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炎《邱会作回忆录》读后感

bluesky

也谈回忆录的整理编辑工作－－《邱会作回忆录》读后感

汪子炎

　　２０１１年初《邱会作回忆录》和《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两书相继问世，这是继《吴法宪回忆录》之后中共原被打倒的领导人出版的最有史料价值的回忆作品，它使人们有机会一窥中共党史和文革之内幕。在下在欣喜拜读之余，也发现网上就该书某些史料的差异有些争论。《记忆》去年第７７期曾刊登了余汝信和程光的讨论，在下受益匪浅。今年《记忆》第８１期又刊发了余汝信的《回答程光》一文，在下读后感到有关回忆录的整理和编辑工作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史学界同仁们认真思考。在下不揣冒昧，特作此文，抛砖引玉，一得之见，就教于各位方家。

　　针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其他整理者能否增加非作者本人所写的内容？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余汝信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不违背回忆录作者的原意及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任何回忆录的整理者都有权进行类似的整理工作，更不用说这样做的是作者的亲人了”。余先生的这一论点实在不能令人苟同。参与帮助整理“回忆录”的人难道被天然地赋予了“权力”，可以任意添加回忆录中的内容！？余先生这个观点无论加上什么样的修饰性前提，说白了就是在他人不知晓的情况下把一些内容假装成回忆者的原始回忆添加进回忆录中。此论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只要是回忆者亲身参与过的活动或在回忆中有片言只语的记载，其整理者（包括该人的亲属）就有权将相关的文献、档案记录等塞进回忆录中去，用以“充实、完善”回忆录的内容。其实，这正是国内已出版的老干部们的回忆录的一大特色。读者会问，这还是回忆录吗？还不如干脆写成官方的正史，还不如把原始文献统统拿来填补进去，这样岂不更好？回忆录岂非更准确、更完美无缺？可惜的是，它就不是回忆录了！

　　余先生是回答程光的质疑时提出以上观点的，具体涉及的是《邱会作回忆录》（以下简称《邱回忆》）中“罗瑞卿问题”。

　　《邱回忆》中详细引用了１９６６年叶剑英一份关于“罗瑞卿问题的讲话”（《邱回忆》，页４０９－４１１），无论是国内出版的曾经参与其事的老干部回忆中，还是香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和《李作鹏回忆录》里，都没有这么详尽的内容，因此格外显眼。叶剑英的这份讲话成了《邱回忆》中的一个亮点，人们在佩服邱会作“超人”的记忆时，多少也心存疑惑。看了《记忆》第７７期才知道，这并非邱会作首次使用，而是《邱回忆》的特邀编辑蓝岭以他另一笔名余汝信于２００８年在网上公开发表过的《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一文中首先披露的，《邱回忆》只不过是照录了此文中的内容而已。问题是邱会作已于２００２年去世，不可能看到该文。余先生在《回答程光》一文中承认，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对余说：“我父亲生前说，只要找到叶帅讲话的全文，一切都说明白了。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也充实到父亲的回忆录中去了。父亲回忆录中原来就引用了叶帅的讲话，只是没有这么全面，这么有条理性，现在好了，可以完成父亲的一个心愿。”这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邱会作生前并未见到过这篇叶剑英完整的讲话，因此只能回忆出一个梗概，叶剑英的该讲话是邱路光在邱会作去世后才找到的。依照余先生的观念，他们有权将日后找到的叶剑英讲话等内容“补充、添加”进邱会作的回忆录中去，佯作邱本人的亲笔和观点。按余汝信《魔鬼在细节中》（见《记忆》第７７期）一文中的说法，我们是否可以确认《邱回忆》确属余汝信等人“作了个人理解基础上的大量加工、扩展和延伸”？　如此明显“深加工”出来的回忆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余先生在《回答程光》一文中称，他作为特邀编辑对《邱回忆》内容的取舍有很大权力，特别举了有关“罗贵波”的例子，说他发现邱会作原稿中涉及罗贵波其人部分并不真实，于是就全部裁减了下去。看来，余先生对《邱回忆》有很大的裁决权，全凭自己对史料和史实判断。然而，读者在这里要看的并非整理编辑者个人对历史的好恶取舍，而是要看回忆者本人的原著，那才是回忆者原本的叙述和看法。

　　为此，在下仔细看了余先生《回答程光》一文，发现他并没有回答程光的质问，而这些地方恰恰就是编辑整理者随意对回忆录“深加工”之处。

　　质问之一，《邱回忆》出版了三个多月就进行了重大改版，这是一个余先生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邱会作已经去世多年，不可能再修改他身后发行的回忆录。老版书的第５０９页上写，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陈伯达下手令”从造反派手中救出邱会作。而新版书中却改为“林彪写手令”。以读者的常识判断，“林彪写手令”应是真实的，否则也不会这么快就悄悄更改了。可是，这么一来反而引出更严重的问题，即《邱回忆》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编辑者怎么有权力任意修改已去世多年回忆者的回忆录呢？　这难道不是公然造假？哪怕这是出于一片好心，且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这种作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重新修改呢？邱会作的原始回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哪怕他的一些回忆有误、有错，也没有什么关系，大家都知道回忆录不是档案文献，不是历史学家写的正史，仅仅是个人的记忆，有些差错在所难免，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关键在于回忆录的编辑者无权在回忆者身后任意修改已经出版的回忆录！读者会问，《邱回忆》中还有多少类似情况被编辑者作了“深加工”而未向读者交代？

　　质问之二，《邱回忆》中“文革往事”一节中有一个邱路光受株连的故事（《邱回忆》，页５９１到５９６），从《记忆》第７７期来看，它来自一篇邱路光写的文章《深切的怀念》，余先生还曾向一些杂志和出版者推荐过，看来此事并非秘密，余先生也未否认。现在这段情节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邱会作的原稿赫然出现在《邱回忆》中，未知余先生对此作何解释？

　　质问之三，关于中央对“九一三事件”在政治局宣布的时间，余先生在程光举证邱会作本人原稿中说的“９月１５日”的情况下，在《回答程光》中还是用了大量篇幅说明他考证出来的“９月１４日”如何正确，坚持把邱会作的原始表述删除，再把自己的考证当成“作者的回忆”。这一举措令人震惊！即便余先生是再大的权威，也只能说明那是你自己的考证，决不能把邱会作原回忆稿擅自改掉，把自己的东西偷梁换柱强加给邱会作。

　　由于上述有关的争议，促使在下又仔细地看了一遍《邱回忆》，发现其中疑似“深加工”的地方还有很多，大体分为几类：

　　１、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军队建制序列等。如四野纵队以上的战斗序表（《邱回忆》，页１９８－１９９），这成了《邱回忆》一个特点。邱会作写回忆时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对往事的记忆的不会丝毫不差，不可能如原始档案般丝毫不错地复述这些内容。这里显然是编辑整理者根据现在已出版的军史资料集整段地抄录下来的。

　　２、大量引用重要人物的长篇讲话，比如林彪在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邱回忆》，页２５４－２５５），林彪在军委编制会议上的讲话（《邱回忆》，页２６８－２７０），１９６６年６月刘少奇的讲话（《邱回忆》，页４３４－４３８），１９６７年３月周恩来在总后的讲话（《邱回忆》，页５１３－５１７），１９６９年毛泽东在九大上的讲话（《邱回忆》，页６２７－６３３，页６５４－６５５），１９７１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邱回忆》，页６９２－６９４）等等，此类情况书内甚多，随手可得。这简直就是将文献汇编照搬进邱会作回忆录，既没必要，也显得十分累赘。另外，还有一些不伦不类的内容，如“小引”（《邱回忆》，页３８７－３９２）、附录，如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军委八条命令》、《军委十条命令》等。更有甚者，编辑者还将邱会作１９６９年１２月的一份《加强后勤工作的战斗化》长篇报告收入回忆录中（《回忆录》，页６６０－６７４）。《邱回忆》不是中央文件汇编，更不是文革史资料汇集，邱会作也没有必要在回忆中穿插进这么多画蛇添足的内容。这里，回忆录编辑者深加工的痕迹至为明显。

　　　３、一些在邱会作去世后发生事，却在《邱回忆》中从邱的嘴里说了出来。大约是在２００８年前后，坊间有个传闻，说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说过中央专案组对林彪案主要成员涉入程度判定的话，即黄吴李邱没有参与谋害毛主席的证据。此时邱会作已去世几年，他不可能知道这些内容，但在《邱回忆》中邱却说出了这个话：“中央专案组第一线的总负责人是纪登奎，经过严格的反复审查，纪登奎代表中央专案组向政治局报告说：经审查，黄吴李邱没有两谋问题。”（《邱回忆》，页８３９）。当时邱会作还在羁押之中，不可能知道办案的纪登奎对政治局报告的内容，他自己也不可能做出那样的推断。因时间、地点和回忆者处境所限，一些邱会作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出现在《邱回忆》中，类似之处还有一些，读者只要细心便可找出，不再逐一列举。

　　４、一些是邱会作不在场事，却被他身临其境般地“回忆”了出来。１９７０年９月４日在庐山上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邱会作没有参加，用他自己的回忆来说，那是常委和各大组组长才能参加的会。但《邱回忆》却有如下描述：会上主席说不要搞得太紧，会议再延长两天，然后对到会的陈伯达说：“闭幕式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如果参加，别人会把你从主席台上撵下来。”主席说完话，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动，这时总理走过去，给陈伯达咬了咬耳朵，陈伯达站起来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了。陈走了以后，主席又接着说：“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这里向中央揭发陈伯达，陈伯达是个托派、叛徒”……主席还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叶帅突然发言。他说：“我看陈伯达的事不能这样就完了！”毛主席听进了叶帅的话，遂决定对陈伯达审查，并由叶帅具体负责。（《邱回忆》，页７２１－７２２）邱会作并不在现场，可他对会议情况，包括现场人的表情动态细节都说出来了，好像是列席者一样。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邱会作本人亲笔写的回忆吗？

　　５、《邱回忆》中有很多关键内容是自相矛盾的。比如：邱会作对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回忆很多，可谓对文革深恶痛绝，声称坚决与江青一伙斗争。但是后来却在回忆录中多次肯定文革“继续革命”性质，称“我感到毛主席是认认真真在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邓小平他们把毛主席在文革中说得一无是处，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是处”（《邱回忆》，页６３２），他突然又变成了江青一伙观点的支持者了。如此前后矛盾，不可思议。又如，邱会作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很多历史人物回忆详实客观，并歌颂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是唯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邓小平充满了仇视，多次声讨，甚至放出不少狠话，如“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后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邱回忆》，页９０９）。邱会作如此看待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历程，那么他对其他领袖以及中国革命历史的回忆能让人感到是客观的吗？作为一部长篇的回忆录，细微之处有时产生一些矛盾瑕疵，在所难免。但是，在重大史实和政治观点上邱会作却如此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令人匪夷所思。《邱回忆》的前半部分展现出来的邱会作给人豁达、客观、开朗的印象，而后半部分特别是涉及文革的内容，邱会作却给人狭隘、偏激、阴晦的印象，前后对比判若二人。如果前半部分是邱会作的真实叙述，那么后半部分的一些内容就有他人代笔之嫌了，反之亦然。

　　以上这些让人看到，《邱回忆》被整理编辑者加入了不少内容，其所涉及的篇幅占了回忆录相当的比例。那么读者怎样辨别此类“深加工”之处呢？余先生在《回答程光》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即可以用自己的“感觉去判断”。余先生称２００５年看到程光给他的邱会作回忆录前几章的稿子。说他“第一感觉是，他修改的痕迹太重，与我后来看到的邱会作回忆录文稿相比，他几乎是在重写。他将邱会作的东西基本上都磨平了，令我兴味索然。”

　　可是，邱会作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０日给程光的信中（见《记忆》第７７期），对程光协助他整理的关于文革前的稿子是满意的，邱会作在信中如是说：“我认为基本上成功：文字比较清楚，内容比较充实。我将对这个稿子提出修改意见（批准），由你再整理，我再修改。”国内老干部的回忆大多由“写作组”集体操刀，邱会作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他只能自己动手写，然后由子女协助整理，这很正常。对邱会作自己已经同意和认可的稿子，余先生在这里说它不像，并在其文章的论述中给予全盘否定。如此一来，究竟是邱会作可以认可自己的稿子，还是余汝信可以认可邱会作的稿子？看来，余先生自认为有着比邱会作本人对其回忆作品更大的判定权。这个强行代人定性的方法，只有在不正常的年代中的专案组对受审人用过，在学术上则属罕见，而它正是文革史研究者要反对的政治专制的丑陋。

　　余先生在《回答程光》中自白，他作为《邱回忆》的特邀编辑，参与它的整理、修改，定稿，有着很大的权力。如果他认为不像或者不是邱会作的作品，已经令他不屑一顾“兴味索然”了，他完全有权改掉，似乎他对邱会作的语言和习惯了如指掌、与邱会作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但是余先生自称，他和邱家的子女２００７年才认识，那时邱会作已经去世五年了。余从来没有见过邱会作，也没有任何接触，他掌握的邱的说话语气不知从何而来？他又是怎么判定作品不是邱会作所言。于是余先生提出了他判断的方法：“《对话》中一些邱老的话，并不象一位少年时代即参加红军，在枪林弹雨中成长的老一辈革命者的用语，这一点，希望能引起特别注意！因为有些政治术语等，老一辈的人别说口头上不会讲，写文章也不会用。”从以往余先生发表的文章中看，他和老红军、老干部直接接触的情景并不多，也就是看过一些稿子，可是他却表现了对“在枪林弹雨中成长的老一辈革命者的用语”的熟悉。任何一个人的语言都其有个人的特点，也有时代的特征，编辑者作整理时必须要注意。这一点余先生说的没有错，但判别它的毕竟不是你的推测，而是实证。笔者就以余先生钟爱的“枪林弹雨”这个词为线索，随便翻阅，居然马上就找到了多处，这里列举几个：

　　１、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中期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黄向毛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邱回忆》，页７１８页）。

　　２、庐山会议后，黄永胜说：“对即将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议，不需要有什么准备。先不理睬，必要时就反击。好来好之，坏来坏之，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和主席也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呀。”（《邱回忆》，页７３１）

　　３、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的９月１７日在西山开战备会前，邱会作回忆他和黄永胜的友谊说：我们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黄是威风凛凛，有大将风范；有长者胸怀，一副热心肠，对人特别好。黄会打仗，判断准确，能下决心，总是打胜仗。（《邱回忆》，页８０３）

　　４、在谈到“毛主席为什么南巡”时邱会作写道：林彪是同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很大，没有什么“污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邱回忆》，页７８２）

　　老红军们的回忆、谈话已经面世者很多，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用“枪林弹雨”评价自己，那只是后人对革命前辈的歌颂，而不是老红军们的自夸。可是现在，这个明显不是“老一辈革命者的用语”的用词，频频从黄永胜和邱会作的嘴里说出来。对这四个例子逐一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他们说出那样的话根本不可能。

　　第一句话，那是引号引用的黄永胜当面对毛泽东说的“原话”。这不该是邱会作回忆中应有的，而是在黄永胜回忆作品才可能出现。再说，黄永胜面对着毛泽东，会夸耀自己几十年来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现有的领袖与他人谈话记录、已出版老同志的回忆录太多了，但没有一个老红军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对自己这么评价，没有一个敢用这样的“语气”对毛说话。这里明显是杜撰的。

　　第二句话，是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的人说：“我们和主席也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呀。”这不像是他们在一起议论，因为包括黄永胜在内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和毛泽东有过“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经历。黄永胜上井冈山时是战士、班长，毛泽东是起义军领导，他们不是面对残酷战斗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一起作战的那种关系。邱会作回忆说他１９３５年初到１９４０年初，在毛泽东身边的机关里工作过，也不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关系，而吴法宪、李作鹏在在回忆中都没有说过和毛泽东有“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关系。也许，老红军对青少年讲革命传统可以说是“枪林弹雨”，但绝不可能把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并列、说成是一起“出生入死”，如果他们连这点水平都没有，就不可能在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了。

　　第三句话，是从邱会作的嘴说出的，“我们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但更像文革中背颂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至于邱会作说自己曾和黄永胜“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也是无限夸大。黄永胜和邱会作在解放战争中共过事，先后两次不过两年，这在解放军建制中不难查到。如果硬借着邱会作的嘴说出这个话，实在太离谱。

　　更何况，《邱回忆》中说黄、邱二人的这次谈话是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之后，谈话时间不长，他们有些大事还来不及说，哪能对什么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南军区的往事海阔天空地闲聊？《邱回忆》中描述那些天邱会作心乱如麻，想不通也说不清，而黄永胜情绪悲观，不知道“病在哪里”……如此这般岂非自相矛盾？

　　第四句是，邱会作描述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说“林彪是同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林彪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突出接班人林彪的新提法。而同一个战壕里成长是说真正在战场上并肩实战。林彪在战壕里作战或指挥连队作战时，和毛泽东不认识，他们相见时，林彪已是营长了。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战壕里打过仗。从《邱回忆》中可以看出，邱会作很了解他的老首长林彪的经历，他决不可能会说出这样无厘头的话。

　　在这一段中，笔者还注意到了：从邱会作的嘴里说出了，“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神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破除毛泽东个人迷信时的新鲜词，邱会作说让毛泽东走下神坛，根本不可能。邱会作在回忆中多次表示，他忠于毛泽东，至死不反毛。毛泽东在邱会作的心目中地位是极高的，他不会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是在虚无的“神台”上被营造出来的。

　　对于类似“神台”这样明显是九零后的语言，《邱回忆》中屡见不鲜，如在１９７１年全国计划会上，邱会作转述了黄永胜的发言：“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牌子了。现在，我要问的倒是：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真扛得住。”（《邱回忆》，页７５０）

　　“扛得往”是九十年代后期青年人的口头语，作为文革时中央重要会议上的发言，黄永胜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更何况，黄永胜在那次会上只有一个正式发言，没有当众反驳上海帮。既有文档，也有录音可以证实，而中央组织“批林”时却没有公布黄的这个“罪行”。从吴法宪、李作鹏、徐景贤等多个那天开会的当事人回忆中找不出来黄说过那样的话。《邱回忆》说，黄永胜在毛泽东“军委办事组不批陈”的严厉批评下，紧张的很，正为此发言作检讨。在当时环境下，黄永胜不敢也不可能当众在这个会上说出这个会令毛泽东不满的话去冲撞他、刺激他。

　　“上了自己的神台”和“扛得住”，这些九十年代以后才有的用语，出现在了文革中的中央领导人此时的口中，是真是假，对于善长于用“语气”判断的余先生来说，并非难事，不知为何却视而不见。

　　上述四例，跨过了《回忆录》从庐山会议开始到“九一三事件”前数几万字篇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地发现，这里并非全是邱会作原著。更何况，这里有许多重大的史实差错，也是回忆者不可能犯的错误描述。这些足以让善于捕捉“魔鬼的细节”和辨别真伪的余先生把它们否定，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了这些问题，就可以“一票否决”！

　　然而，在下对余先生这个观点不能苟同，如果这“一票否决”中的一票是人，那他未免过于自负了，如果是某个回忆的某个错误，那余先生编辑整理的《邱回忆》早不知要被否决多少次了。

　　在下认为，不可以这样对待《邱回忆》，尽管它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还是关键的地方，篇幅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因为《邱回忆》有很多精华，有些很珍贵，有着其他回忆和文献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受整理条件的局限，有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它们，而是要全面地看待它展现出来的史实，认真地研究它，合理地借鉴和使用它。但是，有一条我们必须作到，就是一定要识别编辑和整理者人为“深加工”进去的内容，或者是擅自增减“更正”处理的内容，恢复原来的面貌。凡属回忆录，只要是回忆者自己写的文字，就得尊重，哪怕可能是误记的，除了错字病句可以做技术性整理，他人没有权力添加或私自修改回忆者的文稿。作为负责任有职业道德的编辑不能这么作，更不用说回忆者的家属了，因为在这里回忆者不仅是他们亲人，而是国家和军队的原领导者，更是了一个公众人物，他的回忆录是社会大众的精神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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