，红卫兵们
庄严宣誓：“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敢反对党中央，谁敢反对
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革他的命，专他的政，夺他的权，造他的反，就要和他刺
刀见红。”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在会上发言。陈郁、赵紫阳、焦林义等省市领导，
也分别致词，赞扬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赵紫阳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要注意斗争方法，要用文斗
，不用武斗。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向解放军学习，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
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产。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
觉悟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广州日报》当天发表社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但就在会场上，已经出
现学生互相攻击的场面了。其中一些是从北京或其他地方来的外地红卫兵。省委文
革办的材料，记载了当时会场内的情况：

    ９月３日，广州开红卫兵第一次大会，正当战斗英雄麦贤得在台上会见红卫兵
前后，北京一○一中学８人，串联广州市二十一中部份红卫兵２０多（人），不听
劝阻，直闯上讲台，声称：“我们要造大会的反。”李尔重（中南局农委主任，当
时在广州市委担任顾问——引者注）劝他们到后台商量，他们说：“你不了解情况
，没有发言权。”硬冲上台，秩序大乱。麦贤得离开后，他们又抢扩音器，迫大会
主持人请参加大会的中南局、省委、市委负责人先退场，红卫兵留下来和他们辩论
，称“大会是失败的”，“是一次修正主义的大会”。

    台下的红卫兵，有人在叫喊，有人在跺脚，一片沸反盈天。９月４日，首都东
方红大学（即原科技大学）“南下革命造反队”，油印散发了一份题为《揭穿一个
大骗局》的材料，指广东省委利用红卫兵大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利用
毛主席的莫大威望，利用红卫兵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施放烟幕，迷
惑群众，转移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掩护省委过关”。他们质问，为什么中南局、广
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大会，且接受红卫兵的袖章呢？
“广东省委想把自己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自己是代表党中央，
代表党的领导”。他们发出震撼人心的号召：“广州的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
们应该走出学校的大门、机关的大门，炮轰司令部，火烧广东省委，火烧广州市委
，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９月３日至９月１７日期间，陶铸一再以电话指示，要说服红卫兵不要随便抄
家和没收财产；不要挖回墓和朱执信墓；把工厂、农村稳住，大、中城市放手革命
，没有什么可怕；外地学生搞串连只到大、中城市，不要到县城，县城中学生也不
要到工厂、农村串连；干部处理要慎重，领导不要随便罢官；上层民主人士还要照
顾等等。但省委在红卫兵心目中，还有多大的权威，他们说的话还有多少人肯听，
实在不敢作乐观估计。

    由于全国大串连开始，北方红卫兵汹涌南下，进入广州。他们把北方的各种小
道消息带来了，把激烈的斗争方式也带来了。北方学生南下，成了加速广州学生分
化的催化剂。

    各大学都在进行大辩论，但这种辩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会加深学生之间
的裂罅。

    华南农学院对如何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意见分歧。有些人提出要
从批判原来的党委入手，有些人则要从批判筹委主席团入手，有些人提出要从批判
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入手。大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聚讼盈室，永
无了期。

    暨南大学的情况是，学生对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茫然无知。甚至对什
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说不清楚。“抓不到问题的本质，辩论不起来，批判得
很不得力，有的变成一个组织整另一个组织，在学生间争论不休，批判不下去。”

    中山大学一位学生向省委反映：“自从清华大学学生到该校点火后，该校红卫
兵总部（有９００多人，还有相当部份学生拥护他们）和红卫兵兵团矛盾很大。近
日来，红卫兵总部不断开会，决定暂不外出，并准备把学校搞乱之后，带领学生来
造省委的反。”

    中山医学院一部份学生与筹委的关系十分紧张，学生中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关系
，也剑拔弩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它的外围组织‘东方红公社’已抢走了筹委
会的公章，宣布解散筹委，封了学校的武装部、资料室、四年级筹委会办公室和部
份同学的宿舍。有的同学半夜被拉起床，把人叫出去后就封门。目前，搜查、封门
成风，造成同学间的关系比过去更为紧张了。”

    省委希望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辩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但现在的情况
是，愈辩论，学生间的矛盾就愈大，对立情绪就愈严重。处于少数派的学生，往往
成为攻击围剿的目标。省委在１０月１４日，专门就学生的少数派问题，发了一个
通知：

    在运动过程中，学校学生中出现多数派和少数派以至更多的不同意见的革命派
别，他们对于工作队和筹委会，对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炮打司令部
，对于贯彻阶级路线，对于扫“四旧”，对于文斗和武斗，以至对于革命串连和运
动部署等一系列问题，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来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而是正
常的现象；不是什么坏事情，而是好事情……

    省委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团结少数派学生的问题，各地党委首先
必须从思想上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是我们是否真正坚决贯彻以毛主席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的问题。应该看到，学生中的多数派是要革命的，少数派也
是要革命的；绝不能把依靠左派仅仅理解为依靠多数派。

    这些措辞听起来是多么软弱无力，对于烈火狂风般的红卫兵运动，毫无约束力
，就像一块石头丢进了泥潭，一下子就沉没无踪了。省委不敢对任何一派的学生表
态，甚至不敢作出任何喜恶的表示。华工一派红卫兵在大会发言时，张云鼓了掌，
马上被另一派学生批评为“一边倒”。华工“心向党红卫兵”埋怨，省委在“十六
条”公布前是怕字当头，现在更怕。一些原来的核心小组成员，纷纷向省委哭诉：
“以前为了搞好运动，整天整夜不睡觉，毫无怨言，怎知到现在却受到‘上逼下逼
’的处境，落得这个下场。”

    学生分化的一个原因，是“血统论”大行其道。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
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
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
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运动的牺
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
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
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９月３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成立。省军管会文革资料组一份材料披露
了主义兵成立的经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建立，早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后，就开始酝酿
了。８月２０日，首都第一批来广州串连的二十六中红卫兵５人，住在八一中学，
帮助他们发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总部初期
设在八一中学，后来迁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得到原市委的支持。

    去年（１９６６年——引者注）１０月以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
，均为军干、革干子弟，而且都是高干子弟。陈伯达同志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
任领导工作后，他们先后离开了总部。

    当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已经成为能否参加红卫兵的重要条件了。一
个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张根生对主义兵曾经有
这么一段评论：“主义兵问题，这个组织在去年８月底，９月初由旧市委搞起来的
。得到中南局、旧省、市委的支持，中南局李尔重在市委当顾问支持‘主义兵’，
当时的头子都是高干子弟……‘主义兵’在破四旧时起了作用，旧省、市委有问题
，依靠他们去解决，受反动血统论影响很深。”

    青年学生打着“自来红”的招牌，俨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华南师院有一个
叫“毛泽东主义自来红红卫兵”的组织，一听名字就知道，参加者都是清一色红色
革命家庭的子女，在娘胎里就是红的。这种家庭包括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
部和革命军人（即红五类）。这并不仅仅是学生自发制定的标准，１０月１１日，
陶铸在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提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包括：“一、出身成份好（劳
动者家庭出身）；二、政治思想好；三、纪律好；四、关于红卫兵条件，应当通过
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会通过。”他也是把家庭出身摆在第一位。事实上，“家庭
出身“这一观念，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支撑现存社会结构的支
柱之一。

    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后，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仅一个华南工学院里，
便有３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又冒出了诸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兵
、红色工人战斗队、赤卫队（主要是教工）之类的组织，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组织冒
出来，有些所谓的组织，其实只有三五个人。组织之间，温和的，大逞词锋，互相
谩骂；暴烈的，啸聚围攻，大打出手。省委文革小组接待组有这样一份记录：

    中山医、华工、广工等校已开展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他们来访，多是反映
辩论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解答。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表现不好或
有错误的同学，被点名批判对不对？二、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让他们参
加战斗组，不让他们上京，不给或减少助学金对不对？三、出身非红五类的其他劳
动人民家庭的学生，组织“红外围”对不对？中山医内，思想兵（即毛泽东思想红
卫兵——引者注）和主义兵斗争激烈，思想兵（即筹委一派）说非红五类子弟是狗
崽子，并责成他们２００多人写检讨，要解散“红色娘子军”组织（一个女学生组
织——引者注），说她们是反革命组织，并要她们公开反省承认错误，现在主义兵
要求给写过检讨的２００多人平反。

    ９月２５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说，“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
”但学生们不是闹一下，而是愈闹愈凶。尤其是那些红五类学生，愈来愈无法无天
了。各方面也无法稳住。省委接待组一些关于广州市六中的情况反映，听起来令人
毛骨悚然：

    该校一些红卫兵打人情况很严重。从８月下旬开始到昨天晚上（９月６日——
引者注）止，全校７０多位教师，被打的约有４０多人，被打得严重的有２０多人
。个别的被打到吐血，有的还要被打者互相殴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
成年家属排成队来打。昨晚有１２位黑五类同学也被打了，两人被打伤，还不让护
士包伤。有些同学躲在床底，也挨脚踢。打人都用军用皮带、胶轮带、竹子。

    广州市六中，对入牛栏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经常鞭打，一时叫他们笑，一时叫
他哭，或者叫他们在地上打滚，或者罚他们跪在地上。１０月２８日晚，以石榴岗
海军高级首长之子吴××为首的一小撮人，在晚上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六中最偏僻
之处，勒令他们弯腰，把附近电灯熄灭，用木枪、木棍等武器、工具，刺杀、毒打
、鞭打牛鬼蛇神，不少人胸部、骨骼受伤。

    小学的情形也不遑多让。荔湾区立新小学（即原洞神坊小学）的教师，不堪其
扰，向省委诉苦：“现在的学生根本不听老师的话，上课时，在桌上、凳上嬉笑吵
闹，无法上课。老师随时都会被围困斗争或关起来，甚至被罚站晒太阳。学生叫家
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是狗崽子，成份不好的是龟老师。有些学生还要到老师家贴大字
报，有的红小兵（一种模仿红卫兵的小学生组织——引者注）向牛鬼蛇神要钱，将
广播器搞坏，把图书拿走，甚至搞坏抽屉，拿走校章。把老师的会议室要去做红小
兵总部，现在又要老师宿舍，学生还成立夜老虎队，晚上不睡觉，到外面跑，集体
到学校睡觉。”

    省委文革办接待组称，综合来访来信的反映，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省委的注
意：

    一、戴高帽、游街甚至打人的现象较为普遍（有的是牛鬼蛇神，有的不是），
学校有，机关单位和街坊居民也有。广州市有一中学，２５％的教师被打成牛鬼蛇
神，被捉去戴高帽、游街、辱骂和鞭打；有的还被搜家，没收东西和罚款，其中有
一个教师被打致满背是伤痕；佛山市委书记张力耕和副书记方兰，据说因压制民主
，打击报复等错误，给学生先后两次捉去戴高帽游街，后被工人制止……

    二、机关单位不断出现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围攻群众的现象……

    许多教授被红卫兵搜家，封闭卧室，掳走财物，有些还被剃去须发，满脸涂墨
，挂上“反动分子”、“三反分子”的纸牌，在校内游行批斗。各级当权派、教授
、地主、右派统统关在一起。机关也组织起红卫兵。虽然赵紫阳曾指示处以上干部
，尽可能退居二线，但大风暴一来，无论一线、二线，任何明暗角落，均无可幸免
。搜家、戴高帽游街之风甚炽，许多局长、处长、科长和科员，都被叫上台戴过高
帽。

    和全国一样，从８月中旬开始，一个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旋风，横
扫广州。市文化局宣布撤销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
、南朝砖墓、绍武群臣冢、黄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对名胜古迹、寺观庵堂“
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在８月１９日的省委常委２０
２次扩大会议上，赵紫阳提出，“陈家祠尽力说服学生不要砸掉，先锁起来不开放
，展览会搬家。保护文物嘛。古物有价值的还是要保护。”

    但省委很快连自己也保护不了，遑论古物？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到
处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８月２５日、２６日，红卫兵和部份群众
一声呐喊，捣毁了大佛寺等１４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的“封建迷
信场所”统统销声匿迹，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也不能避过尘世的浊浪，一
时间，揪斗的揪斗，关押和关押，还俗的还俗，落得个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收场
。８月２８日，一阵杂沓急遽的脚步声，打破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公园的寂静，
一伙红卫兵呼号着冲了进来，挥动铁锤，把自由神像砸毁了。

    红卫兵还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
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
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
们一哄而上，七手八脚，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
；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人们除了军用
皮鞋之外，什么皮鞋都不敢穿了，满街都是胶底布面的解放鞋（即假军鞋）；“革
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人民日报》号召。于是，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帽子
、鞋子、发型，以至书包，都得向军队看齐。所有自行车的车把上，都得安装毛主
席语录牌，否则就会被红卫兵罚背毛主席语录。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
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　改称“北京
路”的原永汉路上，触目皆是“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商店招牌
。美利权冰室的牌子被拆除，一乐也理发店改为“新风理发店”，并取消电发、落
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名闻省港澳的酒
家陶陶居改为东风楼，蛇王满改为卫红饭店，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华侨大厦改
为东风大厦，平安大戏院改为前进剧院，保滋堂、陈李济药厂改为广州中药一厂、
二厂。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
甚至标新立异地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统统要实行“
自我服务”，自端饭菜。

    红卫兵把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斥之为“封、资、修”。他们闯入民
居抄家，把名贵的酸枝木家具砸烂；把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投入火中；把金银
首饰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文化大革命以前流行的歌曲，绝大部份，被斥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唱片被红
卫兵从商店货架和人们的家中取走，用锤子砸烂，用脚踏碎，扫入了垃圾堆。“千
言万语同一声，千歌万调同一曲，支支颂歌飞北京，歌颂领袖毛主席”（这是报纸
一篇关于文艺晚会的文章标题）。作曲家劫夫谱写的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
的核心力量》，风行全国，成为群众集会、游行的必备节目。全国有十几个文艺团
体和近百名作曲家，加入了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行列。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耀。据
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人们创作了近４００首毛主席语录歌，还有一些语录谱成
戏曲唱腔。其中一些著名语录，被谱成不同的曲子，到处传唱，《工人阶级是领导
阶级》就有４个不同的版本。有一些语录歌，后来成了劳动号子，像《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成了水利工地、伐木工场和仓库、码头最常听见的歌曲。另外一首语
录歌的歌名，则长得可以列入世界纪录大全，它的标题全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８月２７日，广州市委文革小组成立机关、中等教育及文化等４个办公室，各
办公室成立若干联络组，向各学校派出联络员。市人委决定，撤销市、区各行业小
商小贩联合会。８月３１日，广州市人委发出《关于处理破“四旧”财物和接管教
堂寺庙房屋的通知》。决定成立市处理破“四旧”财物小组，并要求区街也成立处
理小组。９月７日，市人委又发出通知，规定破“四旧”没收的物资，一律上缴。

    北京一○一中学的１０名南下学生，在破“四旧”总行动日，向省委递交了一
份“最后通牒”，要求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在《南方日报》刊登。“最后通牒
”以君临天下的语气敕命：一、一切私营、公私合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明天
（５日）上午立即封门，否则后果自负；二、广州市委立即把私营、公私合营国有
化，同时要马上妥善安排市场，如果影响人民生活，要承担责任；三、一切旧商标
、旧商品、旧招牌立即毁掉，否则格砸勿论，拿你们问罪；四、一切国营企业必须
立即断绝与非国营企业的任何关系；五、一切收旧货的国营企业，立即停止收购具
有封、资、修色彩的东西，如旧书、首饰等，要一律没收，决不允许坏份子投机；
六、４０岁以下的人，要戒烟、酒，商店出售烟酒要严格控制，烟酒工厂也要有计
划地少量生产。

    鉴于红卫兵强烈要求取缔小商小贩，并发出通牒，９月６日，市委批转市财委
《关于迅速取缔小商小贩并安排其出路的请示报告》。全市共３。５６６４　万个
小商小贩，根据不同情况，作出转街道服务站、新组织合作商店或插进合作商店、
收回牌照和取缔等几种处理。

    在这股狂潮之中，各种无稽谣言，也不胫而走，漫天乱飞。虽然事隔多年之后
反观，觉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病态谵妄，但在当时却为大破大立之风，注入了更加
狂热的动力。９月上旬，一个离奇古怪的消息，见诸街头传单。

                    最好消息！！！

    一、北京城改为“东方红”城！
    二、天安门广场改为“东方红”广场！
    三、毛泽东思想发展为毛泽东主义！
    四、中共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五、团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头子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
    六、彭真“重在表现”那个报告是株大毒草。
    七、现在有条件的红卫兵可以穿绿军装，可以自己做，可以穿着平时出街。
    八、现在红卫兵代表可以随便什么时候经过省、市委同意，分批到“东方红”
城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九、凡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干、革烈、革军子女都可以参加红卫兵，名额不
限。
    十、轮船禁止分舱，火车禁止分座，禁止使用保姆。

    上海的中学生向省委反映，广州运动比上海搞得好的方面有４个：一、家家户
户贴有毛主席语录；二、小学生上街宣读毛主席语录；三、自行车全部有语录牌；
四、文斗掌握得好。但不如上海的是：一、辩论空气不浓；二、宣传站（台）没有
建立；三、商店的橱窗没有陈列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著作。

    北京、南京来的学生则批评，来到广州，听不到宣传“十六条”的声音，看不
到一辆宣传车，买不到“十六条”的小册子，广播宣传也很少。他们质疑省委是否
真正贯彻“十六条”和对运动的态度。武汉的学生说，广州的街道和学校，普遍张
贴了毛主席语录，处处皆是，但是张贴毛主席像的还不够，尤其是学校张贴的更少
。

    经过破“四旧”运动的荡涤之后，广州市的茶楼和茶市，有些取消或缩短营业
时间，不接筵席；神香、蜡烛、冥镪等迷信品禁止出售；中秋月饼也成了“四旧”
，不再生产；９８００多个个体小商贩停止经营；因取消银行利息，存款急剧下降
，最多时日下降７８万元；香水、口红、扑克、像棋等均停止出售。商店招牌、广
告被拆除，或改作政治宣传牌。

    ９月１３日，陶铸电话指示中南局，群众“搜查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
有武器和反动证件。此外，便不要搜查，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他认为现
在“战线太长，同意收缩；宗教，暂不搞；文物不动。”但中南局控制得了红卫兵
吗？要搜查的已经搜了，宗教已经搞了，文物也已经动了，现在才制止，时间上迟
了一个月。

    进入９月中旬以后，破“四旧”的高潮，渐渐过去。城市表面看起来，热火朝
天，人人载歌载舞，如登春台，但内里已经满目疮痍，一片劫后余烬的景象。红卫
兵运动处于巅峰状态，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破“四旧”了，不满足于斗争“黑五类”
、“黑七类”，不满足于取缔小商小贩，他们的重炮口，开始对准了党政权力机构
了。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被视为大串连的开始。其实，在此之前，红
卫兵的大串连已经开始了。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许多就是从外地到北京串连
的学生。根据省委的记录，第一批到广州串连的红卫兵，是８月１８日抵达的北师
大学生，一共１３人。也就是说，他们在８月１８日之前就离开北京了。当火车在
月台停下，当熙来攘往的旅客匆匆而过，当他们的脚一踏上广州，刹那间，这片土
地仿佛响起隆隆的回响。

    震撼全国的大串连正式爆发了。这是一幕惊心动魄的世界奇观。火车站挤满了
南来北往的学生，每一辆火车，包括运载牲口的车皮，都被串连的红卫兵挤满了。
客运列车挤得快要爆炸了，厕所也被人霸占了，行李架上也躺满人，过道上挤得只
能站着；车厢门根本无法关上，因为门外的梯子上，也坐着好几个人。在火车站上
不了车的人，就在沿线疯狂地爬火车，不顾生死地坐在车顶，奔赴“世界革命的中
心”北京。

    由于学校推迟开学，没有了学习的负担，而且可以免费旅行，广州学生汹涌北
上。许多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被迫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乘天下大乱之机，纷
纷回城“革命”，混在串连学生中，赴京上访、请愿，要求把户口迁回城镇。所有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都设立了接待站、联络站，为串连学生提供食物、住宿
、医疗、交通工具和宣传工具，没钱吃饭的可以要求补助或记账。大、中学校、党
校、党政机关的办公室、招待所、礼堂、饭堂，全部腾出来，给学生们安营扎寨。
连省人委办公大楼，也挤满了红卫兵。

    截至９月７日止，省委、省人委安排广州市的上京人数达１．８６５万人，其
中学生１．６９３５万人，教工２．１７１５万人。北京和外省到广东的学生人数
，先后共达１．２万多人，其中北京来了７０００多人。省委在８月中旬成立接待
组，每天都有大批学生涌到接待组，有的是了解运动情况，有的是要求解决生活问
题，有的是要《毛主席语录》，有的是要国庆节观礼票，有些是了解外出串连的手
续。最受关注的是北京一○一中的学生，他们似乎是一伙武装到牙齿的好斗分子。
从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５日，他们陆续来了５批共６５人，分成１３小队，好像水银
泻地一样，分散到广州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活动。

    ８月３０日晚，北京一○一中的学生，对专诚前来取经的广州十七中红卫兵介
绍了３条经验：一、毛主席已贴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你们就把党支部砸了，可以
抓他们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５０人；二、向小商小贩进攻，
北京的小商小贩都给铲掉了，你们可以到处都砸，叫他们顾也顾不过来；把公私合
营也给砸了；三、剪辫子，北京的红卫兵上街带着剪子，看到留长辫子的就剪。

    对于这批学生在广州的活动，中南局和省委都密切留意，因为在９月３日的广
州红卫兵第一次大会上，带头捣乱会场的，是北京一○一中学生；向省委下“最后
通牒”的，也是北京一○一中学生。后来（１２月１３日）陶铸在北京的一次讲话
中，也特别提到这间中学的学生在广州的活动。他说：“北京一○一中的革命学生
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著名粤剧演员——引者注）。
给她剃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造纸
，挂牌子，牛鬼蛇神红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作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
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

    张根生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中山医学院批斗陈耀真、毛书文（二人均为
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引者注），弄得要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被批
斗。这时省委还可以勉强维持局势，但是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已陷于十分被动。”

    ９月８日，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
职工代表上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内容与中央通知基本相同，只是补
充规定，中等学校师生上京参观日期为９月２４日至１０月２３日，并强调“各地
一定要按中央规定，坚持原则，严格控制人数，对有些学校学生要求多去京的，决
不能随便答应。各级领导都要负责进行说服工作，不要把矛盾都往上推，给工作造
成困难。”

    ９月１５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接待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通知》
，主要是针对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而发的。通知写道：“首都是革命的中心，是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和全国其他各省、市都有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宝
贵经验。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到之后，党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各校文化革命委
员会，要主动向他们介绍当地和本校运动的情况，听取他们对省委、市委和本单位
工作上的批评和意见，虚心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并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他们的
好经验应用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

    （通知接着写道）在当前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首都和各省、市大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怀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和高昂的革命斗志，
陆续来到广州和省内各个中等城市，进行革命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交
流革命经验，这是对广州和广东全省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巨大鼓舞和有
力支持，这对于推动我省和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起了还将继续起
着重大的作用。

    北方来的学生，果然“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把浓烈的火药味，带到了
广州。从此不复平静。他们向广州红卫兵介绍了什么样的革命经验呢？

    北京大学附中陈××等７人，到广州市委要求把所有政协委员名单、大资本家
名单交出来，说：“我们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坏份子几十人，广州打死
几个有啥问题？打死就算！”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３个红卫兵到市十一中召开学生大会，说：“北京斗争时是
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
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
１０个、２０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
口掉（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９月５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十五中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在广州散发了一份
《向省委猛烈开火》的传单。宣布要“炮轰省委，把盘踞在省委的一切大毒蛇统统
揪出来！坚决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烂！不反出一个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省委，不反出一个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高高飘扬、处处飘
扬的新广东、新广州，死不瞑目！”这份传单不仅散发到省委办公大楼，而且张贴
于街道墙壁，还派人到茶楼饭馆宣读。

    ９月５日下午，由华南工学院一部份红卫兵发起和主持，１０００多人在省委
礼堂开揭发和批判王阑西大会。这是高校红卫兵第一次到省委来“炮打司令部”。
大会开到晚上１０时许，二三十名北方红卫兵，突然从后台冲了上去，按着王阑西
的头，要他跪下。这时台下的华工红卫兵不断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非主席团成员请离开主席台！”扰攘了半天，那些北方红卫兵才悻悻退下。大会
结束后，他们还不肯走，拦住华工红卫兵辩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名学生叫喊着：
“大会是失败的！让王阑西坐在椅子上，和人聊天，记笔记，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广东的文化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没有火药味！”

    北方学生成了省委最头痛的一群人。

    国庆节后，两张由“首都红卫兵”印制的传单，在广州街头，广为散发，一张
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部写的《广东省委机关运动向何处去！》，另一张是署名
“红卫兵爆破组”的《特急倡议》。两张传单内容，大致相同，指责省委存在３大
问题：一、十六条公布前，省委把运动引向歧途，造成群众斗群众，同时到处为自
己打保票；二、省委到处渲染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文而不斗，保护了右派，
打击了左派；三、十六条公布后，省委迫于形势，写了几张表态的大字报，同时退
居二线，但通过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筹委会，继续控制运动，　定出了许多条条
框框，缚住群众手脚。

    传单说，省委定下的框框有５种：一、在高潮出现就布置学习任务；二、斗争
黑帮分子要通过战线；三、斗争黑帮分子定时间、定人员；四、对一些黑帮的保皇
派、运动绊脚石说要放在运动后期来搞；五、筹委把群众的手脚缚住，今天不知明
天事，一切活动要他们布置。广东省委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严重，阶级斗争十
分尖锐复杂。传单要求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在机关内大搞革命串连，互通情报。
最后，这个爆破组还强烈呼吁：

    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都要在这次大革命中重新受到检验，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
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对他进行坚决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让我们像陶铸同志说的那样，用２４寸的大炮，对准广东省委，轰！

    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全市炮轰中共广州市委大会。１０月１９日，华南工
学院红卫兵向省委下战书，直斥省委犯有严重错误，“你们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前
头，而是落后于群众运动”。

    中南局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首先成为牺牲品的是宣传部长王匡。据《红卫报
》报导，６月以前，“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直属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鸣放
高潮，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　揭发出王匡大量的严重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行。随后，中南局决定王匡停职反省。从
６月中旬以来，中南局直属机关和广东省委的有关部门，曾多次召开会议，对王匡
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但是，王匡一直不肯在真理面前低头认罪，态度极不老
实。”在１０月１８日的《红卫报》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王匡感到痛苦的我们
感到幸福》。《红卫报》的前身《羊城晚报》一直是王匡亲自抓的报纸。

    在中南局召开批判王匡的大会之后，广东省委也于９月２８日召开同样的批判
大会。从造反派后来编印的揭发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省委对批判王匡，确有无可
奈何的难言苦衷。

    (9月２５日）广东黑省委开会汇报斗争王匡的准备情况。

    赵紫阳说：“首先要按中南局的规格开，中南局开得很顺利，很文明，也很神
秘，不准学生进去，让王匡坐下。中南局开不出问题，若省委开出了问题，不好交
代，要作出样子来，省委常委参加会议出武斗是不好的。”

    (9月２８日）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干部开大会斗争王匡。为了怕红卫兵小将知
道，２８日开会，到２７日才发票，赵紫阳指示，票上不准印“斗争王匡大会”字
样。

    １０月１６日，《红卫报》发表《坚决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匡》的
社论，声称：“王匡是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秉承他的后
台老板周扬等的旨意，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社论把王匡的“后台老板”，
说成是周扬，避免提到长期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用心可谓良苦。赵紫阳在
批判会上说：“王匡是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言下之意，除了王
匡，广东没有更大的走资派了。

    如果赵紫阳希望藉着批判王匡，把省委和中南局分开对待的话，他的希望落空
了。在北方学生的奔走呼号之下，火终于烧到了省委大院。华南工学院红卫兵要求
斗争张云、林李明，华南师范学院红卫兵要求斗争区梦觉。喧嚷狂嚣之声，不绝于
耳。

    赵紫阳不得不作出公开表态。１１月４日，他代表省委检讨。他说，省委在运
动中，“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
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类
陈辞滥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干部过关的常用语言。但这次运动非同一般。

    （赵紫阳继续说）“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汹涌澎
湃，出现了许多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省委对于革命大串连、红卫兵、破“四旧”
、立“四新”等革命行动，是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对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衷心感
到高兴的。但是，由于省委对这些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思想
准备不足，感到有点突然，对有些事情很不理解，因此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
，同革命同学一道，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是被动应付，处于软弱
无力的状态。使得省委的领导，仍然远远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但他坚持认为，省委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挑动学生斗
学生，没有挑动革命群众斗学生。但检查并没有取得学生的谅解，红卫兵认为这是
假检查，想蒙混过关。

    北方学生继续汹涌而来，本省各地准备外出串连的学生也云集广州，人数愈聚
愈多，而离开的渠道却十分有限，造成许多想走的学生走不了，不得不滞留广州。
随着深秋的到来，气温一天天下降，他们御寒的衣物不足，钱也花光了，离家太久
，归心似箭。１０月下旬，在大串连的学生中，哄传着一份未经证实的陈伯达讲话
，主要内容是：

    长征去——陈伯达同志２５日讲话摘抄

    劝你们（指北京师院等红色造反者——抄者），步行走，步行回来……破四旧
，批判资产阶级是长期的事情，你们走半年回来还不晚。１、人走了，会有另一种
布置；２、可以走半年、三个月，也可以走一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长期的
事情，一定要到群众中了解，你们要步行，就是要准备大斗、大批、大改。

    一切听从中央文革号令的学生们，其应如响，纷纷要求步行串连。仅１０月２
９日一天，就有３８批学生（其中包括中大、暨大、华工、华农、华师、广工等高
等院校），响应号召，准备步行出省串连，华师学生劲头十足，一下子批准两千多
人步行串连。华工、华师和华农有一批学生甚至兴冲冲地告诉省委，他们打算一直
走到新疆安家落户，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祖国边疆。对于不堪重负的铁路来说
，这是个好消息。

    但也有学生反对。中大、中山医、华师的一部份学生，怒气冲冲地到省委反映
，这次要求外出远征的，本身就是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思想的影响，“想趁机溜
走”。这些人走了，要批判就没有对手，怎么批判得起来呢？广东交通学校的学生
说，步行外出串连一年、半年，其实是逃避运动。他们更质疑陈伯达那个讲话的真
实性。

    省委对学生要求步行，倒是积极支持的。不仅可以减轻铁路压力，更可以减轻
他们的压力。有一句话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肯定会这么想的：学校的批判搞不起来
更好，少了学生斗学生。省委一心只想“尽快把停留在广州的学生送走”。１０月
２８日，省委、省人委发出通知：“本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
难》的社论，在各地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个徒步行军的新的革命大串连的
高潮已经开始出现。”

    省委表示，只要是步行，来广州也可以。但这只是一种姿态，这时广州市不仅
对外交通非常紧张，市内交通也已经无法承受。粮食告急，医疗告急，住宿告急，
全面告急。前景不可预测。

    １１月１５日，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中
央领导，在北京接见全程步行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队伍。周恩来高兴地说：你们的
长征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是毛泽东思想的播种机。你们的长征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这个头开得好！长征式的全程步行串连，好得很！毛主席支持你们。他振
臂一呼，“我们希望全国大、中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学习你们的经验，今年冬天
试行，明年春天推行全程步行的革命大串连。”

    １１月２１日，广东省委、省人委再发一个通知，对徒步串连的经费问题，作
了巨细无遗的规定：

    ……

    二、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伙食费应该自备，各地服务站伙食收费标准，原则上
按每人每天３角计算，对于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弟，因生活困难
，原领有助学金者，可预发原享受的助学金。助学金额过少而自筹伙食费又有困难
的，或没有助学金，本人只能负担一部份伙食费者，经过学校筹委会研究同意，或
同学民主评议，每人每天可补助１角到２角。对于少数既没有助学金，而生活又特
别困难，本人确实完全无法自筹者，可按上述同样手续，每人每天补助３角。各地
一定要根据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补助，严防平均分配。

    三、徒步串连的革命师生除带足原定粮食标准外，一律由县或省的接待站按３
６斤大米补足。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长征远方，要求发给３个月以上的伙食费
（指助学金）和粮票的，由院校文革委员会（筹委会）或红卫兵组织研究决定发给
。补助费则经市、县有关部门批准发给。如果中途改变计划，多领部份应退回原发
单位。

    四、凡参加徒步串连的革命师生，在省内串连每人发给学习、宣传费１元；到
外省长江以南邻省串连的每人发２元；到长江以北各省串连的每人发３元。

    五、医药费。在省内串连的每人每月发５角；到外省串连的每人每月发１元；
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可按公费医疗标准发给。

    但目前滞留在广州的外省学生，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而且愈来愈严峻，成
为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库。一伙急疯了的哈尔滨学生，闯到省委接待组，跳脚
大叫，他们来广州已经一个多月了，还不能回去。他们威胁说，１１月１日或１１
日一定要回去，如果１０日下午６时前不解决回程车票，就采取行动，强行上车，
到时就不管什么影响不影响，什么纪律不纪律了。这是不祥之兆。１１月９日，省
委发出通知：

    目前，外省和本省各地来广州进行革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已达３０万人，由于
铁路运载能力的限制，入多出少，停留在广州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吃、住、行都发
生了很大的困难，急需加强对接待工作的领导，把做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任务。为此，省委决定，除了抽调赵卓云、欧初、郑少康、何文等同志
全力以赴抓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以外，省人委办公厅的文化大革命要暂时停止一
段时间，除挑选若干人留下来管日常的行政秘书工作外，其余的力量都应集中来搞
好接待工作（当然两方面的工作有时还要结合起来搞）。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１１月１４日，据省委办公厅的估计，“现在广州市外
来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已经达４０万人，其中外省市来的约占２０万人……本省各
市、县来广州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也达２０万人。目前正在路上和即将步行来广州
的还约有二三十万人。”这是令人悚然的数字。省委办公厅频频告急：

    广州现已来的４０万革命同学，本地、外来各约一半，每天增加３万至５万人
，走只１万。人数急速增加，很快就可达六七十万，准备达到１００万。广州市等
于成年人增加一倍。交通是最大的困难，火车每天只能走五六千人，最多一万人，
而且很不正常。北京积存２００多万人，要输送出来，把火车控制起来，在毛泽东
接见红卫兵的当天又停止贻ｄ去，否则会冲击会议，所以很不正常。交通带来一系
列困难，人越积越多，走不了，没钱，没粮，没衣穿；有的住２０多天一个多月，
非常着急。天天冲火车站，使旅客无法乘车。吃、住、市内交通都有很多困难。疾
病——急性脑膜炎、副霍乱流行，１１月１３日已经昏倒七八人。外地蚌埠死１２
人，北京也挤伤几十人……

    文革办公室、接待委员会的工作，极感困难，每天来访二三千人，大楼随时挤
着几百人、上千人，并且住着一二百人。“困难！困难！困难！”到处都听见人们
在喊着这个词。省委办公厅提出了４点建议：

    一、做好宣传工作，说明情况，使大家明白交通的困难，同时说明生活安排，
使之耐心等待。按秩序持票乘车，要不断召开代表会，出通报。

    二、做好生活安排，吃饭，住宿（衣被），学习（组织老红军介绍，一起学老
三篇，回忆对比），医疗，交通，安排参观，看看电影。吃饭用具、粮食、菜蔬、
喝开水，都立即采取措施。每个人都当服务员、炊食员（调５％工人）。

    三、交通问题，铁路尽量多安排车辆，分票办法要急需改进，市内公共汽车，
汽车、船支（只）输送到汕头、湛江。

    四、提倡徒步行军，各县都已建立三四百个服务站，要加强领导，政治挂帅，
两条腿走路，靠腿走是主要的。

    据省委接待组反映，由于交通紧张，许多南下串连学生和本省北上串连学生都
运送不出去，积压在广州的时间太长，有的竟达１０多２０天，所带钱粮已尽，御
寒衣服又缺乏，他们心情焦急，无心在广州串连和参观了。因此每天前来接待站要
求解决车票的人数激增，有的到接待站来大吵大闹，说为什么广东省委不让他们出
去（或回去）？有的哭着求情，要求写证明优先领车票。有的扬言要向广东省委提
出强烈抗议。

    他们对分配车票的办法，非常不满。有些住地住了几百人，一天才分配到几张
车票，像华南农学院住了两千多外地学生，但每天只有５０多张车票，即使只出不
进，也要４０多天才能全部走光；暨大全校学生只有２５００人，但学校却开出３
７００多张外出串连证明；有些学生十几个人集体来，现在却要分散走。他们质问
为什么每天能把上万名学生运进广州，却只能运少量人出去？他们因为广州积压学
生太多，希望省委向中央建议，广州暂停开放几天，以便把积压的学生运走。

    根据接待组的记录，１１月２日这天，有５２５批群众来访，人数达２２１４
人。主要因为当前交通紧张，加上１１月３日毛泽东第６次接见红卫兵，开往北京
的火车，又停开了５天，造成省内的学生出不去，外省的学生也走不了，大部份来
访者都是要求解决车票和生活困难的。１１月１２日，在３３９批来访者，有２０
８批是要求解决车票的。１３日有３６０批共１５３３名来访者，其中外省来的有
２１９批共７３３人，也几乎全是要求解决车票的。一名南下学生写信给赵紫阳说
，他们于１０月２８日到达广州，至今未得到火车票，不能外出串连，他气急败坏
地恫吓，要组织暴动，与省委和接待站拼。

    悲剧终于发生了。１１月１４日晚１２时，开往北京的火车进站还未停定，站
台上的学生便蜂拥而上，争先恐后，互相推挤，结果武汉市四十五中４名学生被挤
下路基，摔到车底去了。其中一人重伤，左腿上骨粉碎，生命垂危。其他３人也不
同程度地受伤。

    １１月１５日，悲剧再度重演。海南劳动大学的一名学生，被火车压伤，不得
不锯掉右腿。１１月１６日，当火车进入广州站时，一万多学生疯狂扑上去爬车，
结果又有一名女学生被推至路轨被火车辗死。混乱还在持续，到晚上再有３人受伤
。

    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至１２月中旬，滞留在广州的外地学生，总算大部份送
走了。但也有不少人自愿留下，并建立起各色各样的联络站，在以后广州地区的文
革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役，凡是亲任其事的人，对那些不眠
不休的日日夜夜，毕生难忘。１２月２３日的《南方日报》报导，在过去几个月的
大串连高潮中，广州市共接待了１６０万从各地来广州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至１
２月１日止，广州市接待红卫兵开支１０８０万元，仍感不足，又向省人委要求借
款１０００万元。

    当大串连告一段落时，整个广州地区的形势，确实完全不同了。省委已经成为
斗争的焦点。赵紫阳在１２月对省委成员们说：“怕也怕不过去，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怕也不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用不着怕。极而言之，无非是罢
官。”他们对前景已经不抱任何乐观了。雷霆即将降临他们头上。

    作为洪峰的尾声，１２月２４日，省委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通知，听起来就像
一个人在喧闹的场合大声说话时，四周突然安静下来，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既响亮
又突出，而且刚好正说着一句蠢话。

    中共广东省委对１９６５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作出如下决定：

    一、放假闹革命，工资照发。回母校往返旅费一律由实习单位报销。
    二、进行革命大串联，串联的范围由自己选择。
    三、春暖以后自由组合去北京见毛主席。
    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与学生一样，政治待遇与学生相同。
    五、愿回母校参加斗、批、改的，由本单位办理手续。

    仅仅相隔１７天，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省委又匆匆发了一个劝大家不要外
出串连的通知：

    鉴于目前我省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新的高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粉
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力量不宜分散。因此，各单位
革命群众以不外出为好，去年底今年初，省委和一部份省直单位的领导，为了照顾
这一部份革命群众的要求，曾批准一部份人上京，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省委突然改辕易辙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因为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
作为广东省委在中央最大的靠山——陶铸，在北京突然倒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